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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安徽农村土地生态伦理缺失的主要表现
土地生态伦理旨在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发展，而在安徽各地农村的土地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生态伦理缺失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片面理解人与自然关系。
土地生态伦理要求可持续地利用土地资源，从道德层面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将人类和土地看成是平等的主体，人类不能时时、处处以征服者自居；要求人们在不违反土地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让所有生物都享有健康的生存环境，保证土地及其生物自由生长及繁衍的权利。当前，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全省少数地方政府、企业和村民由于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一切从自身的利益需求出发，错误地认为自身享有凌驾于自然之上、可以掌控自然的特权。他们甚至认为，局部、少量的土地生态破坏根本不可能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构成威胁，完全没有生态危机的紧迫感，更谈不上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具有发自内心的自觉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结果导致了土地资源被过度消费、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
（二）资源消费观上的误区。
全球土地资源极为有限，其利用只有遵循土地生态伦理，合乎一定的伦理规范，才能实现资源、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给予土地资源以一定的道德关怀，赋予它一定的道德地位，科学合理地利用安徽农村现有的土地资源。土地生态伦理建设，就是要在尊重土地资源限度的前提下，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对待土地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毫无疑问，土地是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共同家园，如果人类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顾或忽视土地生态系统的生命支撑作用，随意进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就可能会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生物界产生严重和广泛的破坏性影响。时下，人们热衷于追求经济绩效，表现在土地资源的消费上，极力追求土地利润的最大化。“不惜掠夺式地利用土地自然资源，同时又把大量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不加处理即向大气、河海和地面任意排放倾倒，把环境看做可以无限收购废物、污物的天然‘垃圾箱’，这是一种为追求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追求短期效益无视长远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放弃社会效益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对环境和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索取，必然会导致土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生态伦理教育缺失。
土地生态伦理问题涉及全社会。土地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生态方面。安徽各地农村在土地利用中，要从道德伦理层面尊重土地的“权利”，促进人地协同发展。因此，对各地村民进行环境道德教育，培养他们的土地生态伦理意识尤为重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在当前安徽许多农村，村民的土地生态伦理道德意识非常缺乏，普遍缺少对土地资源的道德关怀，如为追求高产高利，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比比皆是。土地使用的代际公平更是少有人问津，人们始终短视地认为只要保证自身土地的够用即可，至于后人是否有土地等资源可用则与己无关。这种过多关注自身利益而极少关注自然与后代利益的行为，注定要使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态伦理教育的严重缺失。
（四）缺乏对科技作用的辩证思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安徽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既可增长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也可使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减少，使人类承受土地生态伦理的严肃拷问。长期以来，全省部分地方政府、企业单位、农民组织和个体，很少能够用生态伦理的观念，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土地利用过程中，错位使用科技手段，不仅破坏了自身的生存环境，也影响了区域内的整体利益，甚至可能给本地和周边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毁灭性打击。
（五）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规范当前全省部分农村在土地利用中出现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实现土地科学利用和环境生态的和谐发展，仅靠土地伦理道德，有时还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土地伦理道德，往往只能通过个体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它需要足够的内化时间。而要让人们快速自觉地遵循生态伦理原则，有效遏止土地利用中的诸多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还需要法律手段的弥补。遗憾的是，时下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和细致，对于违背土地生态伦理原则、超出土地道德协调范围的种种行为，还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凭，而缺少法律层面的监督和约束，则很难达到有效惩处的目的。
（六）部门履职不到位。
土地是全社会的共同资源，为全民共享。农村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坚持经济、生态与社会的统一发展，实现生态安全、环境友好、村民生活富裕。然而，当前全省少数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未能切实承担起落实土地生态伦理建设的道德责任，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对局部区域内土地利用中造成环境破坏的事件充耳不闻，甚至是以环境的高污染和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作为盲目开发的代价，把眼前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生态平衡利益完全割裂开来，在土地利用中选择了一些根本不符合当地生态发展的路径，丧失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有的仅是为了改善小部分人的福利，不顾群体利益，出现许多缺乏伦理的土地利用行为。也由于疏于监督，致使一些与土地整治相关的企业，纯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考虑自己与土地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关系，更谈不上在追求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价值准则。
三、加强安徽农村土地生态伦理建设的几点思考
土地生态伦理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为了在土地生态伦理视阈下实现对全省有限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需要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丰富教育内容，拓宽宣传手段
土地生态伦理是建立在一定道德价值观念上人类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规则，核心为善待土地、尊重土地、节俭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在人与土地的矛盾中，人为主体。因此只有丰富全民的环境生态知识，完善其生态伦理品格，才有可能实现人与土地的协调发展。调研发现，我省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态意识较为薄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针对此现状，强化土地生态伦理的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全民的的环境知识水平和土地伦理道德素养。教育内容上，要注重从价值观上予以引导，让全省各地村民懂得人类并无凌驾于自然的特权；其他生命形式也与人类一样，具有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应受到尊重；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应公平分享自然生态资源。只有培养全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的道德感与责任感，树立土地生态伦理观念，形成正确的土地生态道德观，使他们切实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相互协调的重要性，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具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教育方式上，要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乃至终生教育的不同层面设计土地生态伦理教育内容，要兼顾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不同环节，土地生态伦理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解决土地危机的途径之一在于发展土地伦理教育。通过教育，把土地伦理整合到每个人的修养和社会价值中去，明确他们对待土地的态度和手段，增强伦理责任意识，端正利用土地的态度，处理好经济行为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土地生态伦理作为一种规定土地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理论形态，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人们的观念和意识。除了实施教育以外，也离不开宣传的力量。要通过宣传，强化人们的土地生态伦理意识，转变人们的土地利用行为模式。要把宣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与土地科学利用及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宣传方式上，首先，既要注重各种媒体对土地生态伦理的普及性宣传以唤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又要采用黑板报、标语、电视公益广告、手机信息等多种形式以形成科学利用本地土地资源、保护环境光荣的社会风尚。尤其要注重表彰那些在土地利用中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的组织或个人。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利用各种环境保护纪念日，开展诸如“争创绿色社区”、“绿色社会”等的绿色行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强化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文明新风。同时，还要拓宽宣传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培养和加强人们的土地生态道德意识，如通过创作和欣赏各种有关土地生态伦理和环境保护的故事、音乐、卡通、漫画、小说、影视作品以及其他各种科普形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科学利用土地、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道德情操，形成关爱生命、善待生物的道德诉求，自觉摒弃那些在土地利用中的不道德行为，以保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性利用。
（二）提高认识水平，引领适度消费
安徽农村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必须坚持与自然生态融洽共存的原则。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错误判断和态度，提高其土地生态道德认识水平。上文已言，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通过环境伦理教育，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保护好土地资源、科学利用土地，关乎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认识到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真正将自然视为人类的朋友，形成自觉的土地伦理道德责任感。当前，尤其要创造条件，利用各种渠道和不同方式，唤起全省各地村民的土地生态道德良心。因为土地生态道德良心是行为主体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伦理及道德层面的正确认识，它对土地利用主体的道德行为能起到较好的调节和监督作用。调研发现，目前在安徽的局部地方，过度的消费模式已消耗掉大量土地资源，不仅加剧了环境的恶化，也不同程度地引发了生态危机。因此，“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使现代人免受污染的危害，为了给子孙后代保存有限的资源，我们应立即行动起来，在全社会倡导适度消费的道德观，以反对那种追求高消费、过度耗费的神话；应在全社会提倡节约之风”。人与自然天然生成的关系和土地的不可再生性特征，决定了人类必须建立一种道德约束，科学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只有使人类自身的活动保持在土地及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发展、和谐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使适度消费的道德观落到实处，还需树立科学的人口意识，优化人口结构。土地生态危机与人口问题密切关联。毫无疑问，人口过多将会给人类带来资源、环境及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会加剧代内的不公平，也很难实现代际公平的愿景。目前安徽部分农村的人口增长速度已超越了区域内土地和环境的承载度，如不注重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及其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形成新的人地矛盾，对生态环境造成新的破坏，实现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很难达成目标。
（三）增加科技含量，加强区域合作
技术创新是解决安徽面临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全省土地资源科学利用的重要途径。土地生态伦理能激发人们保护土地与环境的责任意识，培养人们尊重规律、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方式，也能催生人们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来优化本区域生态环境的持续创新精神，并鼓励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换言之，土地生态伦理就是要求包括政府管理者、企业领导者、科研工作者、村民等在内的人们具备不断探索创新的主体意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当前，政府要积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围绕土地科学利用和生态科技，走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要组织力量重点攻关，抓好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并引导科研人员在涉农、涉地等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上，切实负起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未来的伦理责任。鉴于全省局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已超过环境承载力的现状，要积极寻求利用新的科技手段，治理已经遭受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运用新的科技知识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和模式，维护土壤肥料结构。也可以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为目标，率先建成一批具有本省特色的科学利用土地的示范点，然后逐步推广运用。同时鼓励农民积极运用技术创新成果，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鉴于土地生态伦理属于广义的社会公德范畴，是全人类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具有对全人类共同的约束性和评判价值标准的统一性，所以区域的合作也是实现土地生态的必要条件。只有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全心合作，主动、积极参与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与土地利用、生态伦理、生态科技及环境保护等相关的会议、讲座等各种活动，加强与国内外相关组织的技术协作，注重在交流与合作中学习、引进、消化、创新，方能实现全省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也才能真正建成合理的土地生态伦理规范。
（四）加强法制建设，发挥舆论效用
安徽农村土地利用中，土地生态伦理固然不可或缺，但也需要相应的法律作为支撑。相对而言，土地伦理道德规范侧重在“防患于未然”，而对那些在土地利用中已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严重违法行为，则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严加制裁。“法律规范与伦理规范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法制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而伦理道德则是一种内在约束。任何法律都需要某种伦理理由，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来保证它的有效实施。”土地生态伦理正是相关法律的基础和条件，法律制度的实施需要相应的生态伦理作为其伦理论证和思想基础。当前，要把加强安徽省土地科学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放在重要方面。首先，加大农村的环境立法力度。建议省政府有关部门结合本区域土地利用实际，制订或完善相应的地方性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及时掌握域内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预防或减轻由于土地的不合理利用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或破坏。将一些土地生态环境道德规则转化为农村环保的法律规范，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增强村民及其他人群的土地环保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其次，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严格公正执法。在安徽土地生态伦理建设进程中，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加大对破坏环境生态的惩戒力度。虽然近年来全省出台了诸多地方性法规，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约了土地利用行为，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有法不依、有法难依等现象，且违法成本也有不断降低的趋势。有关执法部门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对那些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土地利用事件，不论牵涉到什么单位或个人，都应及时查处、严厉制裁，使当事者望法生畏，也警告他人引以为鉴。此外，也要注意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要通过社会舆论，对高尚的土地生态道德行为和良好的道德现象予以赞扬、歌颂，树立榜样作用。而对于各种反土地生态伦理的不道德行为和恶劣的不道德现象，加以谴责、鞭挞，使行为主体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有行为。社会各界也要加大对农村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监督力度，不仅要对有关执法部门的行为进行监督，也要对村民和其他群体在土地利用中的非环保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保证有关法律法规在全省各地农村得以有效实施，形成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五）注重理论研究，构建评价机制
面对目前安徽一些农村较为恶化的土地生态系统，仅仅通过宣传教育来唤醒人们的土地伦理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不同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在土地利用实践中开展相关的土地生态伦理理论研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当下土地生态伦理的研究较为薄弱，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和行为规则尚处于探索阶段，加上相关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缺位，可以说，加强土地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已成为当前推行安徽省土地科学利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应尽快加强对土地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建立土地生态伦理理论体系，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还要构建科学公正的生态伦理评价机制。生态伦理评价机制通过对主体行为的善恶评价，引导人们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当前，面对全省各地表现出来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至上和道德沦丧而引发的诸多土地生态伦理问题，把土地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一并纳入土地利用的行为评价体系，构建合理的生态伦理评价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六）坚持齐抓并进，共同承担责任
土地生态伦理具有认识功能、调节功能、导向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全省各级政府的正确倡导。各级政府应肩负起土地生态伦理实施的主要责任。近年来，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土地管理条例》等纲领性文件，对全省的土地利用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一定意义上也为全省的土地生态伦理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各级政府要切实把节约土地资源、科学利用土地与环境生态保护列为自身重要职责，时刻抓住不放，确保抓出成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建立并执行绿色GDP生态核算体系，将生态成本计入经济增长指标，并将其作为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奖励的重要依据。对那些由于不称职、不作为、乱作为而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和对环境生态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者，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同时也要赋予环境保护和国土管理等部门的职权，并使之形成合力。土地开发利用等相关企业也要遵守一定的土地伦理道德规范。当前，政府有关部门要注意加强对于这些企业家的土地科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引导，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使他们争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领头雁”，鼓励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始终坚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效益的统一。对于那些能够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切实把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的企业，要给予政策优惠和奖励，使企业自觉地运用土地生态伦理规范来约束自身行为。全省农村的土地利用及生态伦理建设，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之外，还需要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加入。当前，应充分发挥这支民间力量的重要作用。各地要通过各种途径，激励民间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在农村土地利用中对环境生态保护的参与监督效用；并寻求机缘、积极创造条件，使其与政府的相关组织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全省的土地科学利用、环境生态的持续良好保护。
篇2
1 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近些年来，不仅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发生了大的改变，同时教学手段也逐渐多元化，其中多媒体教学工具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多媒体教学工具的使用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它为我们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有些老师过于频繁地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课堂上自始至终都在使用课件，课堂成了多媒体课件的演示课。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合理地使用多媒体工具，要科学适度，恰到好处。此外，多媒体教学工具也要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结合，互相补充。
在小学蒙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发挥自己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多种方法激起学生的蒙语文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探究问题，促使他们养成积极思考的好习惯。在蒙语文教学实践中，一些老师刚提出问题就马上叫学生回答，没有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如果学生无法回答，老师就马上启发诱导，要求小学生在短时间内找出答案。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习没有多大的帮助。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在课堂提问后必须给学生留出足够的独立思考的时间，引导学生勇于探索，积极思考。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蒙语文教育更是我们学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一阶段的教与学。增强课堂教学效果是我们开展教育活动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的职责。为了增强蒙语文的课堂教学效果，我们必须坚持现代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尽管目前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决心并积极实践，就一定能够增强小学蒙语文教学效果。
2 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对学生进行积极的评价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蒙语文知识的重要途径，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调动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老师要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激起他们探讨和发现知识的热情。只要老师心中有学生，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积极为学生服务，就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新问题，及时调整教学进展和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悟性和智慧。积极的评价往往会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引导作用，在蒙语文教学实践中，积极的评价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让小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增强他们学习的动力。所以，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老师应该以鼓励性的评价为主。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表现及时鼓励和表扬。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积极引导和评价会使小学生信心倍增，使他们更主动地探索知识，从而使课堂教学提高一个层次。因此，我们一定要恰当地表述对学生的评价性语言，既不要伤害小学生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又要及时地指出学生的错误。老师的评价必须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才能获得学生的信任，同时学生也会因为获得老师的鼓励而觉得高兴。而那些虚假的，不真心的评价，不仅激发不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反而可能挫伤他们的自尊，使他们失去学习信心。
3 老师要多给学生沟通交流、体现个性的机会
在传统的蒙语文教学中，老师总是滔滔不绝地讲，几乎占据整个教学时间，学生在蒙语文课堂中只是倾听者。我们必须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式，来活跃课堂气氛，充分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让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只有这样蒙语文教学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此外，老师还要注重小学生合作交流、公平竞争精神的培养，引导他们积极地思考问题。同时老师还应该为小学生提供体现个性的机会，让他们在沟通交流中提升学习蒙语文的兴趣。
4 老师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来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而且要充分考虑个人专业水平和教学风格。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优势，由于每个老师的性格、知识水平及专长都是不同的，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也就不同；加上教学方法和老师的个人特点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在教学过程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不一定对每一个老师都适用。所以，在蒙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去摸索教学方法，切忌死搬硬套或者机械地模仿。
在课堂教学之前，老师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符合小学生的实际，做到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经常组织一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还可以设计一些有开放性和启发性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教学方法上，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此外，老师还要合理安排教学时间，留给学生自由交流和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独立思考，增加学生的学习乐趣。
篇3
主办单位：中国林业经济学会;福建农林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709
国内刊号：35-1060/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篇4
各位朋友：
我们来到的这个景点叫做“奇园怪楼”，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地方。奇特少见就被称之为怪，怪异独行就被称之为奇。说奇就奇，不奇也奇；见怪不怪，不怪才怪。奇园是1991年新修的一个公园，而怪楼却有它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呢。
怪楼的主人叫做辛柏森（W·J·Sinpeson），美国加州人，生于1898年，是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毕业的专攻园艺的林学博士。1928年，他受美国基督新教美以美会的派遣，来到北戴河海滨，创办了东山园艺场。他在北戴河工作、生活了12年，这期间，他引进了苹果、葡萄、李子、樱桃等20多种优良果树，引进了荷兰奶牛、约克夏猪、来航鸡等优良禽畜，并引进和推广了华北绿化先锋灌木——紫穗槐。辛柏森每天辛苦劳动，经常大汗淋漓，衣服上溅满了泥土；他认真进行科研，撰写了许多科学论文和推广农业技术的书籍。他成立了“义工研究会”，培养了许多技术人员。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京东地区和北戴河的一些园林技术骨干还是辛柏森当年的学生。爽朗的性格，幽默的语言，渊博的知识，实干的精神，使他和北戴河一带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是中美友谊的使者，是科学技术的导师，是北戴河现代园艺事业的奠基人。对任何一个充满善意和爱心、作出贡献的人，北戴河都不会忘记他。辛柏森的名字，将和他培育的花草树木一样，扎根于北戴河的土地，挥洒他永远的芳香。
1936年，辛柏森自己动手设计了一座从外部造型到内部结构都十分奇特的别墅，由当地建筑师苏全仁主持建造。辛柏森的别墅，整体上属于欧洲哥特式建筑，三层五顶，七角八面，楼顶的每一个角，都用花岗岩做成尖形墙垛，直插云霄，非常好看。全楼有44个门，46个窗，却没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别墅里边，屋套屋，间套间，大大小小，相通相连。生人进来，三拐两拐，就很难再找着刚刚进来的那个门。走进中间大厅，四周都是大玻璃镜子，往当间一站，到处都是人影，转上一圈，又很难找着出去的门。地下室正中有一口水井，围绕着井口，修了一个盘旋式楼梯，贯通上下。这水井，就成了别墅里的温度湿度天然调节器：夏季用来降低气温，冬季用来增加湿度；这楼梯，用藤条和果树干枝做成，走上去，忽忽闪闪，松松软软，颤颤悠悠，真是妙趣横生。这个离奇古怪的别墅修好不久，很快地就赢得了一个“怪楼”的美称。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辛柏森博士回到美国，他的“怪楼”却更加名声显赫，“怪”名远扬，成了北戴河的一道瑰丽而神秘的风景线，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游人前来欣赏考察。可是，三十多年前，一场，无辜怪楼也难逃。终于有一天，怪楼被人为地强行拆毁了。
今天，我们眼前的这座怪楼，是根据原来怪楼的建筑风格，在1991年重新设计，重新修建的。我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老先生题写了“奇园怪楼”四个大字，使人更感到一份幽默和轻松。奇园占地90亩，怪楼建筑面积999平方米，共有奇妙怪景99处。为什么选了这么多的9”，因为“9”是大数，无非是想向您说明：来到这里，您就可以领略到什么叫做大奇大怪，什么叫做特奇特怪。设计者用尽心机，一心要作到奇中有妙，妙中有怪，怪中有乐，乐在奇园里，乐在怪楼中。奇园怪楼是北戴河人民为辛柏森博士树立的一座丰碑，也是千千万万旅游者体会奇妙怪异的乐园，请大家在这里尽情欢乐，笑口长开。奇园怪楼设有《芳名录》，请诸位朋友在这里写下您的感想，留下您的大名。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门外停车场再见！
篇5
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建设“教育强县”和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为契机，在局党组的的正确领导及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正确指导下，以“强管理、抓质量、保均衡、促发展”为主线，狠抓学校内部管理、质量提高和学前教育建设，促进我县基础教育健康、均衡、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1、学前教育：实施学前教育XX年度建设计划，改扩建好武源、万水、土地、水东中心幼儿园等4所乡镇中心幼儿园、30所村级附属幼儿园，确保适龄幼儿接受三年学前教育率达65%，接受一年学前教育率达99%以上。指导创建4所县级示范性幼儿园和1所市级示范性幼儿园。
2、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达100%，辍学率控制在0.5%以下；初中入学率100%，辍学率控制在2%以下；推动建好特殊学校，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城镇达到75%，农村达到60%。
3、高中教育：高一招收新生1400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达3000人；推动普通高中向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确保省、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年检合格以上。
4、学生思想品德合格率：小学生100%、中学生达99%，学生犯罪率为零。
5、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和大课间体育活动，确保体质健康合格率城镇中学生98%，农村中学生96%，城镇小学生96%，农村中心小学93%，村级小学92%。
6、教育质量：小学合格率98%，初中毕业学业考试一次性合格率95%，7a人数达到10%，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一次性合格率90%以上，高考本科上线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狠抓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按规定开齐所有课程，力争体艺活动参加市级竞赛参赛项目和获奖人次有所增加。
三、工作任务与措施
（一）紧抓机遇，促进各级教育均衡发展
1、学前教育要有新举措
一是搞好中心幼儿园建设。实施学前教育XX年度建设计划。做强公办幼儿园，力争改建好武源、万水、土地、水东中心幼儿园和禾鱼完小附属幼儿园等31所村级附属幼儿园，努力提高学前三年普及率。召开学前教育现场会，全面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学习资兴、苏仙安仁县、宜章县农村公办幼儿园建设中好的经验，创建4所县级示范性幼儿园、1所市级示范性幼儿园，充分发挥其示范辐射作用。二是规范幼儿园日常管理。推进标准化幼儿园建设，按照《湖南省幼儿园办园标准》和《湖南省简易幼儿园基本条件》等要求，建立幼儿园建设和管理指导、检查、考核与评估机制。加强师德建设，通过多种形式，提高保教水平。对民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乡镇小学附设的幼儿班分别进行量化评估检查。对于办园、办班不合格的幼儿园、幼儿班进行整顿，限期整改到位，以达到端正办园思想，规范办园行为，改善办园条件的目的。建立幼儿教师用书及教育教学资源审查制度，全县所有学前教育机构都要使用省教育厅推荐的幼儿教材。充分利用郴州市幼儿园网上管理系统构建覆盖全市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办事效率。尝试幼儿园划片招生，杜绝恶性竞争。入园年龄不低于3岁，民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小学以及今年改扩建的村级附属幼儿园逐步取消附设的学前班。三是积极扶持与规范民办幼儿园发展。努力争取资金用于扶持和奖励民办幼儿园，着力提高硬件设施好的民办幼儿园的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性学前教育机构，力争新批规范化民办幼儿园4所。四是促进学前教育向前延伸。探索0—1岁以医为主、教支援医，1—3岁以教为主、医支援教的医教结合新模式，尝试构建3周岁以下散居婴幼儿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成立县婴幼儿早期教养指导中心和县婴幼儿保健指导中心，为婴幼儿早期教养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早教指导站可依托幼儿园成立，保健指导站可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
2、义务教育要有大发展
一是进一步理顺义务教育办学体制、完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为重点，突出解决农村学校资源配套问题，积极推动城乡骨干教师均衡配置，因地制宜，区域推进，逐步提高；优先扶持薄弱学校，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升薄弱学校办学水平。二是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切实保障困难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残疾少年儿童受教育权益；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其入学保障和教育管理；探索进城务工和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三是巩固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成果，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认真学习外地课改经验，努力培养课改样板校，打造有效课堂。四是推进中考制度、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充分发挥考试评价导向作用，不断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五是加强学籍管理，启动学籍管理系统，严格控制学生非正常流动，加快缓解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进一步探索通过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启动扩容提质工程，努力增加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学位，实行划片招生，确保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就学权利。严格控制城区学校班额，确保学生健康成长。严格把关学生入学年龄，不准留级，确保不浪费义务教育资源。六是努力建成覆盖面广使用便捷的管理服务平台，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促进基础教育的全面管理。
6、开展“6.26”禁毒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7、组织湖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毕业证验证；
8、召开中小学、幼儿园招生工作会议；
9、组织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
10、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监测；
11、参加“文明美德伴我成长”市级征文和演讲比赛。
七月
1、组织参加郴州市第十四届中小学幼儿园（英东杯）艺术节和艺术教育科学论文评选；
2、组织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补考工作；
3、组织参加市举办幼儿园园长、教师培训班；
4、开展农村骨干体育教师和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5、幼儿园改扩建建设督查。
八月
1、初中毕业考试生、地补考（上报组考方案）；
2、组织参加郴州市第18届中小学生（英东杯）第一阶段运动会篮球、举重、健美操比赛；
3、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工作；
4、开展国防教育，组织高中新生军训；
5、指导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秋季招生工作。
6、开展全县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科学论文评审活动；
7、督促学平险理赔。
九月
1、组织收看“开学第一课”；
2、开展中小学生“爱牙日”活动；
3、开展防近宣传周活动；
4、安全隐患排查；
5、开展XX年秋季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情况检查，做好开学情况数据汇总上报工作；
6、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7、组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初中学业考试生、地补考；
8、开展学校食品卫生和饮用水专项检查；
9、开展音乐、美术教师基本功比赛；
10、征订家长读本，长学校；
11、迎接省项目园建设督查。
十月
1、组队参加郴州市第18届（英东杯）中小学、中职生运动会第二阶段（田径、健美操、乒乓球）比赛；
2、组织学习、贯彻幼儿园日常管理常规和教学常规，开展幼儿教育教学送教下乡活动；
3、开展学校体育、艺术、卫生专项工作督查；
4、开展示范性家长学校评估验收工作和优秀家庭教育论文及百名优秀家长评选、推广工作；
5、举办xx县第28届中小学生运动会；
6、开展庆祝“建队节”活动及少先队辅导员培训；
7、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8、组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查；
9、开展中小学学校管理视导。
十一月
1、做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数据上报以及体卫艺与国防教育年终总结、报表上报等工作；
2、组织学前教育年终专项检查，开展农村示范性中心幼儿园评审工作；
3、组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查；
4、指导开展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德育特色示范校、优秀德育案例评选；
5、迎接市级示范家长学校验收。
十二月
1、总结XX年度工作，拟定XX年基础教育工作要点，开展年终考评；
2、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3、组织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
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测试上报考核（9.1-12.31）。
基础教育的工作计划二
教育时刻需要不断的变化，适应不断的形势的变化，在不断的前进中，我们有了更多的方向，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基础教育的改革实在必行，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大踏步前进的动力。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深化教育改革，一直在不断的提倡素质教育，希望国家教育能够得到较大的提高，我们基础教育办公室已经就201X年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一、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生为本、以师为魂”，坚持“自主创新”，启动并实施以“百堂新课改探索课”、“百项特色校本教研活动”为重要载体的“携手行动计划”，注重聚焦课堂，重视常态课建设、课程建设、校本教研制度建设，充分发挥课程改革的积极效应，合力打造上虞课改品牌，积极推进我市课改健康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类培训、二次评比、三项研究、四大建设。
1、一类培训
做好面向教师的学科培训，面向教研组长的主题教研培训。
2、二次评比
（1）以“科学地教、有效地学”的教学理念为指导，在上下半年分二期开展“上虞市中小学百堂新课改探索课评比活动”。
（2）坚持“以校为本 以效为本”的教研理念，在全市中小学中开展“百项特色校本教研评比活动”
3、三项研究
（1）认真做好对课改实验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全市不同层面学校课改实验进展工作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和评估，及时总结、培育和推广成功经验；对出现的问公文频道题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并提出整改措施。
（2）课堂教学策略和基本规范的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探索课评选的方式，对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的样式进行探讨，为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提供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指导。
（3）继续开展对学生发展性评价的研究，探索全面提高教师“常态课”教学质量的评价方式。
4、四大建设
（1）课程建设。合理应用好地方专题课程教材，着力完善教材建设。有效地引导学校合理地进行校本课程建设。
（2）制度建设。重点是推进校本教研制度的建设，通过“推进校本教研”主题征文、主题论坛等活动，推行10大措施做实校本教研，改变教研和培训的工作方式，以朴实的方式扎实推进校本教研制度建设。
（3）队伍建设。通过培育、挖掘、宣传等方式，及时总结推广优秀教师的成功经验，提高上虞教育在绍兴市乃至浙江省的影响力。
（4）资源建设。合理规划，积极组织开发对教师有实际价值的课程资源，加强“课改在线”网站建设和利用，高质量地编印《上虞课改》。探索和研究促进城乡课改和谐发展的有效策略。
三、工作安排
一月：中小学第三届师徒结对满师及第四届师徒结对启动仪式
二月：《上虞课改》09年通讯员工作会议
三月： 分段进行新课程主题式调研；
四月： 省06规划课题《农村完、村小新课程实施策略》部分成果共享
五月：“科学地教 有效地学”——中、小学新课程各学科探索课评比（一）
六月：“推进校本教研”主题征文
七月：“推进校本教研”主题论坛
八月：“网上教研”的工作规律和模式探索
九月： 有效备课行动研究——各学科利用学区学科教研基地开展
十月：“科学地教 有效地学”——中、小学新课程各学科探索课评比（二）
篇6
《国企》：通货膨胀问题刚刚得到控制，经济下滑压力又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充斥着抑制通胀和保增长的悖论。这些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在放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内需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投资增长带动产能持续扩张，紧接着出现的问题就是内需越来越不足，产能扩张后产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国企》：那么，应对这一阶段的经济下滑，能不能继续刺激投资来保增长？
王小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几乎到50%了。如果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国企》：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政府宏观层面的应对？
王小鲁：现在官方已经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但我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转，从大量的钱放在投资上，转而放在为小企业减税，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能够拉动经济。现在再搞继续大规模投资扩张，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更加恶化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小企业一直面临很多方面的经营困难，面临融资难等问题。所以，通过给小企业全面减税，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刺激就业，带动内需，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实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农民工。到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动力中是半边天，几乎支撑一半的城镇就业，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会对内需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资金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他们才会有消费需求。
第三，改善医疗教育，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医疗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各级政府在投资上很舍得花钱，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钱。我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费用在城乡间、各地间、不同人群间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而且教育医疗投资对经济的长远带动作用要远远好于继续把钱投在钢筋水泥上。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概有效
《国企》：经济形势每年都很困难，经济发展每年都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过去有很多困难都过来了。但并不是说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这些困难也会自然而然过去。目前我们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就算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保障。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解决眼下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应当系统地解决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回顾过去几年，似乎又是一个“经济刺激―通胀―经济紧缩―通缩―再刺激”的轮回。是否需要反思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王小鲁：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西方国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家应对经济紧缩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或者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进行政府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而且过去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已经采取的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消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用大规模刺激投资的方法，否则不仅会造成滞、胀循环，还有可能陷入滞、胀并存的局面。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不能继续单走扩张投资这条道路了。
《国企》：这些调控的理论源自西方，而今他们形势更为困难――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欧洲正在发生欧债危机。那么，是否理论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的。凯恩斯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解决西方的经济萧条问题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长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这个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经常会同时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我想这个问题和经济结构有关，根据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别是刺激投资的政策。
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投资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凯恩斯刺激投资的政策，我认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失衡
《国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历史。如何评价他的成绩与缺陷？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改进了微观层面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所以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不单纯涉及经济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滞后的。
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但同时并没有通过改革建立一套社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围绕权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比如腐败和大量的寻租问题、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认为都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消费和储蓄之间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过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迟缓，导致政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关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
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的难点在于，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牵扯面广、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也肯定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改革，这点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难点了。
《国企》：中国市场经济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国国企、央企，这是研究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您认为国企尤其是正在不断强大的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王小鲁：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存在国企。不能说国企不必要，因为在经济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单纯靠市场来调节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来弥补这些不足，我认为还是需要的。
在一些资源性领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就会是私人垄断。但私人垄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当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通过一夜之间的私有化，结果从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这样并没有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反而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
篇7
记 者：对于贵公司所坚持从事的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您认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格兰特：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报告则称，饥饿是全球首要的健康杀手，因饥饿死亡的人数相当于疟疾、艾滋病和肺结核等疾病致死人数的总和，目前全球约有10亿人口忍受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折磨。2050年全球人口将高达95亿，但粮食翻番的目标却很难实现。无论是专注于提高生产力的首席执行官们，还是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消除分歧，共同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帮助农民增加单产的同时，降低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需求。因为农业不仅仅提供食物，同时也提供生活的必需品，以及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物资。如果各方不能够消除分歧达成一致，战胜饥饿和贫穷是不可能的。
记 者：如今，许多一些中产阶级和环保人士认为有机食物和天然食物才是未来农业的方向，转基因遭到极大的不信任。这对你们来说是否是一个挑战？
格兰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世界上仍有二三十亿人无法用有机农业喂饱。我们将怎么对待他们？有机农业的操作非常昂贵，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劳力。我认为，有机运动是一个增长中的小众事物，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
过去十年，世界上玉米产量增加的70%都来自新开垦土地，但未来再也没有新的土地了。从北京这样的城市越变越大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要更高效地使用正在缩水的土地，这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记 者：之前，贵公司的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博士荣获了2013年度“世界粮食奖”。对此，您作何评价？
格兰特：我非常为傅瑞磊博士的成就而骄傲。这些工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距离最早的开拓性工作有30年了。诺贝尔奖通常也需要30年-40年才能拿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时刻，他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这个奖是非常好的承认。
记 者：傅瑞磊博士在近20多年中，一直在开展农作物转基因育种的研究。因此他的获奖也引发了业界与舆论的广泛质疑。您认为他的获奖具有怎样的意义？
格兰特：“世界粮食奖”对孟山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其实不仅对我们公司是这样的，也代表了社会对于生物技术重要性的承认。孟山都公司率先在精准农业方面进行投资一样，我们将一项技术推向成熟发展的催化剂。对于种植者来讲，则意味着是一个保护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增加产量和提升生产力的新机遇。
转基因技术的未来无可限量
记 者：贵公司长期坚持的转基因农作物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议。大家对其安全性充满了质疑。您认为该怎样看待这些争议呢？
格兰特：在早期，人们担心安全问题。但经历了20年的时间、1.7亿公顷的种植面积和数以万亿顿餐食，尚没有哪怕一例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这些是数千篇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的结论，科学道理是非常明晰的。1990年，转基因技术当时面对的都是假设，但现在已经到2014年了，科学证据已经给出了结论，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在孟山都，你会看到独立的、有同行评议过的数据，是毋庸置疑的。
转基因安全的讨论，已经成了情绪化的讨论。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而科学必须是非常清晰的。我不认为争论的声音会轻易消失，不会有一天，这一页忽然就翻过去了。但在争论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到还有许多饥饿的人们，这是我的观点。
记 者：不少人认为，转基因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你有何看法？除了提供科学证据，孟山都是否有其他的策略来回应这些指责？
格兰特：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农民正在参与到这场讨论中来。农民的声音是独立的。我认为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在一块田里轮种作物。就像我们的祖先做的一样，在大豆、小麦、玉米等作物之间选择轮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这也是我们正在花时间研究的。玉米和大豆，都有上百种不同的品种，在每个物种之中也有多样性，然而某些物种的单一种植是目前的现实，现实就是只要人类还在使用作物，这个情况都会存在。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并阐述这些转基因产品的好处。我不清楚中国的情况，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多人在高中之后就放弃了对科学的学习。科学教育非常艰难，科学家的声音很难被听进去。所以，我们也在花更多的时间与科学界合作。
记 者：面对如此大的争议与质疑，您认为转基因的未来前景如何？
格兰特：30多年前，孟山都改变了研究和发展方针，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举措，而这个关键的决定是经过详细的分析后做出的。我们在研究作物本身机能方面投入巨资，这个相当大胆的举措后来收效甚好，而且，带动了许多其他的公司开始发展农业生物技术。我们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大豆、玉米、棉花和蔬菜等关键作物中。如今，我的成果将棉花种植中农药的使用从十成减到了两成，实现了连续十年的产量增长。十多年来，我们的产品就在美国占据主要的优势。
我相信，长远来看，他们的研究工作还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在这个领域最大的机会仍然在前面。在更高效地使用土壤、利用水源方面，仍然有真正的机会留给农业公司。
孟山都要垄断中国粮食是无稽之谈
记 者：一些人认为孟山都的商业模式是种阴谋，能详细介绍下孟山都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吗？
格兰特：在我看来，孟山都的成功没有什么神秘的模式。我们的业务非常简单，重点完全放在农业上，只专注于几种农作物：玉米、棉花、大豆和蔬菜。业务模式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要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通常是通过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来实现。我们希望和合作伙伴一起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我们也非常愿意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此外的业务关键点就是研发，对于实现提高生产率的目标，我们都是进行的长远的投资。
如果农民取得成功，我们也就取得成功，我喜欢把两者关联在一起。但是，农业是一个长期的业务，农民不可能只种一年的地。因此目光要长远，不惧十年以上的投资。
记 者：孟山都的美国身份让很多人觉得，中国的粮食被外国人掌控。美国政府默许你们向中国输出转基因种子，是为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实施的阴谋。这一点你如何评价？
格兰特：种子的生产、研发和种植是本地人做出的决定，这包含很多自主的因素。中国有8500家种子公司，因此农民有很多选择，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增加这样的选择性，但是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我也听说过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个计算：中国整个粮食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同这1万亿美元的规模相比，我们公司2010年的全球销售额只有105亿美元，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公司。说我们要控制中国1万亿美元这样大的市场，那纯属是无稽之谈。
对于中国来说，近期的重点和机遇是通过改善种子的质量来提高传统作物的产量。从中期来看，中国遇到的挑战就是水资源，也就是说如何能够提高用水效率。这有可能要依赖于转基因技术，因为农业对于水的需求非常大，它消耗了地球上70%的淡水。所以我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争议，而是如何满足下一代的需求。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是否接受转基因，由中国政府决定
记 者：孟山都自称有很好的转基因种子，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发展转基因作物？
格兰特：我想这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的科学家和研究者正在（转基因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但除了棉花，孟山都还不能在中国做转基因作物田间实验。我认为，三年至五年内，改变中国玉米产量的关键，还是玉米育种和农艺学方面的技术。
孟山都目前的计划集中在育种上，短期目标是与合作伙伴共同运作这些育种站。至于长期计划，都还是假设，因为除了棉花，孟山都其他转基因种子未获批进入中国。我们抱有对生物技术美好愿望的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市场的现实。
记 者：如果中国政府未来放松了转基因管制，你们会进入中国市场吗？
格兰特：会的，但这依然是假设，政策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转基因种子业务。我无法猜测中国政府，他们目前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晰，短期内我无法期待有所改变。根据现实，投资和决策只能是基于可能的事情，而不是梦想和希望。目前有可能的是，通过育种实现产量增加。我非常有信心，孟山都有能力给中国的种植者提供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产量。
记 者：孟山都多年前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进口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当时与政府的谈判是怎样的？你认为中国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否过于谨慎？
格兰特：当时并不是谈判，而是科学评估，是一个或接受或拒绝的答案。批准进口意味着对一种产品营养价值和安全要求的接受，所以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是谈判，这些事情是无法谈判的。
根据我的经验，所有的监管机构都是谨慎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有任何不同。我也认为就应该如此。作为公司，我们生存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并不能改变或主宰它，只能遵守规则。事情本该如此。我也在关注着全世界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辩论，特别是欧洲。我来自英国，在过去的20年中，也看到了那里发生的反对转基因的事情。对中国而言，转基因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这个讨论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进行很久了。
记 者：您觉得未来的中国市场是否真的需要转基因作物，又由谁来决定呢？
篇8
岩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地基基础，它也是整个工程的基础。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探的时候，工作人员必须要保证地基的稳定性以及地基的均匀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岩土工程的整个工程质量，地基的稳定性以及地基的均匀性对岩土工程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察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要非常认真，必须要依据工程中地形的主要特征，设计出科学、有效、合理的施工方案。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必须要依据整个地基的不同特征，运用最有效、最合理的施工办法进行地基的处理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岩土工程地基的质量。
1 天然地基的均匀性带来的影响
在对建筑施工基础进行设计的初期，相关设计人员对当地的地形条件应该是最为关心的，对于地基的设计主要是对地形条件所导致的地基变形有很大的依赖，严重的话，会导致建筑物后期的变形，比如说沉降量、沉降差和倾斜以及局部倾斜。当前情况下，设计人员大部分使用的极限转台的原则设计就是确保建筑物在后期条件下产生的变形处于允许变形范围之内，产生了这种问题，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地基不均匀”。
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探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必须要对整个地基的均匀进行判断，这是一项工作人员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岩土工程进行工程施工的时候，工作人员必须要对工程施工的平面面积以及深度面积进行了解，尤其是对天然地基进行判断的时候，它的平面面积以及抗震现场的平面面积有些地方是相同的。不过在对岩土工程地基的均匀性进行判断的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将岩土工程的水平投影范围作为判断的标准，但是深度面积的地基均匀性和抗震现场的平面面积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工作人员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探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地基的稳定性的勘探，它是整个勘探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人员在对岩土工程地基基础进行设计的时候，地形常常是最为重要的，它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地形条件会对地基产生很大的影响，它还决定着整个岩土工程地基基础的变化，当工程地基变形比较严重的时候，就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多工作人员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探的时候缺少见解，没有自己的创造力，整个勘探报告也非常的不完善，所以工作人员的设计方案在实际施工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工作人员在对岩土工程进行施工的时候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问题，还会增加岩土工程施工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对岩土工程进行勘探工作的时候，工程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人员必须要依据整个岩土工程地基基础的施工地方的主要特点判断平面面积和深度面积，从而确定施工区域的深度，保证整个岩土工程的施工质量，除此之外还能够保证工作人员在进行工程施工的安全。
2 不均匀地基的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在岩土工程的勘探工作中不均匀地基的稳定性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和天然地基的均匀性一样的重要。工作人员可以运用地基失效验算的办法对工程地基的稳定性进行验算，之后就能够将得到了数据作为工程中的重要资料，工作人员在进行工程设计的时候就能够运用到。工作人员在对岩土工程地基基础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会运用等效分层总和的办法，运用这样的方法对整个工程地基进行验算以及判断。一般情况下工程地基的压缩变形就是岩土工程的地基变形，它对整个岩土工程的施工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工作人员在对地基进行勘探工作的时候，假如工程地基出现不均匀的状况时，工作人员必须要依照标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岩土工程的设计工作。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会运用单向连续性基础的办法。工作人员能够把岩土工程分为三个部分，之后再进行分解以及求解，而这三个部分就是指工程的基础结构、工程地基结构以及上部结构。这三个部分的完整性如果被打乱就会得到不均匀地基的岩土层承载力相关具体的数据。
工作人员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岩土工程的地基岩土层承载力没有办法进行取定值，这个问题会给岩土工程的施工质量带来不小的影响，会存在很大的施工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在对工程地基进行勘探时如果发现有不均匀情况，一定要对岩土工程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之后再对岩土工程的地基的稳定性进行验算。
3 地基问题的解决方法
3.1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它还有一个名称就是CFG桩处理法，CFG桩处理法的作用就在于对软土地基的加固，这是对地基进行护理的施工技术，当前社会一直都在不断发展，CFG桩处理法主要是用沉管碎石桩作为基础的，并且经过改良创新的一种软弱地基办法。水泥粉煤灰碎石桩的运用办法就是以下所说，工作人员必须要先把一定标准的粉煤灰、水泥以及石屑与碎石进行混合搅拌，之后再加入一定标准的水把它制作成桩体的样子，粉煤灰以及水泥会进行胶凝工作，在胶凝之后桩体的强度以及整体的特性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在运用的时候必须要利用桩体的承载力，并且工作人员一定要迅速地将重力荷载转移到比较深的层面的地基土层里面。这样所得到的承载力将大于天然地基的土层承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提升软土地基的承
载力。
3.2 土工合成材料地基的解决方法
这种办法是运用工程里面的合成材料，在当前的岩土工程中这种方法很受欢迎。这种合成材料有很多的优点，例如它的重量非常小，在工程进行施工的时候也非常简便，它主要是运用于反滤工序、隔离工序、加固补强工序以及排水工程中。在对这样的工程地基进行处理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工作人员要在边坡位置以及比较软弱的地基里面埋藏设置合成材料，这样就能够使岩土工程的地基土体更加有弹力，能够提升软土地基的承
载力。
3.3 砂石垫层法
工作人员可以在工程中运用砂石垫层的处理方法，这个方法主要是将软土层挖去，之后工作人员就可以把基础底面夯实，工作人员可以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砂石对地面进行逐层夯实。这样就能够让它成为岩土工程低级的持力层，这样能够将岩土工程的承载力大幅度提升，在岩土工程的地基沉降量里面，正常情况下工程地基浅层的沉降量比较大，所以工作人员在进行夯实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以一个科学的标准进行，这个标准就是夯实工作的基础。因为工程地基的持力层是砂石垫层，因此它必须要有很强的应力扩散的效果，这样才可以有效地、科学化地减轻工程地基垫层以下天然土的压力，从而能够降低沉降量。除此之外，因为砂石垫层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透水作用，砂石垫层可以将工程地基土质里面孔隙水压力快速的消散，这样就能够达到提升饱和土抗剪强度的效果，可以避免塑性损坏的事故产生。
4 确保施工质量关键
岩土工程勘察中对于地基处理的关键就是施工的质量，而质量能够确保的关键就是设计人员所设计的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施工人员是否具有专业的施工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地基处理还有很多不确定，比如说：施工工期比较段，施工所在地的地质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前期没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在施工的过程中随意的将工序减少，导致施工质量有很大程度的下降。在对项目进行检查时，没有专业的质量检测人才，这些都是地基处理质量的影响因素。所以施工前要依据施工的地形制定出适合的设计方案，在施工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按照施工质量要求开展质量检测，避免由于地基意外变形，从而给施工进度带来影响。
5 结语
在岩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地基的施工，工程地基一定要经过科学有效的处理工作，如果没有处理好工程地基的问题，那么上部结构就会因为稳定性差而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会给岩土工程带来很大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安全问题。在对工程进行勘探工作的时候，只有处理好岩土工程的地基工作，才可以确保岩土工程的质量，这个问题是当前岩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必须要解决的。在对岩土工程进行施工的时候，最为基础的工作就是对工程地基的处理，在对岩土工程进行施工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严格、认真地工作。工作人员在对工程进行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在天然的地质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岩体工程的施工质量以及岩土工程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敖彦龙，尚伊.软土地基岩土工程的勘察及其数据处理研究[J].建筑科学论文，2014，（7）.
篇9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篇10
一句“独特”似乎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每年秋季，世界文学界的目光都会投向这个北欧小国，每年任何一个时段热爱和懂音乐的人都对此地趋之若鹜。但国土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950万的瑞典，何以立足世界？何以受世界推崇？
當我们把目光从沃尔沃汽车、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以及宜家家居、H&M等全世界响當當的品牌中跳跃出来，去审视他的文化、外交以及艺术上的成就，或许我们会找到这个以软实力撑起来的国家是如何发挥着比自身实力比例大得多的国际影响力的答案。
平等的典范
“瑞典”一词来自瑞典语“安宁的王国”的意思，国名来自瑞典的起始地区（今瑞典中部），别称“森林王国”。同很多北欧国家相同，瑞典也是“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他更被视为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极力追求平等的现代化福利社会。
瑞典的安宁首先来自于他的平等。1991年，瑞典完成了与此相关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机会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瑞典在反对歧视、确保性别平等方面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国家，并被称为“瑞典模式”。对于瑞典文化中的这种平等主义，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称的美国心理学家特里安第斯将其称作为“平面式个人主义”，也就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他的平等首先在王室继承上得到体现。瑞典历史学家安德松说：“瑞典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史。”这观点即使在瑞典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王在瑞典历史上，尤其是在中近代历史中曾起过重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1980年起，瑞典开始实行完全的王位同源继承制，也就是王室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成为瑞典第70位国王，也是瑞典王国历史上的第三位女王。
瑞典人相信，性别平等就是政治，他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
1994年，具有高度性别平等敏感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战略随后在1997年被定为联合国的国际战略。1974年，瑞典政府规定所有公民均享有“父母津贴”，在當时的欧洲各国引起很大关注。1999年1月，瑞典政府又引入新法案，给客定罪（最高刑罚为入狱6个月）。这个基于“是对女性有系统的剥削形式之一”的理念制定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也正是在这种核心文化的影响下，瑞典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对世界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贡献。一直以来瑞典都是举世公认的在确保男女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1998年，联合国在一次人文调查中把瑞典选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参数”主要是在男女平等和穷人富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两个方面。10年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各国性别平等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瑞典。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依据是4个方面：男女薪酬、教育机会差异、政治代表权差异和包括平均寿命在内的健康差异。世界经济论坛对瑞典的评价是：男女劳动力就业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
2009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第八次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圆桌会议上，欧盟委员会负责就业、社会事务和机会平等的委员弗拉迪米尔·什皮德拉表示，“就业市场歧视仍然是欧洲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欧盟在此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反对歧视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成为现实。”而至于如何让反对歧视、确保平等成为现实，瑞典政府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做法，显然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成功模式。
文化输出立身
平等是瑞典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了他平等、谦和的国家形象。而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和瑞典的文化输出是其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
外人很难想象在寒冷的瑞典，人们对于诺贝尔奖是抱着怎样的激情。每年10月份快到时，甚至计程车司机似乎都会参与到猜测游戏中去。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1901年首次颁发。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为全世界不同文化、肤色的人提供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这是瑞典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他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看瑞典的视角。带着高贵血统的诺贝尔奖晚宴非常受关注，这一切都能让外界了解瑞典”。瑞典民众如此评判。
虽然到现在人们对诺贝尔奖的设立和评选标准仍褒贬不一，但瑞典借此连接世界的作用显而易见。
除了诺贝尔奖影响，瑞典文学和音乐的输出也是闻名遐迩。
乌普萨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小有名气的文化城市，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就建于此地。乌普萨拉大学附设众多研究所，其中有享誉世界的地震观测所，乌普萨拉城因此而扬名世界。
瑞典文化生活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小说家兼剧作家斯特林堡、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使瑞典文学充满生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世界各大主要语言，对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中国北斗文学奖就把终生成就奖的荣誉授予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以表彰他对當代诗歌的贡献。这是第一次一个外国诗人获此殊荣。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音乐输出国，从ABBA到Cardigans，从Emilia到Hives，瑞典流行音乐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吸引着无数世界乐迷的目光。以Max Martin（为后街男孩、小甜甜Britney Spears等制作了许多经典的热门单曲）为代表的瑞典制作人、作曲家，对世界流行音乐排行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瑞典的知名乐队，相信稍微了解一些欧洲音乐的人都会挑起大拇指，瑞典的音乐绝对堪称欧洲最佳之一，例如70年代的ABBA，这个瑞典四人组曾经轰动全世界。
在电影方面，虽然瑞典电影还很小众，但是特色分明。瑞典人自己拍片从1898年开始，1917年，斯约史特洛姆拍摄的故事片《赛尔日·维根》开始了瑞典电影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部影片里，确定了后来被称之为“瑞典古典学派”的一些美学原则。这个学派曾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80年代以后，瑞典每年摄制故事片15～20部。瑞典电影学会从1966年起也摄制影片，该学会是电影情报和科研单位，有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学会所属斯德哥尔摩电影资料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资料馆之一。
对文化的重视也在国王身上得到体现。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是公认的环境问题专家，曾获得过美国环保署奖等奖项。他每年都会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斯德哥尔摩水周，并亲自颁发水奖。国王也很重视和关注瑞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譬如向公众开放王宫、展出王室收藏和花园等建议都先后得到落实。
卡尔十六世的祖父、68岁才即位的古斯塔夫六世（1950年～1973在位）是一位热情的中国艺术爱好者和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1914年在他推动下，瑞典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次从青铜器时期到19世纪的中国艺术展，其中许多展品出自他的个人收藏。
被称作中国境外最大的中国史前文物收藏地的瑞典东方博物馆，就是在他的收藏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东亚和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收藏的中国文物约8万件，时间跨度从史前直到近代。
中立外交艺术
无可置疑，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长足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瑞典王国是北欧最大的国家，居欧洲第5位。在17世纪，瑞典长期奉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对外政策，近两个世纪没有任何内外战争，在一个世纪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
“中立”的外交政策正是瑞典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瑞典国家外交的艺术。
而瑞典的外交也经历了多次转变，1630年，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决定介入欧洲的30年战争，以保护新教、扩大斯德哥尔摩在欧洲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近200年间，瑞典曾热衷于欧洲政治并参与了大陆许许多多的争战，直到1809年被俄罗斯打败并割让一块土地（即如今的芬兰）给后者为止。
这也导致瑞典随即发生了宫廷，并采纳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与议会分享国家的统治权，不再醉心于征战欧洲大陆，贪图王国的领土扩张。如此一来，瑞典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开始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瑞典最终选择了“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取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即退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军事纷争，成功地避免了欧洲的连绵争战。
瑞典采取“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独特外交和安全战略，并不意味着他不介入世界事务，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他的中立主义是以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为补充的。与其有限的国家规模和外交资源相比照，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战后瑞典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福利制度之完善，即使當时最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企及。一时间，“瑞典模式”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经合组织誉为“世界的典范”。这一成就给瑞典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自信，而且使他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加上他不依附美苏集团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这一切很自然地将他推向“国际主义”外交路线。
然而，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促使瑞典重新审视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特别是1990年瑞典遭遇50年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传统的“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
瑞典也随之试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过，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这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取富有，以换取声音”。
创新推动转型路
當然，对中立瑞典的处国艺术，评判不一而足。而瑞典的发展却有“积极”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瑞典由“软”变“硬”的重要途径。
瑞典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拥有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在各自所在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科研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居世界首位，并坚持把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到几大支柱性产业，而不是遍地开花。
从瑞典全国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看，瑞典在世界各国中高居榜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3%，比美国高出将近05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瑞典进一步加大了科研投入。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01年，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度高达4.3%。
瑞典科技创新机制的一大特色是，企业起到了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绝大部分科研创新成果是企业取得的。约20年前，瑞典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就已经占到全国科研发展总经费的2/3，时至今日，其比重进一步增大到3/4，如2007年瑞典全国1100亿瑞典克朗的科研总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占到74%；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投入占21%；政府机构，如备事业署、备省市研发资助机构的研发投入占5%。
瑞典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还得益于大学和企业的密切合作，知名学府成为企业科研项目“孵化器”。
篇11
“狼来了”并不可怕
党的十提出，在201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而党的十七大时提出的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前十年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目标。现在还剩下十年时间，如果再强调人均GDP翻番，就意味着要求更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这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再翻一番。在2010年的基础上，2011年增长了9.2%，2012年再增长7.8%。再往后看，其实不需要7%的年均GDP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我们可能留出余地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三十余年，我们一直是以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2%的速度。所以大家感觉如果降到10%以下，甚至到8%以下，显然是减速了。
在整个2012年，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历来国际上也总有人在唱衰中国，不断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在担心。以前喊了很多次狼来了，狼一直都没有来，但是，2012年GDP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狼好像终于来了。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GDP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跌到这个水平。看上去终于被说中了，中国经济要减速了，那些喊“狼来了”的孩子们顿时欢欣鼓舞。但是，从以前人们所担心的问题看，狼来了以后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增长速度不能跌到8%以下，即使遭受金融危机也要保8%，因为担心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居民的收入就会下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然而，2012年真的跌到了8%以下，我们看到的劳动力市场却十分平静：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往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很高。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招工难胜过就业难。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形势并没有像以前认为的，降到8%以下我们就承受不起了。
图1显示的是，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劳务市场上，要招工的和要找工作的数据。即用岗位数做分子，用找工作的人数做分母，很显然，比值大于1的话，就是岗位多于求职人数。如果小于1，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2012年全年保持大于1，最后是108，高于上一年，岗位还是比想要找工作的人多。当然其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学生想找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我们一直怕狼来了，但狼真的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的本性？我们的就业并没有受冲击。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不会产生对就业的冲击。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现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即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还可能出现招工难。2012年年初召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预计GDP增长是7.5%，最终实际增长率仍然高于目标值，也高于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7.2%以及2012年的潜在增长率7.5%。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对劳动力市场大的冲击。
再从更长期的因素来看。人们都在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没有人说越慢越好。其实，快当然好，但是不应该说越快越好。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说哪个越发达，它的增长速度就越快。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赶超现象，你落在别人后头，只有快于别人的增长速度才可能赶超别人。
图2最左边是世界的平均增长速度。随后是几个代表性的穷国，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很快，大概都在6%-8%的水平上。再以后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总体上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其中有的更快一些，有的稍慢一些。再往后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比较健康的，像德国和美国。发达国家里头比较差的日本和希腊都是负增长。正常和健康的国家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笔者选了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它们是正的增长速度，但是慢于赶超国家。赶超国家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可能缺资本，技术差距大，但是，如果条件具备了，能够有投资的增长，再多借鉴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赶超速度就会快一些。实际上，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
为什么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在赶超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多的解释。一般来说，解释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条是制度。一旦战乱、政治腐败或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等这些因素都解决了，或者假如大家都在相同的背景下，其他条件不变，技术差距反而是一个后发优势。有没有人口红利也很重要。罗伯特・索罗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超乎于其它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一些。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就批评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就是说只投入劳动和资本，但是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好。因此他预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和苏联模式一样，最终都要停滞下来。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是金融冲击并没有伤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长期增长，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进入高收入的行列。克鲁格曼预测不准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没有看到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人口红利，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率的部门转到高生产率的部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些经济体可以不断地靠投入得以增长。可见，有没有人口红利决定了有没有赶超的机会。中国增长过程就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所实现的。
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快，比重比较高，绝对数量比较大。因此，不用担心劳动力会短缺，永远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当作分母，把其它年龄组即依赖性人口比如年幼、年老者的当作分子，会得到不断下降的人口抚养比，这可以帮助实现高储蓄率。因此简单地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就可以带来人口红利的窗口。迄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儿童数量在减少，老年人口虽然也增长，相比于劳动年龄人口相比较慢一些，绝对数量没有那么高，抚养比是在下降的。所以，这一段时期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
一般讲人口红利是劳动力多、储蓄率高，其实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看。过去的30余年，几乎在所有的增长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做了一些分解，但是把它们合并在图3中。过去30多年，我们是每年平均接近于10%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资本投入，就是这个资本投入也是充满了人口红利。有两点大家需要理解，第一点是笔者刚才说的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可以储蓄起来，可以实现高储蓄率从而资本积累，就有资本可以投入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持续不断投入资本，就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意味着打破了新古典假设的约束，因此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靠投资取得经济增长也就是可行的。
说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一般人们可以无限地列举，比如推进改革、改善管理、技术进步、资源重新配置等等。大体上它主要是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资源重新配置。你把劳动力、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生产率高的部门，生产率自然就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部分与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分解，也反映在图3里面。跟前面不是一个模型，但是意思差不多。专门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块，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是17%，其中8个百分点是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创造，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接近一半。由此看来，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上来自于人口红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制因素不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国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我们才开始大幅度获得了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渗透于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制度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实现高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因此，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如果人口因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源泉都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增长减速是什么样的关系，迄今为止还没有讨论清楚，原因是过多的肤浅研究在干扰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当人们还在争论人口红利是什么东西，或者争论人口红利什么时候消失时，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必要争了。
最近的人口普查是2010年。根据这次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的预测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段的人口，2010年之后是绝对的减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认为，这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发生在2012年）。不是说在减速，而是绝对的减少，劳动力供给是负增长。以15到59岁人口做分母，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就是人口抚养比，2010年之后开始提高，而不再是下降了。按照我们前面说的，看劳动年龄人口和抚养比，就是人口红利的指标。这些指标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一个是从正到负，一个是从负到正。根本性转折很自然的意味着，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当然说它还会有一些潜力可以挖掘，但总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人口这一个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如图4显示，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是负的，即今后它是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我们假设它今后一定会下降，因为将来储蓄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了。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们没有说它一定会大幅度的下降，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大幅度的提高，按照趋势描画了一下，假设趋势不变。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是把15岁到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我们为什么提出15岁到59岁？按照以前的研究，笔者曾经预计到2013年人口红利消失，也是依据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做出的判断。为什么突然转换了概念？一个原因是根据中国的退休制度，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有一些工种女职工50岁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通常人们就离开了工作岗位。第二个原因是和受教育程度有关。
如图5所示，横坐标是讲15岁到64岁的人口，纵坐标是受教育的年限，不管受哪一级的教育都加在一起。其中美国不仅受教育程度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比我们高，他们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挑一个24岁的美国人，问他受了几年的教育，他会告诉你14年。如果再挑一个64岁的美国人，他也说是14年，没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意味着在美国，假如劳动力短缺，找不到24岁、34岁、44岁的人，甚至连54岁的人找不到了，那你仍可以雇一个64岁的人，除非要求重体力劳动，他的技能可以是一样的。日本情况也差不多。但是，中国不仅在每一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低，更重要的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到了50或60岁的人，基本没办法掌握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从这两个理由看，年过60岁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很难成为现实的劳动力供给，把他列入劳动力供给指标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采用了15岁到59岁做劳动年龄人口。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速度不能像过去那么快。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至少已经离它稍微远一点了，离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更近一点了，这意味着新古典理论所提醒的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开始发生了。笔者借鉴了不同的学者的估算，自己也做一些。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过去几年的下降幅度格外快（图6）。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给你“打鸡血”，你会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再继续投资吗？换句话说就算你愿意，你能够保证能得到盈利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笔者并没有假设它放慢太多，只是从高峰降下来，与前些年比其实还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假设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假设之下，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怎样的趋势。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政策含义
按照上述假设进行估计，1978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年至2009年期间，估算的潜在增长率是9.8%，跟现实都差不了太多。在“十二五”期间，即2011年至201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只有7.2%。到了“十三五”期间，即2016年至2020年，平均GDP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只有6.1%（图7）。无论是7.2%还是6.1%，拿到世界上大家也会说是很好的速度。印度实现了6%、7%的增长，就被称为“印度奇迹”。但是如果说这是中国，人们还觉得不够快，都认为中国应该更快些。我们“十一五”期间大概是10.5%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一下子降下来，这个起伏似乎很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划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就是2010年，正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从下降到上升的关键点，因此它就是一个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出现比较剧烈的下跌也是必然的。我们面临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看应该怎么认识它，能不能在心理上和政策上做好足够的准备。
笔者认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更平衡、更协调和更可持续的增长率。笔者的研究是在十之前做的。十没有要求我们在7%以上，但是，今后如果每年能达到7.2%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也可以翻番。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显得很慢，最后结果显示出7.8%，其间我们听到企业的哭声，听到投资者的抱怨、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我们能刺激经济增长的劝告声。都说如果能像2009年实施几个万亿的投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马上会起来，企业会高兴，解决了外需不足的问题；外国人更高兴，因为你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潜在增长率7.2%是我们的能力，是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因此我们不用刺激出额外的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们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中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中有多大的部分或多少个百分点来自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的需求。近十年平均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内需中的投资需求拉动是5.4百分点，外需即出口需求是0.56个百分点。未来我们指望不上出口，姑且假设它的贡献将来为零。以往我们对国内投资的依赖程度也太过分了，希望将来能够缓下来，姑且也把它减掉一半，只剩2.7个百分点。这2.7个百分点加消费需求的4.5个，正好是7.2个百分点。就是说合理的需求拉动作用和潜在增长率是完全可以匹配的，我们不需要人为地加大投资以增加需求。人为刺激出的需求也许能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但是超越了潜在增长率则产生不好的结果。
第一个结论，潜在增长率不应该被超越。当我们说中国经济要减速，或者更学术化一些讲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学者跟政府官员往往在一点上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学者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很多建议，如加快城市化速度可以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从而搞很多的建设，中西部发展仍然需要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西部“铁公机”的建设是有需求的。政府也觉得，就学者们提的这些新增长点而言，都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过去搞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是为了达到区域间均衡发展。而现在在学者的鼓动下，这个政策一旦变成意图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手段，味道就变了。过去我们尝试着去占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摸索动态比较优势，出台了很多产业政策。对这些新兴产业给补贴，给更多优惠政策，刺激这些产业的投资，政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但是现在也变成了超越潜在生产率的手段。遭遇金融危机，政府出台4万亿的刺激计划，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政府熟知这些政策，跟学者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点建议也正好合拍。 在市场显示出资本报酬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过度的产业政策，给钱给补贴给土地，给其它的优惠政策，最后的结果是造成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一系列扭曲。
在图8中，上面这条横线是中国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图中显示出，有一些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明显要低于平均值，产能严重过剩。而这些恰恰是过去受到产业政策鼓励，给予优先发展的产业，比如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的产业政策过度使用倾向显然需要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过度实施的区域政策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用政府引导的方式，把大量的资本投到中西部地区建设重化工业，必然造成了产业的过度资本密集。我们用一个资本劳动比指标来衡量这一点，即资本作为分子，劳动作为分母。这个比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提高。我们比较了一下，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目前中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大大高于东部地区（图9）。这些发达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度高于沿海地区，说明其已经偏离自身比较优势。本来，区域发展战略应该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减贫。过度使用这种战略，就会造成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的不良结果。
上述这些都是已经出现的苗头。假如学者告诉政府决策者，“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2%，“十三五”期间只有6.1%，而政府不喜欢这样，就会用原来熟知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超越潜在增长率，眼前的这些端倪就会变成未来现实中的错误。在出现减速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距离犯错误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不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倾向伤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也就加大，离我们想纠正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意愿也就越来越远了。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图10中的曲线部分是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它在下降的过程中，意味着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在它下降的20多年间，日本实现了9.2%的高速经济增长。最后降到最低点，又持续了20年左右处于低点。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跌下来。对此日本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手段，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性。日本跟我们很像，不遗余力地实施过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刺激方案。我们最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发展，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泡沫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泡沫终于破灭了，然后，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即人口红利消失，日本经济就陷入到长达20年的零增长。
图10中显示出日本在1990年以后每年的增长率是0.85%，是加上了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因为它的通货膨胀率这20年是负的。如果不用调整，它只有0.24%的增长率，基本上就是零增长。所以说日本在两个意义上是完美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是说它努力尝试去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到了长达20年的停滞，或者叫“失去的20年”。
刚才是一个结论，结论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应该超越的。人们都说经济学是一个阴郁的科学，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学关心的这些事都比较枯燥，还表现在总是告诉我们一些坏消息。不管怎么样，人们还是喜欢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再来十年，最多二十年的9%或者10%的增长速度，就理直气壮地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了。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结果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现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7.2%，几年以后又会变成6.1%，我们对这个趋势有没有办法呢？因此我要讲第二个结论：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
如何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人们在说，未来二十年中国还可以有高速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所指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指多少？在世界范围内说7%甚至6%也可以是高速增长，不一定是指8%、9%或者10%。第二个问题，你想要的高速增长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的办法，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必然伤害中国经济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改变的”，也包括潜在增长率还可能因为错误的政策伤害了生产要素的供给或者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如果像日本一样失去20年，我们就成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如果政策得力，提高了潜在增长率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正确的选项，但是我们怎么提高它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模拟。我们先从潜在增长率究竟是什么讲起。形象地说，潜在增长率就是运动员的体能和人类的极限，是科学所定义的运动员应该跑的速度。运动员的速度受到他（她）的身体能力和人类身体极限制约。而他（她）想超越潜在速度的压力是巨大的，来自于广告商、主管部门、外行的社会大众。结果如何呢？也许可以超越一时，但是受伤的概率一定会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受伤的频率到底有多高了。这就是潜在增长率。
因此，就潜在增长率的含义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劳动力供给如何，资本供给如何，生产率能有多快的提高。如果你改变了这些东西，还有可能让它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从某某近邻国家，引进一个亿跟中国农民工一样素质，一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我们就重新又回到人口红利了，那么回到10%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因此，我们做了一点假设和模拟。
图11显示的是不同劳动参与率下的潜在增长率，实线表示的是在前边做的那些假设下，所具有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是负增长，即前面说的15到59岁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下降，但是，如果提高劳动参与率，则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效果。因此我们模拟了一下，假设从2011年开始到2020年期间，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GDP的潜在增长率就变成实线所表示的那样了，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大约0.88个百分点。只是这一个因素，即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
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最经常提到而且有关部门也在酝酿的办法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本来应该60岁退休，如果延迟到63岁退休，当然就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是笔者前面说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到60岁上下的时候，受教育程度大幅度下降。这代表人力资本也好，学习新技术、新技能的能力也好，在这个年龄上都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他是不能适应继续工作的，因为没有人愿意雇他。强行从法律上把退休年龄向后延，意味着这部分人失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并没有提高。目前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有人问美国为什么能走通，那是因为美国人在各个年龄段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理论上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好办法，即降低失业率。不过，我们现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1%，已经很低了。根据笔者的同事估算，这4.1%其实就是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是很难再下降的，因为在结构上和摩擦系数上总要有一些失业，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降低余地。真正提高劳动参与率的空间在于户籍制度改革，即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和充分化。目前，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而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率，则只有35%，中间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意味着有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是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由于这些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就不可能一直干到六十岁或者五十几岁。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要照顾，他们可能四十岁上下就退休回家了。他们也不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2009年春节期间，中国经济遭遇到金融危机外来的冲击，许多农民工就返乡了，因为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最早承受冲击的群体。因此，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这些劳动力的供给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劳动参与率是比较低的。虽然他们回去还要劳动，但是对于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是很低的。所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
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变市民了，很自然他就可以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该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此就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的这条线，进而改变了所有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潜在增长率直接就可以得到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可以起到替企业家来加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力度的作用，而不是完全靠工资上涨。目前大家为了争取雇到农民工就只好涨工资，每年农民工工资以12%的速度增长，2011年更高达21%，再涨下去企业家也受不了。农民工转移得到了户口，意味着政府在制度上给它更好的激励，市民化还会加大转移力度，带来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改进以后，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此外，农民工得到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来消费。过去他们一个是消费的例外群体，人在城市生活，工资也在不断涨，甚至跟很多市民挣得差不多，但他们绝不会像市民那样消费，而是把钱攒起来带回老家。如果他们能像市民一样消费，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会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变得更平衡、更协调、更可持续了。
很多人要问，既然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了，人口红利也消失了，还有多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潜力了，其实不是。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就是指你用不变的工资雇不到人了。2004年以前，所有的老板都是用几十年不变的工资招农民工，都有人来干。但是从2004年以后，你再拿六百块钱、八百块钱招工就没有人干了。但是它绝不意味着说没有劳动力了。我们做了一个比较，从目前算起直到2020年，中国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门槛跨越的阶段上，人均GDP应该落在6000美元到12000美元。我们把处在这个阶段上的国家挑出来，它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比我们要低很多，平均要低10个到20个百分点。即按照官方统计，我们现在还有35%的劳动力在务农。我们的研究发现官方是高估了，我们给它降了10个百分点。即使按照我们的估算值，我们也仍然比这些处在6000-12000美元人均GDP的国家高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有800万的农业劳动力还要转出来。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延长过去的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参与水平。
我们还做了一个模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比以前的假设高一个百分点（图12）。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原来的趋势是全要素增长率每年增长3%，如果把它变成4%，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潜在增长率会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会在7.2%的水平或者6.1%的水平上再加一个百分点。这是非常现实的假设，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条重要途径，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努力。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验显示，有一些我们过去认识到的或者没有认识到的途径，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条提高途径，一是技术进步，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捷径可走。我们在技术上是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后发优势，我们不用在所有的领域都去自主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独立自主进行科技创新，而是说我们可以借鉴很多现成的技术。
如图13所示，瑞士代表的是科技最高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前沿有多大的差距。笔者用的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被引用的数量做分子，分母是这个国家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反映发表的论文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高水平的。如果你发表的不是在技术前沿上，就没有人会引用，这个比值就是零。世界上最高水平依次是瑞士、美国、英国等等，中国是在较低的水平，相当于瑞士水平的1/5。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表科学论文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它的质量并不高，并意味着我们尚未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这个差距我们当然要赶上，目前存在的这个差距也可以说是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点上都得自主创新，而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掌握起来就要简单的多，成本低得多。这种赶超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可以算是一条捷径。
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从图14中，大家可以看有三种方式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我们以往熟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从农业把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转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从这个过程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会越来越少。接下来你会发现在二产内部，每个行业之间还是有生产率差别的。如果你能把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行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还能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更进一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也是存在差异的，有的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持续进步，有些企业则是靠政府补贴才能苟延残喘，近似僵尸。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僵尸企业死掉，让有生产率进步的企业去得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兼并其它的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最后的结果整体经济的效率则会更高。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我们远远没有开发殆尽。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距非常大。比如，我们行业内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用不同的指标表达都比美国高。如果同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就意味着你没有把生产率低的企业淘汰掉，也没有让生产率高的部门把其它的企业资源拿来扩大它的自身规模。因此就很自然的说，如果我们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还有一项研究，是以美国为代表进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之间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死亡，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1/3到一半。
上述两个不相关的研究，得出的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数量级却是一样的，结果这么巧合与一致，说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途径的机会加以利用。最乐观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看到我们哪个地方差，就说明那个地方我们有巨大的潜力。因此未来让企业生生死死成长消亡，可以期待获得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为此我们需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企业该死的不死，该壮大的不能壮大，因为是有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准入壁垒。笔者并不只是说歧视非公有经济，更多的是歧视小企业，歧视新成长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会人为的挑选赢家，官员们总是觉得政府能判断谁有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