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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三公消费”从本质上来说，是财政支出问题。财政支出是一项有计划的支出活动，需要国家进行预算。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它规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财政支出的各项用途和数量，反映着整个国家政策、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我国的预算活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称《预算法》）进行调整。我国《预算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对于规范预算管理和预算监督，加强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从《预算法》执行18年的实践来看，现行的预算法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被热烈讨论的“三公消费”就可以看出，《预算法》在规制政府财政支出方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市场提供的服务种类不断地多样化，因服务和产品的档次不同其价格自然各异，各级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选择空间不断的扩张，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从法律制度上对政府的支出行为加以限制就很容易滋生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行为。为了更好地解决“三公消费”问题，很多学者专家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而本文只立足于《预算法》本身进行探讨，并对完善《预算法》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政府财政报告应列明支出明细，加大透明公开度
笔者翻阅了部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后发现，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草案报告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内容太过于宏观、粗糙。我们从政府的财政报告里面看不出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只反映了财政资金的收支数额，以及财政资金宏观的去向，具体的每一笔财政预算资金如何的使用，以及实际使用的情况反馈，在政府的财政报告里面没有反映出来。因此，笔者建议，《预算法》应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规定细致的标准，强制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尽可能的详尽、细致，这样各级人大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时，就可以清楚的了解财政资金的预计安排情况，清楚的知道政府支出项目中的资金具体安排规划，从而使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更加有效，从源头上遏制“三公消费”等政府活动中的腐败行为。
二、制定相关事项的支出标准，健全预算体系
据《瞭望新闻周刊》刊登的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龙太江教授撰写的特稿称，2004年全国就公款吃喝这一项就高达3700亿元，如再加上公款出国、购买公务用车的费用，将是更为惊人的数字。笔者认为，规范“三公消费”的重要一项就是要制定出各级部门的具体财政支出标准，在《预算法》中明确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在整体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根据各级政府具体财政情况，限定三类支出的最高限额。只有明确各项支出标准，细化预算编制，才能使我国的预算制度发挥更大作用，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在预算法中加入惩罚制度，增加违法成本
建国以来，我国规制政府消费行为的法律较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党的纪律和廉政教育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当发现政府人员在财政支出中存在问题时，往往追究的是党纪政纪责任，而法律责任，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常常难以追究。笔者认为，《预算法》应加入惩罚条款，违法者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重者还应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加大违法成本。对于胆敢逾矩超标进行公务消费的官员，法律将给予多重惩戒，要严肃问责，让超标公务消费变得高风险、高成本，这样才能让官员们上至主席、部长、大使，下至一般公务员，鲜有人敢以身试法。
四、加强财政支出监督，建立多方位监督体系
在实践中许多被查出的“三公消费”事件，大多是因为举报等方式被发现的，至今还没有在各级人大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时被发现的，由此看出，当前各级人大在监督环节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对预算的审查监督，《预算法》应增设专门一章，重点规定人大审查监督预算的内容，如人大代表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预算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与质询并组织专案调查，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预算审查监督中的重大问题举行听证会，对预算工作进行评议，作出有关决议。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的功能，尤其是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用户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微博的力量，全方位对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进行监督，促进我国预算制度更加完善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季文瑞.政府日常性经费支出法律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论文
[2]愈光远.我国现行预算法修订的主要内容与对策建议.地方财政研究,2011年第1期
篇2
最早提出“主位”和“述位”概念的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之后功能语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韩礼德接受并发展了主述位理论，并成为语篇分析最重要的理论之一。随后捷克语言学家旦尼斯在对主位结构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主位推进模式”。由此，国内外大批语言学家开始对语篇的主位结构及其发展模式展开探讨，并运用于文学类语篇和实用类语篇的翻译研究中。然而很少有学者将该理论运用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语篇翻译分析中。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主位理论及主位推进模式对《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版的语篇特点进行探究，分析如何运用主位推进模式实现政论文语篇翻译的最大等值，从而为语篇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
一 主位结构与主位推进模式
主位结构理论最早由马泰休斯在他的《功能句子观》中提出来，根据他的实义切分法，语句分为主位和述位，主位是位于句首并在交际中引出话题的部分，表达的是已知信息；述位则用来说明主位，表达的是新的未知信息。韩礼德认为，从句子层面看，每个小句都有自己的主位结构，且因为没有上下文，小句的主位和述位是孤立的、没有发展的。但扩展到语篇层面，在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构成的语篇中，前后句子的主位和主位、述位和述位、主位和述位之间会产生某种联系与变化，进而推动整个语篇的信息流动，这种联系与变化被称为主位推进。各句的主位结构通过各种衔接模式不断推进，逐渐形成完整的框架结构，最终构成意义连贯的语篇。
国内外语言学家在对语篇结构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不同的主位推进模式类型。旦尼斯作为 “主位推进模式”的提出者，在继承布拉格学派传统的基础上总结出五类主位推进模式：主位同一模式，在主位结构衔接的前后句子中，每句的主位相同或具有派生关系，但述位不同；述位同一模式，每个小句的主位不同，但述位相同；延续性推进模式，前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成为后一句的主位，主位又引起新的述位，如此延续下去，形成一条从未知到已知的信息链，交叉推进模式，前一句的主位是后一句的述位，交叉依次类推；分裂述位推进模式，第一个句子中的述位对主位进行阐述后，之后各句的主位均由第一句的述位派生出来。
二 主位推进模式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版中的运用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典型的政论文，有着特定的社会交流功能。报告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过去一年内中国政府带领全体人民取得的成就、经验以及对今后一年工作的设想和部署，报告的内容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利益，与群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承载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于追求华丽辞藻和优美句式的文学语篇，报告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报告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严谨规范，句型结构相对单一，善用长句、复杂句和无主句，多用并列短语，可谓“一逗到底”。主位推进模式是语篇语义的连接方式，是语篇内容的基本框架，弄清每个段落的主位推进模式有助于了解发话者意图和组织语句的手段。通过分析《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报告及其英译版在运用主位推进模式构建语篇的类型选择上基本一致，其中主位同一模式和分裂述位推进模式运用得最为广泛，这主要是因为中英文读者对政论文的语篇结构有着相似的理解，而其他三类主位推进模式则较少出现。
1.主位同一模式的运用
主位同一模式在报告英译版中所占比例最多，这与政论文总分的句型结构和极具逻辑性的语言特征紧密相连。
例1，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采取一系列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稳中有进。
Last year，We（T1）adhered to the general work guidelin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R1）. We（T2）worked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mak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carry out reform in a holistic way（R2）. We（T3）ensured that the government's macro policies are stable，micro policies are flexible and social policies meet people’s basic needs（R3）. We（T4）improved the ways of exercising macro-control and adopted measures with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benefits in mind（R4）. We（T5）strove to break new ground，improve quality，and make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R5）.
例1为主位同一模式，源语语篇有一个相同的主位――我们，却有5个不同的述位R1～R5，原文通过主位一致来延展句子信息，构建语篇框架，语言简洁凝练，要求具体明确，便于职能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全面把握和处理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汉语是一种重“意合”的语言，强调语义连贯，因此主位“我们”只出现在了首句中，理解时需要联系上下文。而英语是一种重“形合”的语言，往往会重复主位，或采用代词替代的方式来实现句子间的主位衔接。译文针对这一特点，在采用主位同一模式的基础上补足原文省略的4个主位，从而确保译文意义连贯、结构完整，更加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由此可见，主位同一模式中的“小句主位相同”不一定是指前后句子的主位完全一致。在此种情况下，主位与主位之间可以通过重现、异形同指、语义重复、语义扩展等方式建立联系。
例2，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2.6%。城镇登记失业率4.1%。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额突破4 万亿美元，再上新台阶。
The economy（T1）was stable and improved（R1）.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T2）reached 56.9 trillion yuan，an increase of 7.7% over the previous year（R2）. The rise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T3）was kept at 2.6%（R3）.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T4）was kept at 4.1%（R4） and 13.1 million urban jobs（T5）were created，an all-time high（R5）.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T5） exceeded US$4 trillion，reaching a new high（R5）.
虽然例2各句的主位不完全相同，但具有派生关系，这也属于主位同一模式。可以看出，源语语篇T2～T5的主位各不相同，但都是由第一句的主位――经济派生而来，译文同样采用了主位同一模式，有效还原了源语语篇的信息结构，能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报告的语篇内涵。
2.分裂述位推进模式的运用
分裂述位推进模式也是在报告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模式之一，常用于一些阐释类语篇，如政府对今后各项工作的一系列建议。
例3，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财政、金融等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We（T1）must be keenly aware of the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n our road ahead（R1）. The main ones are：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ing steady economic growth（T2）is not yet firm（R2），and the internal impetus driving growth（T3）needs to be increased（R3）.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T4）still exist in public finance and banking（R4）； some industries（T5）are heavily burdened by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R5）；and the exercise of macro-controls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rural incomes（T6）is becoming more difficult（R6）. Air，water and soil pollution（T7）is severe in some places（R7），and the task of conser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emissions（T8）remains arduous（R8）.
例3是总理阐述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源语语篇是一个典型的分裂述位推进模式。第一句的主述位属于第一层级，之后各句的主位均由第一句的述位――困难和问题派生出来，并对其展开具体说明。译文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可以看出，述位R2～R8分别是对主位T1的叙述和描写，而这7个分句构成了一个并列的主述位结构，也体现了报告严谨的句式结构和严密的逻辑性。
例4，要严格执行“约法三章”：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They（T1）must strictly observe the following three rules（R1）：The construction of new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existing govermnent buildings（T2）are prohibited（R2）. The total number of government employees（T3）is to be reduced（R3）. Govermnent spending on official overseas visits，official vehicles，and official hospitality（T4）is to be reduced（R4）.
例4是总理对各级政府在三公经费上提出的要求。源语语篇的主位“约法三章”在后三句中派生开来，形成一个分裂述位推进模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译语语篇较好地保留了源语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述位R2-R4分别对主位――“约法三章”展开了叙述、描写和说明。表现出中央政府打击地方政府铺张浪费行为的坚定决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号召力。
三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译语语篇在主位推进模式的采用上与源语语篇基本一致，主要运用了两种主位推进模式：主位同一模式和分裂述位推进模式。其中主位同一模式在报告中占了很大比例，这是由于报告的目的是为了陈述政府去年工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对今年工作的部署，注重客观性与严肃性。语篇通常围绕开头的一个主题展开，其主位往往一致或具有派生关系，而述位是不断发展的，这能为读者提供政府在某一项工作或决策上尽可能多的信息。同时，报告也会涵盖一些阐释类语篇，通常是对上文某一部分的扩展，尤其是对上文述位的叙述和说明，这类语篇往往使用分裂述位推进模式。这两种模式的运用与结合很好地体现了源语语篇的信息结构和内涵意图，能帮助英语母语者有层次、有条理地理解报告，同时也为翻译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篇3
一、差旅费
差旅费支出范围包括工作人员临时到常驻地以外的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日常财务核算中应注意差旅费报销的几个要件：出差要经过部门负责人审批、具有往返车票和住宿票。在实务中，要警惕同一个工作人员在单位工作期间同时又在A地出差、在B地出差期间同时又在C地出差，或多次出差合并成一次出差来套取差旅补助。凡出现过这类现象的工作人员便进入预警范围，定时记录成报告，汇总到财务与审计部门，对其再报销差旅费应多加注意。
二、会议费
会议费支出范围包括会议住宿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其他费用包括会议租金、交通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交通费是指用于会议代表接送站、以及会议统一组织的代表考察、调研等发生的交通支出。会议代表参加会议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应回所在单位按差旅费报销。日常财务核算中应注意会议费报销的几个要件：预算表、会议审批文件、会议通知及参会人员签到表和电子结算单等凭证。对未列入年度会议计划、超范围和超标准的开支不予报销。
在实务中，要警惕本单位工作人员为主或全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本地会议。这类会议大都无住宿费发生，主要报销伙食费，会议咨询费和讲课费。存在较大的报销聚餐费，套取咨询费的可能，应引起财务人员的重视。
三、劳务费
劳务费是个人独立从事各种非雇佣性劳动所取得的报酬，是指除评审费、咨费以外的非工资性劳务报酬。目前实务中存在两种劳务费的报销情况，一种是在税务机关开据了劳务发票的，一种是经部门负责人同意直接领取的，俗称白条报销。
为便于财务核算，分两种类型的劳务费来审核报销依据。一种是外单位人员，一种是本单位人员。两种类型的劳务费均应说明提供劳务的时间、地点、人员身份信息、电话和工作量等内容。对本单位工作人员一律不使用现金结算，对外单位人员的劳务费尽量通过银行支付系统结算，以降低套取劳务费发生的可能性。要警惕频繁地、长期地领取劳务费的支出行为，对因同一工作内容发放的劳务费、同一人员同一时间因不同工作内容的劳务费都应当列入财务预警范围。
四、办公费
办公费支出范围包括购买办公用品、文具、图书、电脑耗材、材料、配件和低值易耗品和打印复印费等。办公费的报销依据较简单，有正规的发票和购买明细即可，是最容易出现套现、违规支出和固定资产流失的。在实务中，对于多次购买存储器，电脑配件，大量的进行打印复印事项，或者多次在同一家供应商处购买以上物品的应纳入财务预警范围，比如说同一部门一年内购买了许多的U盘，电脑耗材、大量采购复印纸，每逢过节前后便支出办公费，采购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业务需要量，不合常规。往往这些票据的背后隐藏的是购买或违规发放一些不合规定物品套取财政资金的违纪行为，拆分固定资产化做流动资产，避免复杂的报销手续，并造成国家财产流失的不合理行为。
在新形势下建立财务预警机制，可以有效的防范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的滥用，为国家惩治腐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提供最有力的保证。作为一线财务人员应认真学习财经法规制度，主动传达费用管理办法的精神，规范财务报销流程。另外，还应结合以下几个便捷方法，提高财务核算的效率。
（一）大力推进无现金结算模式
随着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的推广与全面覆盖，可以大大减少现金支出的额度，降低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可能性。加强对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的全面监控，实现对财政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动态管理。在报销时，财务人员可进入公务卡结算系统查询刷卡记录并予以审核报销。由于公务卡消费会在银行系统留下痕迹，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违规开票，虚开发票套现的行为发生。对于非公务卡结算方式的支出，可以尽量转入本人银行帐号中，不得开据现金支票。
（二）公开“三公经费”报销情况
单位可以定期将账中公务用车费、公务接待费和公务出国费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公开“三公经费”不仅是加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要求，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
（三）全面推行网络报账
随着会计电算化和网络化的深入发展，网上申请经费，财务人员远程审核已经成为许多单位的流行做法。进行网络报账不仅仅可以提高财务核算效率，节省工作时间，将财务人员从琐碎的财务事项中解脱出来，比如工作量极大的凭证录入工作就交由计算机自动生成，可以将财务人员的精力转移到全面的财务预警监控上来。财务人员更多的参与财务管理，为财政资金的正常使用提供人员支持。
参考文献
篇4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研究背景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指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促进学校管理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绩效，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高校。我国的财政管理改革已进入以支出管理改革为重点的阶段，高校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开展绩效审计，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监督和审计，无论是对高等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的管理改革还是审计事业的发展，都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
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的审计主体可分为内部审计部门和政府审计部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高校绩效审计的研究多数是以政府审计部门为出发点，探讨政府对高校的绩效审计，但是仍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规范和统一的指标体系，高校的政府绩效审计处于初步建设时期，开展还需一段时间。
2015年3月24日，《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教财〔2015〕2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内部审计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强化过程监管的重要方式，是提高资源绩效的重要保障。”高校内部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延伸，在高校绩效审计中具有主动性，是推进高校绩效审计的动力与保障。因此本文选取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主体，以内部审计部门为研究视角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进行研究。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1.公共产品理论
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既不是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由政府、学生和社会共同承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成本效益观念，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满足了利益相关者对经费支出效果的需要。
2.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认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分离后，一方面委托人希望人能诚实、公允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仅要实现财产的保全，还要实现财产的增值；另一方面，人也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和结果。政府对高校投入资金，委托高校负责人对投入资金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为社会最大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输出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方、银校合作方等委托方投入或借出资金，希望高校为其盈利；学生缴纳学费，希望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保障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产生了绩效审计的要求。
（二）现实意义
1.绩效审计是高校厉行节约的重要保障
目前，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如设备仪器的采购与管理不善，重复购置；基建修缮项目没有长远规划，重复拆建；参加或举办没有意义的会议与活动，铺张浪费。这些不仅容易滋生高校腐败，还会影响高校的长远发展。当前的高校内部审计侧重于财务收支的总量审计，缺乏对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评价。高校教育经费的某项支出不超预算，并不代表这项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这项资金的支出不一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因此这笔资金即使不超预算，也是低效的支出，甚至是浪费的不合理支出。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绩效审计，对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可以保障经费支出的合理性与节约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2.绩效审计是高校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绩效审计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成为西方国家审计的主流方向（安杰等，2010）。在我国，高校虽然一般都设置了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经济责任、财政收支、基建修缮、科研经费等方面进行审计与监督，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的重点局限于财务预决算以及日常收支活动的准确性、差异性，却很少考虑学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因此我国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2014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正式实施。新准则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内部审计的目的与绩效审计的内容相统一，因此引入绩效审计不仅是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方向，更是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审计
经济性审计是指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以最低费用获取一定质量的资源，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节约以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应按照厉行节约以及经费优化配置的方针进行经济性审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审计：
1.经费支出的节约性审计
审计在保证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资源的购买成本是否有压缩空间，是否达到最低；审计资源的购买与获取是否严格执行预算，有无挤占挪用资金；审计是否严格执行了政府采购政策。
2.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审计
科学合理地配置和使用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高等学校经费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经济性审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审计经费的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最大限度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审计
效率性强调的是成果与支出的比例关系，追求比例的最大化。对于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来说，效率性审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取得同等的教育成果，高校教育资源的消耗程度，即审计是否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一定量的成果；审计购入的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关键，是连接经济性审计与效果性审计的桥梁。效率性审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获取教师、行政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其中教师资源是核心，关系到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发展潜力，因此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的重点是审查教师的人数与知识结构是否合理。
2.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房屋、设备、图书等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审计物力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闲置浪费。
3.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
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教育经费在人才培养和发展科研两方面的支出效率性。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果性审计
效果性审计是审计教育经费支出后所实现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关系，即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效果性审计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审计：
1.人才培养效果性审计
我国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是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是评价教育经费支出效果的重要内容。
2.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
高校的另一职能是科学研究，即通过科学研究不断输出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四、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绩效审计本身是一个多指标综合性的审计模式，涉及到从资源的购买、使用到产出的全过程审计，因此一套科学实用、清晰可比的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指标是绩效审计的关键。本文基于内部审计的视角，初步探索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见表1。
各审计指标的具体描述如下：
（一）经济性审计
1.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比例=（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
该指标越大，说明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越差；该指标值大于1时，实际支出超预算，经费使用可能存在浪费。
2.本年实际支出增加比例=（实际支出-上年支出）/上年支出×100%
该指标值大于0，说明本年支出大于上年支出，指标值越大，超出上年支出越多；指标值小于0时，本年支出较上年支出节约。
3.教学支出比例=（教学支出/总支出）×100%
该指标反映了教学经费的使用情况，该指标值保持较高才是合理的支出结构。
4.三公经费支出比例=（三公经费/公用经费）×100%
三公经费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是应该严格控制的支出，该指标应维持在较低值。
5.设备购置支出比例=（设备购置支出/公用经费）×100%
设备购置支出比例包括可分别计算教学设备购置比例和行政设备购置比例，并进行对比分析。教育经费的支出重点应该是教学，教学设备在满足师生需要的同时还要及时优化更新，因此教学设备购置支出应该远大于行政设备购置支出。
6.人员经费比例=（人员经费/总支出）×100%
人员经费包括在教职工工资、福利、补贴等，人员经费比例越高，公用经费必然少，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因此该指标值应维持在较低水平。
（二）效率性审计
1.学生教师比例=（学生人数/教师人数）×100%
该指标值高，表明高校教师资源利用效率高。但是不能过高，生师比太高说明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影响学校办学质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的规定，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的生师比不能超过18：1。
2.教师人均工作量=全校教学工作量/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资源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该指标不能过高，过多的工作量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会挤占教师的科研时间。
3.专业教师占全体教职工比例=（专业教师人数/全体教职工人数）×100%
专业教师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指标值高，说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高；该指标值低，说明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可以精简非教学人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4.高层次人才占专业教师比例=（高层次人才数/专业教师人数）×100%
高层次人才是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面向国内外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学历的教师。该指标越大，说明师资力量越好，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实力越强，人力资源效率越高。
5.房屋利用率=（实际使用的房屋面积/可使用的房屋面积）×100%
房屋包括高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楼、运动馆等，该指标高，说明房屋资源利用率高，反之说明基建项目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低下。
6.设备更新率=（当年更新的设备数/当年购入的设备数）×100%
该指标低，说明当年购入的设备未能及时投入使用，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设备重复购置或者设备更新不及时。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学生未享用到优质资源，物力资源效率低下。
7.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小时数/该设备可充分使用小时数）×100%
该指标反映设备使用效率，值越高说明设备使用越充分。
8.图书借阅率=（图书借阅量/图书总数）×100%
图书资源是学习知识和发展科研的重要资源，该指标反映了师生对图书的利用率，指标值越高说明该项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越高。
9.科研成果数与科研支出比=科研成果数/科研支出
科研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图书、获取的专利。该指标反映了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
10.学生人数与总支出比=学生人数/总支出
该指标反映单位经费支出所能负担的学生数量，该指标值越高说明经费的使用效率越高。
（三）效果性审计
1.学生毕业率=（毕业人数/学生总数）×100%
学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毕业，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合格大学生的比例。
2.毕业生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生人数）×100%
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越高，教育经费的支出效果好。
3.学生人均获奖数=获奖数/学生人数
包括国家级或地方级举办的知识竞赛、体育竞赛、实践竞赛等各类获奖数，该指标反映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例越高效果越好。
4.教师人均论文数=数/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教师科学研究获得成果越多。
5.核心期刊论文比例=（核心期刊论文数/总数）×100%
该指标反映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数，指标值越高，说明教师科研能力越强。
6.教师人均科研专利数=科研专利数/教师人数
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指标值越高，经费支出的效果性越好。
7.教师人均出版教材数=出版图书数/教师人数
图书出版包括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的出版，反映了教师知识结构的系统化和完整化，指标值越高，科研效果越好。
五、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建设，推进高校教育经费的绩效审计
（一）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而在高校管理体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局限于过去的监督职能，忽略了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功能，内部审计在高校的独立性受到制约，不利于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意见》中明确提出“充分保障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应设置独立内部审计部门，足额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要保障内部审计部门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干涉。对拒不接受审计监督，阻挠、干扰和不配合审计工作，或威胁、恐吓、报复审计人员的，要依规查处。”因此，独立性是内部审计部门的根基与核心，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推进绩效审计的根本保障。
（二）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全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审计与评估，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审计业务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不仅加大了审计的工作量，而且要创新审计方法，如果仅依靠传统的审计方法，绩效审计工作很难开展，其优越性也无法体现。目前，高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实施，使信息化建设深入影响到校园内各类用户和管理部门，高校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更是快速。但是，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却不甚理想，一部分高校自行开发了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一部分高校仅是利用Excel表进行审计，高校内部审计作为审计主体，却无法跟上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步伐，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发挥。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水平，不仅是绩效审计的需求，更是内部审计事业发展的需求。
（三）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多元化建设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与传统内部审计相比，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要顺利开展绩效审计，必须创新审计方法，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仅靠硬件设备的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审计人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审计人员是绩效审计的主要推动力和实施者，具备一支由经济、管理、法律、建设工程、信息系统等专业背景和专业资格的人员组成的审计队伍是高校实施绩效审计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 安杰，国效宁，徐铭禧.我国高校绩效审计：现状、意义与建议[J].会计之友，2010（10）：92-94.
[2] 张建林，刘韩婷.浅析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审计[J].河北企业，2013（1）：63.
篇5
一、平衡计分卡分析思路
1992年，罗伯・卡普兰及诺顿提出了平衡计分卡的概念，他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或操作性的度量体系，而是作为一种长期战略管理系统”（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平衡计分卡的分析思路是：先制定好企业战略，然后由上而下分解战略，最后细分到最终的根源，即遵守目标与实施的因果关系，层层剥茧。这一分析方法有助于企业理顺思路，加强执行力，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指引。
二、我国一些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1.资金链断裂。如国内光伏产业由于资金链断裂，产能过剩导致太阳电池组件价格大幅下跌。部分公司应收账款不断增加使资金回流严重不足，导致企业或破产或转变投资方向。一些项目被迫停顿，大都就是资金不到位引起的。因此资金链的完整应作为战略重点。
2.产品质量低下。企业经营核心是使客户认可。虽说客户需求和偏好各异，但对产品质量是共同的要求，只有执行高标准质量要求，消费者才能树立信心。
3.经营忽视规律。最近白酒销售量价齐跌，中央严控“三公消费”只是原因之一，大部分还是白酒产业自身经营方面的原因。白酒市场价格畸高了五六年，消费品变成了投资品。不遵守发展规律的经营方式会使危机更大。企业要重塑以客户要求为起点和终点的全新的经营目标，保持产业敏感性，理性应对危机，化危机为动力。
4.道德滑坡。企业高层的道德品质对企业影响很大。一汽集团2013年4月10日公告称，集团董事长徐建一辞去职务，随后传一汽集团百余高管被纪检部门调查，一汽房地产开发百亿资金消失。据盖世汽车网数据，2012年中国四大国有汽车集团中，一汽集团成为自主品牌呈唯一销量同比下滑者。市场反映了领导层面因素。
三、平衡计分卡设计
针对上述危机及分析，参照传统平衡计分卡的分析方法，设计新的平衡计分卡体系，并暂且命名为修正平衡计分卡。
（一）战略目标是资金链完整
1.现金流量对经营活动的充足率。企业都应有必要的资金储备以应对财务风险。最低的经营现金流量能够覆盖短期负债的偿还，以及实物资产的维护和技术革新的需要。现金流量对经营活动的充足率，包含了偿还债务以及基本的经营需要。如果此比率小于1，则需依赖其他来源（融资和处置资产）来支付。
此指标是对通常意义上的“现金流量充足率”的修正。一般的现金流量充足率，是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长期负债偿付额、固定资产购置额和股利支付额之和（唐瑾，2003）。但在危机时，短期债务更易拖累企业。
企业可列出该指标的目标值、实际值以及偏差值，如果实际值偏差幅度大，则必须立刻采取纠偏措施。偏差5%是可容忍的，因为基本相当于存款利率，间接表明企业寻求外来资金时，付出的成本只需在5%左右，因为缺的资金越多，时间越紧，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2.价值贡献率。盲目地扩张对企业是致命的。不是每项投入都有预期的产出。削减成本是每个企业都在做的事。其实成本包括项目和数量两方面的内容，如果项目本来就不必存在，花一分钱都是浪费。因此，聪明的企业会从整个供应链上分析，将成本细分，理清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这个过程包括“瞻前”和“顾后”两方面。瞻前是指削减那些未来不会或者只会很少带来产出的成本；顾后是指重新审视过去的投资，出售价值贡献不达标尤其是负值的相关资产，弃劣选优才能保证企业有充足的精力利用优质资产创造生存机会。价值贡献率，即产出值除以投入值，必须大于1和资金成本之和，不达到，就果断舍弃。
（二）客户满意是企业生存的基石
只有高标准的产品才能获得客户青睐。对内，可设置“标准”记分卡，上面列明国际标准值、国内标准值、行业标准值，用以标明本企业生产的产品达到什么标准。领先为1分，达到为0分，落后为-1分。企业可按照产品生产顺序，将“标准”层层分解、落实，一方面保证每个环节都能达到目标，另一方面可快捷追溯至有问题节点。对外，企业将其执行的标准每月向社会公开，同时附上相关中介机构的检验结论。
（三）内部流程
管理层主要关注与企业发展有关的指标，一旦出现问题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供需平衡，企业才能稳定发展。企业在记分卡上标注：社会平均报酬率、行业利润率、本企业利润率，并仔细分析差距及其原因。同时定期计算两个指标：一是产业集中度；二是市场占有率。可选8家最大的企业计算产业集中度，值越大，行业集中度越高，市场越趋向于垄断；反之，集中度越低，市场越趋向于竞争。用企业的产品销量占产品市场总量的比重计算市场占有率。这两个指标均可通过官方网站或咨询机构了解到。上述分析的目的是防止过度投资，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四）学习和成长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在企业层面，企业文化亟待加强规范化管理。道德层面、人性层面不建设好，很多问题还会层出不穷地出现。须在内修外管上加大力度。首先，股东需要切实发挥出资人的作用，把好管理者的任命关和监督关，要转变企业高度集权的模式，权利一定要分散化。其次，将独立董事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最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紧箍咒”作用必须发挥好，一旦信用有了污点，代价将是高昂的。企业可针对上述方面，制定计划进度表，分步整顿实施。
企业运用好平衡计分卡要做到：一是高层领导要特别重视；二是执行过程要与业绩奖惩机制挂钩；三是检查频率要高，同时要保证检查人员的相对独立性；四是要关注员工利益，提高员工配合的积极性。
（作者为会计师、CPA）
参考文献
[1] Robert S. Kaplan， David P. Nort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tegy into action [M].Boston. Massachusett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6.
[2] 熊莉，刘俊.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带来的思考[J].上海：新会计，2012（12）：64-65.
篇6
关键词：贵州；中低端白酒；营销策略一、引言
白酒产业是贵州省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2012年国务院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和鼓励贵州“积极发展特色轻工业”，尤其是“利用赤水河流域资源和技术优势，适度发展名优白酒，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品牌声誉，推动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地”。目前，贵州省白酒生产企业达到527家，其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255家，但是，除茅台酒、董酒、习酒等知名白酒以外的绝大多数贵州白酒企业都以生产和销售中低端白酒为主，且普遍还处于卖酒求生存的发展状态，只有青酒、金沙回沙酒等少部分白酒企业实现了市场突围，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面对日益壮大的白酒市场，贵州中低端白酒可通过调整和创新营销策略以提高在中国白酒市场的市场份额。
二、中低端白酒的定义与特点
白酒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蒸馏酒，由淀粉或糖质原料制成酒醅或发酵后经蒸馏而得。白酒根据其市场单瓶销售价格可划分为超高端（600元以上）、次高端（200元―600元）、中高端（50元―200元）、中低端（50元以下）。贵州中低端白酒有习酒、金沙回沙酒、青酒、匀酒、国台、笨人煮酒、老土酒、林城老酒、黔龙土窖、丰谷酒、平坝酒等众多品牌。
高端白酒和中低端白酒各有特点，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市场，两者在产品定位、消费行为、渠道结构、交易方式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中低端白酒市场主要以中小城市和县城乡镇为中心，以农民、农民工和工薪阶层为代表的中低收入群体为消费主体，特点是市场管理松散，规范程度极低，市场竞争程度激烈，新品推广成本较低，但渠道和终端极为分散，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特征不明显，对产品价格的变化极为敏感。
三、贵州中低端白酒的市场环境分析
1.贵州中低端白酒的市场现状。2008-2012年，白酒制造业销售收入总额五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1.70%，高于工业五年20.29%的平均增长速度。2012年我国白酒行业销售收入4466.3亿元，利润总额818.6亿元，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6.8%和48.5%。产量和产值排名行业前五位的五粮液、茅台、剑南春、泸州老窖和沱牌集团占行业销售额的40%。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全国知名品牌关注中高端白酒市场并利用雄厚的企业实力迅速扩张，地域强势品牌专注区域市场并利用在本区域多年的精耕细作而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使得中低端白酒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尤其在近年“三公”消费被遏制的背景下，高端白酒遭遇“寒冬”，不少知名高端酒企已经在向中低端市场布局，针对不同需求和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分别推出不同的品牌，这使得本就比较饱和的中低端白酒市场将竞争愈加激烈。
2.贵州中低端白酒的现实困境。贵州中低端白酒品类和品牌众多，竞争激烈，集中度低，营销粗放，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首先，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口味、风格相似，产品包装雷同，产品更新换代快，而真正能够被市场长期接受的主打产品较少。其次，品牌经营意识较差。除了少数知名品牌外，大多数贵州中低端酒还处于低层次的品牌管理水平甚至无品牌运作意识。再次，营销手段简单粗放。大多采取终端大范围铺货，用终端促销政策刺激市场销量是许多厂家最常用的营销手段，这仅仅是完成了库存的初步转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品销售。最后，整体营销费用较高。用工成本不断增长，渠道和终端费用以及促销费用也持续增长，而且大多数酒企缺乏费用管理意识，使得销量的增加却没有带来盈利的增加。值得一提是，政策和行业风险不断加大，国家宏观政策的持续调控和白酒原材料成本的逐年升高，使得越来越多生产和销售中低端白酒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
四、贵州中低端白酒的营销策略现状分析
1.产品策略。产品策略是企业营销策略的基石，贵州多数中低端白酒企业缺少真正的产品细分策略，产品看似很多，几个系列几十种产品，但普遍没有主打产品和拳头产品，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没有一个产品是企业核心利润的来源，更没有一个具有统领全线、带动其它产品销售的核心产品。
2.价格策略。中低端白酒企业的目标消费者是中低收入群体，在定价策略上更应考虑到其消费特点，并结合企业自身利益、产品定位、竞争状况、市场需求等因素制定相关产品的价格。贵州中低端白酒价格策略有产品价格和销售渠道的价格体系等因素，由于市场竞争和渠道选择的需要决定了白酒各种产品的价格及定价方式存在差异，目前，贵州中低端白酒有价值认知定价法、跟随定价法和成本加成定价法三种定价方式，价格体系包括出厂价格、经销商价格、二批商价格、零售价格等4种类型。
3.渠道策略。通过营销渠道才能把处于市场的两端的白酒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有机的连接起来。中低端白酒市场主要的营销渠道模式有经销商制、直销渠道模式和平台式渠道模式，渠道策略的发展趋势是渠道多元化竞争、扁平化发展、分销层级逐步减少。中低端白酒的渠道终端包括商超、酒店、餐饮店、烟酒店、便利店、批发部、团购、定制、直销、移动展示与销售等等。
4.促销策略。促销策略的正确地制定和合理地运用能使中低端白酒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大的产品销量和经济利益。贵州中低端白酒在商场和超市的促销手段主要以抽奖、买一赠一、人员促销（包括展示、赠饮）、赠送礼品等方式为主，在酒店和餐饮店的促销手段主要以开瓶费、刮奖、人员促销、随赠小礼品等方式为主。
五、贵州中低端白酒的营销策略实施意见
中低端白酒业的竞争形势日益严峻，已从广告大战、价格大战、“渠道为王”及“盘中盘”的终端争夺的无序竞争逐渐进入了品牌和文化相结合的理性竞争时代。因此，贵州中低端白酒应在全面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发挥营销组合的作用，首先确定适合中低收入群体的产品策略，调整和优化企业的产品结构，可采用成本导向定价法来设计价格体系，创新营销模式，丰富营销渠道，优化运营流程，激励营销人员，同时通过渠道下沉和分销层级扁平化降低渠道流通费用，减少产品容量和压缩销售费用，以适应中低收入群体对中低端白酒的价格预期，有效使用各种促销手段以提高贵州中低端白酒在中国白酒市场的市场份额。
本文属于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徐大佑,袁开福.贵州白酒行业营销策略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2)：77-81；
[2]梁艳菊，高志国，何利讽.贵州青酒的营销模式分析[J].中国商贸,2011(23)：19-22；
[3]史延强.中小型白酒企业的必然选择――透析三得利酒业营销模式转型[J].现代营销(学苑版)，2007（3）：86-87
篇7
一、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理论梳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从某种程度和角度上将,其实质是中小企业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理论认识问题,极大地关系着中小企业的兴衰成败。
手工作坊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中小企业”。大工业由手工作坊演化发展而来,但迅速替代中小企业,在此过程中,英国出现“手工业淘汰论”,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手工业或小工业没落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分析到,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必然导致资本的集聚和集中,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也做了不容乐观的估计。19、20世纪之交,大企业发展迅猛,但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中小企业破产现象频出,但其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这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下,许多理论学家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存互补”的角度,论证了中小企业存在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包括马歇尔提出的大中小企业共同构成“生物链”、企业经历“生存——发展——衰亡”生命周期的“生物学理论”;张伯伦、罗宾逊夫人则从“产品差别性”和“市场不完全性”论证了不同规模中小企业存在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乔治·施蒂格勒则指出,某行业“最佳经济规模”是一个区间而非一个点,在这个区间带内有中小企业存在的广阔空间。后面的理论,除了“技术创新论”,基本上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衍生。
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理论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最开始是“补充论”,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大企业(国营企业)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然后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论”,认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逐渐兴起的是“统筹城乡二元结构论”,认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乡镇中小企业)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那么,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政府扶持重点应该扶持大企业大集团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均量小,怎么扶持?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困绕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小企业的准确认识。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包括“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和中小企业自力更生的“印象后遗症”,至今影响着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推进。
二、中小企业认识问题的实践梳理
两大问题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在实践中拥有更大舞台,发挥更大作用。一是“抓大放小”的历史惯性。改革开放初期改制,提倡“抓大放小”,抓大主要是抓国营大企业,放小也主要是放国营小企业,当时对民营企业还是比较慎重管理的,在相对程度上,民营企业处于“既不被扶持(抓)”,也不被放(放权)的尴尬境地,基本上是“自生自灭”。在本世纪头十年,“物以稀为贵”,追求“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省级500强”“市级上百亿”“县级上10亿”等规模经济的冲动,再一次提升了“抓大放小”的强度,这时,以规模而非所有制“论英雄”,中小企业很难得到扶持优惠;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各界逐渐统一了对中小企业存在必要性、发展重要性、突破可能性、扶持必然性等的认识,“抓大扶小”成为主旋律。但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性”与“操作性”脱节。在文件描述中,中小企业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真正操作中,有的地方却自觉或不自觉排斥中小企业,如在地铁运营中主张因地铁特殊性而剥夺小企业招标资格,优惠大型连锁企业等。
二是抓中小企业“重点难突出”“成效出得慢”。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容易使人感觉无从抓起,不像大企业一拿就是一重点,掰着手指头就能“如数家珍”,因此许多官员感觉中小企业“不好抓”。而且抓大企业举措明确,核心抓投入就行了,思路清晰明了一目了然,“照本宣科”“依葫芦画瓢”就行,抓中小企业更需要“结构性减税”等复杂操作,很“伤脑筋”。加上单个中小企业的产值很小,见效慢,扶持起来不容易出业绩,等成绩出来说不定早已不在任上,等于是“前任栽树,后任乘凉”,不像抓大企业见效快,“立竿见影”,政绩兑现性强,因此“不愿抓”中小企业。还有部分人认为,大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更强,以中小企业技术整体一般掩盖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优势;认为中小企业安全性、环保性、社保方面问题太多,很难治理,因此容易以“管制”的心态去面对中小企业。
目前,中小企业因自身独有特点及认识误区,在“船小好调头”的同时,发展面临七大风险:一是资金供给风险,包括资金链断裂;互保链多米诺骨牌效应;高利贷高发;企业倒闭等;二是外需出口风险,包括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外需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出口退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局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三是资源涨跌风险,包括能源类、资源类、原材料、生活资料价格涨跌多变;四是产业投资风险,包括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五是粗放生产风险,包括高能耗企业节能降耗形势不容乐观、高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社会对高污染企业容忍度越来越低;六是法律风险不断加大,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加快,法律法规规范化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明显大于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甚至普遍得益于法治规范化);七是中小企业创业动能越来越小,收益与付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并没有缓解,在新形势下反而有所扩大,因此,愿意创办中小企业的人数增长不快,发展中的中小企业愿意专注主业不动摇的也是非常多。这些都急需政府政府跳出理论束缚,打破条条框框,出手、出招帮助化解。三、必须重新认识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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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研究中，很多文献集中在对寡头垄断行业的研究，因为寡头垄断行业的公司数目不多，能够有效地收集样本数据，即使增加样本容量，很多文献仍然研究带有垄断性质的公司，因为垄断公司往往是行业竞争中的胜利者，数据便于收集。对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特征的行业而言，公司很难从这种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数据难以收集完全，无法准确衡量与统计公司绩效。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分析清楚竞争性行业中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系，进而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产业结构特征的影响的认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国酿酒行业相比较国内其他制造业，总体而言具有更强竞争性质。因此，选择酿酒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相关公司资本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无疑将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市场经济运行中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的的关系。
二、 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作用，以前很少有文献涉及，其中的原因是认为公司产品竞争行为可以通过公司收入、公司利润等指标反映出来，没有必要单独考虑公司产品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公司产品竞争行为是对公司产业组织安排的一种反映。一直到1986 年，Brander与Lewis在论文《寡头与财务结构：有限责任效应》中把公司金融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证。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古诺模型假设只有两家公司进行竞争，企业没有成本，一家在选择产量时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结果是只留下更少的市场份额给其竞争对手，为了保证公司生产更多产量，公司可能会选择高债务杠杆。这说明那些产品在市场上有更强竞争力的上市公司，其资产负债比例可能更高。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进一步总结了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某些规律，主要是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相互影响。
关于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关系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市场绩效有正向作用。其原因是高负债将增强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能力。Allen和Emilia在2006年利用美国银行业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银行业在美国属于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选择这个行业能够代表相对竞争激烈市场。最后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公司的资本结构与业绩还是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Maksimovic（1990）研究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阐释了有限责任效应理论。他们认为，公司股东在公司中由于只是以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在收益与风险正相关的前提下，那些风险更大的项目或者技术更容易被公司所采用，最后却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这说明这些公司的股东有可能选择比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而Mara Faccio等（2001）等认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并不参与经营管理，资产负债比例的选择更多是由公司管理者做出的，如果不履行到期债务，损害的不仅是公司的信誉，而且会损害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声誉与其未来的职业道路，这样一来，公司可能并不会选择过高的债务比例，从而也就约束了管理者与控股股东的冒险行为。另外，Showalter于1995年指出了前面提到Brander & Lewis模型的不足之处，他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能力决定公司最优战略负债水平，而不是相反。因为市场竞争能力是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一旦在市场上形成较强的竞争能力，高杠杆、高负债在未来更具战略优势。
动态权衡理论认为，许多公司本身有一个目标资本机构，因此，公司希望其资产负债比例在目标资本结构区间波动。如果资产负债比溢出目标区间，公司或者尽快减少资产负债比例，或者调整目标资本结构。根据动态权衡理论，公司资本结构对市场绩效产生非线性影响。此外，如果公司当前拥有良好的市场业绩时，公司更有可能从内部进行融资。业绩优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可能偏低。以上两种理论可以看成是资本机构选择“主动调整”与“被动选择”。与高负债水平会增加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高负债会弱化公司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比如，以Phillips（1995）提出的“投资效应”模型为代表。在这个模型中，当前负债水平的提高实际是降低未来的投资水平。尽管短期行业产出有所增加，但在未来会减少产量。
国外研究清楚地表明，在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研究中，资本结构最主要是通过资产负债的比例来衡量，而市场绩效是通过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来表现。无论高负债有利于产品市场竞争，还是不利于产品市场竞争，利润率是竞争能力的最终体现。因此，公司的资本结构毫无疑问对利润率、尤其是利润增长率有显著的影响。和资本结构作用于市场绩效相对应，市场绩效对企业资本结构同样具有反作用。
国内学者也就资本结构与市场绩效关系方面做过研究。陈冬华（2005）、王满四（2006）等等通过研究企业薪酬管制、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负债融资不能有效地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行为，而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吕长江、金超（2007）等认为资本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与国外动态权衡理论相符。
公司资本结构表面上看仅仅是资本和债务的比例关系，但实质上它决定了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及其与公司其他要素所有者之间契约关系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综观过去学者的分析，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很多都是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并以带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为主，本文将选择更具竞争性质的酿酒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三、 实证分析
本文将通过对酿酒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利润增长率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发现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酿酒行业公司进行研究，是由于酿酒行业在我国算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尽管也存在贵州茅台、五粮液这样的国有股份公司，并且因为其民族品牌的历时久远，在行业中处于翘楚。但这个行业2011年总产量为7 103万千升，全行业总产值为6 699亿元，作为中国产值最大的茅台，其产值也不过是这个行业的四十分之一。当然，作为消费类行业，酿酒行业上市公司都不属于资本密集型，其负债比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总体应该是比较低的，但不同的企业仍然存在差异。应该指出的是，相比产品的质量、品牌等因素，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市场绩效的影响肯定不会十分显著，但质量、品牌等指标难以量化，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还是通过改善工艺流程以提高质量，或是出资建设品牌，最后成本都将内化到公司的财务报表当中来，这本身就是对公司市场绩效的一种检验。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指标，接下来对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 变量及解释。根据Campello的模型，本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Y）来衡量公司的业产品市场绩效，是被解释变量。酿酒行业上市公司都是现金比较充足的公司，负债以短期负债为主，本文以公司年报中的资产负债比（X1）作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衡量标准，其为解释变量。另外本文采用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率（X2）、公司规模（X3）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司规模采用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数据。上述变量数据都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
2. 数据的选择及描述。目前，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酿酒行业公司总共30家，30家公司主要分为白酒与啤酒两大类，有3家属于中小板，还有3家正处于ST阶段，共从30家中选取24家作为整个上市公司的代表。在数据上选择2011年，总共24家公司的横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2011年，是因为2011年我国正处于通货膨胀阶段，全年CPI高达近5%，而作为消费类商品的来源，各种酒价争相上涨，尤其是白酒的涨幅高得惊人。在此背景下，酿酒上市公司的产品成为消费者十分青睐的对象，几乎所有公司的利润在2011年都得到迅猛的增长。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已经公开的年报。
3. 实证模型。
实证结果（表2）表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与其公司资产负债比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资产负债比每增加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0.66%，从某种程度表明，酿酒公司的高负债比确实有助于公司产品在市场中的扩张，从而提高其市场绩效；同时，主营业务利润率也有助于提高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规模，进而提高其市场绩效，但公司本身的规模与市场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实证的参数估计为负，但其t统计量完全不显著。
从整个实证结果来看，模型总体拟合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理想，可决系数仅仅达到0.3左右，方程总体的F统计量也不大。这说明决定公司市场绩效的真实变量并没有被引进到模型中来，或者是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确实不是公司绩效的决定变量，资本结构对公司市场绩效的作用不大。其参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勉强是显著的。由于我国酿酒行业上市公司存在规模大小的问题，所以模型中引入了规模变量。但从实证结果来看，似乎产品竞争能力与规模之间也不存在稳定的关系。
四、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与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但并不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现阶段资本结构的发展及融资模式的状态有关。
从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来看，整个行业的负债并不高，并且绝大多数公司只有流动负债，没有长期负债。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看，酿酒类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也是非常充足的。这说明当前我国酿酒类上市公司的绝大多数都具有不错的市场绩效，同时也说明酿酒类上市公司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在融资顺序中，这些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采取内源融资以满足其资金的需求。这一结果当然与融资次序理论是相吻合的。可为什么现实中往往出现杠杆比例与产品市场绩效存在正相关？
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国内目前的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的关系。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削弱，相反还得到增强。因此，对于那些优秀的公司企业而言，从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方式依然是上市公司的首选。国外有证据显示，正常情况下的间接融资成本高于直接融资，但在我国可能并不适合。另外，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公司并不是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尤其是对酿酒行业这种现金流比较充足的公司而言。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上市发行股票，很多是完成中央对地方政府管辖企业的上市配额，或者是把上市当成福利来进行分配。而那些市场业绩不好或竞争能力不强的中小酿酒公司就很难得到上市的优待，尤其是那些民营的酒类企业，几乎不可能有上市的机会。而一旦上市，公司就被看成是行业内的优秀者，则不论是从银行获取贷款，还是在二级市场上募集资金，都将变得相对容易很多，所以不难理解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杠杆比例会与其市场竞争能力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另外，为什么出现实证检验中的不显著现象？首先，这与传统理论中关于资本融资结构与市场绩效的经验研究是相吻合的。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杠杆比例的高低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显著影响，即使有些行业的数据得出的是相反结论，但不同行业、不同公司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次，对公司市场绩效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可能更多跟酒的质量、口感、酒精度、知名度等微观因素有关。酿酒行业又是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类似融资成本、资本结构等宏观因素对其市场竞争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属于正常情况。最后，因为前述原因所引起的解释变量外的其他因素差异较大因而对公司的竞争能力带来影响，以及截面数据本身的原因引起的异方差性使得显著性检验意义不大。
近两年，我国通货膨胀较居高不下，酿酒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这些公司的经营管理得到明显的改善，而更有可能是因为物价的整体上涨。要使得酿酒行业上市公司市场绩效真有所改善，融资结构也不是优先要考虑的因素，微观因素可能更应该加以重视。如果从资本结构方面提建议的话，首先，考虑到直接融资尤其是债券融资的成本要低于其他融资方式，所以上市公司应该考虑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即通过发行公司债来获得资金。其次，要强化产品市场的有序竞争。不能通过联合涨价等做法来提高公司业绩，尤其是在高档白酒成为“三公”消费的主力，“喝茅台的不买茅台”的社会背景下。
本文的不足之处仍然在数据的选择上。虽然酿酒行业是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行业，比较符合理论模型的要求；但在我国，只有行业内那些相对比较优秀的公司才能上市，大量没有上市的中小酿酒企业，其相关情况无法通过数据显示出来，故整体数据量仍略显不足，因而容易造成统计误差。
参考文献：
1. Brander， J.， and T.， Lewis， Oligopoly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limited liability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956-970.
2.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 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理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2）:92-101.
3.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经济研究，2004，（12）:26-34.
篇9
随着我国科技驱动战略向纵深发展，国家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多，渠道越来越广，项目也越来越泛。目前，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主渠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纵向科研项目，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横向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带有科研性质（包括本单位）的资金投入，如高校引进人才资助、科研启动费、项目配套费、课题预研（扶持）费等。大规模的科研经费的注入，为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流是健康的和积极的。但是，这些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科研经费的使用严重游离既定的用途和范围，用于个人或集体活动、福利发放，视为单位或个人创收，自由支配；科研经费积压或长期闲置，科研项目重复申请，一项内容同时申请多个项目，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的项目反复申报，将原有项目改头换面再度申报等，导致科研资金严重损失浪费；科研经费使用违反财务制度规定，频发违法乱纪现象，如挪用、贪污、套现、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公款私存，假发票、假票据、巧立名目虚假报销等，将科研经费作为小金库，用于“三公”（出国、用车、公务招待）消费；有的高校和有的项目主持人（及相关团队成员，下同）将科研经费用于质押、作经营资本金、炒股和炒贵金属等，用于购买（含首付）和装修商品房、买车、修车和保养车辆，用于家属国外学习与旅游，个别高校甚至与有关单位签订假科研协议，借科研经费之名洗钱和转移资金，如此等等。这些现象绝非个别高校的个别现象，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实，有的高校特别严重。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十五个典型案例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沛清私存公款、套取科研项目经费案就是典型一例。近年来各地方审计机关也对部分高校进行了财经法纪审计，审计发现的科研经费弊案、串案和窝案越来越多，有关责任人已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罚，但是这种现象仍有继续蔓延之势，故对科研经费实施有效管理控制和严格审计监督势在必行。
二、科研经费使用与管理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个人原因与单位原因，认识原因与制度原因，管理原因与社会原因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高校管理者和科研项目主持人认识存在偏差，认为科研项目是主持人经过努力争取来的，科研活动是个人劳动贡献，是不可复制的智力创造，理应得到补偿，认为科研经费是补偿其贡献的主渠道，认为只要主持人完成了科研任务，科研经费的使用理应由主持人自主支配，即留有一定的自由使用空间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否则不利于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故明显放松了对科研经费的控制和管理（而高校的其他经费，如业务费、办公费等没有放松，所以使用起来较科研经费要规范得多）。
第二，高校由于拼科研，鼓励教师多拿项目、快拿项目，也有意无意地给主持人一些“甜头”，所以有章不循，有规不守，认为科研项目申请标书虽规定了经费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但实际操作起来肯定存在差异，因此给主持人自由裁量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等于给主持人乱用经费贴上了合理化的标签。这也是目前科研经费游离使用范围和标准的重要原因之一。申报时，主持人只考虑项目论证和如何拿下项目，而对经费使用考虑不周，也是导致后来使用混乱的原因。
第三，高校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失去应有的监督和控制，成为主持人的“自由王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高校只问主持人有无结项，有无发表相应的论文，只过问成果，而不问过程，更不过问经费，仿佛只要有成果就一俊遮百丑，能够容忍一切，这种思维和管理体制不能不说是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违法乱纪的温床。管理和监督的失控还表现在：一般科研项目的主持人，特别是重大或重要项目的主持人都是本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有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本身就是学校领导，学校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和监督往往难度较大，对其一些出格行为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或迁就的态度，这就毁内部控制与管理于无形，也起到很糟的“示范”和“引导”效应。
第四，财务报销中缺乏有效的把关。财务是科研经费使用的总开关，由于财务部门怕得罪人，怕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怕领导怪罪，对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票据听之任之，使科研费用报销中假发票盛行，科研人员可以轻易地虚列业务，骗取资金，使一批科研人员通过项目发了财，搞乱了科研经费管理秩序。有的高校财务人员曾经向领导提出过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问题，但领导不重视、不发话、不作为，财会人员也不愿意说多，怕“干涉学校主流业务”、“影响学校科研发展”，只要领导点了头、签了字，什么都给报，长此以往，积重难返。
第五，内部审计缺位。审计监督是规范科研经费合理使用和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有的高校内部审计形同虚设，没有健全的审计机制，对发现的问题不闻不问，没有及时制止和问责，使上述问题愈演愈烈。有的学校尽管制度上规定重大业务（报销）要经领导签字或需要内部审计介入，如用科研经费购买仪器设备、聘请外部专家、大量发放劳务支出、与外单位联合设计攻关等等，这往往是违法乱纪的多发和频发部位，但是如果审计监督主动退出，就等于制度规定没有落实和检查环节，制度执行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三、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与审计的若干对策
如何杜绝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频生乱象，还科研经费本来面目，真正发挥高校科研经费强化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的应有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强正面引导和宣传，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培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职业道德。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崛起，而不是通过科研发财，赢得薪金外的第二份收入。高校教师应遵循基本师德规范，对所掌控的科研经费，对纳税人血汗钱负起应有责任，不仅要完成科研任务，而且要管好、用好科研经费。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组织正面学习和宣传外，对科研经费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也要进行通报批评警告，以营造健康良好的科研氛围。
二是明确科研经费的性质，它属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私营业主设置的横向课题，其经费进入了学校大账便成为公款，不得随意占用、挪用和化公为私，要像管理财政资金那样管好和用好科研经费，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各教师应有高度责任意识。在项目立项时，项目单位、学校应与主持人签订责任书，明确科研经费使用范围、用途和责任，对违法乱纪的责任和后果也应在项目书中一并告知。同时，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应是相对刚性的，不留自由活动的空间；对经费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压缩到最小限度；对科研过程中进行预算变更的，要严格把关，严禁将“死钱”变活钱，将公款变私款，将科研经费变为“接近生活”的经费。
三是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高校对科研经费应制定具体可行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控制不合理、不合法票据的流入，加强程序控制、手续控制、纪律控制和信息控制，将科研经费使用情况连同项目完成情况一并列入考核和评价范围，将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乱象控制于萌芽状态。
四是加强财务监督，即建立健全柜台监督制度，对不合规的票据、不合规的业务、不合理的支出，坚决退回不予办理，对屡查屡犯者要通报批评，并适时采取控制报销、冻结经费、暂停使用等措施以示警告，对违法乱纪行为应通知纪律检查部门予以戒免，情节严重者应停止项目执行。
五是加强对科研经费的内部审计。高校内审部门应对科研项目经费的规范性、合法性实施审计监督，特别是对经费多、跨期研究、多单位参研的项目要进行更加全面、及时和连续性的审查监督，为科研项目健康运行保驾护航，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信息反馈制度，将有关审计信息及时反馈给主持人本人、科研管理部门和有关校领导，对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中存在明显违法乱纪现象的人和事，要进行审计追究和问责，以构筑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健康有序运行的预防、教育、惩戒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 审计署公布15起违法违纪案件处理情况[EB/OL].人民网财经栏目（.cn），2013-10-09.
篇10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扩大。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实现？
王小鲁：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结果，也是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一国居民收入悬殊，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也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或几个经济政策就能解决的。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需要有决心推动多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认识上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觉得没有什么成本特别小、特别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决这么多问题，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攻坚。当然其中有几个方面的体制问题影响比较大，问题比较突出，也是应该尽快改革的领域：一是政府的行政体制，一是财税体制，另外还有像土地制度、资本市场的管理以及垄断行业的问题。
李靖云：现在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大量进城的农民工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务。
王小鲁：社保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保和公共服务都与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民工的问题最为突出。一亿六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从最近的统计看，其中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务。这种情况不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利，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和谐、扩大内需和城镇化的继续发展等，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优先考虑。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关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财税体制的关系非常明显，要改革财税体制，不能不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还有土地制度，关于土地征用、出让、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也都与财税体制有关系。不可能只动一个不动另一个，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会服务均等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李靖云：目前经济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为健全的公共服务的压力又在增加，这种情况下财税体制怎么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是否难度很大？
王小鲁：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减少，只是增长速度放慢。现在更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支出结构不合理，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钱用来投资，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资，还有大量的钱用在维持政府自身的运转和政府消费，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费，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如果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十年，通过城市化、房地产开发形成的财富转移，农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损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房价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没有增加。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小鲁：说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农民得到好处了，这恐怕是个误解，实际上农民能够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场价，而是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拿地，然后高价拍卖，由此产生的土地溢价农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补偿常常严重偏低。当然也有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得到很大好处甚至一夜暴富，但这是少数情况。
李靖云：以此来看，是否在过去十年的增长中，企业、政府、私人这三个部门，政府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实际问题是企业和私人部门的收入增长慢、政府部门增长过快的问题？而农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为在农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鲁：是这样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在GDP份额中，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有相当部分发生流失，变成了少数人的灰色收入。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加快，与房地产没什么关系，而是因为这样几个因素：一是食品、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农民的负担减轻，另外这些年农村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农合普及了，农村养老保险也正在普及，各地区基本建立了农村低保，再加上对种粮农户的补贴，这些政策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现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接近0.5，收入分配较为悬殊的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况，甚至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普遍情况，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鲁：我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区分它属于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比如税收，要考虑对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严格来说还要分不同的税种。像增值税，严格说是一次分配的问题，而所得税又变成二次分配。其实两个领域里的问题都存在。
我们的一次分配改进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垄断收入、资源性收入。现在资源性行业，拿石油行业来说，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相比利润率可能高出七八倍，这实际上是来自资源性收益，而不该被看作常规利润。如果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其利润率应该是大致均等的。
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进行资源税改革。现在针对石油、天然气有5%的从价税，但我认为远远没有到位。应该把资源收入的大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为全民提供服务。资源税因为涉及资源收益，所以可以说是初次分配问题。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金融业，比如一些垄断性行业，就有国有企业红利上交的问题，或者说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办法，对垄断性利润进行征税。如果要在所得税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又变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土地进入市场是生产要素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土地溢价，溢价怎么分配现在是很尖锐的问题。按目前的体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产开发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处，这样分配显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现阶段的土地制度关系非常大。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是初次分配的问题。当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潜力也很大，主要是解决全社会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问题。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问题，解决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对一次分配的一种修正，也就是严厉的反腐败就能解决不少问题？
王小鲁：灰色收入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败。当然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还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没有清楚的界定，就成为灰色收入，或者因为逃税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腐败，不恰当地使用权力形成权钱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腐败问题，用制度限制政府权力，用制度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没有跟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少部分人收入增长过快，特别是非正常收入增长过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蛋糕在不断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来越往少数人倾斜，还是向多数人倾斜，如何让大部分人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现在突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在我看来是因为在很多方面沿袭了改革以前的旧体制。收入分配问题和政治体制相关，特别是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现在政府权力过大，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滥用权力和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只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搞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过渐进的方式推进，避免大的社会震荡，逐渐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会。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须更公平】
李靖云：我们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经验上看，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我们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王小鲁：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国家，特别是上世纪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停滞。现在有些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整体看还是没有走出来。跟拉美国家相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情况要好得多，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上世纪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个拉美国家人均的一半，现在已经两三倍于这些拉美国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首要原因。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长期在0.5以上，而像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3到0.4之间，多数时候在0.35以下，这说明收入分配较为均衡，在增长中大部分人得益，这样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社会尖锐冲突，政权不断更换，政策摇来摆去，就没法保持持续增长。
李靖云：当前城镇化成为重要的政策抓手，从一般的经济规律看，城市化都会有一个收入两极化的过程，现在的城市化是否会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鲁：城镇化不意味着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讲“库兹涅茨曲线”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他关于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城市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短期内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更长的时间内会减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拉大了城市内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随着融入城市后变成稳定的城市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最终会减少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这个意义很明显：本来农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转移到城市会提高收入，同时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均土地增加，农业经营规模扩大，这些都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乡间差距也会减小。
李靖云：很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是否可以说，收入更为均衡，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竞争力提高都有帮助？
王小鲁：我不赞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张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锅饭，只能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进行限制。
篇11
Study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LI Xue-Lian，ZHU Zhong-guo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Abstract：This paper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1978 to 2010，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its breakdown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invest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is general excessive and partial lack；there are still enough input space f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investment； overall ，private investmen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t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but the investment to the primary industry has been excessive， it should avoid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this field blindly； consumption is whole insufficient， and its breakdown a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Sichuan′s economy development.， but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 are all less than that of public investment and private investment.
Key words：investment；consumption；internal structure；economic growth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近10年来全省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国民生产总值2001年仅为4293.49亿元，到2007年，快速突破万亿大关，高达10562.39亿元，截至2011年，增长到21026.7亿元，11年间，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率为17.22%，高出全国同期水平1.36个百分点①。现代经济学认为，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然而四川省是一个地处中国西部的农业大省，净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历年贡献不超过5%②，因此，四川省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消费拉动。而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传导机制，二者关系协调与否，从短期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宏观经济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则会影响该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基于此，本文以四川省1978～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的视角，构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探讨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发展的协调性。
二、文献综述
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宏观经济领域的学者们所关注，国内外学者针对该领域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Etsuro Shioji用Panel Data模型就美国和日本地区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动态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共资本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产出有显著影响，并且产出系数在0.1～0.15之间[1]。Jakob B.Madsen采用Granger-Sims因果关系测试方法，探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的分析结果认为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并且指出增加设备和机械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2]；然而，M.Blomstrom、R.E.Lipsey和M.Zejan（1996）却得出了与Jakob B.Madsen文中差异较大的结论，他们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论述，文章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促使资本形成的作用大于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3]。J.W.Fedderke和P.Perkins则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鼓励私人投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以1875～2001年南非经验数据为例，检验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南非经济增长的结论[4]；近年来，F.Ozkan、O.Ozkan和M.Gunduz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基础上，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住房投资、私人住房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与住房投资对GDP有直接影响作用[5]。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在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吴忠群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并对消费率和投资率进行了国际比较，论述了我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认为投资、消费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6]。徐钧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投资增长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结论显示随着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投资的产出效率会越来越低，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长期必然选择[7]；段忠东等[8]、闫海春等[9]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对广西和湖南投资、消费、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检验，认为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间有长期或者短期的因果关系；作了相似研究的学者还有刘金全等[10]、吴绪亮等[11]、李凤升等[12]，他们的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三者之间互为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王云等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根据他们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尽管我国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正动态冲击效应，但持续性不强[13]；宋丽智则认为当数据具有小样本特性时，运用传统渐进理论进行统计推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他采用了适用于小样本的bootstrap仿真方法，以1980～2010年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协整分析表明两者间存在长期关系[14]；李静对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作了回归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比投资更能拉动经济增长的结论[15]。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立足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绝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只是总投资、总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制，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消费细分项目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此，加强对投资、消费细分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今后制定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故本文将根据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对四川省总投资、总消费进行细分，分别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它们所包含的细分项目入手，估计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并根据投资、消费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分析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而寻找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和消费率增长缓慢的原因，并进一步考察目前四川省投资总体过度中是否存在着局部不足，消费总体不足中是否还出现了局部过度？为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并为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进言献策。
三、四川省投资、消费的内部结构及发展现状
（一）投资现状及内部结构
本文依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将投资划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16]，并结合四川省统计局工作人员的建议，按主要行业分类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划分。其中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私人投资则主要集中在一些竞争性行业，是市场经济中私人部门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农林渔牧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17，18]。私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进入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特定领域和行业，因此，按主要行业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比较有效地区分开来，二者的界限明确，所得出的关于一个地区的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的结论也是相对客观真实的。根据以上划分标准，1978～2010年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如图1所示①。
（二）消费现状及内部结构
为了更详细地分析四川省消费投入中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消费内部结构的划分标准是：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1978～2010年四川省最终消费现状和内部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
（三）1978～2010年四川省投资率与消费率本文中投资率是资本形成总额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消费率是最终消费与地区支出总额的比值。走势分析
四川省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本文分别计算1978～2010年四川省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析近32年间投资、消费对四川经济贡献度的变化情况。
如图3所示，1978～2010年以来，四川省投资率呈震荡上升趋势、消费率呈震荡下降趋势。投资率从1978年的25.72%增长到2010年的53.65%，而消费率则从1978年的74.12%下降到2010年的50.10%，下降幅度较大。并且通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钱纳里标准结构是钱纳里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一个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由发展模型求出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即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经济结构的标准数值。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比较，四川省投资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高于钱纳里投资率标准值，甚至在一些年份，实际投资率高达标准值的3倍，消费率也一直低于钱纳里消费率标准值。此结论引自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成果《四川投资于消费不平衡增长研究报告——基于1978～2010年代表省份数据及钱纳里标准》，已发表于《调研世界》，2012（5）：8-13.[19]因此，可以看出经济转型期以来，四川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平衡增长。
然而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是，四川省在“高投资、低消费”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为寻找这一现象背后的合理解释，本文将对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涉及以下几个变量：（1）经济增长（gdp），采用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历年人均GDP=历年GDP/历年年末户籍总人口数）；（2）公共投资（gfi），gfi=每年四川省公共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公共投资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3）私人投资（pfi），pfi=四川省私人投资总额（采用本文第三部分私人投资划分标准计算）/年末户籍总人口数；（4）农村居民消费（njx），njx=每年农村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5）城镇居民消费（cjx），cjx=每年城镇居民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6）政府消费（zx），zx=每年政府消费/年末户籍总人口数。其中，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均按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的形式；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数据取自按支出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项目，分别用农村居民消费指数、城镇居民消费指数、政府消费指数将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为了消除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各变量1978年可比价格形式的人均量取对数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实证结果。
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选为1978～2010年，所有数据均来自1984～2011年四川统计年鉴以及由相关原始数据根据本文对变量的定义所计算的数值。其中，1979年数据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二）模型的设定及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四川省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公共投资、私人投资、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联合产出效应。
lngdp（t）=β0+β1lngfi（t）+β2lnpfi（t）+β3lnnjx（t）+β4lncjx（t）+β5lnzx（t）+μ1（t）（1）
模型（1）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用来表示四川省经济增长程度；gfi是人均公共投资；pfi代表人均私人投资；njx表示人均农村居民消费；cjx是人均城镇居民消费；zx是人均政府消费；并对以上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部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估计参数β1、β2、β3、β4、β5是对应变量对gdp的弹性系数；β0是常数项，μ1是残差项，t是年份。
因本文的样本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需要首先采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法对序列变量（lngdp，lngfi，lnnjx，lnpfi，lncjx，lnzx）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属一阶单整序列I。鉴于此，为了保证模型（1）回归的稳健性和回归系数的准确性，需将模型（1）修改为如下一阶差分形式：
d（lngdp（t））=β0+β1d（lngfi（t））+β2d（lnpfi（t））+β3d（lnnjx（t））+β4d（lncjx（t）+β5d（lnzx（t））+μ1（t）（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①刘国亮（2002）在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将公共投资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第四类为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
②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如表1中所示，模型（2）的可决系数R2为0.67，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也达到了0.60，说明模型（2）对各变量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较好；F统计量为9.72，Prob F=0.000036
公共投资（g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59，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公共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4.59%，也就是说公共投资与人均GDP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与本文得出相似结论的还有何刚（2009）、刘国亮（2002）、吴丽丽（2009）。那么应该怎样解释这个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结论呢？前文提到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如铁路、水、电、气等行业，由于这些领域和行业有很高的进入壁垒，先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私人企业由于资本实力薄弱往往无法进入，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和国有企业对这些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进而形成行业自然垄断，因此，这些行业和领域缺乏有效行业竞争，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的效率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当一些行业投资已经出现饱和时，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继续往这些行业倾斜，则会造成资源浪费、重复投资等严重问题，这样的结果轻则会造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重则会引起该地区经济衰退；另外，当公共资本试图进入私人投资领域时，必然会挤掉一部分私人投资而使经济社会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受到影响，从而阻碍地区经济发展。
私人投资（pfi）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4.81，即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四川省私人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4.81%，私人投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促进作用明显；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人均GDP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分别为0.27、0.12、0.16，即：当不考虑其他变量时，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27%；城镇居民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2%；政府消费每增加1%，四川省人均GDP将增加0.16%，可见，增加消费尤其是拉动农村居民消费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根据模型（2）的估计结果可知，公共投资（gfi）、私人投资（pf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从而导致四川省近年出现的“高投资、低消费”状况。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四川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有必要从公共投资（gfi）和私人投资（pfi）的细分项目入手，探讨投资各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以便于决策部门根据所得出的结论适时调整各行业投资政策。本文将借鉴刘国亮[20]理论中关于公共投资细分项目的划分标准，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不考虑第四类国家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投资①。本文将采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作为私人投资的划分标准②。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建立如下两个公共投资、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产出效应模型：
ln gdp（t）=α0+α1ln gfi1（t）+α2ln gfi2（t）+α3ln gfi3（t）+μ2（t）（3）
ln gdp（t）=γ0+γ1ln one（t）+γ2ln two（t）+γ3ln three（t）+μ3（t）（4）
模型（3）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表示经济增长水平；gfi1表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gfi2表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3表示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α1、α2、α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α0是常数项、μ2（t）是残差项，t表示年份。模型（4）中，gdp是四川省历年人均GDP；one表示第一产业投资；two表示第二产业投资；three表示第三产业投资；γ1、γ2、γ3表示对应变量对人均GDP的产出弹性；γ0表示常数项，μ3（t） 表示残差项，t表示年份。各变量均采用人均量，数据来源及处理、平稳性检验同上文相关内容所述，各变量水平序列不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对模型（3）和模型（4）取一阶差分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模型（3）和模型（4）的可决系数都在0.5～0.6之间，说明模型对各变量样本值拟合程度较好，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结构性影响；在给定的5%显著性水平下，模型（3）和模型（4）的F统计量也非常显著，表明模型的稳定性较好，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也较为准确。
模型（3）中公共投资细分项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10、-0.12、0.31；即，在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gfi1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10%；gfi2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12%，这里又出现了和模型（2）中公共投资对人均GDP产出弹性为负的情况，除了在模型（2）中的解释外，本文认为对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投资，其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而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很难在当期直接对一个地区GDP做出贡献，反而对一个地区的GDP造成消耗，gfi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一个时滞期，也许要在以后几期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当期gfi2对GDP的影响就有可能为负，刘国亮（2002）估计的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的产出系数也仅为0.03，得出了该项目对地区人均GDP影响不大的结论；gfi3 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
模型（4）中私人投资细分项目第一产业投资（one）、第二产业投资（two）、第三产业投资（three）对四川省人均GDP的产出系数分别为-0.09、0.31、0.20；即：当其他变量不变时，第一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减少0.09%，说明四川省第一产业投资已呈现过度，不宜再继续加大投入；第二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31%；第三产业投资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细分项目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通过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内部结构对四川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效应，各个行业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一目了然，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清晰，更有针对性，便于决策部门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投资、消费内部结构及其细分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视角，构建了与之相对应的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产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对四川省1978～2010年间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四川省公共投资（gfi）总体过度中存在局部不足；私人投资（pfi）目前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拉动作用，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公共投资。将公共投资进一步细分，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gfi1）、教育与科技事业投资（gfi3）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促进作用，仍有进一步增加投入的空间，而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投资（gfi2）由于存在时滞等原因，若进一步增加投入将对经济增长起负向作用。将私人投资细分后显示，第一产业（one）领域的投资已出现过度，应避免继续盲目增加该领域的投入。此外，本文认为，四川省消费投入呈现总体不足。农村居民消费（njx）、城镇居民消费（cjx）、政府消费（zx）对四川省经济增长均起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最强的是农村居民消费。但从产出弹性来看，各消费细分项目要远远小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这又表明目前四川省消费投入的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小于投资的增加。本文为四川省当前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缓慢增长，以及在这一现状下经济仍能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合理解释。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为使相关决策部门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消费宏观调控措施，使四川省和成渝经济区经济实现高速、稳定、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公共投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引导有其客观必然性，就四川省而言，决策部门应在各个公共投资领域逐步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四川省经济和各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调整各公共投资行业的投资比例，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提供足量多的公共产品，提高地区交通条件，改善民生；另外，加大教育与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有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发展，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领先的科学技术能够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高回报；同时，公共投资要力争做到严禁资源浪费，避免重复建设投资，要适当控制投资大收效小行业的投资规模，尽力实现公共投资领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此，公共投资才能够对地区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私人投资相对于公共投资，它的特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下更具有投资效率，应加大私人投资领域的投资力度。在新时期，四川省政府财政应对农、林、牧、渔业做出适当倾斜，加大对“三农”的各项补贴，积极推进农业向机械化、专业化、规模化迈进，提高农民收入，确保人民群众“米袋子”、“菜篮子”充实，保障国计民生。同时，结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事实，适当增加工业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四川省现阶段应大力发展工业，积极招商引资，可适当放宽政策限制，特别要引导私人资本进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限制民间资本过多进入产能过剩行业，走出一条适合四川省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路子。四川省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较低，参照西方各国经验，四川省应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加强文化、旅游、餐饮、房地产、金融保险、计算机及软件等服务行业的建设步伐，同时应对这些行业做到有效监管，防止由于这些行业的局部波动影响到四川省经济稳步发展。在加快私人投资领域建设的同时，要促进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适时调整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防止相关产业投资过度，力争依靠三次产业的协同作用带动四川省经济可持续发展。
消费是促进四川省经济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一度存在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其中消费意愿不足和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四川省居民消费偏低的两个重要原因。鉴于此，四川省应立足于扩大就业面，改善就业结构，以此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促进四川省居民消费能力提高，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另一方面，应积极营造宽松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首先应加快完善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稳定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其次，四川省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加大优惠力度，同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查处假冒伪劣产品力度，鼓励农村居民消费。最后，鼓励各级金融机构放宽居民消费信贷政策，适当降低贷款利率，为居民现阶段消费提供保障，拉动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四川省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政府消费应有节制，要规范消费用途，政府所有的消费项目均要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收支年度计划，严格监管“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避免政府财政支出铺张浪费和个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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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商品生产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指"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卷第381页。）。商品生产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有不同的门类分工和数量特征。秦汉时期，虽然自然经济在总体上占有强大的地位，但商品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这方面，学界研究较多，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注：如，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封建地主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但在农业领域中的商品生产，目前仍缺乏系统的专文论述。本文拟就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经营特点及其发展水平问题做些初步探讨。
一、专业户的兴起与商品化生产
专业户是指在农村中以较多资金和人力经营某项专业生产的农户。通常情况下，专业户的项目收入应超过全部收入的60%。专业户一般都有较高的技术，并且有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为市场提供较多的商品。
战国时期专业农户已展现端倪。到了汉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展、生产力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专门化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时，专业农户所涉及的门类较多，《史记》（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3272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卷129《货殖列传》载：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qiū＠①；陈、夏千树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zhī＠②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司马迁这段话，学术界多有引证，使用率极高。从中说明，秦汉时期，已出现了专业化的畜牧业、渔业、林业和园圃业等，且都是以赢利为目的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这些大型专业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规模很大，各具特色。下面让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就其典型事例做些具体的陈列。
畜牧专业户商品生产。汉代西北地区，除大量官营畜牧业外，还有民间的私营畜牧业。随着畜牧业基地的扩大，畜牧业普遍发展，当时有些地方涌现了以畜牧业经营为主的个体专业大户。例如：
乌氏倮畜牧，乃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0页。）。
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群……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注：《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第4198页，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桥姚乘官府斥开边塞之机，恣其畜牧）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80页。）。
卜式者，河南人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传》第2624页。）。
（马援）因地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华书局1962年本，本文引用的皆是这个版本。）。
专业渔户的商品生产。秦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南沿海、江南、巴蜀和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它地域，渔业资源亦较丰富。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当时除官营之外，民间养殖、捕捞及贩卖鱼类的专业户渐为常见。例如：
"水居千石鱼陂"。注引《正义》曰："言波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2页。）。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7页。）。
（建武三年）寇恩"为候粟君载鱼之得卖"，一次即"载鱼五千头"（注：《"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见《文物》1978年第1期。）。
林业专业户的商品生产。秦汉之时，在西北、关中、巴蜀及江南等广大地区，有许多自然林、竹木密茂，汉时，人工造林较为盛行。随着林木采伐与种植的日益增多，其中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汉代，有些人专门从事竹木的商品性生产与经销活动。如据记载：
江南之楠梓、竹箭……待商而通（注：《盐铁论·本议》，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
今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夫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处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diāo＠③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至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注：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36页。）。
园圃专业商品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树果、种蔬等园圃生产已渐趋普遍。迄至秦汉，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园圃业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了不少的专业户。例如：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注：《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7页。）。
《襄阳记》载：李衡遣客十人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吴未，"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注：《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注引，中华书局1959年本第1156页。）。
汉代专业农户的商品生产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规模大，数量多。上文司马迁论及的专业户都以"千"计，有"千足"、"千石"、"千章"、"千树"、"千亩""千畦"。"千足彘"是养250头猪，"牧马二百蹄"是养50匹马，"牛蹄角千"是约养167头牛。其实，司马迁所谓"千"仅是一个约数，言其数目之大，在实际生活中的大专业经营者则往往大大甚于"千"。这些专业户的经济效益也很好。假若马一匹的价格为’7000钱，牛一头为3000钱，羊一头为250钱（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九章算术》和《居延汉简》等文献和考古材料皆有关马牛羊价格的记载，但很不一致，这里采用中等的价格计算。）。则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的桥姚，共计收入可达1550多万钱。汉代专业户的经营规模之大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
（二）是有较高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从生态学角度讲，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物种类少，食物链短，自我调节能力较弱，易受各种灾害的影响（注：孙儒泳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而专业户的生产，生态系统结构要比一般的生产经营要简单得多，物质能量循环成一直线，十分容易造成大面积的灾害，其技术要求甚高。如，卜式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放羊能手，他始取羊百余入山放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他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24、2626页。）。据分析，即是按时放牧，发现病羊，及时汰除（注：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6页。）。再如，马援在洛阳宫中创制了"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的铜质良马，作为标准马式（注：《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480-481页。），他是一位出色的相马专家。在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他们一般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选取农业中市场需求量大的生产门类，用现代人的话讲是能在调整农业结构上下功夫，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如秦杨经营被称为"掘业"的"田农"却能富甲一州（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182页。）。总之，他们善于"用奇致富"。
（三）是生产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专业户的专业收入占自已生产收入的大部分，生产的目的皆是为了交换，属于商品生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成了汉代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获利通常达20%。《史记》卷69《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注：第2241页。）说明，战国时人从事农业商品生产已追求十二之利，汉人承袭了战国时期的风俗。《汉书》卷72《王贡两龚鲍传》载贡禹曰："富人积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注：第3075页。）这里讲的"十二之利"大概是大贩运商人的年商业利润。司马迁在谈到"通邑大都"大商人追求商业利润时也说"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而他在具体谈到大专业户农业商品生产的利滑时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其中。"通过这些事实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专业户和大商人的年利润大约皆为20%，而中小型的专业生产者和中小商人的利润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
总之，随着汉代农业生产专业性的加强，出现了不少专业收入占自己总收入大部分、生产目的为了交换的农业专业户，专业户的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经验。这些专业户遍及农业生产的许多部门，其大者，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毕竟又是被包围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之中，在国民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有些学者把农业领域大专业户的商品生产视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显然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田庄主的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
专业户以专门生产某种产品为主，其生产的目的是把它投放市场。田庄主则不同，他占有较大面积或是大面积的地产，其经营的目的和经营方式比较复杂。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汉代在关中、关东内腹地区的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不少地主拥有大地产。如，宣帝时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传》第1133页。）（成帝时）"（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注：《汉书》卷81《匡张孔马传》第3349页。）"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众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足，名闻山东"（注：《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2257页。）。
这些大地主对地产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把土地出租，收取"见税十五"的地租；二是自营田庄。土地出租经营的情况比较复杂，地主收取地租，应该说一般是与商品生产无涉。但地主的自营田庄则不同，田庄主的剩余产品有相当部分将用于交换，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商品，它是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对当时社会有深远的影响。
地主自营田庄自西汉中叶至东汉一代多见。如：
灌夫"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注：《史记》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7页。）
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自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注：《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94页。）
（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成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里。（注：《后汉书》卷32《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另据《水经注》（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444页。）卷29《比水注》载樊氏田庄内：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池陂灌溉，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利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
（梁冀）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闻……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注：《后汉书》卷34《梁统列传》第1182页。）。
这些田庄的规模一般颇大，田庄的生产活动以种植业为主，多种经营。上述樊氏田庄除经营广达三百顷的耕地外，还广泛从事林、牧、渔、副、商业。正因如此，地主田庄内生产的产品多样，极为丰富。据崔＠(23)的《四民月令》（注：参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本。），地主田庄内的产品有：
粮产品：小麦、大麦、椹麦、春麦、粟、黍、jì＠④、＠⑤、稹禾、粳稻、大豆、小豆、稗豆。
油料产品：葵花子、胡麻（芝麻）。
蔬菜产品：瓜、瓠、韭、蓼、大葱、小葱、蒜、姜、芥、芋。
果产品：杏、桃、枣。
畜产品：马、牛、羊、猪。
林产品：松、柏、桐、漆、梓、榆、桑、竹、柳。
渔产品：鱼。
药用产品：术艾、乌头（附子）、冬葵、葶、苈。
加工品：酱、酒、醋、糖、衣、鞋。
其他出产：蚕桑、苴麻、牡麻、兰、苜蓿。
自营田庄的田庄主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供给自己消费，具有自给性生产的特征，剩余部分投放到市场，又有商品性生产性质。
地主田庄经营范围如此广泛，其经济收入亦相当可观。如樊氏的田庄，仅粮食收入一项就十分惊人。他有田土三百顷（即30000亩），以亩产3石计，共产粮食为30000×3=90000石。汉代每人每月口粮若为3石，则一人一年的口粮为36石，90000石粮可供2500(90000/36)人一年的食用。当时粮价若百钱一石，90000石稂，折钱9000000万。若加上"池鱼"收入、"畜牧"收入、"梓漆""竹木""檀棘"收入、"利果"收入、"桑麻"收入等等，其资财肯定超过了1000万。这些收入除用于家庭、家族自身消费、交纳租赋、扩大再生产、支付雇佣劳动的工钱外，当有大量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参与商业活动。生产越发展，商品交换活动越多，田庄主介入商业活动越频繁甚至演化为一种以货殖逐利求富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地主、大田庄主往往都以经营商业著称，如樊重"好货殖"，李通"世以货殖著姓"（注：《后汉书》卷15《李王邓来列传》第573页。），这种现象东汉中后期更加普遍，他们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或"船车贾贩周于四方"。故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言：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1648页。）。
这些田庄主"膏田满野"，广泛经营诸业，其收获之多"满于都城"，所养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但多是为了满足其本人及家族的奢侈消费，"妖童美妾，填乎绮宝；倡讴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然而，这些田庄主欲"得其所欲"，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免不了要进行商品生产，把一部分产品投放到市场。看来，自营田庄内的生产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商品属性，史料上说其"闭门成市"，主要是言其产品之多，而非说其自给自足。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田庄主的经济实力雄厚，有能力推广先进的技术和兴办各种水利工程，如，二牛三人的"耦耕"法首先就是在大地主庄田内推行的，又如，樊氏田庄内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樊氏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地主制下的田庄经济，并未摆脱自然经济的特征，田庄的生产安排及收获的农副产品，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地主家庭和家族的生活需要。但它又存在着商品生产。在以往的研究中，只强调田庄主的自给自足，忽略其商品生产，这是不完全的。不过，我们说田庄的商品生产，又不宜把它估计过高。
三、小农的"男耕女织"与部分商品性生产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经济虽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它又与市场有广泛的联系，并包括了部分商品性生产。
在汉代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小农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小农有不同的层次结构，他们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从事自给性生产，但也不排斥有的小农出于种种原因从事商品性生产。汉代小农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各不相同，在整个小农经济中形成一个多层级的商品生产结构（注：参阅方行《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构成如下。
其一，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自给型农户把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农民自给性生产的外在形式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这在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注：第1130页。）《汉书·食货志》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注：第1128页。）《淮南子·主术训》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注：第103页。）《盐铁论·园地》（注：第96页。）谓："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男耕女织"的这种分工，主要是由男女之间的体力和体能决定的。"男耕"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女织"是为了解决穿衣问题，男女合力，"温饱"问题也就解决了。自给型农户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但他们仍会把一小部分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其情况有二种：
一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品除自用外会有所节余。汉代，统治者为了地主政权基业的牢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往往力争让小农过上"小康"生活以确保剥削之源。"小康"社会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主要有三项：(1)是种桑养蚕以达到"五十者可以衣帛"，(2)是饲养家禽家畜以达到"七十者可以食肉"，(3)是种植粮食以达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注：《孟子·梁惠王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6页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农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汉代的现实中确是有不少地方官是按这一要求治民的。如，
黄霸为颖川太守："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其谷马。"（注：《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第3629页。）
龚遂为渤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注：《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第3640页。）
王景为庐江太守："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注：《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第2466页。）
从上述情况可知，"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并非仅仅种植粮食和种桑养蚕，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生业，比较广泛地从事家禽家畜的饲养、种植蔬果、栽植林木。也不意味着"男耕女织"下的自给性农户的产品没有任何剩余。我们曾粗略地测算出，汉代一户中等水平自耕农，拥有60亩土地，全家的收支状况（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
附图
该表所反映的情况，是一户中等自耕农，男耕女织，全年收入为11200钱，支出10386钱，收支相抵基本持平，略有积余。当然，因涉及到物价的估算等因素，弹性较大，难于精确，这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但总的来说，中等自耕农户，拥有60亩耕地和家庭副业的收入，在没有天灾人祸，年景正常，社会相对安定，赋役征课较轻的情况下，其产品会有所剩余。而拥有100亩以上的"小康"型农家，可能会有较多的剩余。如果他们把这些产品投放到市场便成了商品。
二是，换取货币，交纳赋敛。汉制，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有租税、赋敛和徭役三项。其中，赋敛又包括算赋（对成年征课的人头税）、口钱（对儿童征课的人头税）和更赋（"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这三项负担都得交钱，每人每年通常的标准分别是120钱、23钱和300钱（注：参见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211-225页。）。假若一个五口之家农户，二大三小或三大二小，又一人需交更赋。那么，一岁需交的赋敛的款项为：
3×120+2×23+300=706钱或2×120+3×23+300=609钱
这一款项折合为粮食则为11石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农户需出卖11石粮才能交纳赋敛所需货币。
这二种情况，只是农户把自己的产品投入到市场才成为商品，生产的本来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这些商品的生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
其二，半自给型农户的商品性生产。
这种农民的总产品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于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些农民生产的产品很多是适宜当地自然条件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包括农副业生产。他们换回的产品则多是农家自身不能生产或难于生产的耕具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例如：
"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步骘避难江南，单身穷困，种瓜自给。"（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2页。）
此外各地农户还广泛从事方物、特产的生产。山西盛产材、竹、谷、lú＠⑥、旄；山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出＠(22)、梓、姜、桂、犀、玳瑁、珠玑、齿革；西北则多马、牛、羊（注：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2-3253页。）。无论是山西、山东、江南，还是西北的农户都是因地制宜的生产，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又是奇缺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山西、山东、江南、西北各地农民把产品出售后换回的亦是当地奇缺之物，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高后时曾禁止南粤缺乏的铁器、雌性马牛羊，结果遭到南粤人强烈的不满。所以，各农户生产和交换的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实现余缺调剂。
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一种农民的区别所在。他们"为买而卖"，从整体来看，仍然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但已有了部分的商品生产。
其三，交换型的农户。
交换型生产的农户亦可分二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的少部分用于缴纳封建租赋和供自己消费，大部分投放市场，以换取生产生活用品。这种农民的家境多不好，因土地和耕具的缺乏，为了维持生计，从事效率较高一项生业进行经营。如，
公孙弘……家贫，牧豕海上（注：《汉书》卷58《公孙弘卜式ní＠(20)宽传》第2613页。）。
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注：《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孙期》第2554页。）。
孙钟，富春人，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注：《艺文类聚》卷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03页。）。
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他们的商品流通形式仍是"为买而卖"。但他们似乎皆有一定的经营头脑，有的甚称小专业户。他们的商品生产占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另一种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更大，并且主要是为了发财致富，追求利润，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汉代，社会上追求富贵的要求强烈。（注：如，陈涉少时，血气方刚，尚为人佣耕便立下"苟富贯，毋相忘"的大志。又如，刘邦父亲总是赞扬能"治产业"的刘邦哥哥。所以，刘邦当皇帝后对其父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8《高祖纪》第387页。而刘邦则有更大的志向，看到秦始皇便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8《高祖纪》第344页。在出土的铜镜中亦多有"富贯"、"大乐富贵"之铭文。所谓"富"是指财产多，所谓"贵"是指地位高，既"富"又"贵"是汉人人生的最高追求。）小农想要求取"富"，通过什么办法呢？司马迁说：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太史公的意思是，涉足商业领域是贫者求取富裕的捷径，在农业生产领域是进行农业商品生产，也就是所谓的"以末补农"。汉代社会上出现的众多小专业户就是小农追求富裕进行农业商品生产的突出表现。如：
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植（注：东汉赵歧《蓝赋序》中云，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62中华书局1958年第814页。）。
三国时魏人赵歧《三辅决录》载"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宅，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huō＠⑦huō＠⑦但闻豚声。"（注：《太平御览》卷903引，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4006页。）
《列仙传》载洛人祝鸡翁，"养鸡百馀年，有鸡千余头。……卖鸡及子，得千馀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注：《中华野史》泰山出版社2000年本。）
从这些记载来看，小农的专业经营所涉的范围主要是园圃业，此外，还比较广泛地经营采伐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如"艾薪者"、"宰革者"、"屠狗者"、"渔猎山伐"者等。这些农户的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他们的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
上述小农三个类型的商品性生产，构成了农民商品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小农经济大海，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成为社会商品的主要提供者。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发挥各地自然条件的优势，开发农业资源，调整农业结构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自给型和半自给型的农户占多数，交换型的农户不会大多，由于他们生产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交换，所以对市场来说只是一个不稳定的商品来源。农民农业商品生产所生产的产品多属日常生活的一般必需品，规模亦不可能很大，还不可能从事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生产垫支量较大的农业商品生产。按晁错的说法：五口之家，只有二个劳动力，且不说经济上是否有能力购置耕牛和农具，仅劳力上就明显地不能胜任需要三个劳力同时操作的"耦耕"，更遑论象樊氏陂那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在经营管理上，小农没有象田庄主那样把人力合理地配置到复杂的田庄生产中去的能力，只能小范围的沿袭"男耕女织"的传统或男子力耕女子送饭。价值规律对农民农业商品生产虽然也起一定作用，但对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品种和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大。
四、农业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估
上面就汉代从事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结构和经营特点做了些概括性的叙说，下面就当时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作些总体评估。
首先应该看到，在汉代市场上农产品是比较多的，是商品构成的主要成份之一。据《尔雅》《方言》《说文》《急就篇》等书的记载，当时人们认识利用的物品种类已很多。如，《尔雅》《释草》载草名100多种，《释木》载木名几十种，《释鱼》载鱼名70多种，《释鸟》载鸟名90多种，《释兽》载兽名60多种。汉人认识、利用的动植物有如此之多，肯定会有不少以商品生产的形式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仅《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在市场上营业额很大的商品就有不少：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gǎo＠⑧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髹者千杖，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zhī＠⑨茜千石，马蹄qiào＠⑩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彩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niè＠(11)曲盐豉千dā＠(12)，鲐＠(13)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孤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4页。）。
依上述司马迁的记载，并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市场上农产品的种类有多种多样。例如：
粮食类：有粟、麦、菽、梁、谷、糜、＠⑤麦、秫、＠⑤、＠(14)＠(15)等。
家禽家畜类：有马、牛、豕、羊、犬、鸡及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革等。
蔬果类：有姜、瓠、毋青、大荠种、枣、栗、橘、韭、果、大薯、戎介种、茭、成介、瓜等。
竹木类：有竹、漆、、梓、桂、樵、qiū＠①、豫章、榆木等。
水产类：有鲋、鲐、鲛、鲤、鳗、鳝、鲰、鲍等。
在西北边陲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虽然远离经济中心地区的中原，农产品市场亦颇为繁荣。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在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粮食类：粟、梁、谷、糜、黍米、大麦、＠⑤麦、秫、bèi＠(16)、＠(14)＠(15)等。副食类：肉、脂、头、肝、肺、舌、胃（肚子）、肠、颈、脾、心、肾、牛肉、鸡、鱼、姜、曲、豉、大薯、成介等。牲畜类：牛、马、羊、狗、豚等。其他：还有箸、檠绳、折橐、牛革、汲桐、檠弩绳、扬弩绳、桐绳、dùn＠(17)革、上火革、席、榆木、漆、胶、芯、椠、＠(18)皮、茭、大荠种、戎介种、付子、木、麻、目宿等（注：参见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高维刚《从汉简管窥河西四郡市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这些农产品投放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兴旺，商品经济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汉代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分散性。
当时，农业商品生产，大多分散于各处田庄和各个体农户，集中的大规模的专业农户所占比例不是很多；生产和销售的时间亦颇为分散。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除一月、九月、十二月外，其余各月都有买进和卖出，卖出的农产品有黍、粟、大小麦、麻子、种麦、胡麻、缣、帛、弊絮等。其次，汉代农业商品生产的地区虽广，从中原沿至边陲，但边远地区还有处于"不待贾而足"状态（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70页。），商品生产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原一带。司马迁所言的专业农户所在地区，除畜牧业外，主要分布在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都在中原或在其附近。就中原内郡地区，因受自然地理、社会文化条件的限制，农业商品生产也还是比较分散。再以司马迁指出的那些专业农户所经营的生产项目为例，也远未达到那些动植物生物生长范围所能达到的所有区域，具体说，"桑"在南北皆可种植，但文中只提到齐鲁，"漆"南北皆可种植，而文中只提到陈夏，关中、江南是"竹、木"的主要生产地区，文中仅提出渭川，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汉代农业商品生产中规模巨大的大专业生产者毕竟不是多数，比较广泛的还是分散狭小的小生产者，生产量和销售量往往也很小，如朱买臣只不过是"担束薪""卖以给食"罢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农业商品化水平不算很高。
汉代，虽然是我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有诸多不正常的成份，它没有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往往是虚假的畸形繁荣。在上述专业户、田庄主和小农农业商品生产的群体当中，只有专业户的生产经营才是完全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之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商品生产并不是很广。以男耕女织、以自给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对当时的农业商品率作一个十分粗略的测度。
所谓的农业商品率就是农产品的商品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根据情况的不同，我们可以估算整个国家的农业商品率、单项产品（如粮食）的商品率和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吴慧先生曾匡算出我国古代粮食商品率为百分之二十几，并指出计算的关键是估算城乡人口的比例，计算的方法大致为：城市人口比例减去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官吏和军士的比例，再加上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注：《关于中国商业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载《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关于汉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学术界已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约为40%-45%，一种认为西汉约为27.7%、东汉约为27.5%，一种认为西汉未年约为17.7%（注：参见何兹全《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我们若采用折中的估算，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7%左右，又假设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地主、宫吏、军士的比例和农村中靠商品粮为生的人口比例，两者相抵消，那么，汉代的粮食商品率当应为百分二十几。
农业商品率与单项粮食商品率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区别。城市人口基本上是非农业人口应当是没问题的，但城市中吃地租或吃租粮的官吏、军士所消费的其它农产品仍要购买。所以，汉代的农业商品率肯定会超过单项粮食的商品率，也就是说肯定会超过27%。
汉代，以一个农家为计算单位的农业商品率又有多少呢？根据上述对汉代一户中等水平农户全家收支状况的测算，其一年的收入为11200钱，支出中的食盐、农具、赋敛、祭祀、人际关系、医药都得通过交换，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共为2386钱，另外自用有余布为5匹，合钱2000钱，若其中2.5匹布出售得钱1000用于当年消费，加上上面的2386钱，那么，卖出的农产品折合货币增至3386钱。这样一个中等水平农家商品率为3386/11200，约为30%。有人曾估算中世纪西欧一般农家的商品率为44%，而传统中国农家的商品率为14%（注：参见马克yáo＠(21)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16-123页。）。看来他们的估算并不一定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汉代的农业商品率并不算太大，农业商品化水平仍不是很高乃可确认。
汉代农业商品化水平不高，主要是受到诸因素限制，限制因子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结构的制约。汉代，"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在社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公元2年和140年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为4.87%和5.07%，其中又以"自给型生产"的农户占多数。"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注：《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这一时期社会上占相当比重的农副业生产，都融入小农家庭生产的大海之中，大大地制约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发展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二）是工农业产品差价悬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代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悬殊，形成一个"剪刀差"。也就是说，付出同样的劳动，从事农业生产收获的少，而从事手工业收获的多。试略作估算，《淮南子》卷9《主术训》载："夫民之为生也，一人zhí＠(19)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注：岳麓书社1989年第100页。）即一个农夫一年劳动所获粮40石，若一石粮食的价格为60钱，共折合钱为2400。又按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若一个农夫一年投入这项生产的时间为200天，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24。但一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200天，可获钱4000（注：参见黄今言《汉代自钟农经济的初步探析》载《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即每日劳动的工钱为40钱，是从事粮食生产的1.7倍。家庭手工业与粮产业相差已如此悬殊，铁、铜、盐、漆、酒、陶等业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导致大批农人去农从事其它手工业生产或"去农经商"，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三）是国家干预，搞单一农业。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统治需要，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农业领域，搞单一的小农经济，垄断"山林川泽"资源。在经济作物区设桔宫、羞官、漆官进行控制，还增收渔产税加强渔业生产管理。这些政策显然是挫伤了大专业生产的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秋
＠②原字卮的繁体
＠③原字周加彡
＠④原字禾加祭
＠⑤原字禾加（广里加黄）
＠⑥原字纟的繁体加（虍下加田下加皿）
＠⑦原字口加（艹下加隹下加又）
＠⑧原字高下加禾
＠⑨原字木加（后去口加巴）
＠⑩原字（踩去采）加敫
＠(11)原字蘖去木加米
＠(12)原字艹下加合
＠(13)原字此下加（鱼的繁体）
＠(14)原字禾加旁
＠(15)原字禾加皇
＠(16)原字米加（鞴去革）
＠(17)原字木加盾
＠(18)原字木加禹
＠(19)原字（踩去采）加庶
＠(20)原字臼下加儿
篇13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类文化子市场组成的有机统一体。”①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的文化市场正稳步发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渐扩大，在一些领域里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总体而言，除了文化产品市场发育相对完善外，其他市场尚处于发育的初期阶段，且发育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地影响了文化市场的整体发育平衡。已经形成的文化市场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尤其是在统一规划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使文化市场体系发育中的矛盾越发突出。目前，“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②，相关研究严重不足。本文从我国文化市场体系的现状入手，分析了运行障碍因素，提出优化路径建议，以期为我国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运行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一、文化市场体系的现状
以下从六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化市场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文化及相P产业增加值为27235亿元，比上年增长11%，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97%，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③。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显著，发展潜力十足。一般认为，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的平均占比为10%左右，美国已超过30%，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文化产业占GDP比重较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许多领域待开发和完善。可以预计的是文化市场经济总量持续地快速性增长，在推动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也越来越近。
（二）文化市场结构调整加快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殷国俊解读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数据：2015年文化制造业增加值为11053亿元，比上年增长84%，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06%；文化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为2542亿元，增长66%，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3%；文化服务业增加值为13640亿元，增长141%，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01%。在文化服务业中，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增长194%，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75%，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增长163%，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05%，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增长135%，占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2%
④。从数据中可以得出，文化服务业增长速度最快，已经占据文化产业的一半比重，文化市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
（三）文化市场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2015年，全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288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0%，投资额增长最快的是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比上年增长770%，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是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占文化产业的比重为373%⑤。随着文化产业及相关领域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强，在以“互联网+”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背景、国家的政策支持下，文化市场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方兴未艾，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新型文化业态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从另一层面也反映了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正逐步增长。
（四）文化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
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以要素市场，即资本、金融、技术、人才、产权等要素为主体结构的市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善是从文化产品为主体的市场结构转换成以要素市场为主体的市场结构。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以及对一些文化市场客体要素的经济属性认识不清，受限于文化市场的开放程度不足等影响，致使文化要素市场发育缓慢，文化市场体系不完整。各类文化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严重地制约了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同时，各文化要素市场在规模、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失衡，造成了文化市场体系的缺陷。至今文化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文化人力资源市场等尚未完全建立，只有文化商品市场相对来说发展较为完善，其他要素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且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从而形成了文化要素市场的比例性失调。
（五）文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由于历史制度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生产不是以一种企业化方式进行，导致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无法实现，不符合市场的要求。直到文化体制改革后，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经过转企改制，才逐渐产生了一批国有文化企业，同时涌现了一大批新兴的民营文化企业，还有一批业外的非文化企业进入文化领域，但国有文化企业中真正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完善、产权流动，且在市场中能够自主运作的却非常少。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文化单位都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市场主体，且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产权界定不明晰、事企不分的情况。总体来说，我国整个文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六）文化市场运行机制不灵敏
当前文化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必然导致文化市场的运行机制不能灵敏运作。这种不灵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文化市场的调节枢纽没有足够的灵活性，价格杠杆尚未在文化市场中充分运用；其次，是旧有的管理体制仍对文化市场发挥作用，致使各类文化市场被行政条块分割，彼此之间没有完全畅通，不能协调运作。地区政府之间的物质互换行为扰乱了文化市场正常的交换秩序，一部分文化生产者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最后，是文化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性致使文化市场体制中各个相互关联的机制时常在某一环节或地方被无形地割裂，文化市场体系的总体运行机制也被分割成若干个互不协调的局部运行机制的简单相加。文化市场体系的整体功能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因而也不能有效地调节文化领域的经济运行和发展。
二、文化市场体系运行的障碍
以下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化市场主体不健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企业要接受市场调节成为市场主体，必须具备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⑥。但在文化市场领域里的国有大中型文化企业，很少有能够做到这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将国有文化企业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来构筑新的企业运行机制，国有文化企业仍然是政企不分的现状，不能根据市场信号灵活地做出投资、产品结构等方面的战略性调整，国有文化企业在与非国有文化企业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局面。另外，文化市场主体不健全还由于政府忽略了社会上的文化市场主体，并没有将它们完全纳入文化管理中来，目前统计仍以省（市）属文化部门的国有文化企业为主，社会上规模较小的民营文化企业并不完全在统计范围以内。
（二）文化市场信号失真
文化市场信号失真也是影响文化市场体系运行的障碍因素之一。造成文化市场信号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对文化市场的价格信号调控存在问题，一些生产要素价格尚未全完放开，部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通，使文化市场难以形成合理的供需关系。⑦二是由于特殊的管理体制造成了某些部门存在着较强的垄断性，文化市场充斥着严重的非公平性竞争，致使价格歧视现象较为严重。三是价格调节机制不灵敏，不能很好地调节文化市场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关系。四是价格结构不合理的现状较为突出，一些文化产品的价格长期背离价值且缺乏弹性，价格信号严重失真。另外，宏观管理不能充分地运用价值规律作用于文化市场也是造成文化市场信号失真的原因。
（三）文化市场竞争不充分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然而我国文化市场竞争不充分严重抑制了文化市场的发展活力。目前，我国文化市场竞争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国有文化企业尚未完全实现自负盈亏，不管企业经营效益如何，都能存活于市场中，不能淘汰出局，因而窒息了这些国有文化企业的“生命力”。而且由于现有体制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功能时常在实行过程中被一些部门和地方层层削弱，它们往往实行隐秘或公开的垄断性保护政策，动用行政手段控制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市场，致使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业垄断等问题日益加剧，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化市场的公平竞争。另外，国有文化企业、私营文化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策、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差异化对待，更是人为地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四）文化市场法律法规不完善
文化市场法律法规不完善是阻碍文化市场体系运行的重要障碍。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我国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于文化市场的发展。目前关于文化市场国家层面上颁布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少，涵盖的范围也较窄，少有涉及进退出市场、保护竞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少许的相关部门规章颁布，如《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 等，这些部门规章缺少强制约束力，可以说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其次，我国文化市场的管理执法部门多且杂，时常出现多家执法、政出多门的状况，特别是某些执法人员做出贪赃枉法、弄权渎职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往往加剧了文化市场的乱序状态。最后，我国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难免让一些投机取巧之人钻了漏洞，在法律法规的边界铤而走险。
三、文化市场体系的运行优化路径
以下从五个方面来讨论文化市场体系的运行优化路径问题。
（一）健全法制环境，维护文化市场竞争秩序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文化市场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其在构建良好的法制环境、维护文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同时，能蜃畲笙薅鹊乇苊庹府部门的寻租行为。健全法制环境，首先，要加强文化市场的立法，目前我国关于文化市场的法律较少，以政策法规居多，但缺乏权威及强制力，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框架，以至于在执法过程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其次，要加大对违法行为者的惩处及责任追究力度，通过司法行政等综合手段及对违规企业或个体建立违法行为记录公开制度，对违法者施以惩戒。虽然，我国有部分法律对文化市场中的违法行为做了处罚规定，但惩处力度较小，难以形成惩戒。较轻的惩罚减少了违法成本，再加上文化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反而对违法行为形成了一种“激励”。最后，要建立统一协调的执法体系。我国由文化、公安、工商、卫生、海关等多个部门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执法，由于各部门之间配合度不够，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重复执法以及执法漏洞的问题。
（二）构建良好的监督管理机制
我国文化市场的改革尚处于起始阶段，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存在着各种难题，如监管乏力、难以深入等。必须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环节，确保文化市场的顺利发展⑧。在此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减少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使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将涉及技术性、服务型的职能转交给中介组织去承担，依托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及企业的自我监督管理，形成政府监督指导、行业协会监管、中介组织自律的监管机制⑨。另外，随着高科技文化经营项目的出现及市场监管的深化，以往单靠人力的监管方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变化需要，为此，政府要充分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加强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与投入，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
（三）消除文化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壁垒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的进入与退出限制严格且门槛较高，并不利于我国文化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此，政府必须在“市场优先”的基础上，于文化领域的改革中应该积极制定各项市场准入及退出制度，努力降低文化市场的进入门槛，减少以至消除不合理的准入限制，并在国家许可范围内，“引导并鼓励各种社会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到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来，通过多元化的市场竞争机制”⑩，更好地释放文化市场力量。对于那些发展潜力低、没有市场前景、缺乏竞争力的文化企业，要通过兼并、破产、资产重组等方式逐步退出市场，逐渐健全文化资本的退出机制，消除市场退出障碍。
（四）推进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市场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文化市场信用体系尚处于起建阶段，需要不断深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一是文化市场信用体系的建设应遵行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市场的竞争活力，文化市场主体应遵行诚信经营的准则，服务于消费者。二是通过立法及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文化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并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舆论宣传力度，努力增进大众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依法经营、依法维权、依法治市，保障文化市场信用体系规范化运行。B11三是要建立起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约束体系，充分发挥道德约束体系在文化市场信用体系构建中的重要支柱作用，规范文化市场。四是要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充分运用法律惩治、市场约束、政府监管对失信行为进行治理。
（五）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都具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二者在文化市场领域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市场机制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最佳机制，但在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等方面会出现失灵，而政府配置资源可能存在腐败、效率低下、行政管理费用过高等问题，却恰好能矫正文化市场失灵B12。只有这两者做到协调互补，才能确保文化市场健康顺利地发展。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决定性手段，政府只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进行干预，起到导向作用。如何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要分清先后及轻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首次调节的作用，政府干预只在市场失灵时起到辅助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要符合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及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文化市场作为具有文化与经济双层属性的特殊市场，必须考虑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效合一”，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符合我国国情。只有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我文化市场才能蓬勃健康发展。
注释：
①黄先蓉，郝婷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与制度创新[J].科技与出版，2013（12）：25-28.
②张玉玲，包国强近年来文化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研究综述[J].中国市场，2016（26）：23-27.
③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殷国俊解读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数据[G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9/ t20160902_1395871html.
④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殷国俊解读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数据[G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9/t20160902_1395871html.
⑤国家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殷国俊解读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数据[GB/O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609/t20160902_1395871html.
⑥李高峰文化产业市场主体的培育和发展[J].集团经济研究，2007（05X）：164-165.
⑦黄海中国的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J].中国商贸，1993（12）：5-8.
⑧刘兴东关于完善“三公”领域市场运行机制的思考[J].奋斗，2011（6）：8-9.
⑨新闻出版总署赴日韩考察团日本、韩国出版业考察报告[J].出版发行研究，2004（4）：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