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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
作为高管非现场监管，应逐步建立一套成熟的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建立较为全面的高管人员档案资料，包括(1)个人情况：即家庭现有财产状况、子女就业就读情况、是否有出国护照、住房变化情况、个人负债情况等等。(2)履职情况：即经营业绩、风险状况、案件情况、合规性经营情况等等。(3)历年评价：即任期内监管当局考核情况、群众评议情况、上级评议情况等等。(4)任职资格处理情况。二是完善高管人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上述高管人员个人情况中若有重大事项变动，要及时向高管所在单位上级和当地监管部门报告，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来。三是监管当局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即发现个人重大事项中的疑点问题，有权责成高管所在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情况并及时报告监管当局；发现在履职过程中出现合规性问题、经营风险问题和案件隐患，要及时约见该高管人员谈话；对监管当局动态考核和群众民主测评意见也应及时与当事人交换意见。四是探索对高管人员履职等级评定制度。可以按照优秀、良好、一般、差的标准，根据高管人员履职中的合规性、案件治理、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管人员进行评价，并将评级情况反馈到高管所在单位的上级行或董(理)事会。规定对评定为“一般”及以下的高管人员限制提拔，对评定为“差”的限期调整。
综上所述，高管人员管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抓好此项工作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无疑是一项的费省效弘的工程。持续有效地监管好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高管人员，对于保持银行业稳健经营，防范与化解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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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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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篇4
近来，江苏盱眙农商行按照省联社和监管部门要求，进一步强化法人治理结构，着力规范运作程序，促进法人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完善法人治理组织架构。一是健全专门委员会设置。在董事会增设了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强化对内控管理、安全保卫、案件防控等拟定年度计划、实施方案、检查督查等情况的分析与评价。在监事会增设监督委员会，重点强化监事会对董事会、高管层决议的重大事项实施监督，同时加强对董事、高管人员职务行为的检查督查。二是完善法人治理制度。对原有的董、监事会及高管层制度进行完善。同时，充实了贷款审查委员会、科技创新委员会、财务审查委员会、内控管理委员会工作议事规则等13项制度办法。三是配足人力资源。董事会设立办公室配备2人（其中专职董事会秘书1人）、监事会设立办公室配备2人负责董、监事会日常工作，各专业委员会明确本行职工董、监事作为具体联络人，负责专业委员会信息收集、会议材料的集中审核汇总上报工作。形成董、监事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经营层及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
规范改进法人治理运作。一是明确董、监事会会议频率。按照本行《章程》规定和监管部门要求，规定董、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并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原则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会议召开时间分别每年度2月底前、4月中下旬、8月上旬、10月下旬。二是明确董、监事会会议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董监事会工作报告、行长室工作报告、内审工作报告、案件防控工作报告、安全保卫工作报告、内部控制分析及评价报告、关联交易控制报告、合规风险工作报告（2月底还要提供年度经营目标、财务决算与预算报告、利润分配方案信息披露报告等）。同时，对每次董、监事会董、监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下一次会议上由董事长对落实情况向董、监事报告。三是规范董、监事会运作程序。相关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在会议召开前10日送达各董监事和监管部门。各专业委员会提交董、监事会议案必须事先经各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时，确保各专业委员会会议时间和议程安排必须保证委员能够充分审议相关事项，防止倒逼专业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
着力强化履职考核评价。一是建立信息沟通交流机制。对省联社法人治理的相关文件、制度等，监管部门下发指引、管理办法、监管意见、检查意见、重要通知等监管文件以及本行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管理制度等，及时抄送各董、监事学习掌握了解。二是建立董、监事培训与调研机制。每年开展两次董、监事参加相关经济金融形势、法律法规和支持文件的学习培训活动，同时，围绕本行转型发展、强化内控管理、拓展中间业务等内容，每年度组织董、监事参加两次调研，并要求董、监事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调研报告。三是建立考核评价制度。今年第四次监事会通过了《盱眙农商行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明确考核内容、考核时限、考核方法和程序。对被评为不称职的董、监事，监事会将向股东大会建议及时予以更换。
篇5
分公司与子公司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设立方式不同。子公司一般由两个以上股东发起设立，是独立的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其自身经营范围内独立开展各种业务活动；分公司由总公司在其住所地之外向当地工商部门依法设立，属于总公司的分支机构。第二，工商登记方式和名称不同。子公司在工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分公司则领取《营业执照》。第三，诉讼中的法律效果不同。子公司由于是独立法人，只能就其自身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不能清偿的部分不能向出资人追偿；而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不能履行债务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总公司承担清偿义务。
2西山煤电集团子公司管理实践
21基本情况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母公司）是全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地，是特大型煤炭企业，是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的核心企业。历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发展，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已成为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管理幅度和领域不断扩大。
目前，西山煤电集团公司所属子公司共计66个，其中：控股公司47个，主要集中在“煤―电―材”和“煤―焦―化”两条循环经济产业链上，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互为支撑、互相补充的发展态势，总体发展平稳。参股公司19个，参股公司大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及地方政府摊派或指定的投资，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投资收益存在较大差异，整体现金分红不佳。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母公司）要求所属子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建立健全股东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监事会（监事）、经理层，形成权责对等、各司其职、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主要通过参予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对其行使管理、监督等职能。
22全资、控股公司监督管理
全资、控股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并结合母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确保股东权益。
221外派高管人员管理
外派高管是母公司派往全资、控股公司董事会、党委会、监事会、经理层任职的人员，参与所派驻单位日常经营管理，并是代表母公司在派驻单位行使股东权益的第一责任人。外派高管人员的选派严格执行《公司法》、本单位《公司章程》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办法有关规定。母公司每年对外派高管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评价，考核结果与本人薪酬挂钩。对发现外派高管履职不到位或故意隐瞒所派驻单位重大经营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情节轻重给予问责或处罚。同时，外派高管按时进行工作报告，每年专题报告一次本人工作履职情况，报告以书面形式进行。
222薪酬管理
母公司对全资、控股公司实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根据各子公司上年工资基数和生产经营预算情况下达工资总额预算建议。经营班子薪酬标准的确定结合同行业平均水平、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本单位经济效益完成情况等要素，提出具体的经营班子成员薪酬管理办法，由其董事会制定，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223发展规划管理
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方案、投融资计划以及重大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等，均要征得母公司同意，并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经其公司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224财务管理
全资、控股公司遵守母公司财务管理有关规定，与母公司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母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对各全资、控股公司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并合并其会计报表。
225安全管理
公司实行安全分级负责责任制，母公司对直接监督管理的全资、控股公司承担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对各全资、控股公司下属单位承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承担管理职能的全资、控股公司对其下属单位承担安全生产直接管理责任。
226劳动人事管理
公司执行母公司编制管理有关规定。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由其经理层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提出方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报集团公司备案。公司拥有自主招聘和解聘员工的权力，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聘用与本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选聘母公司职工子女。人员招聘由本单位董事会研究提出方案，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母公司派往全资、控股公司的人员要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227考核管理
全资、控股公司纳入母公司全面预算管理考核范围，由母公司提出生产经营指标和工作任务建议，经本单位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每半年，母公司对全资、控股公司进行经营业绩考核，考核结果与各单位评先评模、干部任免和经营绩效薪酬挂钩兑现奖罚。日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公司治理、财务监督管理、审计监管等，考核结果与各子公司月度绩效工资挂钩兑现奖罚。
23参股公司股权管理
参股股权是指集团公司以参股的方式，以各种形态的资产进行权益性投资，应获得的股息、红利，形成的权益性资产，以及依法认定的其他权益。
231外派高管人员管理
外派高管对参股公司进行跟踪管理，关注参股公司行业状况、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变化，积极与参股公司股东沟通，按时参加“三会”，努力保障股东投资收益。同时，要对参股公司“三会”议案提出建议及意见，为母公司决策提供依据。参股公司外派高管人员要定期进行述职，母公司每年对外派高管人员履职情况进行一次述职评价。
232财务管理
母公司财务部门定期催要参股公司财务报表，定期催收投资收益，并根据参股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分析，向母公司提出有关建议。
233考核管理
参股公司外派高管薪酬管理由母公司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参股公司要将其在本公司的收入以劳务费的形式转入母公司，母公司根据其薪酬标准、履职情况、考核结果进行兑现，从而实现对参股公司的考核管理。
24分析退出机制
母公司要求所属控股公司，每年度均要编写以公司基本情况、法人治理结构、财务情况、经营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内容的分析评价报告。同时，根据母公司发展战略安排，按照产业发展方向、市场竞争选择等要素，对所监督管理的子公司进行全面考核、分析评价，提出扶持培育、加强管理、清理退出等分类管理的意见。
对管理规范、资产边界清晰、赢利能力强、投资收益高、发展前景好的单位，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培育核心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
对公司管理运行不规范、参股多年未分红、亏损严重、已停产的参股公司及时退出，进行股权变现。对不符合企业转型发展方向，连续亏损或停产多年的全资、控股公司加大清理力度，盘活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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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公司治理特点各异，监事会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并不一样。例如金融类的公司和非金融类的公司，在标准、运作、执行力上完全是两个天地。即便在金融业中，公司体制不同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国有控股体制内有一套监督的体系；而像民有控股的金融类公司，或者规模较小、股权较分散的公司，监事会呈现多样化特征。
实践中，公司制在国有企业中首先推行，因其特殊的体制和原因，导致包括监事会在内的公司治理体系运行下来存在一些问题。其他类型的公司在实践中，由于法规模糊、股东诉求不足、监事会本身权责不适配、公司文化有待改进等因素，监事会运行也遇到一些困难。
有家公司监事会负责人就对监事会这个会议体监督方式存在的“形式主义”倍感困惑。“需要开会时，我事先组织材料给各位监事，但有时他们连现场会议都不开，拿到办公室签个字就行。虽然截止到现在，我们没有发生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件，该走的流程都走了，该开的会每年几次也都开了。但从经验上来说，我一个人就代表着他们三个了。”
还有的企业对自己的治理创新信心不足。为使监事会发挥作用，该公司搞了专职监事，给的是部门正职的待遇，但改革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以至于到后来，业界出现了监事会要不要、有没有用的争论。
《董事会》记者注意到，尽管存在分歧，但肯定的声音占据主流。“虽然中国国情特有，但从法理上来讲，这套设计还是合理的，问题是怎么落地的问题。”“目前监事会在中小企业有些形同虚设，但是有一点是赞同的，国有企业监事会做得要好得多，在国有企业设立监事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应发掘民间的智慧，把监事会做实。”“富一代想把公司整体交给富二代，富二代本身没有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但是交给别人又不放心，这时候怎么办？监事会就会是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股东代表的管理是个有效方式。”
显然在现行环境下，监事会不可偏废，如何切实发挥监事会的作用，更受到上市公司的关注。
大股东有何责任？
“我们省一百多家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开会，很多企业第一次是这个人，第二次变成另一个人，第三次又变换了新面孔。问他们怎么老在换人，原因是因为提了意见，老板就把人换了，撤换的说辞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一家公司代表吐露了这样一个现象。
监事会的工作谁需要，对谁负责？在业内看来，这是首先需要破解的难题。股东如果想用好监事会，就会把真正合适的人放到监事会里，好好去监督，直接反馈结果；如果股东不需要，那么监事会再活跃，再能够发挥作用，也维持不了多久；甚至于，如果股东想干坏事，或者说不想被控制的时候，监事会就完全变成摆设了。当下，各方面比较注重独立董事的发展，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对监事会的作用关注得比较少。如果监事会的工作结果不被充分利用，对监事会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机制以及人员的配备，会有负面的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与会者建议从两个方面，强化对大股东的约束。一个是，将监事会主席列入高管行列，享受必要待遇，形成事实上的“高配”。“否则，下属怎么敢说话，一提意见就容易遭到撤换嘛。”
另一个是，对监事会应该有合适的指标评价体系。如果运作指标很低，那么反推下来，公司的股东可能存在其他的动机，从市值管理、投资者评价等角度，公司不应该被信任。一旦公司被质疑，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从而实现市场化的约束。
到底该干些什么？
监事会是一种会议体的监督形式，要想有效发挥作用，首先得理念清、定位准，真正搞清楚自身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这看上去容易，其实不简单。
监事会在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架构中应当是相对超脱、独立的主体，也是监管机构的观察窗口。在运行中，监事会通过各个方面征集议案，经过审议、表决后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进而影响经营管理层和公司治理。对公司财务、内控监督以及董事、高管的履职监督，是监事会职责的题中之义。但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监事会该干什么，着力点是什么，还得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有公司就认为，监事会不应仅仅停留在找问题、识别风险、防范风险、解决问题等监督职能上，还应当立足于公司的战略发展、管理层面，基于对整体情况的把握，就面临的问题更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有效监督的过程中促使公司治理各个主体能够更和谐运转，更集中到增强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上。
持类似看法的公司并不少。有企业就指出，监事会能否不仅仅进行财务或者风险的事后监督，而是更注重将履职的着力点前移，比如对战略的科学性、经营层执行战略的有效性加以把控？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从事中角度去履行监督职责，同时能够有效提升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力。
还有上市公司监事会代表对信息披露中的职责，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监事会只能对信息披露机制是否健全、流程是否合规、制度是否落到实处进行监督，不宜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并为此担责。
怎样发挥好作用？
围绕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规，上市公司监事会拥有数项法定的权力。然而在现实中，外界对“花瓶监事”、“人情监事”的非议颇多，可想而知此间监事会作用发挥之不易。
在很多人眼中，监事会一个最大的矛盾就在于责权不匹配。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监事会的地位，让监事会从董事会、经理层中分离出来，而这需要在人员、薪酬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下功夫。《董事会》记者注意到，改善监事会的提名机制、尤其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监事会是否可以或者应该设立提名委员会，备受研讨会与会者的关注。
有公司认为，目前监事的来源有股东代表监事，有职工代表监事，也有外部监事、独立监事等，提名委员会对监事的独立性有正面的作用。尤其是，可以根据行业特点选聘一些外部监事，来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不过操作起来可能有难度。比如，具体的人选提出后，需要谁来认可？
也有公司指出，监事会提名委员会是个“伪概念”，因为监事会里面的股东代表由股东方推荐，职工代表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再设置一个提名委员会实际上是违规了。董事和监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董事是对所有股东负责，但股东代表监事对股东负责，职工代表监事对职工负责，只有独立监事才能独立地对所有股东方负责。
还有公司代表阐述认为，公司法中有明确规定，监事会有权提名独董。如果把这一条落实下来，哪怕不必然一定采纳，一定会成为候选人，但具有这样的提名权后，整个公司治理机制就比较完善，监事会的地位与作用也会进一步增强。
薪酬、激励是另一个议论的焦点。监事薪酬的标准异于董事，这是当前存在的客观现实。其中的成因比较复杂，因为有的监事是外部的，有的可能是公务员，经过组织部批准，不可以在上市公司拿薪酬。不过不止一家公司代表认为，上市公司监事的薪酬，最好不低于独董的薪酬标准，这样有利于提高监事会的地位。
相比之下，围绕监事是否应该享有期权激励，争论就很激烈了。有的公司认为，现在国企将期权激励赋予董事、高管，但监事、监事长却没有，并不公平。有的公司代表甚至透露，有些监事不愿意履职，因为担任其他的职务还可能有期权。但反对的意见也很明确：监事的职责就是监督，如果给予股权激励，会有利益驱动纵容甚至参与业绩造假。
理越辩越明。最终，与会者比较集中认可的激励方式是，内部监事可以考虑享受期权激励，外部监事和独董一样走包薪的模式。
而在如何保障监事会正常履职环境方面，有与会者觉得，可以将按上市公司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来提取监事会履职经费，比如说万分之二或者万分之三；使用不完可以退回去。这样可以保证监事会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
独董、监事听谁的？
众所周知，在监督方面，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独立监事职能与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或独董之间，可能存在着职能重合的灰色地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备受上市公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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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building；senior management；compensation system；construction；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8-0063-02
0 引言
国家高度重视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将其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环节。为规范国企负责人薪酬秩序、优化薪酬结构、完善考核机制，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负责人副职业绩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等文件。现根据国家的政策指导，结合建筑企业现状，就如何建设高管人员薪酬体系予以研讨。
1 国家高管薪酬政策的解读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一是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按照“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的原则对负责人薪酬进行了规范；二是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三是强化负责人的经营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建立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绩效考核体系；四是强化政府监管，规范职务消费，实施责任追究，实现信息公开，形成有效的薪酬分配约束机制。不但进一步规范了中央和国资委出资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而且对各层级、各类别国有企业副经理及以上的管理人员（简称：高管人员）薪酬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
2 建筑企业高管薪酬体系建设
国有建筑企业高管人员肩负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职责，为激励高管人员在错综复杂、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完成目标，需要企业建设科学、合理、有效的薪酬体系。
2.1 高管薪酬的架构
根国家政策，结合建筑行业现状，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可采取基本年薪+津贴+绩效年薪+任期激励+福利待遇的架构。控制原则：全部高管的年度平均薪酬不超过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
①基本年薪。
企业正职领导基本年薪标准为上年度企业在岗职工平均收入的2-3倍，企业副职领导基本年薪按照正职领导标准的80%确定。
②津贴。
企业给实行年薪制的高管人员适度发放津贴，如：国家级的专家或劳模津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注册类执业资格（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会计师等）证书津贴，在高海拔地区工作期间的高原津贴，在境外工作期间的国外津贴。
③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
目前建筑企业高管人员的任期激励不宜采取股权激励形式，可将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融为一体，统筹考虑。
绩效年薪：根据高管人员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确定绩效年薪标准（控制在基薪的2倍以内，不含特别贡献的奖励）。如无风险抵押金等措施的情况下，为预防高管人员经营的短期行为，绩效年薪当年只兑现70%，另外的30%作为延期兑现金额。
任期激励：高管人员任期内每年预留的延期兑现金额累计额，作为任期激励的基数；企业根据高管人员任期考核得分的等级核定任期激励兑现金额。
④福利待遇。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负担的高管人员社保、企业年金、补充养老、补充医疗、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及高管领导享受的履职待遇要一并纳入薪酬体系管理。
2.2 绩效考核的实施
企业应成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会要根据国有建筑企业功能定位、经营性质和发展战略，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导向，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合规经营、社会责任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综合考核资本运营质量、效率和效益，合理确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标，并对高管人员实施差异化考核。
①指标体系概述。
由于企业高管人员的工作分工和责任目标不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基准100分）可采取3+1模式，即：公共业绩考核（基准20分）+个人评价考核（基准20分）+个人业绩考核（基准60分）+特别贡献考核（额外加分）。
设置考核目标值：必保值，正常工作即可完成；努力值，辛勤工作才能实现；挑战值，拼搏创新方能达到。
基准100分对应金额：可以按高管人员基本年薪的两倍确定，也可按上级核定企业负责人绩效年薪的80%确定。当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重大变化或目标值设定偏差明显时，可调整对应的金额。
②公共业绩考核。
企业高管人员（不含上级考核的领导，下同）公共业绩考核得分=企业业绩考核综合得分÷100×20分。
对于国有建筑企业，主业的业绩考核项目可包含：营业收入、净利润、新签合同额、安全质量、信用评价等。
③个人评价考核。
采取360度综合考核的方式，由上级高管领导、上级业务部门领导、企业主管领导、机关部门领导、职工代表对高管人员的政治素养、团结协作、作风形象、创新思维、责任担当等指标打分。
个人评价考核得分=个人考核的加权得分÷100×20分。
④个人业绩考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高管人员工作分工确定其定量和定性考核指标，如考核期内个人的工作分工发生变化，考核指标另行调整。当高管人员同时兼任多项工作时，按照主抓工作考核得分和兼顾工作考核得分7：3加权平均的方式，确认其个人指标最终考核得分。
个人业绩考核=个人考核的最终得分÷100×60分。
分管经营：定量指标含新签合同额、预期收益率、经营费用等，定性指标含信用评价、经营失信行为等。
分管在建：定性指标含工程进度、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环保水保等。
分管科技：定量指标含科技成果完成率、重难点项目技术方案审核率等，定性指标含技术管理、检测试验、詹天佑奖、国家级研发平台建设与应用等。
分管经济：定量指标含经济增加值、实现利、资产负载率、上交款收缴率、资金集中度、保函回收率等。
分管项目：定量指标含完成产值、实现利润、上交资金、变更调差等，定性指标含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技术创新、环保水保、节能降耗、工资兑现等。
分管区域：定量指标含新签合同额、预期收益率、经营费用等，定性指标含变更调差、在建工程监管、安全生产、工程质量、信用评价、经营失信行为、工资兑现等。
分管党纪工团：根据所辖部门的职责，结合国家、上级部署的重要工作，确定相应的定性指标。确实无法定性的，则按其他高管人员业绩指标考核得分的平均值计分。
⑤特别贡献考核。
高管人员在年度或任期内，通过个人努力为国家、为企业创誉创效，企业可为高管的特别贡献额外加分。
创誉方面：荣获国家级先进个人、劳模等称号，分管工作得到国内外主要媒体的赞誉等。
创效方面：个人主要考核指标均突破挑战值、个人在经营承揽或实现利润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等。
2.3 约束监管的加强
企业要严格规范高管人员的履职待遇、业务支出，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追责扣薪等约束机制，加强民主管理、内部监督的力度。
3 不断完善高管薪酬体系建设
国有建筑企业高管薪酬体系建设是一项综合型工程，要随着情况的变化予以相应完善。
一是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推行，制定相配套的市场化高管薪酬体系，探索股权等形式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二是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加大高管薪酬分配的约束。
三是邀请社会专业机构参与高管人员的绩效考核，完善重大信息公开制度并适时向社会高管人员薪酬、福利、职务消费等情况，不断加强外部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马军主编.薪酬福利与绩效管理[M].中信出版社.
[2]邹善童编著.薪酬体系设计实操从新手到高手[M].中国铁道出版社.
[3]刘学民主编.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5年[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4]崔亚娜，方乐华主编.特殊员工管理[M].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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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高管薪酬治理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治理日益趋同、股权分置已经完成、股票激励瓶颈已经突破的现代经济环境下,进一步探讨高管薪酬治理途径及其解决之道。
一、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中的不正常现象
(一)高管薪酬所得均值与普通员工收入均值差异显著扩大。根据Kirkland(2006)研究,在美国,2000年最大公司的经理与员工工资比是785倍,而1936年时只是54倍。另据美世咨询公司的调查,全球前350强企业的CEO的直接薪酬总额在2005年增加了16%,而全美工人的工资福利却只增加了3.2%。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中,也存在对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质疑。吴定富也曾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说,部分高管薪酬高达500万元,一般业务员底薪最低每月才300元,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二)高管激励效果不佳,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并不相关,更为离奇的是,在公司发生重大价值损失或巨额亏损下,高管依然获得了高额的回报。如,顾雏军时代的科龙电器高管最高年薪达450万元,连续几年雄踞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排行榜之首,而科龙电器的业绩每况愈下,2004年底时这些高管们甚至交出亏损6,416万元的业绩报告。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报酬,而企业却在亏损。
可见,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国内企业的高管薪酬,都存在类似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管理中的问题
(一)高管薪酬决定机制问题。由于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并未完全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与有效,致使我国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其实并不规范。主要表现在:1、董事会制度还不健全,尤其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由于体制因素等原因,在市场化进程中,依然保留了较多成分的行政管理模式,包括公司高层的任命、套用行政系列的薪酬体系、对高管薪酬差距的管制等,还没有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薪酬定价模式,董事会在高管薪酬制定中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董事会运作并不有效。一是受关键人的控制,即董事长一人大权在握,薪酬的确定由一个人说了算;二是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往往表现为决策机制不健全,薪酬决定没有程序,随意性比较大。根据我们研究,样本企业中有53.18%的企业没有设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说明半数以上的企业高管薪酬制定不具有独立性,存在自定薪酬现象。
(二)高管薪酬结构问题。薪酬结构,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薪酬结构主要指通过契约明确的,高管所得到的全部薪酬组合,这种组合通常称为“薪酬包”。这种“薪酬包”通常由基本薪酬、短期奖励、福利计划和股票期权构成,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激励经理人行为。据研究,美国企业的高管薪酬结构中长期激励占总薪酬的51%,而新加坡企业高管薪酬中,长期激励也占33%。
据我们对样本公司的统计,平均高管持股254万股,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500万股,其中有351家(占样本总数28.63%)高管层没有持股。说明作为长期激励机制,股票及股票期权还没有在上市公司中充分使用。
广义薪酬结构是显性薪酬与隐性薪酬的比例关系。前文所指的薪酬包只是显性薪酬。隐性薪酬是高管因担任公司高管所具有的,契约无法明确但可由高管所享受与支配那部分隐性收益,如在职消费等。有研究表明,在低水平的高管货币薪酬下,高管更可能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隐性收益。这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结构中的主要问题。
(三)高管薪酬信息披露问题。对高管薪酬信息是否应当披露、多大程度上披露问题,在我国有一个从不披露到披露,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但仍存在许多不足。1998年之前,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披露高管人员报酬信息。1998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开始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高管人员报酬信息,并且在1999年、2001年对高管报酬信息披露规则进行了修改。
通过比较分析,在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中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尽管要求披露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但基本上只披露了该程序的文件名称,并没有较详细的薪酬决策的标准与依据。
2、披露了高管的年薪区间(2005年后披露各位高管个人的年薪与持股情况),但没有披露年薪计算依据、没有关于高管福利、待遇(如公司为高管购置的住房、购买的保险等)等信息。
3、理论上,年薪应当既包括基本工资也包括基本奖金,但是否包括了年度目标实现而得到的奖金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该年度报酬包括了对高管的奖金,显然这应当在年度报告审计完毕确认收益情况后才能兑现。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家公司有上述行为。也则,如果年度报酬包括了全部的资金,那么其奖励制度存在问题,因为它不应当出现在当年的财务报告中,但至少应当出现在次年的董事会报告或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中。我们没有发现此情况。许多研究已经发现,年薪的高低并不受利润影响,ROE的实现并不显著影响高管薪酬,我们有理由怀疑,公司对高管短期激励或年度奖金部分并没有披露。更没有披露各个公司高管的薪酬结构及其内容、比例。
(四)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问题。实证研究已经为高管的激励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魏刚,2000;李增泉,2000;宋德舜,2006等),但结论并没有一致。
1、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正如上文所分析,要么公司公布的高管薪酬只是反映了高管的基本工资水平,未包括年底基于业绩考核所得的奖金,因此无法反映出对业绩的激励效果;要么包含了激励的成分,但结果证明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笔者认为,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对公司治理以及监管者而言,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2、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给予高管持股确实起到预期的正向激励功能。可惜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在200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完全推行股票期权制度,大面积的高管持股激励还没有发生。
3、控制权私人收益存在负激励效应。在高管货币薪酬不具有业绩相关性、高管又不持有股份(即使有也较少)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市场化的环境,高管有什么理由继续受托经营呢?陈冬华等(2005)研究发现,高管会以过度的在职消费方式来对低货币性报酬的替代。但是,这个替代的逻辑依据是什么?作为监督者的董事会或大股东又为何“允许”这种替代呢?显然,这抑制了激励的正向作用。
三、完善高管薪酬治理对策
应当说,高管薪酬治理问题将一直是企业及其股东首要关注的问题。立足中国实践和前文分析,我们认为高管薪酬治理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解决:
(一)完善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由谁来决定高管薪酬,如何制定高管薪酬等问题是高管薪酬治理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即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它涉及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1、高管薪酬的决定权归属。高管薪酬的决定权归属看拟简单,其实不然。当然,无需争议的是,在我们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4条或者第107条(2006版)就规定高管报酬由董事会决定,决定权在公司最高决策机关――董事会。但是,当董事会成员兼任高管时,或高管本身是董事会成员时,到底谁来决定呢?许多批评者认为,在现行的公司高管薪酬决定机制中存在“自定薪酬”现象。因此,为了避免高管“自定薪酬”,体现报酬决定的公平原则,我们认为在董事会下应当强制设置以独立董事为主要组成人员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期更客观、公正地设计高管薪酬。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运作――价值导向的薪酬政策。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董事与经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为此,美世咨询公司Doubleday et al.(2007)等5位高管提出了13步反映薪酬委员会针对高管薪酬进行合理决策的最佳实践。我们认为高管薪酬设计的总目标应当是以价值为导向的薪酬计划,通过薪酬计划的实施,能够实现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的融合,通过薪酬计划的实施,能够实现显性薪酬对公司价值正向激励效应,抑制隐性薪酬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获得空间。
(二)合理设计高管薪酬结构,使隐性收益显性化。如,前文所指出,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不合理,显性货币薪酬激励效果不理想,而隐性收益的激励则具有反作用,因此在高管薪酬治理中,应当合理设计其薪酬结构,使隐性收益显性化,充分挖掘显性薪酬的正向激励功能。
1、股票激励制度的推行有利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向合理化发展。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仅在少数公司执行。因此,从我们的统计结果看到,高管持股比例不高。随着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及之后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试行)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为各上市公司调整高管薪酬结构、优化薪酬结构中的短期与长期激励比例铺平了道路。
2、改革职务消费制度,使隐性收益显性化。针对长期以来,难以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中央国资委已于2006年出台《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并于2007年开始执行予以规范。《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现有的职务消费进行认真清理,依据法律、法规及企业负责人岗位职责和履职特点,研究、制定规范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制度规章或管理办法。其内容应包括各类职务消费的具体项目、享有该类职务消费的人员范围及费用标准(额度)、企业内部审核与监督程序、违规处罚及其他要求等。
对经常发生、用途明确、标准易定的职务消费,可以探索实行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标准,应根据企业实际和职位特点,参照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做法,与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统筹考虑,合理确定,不得高于货币化改革前的费用支出,不得变相提高企业负责人的总体薪酬水平。
通过这些改革,促进了高管薪酬结构优化,平衡了短期利益、长期利益,也使隐性收益显性化、公开化。
(三)改进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加股东对高管薪酬的监督。改进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有利于股东了解高管人员薪酬契约是否有效、是否与股东利益紧密联系,从而有助于股东对高管人员报酬进行监督,避免高管人员通过报酬形式来损害股东利益。因此,众多发达国家认为应当加强市场力量在高管人员报酬方面发挥的作用,向股东提供更易于理解并与投票和投资决策更为相关的薪酬信息,使股东有更多的机会对报酬决定表达他们的观点。基于国外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
1、增加披露近三年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管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年度奖金、长期激励计划、津贴、福利、保险、住房等,披露内容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应付职工薪酬》所界定的内容。一般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其他董事、公司经理与其他副总经理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董事长、总经理单独提供薪酬汇总,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可以汇总反映。
2、提交薪酬委员会报告,详细披露对高管人员(含董事、监事)的薪酬设计状况、考核与评价情况,对公司的报酬政策以及高管报酬水平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做出解释,以便投资者比较与判断。这样,也可促使公司的报酬政策向业绩相关的方向转移,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另外,薪酬委员会报告还应说明本年度高管人员报酬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对重大变化的原因、合理性做出说明。薪酬委员会成员不应当被追究薪酬委员会报告的个人责任,以免影响成员的自由发表意见和委员会的工作绩效。
3、详细披露公司高管在关联单位履职领薪情况。高管是否在关联单位领取薪酬,是判断该高管是否存在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判断关联交易的主要方式。但在实践中,许多公司的年度报告仅说明某高管不在公司领取报酬,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单位领取报酬,过于简单化、形式化。高管人员在何处领取报酬是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些人员往往在关联公司中任职,同时又掌握本公司的事务,当上市公司与此类企业发生利益的冲突时,他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更多地偏向关联公司,从而损害本公司的利益。因此,建议对高管在关联公司中领取的报酬做同等的披露要求,这有利于提高我国高管报酬信息的透明度。
4、披露变更董事、监事、高管前后的薪酬情况。(1)披露变更前后的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有利于投资者比对前后届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薪酬变化、增长率、差距;(2)披露变更前的董事、监事、高管的领取薪酬情况,也有利于对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交易的判断,尤其是对历史形成的关联交易后果,投资者可能追溯了解;(3)披露变更前后的董事、监事、高管的薪酬也是完整披露上市公司支付薪酬情况。因为变更行为一般发生于年度中间,如果仅披露变更后的高管薪酬,就不能反映公司支付的全部薪酬情况,导致信息失真与遗漏。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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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尽职监督工作的措施
(一)纠正认识上的偏差．正确理解尽职监督管理工作。尽职监督管理是指各职能部门按照职能定位，对下级行分支机构的对口部门及其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内部监督的行为，本质上属于管理范畴，是企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履行的内部控制职责，是职能部门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要求，也是对条线和同级职能部门监督的要求；是各部门对本条线的机构和员工所进行的内部监管。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尽职监督工作不是某一部门单独的事情；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尽职监督管理工作是“三道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工作无法替代的作用，相较其他部门的监督而言，主管部门对本条线业务情况更熟悉，更便于掌握分管业务中存在的隐患，实施风险管控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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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年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货币发行、外汇管理、国库经理、资金清算等职能更为明确。但作为国家重要的金融管理和宏观调控部门，人民银行仍需在金融管理中发挥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不可替代的职能。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人民银行在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进行操作时，直接与金融机构密切往来，可及时、详尽获取金融机构相关信息，金融管理有利于基层央行准确辨析信贷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客观评估货币政策对各类经济主体的影响程度，并采取措施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降低政策时滞。随着金融行业跨业经营、合作趋势的不断发展，金融风险跨系统、跨行业传播特征日益突出。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仅能在自己的监管范围内进行管理，往往只注重微观效益而忽视宏观效果，容易形成“监管滞后”和“监管死角”，这与银、证、保业务日益融合的综合型金融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作为最后贷款人，人民银行需站在国家金融安全高度对金融业系统风险和交叉性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另外，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具有天然联系，其货币发行、征信管理、支付清算、外汇管理等公共金融服务的供给相当程度上依托于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只有参与到金融管理中，才能促进金融机构规范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在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管理，其管理范围和对象已发生明显变化，即由先前主要对金融机构日常业务、机构设置、高管审查等监管转向对金融稳定、金融市场、公共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宏观管理。但在职能转换和工作重心转移过程中，先前承担大量具体业务监管工作的基层行出现了各种不适应，无形中弱化了人民银行督促金融机构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依法合规经营、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
近年来，各基层央行特别是县支行围绕如何提升金融管理效能进行了大量探索，但由于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管理理念滞后，管理目标模糊，影响了基层央行的管理效能。一是管理资源分散。人民银行现有的管理职能分散在会计、统计、征信、外汇等多个业务部门，由于各部门工作协调难度大，很难对各类管理资源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使用，管理的整体效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二是部门业务与管理的角色冲突。当前，县支行内设部门业务与管理功能交叉较多。由于业务部门承担了大量的基础性、事务性工作，很难有精力对不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容易导致业务部门管理职能的异化，弱化了管理的实质性效果。三是管理力量薄弱。一方面，基层央行特别是县支行人员少且老化，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日益繁杂的金融管理工作要求。另一方面，在监管职能分离后，大部分监管人员划归银监部门，基层央行还没有培养足够既熟悉业务知识又熟悉行政执法的人员，管理人员严重不足。
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对中央银行征信、统计、支付结算等公共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金融管理职能弱化对基层央行有效履职的瓶颈约束更加明显。如何加强和完善基层央行管理机制，提升其管理履职效能已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为适应职能转换，中国人民银行在2011年提出了“两管理、两综合”（两管理即开业管理、营业管理；两综合即综合执法检查、综合评价）。为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经上级部门批准，2011年3月，人民银行滕州市支行（以下简称“滕州支行”）在全国人民银行系统率先增设管理检查部门，专门行使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检查职能，通过整合基层人行的监管资源，健全金融监管机制，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依法规范经营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并取得初步成效。
二、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运作的实践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总面积1485平方公里，总人口170万，是山东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近年来，滕州市经济金融保持快速健康发展。2011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728.1亿元，增长11.1%，居全省县级第二位；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0.2亿元，增长33.3%，居全省县级第四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06.2亿元，增长24.3%。金融发展也日趋活跃，2011年末，滕州市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328.76、373.14亿元。目前，全市共有银行机构10家，小额贷款公司4家，证券公司1家，保险公司12家。2011年，滕州市列全国县级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第15位，被评为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和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并被山东省金融办、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等八部门确定为金融创新发展试点县之一。
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滕州市金融管理发展相对滞后。作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和县域最为重要的金融管理机构，滕州支行在县域的地位更为突显。
（一）拥有足够的管理职能资源
当前，人民银行县支行承担着外汇管理、国库、支付结算、反洗钱、人民币流通、征信、金融统计等业务，并兼具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管理职能。可见，县支行并非缺乏管理工具，制约其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管理资源分散于多个部门和岗位，如将其拥有的各类管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多个管理部门协同实施管理，将最大限度发挥合力效应。
（二）有其他监管部门无法比拟的机构与人员优势
与其他监管机构相比，人民银行机构派驻面广，县支行几乎遍及全国所有县域，在网点设置、人员储备方面具有其他监管机构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
（三）县域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管理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县域金融快速发展，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大幅增加，业务急剧扩张。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监管步伐明显滞后，监管的密度、深度、力度不足，难以及时揭示和防范金融风险。作为县域经济中最为主要的金融管理机构，人民银行县支行大有可为。
2011年3月，滕州支行在全国人民银行系统率先增设管理检查部门，专门行使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检查职能。
在成立管理检查部过程中，滕州支行首先整合了其拥有的各类管理资源。一是整合职能资源配置。把分散在综合业务部、调查信息部的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外汇管理、国库、支付结算、反洗钱、人民币流通、征信、金融统计等职能全部集中整合到管理检查部，改变了以前监督管理职责由多个职能部门行使、各自为战的局面。二是整合人力资源配置。在管理检查部设立综合管理岗、管理检查岗和非现场管理岗3个工作岗位，在全行范围内挑选5名综合素质较高、精通管理业务的人员到管理检查部门工作。
在管理机制上，对管理流程、管理责任进一步明确化、标准化。各业务部室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如发现金融机构有违规行为或风险隐患，可及时在行务会上提出书面建议，由支行统一研究立项，管理检查部门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检查，从执法立项、组织执法到执法评价、处理执行都由管理检查部集中实施，并将监督检查报告报送处罚委员会，供其研究处罚意见，再由管理检查部门把最后处理结果反馈有关业务部室，以便监督金融机构整改。对上级行安排的所有现场检查项目，统一由管理检查部门组织实施，处罚委员会提出处罚建议后，及时上报检查报告、移交检查档案。而对合规性检查涉及专业比较复杂的，由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牵头或由内部业务科室抽调人员组织开展现场检查，实现上下联动和内部联动，充分利用外部管理资源。
在管理内容上，除开展日常业务检查外，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还通过综合评价、风险评估等方式积极强化对管理成果的运用，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配置信贷资金投向，自觉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一是建设完善了综合评价工作程序和调整评价机制，对23家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建立评价台账，每季反馈情况、每半年通报得分、年终再通报评价结果，对年度综合评价为“C”级的金融机构，对其主要负责人约见谈话。同时，加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对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综合检查验收，统一组织对其拟任高级管理人员、重要岗位从业人员进行业务技能考核。二是加强风险预警和评估。对地方性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进行监测，及时对其流动性和支付能力进行预警。建立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信息评估体系，评估金融机构贯彻货币信贷政策效果，形成制度性的评估体系，综合评价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引导金融机构贯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意图。三是探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方法。滕州支行成立了枣庄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滕州分中心，由管理检查部确定专人具体负责受理金融消费者的申诉，在法定职责权限内的事项，由分中心依法处理。通过建立金融消费维权信息沟通机制、行为监督机制、金融司法环境协作机制，联合市纠风办、市法院、市工商局、市仲裁委等机构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形成了部门间工作合力。
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基层央行在县域金融管理领域中的权威，金融机构对货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明显好转，特别是通过开展反洗钱、金融统计、反假货币、外汇企业资本金管理、人民币收付等多项业务检查，有力促进了金融机构的有效作为。银行、证券、保险业各类非现场监管数据、报表等资料报送人民银行的及时准确率由从前的不足80%，达到目前的100%。同时，滕州支行的履职效能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如金融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信用联盟、股权质押和农村支付环境建设等工作均得到了相关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配合，有效疏通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2012年，滕州市率先在全省实现农村支付环境建设“双百”目标，并再次被评为“山东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模范奖”。
三、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成功运作的机理分析
（一）对监管资源的充分整合
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组织效率乃至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应该通过组织机构的创新降低交易费用。当双方的交易经常发生，就可以构造一个专门的治理结构。随着业务部门业务工作与金融管理角色冲突的加剧，基层央行金融管理在业务部门内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合作博弈的结果，通过整合组织的内部结构降低博弈成本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以前人民银行县支行管理职责和管理人员分布于多个部门，容易造成对金融机构的多头管理、无效管理，导致县支行管理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劳动。滕州支行通过成立管理检查部，在将管理职能从业务部门分离出来的同时，还集中了部分业务骨干，使得管理力量的统一调动成为可能，管理检查部可以根据各专业工作需要，打破各专业之间的界限，灵活调配管理人员，组成检查组对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管理，使得管理更为专业，管理成本更低，管理效率更高，管理资源得到了集约化使用、效率化配置，形成了合力效应。
（二）对管理范围的积极拓展和管理成果的有效运用
对金融机构进行业务管理的初级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从影响金融稳定的热点入手，积极拓展管理业务的范围。如针对当前金融侵权事件日益多发、消费者金融权益保护不足所导致的金融风险，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积极探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式方法，依靠央行权威、县支行业务职能和贴近基层的优势，建立了信息沟通、维权监督、金融司法协作三项机制，将维护金融稳定放在“大金融、大司法”框架下，有效拓展了基层央行的管理履职空间。同时，将管理成果运用作为推动基层央行履职的重要动力，以管理推动其他业务的开展。通过建立评价综合台账、县域法人金融机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信息评估体系等，将金融管理目标由先前的促进金融机构合规合法经营、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向引导金融机构贯彻落实货币政策、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转变，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提升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认真贯彻执行货币政策。
（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
组织结构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组织结构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会去推动实现组织结构变迁。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的成立既有上级行的强力推动，又有县支行的自发而为，是一种“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变迁方式，组织变迁的难度和成本都是相对较低的。强制性体现在，首先其成立是在上级行有意识的领导下进行的，分行和中心支行是推动县支行改革的主体，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推进组织结构变迁，以上级行的强制力优势降低组织变迁成本。另外，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的成立也体现了一致性同意和经济原则，具有一种基层自发、自下而上的组织变迁特征，成立管理检查部顺应了基层央行履职需要。而对滕州支行而言，先前的组织框架和管理体制对其有效履职的约束明显，县支行有通过组织变迁强化金融管理的内在诉求和动力，而这种诉求在上级行积极推动下实现起来是最为便捷和低成本的。
（四）基层央行与金融机构合作博弈中的双赢
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的运作涉及基层央行、金融机构两方。作为监管部门，基层央行博弈目的是通过有效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规经营，降低区域金融风险，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贯彻落实好货币政策。从金融机构方面讲，通过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在提升竞争力的同时，也可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上级考核、央行管理双重约束下，选择合规经营、配合货币政策实施将是金融机构的占优策略，而这也符合基层央行的博弈初衷。由于基层央行和金融机构在为实现各自收益的博弈策略中，均选择了符合对方利益要求的策略，从而促使二者合作成功。对基层央行而言，通过成立管理检查部，金融管理成本显著降低，效果得到有效提升，对其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公共金融服务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县支行业务部门也可以从先前金融管理、日常业务的双重压力中解脱出来，专心开展日常业务，更好地提供公共金融服务。对金融机构而言，可以改变先前被动应付检查的局面，根据人民银行管理和评价体系主动开展工作，更好地拓展业务空间。
四、相关结论
滕州支行管理检查部成功运作的实践表明，立足现有条件，基层央行完全可以有效履行管理职责，做到管理与服务并重，并以管理促进其他业务工作的开展，但前提是必须充分整合现有的各类管理资源，立足人行工作职能进行管理范围的拓展和管理成果应用，将业务管理作为推动人行其他业务工作的重要动力。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源紧张是当前多数县支行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县支行管理履职面临的最大约束，因此，在县支行人员较为充实的情况下是可以尝试进行管理检查部的组织改革的，而对工作人员较少的县支行而言，由于日常业务压力较大，在现有条件下成立管理检查部的条件似乎还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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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评估是指在金融稳定监测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对获得的信息资料和数据，运用一定技术和方法得出定性或定量评估结论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识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评估金融体系抵御负面冲击的能力。稳健性评估在“监测分析评估预防、救助和处置”的金融稳定工作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既是非现场监测职能的延伸，又为早期介入措施、救助行动和风险处置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和研判依据。
近年来，稳健性评估在金融稳定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深入地监测和评估金融风险状态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支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益深入，金融体系复杂性不断加深，稳定当局迫切需要前瞻性地发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并提前选择适当的应对措施，开展稳健性评估、特别是深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业务实施现场评估，毫无疑问是实现这一工作目标的最有力手段之一。从国际实践看，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作为国家层面金融稳健性评估的典型代表，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稳健性评估框架。FSAP为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评估提供了一套综合且客观的分析方法，涵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部门，结合短期脆弱性评估和长期结构性评估，使参评国对金融系统主要风险和脆弱性的观测更为清晰，也有助于发现参评国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最佳实践的差距，促进参评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金融稳定当局在开展稳健性评估过程中，在借鉴FSAP评估框架的同时，更加重视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作为稳健性评估的一个重要工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测试得到广泛运用，如美国危机期间的SCAP、2013年以来的CCAR、欧盟层面的EBA/SSM压力测试等。从国内实践看，我国的稳健性评估也经历了一个由非现场向现场的转变过程。在国家层面上，我国于2003—2005年开展了首轮运用FSAP标准对金融稳定状态的自评估工作，2005年10月首份《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5)》，确立了维护金融稳定的工作框架。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也主要侧重于稳健性评估的技术、方法和指标体系等方面。2009年8月至2011年11月，我国接受了首次FSAP评估，在这一过程中，FSAP的评估方法、技术、组织实施和评估结论得出的过程，对我国金融稳定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启发和借鉴。此后，我国参考FSAP评估框架，在开展金融机构非现场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基础上，逐步推动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使其成为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常规履职手段。在区域层面上，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根据总行统一部署，不断探索稳健性评估的方式方法，丰富金融稳定履职手段。金融稳定工作逐步从非现场监测转向现场评估，向“贴近机构、贴近市场”的方向推进。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及各分支行已完成对600余家金融机构的现场评估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案例素材。实践证明，稳健性评估对于全面了解金融机构运营状况和稳健性经营水平，及时发现和防控金融风险隐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实施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济南分行)2011年以来开展的金融机构稳健性评估工作为例，深入总结梳理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经验、机理、工作框架，对有效稳健性评估的构建要素和工作方向进行了分析归纳，对深入推动金融稳定评估工作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稳健性现场评估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以来，济南分行按照总行安排，结合区域金融稳定履职需要，对辖区金融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现场评估，在现场评估的发起、实施、结果运用等各个环节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稳健性现场评估作为一项常规履职手段，逐步形成规范的工作框架、组织流程和技术方法，评估的影响力和对于区域金融稳定履职的贡献显著提升。
(一)起步：将现场评估引入金融稳定工作框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强化系统性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处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为金融稳定履职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伴随着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跨业态创新逐步深入，风险来源和成因越来越复杂，风险蔓延范围更加广泛，丰富金融稳定工作手段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2010年，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工作意见中提出，要对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积极探索开展现场评估。但此前，各级金融稳定部门从未有过现场检查或评估工作经验，一支习惯了非现场调度数据、依靠监管信息共享开展监测分析的工作队伍，普遍面临着如何开展现场评估、有何方式方法以及现场评估究竟能发挥何种效用等问题和困惑。
对此，济南分行2011年在全辖组织开展了现场评估研讨，内容全面涵盖现场评估目标、作用、法律依据、工作程序、方式方法范围、内容、成果运用、报告撰写等方面。后来又召开鲁中7市、半岛5市和省会城市圈5市金融稳定论坛，就现场评估工作定位、指标体系、工作方法、程序流程、结果运用等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工作共识。这些工作共识包括：稳健性现场评估总体上既要参考现场检查建立相关工作原则、机制和操作流程，又要与传统意义上的合规性检查相区别，在评估内容上，要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出发，关注影响行业和金融体系稳健性并可能导致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各种脆弱性因素和潜在风险隐患，同时注重与最新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二)驱动：对风险事件的透视
2010年底，辖区发生一起涉及多家银行和企业的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A银行深陷其中，声誉受到很大损害。案发时，其总资产逾800亿元，资本充足率14.24%，不良贷款率1.12%，各项业务和监管指标均居于全国同类机构前列。这样一家指标与形象良好的银行，为何却爆发特大案件，形成巨大风险?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案情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对A银行本身以及其他法人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如何，A银行内部管理怎样，案件发生的内部原因和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身处风险处置一线的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部门亟须深入了解的。
出于案件侦办要求和保密考虑，A银行涉案信息披露较为慎重，人民银行获取的信息极为有限并且大多来自外部媒体。由此，进驻A银行实施现场评估，以揭示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顺理成章的工作策略选择。在明确了工作目标、原则和充分的前期酝酿后，济南分行认真研究拟定现场评估工作方案，2011年5月抽调法律、货币信贷、金融稳定、会计、支付结算、科技、内审、征信8个专业共21人组成现场检查评估工作组。工作组认真学习银行业机构稳健性评估涉及的各类文件、监管标准和相关资料，组织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业务培训。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工作组于2011年9月中旬正式进驻A银行开展现场检查评估。截至当年11月末，累计投入工作量987人天，对A银行开展了全面评估，最终形成20余万字的工作底稿和8万字的评估报告。通过评估，济南分行金融稳定部门对案情和案件发生的深层次管理问题乃至公司治理缺陷有了深入了解，同时对现场评估工作的优势有了切身体会，即现场评估有别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检查，不仅仅是发现具体的合规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不仅对金融机构的稳健性状况进行总体判断，还应推而广之，对问题的性质和潜在影响进行研判，站在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角度采取进一步的防范措施。
对A银行的全面评估得到了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领导的充分肯定，也为后续评估项目的组织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2011—2012年，济南分行根据山东风险防控状况，先后组织或直接实施了对10家股份制银行、14家城商行、21家农村合作机构、2家村镇银行、3家保险公司、1家法人信托公司、3家证券公司的全面评估以及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表外业务专项评估工作。通过上述一系列评估，济南分行金融稳定部门深入了解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运作新模式、风险特点和成因，掌握不同类型机构的风险敞口以及风险在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之间传递的可能性和渠道，为全面掌握区域金融风险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大量的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现场评估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评估工作经验也充分体现在人民银行2012年组织编写的《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指引》中。
(三)发展：将风险监测线索转化为评估项目
2012年下半年以来，济南分行通过非现场监测发现，在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升级压力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山东省内部分区域、行业和重点企业暴露问题不断增多，省内担保圈问题陆续浮现。这些问题揭示出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资产质量不实问题突出。为全面掌握商业银行真实的信用风险状况，2013年以来，济南分行先后选取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和齐商银行两家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开展了资产质量真实性专项评估。通过评估发现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确切的资产质量底数，掌握了风险暴露的真实水平及变化趋势，对被评估机构提出了如实反映资产质量状况和规范资产质量管理的整改要求。
另一个实例，近些年来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迅猛发展，特别2013年以来业务模式更趋复杂，部分机构与监管部门玩起“猫鼠游戏”。由于同业业务交易对手多以省外银行机构、信托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为主，交易环节复杂，贷后管理和风险管控的难度较大。2013年9月以来，济南分行通过非现场监测系统发现，辖内某城商行同业存放持续放量增长，增速远高于同业水平，且业务操作模式非常具有典型性。该监测发现为深入分析当前同业业务的风险特点和跨机构、跨区域、跨市场的风险传递状况及其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提供了“解剖麻雀”的机会。经过初步调查后，济南分行决定对该城商行开展同业业务专项现场评估，以全面掌握同业业务的运作模式、新特点和潜在隐患。该项评估共投入工作量70余人天，对同业业务规避监管、虚增规模、风险管理薄弱等共性问题和风险隐患进行了充分揭示，督促被评估机构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评估报告得到了总行金融稳定局和分行党委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了解其他法人机构存在的共性问题，济南分行进一步扩大了同业业务专项评估范围，责成部分中心支行组成工作组，对同业业务规模较大、业务种类较全面的2家农商行和1家农信联社开展了延伸评估。评估结束后，济南分行向总行提出了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相关政策建议。这些工作成果，为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和借鉴。
以上两个项目体现了评估由案件(事件)推动向监测推动的转变，由对单家金融机构的评估推及到对行业、区域和金融体系突出风险点的总体评估，体现出金融稳定工作关口前移、实现早期介入的发展趋势。
(四)深化：推动现场评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2011年至今，济南分行先后对百余家金融机构开展了现场评估，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小贷等多类机构，以及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同业业务、信息系统、公司治理、流动性、利率风险等多个领域，共形成评估报告100余份，先后5次在全国性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介绍。在工作机制建设方面，济南分行在实施稳健性评估项目时，要求各级行组织成立以分管金融稳定工作的行长(主任)任组长的稳健性现场评估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原则。在金融稳定部门设立了现场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行内各业务条线，在行内建立了主查人制度，将金融稳定、法律、货币信贷、会计、支付结算、科技、内审、征信等专业纳入现场评估队伍，根据具体评估项目的实际需要，抽调相应业务部门的精干力量组成现场评估工作组。持续的实践探索与总结提炼，使济南分行在稳健性评估项目的启动与准备、现场评估实施、评估成果转化与运用、配套机制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方法体系，推动现场评估框架逐步完善，为依法合规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济南分行先后参与了金融稳定局《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性现场评估指引》、《金融机构现场评估工作手册》等制度文件的编写工作，对于现场评估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做出了贡献。
三、有效稳健性现场评估的构建要素
有效的稳健性评估应在微观审慎监管基础上，从更高层次、更宽视野来发现和防范跨机构、跨行业、跨地域的风险隐患，通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性、抗冲击性以及宏观金融管理政策执行和监管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体现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目标、特色和优势。基于以上认识和实践探索，济南分行总结提炼出有效稳健性评估的以下构建要素。
(一)项目启动：选取有价值的评估项目
金融稳健性评估不同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性检查，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对金融体系运行环境做出评价并识别出潜在的脆弱性和风险隐患，这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独特价值。开展有效的稳健性评估应首先对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来源有持续深入的把握，以准确地将具有潜在威胁的突出风险点转化为主要评估内容。济南分行探索开展的一系列稳健性评估项目的启动主要体现为事件驱动和监测驱动两种。事件驱动主要由突发性案件或事件、负面冲击等重大事项引发，评估的目的是深入了解案件发生的根源及背后深层次原因，为其他相关机构提供借鉴，杜绝风险的扩散和蔓延，有效防范可能后续发生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监测驱动主要是对非现场监测中发现的金融领域中脆弱性、苗头性和倾向性风险，通过现场评估进一步深入掌握金融机构和相关行业的脆弱性和风险状况，使金融稳定部门准确分析研判风险的来源、性质、规模、传导途径和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为下一步采取早期纠正等提前介入措施提供客观依据。此外，根据上级行部署和本行年度工作计划，也会启动部分评估项目。
金融稳健性评估可以采用全面评估、专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出于特定工作目的和形势的需要，评估可以区别采用柔性的“调研式评估”和刚性的“检查式评估”等不同形式。在评估对象选择上，既可以针对单个金融机构或其特定业务进行，也可进一步引申为行业性评估和轮动评估。考虑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职需要，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更侧重于从行业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企业文化以及业务流程、系统、制度等方面进行评估，对其分支机构则侧重于从内部风险控制和稳健经营的角度对业务操作、制度落实等方面进行评估。同时稳健性评估作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评估内容也应当包括金融机构传染性风险、抗冲击性以及金融管理政策执行和监管有效性方面的评估。考虑到与国际、行业规范相接轨，评估依据应覆盖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监管部门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性管理规定。
(二)组织实施：建立严格规范的评估流程
尽管现场评估项目在金融机构类型、业务和风险特点以及适用现场评估方法等方面不完全相同，但总体上应遵循准备、实施、报告、档案整理四个阶段，流程中涉及的各个环节在具体实施中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开展。
现场评估准备是整个评估过程的基础。本阶段工作包括立项并确定评估对象、成立现场评估组、撰写现场评估方案、制发现场评估通知、收集有关资料、整理分析评估资料和现场评估前培训等步骤。近年来济南分行在自行开展的全部现场评估项目中均要求被评估机构开展自评估，并要求对方在进驻其现场前提供自评估报告，该做法充实了评估准备阶段工作，为下一步现场评估的顺利有效实施奠定良好基础。
在现场评估实施阶段，工作重点是实地了解被评估对象业务开展情况、风险状况，围绕评估目标组织开展相应的评估措施，本阶段发现的问题、确认的风险点将作为撰写报告的依据和素材，是评估效果和质量的集中体现。现场评估实施主要包括进场会谈、现场评估、召开评估组会议、拟写评估事实确认书和结束驻场工作等步骤。
现场评估报告阶段是总结评估问题、对评估事实进行定性和评价，形成评估事实结论的阶段，具体包括撰写现场评估报告、制发现场评估意见书和跟踪整改情况等步骤。
评估档案整理是现场评估成果的体现，现场评估各个阶段的文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均应作为现场评估的重要文件加以保存和管理。现场评估档案整理包括立卷建档、编写档案目录、整理现场阶段相关文书、建立电子版现场评估档案等步骤。整理好的评估档案便于在开展后续评估或相关评估时查询，为后期的评估工作提供借鉴;也有利于对评估对象开展持续的、趋势性的分析、判断或评价，根据历次评估结果确定对评估对象的监测重点。
(三)结论输出：运用定量和定性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对于确保稳健性评估的效率和质量至关重要。评估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以合规性、调研性为主的评估项目侧重于使用定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可采取调阅资料、问卷调查、组织会谈、穿行测试等方法和程序，通过合规性评价和风险点提示得出评估结论，通常不输出量化的评估结果。其中，调阅资料是开展现场评估的最基本途径，也是现场评估区别于其他非现场工作的主要优势，调阅资料既包括直接调取与评估内容相关的纸质材料，如公司章程、内部规章制度、审计报告、会计账册、相关会议纪要、经授权的客户信用信息和监管意见等，也包括查询电子档案和根据授权登录各项业务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设计制作调查问卷和组织会谈也是现场评估的重要手段，以FSAP为例，2009—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国开展的首次FSAP评估中，我方共向评估团提供了近百万字FSAP问卷答复材料，与其进行了400余场会谈，使其对我国金融体系有了更加深入、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济南分行开展现场评估实践中充分运用了设计调查问卷和组织会谈的评估方法，现场评估工作组通过合理设计调查问卷，向被评估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有关客户以及外部机构了解有关信息，并就金融机构经营异常变化、媒体关注问题和违法违规线索等，通过组织会谈方式进行现场核实。此外，在专项业务评估、内控评估等项目中，现场评估工作组还通过重新执行、证据追踪、穿行测试、实地观察等方法，从符合性和实质性两个方面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等进行深入测评。
随着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评估工作体系不断完善，稳健性现场评估必然由定性评估为主过渡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综合运用定性、定量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分析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增强现场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在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一直致力于量化评估体系的构建。一是探索构建稳健性评估指标体系，针对单体金融机构的全面评估，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稳健性评估方法选取了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状况、业务稳定性、同业竞争力、抗冲击性、可处置性以及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有效性等9大类指标体系，利用定性指标定量化处理和层次分析法等技术，对如何输出量化评估结论进行了探索。二是将压力测试作为稳健性现场评估的重要工具。压力测试作为识别和度量风险的一种评估方法，对于开展金融机构稳健性评估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现场评估工作中，济南分行注重运用压力测试工具，对金融机构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更精确的量化评估。在对全省城商行稳健性现场评估、同业业务专项评估、信贷资产质量真实性专项评估等项目中，针对具体评估内容和被评估机构特点，分别开展了流动性压力测试、同业业务变动冲击压力测试、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下迁压力测试等项目，进一步提高了现场评估结论的准确度和客观性。
(四)成果运用：提升评估结论的影响力
现场评估成果的运用是稳健性评估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注重现场评估结果的运用，现场评估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现场评估结果的运用是要通过发现和揭示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及时整改，杜绝风险从量变到质变、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演变，防范具有系统性的风险因素真正发展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场评估结果运用的好坏，关系到现场评估的效率及中央银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评估实践中，济南分行主要从微观机构和宏观管理两个方面推动评估结果运用。
在微观审慎层面，首先，济南分行通过召开正式的评估结果通报会，向被评估机构反馈评估结论，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脆弱性所在，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对于严重的问题，视情况采取对高管人员诫勉谈话，进行风险提示。其次，将现场评估结果纳入辖区内“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中，在人民银行金融服务准入方面给予必要的限制，暂缓审批或接入某些金融基础设施，对其开展进一步的专项检查或纳入年度综合执法检查，并将评估结果作为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内容之一。再次，适当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信息披露。可用的选项包括：选择性地向金融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上级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披露;将评估结果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向政府反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确保区域金融稳定;将评估结果通过金融稳定报告等形式有选择性地向社会披露，增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外部约束。对于涉及重大风险隐患或重要监管合规性的评估发现，及时将评估结果向行业监管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通报，建议其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项检查;采取建议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暂停其专项债务工具或资本工具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或暂缓接受、不接受其承销项目的注册等措施;对于上市或拟上市的金融机构，也可选择向证券监管部门通报等方式，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约束。
在宏观审慎层面，一方面，可将现场评估结果作为制定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决策依据。如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和信贷政策情况进行专项评估，对房地产金融、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绩效考核机制、农信社资金运用情况等进行专项评估，作为制定政策、完善改革的决策依据;通过现场评估掌握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真实状况，也可以作为制定和落实宏观改革措施、跟踪评估改革成效的基础。另一方面，可将现场评估结果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参考因素。如结合人民银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进一步研究如何运用评估结果来设置金融机构稳健性参数，更好地体现对高风险机构和有重大问题机构的差别政策。此外，稳健性现场评估结论可以通过专题报告等形式纳入《金融稳定报告》中，有助于深入揭示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因素。
四、几点简要结论
一是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的稳健性评估不同于监管部门的合规性检查，在内容和目标方面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和稳健经营水平，旨在评价金融体系运行环境，识别出潜在风险和脆弱性，在宗旨上服务于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总体目标，这既是现场评估区别于合规检查的显著特征，也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的独特价值所在。经过多年实践，稳健性现场评估工作已成为各级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履职的重要工具，在“监测分析评估预防、救助和处置”的金融稳定工作框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是稳健性现场评估应做到定性和定量评估相结合。当前，各级人民银行开展的稳健性现场评估仍以定性评估为主，通过合规性评价和风险点提示得出评估结论，通常不输出量化的评估结果。随着评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评估工作体系的不断完善，稳健性现场评估必然由定性评估为主过渡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通过量化评估结论向金融机构提示风险，并作为触发宏观审慎管理或监管措施的依据。因此，今后应充分借鉴FSAP分析和评估框架，着重加强稳健性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定性评估结论的量化方法、金融稳定压力测试等工具措施的研究和应用，逐步推动稳健性现场评估向量化评估发展。
篇12
“内部控制，简单说就是确保集团运作过程中不出问题。”叶素兰说这番话时嫣然一笑。
这位中国平安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首席稽核执行官看似轻松的吐露，其实潜藏着一份胸有成竹。谁都清楚，面对保险、银行、投资三大板块业务，近11000亿元的庞大资产，其间对风险的防范需要何等的控制力。而事实上，中国平安就凭借着卓越的治理、高效的风险管控和高速成长的经营业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一面旗帜，一根标杆。
作为金融国际化的先行者，中国平安不断吸收引进境外金融业巨擘成熟的管理经验，实现了从运营、管理和治理脱胎换骨的进化。2002年10月引入汇丰集团这个战略投资者之后，公司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的完善，也很自然地融入汇丰的理念；2008年6月，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正式，平安率先落实内控法规要求，进一步整合升级内控体系，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
目前，中国平安建立了“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的组织架构。其中，集团的定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集团整体协同价值，发挥战略方向盘、经营红绿灯和业务加油站的作用，落实到董事会层面，负责战略决策，合规风控，代表股东管理和分配资本，并行使监督职责等；集团和监管部门共同构成双重监督体制，各金融子公司分业经营，分别接受对应监管部门的监管；子公司间设有严格的防火墙，严控治理风险、资金风险、财务风险、信用风险、交易风险、信息风险等的传递与系统性风险；集团由于整体上市，公司治理层次清晰、运作透明、信息披露真实及时全面，可以有效根据发展需求动态、均衡配置资源，降低整体风险。
集团董事会专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6位独立董事组成，领导集团内控管理中心，与运营、产品等业务模块独立。内控管理中心下辖合规部、风险管理部和稽核监察部，由集团总经理助理兼首席稽核执行官统领履行职责。内控中心将内控嵌入业务和流程，融入日常化运作，确立了内控评价机制，确保实现内控人人参与、合规人人有责，同时实现内部控制体系的整合升级。
据悉，中国平安目前从集团到各子公司，甚至各子公司的分公司，都已基本搭建完成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架构和体系，确立了以“促进整个集团有效益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内控与风险管理的战略定位和长期目标，建立了“覆盖全面、运作规范、针对性强、执行到位、监督有力”的“三位一体、三道防线”风险管控运行机制，确保集团并督促子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符合监管要求，确保单一/累积风险低于公司可接受水平，确保整个集团健康持续发展。
“三位一体、三道防线”主要是体现了在风险管控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责划分，协作与联动机制，不同企业会有不同的内涵、外延和组成形式。据介绍，平安根据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风险管控要求，以及综合金融战略发展与经营管理需要构建了符合平安实际情况的风险管控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并在平安规范的公司治理，清晰的集团定位，紧密的集团管控，强大的执行力文化基础上履行职能、紧密配合、彰显价值，有效管控风险，树立典范和领先。平安的“三位一体”是三个专业部门在风险管控过程中分工、配合与协作，是强化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管控三个环节的功能，通过建立与完善制度机制、技术平台、监督和文化，提升风险管控的水平和价值。其中，合规部门主要履行“风险事前策划应对”；风险管理部门主要履行“风险事中监测控制”；稽核监察部门主要履行“风险事后监督报告”。“三道防线”反映了平安的风险管理策略，业务部门是第一道防线，通过建立内控评价与考核问责，将内部控制与日常经营管理融合，嵌入业务和流程，确立内部控制的核心驱动力，将风险管控尽可能的前置。合规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是第二道防线，稽核监察部门是第三道防线。同时，平安聘请国际会计师、国际咨询公司等外部独立机构定期对公司进行独立审计、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独立评价、对风险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提供咨询与建议。金融企业经营的是风险，作为综合金融集团的平安更是如此。对于风险管控，平安善于将合规的制度基因植入流程，流程嵌入系统。通俗地说，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化，流程的事情标准化，标准的事情IT化。
在集团层面，平安建立了统一的风险定义和分类，统一的风险计量和汇总方法，为集团风险的并表管理打下了基础。“每家子公司都有风险监控的体系，在集团，我们主要是并表管理，每季度进行压力测试。某些风险在单一子公司可能不是问题，但并表到集团，就有可能变成高风险。”叶素兰表示。
凭借着丰富的信息系统管理经验，她善于运用“风险热图”监控风险。“我们现在的常规稽核完全是风险导向的。我们每年把过去一两年发生的风险做成风险热图，通过绿橙红等标示不同风险等级的颜色，能够直观发现整个系统内哪些风险点比较高。而平安的全国运营管理中心也在实施很多非现场的监控和风险预警。”
为了持续改进，集团内控管理中心每年都会对一些重要的流程进行评估，检视流程有没有因为新的业务、产品而产生新的风险。目前，平安还正在实施国内首家综合金融集团全面风险管理（简称ERM）项目，覆盖投资风险等主要风险类别，结合动态风险量化工具和技术，设定相应风险预警限额，完善限额监控机制，为科学合理地建立公司风险偏好体系提供尽可能全面准确的风险动态量化分析，确保单一/累积风险低于公司可接受水平。“我们现在是并表管理，希望以后变成一个可以在后台的监控，更好地动态度量风险。”叶素兰说。
事实上，类似三道防线的说法在国内其他企业并不鲜见，为什么有些企业的重大风险屡屡出现？“做好内控和风险管理工作的核心，是治理架构和发挥人的作用。”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指出，只有董事会及下属专业委员会充分发挥作用，高管层高度重视自觉参与，并且守规矩去做每一件事，才能真正做好内控。
叶素兰透露，为了持续完善和改进内控与风险管理，中国平安目前着力打造专业高效内控管理团队和不断创新内控管理手段。创新的内控管理手段包括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三位一体风险管控、全面风险管理、战略项目合规支持与“四新”合规评审、风险并表管理、动态风险监控与预警、专项/远程/突击/IT/任中审计、机构风险评级与管理层评价、强大的IT系统支持、红黄蓝牌处罚、内控/案件问责等11个方面。创新手段为主导，常规稽核重点转为风险导向合理化建议。
“公司如果不守规矩，代价就太大了。任何单位和部门一旦有重大案件发生，就可能会失去业务或机构拓展的机会或资格，从而会影响发展速度。证券部门则会评级下降，丧失推广新产品的机会。个人也一样，集团高管大约一半来自海外，包括我自己，如果事业上有任何污点，将影响我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她感言。
自上而下合规理念的渗透、传递和内化，背后彰显着强大企业文化的生命力，而“法规+1”则是践行这一文化的行动准则。在2003 年度的系统工作会上，马明哲董事长提出了“法规＋1”的概念。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坚决严格执行；法规未明确规定的，按照更高的道德自律标准确定行为规范，坚决“不打球”，不钻政策空子，要保证公司的经营行为经得起任何法规、时间和道德标准的考验。换句话说，“法规＋ 1”就是要用高于法规原则的道德标准来处理事情。或许有人认为企业做到“遵纪守法”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提出“法规＋ 1”的概念，用高于法律的道德标准给企业套上“笼头”，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马明哲董事长说这是“建设最高道德标准企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中国平安一直在全系统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建立“自觉合规、健康发展”的内控环境与文化，眼下“不敢违、不能违、不愿违”的合规意识深入人心。“不敢违规，是因为检查很容易发现问题，包括在线远程的异常指标提取和分析，威慑力是很大的。如果干坏事就会被发现，侥幸心理大大降低；不能违规，说的是通过制度、机制等，让人没有做坏事的机会，或者无法一个人完成；公司通过文化、激励机制引导，也让员工不愿意违规。”集团合规部副总经理张云平表示，中国平安倡导“内控合规使你持续成功”，合规并不是简单的提出问题，还要帮助解决问题。“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工作不仅仅是公司和专业内控部门的事情，它和每一位员工的利益密切相关，它按统一标准建立起员工履职尽责的记录、树立个人品牌、获取他人信赖，它使员工职业生涯更安全更长久，它鼓励员工寻求最佳实践、提高工作效率。”张云平解释说。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已然领先的平安备受外界关注。除了境内外媒体的赞赏评奖不断外，来自央行等国内权威部门和行业巨头也纷纷调研取经“平安模式”。但公司并未就此止步，采访中记者获悉，集团内控管理中心已经有了一系列新的计划安排，月底还准备到香港的廉政公署考察取经。
改革、创新与风控，被平安视作有效益可健康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如何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董事长马明哲颇有远见地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与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的持续加快，引发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变化，这成为金融创新的核心推动力，也促使“金融超市”、“一站式金融服务”等综合金融成为发展趋势。平安始终致力于探索“综合金融”道路，坚持“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当然，创新会面临风险，会存在诸多障碍与问题，但平安仍将瞄准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标杆，践行“法规＋1”、风险管控与健康发展，持续提高抵御风险的内控机制保障能力。
三位一体保驾运营
董事长马明哲曾说过，“小胜靠个人，中胜靠机制，大胜靠平台。要取信于人，一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平台，是所有方方面面的整合。”平安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具体究竟如何运转？
在内控体系中，根据定位，合规部门主要履行风险事前策划应对，具体包括战略合规支持、合规评审、合规风险提示、合规检视、制度体系完善等；风险管理部门主要履行风险事中监测控制，包括风险量化监测、风险预警追踪、风险评级应对等。而稽核监察部门负责违规案件查处、经营效益审计、红黄蓝牌处罚、风险事后监督报告和内控文化建设等。
在中国平安，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管控已经融为一体。首先在“事前”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定期更新、维护风险列表，分析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规则的变动情况，提示风险出现的可能和应对策略；在“事中”执行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风险指标和实施标准，监控和报告异常风险情况；在“事后”通过垂直、独立的稽核监察架构，实施风险导向的稽核审计，实地查处，威慑违法违规人员，执行事后惩戒机制，并通过审计工作平台、预警系统，实现稽核的阶段性监督向日常性监督转变，发挥风险监控最后防线作用。
“我们是前瞻性地创新合规内控，确保风险持续可控。内控做得不好，我们有问责措施，这是跟业绩挂钩的。”叶素兰认为，“事前风险的管控很重要，价值很高。”
形与神各具，平安集团旗下各子公司的内控既统一于集团整体，又颇有各自的神韵，严格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确保有效益可持续健康发展。
其中，已成功跻身国内第二大产险公司的平安产险，继实现“健康超越”后，今年又提出打造“行业典范”的鲜明口号。“合规经营”就是“行业典范”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我们合规管理方面有三项重要措施：首先是实行对制度出台前的合规评审，特别像平安产险这么大的公司，总部细分为二三十个部门，管理制度上难免产生一些交叉甚至冲突，我们在2008年初就出台了新制度合规评审办法，每出台一项制度，都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内控合规管理的要求。”平安产险董事会秘书王仕永介绍说。
其次是系统的制度管理平台，这是平安产险的一个创新。这个平台按部门、业务对外部监管和公司制度文件进行归集索引，还融合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各业务部门的作业指导，共4大模块，所有制度文件和工作流程，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集中管理、实时更新，非常易于查找，目的是让员工及时掌握和执行公司制度，做到有章可循。
内控评价和合规检视也是合规平台的重要举措。“我们分别从公司层面和具体业务流程层面，定期对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点进行识别和评估，并运用集团统一的内控评价系统平台统一管理，通过抽取样本覆盖来测试控制效果的好坏，测试结果都显示在系统里，而集团内控管理中心也能一目了然，这就能够很好地掌握公司内控状况。”王仕永表示，内控评价时，公司严格规定了程序和工具，甚至包括具体业务环节的细致入微的风险信息、控制措施及针对每一个控制点的具体测试程序，“有严格的工具和表格保证内控测试结果不是拍脑袋出来的，而是经过严格、扎实地测试出来的，能够反映实际内控体系设计和运行状况的”。
平安产险合规部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是开展合规培训教育，提高全员合规意识。部门定期汇总编辑一份《合规动态》，使员工能够及时接触到最新的政策法规、合规理念和实际案例。
2009年2月，新《保险法》出台，更加强调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拓展了资金运用的渠道，强化了监管的力度。对于新《保险法》和旧《保险法》之间的差异，集团法律部门制作下发了一个详细的解读，但产险公司不满足，重点抓学习效果和实际落实，借此深入推进合规经营。“集团全系统的知识竞赛一共设六个奖项，平安产险得了其中五个奖项。”
平安产险管理层非常强调合规从高层做起、从干部做起，每年都组织合规知识竞赛等活动。更绝的是，平安产险的所有干部，不分年龄大小、资历深浅，都必须参加新出台的法规知识的闭卷考试。为此，公司搭建了相应的学习及考试平台，每个人必须从自己的账号登录学习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张榜公布成绩，优异者的“奖励”是一摞法规书籍。
王仕永丝毫不怀疑考试的重要性和作用。“合规经营，干部的观念和法规知识水平是关键，全员合规意识是基础，通过学习平台和知识竞赛、强制考试，平安产险的全员合规意识和法规知识得到提升，这是平安产险提高合规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平安银行的内控实例
作为中国平安的子公司，平安银行其实还是一个新生的银行。从2007年平安集团整合前深圳商业银行算起，到现在也就三年的时间。甫一开始，集团就空降了豪华的外籍高管团队。如果说开始是为了更好的国际化，现在，平安银行则实现了更好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实现了国际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成长。
由于银行业的风险具有累积性和突发性的特征，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风险管控机制来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平安银行代行长叶望春指出，这两年，平安银行的评级从五级提升到两级，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认真落实监管部门对合规的要求，重点是实施了后台集中，而这种后台集中在其他银行还没有做到。
他举例说，假定平安银行的某一个柜台接收一张原始凭证，该凭证会很快被扫描到上海张江后台中心进行录入，再由张江中心把数字传送到成都的核算中心审核、记账，以确保核算的合规合法性，这是平安银行的内控优势所在。
有观点指出，平安银行及深发展的下一步整合，主要取决于内控。尤其是中国平安内部能不能在各子公司之间形成有效的防火墙进行有效地风险隔离。事实是，中国平安已经构建了一系列符合其风险管控要求的防火墙机制，并有完善的关联交易控制机制，严禁出现价格非公允的利益转移或输送，做到合规、公允、有序。
“如果我们跟信托投资公司有合作，这些都需要合规也有额度的限制。我们是独立的法人，系统也是独立的。”叶望春表示。
“关联交易一定要有防火墙，还要有非常健全的统计、报送和审批机制，我们董事会设立了关联交易委员会，专门关注此类事项。”平安银行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李峻峰解释说，平安银行按照前中后台彻底分离的方式，在战略布局上，合规搭建了风险管控的整体框架。集团已经给各子公司搭建了一个比较好的风险管理和内控平台，平安银行的风险管理是在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条线化，也就是流程化。“流程化银行要求你的风险管理专业化，除了前中后台分离的内控要求外，必须按照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系列化分类，把所面临的全部风险识别、区分出来，从风险文化、资源配置、规划分析、制度安排、系统支持、动态监督和信息反馈等多维度开展全流程管理。”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在整个平安集团，目前已经实现了公章集中管理。因为分支机构掌握着实体公章会蕴藏潜在的道德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当事人虽然会受到惩处，但是公司的风险已经形成。公章集中管理后，可以保证每盖一个公章，都要经过流程的审核，通过内控措施和IT系统的结合来防范风险。
和产险高管的考试不同，平安银行的外籍高管有自己独特的合规文化推行方式。
平安银行的高管团队以外籍人士为主，包括首席执行官、首席风险官、首席财务官等，在合规事项的推动方面，他们都有着丰富的国际先进经验。集团之所以选聘外籍高管，是因为他们是行业中的典范。对于金融机构要求尽快做大做强的诉求和风险管控的实际从客观上来说是有冲突的，走得越快，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平安银行高级管理层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平安银行高级管理层不仅让平安银行快速稳健地发展起来，而且合规意识非常强，注重从细节上推动、支持合规工作。平安银行每年都举行合规考试，高管主动、带头参加考试；总行行长们每年分头深入支行宣讲合规；还有就是在每次合规活动期间，总行行长亲自抽查各级干部的参与程度。有段时间，每天中午一点半，李峻峰都要到前任行长理查德的办公室，把全行干部的名单给他，他从几百人的名单中随机拨打电话，就活动中的具体内容进行提问，进行现场翻译，电话中答不上来的人就会很被动。问题虽小，但是干部很容易感受到高层是真正重视，而不是开开会走走过场就完事。
从银行角度来讲，合规与内控是银行健康、稳健发展的必备基础。从董事会、高管层到执行层，合规与内控的要求无时不在。合规与内控状况是银监会对银行评级的重要参考因素，也是衡量一个银行抵御各类风险和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在内控方面，平安银行希望通过巩固和坚持不相容职责分离等内控原则，始终保持业务发展中的“零”案件，形成全面覆盖、管控有效的内控体系。任何细节，不管是审核的，还是业务发起端的，都很难作假。在合规方面，平安银行希望通过塑造良好的合规文化和有效规范员工行为来建立起支撑业务高速发展的合规体系。近年来，陆续举行了“合规促强大”、“牢记合规”、“整序兴诚”等合规文化活动，建立了整改跟踪与员工异常行为监控与举报等合规机制。“一天的业务下来，都会有人检查合规的落实情况。查出来就会上报。谁出了合规的问题，就要得到红黄蓝牌的处罚。这些制度、宣传、活动、机制已逐步使合规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代行长叶望春说。
内控评价体系
内控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随口说了算，而是必须遵循《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建立健全内控评价体系。“内控评价实际上是给了大家一套方法，让大家对履职过程中的风险和制度流程的控制力进行持续的评价。如果发现薄弱环节，就必须改进。”叶素兰说。
为此，中国平安采取了相应的内控评价体系：一是合规部门指导业务部门进行自评；二是稽核监察部门的进行独立评价，主要看业务部门的自评是否到位，然后进行抽查，看看是否存在内控缺陷；三是外部审计机构对内控情况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有了评价还要与考核挂钩，平安的做法是将合规与风险状况、内控评价结果融入KPI指标，进行考核与问责。通过实施红黄蓝牌处罚制度、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执行标准、案件责任追究制度等进行事后惩戒。从经营成果真实性、经营行为合规性、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经营决策科学性等方面形成管理层绩效评价，作为考核晋职奖惩依据。评价之后是整改追踪和外部机构的独立审计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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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银行业的激烈竞争，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商业银行的发展呈现出业务多样化、多极化和电子化的趋势。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紧跟业务发展的步伐，借助电子化手段，对经营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进行检测和评价，于是非现场审计应运而生。国内外商业银行，甚至监管机构都逐渐重视非现场审计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伴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地位日趋凸显，内部审计部门真正成为董事会和高管层完善内部控制和强化系统性风险防控的抓手，同时，计算机在金融业的广泛深入应用，对商业银行的内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采用传统的审计方式和审计手段已不能适应变革中银行快速发展的需要。
一、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必要性
（一）非现场审计的概念
随着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非现场审计作为一种必要和有效的审计工作方式和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审计人员利用各种审计分析工具，通过对业务数据的采集和筛选分析，实现对银行经营管理活动、内部风险控制状况的全面、连续、动态监测和评价，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率。
（二）开展非现场审计的必要性
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银行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日益突出。风险因素在逐渐增加，银行内在的脆弱性也逐渐显现，金融机构成为现代经济的风险聚集地。商业银行合规性经营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面广泛的关注，银行内审部门作为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方法如果仍停留在传统的现场审计上，将难以适应新环境下的业务发展，商业银行亟须寻找新的审计模式，提高履职效率和效果，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地发展。而非现场审计的应用正契合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求。
（三）非现场审计的优势
1.非现场审计为银行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及时性提供了保障。随着国际先进审计理念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的渗透，国际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管理活动中得以广泛应用，审计职能从事后监控向以风险为导向的事先制度安排、事中提示预警不断推进和延伸，从查错究弊向增值型审计转变。基于数据式的非现场审计是满足内部审计职能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适应商业银行业务信息化发展、有效履职的内在要求，是审计师高效完成审计任务的必备手段。运用计算机联网功能进行非现场审计，通过计算机网络把银行集成金融信息的数据库与审计师的计算机连接，使审计师可以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对各审计对象的经营情况、业务流程、合规性与风险状况进行检测、评价，进而分析造成违规或风险的缘由，并进行风险预警、提出控制风险的对策；向董事会、高管层和相关部门人员提出改进建议，以促使银行强化管理、落实内控，保证业务合规、稳健地经营，实现银行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目标的均衡发展。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根据内部职能转型的要求，内部审计必须实施非现场审计，充分利用银行内部系统和数据资源，在审计技术方法和手段上突破传统方式，使现场审计向非现场监控和系统数据取证的方向发展，由于风险存在于任何业务的任何环节，控制漏洞也会出现在任何业务控制流程中。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银行内部审计范围非常广泛，但囿于内审现有的人力、物力，无法达到全面覆盖式的审计需求，且被审计的分支机构和业务品种在经营和运作中不断发展变化，很多问题会在瞬间发生，或者事后无法补救，单靠审计部门现行的事后审计和现场审计显然是不够的，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非现场和即时监控可以为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及时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2.非现场审计的优势。
第一，非现场审计注重通过计算机与数据库，对管理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远离被审计单位寻找业务工作中的薄弱点和高风险点，突出审计质量。
第二，非现场审计可以借助计算机、数据库、网络通信等技术，创建相应模型进行分析，使业务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风险被及时化解，使审计职能由事后监督前移，起到事中控制，事前预警的作用。
第三，由于数据库可以保存长期的业务运行信息，审计师可随时抽取不同时期、不同分支机构、不同业务品种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筛选，使审计更为连续化、简单化和科学化，同时扩大审计覆盖面。
第四，运用计算机联网进行非现场审计只需要投入少量的人力物力，即可以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反应速度快、效率高。信息技术使审计更趋自动化，减少对人工的依赖，审计师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审计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上。
二、内部审计信息化的现状
内部审计始终将审计技术的创新作为提升履职能力的强大动力，而传统的检查方式已经难以跟进潜在风险的复杂变化形势，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由传统审计模式向信息化审计方式转变已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银行高层均意识到内部审计信息化的必要性，大力支持内审信息化的探索创新，积极更新方法技术，充分利用全行的信息科技优势，搭建功能先进的信息系统平台，建立符合银行实际的风险分析方法，组建非现场分析队伍，形成审计分析报告体系，将非现场分析技术应用于审计工作中，取得良好成效，整体提升了内审专业化履职的能力。
1、利用科技手段打造强大的非现场审计平台，突出对系统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防控。目前，非现场审计系统已经实现了多样化的功能。一是全面覆盖银行资产与负债业务，实现产品种类和业务处理过程横向和纵向的全覆盖。二是提供业务流程内部控制及主要风险点的预警和提示，实现业务全流程有效监控。三是具备对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分层、因素分解、因果关联和汇总功能，并可按需进行灵活定制，实现了审计业务处理智能化。四是具备参数化维护方式和强大的自定义功能，能够自定义指标、预警规则和业务分类，并能进行参数调整，实现审计参数灵活控制。
2、审计业务管理流程信息化，实现审计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无纸化和审计信息的全员共享。一是提供审计文档的存储、录入、统计、查阅和检索功能，问题、风险点的统计、归并功能，实现审计成果共享。二是对审计项目立项和审批进行有效控制，使审计检查项目从立项申请、审批的流程实现无纸化，立项报告、审计方案、审批结果等文档自动归入文档数据库。三是对审计报告审核、审批进行有效控制，实现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写、核对，审计报告的编写、核对、审批的无纸化和流程控制。
3、在风险评估技术基础上，从机构、业务、产品、流程、IT系统等不同维度绘制出剩余风险视图，揭示全行风险分布和影响程度信息，有利于将有限的审计资源集中于高风险的审计领域，突出审计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和管理建议。
4、按照统一的评级标准，对审计发现和审计结论划分等级，直观、清晰地展示审计项目总体风险状况和有关审计发现的重要程度，有利于对不同审计项目和不同业务的风险控制状况进行比较，提高了审计成果的使用价值。同时，一些常规审计技术如抽样评估、穿行测试、访谈技术、建模技术、计算机辅助技术等具体审计运用中，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丰富和拓展，有效提高了审计质量和效率。
三、加快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非现场审计是一项融合多门学科、需要大量经验积累的工作，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非现场审计还处于经验积累的成长期。随着内部审计应用系统的不断深入，未来平台的逐步整合，内部审计可以从外部监管、形势变化和本行自身发展战略出发，依托不断发展的信息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性非现场审计工作，推进内部审计业务向事前预警和事中监控方向拓展，提升审计的评价职能和咨询职能，最终实现非现场审计工作的防范性、时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全面性。商业银行应将非现场模式作为内部设计转型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加以推动，充分利用全行的信息科技优势，启动非现场审计体系建设，搭建一个全面覆盖的分析平台、构建一套科学先进的方法模型、组建一支高质量的分析队伍、建立一套灵活实用的分析报告机制，加大非现场分析技术在审计项目、持续监测和风险评估三个领域应用，实现对全行主要业务产品的日常分析和持续监测。
（一）建立和完善非现场审计工作制度体系
非现场审计制度体系是审计项目、持续监测和风险评估等审计活动得以高效开展、审计产品和信息系统得以规范管理、维护和应用的机制保障。银行应建立清晰的非现场审计制度体系的层次和脉络。在目标规划层面，明确非现场审计体系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措施；在体系建设层面，明确非现场体系和审计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思路、框架和方法；在管理实务层面，明确细化非现场审计工作实施要求；在操作应用层面，建立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具体标准。
（二）非现场审计自动化程度逐步提高
随着审计管理理念的日趋成熟，信息技术手段在审计活动中的应用也不断深入，这将大大提高包括非现场审计在内的运行和自动分析判断，从审计线索的发现到审计报告的输出，全过程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动化手段来实现，即通过人工智能化审计模型来完成实时的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系统能够自动出具非现场监测、预警报告，并通过一定的数学模型将风险较高的地区、业务品种和管理流程予以特别提示。审计师将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逐渐地解脱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方法的探索中，对风险指标模型进行设计和完善，使非现场审计始终与业务发展的动态保持一致，及时跟踪并掌握各类风险特征和变化动向。
（三）创新和升级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
1.、建立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为非现场审计工作打好基础。非现场审计技术支持平台作为支持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应用系统和数据基础，是各项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银行内部审计应高度重视数据中心的建设，以全行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通过建立功能齐全、处理高效、涵盖全行的非现场审计数据分析平台、持续监测平台与风险评估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的集中分析，分散审查，对风险进行及时、动态、全面监控。
2、建立审计管理系统、审计分析系统和审计监测系统，实现“三位一体”的审计系统平台。审计管理系统作为审计工作的标准化工具，是跟踪内部审计资源配置、支持各项审计工作实施、管理审计成果和文档资料、跟踪审计发现整改的综合化管理平台，它实现了对非现场审计工作的质量控制，并通过风险评估模块为风险评估及风险系统构建提供支持。
审计分析系统包含了开展审计活动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工具，是内部审计获取数据的主要途径和开展数据分析的基本手段。该系统覆盖范围广、数据时效性强、与原始数据同步一致，实现了次日同步加载，内部审计人员每天可以了解前一天的业务发生状况，契合了非现场审计对数据的多样化需求。
审计监测系统通过监测指标的归集展示、监测模型的定期运行，建立全面了解监测对象经营发展状况的有效渠道，提供对业务流程中重要风险点的持续监测工具。另外，行内统计分析系统、企业级数据仓库和其他业务系统也在非现场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通过以上多个系统的建设应用与改进优化，搭建起覆盖非现场审计活动管理、持续监测、风险评估及数据分析等应用领域的信息化平台，从数据获取、分析工具、管理平台等多个角度为非现场审计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推动非现场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应用，保障了非现场审计工作的高效运作。
（四）建设和培养一支稳定高效的非现场审计队伍
非现场审计工作的不断创新深化，对内部审计的组织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新要求，从事非现场审计的审计人员应同时具备银行专业知识，并有较高的信息科技水平。为适应形势需要，银行内审部门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科学培养专业人才，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打造一支职责明晰、业务过硬的非现场审计专业团队，为提升非现场审计应用水平提供充分的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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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2] 卢家辉、文华宜、张海燕等.商业银行计算机审计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