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化自觉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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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机在完成截割落煤、装煤和运煤一个循环，进行下一个自动截割之前要进行自动纠偏操作，使掘进机沿巷道中心线前进。掘进机前行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主要通过方向和位置进行判别。判断掘进机方向的元件是三维电子罗盘仪，通过检测掘进机行进方向与地磁正北方向的夹角，即可确定掘进机中性线与巷道设计中心线角度偏差，再利用激光指示仪指向，可控制掘进机沿设计目标前进。判断掘进机中性线与巷道设计中性线位置偏离的执行元件是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左面设置2个，右面设置3个。利用超声波回声测距以及精确测量时差就能够测出传感器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再通过二轴倾角传感器检测机身与水平面之间的俯仰角以及机身侧倾角控制掘进机沿有利位置前进。利用行走马达、比例电磁阀及PLVC控制单元可调整掘进机行进方向和位置。
3.掘进机煤岩识别技术
煤层和岩石硬度上的差别反映在掘进机截割负荷的差异，具体到截割作业，截割煤层与截割岩层时截割电机的电流、旋转油缸压力、升降油缸压力以致速度等参数都会发生改变，依据同一巷道截割不同层面下煤与岩石的参数值，就可以对煤、岩界面进行判别。截割过程中底板、顶板和两帮可依据这个原则进行识别。例如沿底板截割时，如果截割轨迹在底板以上范围遇到的岩石可判断为夹矸，这种情况下可通过控制电磁比例阀降低进给速度继续截割；而在底板以下范围遇到岩石可判断为底板，可不断抬高截割头进行水平截割尝试，直至发现煤层。
4.掘进机监控技术
掘进作业过程中，通过对施工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可及时而准确掌握工作面信息（如孔隙水压力、掘进速度等），再经过计算机模拟，为工作人员作出合理决策创造条件。自动监测一般依靠上位机采集可编程控制器数据，再由组态软件实现监测，其功能包括参数显示、数据存储与处理、屏幕显示等。上位机采用PC机，下位机采用现场从站和PLC控制系统。再利用相关软件实现人机交互、地表沉降量预测等功能。
5.掘锚一体化技术
传统临时支护施工采用“一掘一支”即掘进与支护分开进行的方法，严重影响综掘效率，而且工人劳动强度大，操作安全系数低。掘锚一体化技术就是在掘进机上配套锚护装置，不退机完成顶帮锚杆（锚索）支护。该装置由顶架、升降油缸、伸缩油缸、分流集油阀、换向阀及管路等组成，利用掘进机自身的液压系统，通过液压阀切换到支护油路完成支护操作。支护完成后，再通过液压阀切换到掘进作业油路。支护操作不干扰掘进作业，切换简捷可靠。
6.运输自动化技术
一般在掘进工作面工作室对输送机进行集中控制，由控制器对掘进机状态、带式输送机电机开关、除尘风机开关等信号进行联锁控制，利用多功能终端采集输送机机尾跑偏、堆煤、电机电流、温度、速度等数据，根据设定的控制模式，出现故障时控制器自动作出包括急停、扩音电话通知等控制功能，实现运输自动自动化。
7.通风监控系统
掘进工作面通风安全是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在地面就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各工作面的通风状况，并进行实时监控，需要应用自动化控制技术。控制模式有多种，现举一例说明。监控系统分为地面集控中心、智能通风控制子站、终端设备三个层级。地面集控中心作为控制系统的核心，主要负责各工作面通风设备相关监测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并实时显示工作面瓦斯浓度分布信息以及通风风量、风速信息。智能通风控制子站由光纤交换机、隔爆光端机、PLC控制器等组成，可以进行数据采集、通信和对通风机进行控制。终端设备用来采集工作面温度、风量、风速、瓦斯浓度以及通风机电压、电流等信息，并根据智能通风控制子站的指令控制通风机开度或电机转速等。
8.自动探水、排水技术
透水事故是重大恶性事故，危害十分严重。在巷道掘进到断层、裂隙、溶洞时可能发生突然大量涌水现象，所以掘前要对可能突水地段进行探测。探测之后，可以掘进一定距离，然后再进行探测和掘进。这个过程对生产效率影响较大，若能自动测距、自动启停作业，对提高掘进效率和作业安全性是有帮助的。在掘进机上安装激光追踪仪，距掘进机一定距离的支架上安装3D传感器，再在控制柜内设置PLC控制系统。根据设定的探水距离和掘进距离，每掘进到设定距离掘进机自动停止作业，探水并重启掘进程序后才能继续下一轮作业。这个技术可能算不上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技术。下面这个例子可实现无人值守自动排水，其原理是设计由隔爆型液位控制器、电极、低压防爆开关和水泵组成的排水系统。电极用于探测液位，并始终没于水中。当水位达到液位上限后，液位控制器动作，延时后自动启动水泵抽水。同时设置各种保护动作和紧急情况下手动操作功能，防止排干水后电机继续运转而损坏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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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海文化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个没有自己独特的航海文化的民族或许可以在海上称雄于一时，但绝对难以称雄于一世。只有我们社会各界人士携起手来，在全社会营造出浓厚的航海文化氛围，创造出新时期的中华民族航海文化，才能够成功实现航运大国向航运强国的转型，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航海文化的凝聚力
航海文化丰富多彩，无处不在，从古老的帆船到远洋轮船，从航海博物馆到各国航海日的设立，它体现在有形的航海器物中，融合在航海人的行动中，渗透于各国的航海战略中，融化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发展当代航海先进文化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航海强国的重要思想基础。
1.3
航海文化的影响力
临海国家发展历史表明，航海兴，则国家兴；航海弱，则国家弱。弘扬航海文化是建设航海强国的题中要义。航海事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航海文化的建设是建设航海强国的必要条件，是和谐发展的保证，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实现。
2.文化自觉对提升航海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航海文化随着航海活动的发展而发展，但也需要有意识的建设过程。客观来说，由于航海文化根植于航海活动中，所以，无论建设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有了航海活动就有了航海文化。只是，在有意识地开展航海文化建设之前，航海文化是处于一种自发形成的状态，既包括优秀的、需要继续发扬的文化因子，也包括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需要扬弃的文化因子。而我们所说的航海文化建设，指的是建设优秀的航海文化，是在挖掘、总结原有航海文化的基础上，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吸收行业内外、国内外先进的价值理念，从而建设成为先进的航海文化，为航海事业的发展提供文化动力。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过程。
2.1
航海文化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
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航海文化彰显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航海文化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
文化有其自身的特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纵观历史上世界各国强弱的更替，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条规律为史学界所普遍认同，那就是强于世界者必胜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败于海洋。我们讲文化自觉，不仅要有满腔的热情，而且要有理性的认识，有对航海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否则，就会导致行动上的随意性、盲目性。
2.3
航海文化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
责任源于自觉，行动体现自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现在，有人提出“文化边界”、“文化版图”、“文化”等问题，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来研究，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弘扬航海文化，实施航海强国战略就是个显例。
3.强化文化自觉及提升航海文化软实力的思索
3.1
把航海文化的创新意识和主张变成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可有效提升航海文化的软实力。注重软件与硬件相结合
随着航海业的高度发展，航海文化日臻成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先进文化。把航海文化分为精神和物质两大层面，前者称“软件”，后者称“硬件”。精神文化的属性本身也含有“软”’和“硬”两个方面：把人生哲学、价值理念、经营理念等划为文化“软件”，而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归为文化“硬件”。显然，文化“软件”制约、决定着“硬件”，而“硬件”是精神文化的体现和反映。航海文化的建设首先要注重软件与硬件相结合。注重承优与创新相结合
中国是一个古航海国家，航海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我们既要继承优秀的航海精神、航海传统，又要在新时期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这是航海文化建设的使命与任务。航海文化建设是一个文化继承和不断创新的过程，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辩证的扬弃。注重个性与共性相结合
建设富有时代特征的当代航海文化必须注重个性与共性的相互协调、互相和谐，不搞一味张扬个性而摒弃传统习俗的纯个性化航海文化，也不搞循规蹈矩而缺乏鲜明个性特征的纯形式化航海文化，而是要在个性与共性的不同界面上寻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这是航海文化内在构成的必然要求。 注重稳定与灵活相结含
航海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系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航海文化形成的内外部环境，注重学习借鉴优秀的航海文化成果，从实际出发，深入调研，务求实效，切忌只追求航海文化的表层现象、不重视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稳妥并不排斥生动活泼、灵活新颖的文化构建形式，倡导用灵活多变、融会贯通的方式方法扎扎实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海文化体系。如“航海日”活动打造强势航海文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独特的职业魅力，不但使业内人士凝聚更强的归属感、责任感，更要不断增强全社会对航海事业的亲切感、认同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 航海日”，喜爱“航海日”，认同航海事业，支持航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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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问题不仅需要通过阐明其主要内涵及其内在规律，而且需要研究和确立其自己的方法论。因为人们对一种理论的创立和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对其进行解释和阐述，而是为了掌握理论的内在规律，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出相关可行途径加以改变人们的现有生存状况。
一、何谓文化自觉及其方法论
先生于1997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概念理解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同时，费先生进一步指出：“我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2］可见，正确理解这一概念，要立足中国，放眼全球，要清楚“文化自觉”实质上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3］此外，对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还要清楚费先生提这一问题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而用以解决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方法。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与异域文化接触时，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4］
对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有了清晰理解后，我们来对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做进一步的了解。一般而言，方法是指人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采取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基本手段和方式。而方法论则是指关于方法研究的专门理论，它“属于哲学的范畴，它对主体活动的方法的研究，更多地具有的是哲学的倾向，如侧重于对方法的观点的理论探讨，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及其应用原理等的理论探讨”，“探求的是方法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方法的理性操作”［5］。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把文化自觉的方法论的内涵作如下界定：是指对文化自觉的研究方式和实现方式以及具体规律和手段的理论探讨，旨在探究文化自觉内在规律基础上掌握和应用文化自觉的相关方法实现文化价值。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先需要实现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的实现很重要的是要对其方法论做一科学的把握和运用。对文化自觉这一问题的研究理应与文化自觉方法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因为“一种理论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才能完备起来；一种理论只有具备转化为方法论的内在能力，才能获得自我实现。”［6］125
二、准确把握文化自觉的相关方法论
实现文化自觉需要借助科学的途径和手段，而掌握科学的途径和手段的前提需对文化自觉的内在规律做一清晰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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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机械复制技术和数字虚拟模拟技术引领下进入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明确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质：其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1]这里的图像具有世界观的意义，意味着人类理解世界的程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以图像化的方式理解存在，存在者也只有转化的表象才存在着；其二，这一转变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机械技术，这是海德格尔认定的五个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两个。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和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海德格尔的认定不仅被验证并且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和公共文化领域的“图像转向”。[2] 人类体验上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度压缩，体验模式由文字转向视觉与图像。人们只需要操纵手中的控制面板和鼠标，电子与数字技术、模拟影像艺术借助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够将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类文化内容与社会信息呈现到我们眼前。视听媒介成为公众接受、感知和理解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的主要通道。我们进入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与数字模拟技术等高科技基础上的视觉文化时代。整个社会存在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视觉景观方式表达出来。“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转化为一个表象。” [3]世界由现代进入后现代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由图像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视觉时代。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后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4]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则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认同等各种公共职能越来越融合为一体，以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后工业社会最为鲜明的社会特色之一。各种文化艺术资源既在其自身原有的领域不断演变革新，也越来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各国表达自我民族存在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国文化艺术资源日益演变为一种万能符号，它们不仅仅在精神领域发挥其作用，也日益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符号正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软实力的象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成为国家间实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因此，挖掘具有地方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将之转化为经济载体、发展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点正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任务之一。这样就为视觉文化时代形势下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这一社会情境下利用和发展已有的文化艺术资源，使其更有效地发挥更深广的作用，而不只是停留在民族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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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9-0028-01
随着社会的进步，塑造出一个个性化城市形象已成为当今城市优化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形象是指旅游者以及社会公众对旅游业的整体感知。城市应打造独特的标识和图形符号使其该地区旅游形象被迅速地识别并在游客心中达到深刻记忆。因此城市的视觉形象设计变得尤为重要。
一、对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的诠释。
视觉形象设计是可视内容转化为静态的视觉识别符号，它的形式丰富多样，可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进行最直接的传播，它可强化信息传递、统一品牌标识、塑造视觉形象、是经营品牌的有力工具，使品牌宣传更具事半功倍的效应[1]。实质上，旅游文化资源的视觉形象设计就是对旅游地的再包装。通过对旅游形象的再包装，使游客在前往游览景区前对它有初步的了解和美好的愿望，并在旅游过程中，能够快速地吸纳目的地各种信息，最终形成对旅游目的地的总体观感和印象。
二、旅游目的地是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设计的集合。
旅游者对旅游地形象的感知不仅仅停留在旅游地所呈现出旅游资源景观形象和公共设施。更多的是硬环境与一些富有创意的旅游地形象的文字、图像、景观规划等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的结合所带给人们最终的整体形象。因此，我们说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资源依赖于视觉形象设计，反之，视觉形象设计依托在旅游目的地之上，需要赖以生存环境作为依托。因此，视觉形象设计容纳了部分旅游文化形象，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浓缩、提炼和再设计。
旅游中介者是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设计的传递。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强大，旅游者可以在第三方虚拟平台直接与旅游地进行“对话”，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到有关旅游景点等旅游信息，这种对接有助于旅游地快速地构建旅游形象，旅游者不一定对旅游地的形象宣传完全信任。这就需要朋友家人、媒体、导游等其他中介者做支撑。在这过程中，旅游中介者可能随着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实际接触的增加而不断增多。所以，旅游中介者对于旅游地形象感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性。
旅游者是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设计的感知。事实上，无论是视觉形象，还是旅游中介者所传达的旅游地形象的好与坏都会对旅游者的决策产生影响，但它们还是无法传达完整、真实的旅游地信息，旅游地软硬环境的呈现，最终体验者是旅游者本身，旅游者才是旅游文化资源的真正体验者，只有当旅游者置身到旅游景区亲身体验景观、服务、设施、视觉形象时，才能与旅游地产生共鸣。由此可见，旅游者对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所产生的视觉、听感、感觉等感知，这是视觉形象设计的最终目标。
三、辽宁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设计的现状。
随着旅游产业的不断升温，辽宁旅游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辽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然风光奇特秀丽，景观众多、名胜古迹遍布辽东半岛与辽西走廊。其城市视觉形象设计对辽宁旅游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发扬以及对经济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辽宁视觉形象在旅游文化资源发展的新趋势。
视觉旅游形象是对城市旅游理念的具体化、可视化的传达方式。辽宁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具象的景观环境加以形象化、视觉化，以标语、口号、图案、景观标识或标志性雕塑等浅显易懂的形式表现出来，引导旅游者在实地感知旅游形象与活动功能，方便、快捷、明确地完成旅游活动，消除旅游者进入陌生环境时由于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心理，帮助解释旅游地感知环境，从而实现旅游地形象所要求的清晰、易懂的特征，使旅游者或目标市场人群对其产生良好的印象。辽宁旅游形象视觉设计的内容很多，源于辽宁省旅游资源丰富。辽宁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民俗风尚等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这些文化特征历经岁月的洗礼和沉淀，闪耀出各自独特的光彩。旅游文化资源视觉形象设计方面应将民族独特性设为突出和重点表现对象，在任何时候民族传统文化都是设计的创作之“魂”。以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使古老的文明焕发出新的光彩，才能设计出既具世界性又有民族感的作品。应将辽宁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及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引导旅游业走向世界的基石。
旅游地通过完善视觉形象元素，一方面能帮助游客便捷地完成旅游活动，另一方面又可通过理念一致的设计，使众多分散的视觉因素形成统一形象特征，更清晰地表现旅游地形象。它浓缩了景观文化、传播了景观理念、沟通游客情感，总之，视觉形象设计在辽宁旅游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重发展视觉形象设计将推动辽宁旅游业不断繁荣，才能使辽宁省旅游业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道路，以独特的设计风格引领辽宁旅游，再以旅游带动设计更加完善地服务于辽宁省的全面发展。
篇8
文化自觉理论最开始是由先生在社会学上面提出的一种文化的最终形式，其中最经典的表述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上关于美的界定是一种大家同在一起都能够享受美的一种生活的态度。笔者认为：先生的这个关于社会学中处理社会关系的理论，同样适合在舞蹈创作过程中，作为舞蹈的编导应该认真考虑的一项内容。从先生的概述中我们可以想到，舞蹈艺术作为一种对于美的追求，舞蹈的编剧往往想把自己内心中所想象出来的最美的艺术展现给观众，让观众能够通过视觉来感受美的存在，在这里作为舞蹈的创作者是在不断的提供美的艺术成分，作为舞蹈表演者来说，就是美人之美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让观众在欣赏舞蹈艺术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表演者美的存在。先生对于社会中的文化自觉理论中提到的最高的一种形式就是：美美与共，这种美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主要是舞蹈的创作者、舞蹈的表演者、舞蹈的欣赏者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美，这就达到了舞蹈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这里对于天下大同来说，可以延伸出对于三者之间相互欣赏、相互认同的一种外在表现。当然舞蹈艺术的创作并不是单纯的美的艺术的展示，更多的是为了能够传播一种文化、传播一种价值、传播一种社会的认同，让人们在欣赏舞蹈艺术的过程中，能够从舞蹈艺术中感受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舞蹈作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的载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只有将舞蹈艺术创作充分的融会贯通对于文化理念的表达，才能够实现舞蹈艺术的创作提升，才能够有效的将舞蹈艺术创作充分的展现到观众的面前，为观艺术与设计众奉献出关于美、文化、价值认同的一项多样的、灵性的艺术作品来。
舞蹈创作中如何将文化融入到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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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地点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地点的选择，通常要关注以下几方面情况：
l.税负总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制度建设上的差距导致投资企业的总体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地区之间不可比，使得税负总水平与吸引外资未必相关，但是税负总水平对特定类型的投资还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说来，资源导向或出口导向型投资对东道国的税负总水平更为敏感。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资本会流向税负总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
2.主要税种。直接税是由支付者负担的，而间接税虽然由企业支付并影响产品价格及收入总额，但最终却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税负的总水平主要是针对直接税而言的，在投资决策中主要考虑的税种是所得税，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是扣缴税。此外，对于进口税的分析，也往往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由于进口税通常会附加到产品价格中从而降低企业在当地市场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进口税率或免进口税就显得非常有利，而与之相比，高进口税率不但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而且还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向某国出口货物改为市场导向的直接投资，高进口税率在这样的投资决策中则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对投资所在地出口商品，扩大本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
3.税收优惠。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自然成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重要因素。但是，税收优惠的一个悖论是往往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和失业率高的地区税收优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单纯考虑税收优惠，忽略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则未必是最佳投资决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
4.产业政策导向。一些国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区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业务提供了较为优惠的税收待遇，例如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活动、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律设等。
5.特区。实行特殊税收优惠的免税区、保税区、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等，在投资地点的选择时应优先考虑。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置旨在转投资的子公司，以降低从其他国家子公司获得的股利的税负以及其他收入的税负，并减少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在税负水平低、资金调拨限制少，实行属地原则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我国的香港等地，这类公司相当多。
二、经营形式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形式的选择，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投资所在地建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还是设立属于母公司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或办事处。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建立分部或销售点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当然，经营形式的选择还应当从海外业务发展总体战略筹划出发来考虑，不能单纯从纳税的角度出发来决策。
（一）拟设立子公司
在考虑设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l扣缴税率以及扣缴税的实施范围。扣缴税（withholdingtax）是投资所在国对非居民收入课征的税种，主要课征对象是汇往国外的股利、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协助费、技术诀窍使用费、母公司管理费等。由于它不能转嫁，因此是一个较容易发生相应避税行为的税种。一项关于跨国公司在欧洲经营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回应者认为扣缴税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障碍。因此，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规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对扣缴税制定了相应的条款。
2.税收优惠的种类和力度。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降低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工具，也是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的政策。亚历克斯·伊森AlexEasso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的主要形式如下：①所得税免税或降低税率；②减免税期；③投资贷项、投资补贴和加速折旧；④特别扣减，指对促进出口或对外国客户服务业的一些费用在所得税计税环节的特别扣减或双重扣减，例如马来西亚对旅游业和员工培训费用的双重扣减，某些国家允许对研究与开发支出进行额外的扣减；⑤再投资补贴，指按再投资额免税或按再投资额的比例扣减应税利润；⑥只用于技术转移目的的贷款利息、技术使用费或技术协助费以及免税利润上的股利支付额的扣缴税减免；⑦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社会保险统筹减免；⑧财产税减免；⑨主要针对资本商品的进口税和关税减免。
税收优惠的实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条件，诸如投入外资的规模、外资参入的程度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享受税收优惠，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就减免税期来说，主要是对所得税而言的，各国的规定长短不一，长的可达20年，短的仅仅一年而已。减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别，有的是所得税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还减免相关的税种如扣缴税）。同时，减免税期开始的时间规定也很重要，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点，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实际的投资效益与预期大相径庭。
3.母国的立法是否有对海外控股公司管制和外国收入的税收优惠条款。通过对外投资在东道国设立企业，从而在税收方面获得的优惠，可能因为母公司所在国的海外控股公司管制法规的存在而被抵消。由于跨国公司的总体目标在于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全球税负最小化对于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因此跨国公司在实施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居住国有关法规的不利限制，并将其纳入对外投资决策的考虑中。同时，居住国法规对来自海外的收入的优惠条款往往对母公司调回资金以及扩大对外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诸如本国所得税的外国税贷项，来自外国收入的税负的递延，外国分支机构亏损抵减母公司盈余，甚至免征外国收入所得税等。这些都是对外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4.转移定价及外汇的管制法规。跨国公司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总体目标可能采取多种策略，其中包括运用转移定价策略。转移定价扭曲了税制的设立原则，导致税收资源在国与国之间的不当分配甚至大量流失，从而有悖公平与效率原则，也有损于特定税制的激励原则。实际上，如果不是各国在市场诸方面设有管制法规，跨国公司完全可能做到不在投资所在的东道国实现利润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范围内调拨资金，这主要靠转移定价手法来实现。亚历克斯·伊森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跨国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转移定价的操纵范围可以很广，但主要涉及商品和劳务的提供、资产的转移以及产权交易。跨国公司往往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的手法，把利润和资金甚至资本转移到税率低、外汇管制不严或没有管制、通货膨胀风险小、政治风险小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降低相应的风险。此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海外子公司用可以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的对母公司的支付来转移利润和调拨资金，例如与母公司提供资金和劳务有关的贷款利息费用、设备租赁费、母公司管理费、技术协作费、专利权使用费、技术诀窍使用费、设计咨询费、员工技术培训费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可能会受到税收及外汇管制的制约及相应的处罚。对转移定价的审查与调整是涉及跨国公司业务的国家的一项重要的管制措施，包括东道国和居住国。审查与调整的范围和力度都是跨国公司在考虑采取转移定价策略时应该充分预期的。
5.第三国税制及税收协定。所得税和扣
缴税是投资决策涉及税收方面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各国所得税率水平一般较高，通常在30%-40%之间；扣缴税率水平一般较低，通常在10%一20%之间。由于所得税后利润通常采取股利分派的形式，因此还会进一步发生扣缴税。然而，在订有税务协定的国家之间因利润分配而发生的扣缴税率通常在5%一10%之间，这样，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就要充分考虑有关国家之间税务协定的因素，使海外子公司的设立便于在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实现集团税负最小化。当然，从税收监管的角度说，扣缴税低税率的存在，可能成为向母公司以支付劳务的形式跨国转移资金和利润甚至抽逃资本的诱因。
（二）拟设立分部
在考虑设立属于母公司经营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通常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l收益上的税负。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业务收入课征所得税，而有些国家则没有。这样，有一定业务收入的分部或办事处就要权衡其所得税负，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在投资地点之间做出选择。
2.费用上的税负。有的国家对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的费用支出课税，这样会加大其运作成本，因而也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3.两国间的税务协定。由于外国公司的分部或办事处一般不享受投资所在国的税收优惠，因而需要在筹划投资时认真研究两国税务协定的适用条款，以便正确选择投资形式。
此外，在经营形式的选择方面还应当注意的一个因素是，拟投资地区的税收政策是否就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加以区别。有的国家对中小企业或非上市公司提供税收优惠，而上市公司则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
三、筹资渠道的考虑
长期股权投资的筹资渠道无非是负债和权益两种，具体来说，有发行股票或债券、银行贷款及租赁等。由于股息不能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因此它不具有抵税的作用；而负债筹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在税前列支，能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由于负债和权益筹资的税负影响差别较大，因此公司应该在二者之间审慎抉择。负债融资虽然具有节税效应，能够增加股东的财富和企业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负债筹资越多越好，公司的负债筹资应该以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有效地控制经营风险为前提，否则，公司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风险加大，有可能使公司陷于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倒闭。
如果公司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运营，从国际角度考察长期股权投资的筹资渠道，选择的方案就远比单一封闭市场条件下的筹资渠道复杂得多。与之相关的筹资方法的考虑则涉及兼并与收购、合资经营或联营、开发新项目以及自我积累再投资等。
参考文献：
[1]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马春光：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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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文化自觉的载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师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学生，也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最终成为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合格接班人。
文化自觉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文化清醒认识，包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来历、发展、特点、地位和作用有正确的认识。
提升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的觉醒，是一个国家的强盛不衰的支撑点。但如何形成文化自觉，又如何提升呢？我想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文化自觉的载体，这是比较现实，也容易见成效。
二、形成文化自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因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坚持用发展着的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始终保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问题，有效地开展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教育, 目的是把一种不自觉思想逐步变成自觉行为，深刻认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
此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然而，文化自觉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要始终坚持以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鼓舞斗志；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宏扬和继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力推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归宿。
当然，文化自觉是一种意识、一种责任；文化自觉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行动。要把一种意识提升成为一种责任；把一种观念变成一种行动，离不开理念教育。人的意识来源于人的社会生活，生活体验生成的东西往往是感性的, 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升华成为理性认识，然后，形成人的一种习惯（自觉）。但是，关键是要付诸行动，把这种所谓的习惯当作一种责任，在实践中把理性认识东西变成指导人的行为，形成文化自觉，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
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以及信息时代化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文化因素日益突出，我们要想牢牢掌握文化发展主动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凝练和提升大学文化建设理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职工作，以思想品德塑造、人文精神熏陶、创新精神培育有机融合为内涵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学文化建设理念。按照该理念的要求，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大力宏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学生文化自觉的载体，在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成为广大学生共同的精神支柱，引导学生把握正确的价值追求，增强责任意识，坚决抵制庸俗和低俗之风，确保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阵地，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使之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的重要功能。并且，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必须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渗透到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突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用性。
此外，可以借助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浪潮，利用现代传播技术和手段，扩大宣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寻求更广泛的作用空间。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审美、艺术教育结合起来，调动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公益文化活动，通过新闻、电影以及各种传媒手段把理论灌输、道德教化相应的环境中，使寓教于乐，改变单纯教学硬性灌输的状况，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渗透式先进文化帮助学生提高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能力，以便学会抵制各种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树立科学、健康的文化消费和休闲方式。从而提升文化自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这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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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肇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自身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借鉴来自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课程经验，双元制、CBE、MES等诸多课程模式都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宽基础，活模块”、“项目课程”等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但是，课程建设本土化的道路还很漫长，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教育之间的阻隔进一步被打破，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把各民族文明都卷入到大交流、大融合、大碰撞的浪潮中，再加之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也在不断调适，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关键期，都给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是其变革的重要动因。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回应，重新审视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而对其进行适切性的改造，以便合理有效地指导我国的课程实践，最终建构源自于本土文化的课程话语体系与践行模式。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对话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频繁交流、碰撞乃至矛盾冲突的时代，由于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渊源不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等原因，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与碰撞，但是，与我们从情绪化的态度和单纯本土主义价值立场出发所想象的情况并不相同，中西职业教育课程对话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课程产生、发展的框限因素，又是本土模式建构的思想资源。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人类文化共性的增加，“西方现代制度，从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到民主政治，几乎已全球化，启蒙的一些价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已为大多数的现代化国家的人们所承认”[1]，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同文化的交织会产生出更多的异质样态，为文化的创生提供新的契机。为了建构本土职业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国人借助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试图激活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在西方与本土之间寻找恰当的张力。而且，“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便经济上的强势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2]，因此，并非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就始终具有绝对优势，全球化给不同形式、特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创生和跃迁提供了空间上的更大可能。如果抛弃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对文化冲突中不同现象、观念的逐渐理解与调适促成了课程变革的生生不息，保证了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成长的旺盛生命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尽管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标准、价值尺度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维护社会存在和本民族稳定的功能，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都不具有最高标准的意义，却在其文化体系范围之内都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应该是独特的，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不可以与西方作简单类比，只有从本土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考察与研究，才能发现其实践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课程模式的成熟应该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使文化对话与碰撞成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实际上，也只有在不同课程文化相互角力的过程中，适合时代要求、有着旺盛发展能力的课程模式才能凸显出来，同一课程模式中的积极合理因素才会被保留下来，同时，那些悖离了时代需求的课程样态和元素也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碰撞与交流为我国职业教育认识自身、借鉴世界文明、发展创新提供了可能性，本民族的文化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汲取新的养分，实现自身的跨越，促进本土课程模式不断走向成熟。
二、简单借鉴与排斥西学的课程检讨
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在相当多的方面要优于我们，他们的理念与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当其进入中国以后，就会面临着不同语境之间的强烈冲突，尤其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肘，这就导致西方课程模式的成果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但是，在多年封闭后走向改革开放的状态下，人们急切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期望能够获取本土课程实践高速发展的神奇密码，进而由对传统意识的危机置换为对西学的渴望，过度渴望使得人们部分程度上忽视了对其进行深入地思考。而且，由于过于匆忙，人们难以准确找到审视和取舍西方职业教育模式的立足点，甚至有时还会陷入同质化的境地，从而导致借鉴上存在一定的盲目与混乱。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概念与命题，努力进行课程模式的引进与创新，但接受的更多的是具体、知识性的理论主张和术语名词，缺乏方法论与思路上的化合与借用，把精力消耗在中西学术交往的简单贸易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本土文化也确实有捍卫自身文化的自由，有为其辩护的重要权利。不过，一些人又过分强调了民族特征，拒绝全球化视野下的课程交流，这样会使课程模式的更新与重铸失去了参照系和催化剂。因为，融入世界并不是丧失民族自我，也不是有意拒斥来自系统外的合理要素介入。
西学东渐的话题由来已久，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本土化问题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如今显得尤为醒目。实际上，如何使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既保持必要的恰当张力又不至于走向截然对立，仍然是迫切需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一些研究者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本土化不足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他们呼吁不能因为对“现代化”和“世界性”的简单借鉴而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以至成为被西方文化同化后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使西方课程模式服从、服务于中国的改革与实践，对西方的异质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写。我们丝毫不怀疑西方职业教育模式有助于澄清和表达对我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一些学者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课程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史背景和不同国家具体情况的文化考察，特别表现在一些以对理想的主观追求经常代替了对现实的冷静分析，应该是什么的论证经常代替了现实是什么的讨论。混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会使我们保持盲目乐观心态，导致难以找到推动职业教育进步的真实路径。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重复的过程，也不是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而是对自身文化与思想价值体系进行现代意义的重新建构的过程。民族文化的自持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应该被调控到一个合理的限度，才会使得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既具有世界眼光，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怀。
三、努力秉持文化自觉的积极心态
长期以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直采用一种极端路线，要么奉为宝典，成为大家膜拜的对象，要么全盘拒斥，视之为蛊惑人心的异端，不断地从钟摆的一端滑向另一端，不能够真正以公允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说到底就是缺少文化自觉的意识，缺少深刻的文化判断力。“文化自觉”是先生前些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涵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充分表露了他的文化情怀，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整个社会又处于文化转型期，“文化自觉”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学术话题。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人们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不是浅层次知其然，更知其背后的所以然，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形成自己的文化实践逻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自觉应当成为我们进行教育研究与实践变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以指导我们正确地看待来自异域的教育文化，并以此审视本土的教育文化，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价值观非常重要，看起来好像与实践关联度不大，但它会左右我们整个教育的实践方向，如果方向一旦发生偏向，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极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因此，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心态要充分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内化为我们的文化价值线索，贯穿自身教育实践的全过程。
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一直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本应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设参照系的西方课程模式某种程度还是有些僭越，尽管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思想的确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某些发展与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研究与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作用，但也要看到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和解构。现实中，大量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移植过来，其中的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与语境中产生的，一旦放在中国的教育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本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对于浸染于本土文化中的我国职业教育来说，肯定会出现文化不适应现象，进而对其产生认同危机。如何恰当把握中西职业教育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实现多种文化的有机契合，以保障课程实践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文化自觉心态。我们要通过文化自觉，在与文化“他者”的对比中，以恰当的方式，合理吸收借鉴西方的课程模式，把一种创生之后的文化深深熔铸在课程改革与实践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我们就会增强对课程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就能在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抉择，从而对其有着更为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付诸文化实践，呈现出一种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文化传承精神与课程创新精神，在中西文化的主体间性理解中认识和借鉴西方课程模式。
四、方法论视角下的本土课程模式建构
文化自觉与方法论在价值辨析上相互契合，并将文化自觉转换为实践中的方法论视角，以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与借鉴。对于我国职业教育本土化而言，笔者认为当下急需的是转变看待问题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方法复制，这样的转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也才能让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支撑。课程本土化问题涉及对异域模式接受的深层问题，我们究竟是侧重于把外来课程模式作为一种知识（如具体的理论、方法、概念、术语）来引进，还是侧重于具有文化意味的方法论启示，即如看待问题的态度、思路与方向等，也就是隐藏在方法之后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许多概念，如变革中的参与和合作、对实地背景的尊重、对教师作为一个‘人’强调等等，总体上显然是与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我国的文化传统未必能够容纳这些概念，即使从形式上接受，也未必能像英语国家里所发生的那样得其‘精神’。”[3]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课程模式不仅仅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或一个体系，它更是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研究与看待问题的视野，是一种思想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域，而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在文化自觉的引领下，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而且，不同文化中产生的课程模式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品质、践行方式与思维特征，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明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和负载的文化结构，以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重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去认识与变革它们，所以，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深入地文化思考，并未给其创新与辩护框定界限，反而为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在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可以大量借鉴西方课程模式的研究成果，甚至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其以知识形式呈现的结果，更应该努力回到西方课程模式形成的土壤中去考量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对这些模式在其所属文化中的建构过程进行考察，关注这种模式是怎样产生的，其对本国职业教育课程实践的解释力与指导力如何，进一步而言，西方课程模式是如何指导其本土化教育实践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着哪些问题，人们对其认同度究竟如何？而绝不仅仅是掌握模式包含的知识本身，尤其不能把这些程序性知识当作拿来可用的方法，简单复制到中国特色的课程实践中来，而必须从文化的视角予以有效置换，以把握其在中国操作的方向感与适切度。因此，我们应该持守以方法论为载体的文化自觉，去看待和学习不断发展中的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去关注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建构过程尤其是其所负载的异域文化意涵，而并非仅仅是建构出来的结果性知识，以积极的文化心态认真分析并将其有效整合到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中去，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对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新改造和建构，改变简单的技术化操作路径，这样才会形成本土特色的课程模式，进而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课程变革实践产生深刻的本体性影响。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化现代性[N].中华读书报，1998―08―05（8）.
[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王建军.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张晓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13）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Pursuit of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s
ZHANG Xiao-dong
篇12
一、音乐教育中文化自觉的意义
目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与“文化自觉”这一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的研究学者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也不一样。其中我国研究学者普遍认为，所谓的文化自觉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一定的文化内容有着相应的了解，对其形成过程、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认识。可见文化自觉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人们在生活中对自身问题有着一定的认识，对其历史进程和发展确实有着一定的理解。这不仅加强了人们对文化转型的自主控制能力，还为新时代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前提条件；其二，在社会活动中，不同文化氛围的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自身的文化内涵进行相应的了解，还要对他人的文化进行尊重和理解，从而明确两种或者多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使得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取长补短相互结合在一起。其三，其当前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当中，对文化的创新和构件，也是我国文化交流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就使得世界文化主题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创新精神。
在音乐教育中，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自觉来充分的发挥出音乐自身的价值，并且通过创新和创造的方法，来有效的促进音乐教育的发展。其中音乐教育中的文化自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唤醒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识，使得在学生在音乐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对传统的音乐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在音乐教育中，人们也可以通过文化自觉理论，来培养学生们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的美，进而提高了民族文化的价值。
3、有效的促进了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使其学生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创新精神，这样不仅有利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还大幅度的提高了音乐教学的效果。
二、基于文化自觉的音乐教育发展路向
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教育是建立在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上，面对文化自觉的缺失，面对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音乐教育所担当的文化传承功能日益显得重要，这就需要音乐教育具备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理解——走向文化自觉的音乐教育的前提
自20世纪以来，我国的音乐教育深受西方技术理性的影响，技术成为主宰音乐教育的一切，如作曲技术、声乐演唱技术（美声唱法）、器乐演奏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理性的音乐教育把技术从文化中剥离出来，而被赋予一种具有“普适性”真理的意义，这些音乐技术可以主宰音乐学习的一切内容，它指导和规范着音乐的教与学。在这种技术理性的影响下，音乐教育中的文化意义被遮蔽了。
近年来，关于音乐的界定已成为音乐教育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音乐的界定将决定着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当前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音乐是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一部分已成为一种共识。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音乐和音乐教育已是当前音乐教育发展的重大转向。譬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音乐文化的政策中所言：“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所有文化都拥有音乐，每个社会都有一种与他社会原则地联系的音乐体系，社会的其他文化，社会的多阶层，各种年龄群体和其他社会支系也拥有他们支系的音乐。”“当音乐置于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中并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才能获得最佳的理解。对一种文化的适当理解需要对其音乐有所理解，而正确评价一种音乐则要求具有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和社会的某些知识。”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理解实际上彰显了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只有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理解，我们才能明白其文化传统，从而做到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
2.民族音乐教育——走向文化自觉的音乐教育的关键
民族音乐教育需要以其独特的特征显现出来，真正摆脱“民族附加模式”。因为民族音乐教育是建立在民族的文化传统基础上，而“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总是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由于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育传统。”民族音乐教育的课程观、教学观、价值观等都应以民族音乐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例如，我们不能用学校音乐教育中那种西方音乐的视唱练耳学习方式去训练少数民族音乐的“耳朵”，否则会遮蔽少数民族音乐的“真实面目”，这就需要从少数民族音乐自身的律制等方面去训练其“音乐耳朵”。因此，建构民族音乐自身特色的音乐教育是培养其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
3.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走向文化自觉的音乐教育的保障
无论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理解，还是加强民族音乐教育，都是为了树立一种对本民族音乐的文化自觉意识，但仅仅这些还不够，当前的音乐教育还需要关注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各民族的文化都将被带人全面的交往之中，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局面，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越频繁，人与生俱来的家园意识和对自己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越强烈。
当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主流，在我国21世纪的音乐新课程中也提出了“理解多元文化”的理念。在学校的音乐教材中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音乐，这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多元文化的学习并非仅仅是知道一些地区的典型音乐而已，我们应该明白这些音乐的文化内涵，并从比较的角度进行认知，以此做到既要具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意识，又要博采众长，批判性地吸收和建构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这就需要音乐教育中培养人们的跨文化能力。
三、结束语
目前，人们在对音乐教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文化自觉理论也成为了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它不仅有利于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还为创新型音乐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不过从当前我国音乐教育发展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此我们还要对其教育模式进行适当的改进，从而推动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篇13
一、大众文化的演进
大众文化的产生是文化主体的变化和文化知识结构变迁的结果，是在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由于文化变迁而形成的异于传统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新的文化结构形式。诚然，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文化平民主义化的必然结果。从大众文化的发生过程来看，大众文化由备受指责到逐渐为人所接受是研究者视角转换的结果，但更大意义在于大众文化具有了独立的文化性格并不断追寻身份认同，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特征的文化形式。
大众文化产生初期的备受指责是由于其与政治的天然联系相关。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于艺术的当代形式[2]，但是，大众文化已经脱离了艺术的基本形式成为“文化工业”的制成品，诚如马丁?杰所说“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物，这种杂烩是从上面被玩世不恭的强加给大众的，当前的形式是牢固的管辖与控制，而不是文化的混合或无政府状态”[3]。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隐匿于文化的背后，以大众的形式展示出来，但是其政治目的却成为大众文化产生初期为研究者诟病的根源。但是，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获得身份认同，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代替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大众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得大众文化自其产生起就处于备受歧视的地位，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场域在资本的操纵下，为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势必表现出强制性[4]的牺牲品。
但是，大众文化的发展适应了社会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否认其政治强制性存在的前提下大众文化形成了具有自身性格特征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众必须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一种反映他们作为大众的状况与趣味的文化——大众文化几乎就像工业化和都市化一样，要打破社群和道德的传统”[5]。由于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消费主义的特征，以及其产生是大众需求和精英文化低层次的结合，而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外界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培育并创新，避免由于自身缺陷而引起潜在的道德恐慌的发生。而这里所指的文化批判是要对文化存在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进行反对与拒斥，但不是用政治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依据道德的规范去对大众文化进行判断，而是依据文化学理论与规范对文化进行价值上的评判。无疑文化批判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层面和维度展开[6]，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承担大众文化批判的责任？”
二、大学教师知识分子角色与文化批判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