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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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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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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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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确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显示出衰退的一面是因为没有将文本规范建立在正确的位置方面。文本规范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建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政治和文化标准代替侵占了文学的阵营。要想从根本上使得文学研究能够发扬光大，一定要重新认识文学的标准的是文学，并不是政治和经济，也不是文化。文学不是某一物质也不是某一产品，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产品，文学可以从内心深处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文学他有着自身的韵味和内涵。为了在现代建立新文学的独立标准，建立新文学的真正经典，仅有从文学本身出发才可以对文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位标准，才能够确立具有持久性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经典。
2、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要求当中，很多文学评论和文学标准都是一些较为陈旧的，不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内在渊源是比较单一的苏俄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这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很多人对文学的评论，也影响着文本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所以文本研究在今天看来是需要有创新意识的，不能够永远的将自己的视野范围停留在传统的文学文本研究当中，对于一些“中心思想”“语言风格“”结构方式”等简单的结构分析要学会适当的改革和创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层次上观望和考察文本艺术，并探索其理论和实践。
3、文本细读与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提起文本细读，似乎大多数人都感觉到了疏远的感觉，因为文本阅读已经被人们渐渐的遗忘，其主要原因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们对文本细读保持着冷漠的态度。面对于这种不被重视的学术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刊登和品位细读型论文，现代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偏见的社会，好的作品未必会得到大众的欢迎，而恰恰相反，对于一些没有文化水平和内涵的作品可能会被炒作起来。有一些研究生会做一些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但是很多情况都由于选题范围过小而被否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更希望细读式的文本研究可以在未来占据一席之地，我国现代面临的文学问题是一项老问题，也是一个认为造成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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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现代书籍的设计
受到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形态脱离了传统形态的约束，在设计中更能体现一种整体性。从传统的书籍装帧到现阶段的书籍设计体现了设计过程中思维模式的转变。书籍设计打破了书籍装帧堆叠装订的形式，在设计中对书本内容和书中的元素进行了结合，使其形成一种较为和谐的空间。现代书籍的设计主要是由设计人员通过对书籍内容进行阅读，然后在设计中突出主题，对设计进行知性的理解和认识的过程。在设计中，通过对各种数据精心的计算和把握，有条理的构建整个书籍的框架。综上所述，现代书籍的设计内容相当广泛，无论是外在造型还是文字信息都能体现书籍整体的设计。
2、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传统书籍的装帧设计中不但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内涵，还体现了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梯性的过程，这个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体现一定的连续性。新文化通常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发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断融合和分离，在分合之中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通过不断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作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的浩瀚和中国人伟大的思想。从传统的诗集到现代的散文，无不显示书籍的丰富内涵。书籍装帧随着现代思维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书籍装帧的形式逐渐多样化。传统文学中，对书籍的装帧注重书籍本身的内涵，除了在装帧中体现书籍内容的可视化，将所有书籍内容使用可视化符号表示出来之外，还对书籍的外在美观度相当重视。除此之外，设计人员还会将书籍中抽象的内容使用具体的图像表示出来，这样跟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书籍本身在创作中遵循可读性的原则，在设计中也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传统的设计思维也不是守旧思维，而是书籍表面的图形和色彩带有一定的古代文学、文化的气息，传统和现代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设计者本身对书籍的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而书籍的功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3、“反传统”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维分析
“反传统”思维是现代思维模式的一种体现，它不受各种常规的约束，能够突破传统的思维设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和不可预知性。反传统的思维模式往往运用在行为艺术和概念艺术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反传统思维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维的偏向性较为严重。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书籍装帧不会使得书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变，其含义的变化也相对较小，随着现代书籍发展的影响，书籍设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设计手段更加繁荣，与此同时，书籍设计中也出现一些较多的流派，使得设计中各种艺术思维相互融合，相互竞争。除此之外，在书籍的设计中还出现了各种奇怪的设计和思维模式，使得书籍设计更加体现一种反传统的韵味。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更能显示出人类思维的跨越和信息时代的思维变迁。在这样的发展中，设计成为新型思维模式的代言。在反传统潮流的推动下，最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是的《析世鉴—天书》，他的书籍体现的是一种符号化的伪文字，相对来说已经失去交流甚至是阅读的功能，虽然具备了书籍的外表，但是却拒绝读者进入书籍深层的领悟，实际意义上体现的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不可释读的艺术作品。
4、传统书籍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的辩证统一
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书籍的设计本质上体现的是矛盾的统一体，将这种辩证关系置于文学书籍的装帧设计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内涵，有时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为了精神内涵的抽象化产物。传统因素不能将其单纯的理解为过往经验的叠加亦或是相对陈旧保守的思维，反传统因素也不能将其简单的看作是对传统书籍装帧的，叛逆的思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反传统书籍的设计就是将传统的装帧设计推向一个非理性的书籍设计阶段，其实不然，只有传统书籍的装帧和反传统设计相互辩证存在，才能为书籍设计和发展开拓新的方向和途径，才能锻炼读者的跳跃性思维模式，促进他们在学习吸收文化知识的同时活跃思维，方便思考和创新。反传统思维的出现使得书成为了一种阅读的符号，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工具，只是成为艺术家表达感情的符号产品，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更加体现了传统和反传统的辩证关系，传统和反传统的思想既是辩证的关系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他们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的是书籍本身概念化的诠释。传统和反传统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主要是这种概念化的思维被现代思维进行了深层次的解释。最具有传统和反传统过渡代表性的是现代文学书籍。相对于传统书籍而言，反传统书籍的出现从内容和书籍设计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传统书籍的设计，更加体现了书籍设计上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反传统思维的背叛，使得书籍设计的空间维度不断扩大，主要具有表现性的是概念书籍的装帧设计，由于概念书籍的形式相对怪异，给读者的视觉带来一定的冲击，将人类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强化，更深层次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进步。随着书籍设计的不断发展，不论是激情澎湃的可诠释性传统书籍，还是具有概念化符号的反传统书籍，他们都是作为矛盾的统一体相互支撑和发展，传统思维逐渐转向反传统思维，在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层的改变。不断对人们的生活和发展进行影响，不断教育人们，使得人们的境界不断的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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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学生阅读的兴趣不重阻碍了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健康发展根据调查，学生不读原著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学习时间紧，也可能是忙于听课、考试和修学分，更或者是活动和拿证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学生对阅读原著的兴趣不高。进入高职高专院校选修中文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被调剂的，没得选择。平时除了上课，学生将时间都分配给了其他的事情，为此阅读原著的时间基本没有，目前不读原著已经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的通病。因为不阅读作品，教师讲的再神采飞扬，学生对文本陌生，很难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不阅读文学作品成为阻碍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障碍。
1.4商品大潮影响下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吸引力逐渐弱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吸引力在逐渐的被弱化，日渐枯萎和暗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当代文学由最初的“辉煌”开始出现“下坡”的趋势呢？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分析：第一建国之后的文学随着政治的时起时落命运一度大起大落，因为建国之后文学与政治十分的紧密，为此时而受到人们的关注，时而沦为“阶下囚”，发展时起时落。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开始从与政治的关系冷淡下来，但是又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在功利化的环境下不断的“边缘化”和世俗化。随着写出的文学作品日益的充满金钱和欲望，读者逐渐的对现当代的文学失去了信心。甚至有的读者会说“现代文学就是垃圾”，对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无疑充满了嘲讽和无奈。第二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相比本身发展的时间就较晚，学科内涵与学养积累等存在着不足之处，在受到环境的冲击之下显得更加的“落魄”。
1.5传统的期末考试的课程评价方式导致学生死记硬背传统的高职高专院校对课程的评价方式采用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为此大多数的学生都是考前死记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实际上这种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仅仅考查了学生的基础性的知识理解，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
2新时期高职高专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2.1精选教学内容高职高专院校扩招以前，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时间较多，但是随着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渐的增多，高职高专院校对现当代文学的课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课时大约缩减了一半。为此在有限的课时之内，教师就应该精选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代的大学教育多样化的特点，应该有选择的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比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是以基础性的以史带论，代表性的作家导读为主；研究性的强调学术性与史实的结合。进入21世纪，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为此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以作品为基础，侧重于文本的阅读。通过精选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注重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但是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缺少主动阅读作品的动力和勤于思考、质疑以及创新的习惯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的摒弃掉传统的讲授法，因为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查阅资料和讨论的教学方法。教师先讲史学部分，然后为学生设定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最后再进入讨论环节。教师在整个的环节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加上调动了学生动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3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当前很大的一批学生很少阅读文本，不阅读已经成为制约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针对学生不阅读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读也可以泛读，具体的步骤分为下面三个：第一是直观文本，能够对作品的整体蕴含的情感有一个大至了解；第二是观看影像资料，在直观文本的基础之上辅以影像资料，能够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关的文献或者是教材，能够让学生对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学生的成长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这种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现当代文学发展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品逐渐的功利化。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为了避免使学生受到不良的风气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应该构建一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和追求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校园内的广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此教师在开始第一堂课时就应该将该门课程的性质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阐明，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拾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2.5改革课程评价体系针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以期末考试为主，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缺陷，新时期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将基础性知识和培养发展能力相结合。在评价方式中闭卷考试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情况。但是考试的成绩只占到学生整体评价的一部分，将学生的课堂发言和讨论以及写作等也纳入到课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师对学生的上课笔记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点评，落实到年终的考核项目中。以上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相比较于单一的评价方式，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考察学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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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大学生培养，一方面要注重于专业知识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强人文涵养的培育。专业知识及技能是大学生立足于社会的资本，而却不是其学习的终极目标，大学教育应以培养具深厚人文素养的人才为目标，即培养大学生的文气。古人常言，“气”需要养，而养大学生的“文气”，则需要文学作品的熏陶与教育。文气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语言文学的长久浸润。现当代文学具有贴近大学生实际生活的优势，是对当下社会生活的观照，利用现当代文学培养大学生的文气，势必将具重要作用。
1.现当代文学能增长大学生的才识，提高他们的文学修养。大学生文气的体现，首先表现在文学素养方面，一个满嘴脏话的人必是文气不足之人。现当代文学以其丰富的知识内容和人文内涵，培养了大学生的书卷气质，使他们能出口成章，满腹才华。文学修养的提高能促进文化素养的提升，使大学生在文学创作、思想水平、语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同时还能培养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
2.现当代文学能提升大学生的气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便是饱读诗书，学有所成，才华横溢之人。人的气质的培养需要知识的涵养，特别是文学的熏陶。现当代文学以其简明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使大学生能更方便地进行阅读，提高阅读效率，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吸纳作品的文气，增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提升气质，培养大学生成为儒雅、得体、智慧之人。
3.现当代文学能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提高其对社会道德的认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大学生应吸纳文学作品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思想，提高对社会的认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富含多样而生动的人文主题，书写了现当代人的人性、思想和个性追求，表达了对社会苦难、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积极进取等内容的关注，同时，作品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或高尚，或勇敢，或坚毅，或狡诈，或软弱，或虚伪……不论是作品中的思想主题还是人物形象，都将引发大学生对人性的思考，对真理的追寻，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正能量，提高其人文情怀，促使其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
4.现当代文学能助力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文学的审美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富大众化，其影响也更深、更广。而现当代文学则体现了当下社会的审美情趣，与大学生的生活体验同步，更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和认知感悟。经典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情节跌宕起伏，内容丰富饱满，语言生动凝练，主旨含义深刻，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感受，使其获得审美体验，陶冶情操，锻炼创造力，丰富想象力，促使其追求美好、和谐之事物，提升他们的精神层面。同时，现当代文学通俗易懂的语言，作家独特的表达风格，既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也能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其用语词汇，提升个人魅力。
三、利用现当代文学培养大学生文气的方法
从古至今，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文学之于人的价值，文学在培养人的学识、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情感、规范人的德行等方面皆具重要作用。文学作品以及作家本身，都是很好的教育资源。可以说，文学是培养人的利器，更是培养大学生文气的法宝。现当代文学与现今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的反映，其所负载的思想和文化信息均能成为大学生的精神食粮，滋养大学生的文气，洗涤他们的身心。
1.阅读现当代文学经典著作，吸取文学精华。经典是人们在长期反复大量阅读鉴赏之后挑选出来的文学名著，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表现力，其思想深度必能引起人们心灵的触动，使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文学经典，体现了社会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和道德理念，以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染读者，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读沈从文的小说能使人感受人性之淳朴，阅余秋雨的散文能使人体会历史之厚重，诵徐志摩的诗歌能使人品味真、善、美之纯净……阅读经典，并使大学生读懂经典，深刻感受经典中的人文情怀、思想魅力、审美情趣，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品味和个人修为大有助益。大量经典作品的阅读，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诗书气质，丰富其心灵，滋养其精神，提高其语言表达和文学鉴赏能力，使其顺畅地直抒胸臆、下笔成文，成为文气味十足的天之骄子。
2.举办现当代文学欣赏读书会，增强大学生的文学交流，深化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文学观照着社会现实，大学生在作品阅读中往往会有着不同的感悟，其思想和情感体验也将不同。通过读书会，大学生可增强阅读体验的交流，探讨作品中的主旨和深刻内涵，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在这样的交流中，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将得到提升，在思维方式获得拓展之余，情感体验也将更为丰富。读书会既是对读书心得的交流，也是大学生情感的交流，更是对知识的交流。文学的对话，艺术的交流，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开阔视野、加强人文情怀都十分有益。让大学生沉浸在文学的熏染下，能促进其文气的提升。
3.编演作品，亲历人物，感受作品的深层魅力。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往往通过典型人物形象体现作品的主旨和深刻内涵。因此，编演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或作品中的经典段落，能加深大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大学生可组建成小的表演团队，挑选出喜欢的作品，并在自己的理解上对作品进行加工再创造，进而进入角色体验。例如，可将戏剧作品中的经典桥段进行表演再现，实践体验剧本中人物的真实情感，深刻理解作品。这种体验式的文本阅读，能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感知，助益于大学生文气的培养。
篇8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网络时代已悄悄地向人类走来，它正以立方级的速度逐渐渗透到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而青少年是网络社会的主体，是网络信息时代的弄潮儿，正因为如此，随之出现的青少年网络问题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由于网络的超时空性、虚拟性和无规范性的特点，网络对青少年的学习方式、交流手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少年将面临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渗透和潜在影响的威胁，患“网络心理障碍”和高科技犯罪的危险程度增大。如网络黑客、网络婚恋、网络诱骗的网络伦理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网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公害。目前，青少年的网络伦理非常淡薄，据《扬子晚报》报道，最近一项在上海部分中学做的调查显示，四成多学生崇拜黑客，三成学生有当黑客的念头。而据《北京青年报》日前报道，新疆乌鲁木齐警方日前侦破一起电脑黑客非法侵入攻击政府网站案件，犯罪嫌疑人竟是一名年仅17岁的在校学生。青少年问题研究者呼吁家长和学校，更是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网络伦理，加强网德教育刻不容缓。
二
网络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能尽情地翱翔于网络天地成为众多上网冲浪者登陆理由。我们应该发现，人在互联网上交流方式繁多，有OICQ聊天、E-MAIL交流、BBS版面活动以及网络游戏等。人在互联网上的交流确实很特别，有文字记载以来，甚至自史前时期人们所积累下来的人际交往规则，在这里很多已不能适应，比如说在网上说：“你是王小二吗？”回答者曰：“Y”。那个“Y”是E文的同意、首肯，还是骂人的方言，我们不得而知。还有诸如像表示再见的“886”，表达爱情的“521”，在加上许多网络上新定义的情绪符号代码。因为网络语言是易歧意的，电脑上的语言是数字、符号、文字的溶合体，所以需要你有如求证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求出正解的耐心，去领会其中ID猜想正解。所有这些，无非是满足人的与生俱来的好奇——这是人性中最难以说清它是优是劣的特征。
网络交流中的这种语义不确定性，便产生另一相关弊端，即交流主体的不明确，就很容易产生网络伦理问题。因为青少年有着很强的猎奇心理，他们渴望接触更多的人，体验各种新奇的感觉，而在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中，在制度化的学校里很难有机会来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而在这虚拟的网络空间里，青少年的自主选择性达到了最大化。网络创造了虚拟的时空，它让主体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环境，它利用计算机的高速处理数据能力，及时地跟踪处理在主体感觉器官上的输入与输出的信息，网络中感觉性的互动性方式打开人们认识他人的新视窗。
但是，网络交往中由于交流信息的部分缺失，人与人之间缺少了可识别身份的“社会情景暗示”，人们只能从计算机屏幕上闪现的文本去判断他人，因为缺少了必要的交流信息，人与人相互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缺少这种非语言行为暗示，信息的发出者很难通过信息表达某种情绪，交流者享受更多的自由却较少得知对方准确的个性定位。有这样一个事例，一名刚刚过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在网上结识了他自称20岁的一名网上情人，在现实中见面，才发现此“情人”是已过40岁的中年妇女。
网络上的交往确实有积极的一面，网络的博大扩展了青少年人际交流范围，加速了信息的滚动式传播，但由于网络的超时空性和虚拟性，加之青少年好奇心强和自我辨识控制能力不强的自身特点，很容易走向消极的负面。随之产生了交往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当前社会出现的网络婚恋问题，这种网络的虚拟婚姻正对青少年的家庭模式传统观念造成冲击，正像著名心理学者黄剑在《“网络婚恋”的是与非》一文中指出：网络婚恋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递电子信号来交流双方感情的婚恋方式，这种与传统婚恋观念完全不同的新问题，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和法律问题，足以引起人们对此的理性思考。
三
青少年容易产生网络伦理问题，这和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青少年认知能力和自我统一能力还不强，主观自控能力较为薄弱，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加之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和学习压力增大，然而许多青少年当遇到个人心理问题，不愿同亲朋好友倾诉，更不愿与陌生人面对面谈。那么，网络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便利场所，正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平等性、虚拟性等特点。在网络当中，能使人对自己的知觉结果产生新的认识，对自己很容易产生新的价值观定位，从而有的人会把匿藏在内心深处，在现实中不敢显露的，如偷窥探隐欲、凶残好斗、喜恶作剧等不良嗜好表露在无人监督的网络里。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里，给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一块很好的“作案场所”，也因此随之产生了大量有悖于网络道德的案件。
网络交往的巨大魅力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广阔的空间使他们不再受繁琐的条条框框限制，不再担心是被动地接受者，不再担心自己的观点孤立，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最佳化地表现自己。但网络交往毕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如果陷入其中，就会产生负面效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心理学家金伯利·杨格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网络心理的主要特征为：开始先感受上网的无穷乐趣，通过上网逃避现实，下网后烦躁不安，为享受上网的乐趣而不惜支付巨额的上网费用。有的宁可荒废学业，也要与网络为伍。他们安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几乎没有克制与约束，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心理迁移到现实中来会带来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适应不良。
网络上有着各不相同的虚拟情境，当这些情境与现实发生重叠时，青少年会感到无所适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12—20岁的青少年面临的冲突是“同一性（Identity）与角色混乱（RoleConfusion）”的矛盾。当网络屏蔽了青少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时，他们会以为“网络之镜”中的他们就是真实的生活，从而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青少年角色认同的混乱，不能理性地行使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大体上网络心理障碍往往分为两种：互联网成瘾综合症和网络双重人格。具体表现为上网时间失控，沉湎于游戏，依赖虚拟现实并由此忽视了现实的存在，或是对现实生活不再满足，常常导致离开了网络以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丧失，出现角色混乱，人格等偏差。他们在网络中的表现与其现实中的表现有很大的反差，甚至判若两人。几年前的超级电脑病毒CIH，曾导致了几十万架电脑即时瘫痪，给电脑用户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制造这种可怕病毒的竟是一名平时表现良好、文质彬彬的台湾大学生。众多心理学者认为：网络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同时，无情地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并引发了许多心理危机。
四
网络确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人类的文明在这个空间里不断地向前推进。然而，伴随而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网络的无序性，网络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犯罪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在增大，网络的负面影响还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道德意识、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面临了种种困难，面对网络时代出现的伦理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彷徨失措，更不能坐以待毙，我们所要做的是采用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去关注青少年在网络犯罪，去保护青少年不受网络犯罪的侵害。我觉得目前可以从以下五点去做：第一、加强青少年网络建设，办好主流网站，占领网上思想的教育阵地，在网络上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第二、转变传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适应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特点，现代教学模式要和网络接轨，比如开办网络学校，开设网络课堂等，虽然目前也出现了这种模式教育，但无论是从规模和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我们都还有很长地路要走；第三、开展青少年“网德”教育，建立网络诚信体系，引导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以及规范的网络伦理，加强青少年组织建设，消除虚拟组织对现实组织的消极冲击；第四、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要推动网络立法工作，规范网络秩序，对青少年进入网络社会进行法律保护和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有学者还提出建立青少年心理在线咨询，通过网络上的BBS、IRC、Netmeeting、OuttlookExpressE-mail等系统对客户实时或准时实地地提供心理指导、支持，进而达到增进用户心理健康、促进用户心理发展的过程。目前，在线心理咨询已在知识普及、情感疏导、职业发展、心理测量、青年成长、危机干预、学习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国内外社会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法国政府去年出台“校园网络规范”，规定学生如果以电子邮件散布诽谤、猥亵、骚扰、病毒等讯息，将会被取消使用帐号及校规处分，甚至可能要走上法庭。美国政府已成立了网络警察，并成功地破获了多宗网上案件，有效地打击了网络黑客的嚣张气焰；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们国家出台的《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宣传活动已正式启动。该公约促使青少年与家长建立协议，其中包括每天上网时间，不浏览不良信息，不随意约会网友，不沉溺虚拟时空等，家长主动为青少年安装防火墙软件让年轻一代健康上网。
只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及时地开展新时期下面临的新生网络伦理问题研究，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并且勇于把理伦探讨后的成果应用到实践操作中去，只有这样才可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网络环境。
五
网络时代或者说是高科技时代从严就不承诺给人类一个新的伊甸园，相反，它一再告诫人们，无数的新问题将随之而诞生，就像古希腊神话的潘多拉魔盒一样。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了困扰人类生活的一大危害，而网络伦理出纳入了人类道德规范的一大范畴里。网络是现代生活中的一把双刃剑，人类必须好好地利用它，用法律手段和道德规范去约束它，去维护它。只有这样，网络才有可能发挥其最大功利，造福于全人类，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
同时青少年是网络时代的主力军，是未来网络文明的缔造者，更是人类未来的主宰者，而处理好网络伦理问题是利用网络时代造福于人类的关键，因此关注青少年网络伦理问题，就是关注全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张怡.虚拟实在论[J].哲学研究,2001(6)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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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考核，奖罚分明，确保信贷档案管理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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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在表现语言上的创新发展和丰富多样。陶瓷雕塑艺术自身的特点就很多，这就为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提供了条件，使得艺术家们能够接受时展和大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发展对陶瓷艺术创作提出的新要求，从而实现陶瓷表现语言的多样化。（1）基于传统的写意表现手法。中国画式的表现手法强调艺术品的“神”而轻“形”，这种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多见于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陶瓷雕塑在表现手法上也深受中国绘画影响，写意式的表现手法始终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主要的表现语言。这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在表现手法上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和继承，从陶瓷雕塑的肌理、造型到审美，陶瓷雕塑艺术都强调着作品的“意境”，这使得雕塑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深厚的艺术魅力，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始终在我国当代陶瓷雕塑的表现语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超写实主义表现语言在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发展。超写实主义在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陶瓷艺术对世界先进艺术形式的借鉴和从时代中发展创新的结果。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强调作品的逼真、客观和写实，它在陶瓷雕塑艺术中不断扩展，从釉色的使用到彩绘中的应用，写实主义成为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主要表现语言之一并不断发展着。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丰富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语言，同时也在提高陶瓷艺术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在传承经典与时代创新中不断进步的陶瓷艺术之表现语言
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在传统艺术语言与时代潮流的碰撞摩擦中，产生了更多富于创造性和多样性的表现语言，而传统精华与时代创新始终是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的两大推动力。（1）汲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奠定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基础。深厚的华夏土地上孕育了丰富的陶瓷艺术和文明，先人们在陶瓷雕塑技艺中的探索和经验，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创新的基础。陶瓷雕塑艺术中的表现语言发展到今天，是取传统技艺之精华而不断充实自身的结果，而要实现陶瓷艺术的更新发展，需要坚持对传统艺术的筛选和吸取，也只有以传统为根基，才能够建立稳固的现代陶瓷艺术发展体系。（2）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时代的进步，大众对于雕塑的审美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陶瓷雕塑尽管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但若不与时代要求结合，只会成为单一乏味的艺术形式而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角落。另一方面，缺乏更新发展的观念，也使得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艺术品出现在大众眼前，这大大降低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水准。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从制作工艺到装饰手法，时代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表现语言，若对这些优秀的艺术语言置之不理，将是艺术发展的重大损失。敢于创新、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不断丰富、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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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诠释纸媒材
纸媒材是艺术家从事以纸为媒介的艺术品创作。纸媒材在当代造型艺术方面可分为三类：平面造型（二维）、立体表现造型（三维）、空间塑造造型（多维）。平面造型有裱糊、拼贴、折叠、染色等。制作平面作品的肌理，可以在制作纸浆的过程中加入一些粗糙的纤维，如茶、稻草、干花瓣、植物棉纤维打碎后用水混合等，还可以同时加入染色剂，也可以压成各种变化的纹理，或塑成各种形态的造型。在干燥以后，就可以得到特殊效果的纸张。也可以用它们再进行加工，制作平面或立体的作品。立体表现造型有借助骨架造型，也有直接以纸浆造型，还可以用裱糊的方法造型。空间塑造造型多为装置艺术或场景艺术。不仅要追求纸材质、形式的美感，而且还要享受场景、环境空间所带来的活力；不仅把眼光放在传统的纸材质与技艺上，同时还追求时尚与流行。艺术家把光与影也利用到空间造型中去，追求作品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并构成一个整体，达到多元化价值的体现，打破单一学科观念，树立交叉文化理念，追求多元化材料。
二、纸媒材的艺术表现
在当代艺术中，纸材对于一些艺术家来说是他们一生创作中的主要媒材。艾婕音(JANEINGRAMALLEN)、滕菲、施慧，这三位艺术家都有以纸或纸浆为材料的作品。同样是以纸或纸浆为媒材的作品造型上却有着丰富的变化。
艾婕音女士为知名的美国装置艺术家和纸媒材艺术创作家,她擅长结合纸与多媒材进行装置与公共艺术,她常以手工纸塑造出大型、临时性艺术作品，置放于公共空间。她于2004年获传尔布莱特研究奖助金来台湾驻地创作，期间她采取各地制作手工纸与天然素材（特色植物木玫瑰、香茅、油桐花、芦竹和黄金青枫等素材）为创作的材料，经过烹煮制成纸浆作手工纸，并与当地的艺术家、学生、老师、民众等集体创作，塑造出台湾造型地图。艾婕音利用采集当地再以当地制作出来的特殊手工纸，为台湾不同城市塑造它们特殊的“在地地图”造型。
滕菲，1990—1995年就读于柏林艺术大学（HochschuleDerKuensteBerlin）材料造型艺术专业艾德曼（BErdmann）教授工作室，获硕士学位。1995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她的作品利用每类材料的视觉与触觉特征，以及材料之间的对比要素，来表达某种程度的造型效果。独特的个人视角和经验对材料特质作敏感的感悟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利用直觉去体味材料充满生命意味的个性，并通过设计综合地加以表现，是滕菲纸材料作品的突出特点。给滕菲的作品做出确切的定义似乎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她的作品既不是“书”（传统意义上的），也不是“纸”（传统概念上的），用“装置艺术”来套似乎也显得生硬，因为这不过是利用原始材料——废纸不断地加工、操制、改造、利用而设计出来的可以看作是二维或三维的纸材料造型作品。作品《玫瑰魂》在展厅微暖的灯光照射下，令人倍感一种“生”之澄明。然而有意味的是，滕菲在这种纯属空间造型的语言中，同时加入了时间——概念，她让每朵玫瑰花从布展的鲜活一直呈现到闭展的枯萎：使生死流转、鲜枯变灭的内在意蕴渗透到观者的心——让你由诗意的情绪一下子升华到哲理的体悟中去。材料上除了羊毛、棉花、马毛以外，滕菲还特别爱使用花瓣、各种质地的纸、树枝、塑料管特别是蜡。滕菲所使用的材料、制作的手段，也大大地超越了以往，从而使材料丰富生动的表现性、质感肌理的艺术语言成为当代艺术中十分重要的造型要素。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已是当今国内在造型艺术领域中，学科最完备、规模最齐整的综合型美术学院之一。施慧教授就是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第五工作室学术主持人，她的作品多为纤维与软材料造型。艺术家对于材料的特殊的敏感偏好，及在造型上对于线性、网状构架的情有独钟，在她的所有创作中贯穿始终，并以不同的造型将材料的魅力表达得淋漓尽致。由于纸浆材料本身的状态和特点在造型时必须附着于比它结实的材料和构架才能完成，于是施慧在早期选择了纸浆材料与木框、棉线、麻绳等同是自然植物纤维的材料的配合成型和表现，作品自然而繁复。如作品《结》《缠》《柱》《框》等。后来的装置作品《遗忘的假山》《无题》是其重要的代表作。《遗忘的假山》以纸浆、铁丝网、喷胶等材料造型，树起一座高达3米的假山石，希望唤起人们遗忘的“对自然家居和传统理想的悠远感情”。《无题》材料是镀锌铁丝网和纸浆，形象仍然是“结”。镀锌铁丝网在从材质性能上和视觉上都轻松地塑造了尺寸巨大的立柱状的“结”造型，纸浆借助镀锌铁丝网造出“网纱”的感觉。此时作为造型的“结”，已从早期作品中的密密麻麻、繁复地向外缠绕与扩张，简化到近乎极简，并松弛随意地缠绕，洗练而又充满自信。
三、纸媒材造型艺术的无限空间
纸这个媒材很轻、很平凡，然而形式却极为多变，可以打破重塑或进行多元结合，它具有平面操作、立体收效的特性，将想象的世界从二维空间立体为多维世界。笔者在用纸浆进行《家》系列装置作品创作时，纸浆的易流动变形的不可控制性，使我在制作造型时曾经感到困惑。在反反复复的试验与探索过程中,发现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控制性，反而使自己在创作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而引发出更多的创意造型，并在实验与探索过程中不断拓展。纸媒材艺术创作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是自己切身的体会。由此，它可能演变出的各种造型艺术形式也会有着无限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陈琳琳、邬烈炎.现代纸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
[2]艾婕音(JaneIngramAllen)雕塑/装置艺术家[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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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形象的概念
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情感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和研究视角对"教师形象"进行界定，这些概念涵盖了以下方面内容：第一，教师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其具有历史性和文化差别；第二，教师的职业形象是教师形象的核心内容；第三，教师形象是对教师个体特质和群体特质的表征，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教师角色的印象，并且，教师形象通过教师个人和群体的内在特质及行为方式的外化与社会公众对教师行为的评价、期望和规范二者相互作用形成。
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职业，具有鲜明的社会形象，这个形象是其气质、品格、学识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教师形象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下，社会公众对教师的外观形象和内在素质的印象、看法、认识的综合体现。
2.教师形象的构成要素
众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教师形象的构成要素。殷尧认为教师形象包括外显层面-体态形象，智能层面-职业形象，个性层面-人格形象三个层面，其中外显层面由端庄的仪表、良好的教态、健康的体魄构成，智能层面由广博的科学知识、较强的教育能力构成，个性层面由高尚的道德、强烈的师表意识、完善的人格构成。张德山指出教师形象包涵着视觉、理念、行为三大识别要素。张烨认为教师形象主要包括教师的理念特征、行为特征、个性特征和成果特征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张小光也认为教师形象包括三层，分别是表层形象、中层形象和深层形象，表层形象由仪表、谈吐、举止构成，中层形象由知识（专业知识、文化基础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能力、行为构成，深层形象由心理、观念、情操构成。
3.语文教师形象的具体内涵
3.1 外显形象
3.1.1 语言形象。语言是一种艺术，它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最常用，然而又最难用好的一种工具，它用声音再现人的思想和智慧。 "语一言是师生灵魂碰撞的媒介，是文化传递的桥梁。教育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语言。"在课堂活动中，教师借助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我们可以将教师的课堂语言大体分为审美的语言、引导的语言、评价的语言和维序的语言。语文教师的语言自然要做到生动形象、循循善诱、节奏鲜明、饱含激情。
3.1.2 非语言形象
（1）服饰语言。服饰指人们的穿着打扮，是重要的非语言手段之一。服饰包括服装、鞋帽、发型、化妆等等。因为服饰是附着于人体而显示其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服饰是人体语言之一。
（2）目光语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最富有表现力的身体语言。教师的眼神是共鸣、微笑，是精神面貌的反映。因此，眼神成为最基本却又是最高级的教育力。所谓"眉目传情"、"画龙点睛"正说明了目光的表现力。
（3）面部表情语言。面部占人体表面面积不足八分之一，但却可以作出人体所发出的80%以上的表情，是肢体语言的"稠密区"。
（4）手势和身姿语言。
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得体大方的仪表。特别是女教师，端庄优雅的教姿教态，是每个女教师需要具备的。
3.2 内隐形象
3.2.1 教师信念。信念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是从事一切活动的激励力量。教师信念：指教师对有关教与学现象的某种理论、观点和见解的判断，它是长期积累的一种教育价值观系统并指导着教师个人的行为。
3.2.2 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所谓高度的敬业精神，就是从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这种强烈的情感出发，对事业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一心一意，勤奋进取，想方设法地做好、完成好。这种敬业精神对服务于现代学校中不断面临新情况、新变化的教师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的能作为权力、义务的主体的资格。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乌申斯基说："教师的人格是教育事业的一切，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照亮学生心灵的阳光。"
3.3 教师专业素质。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师的能力结构三方面构成了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
不仅如此，语文教师还需要具备独特的、创新的而又不失科学性的教风教法。高中生迫于高考压力，对语文学习的重视普遍较低，更别谈对文学的热爱。让学生能体会到文本的美、感知到文学的美的所在，成了很重要的一点。教师对教材文本娴熟的把握，能够让学生体会到课文的美之所在，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甚至让他们产生在课外阅读文学经典的欲望。而科学的、创新的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比如有可行性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等，能锻炼学生对文本美的把握能力，让他们不仅爱上文学，同时能够具备独立正确把握文本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的独立阅读观点。
作为一个教师，还需要时刻具备一颗热爱学生的心。爱学生需要三个词：友好，保护和表扬。正确地处理师生关系，用友好的笑容面对他们，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师才更容易打开学生大的心扉，获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保护，则是要保护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独特阅读体验，不要用自己主观的看法或是教参上条条框框的分析束缚了学生自由阅读文学的心。表扬，就是要多看到学生的优点，每个同学身上都有闪光点，特别是后进的学生，更加需要老师表扬的呵护，在教学中，表扬的力量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 史晓蓉.语文教科书中的教师形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肖秀华.小学语文教师课堂形象及其教学效能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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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化中保留着大量原始成分
讨论民间艺术，不能不谈原始艺术。民间艺术的源头与母体，无疑是原始艺术，直到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中，具有他们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仍保持着较浓的本民族原始艺术风貌。从人类出现早期包含了强烈生存欲望而由现实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原始装饰艺术，自身具有顽强的历史时代特征，从产物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原生状态民间装饰艺术，同时它本身一直延续影响着今天的民间艺术，因此，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或隐或现、或淡或浓地看到从原始艺术中承袭着的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审美标准、艺术形式等，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具体图形和艺术词汇。这一特点与人类社会发展中其他社会层面发展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鲜明的断代性颇有不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陕西安塞一带民间剪纸中将大块平面纸张刻剪成线条后形成的蛙形象与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描绘的蛙形象在造型方面非常近似；还有陕西民间刺绣如“双鱼连生贵子图”的图制与在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上所绘“双鱼生人图”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沿袭特征。他们都是原始艺术中出现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图示和词汇。在民间艺术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原始艺术。
二、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影响
在美术史中，各个民族的传统艺术元素都或多或少地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很多被运用到了当代艺术创作当中，以下就是说明国内外民间艺术对当代绘画的一些影响。
（一）西方当代绘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代绘画与民间艺术相融合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当代绘画还是民间艺术都得到了新的升华。在当代西方社会充斥着各种非理性思潮、革新思潮、反叛工业文明及现代主义思潮、颓废与虚无的思潮、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潮、怀旧即传统回归的思潮，这些新旧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艺术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拼版图，成为当代或后现代西方文化艺术新的重要绘画艺术创作思想。其中传统回归也是其特点之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很多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文丘里是视觉艺术领域早期突出的代表之一，认为建筑师应当是“保持传统的专家”。他提出了“对艺术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到旧的或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的大胆观点。文丘里以非理性的态度坚持和继承性地应用传统，他提出在当代保持传统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传统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和“通过非传统的方法组合传统部件”。在文丘里、霍莱因、斯特林等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中，出自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等历史时期的建筑部件和符号被大量挪用，并且进行了颠倒、转换、异变等方式的重新构合，利用这些传统元素融合新的技术使其产生了新的意义。具象回归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架上绘画艺术创作的重要倾向之一，其保持和挪用传统的方式同建筑艺术极为相似。在此风格的创作中，传统的民间艺术元素被有机地分割成不同符号化的元素并分别加以应用，进行重新打破再组合和造型上的异化，而非学院式的忠实复制和虔诚模仿。在当代西方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创作中,“挪用”现象极为多样化，有的被衬托表现气氛，有的被用以强调精神或文化的联系，还有的则单纯只是一种形或思想的“戏似”。对于很多现代西方艺术家而言，在作品中引用传统元素，是审美观念趣味的轮回，也是在创作中试图寻找新的艺术语言和出路的一种方式。如高更、马蒂斯、鲁奥等人都是突出代表。高更早期的作品中虽然表现出追求形式的简化和色彩的装饰效果，但并未摆脱印象派的表现手法。之后画家多次前往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村庄绘画写生，对当地的自然风情、民间版画多有涉猎，之后又对东方绘画的风格感兴趣，逐渐摒弃了之前绘画中的写实表现法。高更的艺术思想总是向往着远方，喜爱具有不同民族风格和异国情调的艺术特色，他提出绘画艺术应抛弃古典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产生的矛盾阻碍，回到最简单、最原始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他在作品中抱着极大的生活热情真诚地描绘土著民族人物形象及他们的生活状态。《神日》是高更的代表作，作品用线条和强烈的色块组成，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装饰效果，整幅画面简洁、色彩强烈、活泼鲜明、富有想象力。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绘画也将西方先进的艺术思想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新的艺术风格。
（二）我国当代绘画运用民间文化元素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的当代绘画应当对民间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圆浑的整体，例如在历经多个时代的古城陕西，无论是目前科考已出土的周、秦、汉、唐文物，还是民间保留的风土民俗、服饰剪纸、戏曲民歌等。中国的民间艺术更富有东方高层次的艺术品质。在我国的传统民间装饰图案中，有许多恒久不变的常用主题，并越来越具有相应的世界认知度，如中国的吉祥图案龙、凤、牡丹、麒麟、鲤鱼、莲花、福字等，这些具有相同主题和意义的图案虽然会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具有形象的变化，但是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及造型没有较大差异，这些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图案纹样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绘画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的艺术特点。对民间文化艺术重新认识、全面认识、并广泛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化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撞击，使中国艺术从“现代艺术热”转向对传统文化反思后的“寻根热”，激发了人们对民间文化的空前热情。不少美术家吸收民间艺术元素，使自己的作品风格为之一变，更加具有原始味、民间味，并不断有思想独特、形式新颖的作品出现，创造出了新的艺术风格，同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顾黎明就是当代中国新艺术风格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以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构的造型符号为作品构成基础，以中国民间广泛且多远的艺术词汇为作品母体，在深入进行文化思考前提的同时，对中国民间艺术的造型符号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解构，开辟了中国油画后现代主义意识探索的新思路。在作品的造型上画家采用审美造型，参考民间传统造型中的创作形象，汲取中国意象造型的特征，追求似与不似之间的精确刻度把握。色彩观念方面则大胆地将当代因素、时代特征带入民间传统绘画色调，以富有文化感、历史感的情绪表达画面中每块色彩的情感倾向性，以期改变以往绘画中一旦借鉴传统中国民间年画风格即在画面中大量使用红、绿、黄、蓝等直接色和强对比色组合的简单化的表达。他创作的《门神—线版•色版》系列的文化感塑造得极为深刻。画家从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刻印制作过程中，由民间年画的意象表现认识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从而感悟中国民间艺术工艺操作的文化内涵，领悟中国民间艺术在本质上是以操作、实用过程获取审美满足感的人文艺术。画面中传达出的高冷艺术与民间画工制作的矛盾交融，透露出历史感、文化感的灰色与民间艺术艳丽色彩的互补，使画面表现出富有极强思想性的艺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