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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是什么？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具体机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从这一原理中不难看出，决定经济制度变更的直接因素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因此，理解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类型。进一步地讲，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决定经济制度演进的，这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分析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制度的机制中，如何理解生产方式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人还是提出不同看法，因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确实有着另外的意义。翻开《资本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马克思运用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里所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含的意义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讲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更能体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意义的是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时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由此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做一归结，即生产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是自我雇佣还是受雇于别人；（2)作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3)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是为自己消费还是用来出卖。虽然在这三方面内容中，具有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些特征，但决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身。按照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放到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安排，再加上生产方式包含的这些内容，生产方式应该是发展或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只有作如此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借助一种生产方式发展，随着生产方式扩展才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域经济制度）这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正机理，也是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这种机理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过程，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特殊过程。下面将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中生产方式发挥的真正作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弄清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外，还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发达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把马克思的这两方面论述加以综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相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如果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就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引到一个悖论上去，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机器和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才刚刚确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刚刚确立时就面临着灭亡。其实，马克思的上述两方面论述，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虽然是马克思生活时代达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它能否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还要看机器和大工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否继续发展。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是一个可以超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界限。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是简单协作。这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并不是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简单协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因为这种协作劳动形式在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中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中，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协作本身来看，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已存在协作。而资本主义协作的不同性质决定于它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但这一变化并不表示达到了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取得了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初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协作中，资本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工人的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资本的生产力除了受制于工人的规模外，还因为资本家的管理而得到提高。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时，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表现为：（1)资本雇用较大规模的工人劳动；（2)-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出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协作，只不过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尽管在形式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完全突破协作，但它表现出的一些革命性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在于，分工改变了协作的形式，无论是把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者非独立化，还是把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片面化，都不仅把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而且还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得到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不过，分工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一资本雇用劳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和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售。这些特征与协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变得更加精细。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这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 全新的阶段，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体现在生产机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而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机器取代。机器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势必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正是挟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最终占领了农业，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和大工业为标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因为机器和大工业只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以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算是一个早期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在生产力方面较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与机器和大工业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工场手工业较协作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不过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质的改变一样。然而，当发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一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的不是资本的地位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而是生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不断地突显出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劳动资料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生产机构主体的情形，甚至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以技术工人身份为主体的生产机构。
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只是其中的几个阶段，后续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局限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发掘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拓展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下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产生，而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作为一种趋势的概括，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表明，以简单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是比较困难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演进。而这具有的现实性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强得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的形式最初产生于16世纪中叶之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786在这个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自由的自耕农。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它只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者说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是说先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
资本主义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它具有的相对于封建行会更高的生产率，不是源于协作的技术因素，而是因为这种协作是在资本雇用工人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协作这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十分久远的劳动形式。但是，当这种劳动形式取得了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后，就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一种重要机制。而资本这个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因素就是这种机制的核心。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包含了资本雇用工人、标志当时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三方面内容。而这三项内容完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且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然而，这种协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样能够持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协作具有的潜在生产率发挥到极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协作中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一个是协作中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要求大量的成熟的手工业者，这会成为协作发展的界限，也成为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障碍;另一个是协作时代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如农村中大量的自耕农，大大地限制了商品生产发展，而这也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受资本的内在要求一定会寻求新的形式。
代替资本主义协作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通过分工把手工业者变成局部工人，也就是终生从事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从而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不过，工场手工业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第一个障碍，即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必须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样的工人是资本无法随心所愿地雇佣到的，因此，这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限制。不过，工场手工业在开始占领农业后，自耕农不断被消灭，这不仅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也使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因此，工场手工业相对于资本主义协作的进步是使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推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分工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将导致生产方式中生产机构发生质的改变，即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发展为以劳动资料（机器）为主导的生产机构;其次由消灭自耕农产生的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最后是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
机器和大工业的形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机器和大工业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的提高，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机器和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借助这种发达的生产力，资本占领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其次，机器在生产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使成年劳动力，甚至熟练劳动力的作用明显下降，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为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最后机器和大工业形成的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的自耕农完全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最终使商品生产占领了整个社会。因此，机器和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但它引起的一些资本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机器使劳动资料的运动离开工人而独立，工人因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处于最为悲惨的地步，不仅工作日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而且随时会被抛入过剩人口的队伍。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陷入最深的矛盾中。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以机器为主导的大工业确实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资本的本性在这个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历史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结论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将被一种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如果机器和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它本身包含的资本与工人的深刻矛盾难以解决，结论很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而改变。然而，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点因马克思没有经历而不能纳入他的研究视阈中，但遗憾的是，后来许多一心想着发展的继承者，也没有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进一步拓展。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它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率的动力。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它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出现了垄断资本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人依然是劳动资料的附属物，在生产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加快了向世界发展的步伐。
然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迁，而且它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在资本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的意义上，这一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生产方式的技术层面上，这次技术革命对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表现出的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大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后，劳动资料成为生产中的核心，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在信息技术取得对劳动资料的统治地位时期，劳动资料对人的优势发生了改变，由于信息技术更多地依赖于人而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上升，并重新取得了在生产机构中的主导地位。这表现为一个循环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实际上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实演变。在人相对于劳动资料占据主导地位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虽然资本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也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制度。在劳动资料取得对人优势并成为生产的主导时，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全面激化，资本家不仅借助机器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使工人积累的贫困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在人依靠信息技术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后，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家再不能借助劳动资料对工人进行无限的剥削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变得更加依赖人力资本因此，资本家开始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愿意为提高工人的福利支付资金，而且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状况也印证了这种逻辑。这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时，通常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在分析这一关系时用到的一个马克思理论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或者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下的阶段性改变，或者表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对于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进行历史总结时，我们可以在一个时点上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加以对照。但是，当我们要预测未来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生产力水平才会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有所突破。本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就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和的范畴，在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生产方式具体包含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生产机构中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以及生产的目的这三方面的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体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孕育了生产关系变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雇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生产机构从以人为器官、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再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阶段性变革。
篇2
生态学理论家福斯特谈到，对于生态危机，人们往往呼吁一场道德革命，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然而，在他看来，这种思路明显忽略了隐藏在个人道德背后的“结构性不道德”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道德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构成成金字塔状，即由处于社会顶端的极少数人和绝大部分为维持生计而工作的工薪阶层构成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手中。福斯特认为这些人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遵循以下逻辑:
(1)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融入这种全球体制，并构成其核心理论基础。
(2)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个体经营者转变为工薪阶层。
(3)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将所积累的财富分配到服务于扩大生产的新型革新技术上来。
(4)短缺物资的生产伴随着更多难以满足的贪欲而产生。
(5)政府在确保部分市民的“社会保障”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日益加大。
(6)传播和教育成为该生产方式的决定性部分，用以巩固其优先权利和价值取向。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踏轮磨房”这一特征。所谓“踏轮磨房”就是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就必须被资本家雇佣，沦为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工具。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还是维持基本生存，他们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不得不跟着“踏轮”的节奏。
福斯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倾向于投入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并用机械代替人力，通过不断缩小劳动必要时间加快生产流程来获取利润。这势必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以及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显然，这种生产方式是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斯特进一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
(一)经济学路径
在解决环境问题上，传统的经济学路径往往呈现出三个提点:一是尽力回避而不严肃地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1];二是过分迷信市场的魔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三是没有认识到“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2]。而福斯特从经济学的思维范式和基本理念的变革方面出发，分析并探讨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经济学路径:“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所谓“环境资源商品化”就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所谓“自然资本化”，就是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这种观点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的会计系统的失效。
福斯特认为这两种路径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指出，虽然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纳入到市场体系，在短期内有可能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福斯特把这种“环境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做法斥之为荒诞的“简化主义”手段。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共产品，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将导致如下三重问题:
一是导致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彻底割裂开来，并不能说明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能是发展一种与世界的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最终导致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不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将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与疑惑，挤压理想主义层面的价值观的有限存在空间，使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拜金主义价值观更为盛行。
三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会造成具有道德性质的恶果，而且会造成物质性的恶果。虽然在经济活动中以内化环境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可使问题得到缓解，但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所有的矛盾，既破坏生活条件，也破坏生产条件。
(二)技术路径
时下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着“非物质化神话”和“技术崇拜”这一现象。所谓“非物质化的神话”，是指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自然发展趋势将成为所有环境问题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该观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和新经济的增长，将与破坏环境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脱钩”，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奇迹正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不需要也没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充其量只需要制定公共政策来加速非物质形态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中”。[3]所谓“技术崇拜”，就是把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技术，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进步以及引导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把技术的改进作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
然而，福斯特却认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所以也始终伴随着环境在不断恶化。以农药为例，科学技术生产了新的农药种类，刚开始可以有效地杀死害虫，然而，当害虫对该农药产生抗体，这种药物对害虫将不再起作用。随之，为了再去杀死害虫，就不得不采用更高的技术生产出更高级的农药，如此循环。而我们得到的却是农药通过土壤渗进地下，对土壤和地下水都造成了污染，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对此，福斯特指出，我们解决生态危机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三)环保运动
随着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各种生态保护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环保运动所取得的效果，我们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中就可以看出。
在美国的西北太平洋沿岸，有一片古老针叶林，单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2000万英亩。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于是决定砍伐这片森林，砍伐这些原生林的任务当然由伐木工人来进行。然而，环保主义者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予以反击:用身体封锁伐木的道路、坐在砍伐的树上以及启动大批法律诉讼，试图放缓并最终制止原生林的消失。对他们来讲，砍伐原生林的工人是破坏这些林木的罪魁祸首，并随着一种处于原生林上游食物链的以啮齿类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斑点鸮的栖息地的破坏，斑点鸮濒临灭绝这一事件，两者的矛盾得到升华。
“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征”。因此，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因此，“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然而，由于资本的介入，并且环保主义者局限于自身所处阶级之中，两者的矛盾必将得不到化解。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
以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路径之所有不能奏效，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它们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福斯特指出，“当今每次环境斗争的背后都是一场全球反对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斗争”。然而，“事实上，全球资本主义的踏轮磨房生产方式的设计结果，常常是穷国为富国提供金融支持”。此外，还包括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破坏买单。对于资本主义这种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生态帝国主义。
福斯特认为，生态帝国主义不仅是纯粹的生态范畴而且是一个经济、政治范畴。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就不断掠夺世界资源。在1982年至1900年期间，第三世界国家是“硬通货的净出口国，平均每年有300亿美元流到发达国家”。同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人，仅债务一项每月要向富裕国家的债权人付款125亿美元。正是这种全球性的不平等体制导致人口过剩以及对第三世界热带雨林掠夺式的开发和破坏。今天，资本主义的生态掠夺表现的尤为突出，生态环境更为恶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对贫穷国家的生态掠夺具有以下特点:
(1)掠夺其他一些国家的资源，并且改变各个国家所依赖的整个生态系统。
(2)攫取和转移与资源相联系的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动。
(3) 制造和利用欠发达国家的生态脆性来强化帝国主义的控制。
(4)向外围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等。
这样势必造成以下后果:
(1)导致了一种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生物圈文化”的出现。使摆脱特定生态系统束缚的资本主义加快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的速度。
(2)从对本国资源的掠夺扩张到对世界资源的掠夺，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裂缝，甚至导致严重的生态退化。
(3)生态帝国主义滥用生态圈、逾越生态限制和对一些类的自然资源实施不可持续采掘方式，对第三世界国家欠下严重的“生态债务”，这一债务最终要自己来偿还。
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为自身积累财富、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做法，抑制可落后国家的发展，威胁全球稳定，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同时也显示饿自己的发展，并最终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福斯特指出，为了挽救全球生态危机，就要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以使全球生态和人类自身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篇3
一、经济全球化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从供给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的扩张能力，“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张的能力。”大工业的扩张能力与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会促使资本扩张力的突然增长，从而激化了市场的供需矛盾，致使危机的爆发。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而从消费（需求）上说，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与狭隘的消费和市场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从而把劳动者的消费和需求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这必然造成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形成低水平的消费能力和狭小的消费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以及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每个资本家为了各自的私人利益而组织生产，而不顾社会总体均衡，疯狂追逐利润，盲目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以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作为产品消费主体的劳动群众却作为贫困的一极积累着，劳动群众的贫困与生产的日益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间的矛盾。
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凯恩斯也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对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凯恩斯承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存在，并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根据其分析，在消费领域内，消费增长小于所得增长；社会愈富裕，则所得增长同消费增长之间的差距愈大，消费有效需求愈感不足，有待投资增长去填补这种差距的数额愈大。“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现在消费；现在准备未来消费。……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的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
可见，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决定的。这对矛盾是制度内生的，是无法通过制度自身来加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可以将在国内过剩的产品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实现产品的价值，完成资本循环，实现价值增值，所以，经济全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可以缓解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资本输出逐渐取代商品输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流，其中的原因在于资本相对过剩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点。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的“过剩”是相对的，因为，“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技术获得惊人进步的情况下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所谓资本过剩就是指资本量对于满足一定的利润率要求来说是过剩的。凯恩斯也认为，“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要变成负投资，故如何使新的资本投资，常常超过资本负投资，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大……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天均衡之困难。”
与资本主义国内资本相对过剩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经济现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投资需求不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就是投资率趋向下降。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各个企业纷纷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减慢或停滞，即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时，大量企业会出现很多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制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企业不愿意再投资――这就是所谓的“过剩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资本过剩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过度扩张的问题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原因在于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从而加剧了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不足的矛盾。
资本追求增值的本质属性以及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存在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不足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解决就是要为资本找到能够获取更高利润率的场所，当这个要求在国内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资本就要迈出国门，开展经济全球化。“对资本来说，……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资本的合乎目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值。”资本作为无限的贪欲，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是符合资本增值本性的，是缓解资本相对过剩与投资需求不足矛盾的重要途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经济资源，取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方式
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它作为强大的外部力量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间进行的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竞争，迫使每个资本家都尽力在无情的竞争中战胜对手，保住自己，进而发展和扩大自己。资本家为此往来奔走于全球各地。经济全球化是缓解利润率下降，实现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曾指出，在长期内，“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就是起反作用的因素，它可以阻止资本利润率下降，为资本带来更大的价值增值。这是因为“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另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化为必要生活资本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
首先，经济全球化可以帮助资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资本家通过全球化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辅助材料、机器、设备等，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格降低。通过世界贸易，资本主义工业国可以进口大量廉价的消费资料，起初是小麦、砂糖，后来是其他食品，如烟草、饮料，纺织品等。这就使劳动力的价值随之降低，进而降低可变资本。此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往往也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的最大资源优势，为实现增值不择手段的资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廉价资源，为了利用这一廉价资源，资本可以动用一切力量，使用任何手段，哪怕是屠刀和枪炮。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自由地使用对自己增值最有利的资源，以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本增值，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
其次，通过经济全球化取得规模经济利益。世界贸易能够促使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规模越大，产量越多，生产费用也就越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越低，规模效益也就越高。规模效益的获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利润率下降给资本家带来的损失。
再次，通过经济全球化可以取得超额利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可以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一部分来自高于他国的劳动生产率，一部分来自对市场的垄断。统计资料证明，不发达国家的利润水平高于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欠发达国家，生产商品所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大大小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产品的本国价值要低于劳动生产率低的落后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能以高于本国价值的价格销售商品，这种差额就是资本家的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由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与经济落后国家的差距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占有这种超额利润。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可通过对世界经济秩序的控制和垄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对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起到了一定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具有对外扩张性。“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时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趋势，这些都是受到资本本性所支配的，是资本增值的需要，也是缓解资本生产方式固有矛盾的有效手段。资本的增值本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实现利润的重要手段，是缓解过剩矛盾的有效途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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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5.
3、凯恩斯著;徐毓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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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
篇4
一、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的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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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1)－0052―05
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等都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就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定义，这个定义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这是全世界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是，这种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导致了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长期的、重大的误解以及多年来没完没了、但又没有结果的学术争论。
一、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提
要准确掌握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我们首先必须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有正确的理解。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使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1．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过程的分析，劳动对于资本的雇佣关系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指，以前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没有发生什么差别，从工艺上来看，劳动过程完全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罢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指，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是，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不一定要包括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基础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征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
2．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括劳动同货币交换、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销售商品获得剩余价值三个环节。劳动过程仅仅是“劳动把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环节。显然，劳动过程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生产过程就有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的社会规定性与生产过程的社会规定性完全一样。
因此，劳动过程有对资本的形式上从属的劳动过程和对资本的实际上从属的劳动过程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它简称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就像马克思经常把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简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之分。比起多环节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又经常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
3．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产品生产领域。
千万不能把物质产品生产和物质生产混为一谈。物质产品，又称物质财富，只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就明确指出，物质财富是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物质产品生产领域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一部分(第26卷，第295页)。马克思指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第26卷，第444页)显然，运输业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但却不属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
无论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还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如果在物质产品生产领域来考察的话，劳动过程的结果就总是商品(马克思又经常把它称为物质财富、物质产品)，而且是商品资本。因此，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即商品资本(经常被不准确地称为商品、物质财富、物质产品)来看的生产劳动显然就等于生产商品的劳动。
二、马克思第49卷中有关论述分析
马克思指出，“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第49卷，第99页)
这里的所谓“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明显不是指脱离了一切社会生产关系、适合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过程”，而是我们上边提到的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种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或者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或者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即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马克思紧接着所说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第49卷，第100页)这句话就完全证明了我们以上理解的正确性。这里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指的就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里的“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指的就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如果按照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概念来解释，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正确理解马克思使用“劳动过程”一词的确切含义，是理解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关键。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和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的生产劳动指的是完全相同的劳动。显然，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比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商品的劳动，前一种定义是深层的、本质的定义，后一种定义是表层的、现象的定义，比起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当然是不太“切近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与作为生产劳动的结果的产品或者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他们用产品或者使用价值的特征来反映生产劳动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看作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级狭隘性，才会混淆下述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第49卷，第100页) 8 8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what labour is produc．tive in general．or what productive labour is in gener-al”的翻译问题。正是由于把它翻译为“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使得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马
克思这里又提出了所谓的“一般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且认为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定义为“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把马克思强烈反对的观点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in general，这是个副词，翻译为形容词“一般的”显然不妥；而且in genera1只是一个普通的、大众的、传统的、日常生活用语，反映的是普通人、大众、外行人心目中的想法和见解。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为“在普通人看来(或者在传统上)，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什么是生产劳动”。因为，很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是非常空洞的、甚至就是同义反复，它显然没有资格成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搞清楚这个生产劳动定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非常幸运的是，马克思本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斯密认为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般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第26卷，第264―265页)
很清楚，这里的“片面的传统观点”①，不就是马克思提到的“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吗?显而易见，这里的“某种东西”、“某种结果”实际上就是“物质财富”。这个片面的传统的生产劳动定义只是把物质产品生产领域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中区别出来了。
因此，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提到了两个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概念；一个是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整个社会的绝对形式的情况下，在整个物质产品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等价于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与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完全重合，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容易会以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和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是一回事，甚至把生产物质财富看成是生产资本的劳动的本质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会把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劳动概念看成是只反映劳动的物质内容的一个自然范畴，这样就完全取消了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劳动概念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力图用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错误做法，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第49卷，第108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拜物教观念把劳动的社会规定性看成是劳动的物质内容本身具有的性质，把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混为一谈，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物化。马克思上边批判的把两种生产劳动概念混为一谈，就是抨击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异化现象。
三、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论述分析
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资本论》第一卷，第201页)
要特别注意这段话，尤其是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几句话。下面，我们对于这段话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1．“这种生产”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生产。那么什么是“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呢?这就涉及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问题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因此，“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实际上指的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2．“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英文是：“We shall，there．fore，in the first place，have to consider the labourprocess independently of the particular form it asslHnesunder given social conditions．”。显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撇开资本主义生产(it)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特定形式(the particular form)来考察这种劳动过程(the labourprocess)”。这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是要撇开劳动过程在给定的社会条件下所呈现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把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所呈现出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统统撇开，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劳动过程，这当然就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劳动过程或者说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3．要特别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把“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过度抽象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也不能把“劳动过程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过度抽象为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劳动过程。这是犯了过度抽象的逻辑错误。它们的正确意义是指我们目前暂时不考虑“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目前暂时也不考虑“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我们目前暂时只考虑这种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变换过程，而且只就一个劳动者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和“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完全证明了我们理解的正确性。
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从第201页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一直到第209页的“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这一大段文章里，马克思只是谈论了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面，马克思为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下了一个定义：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①
我们加上重点号的这句话，实际上已经表明马克思这里所谈的这种劳动过程绝不是什么一般劳动过程，而是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显然，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许多规定也适合于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规定：“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
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1―202页)
在一般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
在同页的下边，马克思为这里的“生产劳动”一词加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下注(7)：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5页)
下注(7)的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is meth．od of determining．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abour―process alone，what is productive labour，is by nomeans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case of the capitalistprocess of production．”显然这段英文翻译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翻译错误。这段英文文章的正确翻译应该是“只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什么是生产劳动这种方法，绝不能直接地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场合”。这里把“the labour―process alone”翻译为“简单劳动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人们误以为还有什么复杂劳动过程。中国经济学家普遍把这里的“简单劳动过程”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谓一般劳动过程，把所谓的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为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认为就是一般生产劳动的定义，这个一般生产劳动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适用的。这种错误的思路显然与这个关键性的误译密切相关。
马克思这段文章的意思显然是说，不能把从这种劳动过程的角度确定什么是生产劳动的方法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什么不能用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场合?一方面，这里考察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只是一个人的劳动过程；而在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表现为总体工人的劳动过程，是有分工和协作的劳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单独都不是产品的生产者，只有总体工人才是产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商品只是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之一，因此只从生产商品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是不够的，必须从生产剩余价值的角度为生产劳动下定义。
在特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556页)
“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这段文章的英文原文是：“Thefirst definition given above of productive labour．a deftnition deduced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the production ofmaterial objects．”显然，这里的翻译是不够精确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上面从物质产品生产的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物质产品生产(the production pf material objects)和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混为一谈。
这里出现的“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使几乎所有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经济学家误以为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出发的生产劳动定义是生产劳动的一般定义，这里的“物质生产”一词表明马克思把一般生产劳动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构成一般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错误，也是一个长期禁锢中国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这使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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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分支之一，自产生以来，主要围绕两个论题开展研究：一是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二是研究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寻求一种变革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和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制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坚持批判精神，其研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态政治问题等，并取得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1-3］,但其社会变革的改良方案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其时效性还有待检验。
对于当前日益加重的生态危机，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家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都是在脱离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更多地停留在人与自然冲突的关系层面。与此不同的是，生态学透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示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社会制度层面，认为生态危机问题根源于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是由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生态危机理应通过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来化解。基于此，生态学力图运用原理开辟一条既能消除环境污染、化解生态危机，又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建立社会正义的变革之路。生态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与对生态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建构两个方面。本文拟通过梳理生态学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追溯与批判，来探寻其以社会变革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正义的思想路径对当今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生态学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
生态学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破坏问题，更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生态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导致生态危机的必然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和非正义性。
首先，生态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性，这种反生态的生产方式直接造成了科技工具化、消费异化、经济理性绝对化,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生态学者看来，当前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对自然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一环。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制为基础，把获得剩余价值作为首要目的，其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其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生态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P2-3)。美国新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来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是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造成的［2］(P16)。这种制度性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了自然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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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的剖析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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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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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进而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演变。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信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信用的二重作用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现阶段的金融危机有很强的解释性。
1 马克思信用理论概述
马克思认为，所谓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者与贷者发生的一定关系就是信用关系。他指出：“信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可见，信用就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信用理论时，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信用的二重作用。他认为信用制度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1.1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
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用可以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由于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的结果，而信用可以帮助资本的自由转移，因而有利于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第二，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一方面，对于节约因货币流通而产生的费用而言，信用可以通过节约货币而实现流通费用的节约；另一方面，信用加速了资本流通，它不仅可以缩短流通时间，同时还可以使整个再生产过程加快，从而减少准备金，节约流通费用。第三，信用促进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
1.2 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虽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因此信用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一方面，信用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必然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但单个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积累的限制，因此，资本家总是运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最大限度的吸收资本，以突破自身积累的瓶颈，加快资本积累的过程，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使可以伸缩的再生产强化到极限。此外，信用制度使得买和卖的行为可以较长时间在时空上分离，从而成为了投机的基础。
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社会需求，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行为，必然加剧生产的相对过剩。
信用制度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巨大的伸缩性，在促使生产和消费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生产过剩能力和虚假需求。“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要还有现金支付的方法适用，危机，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就必然会明白地出现。”
2 运用马克思信用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解释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产生于虚拟经济之中。由此，在危机的初期，许多人将危机的根源归于信用制度、信用危机。马克思在讨论信用与虚拟资本时就指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是信用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
2.1 信用制度下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信用过剩，是次贷及其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价值泡沫的破灭，其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但是，从的观点出发，我们就会得到更一步的认识：即使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仍是生产相对过剩，其爆发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任由其创造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金融机构肆意发放信用，使得社会信用链条无限延长，经济的不稳定性也随着加强，只要信用链条上有一环发生断裂，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此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空前提高，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财富两极分化的加大，进一步限制了家庭的支付能力。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4上升到2000年的0.45，再上升到2004年的0.462，可见，在经济增速降低的同时，美国国内的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并无明显增长。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消费能力受限，而不得不依靠借贷的方式，实现消费的虚假繁荣。这种透支消费方式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消费者消费能力有限，而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益，肆意扩大信用，盲目放贷所形成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
2.2 信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1）信用加快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买和卖在时空上的分离，就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可能性，而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则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整个社会实际上被结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信用链。社会信用链的形成，客观上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规模放大了社会生产和消费，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链条被无限延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商品过剩的信息被信用所创造出来的需求所掩盖，导致生产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社会信用的无限延伸也使得社会信用网络变得更加脆弱，一旦社会信用链上某个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支付危机，从而引发金融、经济危机。
2001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房价持续上涨，让银行等金融机构过于乐观，低估了贷款风险，纷纷降低贷款标准，使得大量信用等级较差，收入较低的次级信用者加入了贷款购房的队伍。同时为了转移风险，银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通过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资产证券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结成了信用共同体。当利率上调及房价下跌之后，许多次贷者受收入的限制而选择断贷，即不再支付剩余房款。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收到市场反馈的信号而减少房屋的生产和供给。可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助各类金融衍生品，在股市和债券流通领取中套取现金，弥补由于次贷者断贷产生的呆账、坏账。银行信用进一步扩大，从而给房地产商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市场仍有巨大的需求，进一步导致了生产过剩。此时，支持经济发展的不是现实的需求，而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上的社会信用网络。当不能还贷的次贷者越来越多，当股市下挫而无法套取现金时，社会信用链条中银行这一环节发生断裂，从而引起连锁反应，爆发金融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2）信用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由于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作用，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剧了生产相对过剩，使得危机的能量不断聚集。此外，信用还促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由虚拟资本引发的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上产生的，是以能够带来收入的有价证券形式而存在的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其它可转让证券等。虚拟资本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同时，虚拟资本的发展也让信用链条有无限延伸的趋势。
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原则的区别，它们是虚拟的，本身不具有价值，仅是取得一定收益权的凭证，它的价格是预期收益的贴现。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在生产结构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另一方面，在价值结构上，虚拟资产价值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虚拟资本的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正是在这种经济虚拟化趋势下，以信用为基础的金融资产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由信用链断裂所引起的危机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都要严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目前，这场危机正在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变，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也说明了信用制度在危机中具有加剧的作用。
3 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信用在其中起到了推动和加剧的作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信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保证一个国家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因此，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要以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信用在生产中的作用；要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防止信用工具的滥用。信用和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放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创造出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虚假需求。因此，要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就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完善个人信贷法律，规范抵押贷款放贷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信息制度建设，从而让金融市场和信用工具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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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马克思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概括，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问题的第一次探索，其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马克思用哲学的语言和辩证的思维来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最初的理解和判断，为他后来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始终是同对人的类本质问题探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出发，马克思在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创造性地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社会性的劳动。马克思批判了那些将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活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只有工业的历史和它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1］85。作为人本质力量公开展示的工业，随着自然科学在其中的不断运用，自然科学不断技术化，科学技术将成为改造人的生活，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学技术也是人的本质的客观展现。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着，但它仍然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活动成果，并没有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它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为人的全面解放创造条件。不难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在他看来，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应局限在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的“有用性”上，而应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深入科学对于人的类本质的认识和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展现具有的本体性意义。这与他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的科学技术思想。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固定资本客体化了的科学技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并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应用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其秘密在于资本家迫使工人整个的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使价值形成过程转化为价值增值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其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地延长工作日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是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由于受工人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影响和制约，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逐渐被淘汰，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法。然而，提高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以提高生产力为生产剩余价值主要方法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伟大文明作用，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2］390这就是说，正是资本创造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成员对自然界以及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但同时马克思也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因而也成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而它的物质的统一“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2］464。在这里，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的哲学思辨，深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固定资本的变化角度去揭示资本对于科学及其应用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衡量的，而固定资本中包括科学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不仅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也影响和控制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详细论述了资本、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他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94科学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属于潜在的、间接的一般生产力。当被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物化在机器以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中，科学就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再取决于工人掌握的直接技巧，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唤起了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从而使资本主义财富的创造也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这种条件下，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3］99。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通过对科学在生产上的直接应用获得了充分发展，而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机并不是来自人们对自然的好奇或现实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而是来自资本增值，增加剩余价值的内在需要。科学一旦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被引入生产过程，就会成为具有资本特性的科学。3．《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科学技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路标”。［4］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经济学考察主要集中在《相对剩余价值》一章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部分。马克思立足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情况，从机器的技术史演进出发，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目的、前提和后果。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科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机器的产生和应用。“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5］279－280在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变为生产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的同时，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科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应用机器的目的不在于缩短工人生产商品所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扭曲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再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因此，资本家不断改变劳动手段的真正动因在于获取巨大限度的利润。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两个一般性前提和一个基本原则。由于人类社会每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都是由先行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创造产生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也是在简单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使用机器遵循的一个一般原则就是“进入商品的机器的价值，要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5］281。马克思结合当时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的具体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后果包括刺激技术的不断改进、造成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机器代替劳动甚至成为资本家对付工人的手段等多个方面。此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影响和控制下的科学技术具有双重作用，既可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更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必然趋势。当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二、《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的系统考察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分析主要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产力的运动方式展开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53在这里，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了人之后，充分说明人和科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和科学的应用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马克思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中，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是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一种集体力。在工场手工业初期，协作以简单的形态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协作才达到了它更高的发展形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不同种的劳动工具和复杂的机械装置的生产，从而为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工具被连接起来，逐渐产生了机器。随着劳动资料从工具向机器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由此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论证“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698。在考察机器价值向产品转移规律时，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6］444在大工业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生产力中的所有要素都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推动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和机器体系，并使之得到不断改良和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劳动者的范围，妇女和儿童加入雇佣工人队伍，并在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现有物质的数量和新用途，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此外，科学技术还教人们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创造新的资本材料。“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6］699第三，马克思从生产力运动方式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分析，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作用。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技术是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又促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必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瓦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科学技术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
1．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的基本主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科学技术问题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轫、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总体上看，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遵循着两条基本主线：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逐步发展和完善为主线；二是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线。前者重点研究了科学技术作为历史的有力杠杆所具有的革命性及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后者主要论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生产劳动出发研究科学技术问题，将科学技术与人的类本质、生产劳动、现代工业、资本生产、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的关系纳入对科学技术研究视域中，在批判唯心主义，研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过程上，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本质，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思想，并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通过大工业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类本质的展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成为具有资本形态规定性的科学技术，受资本本质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和直接劳动相分离，使科学技术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资本对人本身具有的生产力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剥削和掠夺，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和革命力量。正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科学技术不断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和新生产关系产生。因此，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不能深刻认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的内在联系。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不能科学揭示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深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命运变化的关系。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更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自然界，也变革着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使人类逐渐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物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在积累、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是必需的，但也是暂时的。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灭亡，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科学技术将再次回归其本质，成为人类谋求幸福和发展的重要工具。2．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多重理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始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不同时期，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思路和角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固定资本变化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技术也包括生产力”的思想也是基于分析科学技术对固定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作用而形成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科学技术发展史为重要线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动因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功能。《资本论》第一卷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在不同经济学手稿从对科学技术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三种理解，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它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研究科学技术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加深资本对工人剥削、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分析也始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科学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要素。正是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和批判的基本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多角度分析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概括起来，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人的类本质力量体现出来的科学技术；二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成果，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三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四是作为社会变革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这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和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认识和实践关系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科学技术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人们研究和考察当代科技发展与资本主义未来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相继进入了国家垄断阶段甚至国际垄断阶段。在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关系全球化问题交织融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的形式、内容、深度和范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并从中揭示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坚持从批判的角度，将科学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
作者:李天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11
（2）共时态分析。
无疑每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资本形态的演变亦是为了谋取最大可能的物质利益。只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注定只是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谋取利益。同时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意识“个体”理性——资本与资本“他者”之间的对立，完全成就了物性资本割裂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单个资本循环运动和作为整体的社会总资本循环运动的有机统一性，而部分资本或绝大部分资本在短期内的增殖与整体财富的增长又极可具不同步、不一致性。这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无视更多人和全民的利益，无视生产与消费的共生性，无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共生性创造了现实的可能。从而势必加剧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和资本形态的演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根本目的——资本增殖的工具和附属产物，商品生产和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附属物的附属产物。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决定了资本被赋予具有支配一切社会资源的客观强制性权力，即形成资本力量，在资本自在运动中表现为资本人格化的单个或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支配与组织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的建构。同时，在虚拟资本充斥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资本的脱域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资本本身和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引致的矛盾得以空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转嫁。无疑债务危机的爆发正是诠释了这一新的特征。金融危机其实是继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以国家地理区域为主要殃及范围的经济危机之后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以全球为“场”、变金融衍生产品等新兴商品为介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形态，即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虚拟资本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3）金融危机的根源。
由历时态和共时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一切形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皆是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资本本身即资本逻辑——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之一。包括目前由次贷引发和因债务形成的两大世界金融危机，依然没有脱离资本逻辑这一重要分析框架。危机呈现于由实体经济领域到虚拟经济，源于资本形态的演变，资本时间和空间的扩张，形成了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变换。而且，这种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变换，只是在不同阶段，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为了尽可能适应不断前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允许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身固有矛盾的再次呈现。资本运动始终以资本增殖为其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资本逻辑从未改变，只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形式——资本的形态在变。就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重心转移一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资本以及资本未来其他新形态的出现，越来越更为广泛地表现为取决于社会的需求——欲望体系的变动趋势，以缓解和分散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社会冲突，从而使之能够持存，实现永无止境的增殖目的，直到冲破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极限。
2、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
资本逻辑揭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如“现代文明的本质重要规定是资本主义文明”，充满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的本质重要的规定亦是资本主义属性。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即是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的矛盾根源。然而资本逻辑的深层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的根源，还表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性确认乃是一种日益升华的精神意识化过程。其严重后果在于与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资本逻辑是当代经济社会各种重大问题的罪魁祸首，有悖良性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作为一个相互滋生、共同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1）资本的主体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的主体性，是指资本支配劳动者、支配资源、支配一切资本之外所有生产要素以及在由此产生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以资本为主体，以实现资本自身诉求为唯一目的，其他一切对象化为客体的属性。分析资本的主体性，就要从资本作为主体的产生入手。在商品流通中，使商品流通过程的产物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的流通形式“G—W—G'”，这一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其“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在这种由资本本性决定的没有止境的运动中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因此，资本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非资本形式存在，成为支配一切的主体，不是因为作为物态形式的资本的功用性；而是因为商品社会内生着资本的主体性。货币只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都可以是资本的存在形式。“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物化劳动”，而唯一与物化劳动有着质的区别的对应的是非物化劳动，即在改造自然物物化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劳动。人是劳动的载体，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就是资本唯一的对立面，“非资本”。而资本只有同资本的对立面——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是真正意义上质的交换，才能实现资本不断的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本性，实现自己增殖的目的。鉴于此，人只是资本自为目的活动的手段和工具，只要资本为主体、支配一切，人就只凸显为作为物的有用的对象化属性，作为使用价值的载体；资本的主体性决定了资本在存在层面上与人相对立。人受制于资本的奴役，有悖人的本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相对立。泯灭了人的本性，又谈何基于人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资本作为主体必然背离人类社会的初衷和最终目的，偏离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与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相对立。
（2）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利润，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就是逐利的。资本的逐利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性。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资本的产生最初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已质的区别简单商品流通“W—G—W”，后者只是占有使用价值、以满足一定的需要或者满足最终的消费为限；相反，前者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商品仅是整个过程的中介介质而已，仅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是没有止境的了，并且因为只有存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这种“无止境、没有限度”的运动亦即所说资本的无限扩张性的雏形。随着资本形态的演变，不断地变换着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然而这只是运动的表现形式因资本形态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以产业资本形态存在且真正能带来价值增加的资本，必须借助商品为介质方能完成资本的流通，这也是仅能真正反映资本增加值的物质承担者，但这个物质承担者只是作为交换的手段存在，为谋取无止境的增殖，作为附属物的商品也需被无止境的制造出来。无止境的制造商品一方面需要无节制、无止境的开采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导致生态破坏和对劳工的残害；另一方面作为只是以量的增加为目的无视消费的生产必然导致供需失衡引发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而且随着发展到生息资本的出现，使资本的流通可简化为没有中介的简练形式“G—G'”，就成了后来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危机的铺垫。因此资本的逐利性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直接表现为生态危机、对劳工的过度压榨即人作为资源的不可持续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周期性危机。
（3）资本逻辑的核心——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资本逻辑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这决定了作为主体的资本的意志实然表现为物质利益至上。对物质的崇尚，代替传统等级制社会对权力的崇尚，不仅符合了资本增殖的需要、满足了人作为生命体存在的基本需要，而且也从经济规则升华成为主要高度同一的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人的物欲也得到了迄今为止最大可能性空间的解放和展现。这也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得以空前快速发展的根源，作为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事物——资本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负载着一种强制性的客观力量激活了人性所拥有的贪婪的和疯狂的占有欲即“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根——人类争取自身利益的欲望”。当然，这里的欲望只是人作为物的自然属性的欲望，并且资本逻辑也仅限于通过满足人的生命体的物质需要来维持和生产劳动力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在这一目的性过程中，人也异化为物格的工具。人不同于其他任何存在实体，人不仅有维持生命实体存在的需求，还有追求生命意义的价值需求。因此，人是物质和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统一体。但资本只有单一向度的物质诉求，其必然与人的非物质诉求相冲突，并抑制人的非物质诉求。因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自身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制度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其必然服务于资本意志。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必然转化为社会意识，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拜物的价值导向和服务于资本意志的制度约束和规范的双重驱动下，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成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途径。即“在资本逻辑刺激下，每个人的功能和需求的发展必然是单向的”这是资本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目的的根本对立，是引发种种社会失范的根源，也是其作为特定历史范畴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资本的主体性与逐利性的统一，使其演化为整个社会的高度同一的社会机制，使人物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致使引发种种社会失范，是与人类社会最终目的相悖的根基。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反良性可持续发展的。
3、启示及建议
基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系统逻辑关系的思考，将从“一体三维”——“一个主体”、“属性维度、认知维度、实践维度”，探寻在限制与发展资本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途径，既消除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对立，又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1）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既是限制资本的根本途径，也是其根本目的。资本及资本逻辑与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立在于资本的主体性，把本应是手段、工具的资本提升为了目的，而人类社会的主体——人被贬为了工具。因此，扭转资本与人的主客体关系，是消解这一根本对立的根本途径。人作为主体，不同其他任何自然物，人是类存在的价值主体。人作为有生命的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不仅只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虽然最初只是表现为部落体，群居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只有人作为主体才可以平衡有序地进行一切生产，这是实现持续的良性有机循环的前提。
（2）限定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于经济领域。
限定资本及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的关键在于剥离资本逻辑主导人的价值领域，使资本逻辑的产物——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不再成为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惟一途径；而且物质财富的增长并不与人的幸福感的提高成绝对的正比，这是因为人自身属性的二律背反——生存的功利性与超越功利的价值性的对立。人是作为有机生命体自然属性有效需求的有限与永远面向未来的未特定化的社会属性的无限的统一体。这个意义上，资本于人就不再能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仅限于是满足部分需求的经济性生产层面上的“生产关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除了基于物质利益的联接还需要有更为黏连的价值认同等契合关系。唯如此，资本于人类整体而言，只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工具；人也就不再是单向度的人，物质财富也就只是体现其自我实现的维度之一。因此，应限定资本逻辑于经济领域。
（3）培育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当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能够把“‘全体性’的‘类’概念、‘主体间性’、‘他者’这类概念以哲学学术的方式赋予时代思维语文学并转化为日常话语的时候”，资本作为当前最有效的经济发展工具，也就只能在事实性中表现为自为自在的与“他者”，并且与同类的部分相对立。这就要求作为能动的类存在的主体——人发挥有益的影响，实现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平衡持续的状态，而这一实现对应的就是用动态发展的视角全面地考察和分析空间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能力，即辩证的系统思维能力。
篇12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历史学家对上述概括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他们认为在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因此，西方崛起是比较晚近才突然发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其他文明的成就，而不仅仅取决于欧洲本土上发生的事情。
――摘编自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
崛起（1500―1850）》
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本题满分12分，从高考改卷结果看，学生平均得分3.42分；得10分以上的学生是凤毛麟角；14.0%的学生得0分；将近80%的学生得分在5分以下。学生失分严重的原因除了考场上时间紧张，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完成答题外，最重要的是平时开放性小论文式的题型训练比较少，学生不能有效掌握答题技巧，如有的学生以要点式作答，没有展开论述；有的用政治学科的理论作答等。
这种开放性的试题该怎么做呢？笔者认为，这种题目不要求你必须肯定结论的正确与否，而是只要求你亮明观点，并找出支持你观点的论据，且符合题目给的时间要求，叙述得当就可以。
以本题为例，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很广。知识点涉及16―19世纪中期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四大方面的内容，以及1500年前亚洲与中东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航海、贸易以及探索开拓方面要早于西欧的知识。考查的能力有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等。题目让学生选择其中某一观点进行评述，并不要求判断哪种观点对、哪种观点错，只要观点正确、能用史实论证即可。如此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要求学生能够从多角度分析问题，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些教材或者权威性著作的观点，这与新课程所提倡的理念相符，即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要求学生学会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分析史实，可以得到：
观点一：16―19世纪中期，西方崛起是本土文明发展延续的结果。
史实：（1）政治上：西方政治文明发展沿革清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逐步确立。①起源于奴隶社会时期，比较典型的有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以及古罗马完备的法制。②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形成了封建等级制（君主制、骑士制）。③近代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开始确立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西方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2）经济上：①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开辟，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雏形出现。②15世纪末―18世纪中期，欧洲列强早期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雄厚，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③18世纪―19世纪中期，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飞跃发展。
观点二：16世纪前后，亚洲国家领先世界，西方崛起也是吸取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的结果。
史实：（1）经济方面：中国手工业技术领先，享誉世界，中国小农经济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2）科学技术方面：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转型，加速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3）航海方面：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中国的航海技术、造船技术领先世界。
（4）贸易方面：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要道。
（5）阿拉伯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再看下面的题目：
（201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第40题）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节选）。
材料三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
（要求：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该题目在设问中明显地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历史前提”是什么？“历史前提”是：在什么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
第二，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论点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来阐述。根据第一点就可以知道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答的内容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到来的历史阶段特征，同时对比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原因。
第三，应当最后给一个完整的综述。就是归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必须具有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关系比较成熟才可以）。
参考答案：观点：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主要是指欧美国家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条件。
理由有四：（1）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最先确立、完善并得到充分地发展。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与反封建求民主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而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2）在经济方面，欧洲国家的早期殖民扩张等使这些国家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获得了自由劳动力。l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l8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等通过殖民扩张和掠夺，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够资金；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而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严重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
（3）在思想文化方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文化运动反过来又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及文化专制不可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4）在外交政策方面，欧美早期的发达国家积极开辟新航路、拓展殖民地，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中国在明朝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及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因此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综上所述，欧美国家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就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展成成熟的资本主义主义制度；而中国没有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
如此回答不但能够提供多个史实，而且能够把对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次，能够从理论上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发展规律。
总之，在做开放性论述题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审准材料或题目。
篇13
一、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至少经历了六次较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当时的经济学家李嘉图、萨伊等人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认危机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1](P153)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危机中看到“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1](P236)正是对广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贫的无产阶级寄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P617-618)这就是金融危机理论确立的主、客观原因。
金融危机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详尽考察后认为，金融危机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产生金融危机的“基因”。
认为，在货币产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时代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自不必说，即使在货币产生后单纯为消费而生产的自然经济或简单的商品经济形态中，也都不会出现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形式而言，是商品买卖分离和货币支付错位所导致的；就内容来说，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货币增值紧密相联；归根结底的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家要想通过商品生产实现一次简单的货币增值，就必须经过这样三个阶段：第一(流通)阶段，他必须用手中的货币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使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阶段，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将生产资本转化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第三(流通)阶段，他必须把生产出的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出去，使商品资本转化为增值的货币资本。这样一个个以货币增值为中心的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在这些过程中，就包含着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买卖的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分离的，与之相应，货币支付也是错位的。即“卖出商品取得了货币的人，不一定立刻购买，这意味着货币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却在市场上等待。这种买和卖的分离或独立就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3]其次，商业信用的出现为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更进一步加强了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这就使得社会支付链条上的中断点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会支付中断成为现实，就会出现货币支付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货币支付危机。
以上只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分析，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金融危机何以实现，金融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