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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篇2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篇3
伴随着网络的兴起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随之兴起而得到发展。什么是电子商务呢？国际商会关于电子商务最权威的概念阐述：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实现整个贸易活动的电子化。从涵盖范围方面可以定义为：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获数据（条形码）等。
电子商务从狭义的角度讲，是以互联网为主题，以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为支撑的先进的商务模式；广义的角度讲是基于电子信息网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新的社会经济活动。电子商务的涵盖范围在不断扩展，电子信息网络不仅仅是互联网，还包括电信网、电视网和其他的电子信息网络，这个网络是广泛的。
国家现在强调重视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目的就是将交易电子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获得更大的利益。要达到电子商务的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诚信是基石
2009年2月23日《电脑报》头版写到：“‘淘宝此前假货超过70%，现在也还有30%。’当当网CEO李国庆炮轰淘宝是中国最大的假货交易平台。按照这种说法，淘宝2008年999.6亿人民币的规模，其假货价值超过300亿人民币，这已经超过一个小国的GDP。”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电子商务诚信问题现在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
诚信，从电子商务登陆中国以来，一直都是电子商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瓶颈。由于消费者同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网页交流，双方很难有面对面直接沟通的机会，彼此的信任是通过感受和体验等比较初级的手段来建立的，并没有成熟的体制或者适合的载体来支持开放性的真实信息的传递。消费者无法准确地知道经营者的信用状况，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进行消费；经营者无法完全地了解消费者的真实程度，只能遵循着对方的需要和要求实现销售。双方在交易中的诚信度的衡量，没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控制体系，这使中国的电子商务难免有许多尴尬和无奈，极低的交易成功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要建立完善的诚信体制有以下三点：（1）完善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执法；政府对诚信行业的监督管理；行业自律等。（2）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制。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与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建立信用奖惩机制等，由此逐步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诚信社会。（3）培养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诚信消费习惯。
二、安全是保障
众多的调查发现，另一个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是安全问题。美国密执安大学一个调查机构通过对23000名互联网用户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人由于担心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而不愿进行网上购物。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性、开放性、无缝连通性、共享性、动态性发展，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入互联网，特别是“黑客”们可能会采用各种攻击手段进行破坏等犯罪活动。此外“黑客”的犯罪行为大都具有瞬时性、广域性、专业性、时空分离性等特点，通常“黑客”很难留下犯罪证据。可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安全问题远比传统商务的安全问题复杂得多。因此，建立完善的安全体制和安全技术的提高是电子商务顺利发展的保障。
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1．在技术层面上通过网络安全技术提高电子商务系统的自身安全能力；2．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电子商务的安全；3．通过各种形式的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与认证平台等机构为电子商务安全提供保障。加强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工作，切实提高电子商务安全。
三、交易模式的创新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源动力
中国电子商务大多数处于电子信息的层次，没有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新的交易模式。大多数电子商务网站基本上都是货架式的交易模式，网站将产品信息陈列于网页之上，这些交易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交易形式的电子化，没有什么创新。在现有的交易的模式下，可以考虑发展下面两种模式：
（一）发展拍卖型的交易模式。通过控制合理竞价，提高交易效率，减少效益双方的风险。这种模式在如今的电子商务交易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个模式的要点是控制合理竞价。
（二）易货交易模式，就是以定量货物作为交易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交易各方均由交易中心（独立第三方机构）接管。这种易货交易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一种交易，在原始的时代只能做到一对一，如今有网络的支持，可以多方参与易货。多方易货的魅力就是依托网络的空间，为了交易的实现可以有第三方、第四方等多方的参与，加速货物的流转。同时这种交易模式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定量货物，就是一种虚拟的货币。
四、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相关行业的强力支撑
电子商务是通过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相互制约与协调来完成交易的。
（一）信息流是电子商务交易前提，包括数据采集、归纳、分析、处理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这一部分进行业务外包，由其相关行业（如：专业网络公司和软件公司）来完成，这样会更专业、更高效。
（二）资金流是电子商务交易顺利完成的保障，而资金流的安全需要第三方支持，如：网上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
（三）物流是电子商务交易由虚拟转换到现实，将货物送达买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高效率和高利益而产生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形式，使物流独立于交易双方，促进了物流与相关行业的发展。
相关行业的支撑使得电子商务顺利、合理发展；同时电子商务也促进的相关行业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扩展，对电子商务的理解也会不断的深入，这样能够更好的发挥电子商务的作用，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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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称接尾词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对韩国语中固有词人称接尾词的研究，对汉字词人称接尾词的研究不论是在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存在着不足。因此，本文将选定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汉字人称接尾词“员”和 “工”作为研究对象，从接词化过程、词根构成、意义、尊敬程度强弱等方面深入考察“员”和“工”的异同点。本研究主要以《实用韩汉词典》中收录的68个 “员”的派生词和44个 “工”的派生词为参考对象，并结合《说文解字注》、《韩汉大辞典》、《古代汉语字典》三本字、词典，对“员”和“工”做综合比较分析。希望通过研究，可以对韩国语学习者有一些帮助。
二、“员”和“工”的对比研究
随着新职业、新阶层的出现，与其相关的词汇必然应运而生。但是为了省力，人们在创造一个新词时，往往通过词汇间的组合（复合词）或是在既有词汇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接头词或接尾词（派生词）构成新的词汇。①指称“人”的一些词汇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接词化的。
（一）“员”和“工”的接词化
1.“员”的接词化
《说文解字注》：员： 物数也。本为物数。引申为人数。俗称官员。
《韩汉大辞典》：员（）：（1）（尾）从事某种职业的人；（2）（尾）团体或组织的成员；（3）数量词 （名）。
“员”的接词化过程如下所示：
2.“工”的接词化
《古代汉语字典》：工：[字源]工是象形字，状似木匠画弓用的曲尺。工的本意是工具。
释义：（1）手工业者，工匠，工人；（2）从事某种职业的人；（3）古代特指乐工或乐人；（4）古代官吏；（5）指工匠的工艺精巧细致；（6）擅长，善于；（7）通“功”，功效。
“工”的接词化过程如下所示：
（二）“员”和“工”的词根构成
词根的形态可分为“词汇形态”和“语法形态”，“词汇形态”是指词根是汉字词、固有词还是混合词，“语法形态”是指词根的语法构成形态。②
1.“员”的词根构成
《实用韩汉词典》中，共收录了68个“员”的派生词，其中词根为汉字词的派生词共67个，外来词根派生词共1个。
2.“工”的词根构成
《实用韩汉词典》中，共收录了44个以“工”为接尾词的派生词，其中词根为汉字词的派生词共41个，词根为“汉字词+固有词”的派生词共2个，外来词根派生词共1个。
通过以上对“员”和“工”的词根的构成的考察，可以发现：
（1）《实用韩汉词典》中，“员”的派生词数为68个，“工”的派生词数为44个，“员”的能产性比“工”高。
（2）在“员”和“工”的词根的构成中，词根为汉字词的派生词所占比重最大，固有词和外来词的派生能力非常薄弱。
（三）“员”和“工”的意义
江杜哲的论文中写道：“员”有两层含义，一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二指 “团体成员”，即“员”具有“团体性”的意义。而“工”没有“团体性”的意义。我认为其原因与两者所指称的职务差别有关。“员”是“知识专门性”的人称接尾词，如：“同盟员”的意思为互相结为同盟的成员；“政党员”的意思是政治理念相同的政治团体中的人员。可以看出“员”具有“团体性”的性质，“工”是技术性较强的人称接尾词，如：养猪工、织布工、凿岩工等，通过这一类型的职务可以看出，“工”没有“团体性”的意义。
1.“员”的意义
“员”的意义为“团体或组织成员”、“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其还可以下分为“熟练掌握某种技术的人”（如饲养员、炊事员等）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通常指通过国家考试或是取得某些资格证书的人，如：教职员、解说员、参审员、审判员等）。“员”的意义如下所示：
申恩周的论文中写道：当“员”的部分先行词根指称“从事体力劳动”的意义时（如饲养员、配车员），根据儒家观念，该词往往有“卑称”的词性。③我认为作者的观点较为夸大和绝对化了。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正当报酬，不应该有尊卑差别待遇，只能说知识性职业较体力劳动性职业更能获得人们的青睐，受人们的尊敬程度也更高一些而已。
2.“工”的意义
“工”的意义为“熟练掌握某种技术的人”，即 “工”的“技术专门性”较强，职种往往需要通过体力劳动来完成。
（四）“员”和“工”的交替现象
当“员”指称“技术专门性”的意义时，“员”和“工”有时可以互换，（如：技术员―技术工、潜水员―潜水工、板金员―板金工、接员 ―接工）。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倾向于使用与“员”有关的词汇，这与“员”有身份上升的倾向有关。申恩周的论文中提到了人称接尾词“员”和“师”互换的情况（如研究员―研究师、技术员―技术师等），④这说明“员”的先行词根被赋予了尊敬的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员”有从中性词向尊敬词发展的倾向。
通过对“员”和“工”的意义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员”和“工”都有[+职业]、 [+技术专门性]等意义，但“工”没有[+团体性] 、[+知识专门性]的意义。
（2）“员”有从中性词向尊敬词演变的倾向，而“工”没有这种倾向。
（3）“员”可以与“工、师、家”等人称接尾词互换，“工”与其他接尾词互换的频率比较低，可以看出“员”的使用比“工”更活跃、开放。
综上所述，“员”和“工”的意义比较如表一所示：
三、结论
本文对人称接尾词“员”和“工”的接词化过程、词根的构成、意义、尊敬程度的强弱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员”的能产性比“工”高；运用要比“工”活跃、开放；“员”有从中性词向尊敬词发展的倾向，而“工”是没有任何尊敬或卑称意义的中性词。
注释
① 从词根和接词的构造来看，所有的单词都可以分为单一语、派生词、复合词.由一个词根构成的为单一语，由词根和派生接词组合的为派生词，两个以上的词根组合的为复合词.闵贤植.国语语法研究[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13.
② 李英子.韩中汉字人称接尾词对比研究[D].庆北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30.
③ 申恩周.职业词汇中出现的人称接尾词的功能和意义[D].庆星教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28.
④ 申恩周.职业词汇中出现的人称接尾词的功能和意义[D].庆星教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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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古代汉语字典编委会.古代汉语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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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静态美。追溯到缘故的仓颉，汉字就是依类象形，先有其形后有其声。我们的祖先经过对万事万物仔细的观察进而用“汉字”将其描述。汉字的静态美我们来说说它的具象美。汉字的具象美可以包括音律美和字形美。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音律美。汉字的音节相互之间非常独立，有着很强的节奏感，音节与音节之间抑扬顿挫，另外汉字之间的清音重音相互交替，平仄变化有致，给人以很强的韵律感，很强的音乐美。另外是当汉字相互在一起构成句子和文章，那么音律美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仗，押韵，叠印、排比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的运用，更是增强了汉字的音律美。下面我们说说字形美。汉字笔画横竖撇捺等等笔画千变万化，相互结合之后如同一幅美丽的画面。汉字的结构就充满了美感，如同建筑结构一样，既有结构美也有自然美，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享受。也正是汉字的这种充满美感的节奏更是促生了书法这一充满着艺术感的项目。汉字不仅仅有着象形之美，更是有着会意之美，通过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给人以无尽的美的享受。我们就以“美”作为例子，一只肥嫩的羊羔，让人想着就喜欢，这是多么美：视觉上联想到了羊羔的肥壮，味觉上给人以羊肉肥腻的感觉，触觉上也有着羊毛温暖的感觉。汉字的字形美其实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追求美的民族特性。
（二）说完汉字的静态美我们再来说说汉字的动态美。我们将从字义美和生命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汉字是对自然界万物万事进行抽象之后的结果，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就是美的本身，毋庸置疑，汉字以自然界为基础更是充满了字形美。这是汉字字义美的基础。汉字在经过千年的时间洗礼和沉淀，在历史的前进中不断的被赋予各种含义，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汉字慢慢的被赋予了一种精神、被赋予了一种生命。汉字之中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就是体现着汉字的美。
二、汉字教学之中的汉字之美
（一）汉字本身的美感。汉字本身所带有的美感我们在上文中其实已经有着较多的说明。在语文教学过程之中，学习汉字的字形之美，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变化，汉字的音律等等都可以给人以无限的联想。我们在进行语文教学过程中，如果回避汉字的本身之美，那么这样的语文是不完整的。
（二）汉字之中的文化美。汉字的本身之美是一方面，更有意思的是汉字之中的文化美。作为文化的载体，学习汉字之美其实就是学习文化之美。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怎么可能不谈汉字的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文化。
汉字之中其实流露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学习汉字的文化美，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中华文化。汉字的象形来源于自然，经过发展像自然界一样勃勃生机，无限繁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经历过大分裂时期，但是却最终没有四分五[专业提供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 dylw.NET第一论文 网]裂，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将中华民族凝聚，汉字将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如同自然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汉字所流露的文化美还有汉字所表现的意境。“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这些汉字之中并没有写离别，但是这却给人营造了无限的离别的悲伤氛围，这就是汉字的魅力，这就是汉字的魔力，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怎么可能会忽略这些呢？
总之，汉字文化是汉字在自身的长期衍生中所形成的独特品质，包括汉字本身所蕴涵的特征来源、形象意义及汉字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等一系列精神和物质上的东西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近三年汉字教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扎实有效的汉字教学不仅会让我们的学生远离错别字，更会让学生在充满浓浓文化味的语文课堂上受到灵魂的浸染。我们可以设想，当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语言光照学生心底时，当语言成为流淌过学生心灵的音乐时，那正是我们民族的语文素养应该达到的高度。在语文的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的挖掘汉字的魅力，发现其中蕴含的无限的美。当我们理解了汉字的美，也就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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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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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07-0041-02
目前，关于对外汉字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本文从《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三本权威期刊上收集到相关文章70篇(1990年――2009年)，不仅有汉字偏误分析、正字法，还有教材设计等，本文就主要对其中关于对外汉字教学方法，学习策略、过程及调查研究与教学关系的文章进行评述，主要从教和学两个角度来讨论。
一、对外汉字教学的方法
(一)利用语素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郝美玲、张伟(2006)强调语素意识对汉字学习的作用很大，所以在教学中，老师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语素意识，比如，比较不同词语中的同形语素，他们的意义是否一致等。这样有利于扩大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
(二)利用字族或系统性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陈曦(2001)首先讨论汉字教学的字量与具体字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汉字的教学方法，指出不同的字应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而学习汉字的形、音、义三个部分，也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并且重点介绍了字族理论识字法。指出许多汉字都具有同音、近音，同形、近形，同义、近义等特点，把在形、音、义三方面具有传承或紧密联系的这一群字叫字族，利用字族教学，可明理据并掌握汉字。
万业馨(2007)指出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了解汉字体系，比如，对汉字读音的认知，不要独立地讲解形声字，而应将声旁系连的一组字都展现出来，从中体会声旁的表音功能。
(三)利用部件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张旺熹(1990)分析了汉字的特点及留学生的汉字错误，提出汉字部件结构的教学方法，指出掌握好118个基本部件和4类19种结构类型，就可以为汉字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具体的部件教学方法，如利用六书理论、汉字相生关系、形近部件辨析。结构教学方法，如分析汉字结构等。另外还有万业馨(1999)、(2001)，梁彦民(2004)等。
(四)利用偏旁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万业馨(2000)指出利用声旁进行对外汉字教学，要具体分析声旁字及相应形声字的语音关系，常用程度。对较常用的，字形较简单的声旁先教，对常用程度不如形声字的声旁字，可先教整字，再分析归纳。还有，张熙昌(2007)等。
(五)利用文化、字理解释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张德鑫(1999)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字教学，不管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只要不违背汉字的特点与理据，能较快地帮助学生记忆汉字，并打开了解汉语与文化的大门，就可以借鉴。
李香平(2006)指出“新说文解字”是在汉字教学中采用的一种对字理的解释方法，他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学的字理解释，而从汉字教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助于引起学生兴趣，帮助学生记忆汉字。另一方面，为避免流俗文字学解释的随意性，应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与规范，使之成为一种辅助的教学方法。
(六)根据不同母语背景进行对外汉字教学
徐子亮(2003)指出不同母语背景的留学生在汉字学习上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相比之下，有汉字背景的外国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较明显，利用汉字记忆词语；而无汉字背景的学生则听说的发展快于读写，汉字的书写、记忆困难。针对不同的情况，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因材施教，比如，对有汉字背景的学生要加强听说的训练，指出学生母语的汉字词与汉语字、词的区别与联系，避免负迁移，而对无汉字背景的学生则应加强汉字的书写训练。
还有黄卓明(2000)，全香兰(2003)，崔永华(2008)等。
(七)其他教学方法
江新(2007)将初级水平的留学生分成两组，对他们分别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和“认写同步”的教学方法，结果发现采用“认写分流”方法的小组，不论在认字还是写字上都有较好的效果。还有吴世雄(1998)，李方杰(1998)，王静(2001)，朱志平(2002)，刘社会(1990)等。
二、关于对外汉字的学习策略、教与学的过程
马明艳(2007)从零起点的非汉字圈留学生的个案研究入手，研究了该生的各项学习策略及他们的发展情况，如字形、记忆、应用、复习、归纳策略。结合之前的研究结果，得出该生汉字学习效果明显的关键原因是应用了高效的学习策略。所以，在教学上，适当地引导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策略，可以提高汉字学习效果。
江新、赵果(2001)制定了一个关于汉字的学习策略量表，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据此调查留学生的汉字学习策略，鼓励学生采用多种策略，引导他们制订计划，让他们多利用形声字的形符和音符来掌握汉字。
程朝晖(1997)指出国外学习者学习汉字的过程会经历混沌、清晰和模糊三个阶段。而从教的角度来说，不赞成先教听说，再教汉字，结合国外汉语课程设置的情况，指出，老师在完成拼音、基本的笔画与部件教学后，学生就跟随课文同步学习汉字。
还有王碧霞等(1994)，余又兰(1999)，柳燕梅、江新(2003)，郝美玲等(2005)，柳燕梅(2009)等。
三、调查研究与教学的关系
万业馨(2004)强调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密切关系，用已有研究成果指导教学，通过教学实践促进研究。文章具体通过总结声符和字形、字顺的研究成果，对教学提出建议，更详细地说明了汉字研究与教学的能动关系。
还有刘又辛(1993)，石定果(1997)，石定果、万业馨(1998)，李如龙(2009)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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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是2000年至2012年12月（包括2000年）。本文搜集研究成果的方法是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对外汉字”为关键字进行精确匹配查询；共查询到186篇论文，经过仔细的辨别审查，共有179篇符合内容要求的论文成果。在综合考量各大刊物学术含量与科学性的基础上，共甄别筛选出57篇学术论文作为本文分类综述的内容和依据。
2.成果述评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教学行为产生都是由三个关键要素（教学者、学习者、教学内容）和两个基本的过程（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构成。教学的研究也大致从这五个方面展开。对外汉字的教学者指从事对外汉字教学的教师，学习者指母语非汉语语言的学生，教学内容也就是汉字（包括汉字的识读与书写）。与20世纪相比，在这五个方面上，2000年以来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尝试和探索，从而使对外汉字教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效果更加明显。
2.1教学者――提高汉语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
对外汉字教学要求教师具有基本的学科素养、专业能力和教学本领，因此在如何培养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水平专业教师的问题上，有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洪、洪云（2011）《关于对外汉字教学课程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2.2学习者――留学生主体差异的研究
学习者的主体差异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越来越集中，主要包括对学生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的研究。
2.2.1强调区分“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文化背景
如史迹（2012）《论欧美学生的汉字认知与汉字应用》、张秋红、陈鹤（2011）《浅谈地方高校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初级阶段的对外汉字教学设计》。
2.2.2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
随着认知心理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传播和应用，对外汉字教学也开始将认知心理学的原理迁移到研究之中，通过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来提高学习的效果。如王建勤、赵金铭（2005）《外国学生汉字构形意识发展模拟研究――基于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的汉字习得模型》。
2.3教学内容――汉字本体的研究
对外汉字的教学内容是汉字。教学内容的研究主要是指汉字的本体研究，通过对汉字本身特点的把握，将其运用到教学之中。如李宝贵（2004）《对外汉字教学与汉字规范问题》、沙宗元（2011）《对外汉语教学所用独体字及其构字状况分析》。
2.3.1本体研究重点之一：对规范性标准用字的多方面考察
汉字本体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等规范性标准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等高频字表所选用的汉字基础上进行的。如上文提到的沙宗元（2011）《对外汉语教学所用独体字及其构字状况分析》。另外还有王晓光（2002）《在甲级字解析基础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构想》、陈建萍（2008）《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支点’――以汉语水平等级大纲甲级字解析谈‘支点字’构建》。
2.3.2本体研究重点之二：对汉字主体――形声字的考察
形声字作为汉字的主体，自然也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点，这也由此导致了学界对形声字研究的热切。如万业馨（2000）《略论形声字声旁与对外汉字教学》、李蕊（200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声字表义状况分析》。
2.4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的研究主要指教学原则、方法及策略等的研究。
2.4.1教学原则
2.4.1.1意识到教学过程的阶段性和层次性。如田艳（2009）《关于对外汉字教学层次性原则的思考》、潘先军（2005）《论对外汉字教学的层次性》。
2.4.1.2字词关系的处理。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基本单位采取“字本位”还是“词本位”的指导原则的争论一直比较受关注。最近，施正宇等学者在字词关系的处理问题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运用认知规律和心理学以及传统的文字学原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字词的联系上找方法。如施正宇（2008）《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
2.4.1.3认写关系的处理。针对传统的“认写同步”导致教学效率低下的弊端，学者们主张“认写分流”。如江新《“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汉字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李蕊、叶彬彬（2012）《语文分进的对外汉字教学模式初探》。
2.4.2教学方法和策略
2.4.2.1笔划教学。如王汉卫、苏印霞《论对外汉语教学的笔划》，何洪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笔划组合方式辨字”问题》。
2.4.2.2部件教学。如殷凌燕（2004）《论对外汉字教学中的部件教学》、梁彦民（2004）《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曹婧一（2011）《汉字的构型分析与对外汉字教学策略》。
2.4.2.3偏旁教学。如李大遂（2002）《简论偏旁和偏旁教学》。
2.4.2.4运用汉字理据性及系联法教学。①现代汉字理据性教学法。如李宝贵（2005）《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赵妍（2006）《现代汉字的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姚敏（2011）在《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等。②系联教学法。系联法汉字教学是在汉字理据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汉字理据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利用。它是在帮助学生认识到形声字的声旁和形旁都有理据可循的前提下，进一步将声符和形符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起来进行系联，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掌握汉字。如杜丽荣（2004）《“系联法”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李蕊（2009）《汉字学习策略的介入性研究》
2.4.2.5其他方法和策略。这一阶段的学者还提出了其他方法和策略，如潘先军（2000）的《汉字计算机输入与对外汉字教学》、黄雪梅（2004）的《关于联想式对外汉字教学法的构想》、李香平（2006）的《对外汉字教学中的“新说文解字”评述》。
以上方法和策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与排它，在对外汉字教学过程中教师既可以将其结合在一起共同使用，也可以仅仅使用某几种，同时在汉字教学的不同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选取某一种教学法为主要教学法，其他作为辅助教学法。
2.5学习过程
从对教师主体的研究扩展到对学生主体的研究，从对教师的教学过程的关注扩展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是近年来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的理论来源主要有认知心理学、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影响学生学习习得因素的研究和偏误分析研究。
2.5.1影响学生习得因素研究。如王骏（2009）《留学生汉字习得的相关因素研究》。
2.5.2偏误分析研究。如张晓涛（2005）《非汉字文化圈学生汉字认读偏误及对策研究》。
3.结语
十余年来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而且很多学者能够在做好汉字本体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具体的教学实践经验与时展紧密联系，推陈出新，抓住学术前沿问题，借用认知心理学、中介语等理论，使研究的对象更广泛，内容更细致，成果更深入。除此之外，科学实验的比重增多：很多研究都是在提出假设的前提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避免了空泛的猜想，也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科学、精准、有说服力。在看到这些可喜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相对于词汇、语法等研究来说悬殊太多。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几年、十几年对外汉字教学研究能够有更蓬勃的发展势头，并能形成自己的完整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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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大遂.对外汉字教学回顾与展望[J].渤海大学学报，2007，（2）：58-62.
篇12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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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数量上进行考察。八类期刊中所刊载的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的总数是186篇，国际汉语研讨会论文是18篇。通过对八类期刊上的对外汉字教学篇目数占总篇目数的比例来看，学界对汉字的研究极少。平均占有率还不到万分之三，其中《语言研究》的比例是最小的，仅为十万分之八；而《语言文字应用》中所占比例稍多，也仅有万分之五。另外，笔者对八类期刊中对外汉字教学的论文进行了一下统计。《汉字文化》中对外汉字教学所占篇目最多，为33篇。而《语言研究》篇目最少，仅有2篇。
从对外汉字教学20年来（1992-2012）的学术趋势来看，对外汉字教学的关注度分别在1994、1997、1998及2007年有极其显著的提高，而从2010年开始，又有小幅度地降低。1994是对外汉语学界重要的一年，在1994年1月，在南开举行了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而在1997年6月，国家汉办在湖北宜昌召开了首次汉字和汉字教学研讨会。1998年2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联合在巴黎举办了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对汉字教学的地位、任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热烈的讨论。但由于汉字和汉字教学研究的难度较大，对外汉字教学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直至2007年才有了起色，汉字教学关注度自07年起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
二、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成果
根据近20年的期刊论文和研讨会的状况，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形教学研究；汉字教学模式研究；汉字教学方法研究。另外，也有对汉字教材的编写、汉字的国别教学、文化与汉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此，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探讨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的教学方法是对外汉语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此论文也比较多。如：柯彼德（1993）《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郝恩美（1994）《现代汉字教学法探讨》、卞觉非（1999）《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王晓光（2002）《在甲级字解析基础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构想》、黄雪梅（2004）《关于联想式对外汉字教学法的构想》。蔡富有（1996）《小学识字教学理论探微―兼论“字族文识字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张学涛（1997）《基本字带字教学法应用于外国人汉字学习》及陈曦（2001）《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都是从“字族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对外汉字教学。
除上述教学方法，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字本位论”和“字理识字法”。下面，对这两个比较流行方法进行一下概括阐明。
（1）“字本位论”
字本位理论是针对汉字教学中的基本单位的讨论而提出来的，在印欧语系里，教学的基本单位是词，中国语言学界借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汉字教学中也援引词本位的教学理念，但徐通锵、赵元任、白乐桑、吕必松等人则主张字本位的教学方法，认为字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字的教学。（徐通锵 1998《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王若江 2000《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贾颖 2001《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肯定了字本位的教学理论，主张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以字的教学为基础。
但是任瑚琏的《字、词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及教学策略》（2002）文章否定了字本位的说法，其认为汉语的最小造句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对外汉语教学也应该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
另一观点是认为将字本位与词本位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刘社会2002《对外汉字教学十八法》、施正宇2008《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
（2）“字理识字法”
“字理识字”教学法自诞生以来，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和教育工作者的青睐。张田若先生认为“‘字理识字’自成一派”，并鼓励说希望其继续发展。“字理识字”教学法是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运用汉字形与义的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对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分析，运用联想、直观等手段来突破字形这个关键，达到识字的目的。这种教学法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贾国均（1995）《“字理识字”是解决汉字初学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王宁（1997）《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安雄（2002）《构建对外“理性汉字教学方法”的基础研究》及安雄（2003）《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李宝贵（2005）《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赵妍（2006）《现代汉字的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石传良，罗音（2007）《理据识字法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方法》、姚敏（2011）《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都认为“字理识字”法能够指导对外汉字教学。
三、结语
回顾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我们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一系列的教学法的诞生，对汉字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本体研究，还拓展到了应用层面。研究成果不再是仅以文字阐述，而是用定量的方法统计分析、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结论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们汉语走向国际的一大难题。如何进行汉字教学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努力探索的一个方面。汉字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说，却仍然有所欠缺。我们希望学界的泰斗及奋斗在一线的教师编纂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对外汉字教材，也希望将来有更多针对国别的汉字教材的涌现，更期待有实践价值的系统的教科书或视频软件等指导国内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如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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