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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辛、曲折的历程。康乾以来，中国奉行闭关锁国，自上而下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先进，不需要和国外交往。但当的大炮轰开了国门之后，统治阶级才发现天朝上国无非是一片幻影，我们早就落后于列强太多，尤其在科技水平上，与西方的距离不啻天壤之别。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括清政府的核心人物们，不仅开始反思中国“器物”之落后的问题，也开始反思外交政策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传统的外交观念中，华夏居于中心地位，只有华夏改变“夷人”，没有“夷人”改变华夏的。但是的失败，列强不仅占领了华夏的都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外国公使可以入驻北京等。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让清政府大失颜面，但清政府仍旧采用传统的对待蛮夷的思维来对待西方列强国家。这是西方列强完全不能接受的。随着沿江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开放，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还到内地游历传教，因此若想要完全回避与外国人的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的官员开始转变外交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外交政策，促使了中国近代外交政策开始逐步转变，与世界接轨。
一、洋务外交的背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碰撞的大环境之下，这是两种区域、两种文明的较量。可以说是改变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转折点。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期间，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对待外国人时，还是采用传统的“华夷”观念，通俗的说就是仍旧带有优越感。第二阶段，是时期，这是清政府外交上的一个过渡时期，既保留了传统的对外政策，又开始逐步采纳西方的一些理念、政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第三阶段，破产后，帝国主义的狂潮掀起，中国开始被迫全面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我们这里重点要论述的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洋务外交情况。
谈及洋务外交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两种国际体系的碰撞。早在16世纪初，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脚步，不少欧洲国家就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在随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陆续来到亚洲，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开始碰撞，即我们所说的朝贡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所谓的朝贡体系，其核心观念是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即华夷思想。在这种体系之下，把中国看作为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都是落后的“夷”，从而形成一N鲜明的阶级文明对立。但是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列强再一次掀起了对外扩张的浪潮，用他们大炮加商品的外交征途，不断挑战东方国家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规范。尽管中国在两次时期屡屡失败，但对外思想仍以旧有的朝贡体系为标准，没有认同西方的外交手段，或者说是炮口下的被迫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大炮的震撼下，在各种条约的胁迫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展开的。
二、洋务外交的特征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中再一次失败，被迫签订了《》《》等不平等条约。在各个条约以及附属条约的规定下，清政府被迫割让了更多的土地，通商口岸也开放了更多，国家不断遭到侵犯。由此，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开始做出一些调整，虽然很大程度是“不得不调整”：在遵守条约的基础上，清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对外机构，按照西方同行的国际法则与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关系。虽然清政府开始尝试进入西方近代国家，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据了人们的心理，虽然是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阶段，但洋务外交仍旧带有鲜明的矛盾性与过渡性。
1.对外观念新旧交杂
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外交理念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差序与平行的矛盾，而二者从本质上看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外交理念。以中国为主导的东方国家，强调的是华夷尊卑的理念，注重的是藩属国对宗主国的附属。而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强调的是国家独立和的平等。在对外的基本观念上，洋务外交最主要特征就表现在被迫放弃了天朝上国的传统优越理念，而转变为主动接受西方列强的平等甚至是被压迫的观念。所谓的新旧观念胶着，指的不仅仅是这一时期中保守派和洋务派外交理念的矛盾，也包括洋务派自身在被迫接受身份转变时的矛盾心情。
第二次中，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城的巨大耻辱，不仅仅给清朝统治者一记响亮的耳光，也让很多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是否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承认西方先进武器背后的科技、经济实力等都是不容小觑的，并且承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政府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世界格局是不是已经开始变化。除此之外，有关洋务外交中有一点事实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次失败后，出现了两次觐见礼仪之争，这种礼仪的争论看似是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这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晚清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放弃心中最后一丝“天朝上国”思想的无奈。
2.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
洋务外交时期，很明显的一个外交特征就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交往原则并行。所谓的双轨措施，一方面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外交体系开始在中国出现，例如外国公使入驻北京，清政府也派遣使节驻外，进行国际交往活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与一些仅存的朝贡国之间仍旧采用旧有的模式进行交往。例如在英国侵略缅甸的时候，还曾让英国承认朝贡的传统做法。在中西方的交往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了新规则，但也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在接受的过程中，抵御的心态始终伴随。
此期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近代外交体制建立后，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国与国之间互派使节入驻，处理外交事务。1860年外国公使入驻北京，再到1876年中国第一个对外使节前往英国。但实际上，晚清政府全面建立这种使节制度，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外国人派公使入驻北京，最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的长久利益。而遣使驻外，也是常驻使节制度内容的一部分，诸如《》《》等均没有明确规定中国需要派遣大使，外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只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更大程度上仍旧是清政府自己认识到过去做法的局限，表现出其克服传统观念的过程。
三、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很多时候都需要站在客观的立场去看待。没能拯救日落西山的清政府，也没能挽救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的外交政策还是起到很多的积极作用。
从改变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在之前，虽然民间已经有知识分子开始倡导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通过“师夷长技”来改变中国现状。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也让沉醉在天朝上国美梦中的清政府醒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列强，清政府虽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是在接待外国人时，仍旧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事实证明，西方列强早已不是我们想象中落后而无知的夷人。清政府被迫建立了使节制度、总理衙门等一系列的制度、机构来让中国融入近代西方国际社会之中。兴起后，洋务派官员们开始自上而下的带领人们向西方学习，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技术，对于转变中国传统的观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同时，掀起后，随着对外政策的改变，清政府设立了一批新式学堂，教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除此之外，还选派公费留学生去国外学习。这种主动与国外交往的过程中，不仅仅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
不过，正如前文所言，时期的外交带有浓厚的矛盾色彩，并且最后也难免走向了失败。两次的失败，洋务派们看到的是西方列强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水平，却因为自身立场问题，看不到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已经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洋务派官员们采取了看似开明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不得已而为的。虽然期间，国家公平法已经逐步被清政府接受，但是在两种力量悬殊的对比中，清政府仍旧是被动的。占有优势的西方列强并没有强迫清政府接受一系列的外交理念，但是在力量对比之下，已经失势的清政府只能主动的接受现状，并且尝试了解与自己站在对立面的西方列强究竟是什么模样。
清政府在被动接受西方国际外交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建立一些看似符合国际要求的外交政策、机构来捍卫自己的礼仪，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却始终改不了统治者封建国家观念的束缚，也就导致了洋务外交必⒆呦蚴О堋6的破产，直接告诉清政府，单向西方学习先进器物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后，到爆发，签订《》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经数千年的朝贡体系外交终于完全土崩瓦解。
四、结语
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希望从器物层面改变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说，虽然在近代工业、军事、教育等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尤其在外交上培养了很多人才，也让近代中国开始逐步与世界接轨。但的本质仍旧是为了恢复清政府的元气，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也决定了的外交政策并不能转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世界地位。今天，中国国力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考量历史，仍旧对我们今天的国家发展仍然不乏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正旭.从审视中国近代化特点[J].凯里学院学报，2016（4）.
[2]郭翠翠.从制度建设角度看的缺陷[J].传承，201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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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135（2016）05-0570-06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发展是国际化，这显示它们开始思考中国崛起对于全球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全球社会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是它们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下简称气候大会）。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它们参与气候大会有哪些特点。
一、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学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情形。例如，巴斯・阿茨（Bas Arts）认为非政府组织对气候变化条约具有影响，这些影响取决于它们的专业知识、国家的态度和行为、环境机制的重要性、政府问谈判的性质。米歇尔・贝茨尔（Michele M.Betsill）提出非政府组织影响京都议定书谈判，议题性质、制度因素、组织自身情况可以解释影响程度。~克尔・利索夫斯基（Michael lisowski）认为非政府组织运用权力和优势去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权力包括人际沟通和过程管理的技巧，优势来自于建立跨国联盟、提升谈判透明度、声称具有合法性的能力。然而，比较中西非政府组织的现状，由于前者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制约因素。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情形。例如，张丽君从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气候外交中的价值以及政府如何开发和利用这些价值。郇庆治从国际原则国内化的视角分析它们在政府再阐释和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的促动性作用及其局限。赖钰麟从政策倡议联盟的视角分析它们应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张和活动。本文对于张丽君的研究的补充是，发现它们已开始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本文对于郇庆治的研究的补充是，深入探讨它们影响的制约因素。此外，赖钰麟的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主张和行动。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其他气候大会，其研究内容聚焦于它们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
中国学者对于公共外交主体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韩方明认为公共外交是由中央政府或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来进行的。有些人认为不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例如，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次。梁婷婷、张庆园、余金城等对于公共外交主体的界定也没有强调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和委托。本文的理论观点是跨国主义，也就是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主张社会行为者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采纳的是后一种看法。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开始参与公共外交的工作，而且其利益考量和政府并非完全相同。
中国学者较少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外交政策参与，因此讨论他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的研究。就中国非政府组织而言，高红和朴贞子分析其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政策参与的制度制约因素、促使政策参与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孙发锋提出它们的弱小化、行政化、营利化是其政策参与的主要障碍。就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郑琦建议它们和政府应该从信息公开、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组织自身建设人手，以加强它们的政策参与。刘虹探讨其政策参与的历史和现状、方式、影响因素。本文对于政策参与的理论观点是碎片化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变得更为多元化，包括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人。本文所提出的预期是，随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它们政策参与的范围将从国内政策扩展到外交政策。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
三个特点
非政府组织参与气候大会的活动主要可分为抗议、倡导、游说和建立网络等四类。本文以天津气候会议为例，简要说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抗议方面，它们并未举办任何抗议活动。在倡导方面，它们举办了宣传活动、边会和新闻会。在游说方面，它们将“中国公民社会致UNFCCC天津站的立场书”（以下简称“天津立场书”）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和他进行正式会面。在建立网络方面，它们分别和日韩两国非政府组织、欧洲国家非政府组织、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交流活动，并为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举办欢迎晚宴。
篇3
一、 国内政治系统和国际政治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其外交政策就是其在世界上需要实现的各种目标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和战略等。比如美国，对外政策通常都是源自于一些专门为美国总统等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同时其对外政策等也都会受到美国国会或者是一些辩论赛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美国政治体制其决策主体的多元性就导致了美国总统或者一些专门提供意见参考的机构以及国会等都会跟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主体的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点等存在许多联系。在广义的政治学概念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被包含在一个系统之中的，阿尔蒙德以及小鲍威尔等在对政治学的研究之中借用了生态学的观念，对于政治系统指出政治制度不仅存在于其国内环境中，同时也存在于国际环境中，政治制度不仅改造这些环境同时也被这些环境进行改造。在这些的系统之中，国际政治就成为了国内政治的环境，而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通过输入与输出进行沟通，国内政治最终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子系统。而对于一个单元，也就是国家行为体来为国际政治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对国内政治进行服务。所以说国际政治跟国内政治之间并非是隔绝的，而是有消息互通的，甚至相互影响乃至互为因果。
（二）、在对单元政治特点进行梳理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两个问题：国际政治对于国内的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影响。就单元的外交政策来说，这是国内政治决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属于国内政治，但是就起实施的对象来说又可以看作是国内政治系统对于国际系统的政策输出。在这个输出的过程之中，外交政策就成为了沟通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桥梁。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让二者之间进行互相作用以及反馈，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再次回到国内政治系统之中来实现外交政策的最初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的最终结构输出到了国际政治系统中，又成为了构建国际政治系统的原因。
（三）、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对外政策属于其国内政治的范畴，所以制定其对外政策的时候会受到其国内的政治体制以及参与政治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同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以及议程等都会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来自不同单元主体的政治差异就导致了不同单元主体制定其对外政策中存在很多的不同，而政府内部的各种力量以及机构、个人等也都会参与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来。比如说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分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互相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说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会牵扯到多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比如说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其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定位和定性等就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这样一来，实际上美国外交政策所反映出的就是对于美国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最大影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趋势。
（四）、国际政治的国内化影响以及国内政治的国际输出指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界限上的模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外交是国内政治的一个延续。但是在目前阶段，国内政治也有可能变成外交政策的延续。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单元主体的内政除了会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外还可以是外部对其内部进行反馈的客观条件。在国际化的关联性之下任何一个单元主体都不是简单孤立的存在，而是会出现辐射性的效应。单元的外交政策比如含有的国际性会导致国际成果，因而也就会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反映而被国际化。
二、 国内文化特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对于单元主体来说其民族文化因为包括了最为基本的价值观对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的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其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有较大的影响：第一就是因为一个行为主体其文化的形成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其沉淀下的文化积淀具有长期性。第二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或者是其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稳定性。第三就是文化其施加出的影响是会超越阶级和政党存在的，其表现在社会中家庭生活以及企业生产和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例如说在经济文化中美国强调的是公平竞争而中国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第四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成功的一面也都有失败的一面，但是并不存在一种文化超越另一种文化。
（二）、政治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美国有关学者将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对其政治进程以及政府工作的性质和风格的态度。在一个民族内部政治文化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政治态度以及感情。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民族历史遗迹社会、经济等都有很大关系，同时政治文化也会直接影响到政治角色的行为。在对任何一个政治主体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需要研究其实际的政治行为，还需要对其带有政治倾向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解。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了两种内容，第一是内部人民看待自己和外部的国家观念，第二就是人们处理其对外关系的方式。
（三）、国家外交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而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政治文化。人是在文化中成长的，那些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人更加容易受到文化的影响，其行为和态度等都是存在许多文化根源的。例如我国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时候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国古诗词来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当我们在谈及政治文化时主要的参考对象是美国，尽管美国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在综合各种意见之下的产物，但是却依然渗透了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
（三）、政治文化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1、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影响到这个行为主体的外交政策内容以及目标，比如说国外许多学者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归于在美国文化因素中存在的个人动因，和美国文化中有关权力是建立在商业以及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观念；或者很多人都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归因于在日本文化系统中的思维框架存在的危险性。而在冷战之后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不仅对于国家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活动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国家认同。例如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特质等影响到我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倾向于自省，而美国则更加影响于将本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遍价值等向世界推广。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角度来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分析的学者认为，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其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被称为战略文化。例如美国学者金淳基曾经指出的，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扩军行为更多的体现的是我国在过去一个世纪所受的屈辱的反抗。
2、文化所施加出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其直接影响决策者并且通过决策者来影响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由代表这个国家文化以及民族特性的代表所制定出的，这个国家主体其长久以来所沉淀下的文化传统以及道德价值观念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决策者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等。而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其反映出的则是本民族的文化需求。例如由于我国在近代长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坚持着国家不得侵犯的原则，并且坚持将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而美国文化系统中的天定命运的思想观念导致了美国在不同时期其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理念，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理想主义，而卡特则是人权外交。
3、一个国家行为主体其文化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机制和过程，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会直接影响到基本政治体制以及政治制度。例如美国所采取的三权分立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日本和英国的民主立宪制度等都是跟本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美国文化中鼓励的是个人主义，所以在这种政治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就会首先考虑到如何来有效的避免权力会过度的集中，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三权分立制度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这种政治体制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一个互相斗争的过程，每个部门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争抢利益。对日本来说，其外交机构的设置就受到了日本家庭制度的影响，其家庭制度的资历特点以及明显的级别等都对其外交机构的设置产生了影响。而印度文化中对宗教的重视等导致印度政治文化中对外交政策的落实方式不够重视，对于甘地或者尼赫鲁来说都没有为了解决实际的外交问题而制定政策。
4、文化所施加出的最后一个影响就是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执行以及实施方式产生影响从而让国家的外交政策有文化以及民族特色。外交政策是代表了国家利益的人进行交往的社会现象，所以在特定文化中的各种文化规范以及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外交主体对外的特点。比如说我国文化中人际交往中比较重视面子的特点，在外交中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对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对于外交的政策来说，中国强调的是矛盾，要分清敌我，在早期强调的是一边倒，而后期强调的是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
三、 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分析
各国政府在制定各种外交政策的时候，意识形态对其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第一就是功能认知。意识形态是过去生活所积累下的知识以及经验，在人们所进行认知的过程中，可以充当分析灵镜的功能，具备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体，在对同一个客体进行看待的时候可能就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同的理念。也就是说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决定了我们在现实中的各种行为。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种族习惯和语言系统、宗教文化系统等，就可能会出现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世界历史上一些较大的冲突事件等大都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冲突较为严重的时期。比如说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当时的领导者在其认知上出现了误差，而这种误差又来自于其意识形态中强烈的意识。
（二）、第二个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具备的规范，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主要起到一个框架的作用，一方面，意识形态有限制和约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一定的指导。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此进行认识，就是意识形态对人来说提供了一整套的知识，让其在潜意识中受到一组习惯以及准则的支配。从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其一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个人或者是集团的外交方式更加复合各种规范。在冷战期间，尽管在美苏两大阵营内部也存在各种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在国家体系之间都有缓和彼此利益冲突的愿望来维护其一直的国家利益。在冷战结束以后，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阵营冲突不复存在，但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
（三）、第三个功能就是合法，其指的就是意识形态会提供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语言来让其有关的制度合法化，为外交政策寻找依据以及各种理由。例如美国为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是其却打着输出民主的旗号。
除了上述几个作用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目标功能的作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直接目标。
结语：对于一个单元主体来说，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种力量交汇也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正处于复兴的中国来说，外交政策更是关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金卫星.二战期间的美国筹建战后世界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历程[J].史学月刊. 2003（12）
篇4
一、日本文化的主要内容
1.自然环境纵向构筑日本文化基调
对土地的追求究其本质是资源的重要性，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尽最大可能地获取资源成为了日本民族贯穿始终的一份坚持，在日本资源的节约与重复利用多见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延伸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在近现代的日本生活中，日本人致力于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物质文化：“它以经济有效的途径利用资源，来维持大众的身体健康。”在这一点上，可以从日本的传统民居上找到大量的印证。
2.临海而生的海洋资源开发观念
生活在四周临海的环境中，陆地面积狭小且多山，在农耕文明繁荣以前，生产力的低下不得不使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人类将手伸向海洋。早在“绳文时代”，日本民族便开始了捕鲸的行为，在现代的和歌山地区与富山地区都出土过大量的捕鲸用具以及人类食用过的鲸鱼骨鲸皮等遗存物品。即使是在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肉食禁止令”之时，日本民族仍然没有放弃捕鲸。并且频频越过公约底线，究其本质，有文化因素也好，有真实利益驱动也罢，在面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日本民族不会轻易让步。
二、日本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外交政策
1.日本文化对日美关系的影响
首先，尚武文化为日本屈从于美国提供了心理认同，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的震慑主要体现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和综合国力上的完全压制，日本虽然与美国在二战中多次交锋，但在相对现实主义较为盛行的战后国际体系重建中，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其战后的国际地位无法对美国的对日政策做出自主性选择;其次，尊强传统为日本屈从于美国提供了现实依据，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民众对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有目共睹，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选择参与其中一方以谋求自己的发展符合日本的文化心理素质，所以在文化因素上来看，美国的实力强盛是日本屈从于美国的现实理由。
2.日本文化对日本周边外交的影响
首先，危机意识决定日本不会放弃寻求武力庇护。日本安全完全由美日同盟的美国一方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重新抬头，也为日本的军事庇护寻找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出口，由此可见在经济效益和危机意识的主导下日本不会轻易放弃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其次，耻感文化决定日本不会正视历史问题。主观上的认同加之客观上的途径，导致日本整个民族在心理上，对发动侵略战争有着十分充足的免罪借口，这种不以单一个人行为判断是非曲直，而以集体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文化被本尼迪克特称为“耻感文化”，这也是日本无法正视自己的历史问题的根本所在。
3.日本文化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首先，利己主义观导致的不确定性政策。日本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日本诸如政经分离的外交政策即是日本利己主义外交政策的现实体现。横向上看，在不同的问题上，采用截然相反的态度是日本站在自身利益的考量下的应然结果;纵向上看，在中国国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转换对华态度是日本历史上以及今后的必然选择。其次，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对华防范性政策。以上关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论述导致的结果即是：日本民族无论何时从不会在根本上将中国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邻邦，更可以说在日本文化领域中，根本不存在友邻这样一个概念，在日本的“皇国”意识下，一切其他民族只是日本民族适时汲取知识与利益的目标，一切友善性的外交政策，只是“天孙”子民高人一等的礼仪性表演。
三、结语
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今天，中日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周边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指引。“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合作不仅是历史与现实对两国的客观要求，更是两国的根本利益基点所在。”但如何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文化视角分析日本民族性格、民族价值取向、国家行为模式，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对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预判。
篇5
伊朗的核计划始于巴列维王朝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美苏两国核武器的相继研发成功，世界各国对核武器的追捧情绪日益高涨，而伊朗也在其中。伊朗的核项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项目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自此之后美国与西方国家同巴列维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伊朗初期大部分的核技术均是从这些国家引进。直至1979年巴列维王朝之际，伊朗已经与西方大国签订了6个核反应堆合同。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霍梅尼统治的伊朗政府积极主张伊朗伊斯兰化和伊斯兰革命输出，这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进而造成伊朗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伊朗原有的依靠西方国家技术援助的核项目陷入了停滞状态。自此之后，伊朗的一切核活动都成了“核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伊朗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伊朗的核计划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逐渐发展起来。2003年，伊朗宣布发现并提炼出了作为燃料的铀，这件事遭到了美国等国家的“严重质疑”，从而伊朗核问题进一步凸显。2005年8月8日，伊朗又重新启动了其在9个月前暂停的铀转化活动，导致其与欧盟国家的谈判陷入僵局。2006年1月10日，伊朗宣布已经恢复中止了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使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至联合国，而在2006年至2010年间，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的制裁经历了4次。
一、美国政府对伊朗问题的政策
（一）布什政府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
伊朗核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克林顿经历了由“全面遏制”政策向“区别遏制”政策的转变。这里所阐述的“区别遏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1］在克林顿执政后期，伊朗政府采取了相对缓和的宽松政策，美国政府同伊朗开始进行了有限的接触，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这一政策在小布什上台初期基本被延续下来。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重点从亚太地区转移到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之中，并将反恐以及防止核扩散作为其外交重点。总结来看，布什政府的伊朗政策方面可叙述为，既采取遏制政策，又不抛弃接触政策，并将两种外交策略就具体问题结合运用，即所宣称的“双轨”政策。［2］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布什政府主张强硬的立场，采取遏制政策。小布什政府的遏制政策主要包括：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等。
1．经济制裁
在美国的极力推动之下，小布什政府时期，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了三轮针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决议，并且其力度逐渐加大，直到最后一次所实施的军民两种物资的禁运。
2005年，持强硬态度的内贾德成为伊朗新一任的总统，他虽强调伊朗不可能发展核武器，但其坚持主张发展伊朗核计划的宣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担忧。随后，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宣布已经恢复了其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面对伊朗坚持发展核计划的强硬态度，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696号决议，指出伊朗需暂停所有铀浓缩和后处理活动，并接受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否则将面临着制裁；第1737号决议，提出“禁止各国向伊朗提供与其核计划和武器运载系统有关的材料和技术，并成立制裁伊朗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制裁措施。”第1747号决议，要求伊朗暂停所有铀浓缩相关活动，并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的武器禁运和相关制裁。第1803号决议同之前决议相比，主要在旅行限制、禁运敏感双用途物项等方面加大了制裁，呼吁各国对伊朗金融活动保持警惕。
2008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六大国提出，用政治合作、能源合作等措施鼓励伊朗中断铀浓缩活动。这一声明得到了伊朗政府的响应，并随后双方展开了美伊日内瓦谈判，这是布什政府首次参与的针对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谈判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美国除却通过联合国对伊朗实行制裁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其中，2007年美国就发动了对伊朗革命卫队以及伊朗三大国有银行在内的20多个组织和个人的制裁活动，其目的是要“分化伊朗正规军及革命卫队之间的团结，并逐步削弱伊朗革命卫队的实力”。此外，美国也对其他国家施压，迫使别国企业撤出伊朗。
2．武力威胁
布什政府在对待伊朗的态度上一直宣称并不放弃使用武力，并且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更是获得了美国众议院的授权，可采取一切的适宜的措施来解决伊朗核问题。此后，美国国防部完成了对伊朗的模拟战争演习，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步骤，力争最终建立一个亲美的伊朗政府。2006年，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驶入波斯湾，2007年，美国又派遣了“约翰·斯坦尼斯”号航母进入。美国在其公开声明中虽宣称无意用武力攻打伊朗，但另一方面，美国军方的一系列行为又为美国使用武力攻打伊朗的传言提供了证明。不得不承认，小布什在其执政期间不停地宣称要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来源于各个方面的制约和压力迫使其最后仅仅局限于武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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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与大城市时代的到来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国家与经济实力在新形势下究竟谁是参与全球外交的先决条件？答案当然两者都是，但随着国家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不断受到侵蚀，其概念也在不断演变，城市正与国家一道，互相竞争着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
当世界秩序建立在城市与经济而非国家与军队基础之上时，联合国作为全球政策全球参与的象征更显得势单力薄了。全球管理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像世界经济论坛或达沃斯年会之类不那么正规的组织，它们可以让任何有名望的人都聚集在一块：可以是首相、行政长官、市长、总裁、非政府首脑、工会领导、杰出学者或业界名人。这些参与者在所从事行业中经验丰富，维护世界稳定，遵循他们的意见比依赖一些“恒定机构”要实用得多―毕竟，这些人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做起事来有效稳当。
但对于非洲，却不得不从头做起―而且，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所极力推崇的。他的“特许城市”设想致力于让穷国以跨越式发展进入城市时代，其方法恰如特许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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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2YYS003）资助项目。
语言政策的产生主要得益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各国政府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有目的地主动地规范和发展语言，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自觉。随着当今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英语教育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采取的是否妥当，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民族团结和国际地位。许多国家都把未来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回顾
胡文仲（2001）指出，外语教育规划是涉及外语教育全局的工作。对于外语教育规划缺乏考虑或者考虑不当，都会对外语教育产生负面影响。通过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力发展俄语教育，停办高等师范英语系，全国初中不设英语课，高中以俄语取代英语，造成英语人才奇缺俄语人才过剩的不平衡局面，以及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转变，从而恢复英语教育，制订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并在全国成立十所外国语学校为高等院校外语系输送优质生源的事例说明，制订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将当前的政治经济利益与长期的教育事业的需要协调一致。金志茹（2008）强调，我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从1978年以后发展地尤为迅速。1979年3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关于语种的方针是：当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但也要适当注意日、法、德、俄等其他通用语种的教育。
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王宏武（2007）指出，中国英语教育政策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语教学没有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外语的使用形成了复杂的局面和体系。尤其是英语教育在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合理性等方面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划，导致了高成本、低效益的英语教学成果。他强调，我国英语教育分成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和测试体系，各自发展，相互之间很少切磋。在我国，虽然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很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大学阶段还在不断重复，而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当前的各项外语教育政策与我国社会发展对国家外语能量的需求出现较为严重的偏差。朱中都（2007）认为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等现象，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以吴鼎民（2005）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由于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导致外语教育中没有跨文化教育。沈骑（2008）利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外语教育政策及外语教育存在的“重工具、轻内容”，“重语言、轻文化”，“重西方、轻本土”等弊端进行了批判，导致外语教育“学不致用”，逐步“异化”。
许多学者针对以上关于英语教育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提出了相关建议。鲁子问（2008）等研究者从宏观教育政策角度分析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严重缺失，提出外语教育政策需要对外语地位和外语本体进行系统研究和规划，并且认为外语教育政策应当对外语教育目标、教师队伍和外语测试等环节重点研究。胡壮麟（2002）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协调和统筹各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提供咨询进行规划。戴炜栋（2002）提出对英语教学改革一定要打破传统研究框框，转变思路，从“大外语”格局入手，站在国家英语教学的层面上来看小学、中学或大学的英语教学，从而统一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中学、大学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如今，英语已经成为国际通用语，英语教育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当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去制订外语教育政策，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情的需要。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他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外语教育政策被我国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随着国内学者对外语教育政策的日益重视，研究者们不局限于研究本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而是放眼国际，开始逐步研究其他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问题，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与之对比，从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1.我国与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贾爱武（2007）依据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外语教育战略的变化，对美国各时期有关外语教育政策的重大事件和决策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将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归结为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鲁子问（2006）也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其对中国的启示。
舒莉（2012）指出，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她强调，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呈现出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战略性特征，主要是受到美国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惟英语”单语意识形态的影响，战时环境的影响，以及国家安全需求的影响。自殖民时期以来，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无论是官方明文规定的，还是有关外语的态度、立场和观念等，总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多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针对性有所不同，但维系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指导着外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历史不同，21世纪所追求的国家和民族目标也不同，但是中美两国却处于同一个世界之中，借他国发展之经验可启迪我国“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之战略。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外语教学在强化语言目标、文化目标的同时，还应该包有宏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
2.我国与日本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曾经创办一份《国外外语教学》的学术期刊，研究主要针对日本的外语教育。陆留第（1988）发表的“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对日本的外语教学方法做了详细介绍。范献龙（2002）发表的“世纪之交的日本外语教育之一斑”对日本新世纪的外语教育基本状况做了简要分析。李天鹰（2003）和王玉蕊（2003）在《外国教育研究》都对日本的“能用英语的日本人”政策做了介绍和描述性研究。
王宏武（2007）指出，出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发展的需要，日本从2000年开始重视英语教育政策及其改革。他强调，日本的英语改革不是肤浅的，而是试图从制度、课程、师资等方面全面深入地下功夫。日本近年来针对英语教育改革而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制定并实施多种政策和计划以及其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英语教学改革等都是值得中国英语教育学习、效仿的方面。
2002年7月12日，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2003年3月31日，又公布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之后在各类英语考试中逐步增加口语和听力测试。日本政府不断提出新的英语教学计划，也将日本英语教师培训计划纳入其中。这些都表明了日本的外语教育政策逐步偏向实用化和重视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让更多的日本学生不仅能够懂英语，而且能够讲英语。
在中国，过去的英语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应试教育，如今在重视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置于英语教育的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已经开始单独开设英语听说课，在大学，无论是本科英语教学，还是硕博的英语培养，都已将听说和读写分开来讲授，而且在一些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外教的口语课堂。这无疑表明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已经向“实用主义”迈进了。
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未来的英语教育都应该突出素质教育，淡化应试教育，转变学生的学习动机；更新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明确教育目标，统筹规划，注意衔接；像实用方向转变，应用重于应试，以运用为核心改革英语教学方法。
3.我国与韩国外语教育政策对比
张贞爱（2011）以韩国七次教育改革为轴线，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分析及评述，引以促进我们对外语教育政策制订及其政策落实运作规律的认识，理性对待外语教育教学工作。他指出，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首先由教育政策落实。外语教育作为整体教育的一部分，其教育政策的制订受到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制约。进而，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都要根据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形成了由国家经济体制—教育—外语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层层制约。有时，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所需人才的要求直接体现在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从而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外语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越级纵向制约。此外，外语教育作为一门语言教育具有独特性，必须符合语言学习规律和认知规律，这是外语教育政策制订的内在制约因素。
中国与韩国同属儒学文化的国家，韩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值得中国借鉴其经验。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将培养国家经济人才与提高其外语水平一同重视起来，并将外语课程的设置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越级纵向制约的模式。此外，外语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整体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又必须与国家长远的教育目标相吻合，为我国的外交、经济、医疗、文学、科技等多领域储备人才，使我国灿烂的文明得以弘扬。
四、我国外语教育前景展望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总是与其外交政策、经贸往来和科技发展分不开的。但是，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当时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大力发展俄语教学，忽视英语人才的培养，缺乏对于教育方面长远需要的考虑，造成了我国外语人才不均衡的局面。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导致了外语教育政策的“一边倒”，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外语教育应是培养一国综合国力的根基，任何时候不应只因为眼前的形势而忽视了外语人才的全面培养。外语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应从长远国家利益的发展去考量。但在制订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应当根据当前的外交、经济形势，适当予以重视和投入。金志茹（2008）指出，从语言经济价值理论角度出发，只有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才能使语言学习者尽快地通过语言为经济建设带来最大的效益。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只有培养全面的多语种复合型人才，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从而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2]金志茹：《试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3]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4]贾爱武：《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
[5]贾爱武：《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新战略思考》，《外语界》2007年第5期。
[6]沈骑：《外语课程知识观的后现代解读》，《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8年第3期。
[7]鲁子问：《外语教育政策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英语教师》2008年第2期。
[8]朱中都：《论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弊端及改革途径》，《湖北社会科学》2007（2）年第2期。
[9]吴鼎民：《大学英语教学的“三套车”构想与高素质人才培养》，《江苏高教》2005年第4期。
[10]陆留第：《浅谈日本的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1988年第4期。
[11]沈骑冯增俊：《建国60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教育文化社会科学版。
[12]张贞爱：《外语教育政策与多维制约因素分析—以韩国外语教育60年改革与发展为例》，《中国外语》2011年第4期。
[13]王宏武：《中日两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对比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4]胡壮麟：《对中国英语教育的若干思考》，《外语研究》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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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保证金交易策略：订下止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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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两大类，其中一类是美国的国家远程教育政策及原则，即宏观层次的政策和原则；另一类是美国各教育机构在组织远程教育时的具体政策、原则和规定，即具体办学单位微观层次的原则和策略。本文着重对前者做出分析，并对后者做出简要的概括。
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及原则的分析
通过对美国远程教育政策文件（1997年）、《知识产权及数字化远程教育的报告》（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美国高等教育协会成员远程及传统教育情况调查》（ASurveyofTraditionalAndDistanceLearningHigherEducationMembers）等资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美国进行远程教育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注重远程教育的质量——注重对远程教育机构进行持续性的资格鉴定
在美国，提供远程教育的机构可能是各级各类大学、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他们开展远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赢利性的，有的是公益性的，所以无论从学习者的利益，还是从社会的利益来考虑，保证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的国家远程教育办学原则中，特别强调和注重持续性地对远程教育的资格做出鉴定和质量评估。除在开办远程教育时对开办机构进行资格评定以外，还定时对这些机构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估，以防止远程教育进行过程中那些经过了资格鉴定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发生变化。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非赢利性的远程教育还是赢利性的远程教育，认证的工作都由对传统教育进行评估的学术团体来进行。这些学术团体有两类：地区性的评估团体和小规模的全国性、专业性评估团体。
地区性的评估通常会授权一些协会进行，但同时这些机构也可能是待评估的对象。无论被评对象提供的远程教育是课程学习、学位课程还是资格认证，进行评估的标准都与普通课程质量评估的标准相同。评估所涉及的内容有：是否具有充足的图书和媒体资源、师资的情况、参与的方法、适当的测试标准、学生的学习成果等。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会请地区评估团来进行评估，因为这也是让学生获取州和国家财政资助的必经过程。
小规模的专业评估则是由专业团体对个别课程进行的，如由美国法律协会、美国物理医疗协会等进行的评估。
2．强调广泛性——远程教育应用层次的广泛性
美国政府和各种教育协会不但支持远程教育应用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而且鼓励幼儿园、基础教育和其它各级各类教育中都运用远程教育的技术及资源，“现在的远程教育课程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适合于从幼儿园到退休人员等的不同层次的学习者。这些学习者在技术的支持下，丰富和扩充了他们参与远程教育的经验。”[1]
同时，美国远程教育的政策又强调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远程教育的应用方法和目的要有所不同。以下是一段对K12阶段远程教育课程进行说明的文字，它清楚地表述了对这一时期远程教育课程设计的要求：“为K12学习准备的学习课程必须与围绕着CommonCoreofLearning所设立的地区和国家课程体系相一致，这将能更好地为学习的核心精神服务，同时要包含对在职和职前教育者的职业培训。”[2]
3．提倡技术多样化——发挥各种技术和媒体的优势
由于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再加上长期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中使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当前可用于进行远程教育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可谓多种多样，而且各有所长。因此，美国国家及州的远程教育策略中，都强调合理运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和技术为远程教育服务，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同时也鼓励学习者善于利用不同类型的技术和资源，如互联网、CD－ROM、教育电视节目等，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技术和媒体的优势。
“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不但有卫星广播技术，还有其它很多的通讯技术，如互联网、CD－ROM和闭路电视等，这些技术让教育者、学习者和其它职业人员在全国及全世界的范围内联系起来。”[3]
通过政策的推动，许多教师和学生已经能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例如，在远程教育中解决师生交互问题的方法除面谈和电话外，许多人已经用电子邮件和网上聊天室来进行了。对全美高等教育协会成员远程教育情况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用网络进行远程教学的教师还是用传统方法进行教学的教师，很多人都已接受了新技术，并应用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4]
4．促进整合——强调资金和资源的整合
在美国，由于许多教育团体、公司、高等院校都有资金、技术、人力开展远程教育，为了避免资金、资源和技术的无谓重复和浪费，在美国国家及地方的远程教育政策中都强调各级政府、各类办学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商业机构要统一协调，将各自的经费和资源统一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相互配合来进行远程教育，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远程教育质量的提高要求将教师、学生家长、行政管理人员、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时间、精力、资源进行总体上的调配和投入。只有为了共同的目标，通过一致的努力，在将来的时间里我们的远程教育才会逐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
远程教育政策提倡资金和资源的整合以多种形式进行，其中最普遍的是教育机构间的合作。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虚拟大学，其2000多门在线课程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虚拟社区的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各校区和加州内的其他独立大学和学院。学生通过网络注册成为虚拟大学的学员后，就可以选择这些课程进行学习。这样既避免了同一课程由不同教育机构反复设计、制作、进行教学的情况，又可以发挥每个教育机构教育资源的优势。
随着对远程教育在教育市场中的价值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投入到远程教育中来，因此也有一些合作是在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之间进行的。为此，许多远程教育课程是根据商业计划和商业培训的需要来开设的。在这种合作中，教育机构常常以课程的设计者、开发者和教学活动进行者的角色参与，而商业机构常常是以技术提供商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合作中，教育机构可以获得的好处是合作者给他们提供了用于支付远程教育技术支持的昂贵费用，同时他们的合作伙伴则获得了“无价的实验室”，让自己的技术得以在教育中进行实际运用，并在课程进行中不断发展，最后完成研究的目标。例如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设计了一个学习网络虚拟学院（LearningNetworkVirtualAcademy），他们就是通过上述的方法与多所大学和学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在这种合作中，由教育机构提供教学内容，由商业机构提供技术，可以说是一种强强合作。
5．重视知识产权——注重对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及所用技术进行管理和保护
对于教学资源及各项技术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美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意识已较深入人心，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条款较齐全。在有关远程教育的宏观政策中，也不断地对此加以强调，并制定出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来保护远程教育的教学资源和技术。
由美国版权办公室1999年5月制定的《知识产权及数字化远程教育的报告》中，对在数字化远程教育中可能出现的版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其中这段文字就表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教育机构正在努力采用和执行适当的方法维护远程教育中的知识产权。这些努力包括有关规定、就相关事宜培训教职员工、对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的教育等。”
6．重视教学内容的开发——提供更多、更好的课程
为了保证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者有更多的选择权，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增加远程教育的多样性，美国的国家政策支持远程教育课程的开发，特别是网络课程的开发，并不再控制网络信息的与展示。
7．推广普及性——远程教育意识的普及
在美国CommissiononColleges、WashingtonStateHigherEducationCoordinatingBoard、UnitedStatesDistanceLearningAssociation、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机构的政策性文件介绍和分析中都强调，美国很重视公民对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接受，并在此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美国人不抗拒进行继续教育，相反对此有一定的自觉性，因此他们能积极参与远程教育，能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技术和资源进行自我提高和学习。“由于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人们可以获取必要的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并成为社会的杰出领导者。能够获取世界范围的信息，将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6]
以上所述及的是美国各级政府的远程教育政策，而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不同的远程教育组办机构，都会针对自己的办学特点、学校规章等提出进行远程教育的具体原则和规定。这些原则通常都会对办学方针、入学申请、课程安排、考核及认证方法、资源利用方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不同的教育团体，其原则和规定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制定这些原则总体上都是从以下三点出发的：
第一、体现国家的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每一条规定都是国家相应远程教育政策、原则内容的具体化，都是对国家及州等各级政府远程教育的政策和原则的体现，它们是一脉贯通的。
第二、为学习者服务。让学习者了解办学的方法和参与远程教育的方法等，从而选择和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远程教育、怎样参与远程教育、参与什么类型的远程教育和学习后能获得什么成果。
第三、为保证校方自身的教育质量服务。通过对学生的入学方法、作业提交方式、考试方法、评估原则等进行详细的规定，确保参与学习者通过学习能取得一定的学习成果，从而确保校方的教学质量。
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对我国开展远程教育的有益启示。
1．应当强调政府宏观调整、科学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美国的远程教育国家政策经过多方讨论和不断更新，系统地对远程教育发展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规范，给具体办学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远程教育政策能在宏观上对远程教育的开展进行调控。这对我们的启发是，我们首先要科学地制定我国国家远程教育政策，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实施、管理和发展进行科学、全面和详细的规划和说明，确保国家能在宏观上对远程教育进行调整。
2．制定远程教育资格认证和质量监控的系列办法，并使之法制化
除了要对办学单位在办学之初进行资格认证外，还应在办学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的办学质量加以监控，确保办学机构在办学过程中保持应有水平。
质量的监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课程质量（传统课程及网络课程）、教师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水平、学生学术水平及学习资源建设的数量及质量等。质量的监控标准应由国家统一制定，并应与普通课程评价采用的标准和要求相当。
3．合理建立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各级远程教育政策，保证政策的一体化和灵活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及办学机构都制定自己的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这既可以保证国家远程教育发展的统一性，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平均，东部地区多一些，西部地区少一些，经济发达程度也同样不平衡。各地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经济实力制定相应的远程教育政策，将能更合理地利用各种技术和资源来发展远程教育。如西部地区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要通过卫星来提供教育资源，就可出台一些政策促进这一方法的实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要发挥网络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优势，那么就可配合出台一些政策促进和保护有关项目的实施。
当然，具体办学单位以国家远程教育的政策、原则为基础，认真制定自己的办学原则，一定要体现国家远程教育的基本政策，注意保证总体原则和局部原则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4．有效地制定和利用政策，促进社会有关资金和资源在远程教育开展过程中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的远程教育发展非常快，据有关资料报道：近年以EDU域名注册的网站以每半年100家左右的速度增加，而许多看好我国教育市场的外资以COM域名的方式介入我国网络远程教育中；同时，也有诸多综合性门户网站开设了专门的教育频道开展网上远程教育。据统计，在网络界从事教育或培训工作的互联网单位大概在3000家左右。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加大了远程教育资金的投入。
要合理地利用这些资金和资源，使投入者、办学者和受教育者都从中获益，促使远程教育良性发展，迫切需要制定有关的政策，促进各种资源和资金能有效地整合、合理地利用。
5．利用政策促进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
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我国现在也存在着传统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并存的情况，我们需要制定政策，确保各种技术都得到合理运用，这有利于发挥各种技术的优势，也提供多种可能的学习方式，让用不同方式进行学习的人群都有机会进行远程学习。
除此之外，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对于教学资源开发和设计的重视，对于远程教育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于参与远程教育、进行终身学习观念的培养等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篇10
一、大学生创业教育兴起的背景和动因
创业教育最早出现于美国。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和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大批的退伍军人纷纷涌入大学学习，这直接培育了一个潜在的新兴劳动力市场和对工作机会的需求。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引入了创业课程，虽然课程稳固下来并受到学生的欢迎，但由于社会经济大背景的制约以及教师出于学术前景的考虑，其一直未受到重视。
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型。50-6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公司和跨国企业无法迅速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以高科技为主导、运行机制灵活、不断创新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不仅支撑了各国经济增长，而且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69-1976年间，大量的新成长的中小企业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中81.5％的新就业机会。1980年以后，美国超过95％的财富都是由大变革中新兴的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工作岗位的提供者、财富的创造者和创新的发起者。与此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建立的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创业园区——硅谷得到迅速发展，诞生了惠普、思科、SUN、Yahoo、Google等著名企业，在社会层面为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应，而越来越多的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成功创业者则提供了个人创业神话的典范效应。这使得对创业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90年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竞争的加剧等增加了企业的决策风险，企业必须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识别和把握机会、承担风险并创造价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研究从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不断拓展，创业教育发展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
二、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具体政策
国外对创业和创业教育有一个逐渐深入认识的过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支持体系。尽管各国对创业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从学者的研究和各国开展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创业教育包含着三层目标。第一层是通过学习了解创业(learn to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第二层是通过学习成为具有创业品质、精神和能力的人(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ial);第三层是通过学习成为经营企业的创业家(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各国围绕着创业教育的这三层目标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1)举办创业竞赛和创业项目，鼓励大学生创业
1983年美国奥斯汀得州大学举办的首届大学生创业竞赛（商业计划竞赛）拉开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帷幕。这项比赛的举办使高校开始认识到创业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践，并开始以战略性的创业教育理念指导具体的教育改革活动。此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十多所大学，每年都举办这一类的竞赛，并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
英国政府1998年启动大学生创业项目(The Graduate Enterprise Programme)，该项目是专门为18岁至25岁在校大学生设计的。项目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开办公司。学生自己设计商业构思，组建创业团队，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开发产品或提供服务，从而获得创建企业整个过程的经验。在开办企业过程中学生可得到志愿企业顾问和创业导师的咨询指导。二是创业课堂。课堂通常为半天或一天的研讨班，学生与企业家聚集一堂，听创业者演讲，参与一些活动和讨论，获得与创业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2002／2003年度参与此项目的大学生有13，154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000人;参与该项目的高校从第一年的17所增加到30多所，从中产生了很多大学生创办的企业。
1998年，日本由国会通过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在高校倡导创业教育。随后从大学到国家层次的各种创业竞赛方兴未艾，而且通过把创业竞赛中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融人到高校开设的创业教育“综合课程”中，把创业竞赛和课程体系建设较好地结合起来。
(2)建立创业教育的组织机构，规范和促进创业教育的发展
法国把创业教育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实力的一项重要活动。为此，法国专门成立了创业计划培训中心(CEPAC)。在培训方式上，充分体现个人自主学习、课堂传统教学、生产实习操作、教师个别辅导等多形式的结合。教学内容以最大限度满足学员办企业的需要为出发点。CEPAC中心要求每位学员从入学开始就要作创业计划书，培训的过程就是创业计划完善的过程。理论培训结束后被CEPAC认可的创业计划书，可作为学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基金会、银行申请贷款的有效依据之一。法国在学员结束集中培训，开始实施创业计划时，中心一般提供6个月至1年时间的后续扶持。在这一阶段，安排专家对学员进行指导，包括场地选择、布置装饰、贷款申请、财会计算、法律合同等。而且，学员开办企业后，在经营中有问题、有困难也可随时到中心寻求帮助。CEPAC中心成了这些创业者的家，中心和学员经常互相联系，学员从中心不断得到帮助，中心也通过对学员创业过程的了解掌握新的信息，不断改善培训工作。
为推进大学生创业，英国政府拨款建立了英国科学创业中心(UK-SEC)来管理和实施创业教育，后又建立了全国大学生创业委员会(NCGE)，全面负责国内的创业教育。英国科学创业中心是1999年在贸工部的科学创业挑战基金赞助下成立的，当时有8个创业中心，后来发展到13个，涉及英国60多所高校，其任务是将创业融人大学传统教学之中，实现大学文化的革新。每一个创业中心主要在四个领域开展活动：第一，开展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以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并将创业学作为辅修课推广到其他专业中，也开设一些非学分的创业课程。第二，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利用企业提升大学的竞争力，让企业为大学提供资金，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咨询指导，赞助商业计划竞赛等。第三，支持创办企业，并鼓励新企业成长，主要支持大学师生创办的知识衍生型企业。第四，鼓励技术转化。创业中心为大学技术转化提供种子基金、天使资本、创业孵化和科学区的服务等。
在美国，创业教育已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组织支撑网络。如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为准备创业和在创业中的小企业提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技术支援。设在大学内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随时为准备创业的个人提供咨询，并通过举办研讨会为创业提供服务。退休主管服务队(SCORE)是一个由具有多年经营和管理经验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志愿者咨询团，他们通过网络和实地考察为创业者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每年参加咨询超过30万次，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3)出台各种政策，为创业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一般情况下，创业者可以从三种渠道获得创业启动金：一是银行商业贷款，二是小额信贷，三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无偿资助。对于没有经验和财产积累的大学生来讲，这三种渠道都很难使用。因此，各国政府为提高国内的创业水平，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在大学生创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在英国，青年创业计划针对青年特点，提供发展债券式的创业启动金。这种资助方式不同于银行贷款或者小额信贷，因为青年在申请资助时不需要任何财产抵押和担保，而且手续简便。但它也不是无偿的创业赠款，青年要支付利息（利息通常低于银行利息），并要按规定分期还款。当然，如果青年人确实经营困难或者经营失败，也可以减免或者延期还款。这种独具特色的资助方式在英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参与创业计划的青年中，创业两至三年内还清贷款的比例为70％（这一比例比风险投资的回报率高）。2001年英国政府还启动了高等教育创新基金，该基金支持在大学周围建立各种科技网络群，同时还支持各大学内部师生的创业活动，如专利申请与保护、资金启动、公司筹建和市场开发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大学智力财产的转化。
美国的创业教育得到了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如考夫曼创业流动基金中心、国家独立企业联合会、新墨西哥企业发展中心等机构以提供经费赞助创业大赛、奖励创业教育的优秀学生、开发创业教育课程等方式对创业教育提供资金赞助支持。自1963年美国设立第一个捐赠的创业教育教席后，创业教育学科的资金已经超过了44亿美元，其中75％的资金是1987年后获得的。
(4)开展创业教育研究，积极构建完整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随着创业教育扩展到不伺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创业教育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如何将创业理念融入大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将创业整合到大学的其他课程之中，促进教学模式、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的改变，构建完整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实行创业教育课程结构的改革与调整。开发出了四套模块化教材，即综合性介绍类教材、工业类教材、商业发展类教材和远程教育教材。每套教材分别有管理自己，即对创业者和经营者个人素质的评估、开发和培训；管理他人，即策划、创建、经营与运行、财经与保险、市场；教学评估等，可以独立地着重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教学模块，即按学生的兴趣和要求选学30课时一200课时。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为大学提供创业技能教学的材料，利用学会的各种小组以及各个学科中心的工作为高校创业教育提供学术支持。学会在全国发起了“大学生创业技能”计划，目的是在各个专业的本科生课程中嵌入有关创业技能的内容。这个以学科为核心的项目在10个学科中心展开，学会的高级顾问和项目官员做一些协调和支持的工作。
美国大多数院校都将创业教育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因而具有完整且成系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体系。与传统的商业教育相比，创业教育的适切性源于创办企业的不确定性，因而美国创业教育课程中包含了培养沟通、领导、新产品开发、创造性思维、技术创新等技能的内容以及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者特质、风险资金的筹集、知识产权等相关知识。创业教育的教学突破课堂的局限，创造出一些实践性强的学习方式，如创业计划、学生创办企业、向企业家咨询、计算机模拟创业、与创业者会面、案例分析、田野实践等。鉴于创业教育对象的扩大，由不同学科的教师组成的团队开发出针对非管理学专业血色和跨学科的创业教育项目。
三、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政策缺失与对策
1997年“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创业教育的帷幕。2002年教育部确定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单位，随后又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高校创业教育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大学生创业教育在中国高校全面铺开。然而，在热闹的现状背后，创业教育在政策上的若干缺失值得反思。
(1)创业教育目标设定的功利性。与国外中小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创业教育的繁荣不同，中国创业教育最主要的源动力来自于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就业问题。在社会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条件下，今后若干年每年我国都将有数以百计的就业岗位的缺口，而高校毕业生人数每年大约都要增加五六十万人。因此。要扩大就业岗位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就有着非常重要而现实的意义。这种功利性的目标导向造成了高校的创业教育活动主要局限于操作层面和技能层面，创业者创业的动机更主要的是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谋求个人的高层次发展，因此创业者对创业教育的源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2)创业教育理解的片面性。在我国长期的精英化教育的专业培养方式下，创业教育绝不仅仅是一种就业教育，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新方向的一个切人口。然而，功利化的目标使创业教育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引导学生创办企业，如何通过创业教育减轻来自就业方面的压力。因而各高校的创业教育主要局限于创办创业园，以各种方式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经营商业企业或科技公司，从事商务活动、技术发明、成果转让、技术服务等。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大学生对创业活动的理解以“经营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居多，分别占48％和35％。对于从事创业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接近半数的大学生认为是“锻炼才干”，次之为“营利”，而不认为要发展自身的能力并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创业。
篇11
一、动物福利的概念
目前，国际公认的动物福利定义是Humik[1]提出的“五个自由”，即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动物福利的立法及其与国际贸易政策的关系上。Winter[2]分析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动物福利保护方面的改革和发展趋势，Von Borell[3]描述了欧洲关于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的规定。国外研究表明，动物福利可能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新壁垒，从而影响着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
二、国内外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政策比较
（一）相关组织的一般性规定
1.WTO
（1）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在序言中规定：“认识到不应妨碍任何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和环境，或防止欺骗行为等，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情况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无端的歧视或变相限制国际贸易的手段”，明确地将保护动物生命和健康规定为各方的基本权利，虽然这一权利的实施还有一些限制条件。
（2）《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申明：“不得阻止任何成员方采取或加强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各缔约方政府有权采取必要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使人畜免遭饮食或饲料中的添加剂、污染物、毒物和致病生物体的影响，并保护人畜健康免受动植物携带的病虫害或病疫的危害等，只要这类措施不在情况相同或类似的缔约方之间造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对待。
（3）《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与动物保护有关的补贴列为不可申诉的补贴，即任何成员方都可以采用，而别的成员方无权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所谓“绿色补贴”。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所有成员方为促使现有的生产设施适应新的可能对企业加重经济负担的环境法规可以给予补贴，但这类贴不得超过改造成本的20%。
（4）《反倾销措施协议》规定，如出口国的非国有企业采取虐待动物的方式或没有给予动物以必需的福利，致使出口的动物和动物制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国际市场的同类可比价格，进口国可以针对该产品征收一定的反倾销税。这使得发达国家极有可能以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动物福利水平提供明显低于国际市场同类可比价格的产品为由，将动物福利与反倾销结合起来设置贸易壁垒。
2.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关于动物福利工作的原则是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动物的五项自由和“3R原则”，即尽可能减少实验动物的数量、尽可能完善实验方法、尽可能采用非动物实验。OIE先后采纳和颁布了7项关于动物福利的标准：陆地运输、海洋运输、航空运输、人类消费的动物的屠宰、处于疾病控制目的的动物捕杀、养殖鱼类运输过程中的福利以及人类消费的牧场养殖动物的击晕和屠宰。发达国家往往利用OIE标准中有关动物福利的要求，要求供货方必须达到OIE所规定的标准，否则无法进入其国内市场。
3.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饲养、运输和屠宰过程的家畜福利作了规定，并对家畜的运输、屠宰过程提出了一些推荐性的措施，旨在通过尽量低的生产成本来实现运输及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动物福利，保证肉品卫生质量。FAO提出了家畜装卸过程、运输过程及屠宰过程中动物福利的一般原则，并从动物的应激和痛苦对肉品和副产品质量的影响、商业体系和损失、动物的行为规则、畜禽的装卸、畜禽的运输、畜禽的屠宰、良好动物福利标准的维持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推荐了在运输过程和屠宰过程中比较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动物福利措施。FAO首次提出了动物福利的HACCP原理，提倡在动物的屠宰过程中对易造成动物应激的击晕、放血等关键点重点控制，并对这些关键点的控制情况给出了评分标准。
（二）欧美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规定
1.欧盟
欧盟动物福利法规中规定了与动物福利有关的人员应当遵守的“最低标准”。具体类别规定按照三个阶段划分，包括生产阶段家畜的饲养管理、家畜运输阶段的管理和家畜屠宰阶段管理等规定。生产阶段的饲养动物福利法规内容又具体分为四个单项规定，即家畜类饲养动物类保护一般规定（98/58/EC）、蛋鸡保护的最低标准规定（1999/74/EC）猪保护的最低标准规定（91/630/EEC）和育肥牛保护的最低标准规定（91/629/EEC）。运输阶段的动物福利法规有运输中动物保护规定（91/628/EEC）。家畜屠宰阶段的动物福利法规有屠宰和销毁处理时的动物保护规定（93/119/EC）。欧盟对其各成员国生产的以及从第三国进口到欧盟的水产品、肉类食品、肠衣、奶制品以及部分植物源性食品的官方管理与加工企业的基本卫生等提出了新的规定要求。例如，欧盟要求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必须在标签上注明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到2012年每只母鸡笼养面积将由现在通行的450cm2扩大到750cm2。到2013年欧盟各成员国必须停止圈养式养猪，而必须采取放养式养猪。可见，欧盟对于动物福利的保护非常苛刻。
2.美国
美国于1966年颁布了《动物福利法》，至1990年已经进行了五次修订。美国联邦法典第二部分中也对动物福利作了详细要求。另外美国还有《实验动物法》、《候鸟公约法》、《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和《濒危物种法》等。2003年，美国“养殖动物人道关爱组织”发起一个项目，对在符合动物福利标准条件下生产的牛奶和牛肉等产品贴上“人道养殖”动物产品的认证标签。该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保证提供这些肉、禽、蛋及奶类产品的机构在对待家畜方面符合人道的标准。参与“人道养殖认证”项目的动物在饲养过程中不能使用生长激素和抗生素，而且要使用优质饲料定时喂养，同时必须符合美国肉类协会的家畜屠宰标准。
（三）中国的规定
1998年，我国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了野生动物的法律地位。2001年11月，我国在《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修改中，增加了生物安全和动物福利两个章节，首次将“动物福利”的概念正式列入法律。2006年7月1日起实行的《畜牧法》增加了“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知道畜牧业生产经营者改善畜禽繁育、饲养、运输的条件和环境”一条，使动物福利精神在畜牧法总则中得到了体现。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人道屠宰培训。
尽管近几年我国对动物福利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首先是法规少。现行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仍然屈指可数，除《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检疫法》等几部单行法外，其他的有关法律条例散见于1983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84年的《森林法》、1986年的《渔业法》及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并没有一部专门的、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其次是内容薄。我国相关法规的内容也仅限于动物防疫、动物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使用、药品使用等方面，对于完整意义上的动物福利保护明显不够。再次是标准低。我国虽然对农场动物的饲料及设施有相关规定（如不违规使用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但标准较低。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规定饲料的使用应考虑动物的年龄、品种等因素，以保证动物的健康和营养。
三、动物福利已成为我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新壁垒
由于我国在动物福利政策方面的落后，动物福利已成为发达国家设置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4]，从而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
（一）降低了产品竞争力
目前，我国家畜在饲养、屠宰等环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远远达不到西方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从动物出生、养殖、运输到屠宰加工过程的福利标准。如果要国内农产品符合动物福利标准，那么所支付的费用支出必然引起养殖成本、人力成本、运输成本和加工成本等增加，从而提高了生产成本，而成本上涨引发的价格上升必然会降低我国畜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损害了企业信誉度
近来有很多国外媒体对我国的“活剥绒”、“活体取狗皮”等事件进行大肆报道，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声誉，使国际消费者对我国的产品产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并进而认为中国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2010年在安徽省六安市举行的首届国际羽绒节上，几乎没有欧美企业前来洽谈业务，其原因就是瑞典国家电视台曾经报导过皖西白鹅采用“活剥绒”方式取绒，严重损害了动物福利，进而导致了欧美客户对皖西羽绒制品的集体抵制。
四、对策探讨
综上所述，政策差距使得动物福利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壁垒，对我国畜禽类产品的出口产生重大影响。应对动物福利贸易壁垒，从缩小政策差距的角度来看，需要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加强宣传，完善法规，提高全民动物福利意识
完善法规，增强本国动物福利水平是应对壁垒的根本途径。政府需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有关“动物福利”条文，完善动物保护法规，让养殖企业（户）有法可依，做到逐步与国际接轨。此外，要扩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提高国民动物福利保护意识。
（二）扩大补贴，降低相关企业成本
政府要在WTO框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绿箱”政策，对养殖企业改进基础设施、改善养殖条件给予价格补贴或信贷优惠，以降低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其产品国际竞争力，以降低动物福利壁垒的影响。
（三）增进服务，建立动物福利预警机制
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和信息沟通协调机制。要积极研究发达国家关于动物福利的相关法律法规，密切关注动物福利壁垒发展的新动向并及时对企业予以指导，增强其应对能力。当企业在出口市场遭遇动物福利壁垒时，应及时向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再通过WTO相关规则进行磋商协调。
参考文献：
〔1〕Humik J F， Lehman H. A contribution to the assessment of animal well-being. Proc.2nd Eur.Sypm[J].Poultry welfare Celle.Germary，1985.66-76.
篇12
21世纪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其对提高国家创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大学知识转化、加强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被专家学者称之为继学术性和职业性之后的第三本"教育护照"，且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正式得到认可。创业教育在各国日渐受到重视，为创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文章通过对中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力图为我国创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一、大学生创业教育兴起的背景和动因
创业教育最早出现于美国。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和退伍军人法案的实施，大批的退伍军人纷纷涌入大学学习，这直接培育了一个潜在的新兴劳动力市场和对工作机会的需求。1947年哈佛大学商学院引入了创业课程，虽然课程稳固下来并受到学生的欢迎，但由于社会经济大背景的制约以及教师出于学术前景的考虑，其一直未受到重视。
20世纪70年代，社会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型。50-6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公司和跨国企业无法迅速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以高科技为主导、运行机制灵活、不断创新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不仅支撑了各国经济增长，而且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1969-1976年间，大量的新成长的中小企业创造了美国经济发展中81.5％的新就业机会。1980年以后，美国超过95％的财富都是由大变革中新兴的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工作岗位的提供者、财富的创造者和创新的发起者。与此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建立的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创业园区--硅谷得到迅速发展，诞生了惠普、思科、SUN、Yahoo、Google等著名企业，在社会层面为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应，而越来越多的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成功创业者则提供了个人创业神话的典范效应。这使得对创业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90年代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竞争的加剧等增加了企业的决策风险，企业必须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识别和把握机会、承担风险并创造价值。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研究从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不断拓展，创业教育发展相应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
二、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具体政策
国外对创业和创业教育有一个逐渐深入认识的过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支持体系。尽管各国对创业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从学者的研究和各国开展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创业教育包含着三层目标。第一层是通过学习了解创业(learn to understand entrepreneurship);第二层是通过学习成为具有创业品质、精神和能力的人(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ial);第三层是通过学习成为经营企业的创业家(learn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各国围绕着创业教育的这三层目标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1. 举办创业竞赛和创业项目，鼓励大学生创业
1983年美国奥斯汀得州大学举办的首届大学生创业竞赛（商业计划竞赛）拉开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帷幕。这项比赛的举办使高校开始认识到创业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践，并开始以战略性的创业教育理念指导具体的教育改革活动。此后，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十多所大学，每年都举办这一类的竞赛，并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
英国政府1998年启动大学生创业项目(The Graduate Enterprise Programme)，该项目是专门为18岁至25岁在校大学生设计的。项目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开办公司。学生自己设计商业构思，组建创业团队，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开发产品或提供服务，从而获得创建企业整个过程的经验。在开办企业过程中学生可得到志愿企业顾问和创业导师的咨询指导。二是创业课堂。课堂通常为半天或一天的研讨班，学生与企业家聚集一堂，听创业者演讲，参与一些活动和讨论，获得与创业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2002／2003年度参与此项目的大学生有13,154人，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000人;参与该项目的高校从第一年的17所增加到30多所，从中产生了很多大学生创办的企业。
1998年，日本由国会通过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在高校倡导创业教育。随后从大学到国家层次的各种创业竞赛方兴未艾，而且通过把创业竞赛中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融人到高校开设的创业教育"综合课程"中，把创业竞赛和课程体系建设较好地结合起来。
2. 建立创业教育的组织机构，规范和促进创业教育的发展
法国把创业教育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实力的一项重要活动。为此，法国专门成立了创业计划培训中心(CEPAC)。在培训方式上，充分体现个人自主学习、课堂传统教学、生产实习操作、教师个别辅导等多形式的结合。教学内容以最大限度满足学员办企业的需要为出发点。CEPAC中心要求每位学员从入学开始就要作创业计划书，培训的过程就是创业计划完善的过程。理论培训结束后被CEPAC认可的创业计划书，可作为学员向政府有关部门、基金会、银行申请贷款的有效依据之一。法国在学员结束集中培训，开始实施创业计划时，中心一般提供6个月至1年时间的后续扶持。在这一阶段，安排专家对学员进行指导，包括场地选择、布置装饰、贷款申请、财会计算、法律合同等。而且，学员开办企业后，在经营中有问题、有困难也可随时到中心寻求帮助。CEPAC中心成了这些创业者的家，中心和学员经常互相联系，学员从中心不断得到帮助，中心也通过对学员创业过程的了解掌握新的信息，不断改善培训工作。
为推进大学生创业，英国政府拨款建立了英国科学创业中心(UK-SEC)来管理和实施创业教育，后又建立了全国大学生创业委员会(NCGE)，全面负责国内的创业教育。英国科学创业中心是1999年在贸工部的科学创业挑战基金赞助下成立的，当时有8个创业中心，后来发展到13个，涉及英国60多所高校，其任务是将创业融人大学传统教学之中，实现大学文化的革新。每一个创业中心主要在四个领域开展活动：第一，开展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以科学和技术专业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并将创业学作为辅修课推广到其他专业中，也开设一些非学分的创业课程。第二，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利用企业提升大学的竞争力，让企业为大学提供资金，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咨询指导，赞助商业计划竞赛等。第三，支持创办企业，并鼓励新企业成长，主要支持大学师生创办的知识衍生型企业。第四，鼓励技术转化。创业中心为大学技术转化提供种子基金、天使资本、创业孵化和科学区的服务等。
在美国，创业教育已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组织支撑网络。如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SBA)为准备创业和在创业中的小企业提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技术支援。设在大学内的中小企业发展中心(SBDC)随时为准备创业的个人提供咨询，并通过举办研讨会为创业提供服务。退休主管服务队(SCORE)是一个由具有多年经营和管理经验的退休人员组成的志愿者咨询团，他们通过网络和实地考察为创业者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每年参加咨询超过30万次，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3. 出台各种政策，为创业教育提供资金保障
一般情况下，创业者可以从三种渠道获得创业启动金：一是银行商业贷款，二是小额信贷，三是政府或其他机构的无偿资助。对于没有经验和财产积累的大学生来讲，这三种渠道都很难使用。因此，各国政府为提高国内的创业水平，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在大学生创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在英国，青年创业计划针对青年特点，提供发展债券式的创业启动金。这种资助方式不同于银行贷款或者小额信贷，因为青年在申请资助时不需要任何财产抵押和担保，而且手续简便。但它也不是无偿的创业赠款，青年要支付利息（利息通常低于银行利息），并要按规定分期还款。当然，如果青年人确实经营困难或者经营失败，也可以减免或者延期还款。这种独具特色的资助方式在英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参与创业计划的青年中，创业两至三年内还清贷款的比例为70％（这一比例比风险投资的回报率高）。2001年英国政府还启动了高等教育创新基金，该基金支持在大学周围建立各种科技网络群，同时还支持各大学内部师生的创业活动，如专利申请与保护、资金启动、公司筹建和市场开发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大学智力财产的转化。
美国的创业教育得到了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如考夫曼创业流动基金中心、国家独立企业联合会、新墨西哥企业发展中心等机构以提供经费赞助创业大赛、奖励创业教育的优秀学生、开发创业教育课程等方式对创业教育提供资金赞助支持。自1963年美国设立第一个捐赠的创业教育教席后，创业教育学科的资金已经超过了44亿美元，其中75％的资金是1987年后获得的。
4. 开展创业教育研究，积极构建完整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随着创业教育扩展到不伺层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创业教育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如何将创业理念融入大学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将创业整合到大学的其他课程之中，促进教学模式、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的改变，构建完整的创业教育教学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实行创业教育课程结构的改革与调整。开发出了四套模块化教材，即综合性介绍类教材、工业类教材、商业发展类教材和远程教育教材。每套教材分别有管理自己，即对创业者和经营者个人素质的评估、开发和培训；管理他人，即策划、创建、经营与运行、财经与保险、市场；教学评估等，可以独立地着重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教学模块，即按学生的兴趣和要求选学30课时--200课时。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为大学提供创业技能教学的材料，利用学会的各种小组以及各个学科中心的工作为高校创业教育提供学术支持。学会在全国发起了"大学生创业技能"计划，目的是在各个专业的本科生课程中嵌入有关创业技能的内容。这个以学科为核心的项目在10个学科中心展开，学会的高级顾问和项目官员做一些协调和支持的工作。
美国大多数院校都将创业教育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因而具有完整且成系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体系。与传统的商业教育相比，创业教育的适切性源于创办企业的不确定性，因而美国创业教育课程中包含了培养沟通、领导、新产品开发、创造性思维、技术创新等技能的内容以及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者特质、风险资金的筹集、知识产权等相关知识。创业教育的教学突破课堂的局限，创造出一些实践性强的学习方式，如创业计划、学生创办企业、向企业家咨询、计算机模拟创业、与创业者会面、案例分析、田野实践等。鉴于创业教育对象的扩大，由不同学科的教师组成的团队开发出针对非管理学专业血色和跨学科的创业教育项目。
三、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政策缺失与对策
1997年"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正式拉开了我国创业教育的帷幕。2002年教育部确定9所高校为创业教育试点单位，随后又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高校创业教育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大学生创业教育在中国高校全面铺开。然而，在热闹的现状背后，创业教育在政策上的若干缺失值得反思。
1. 创业教育目标设定的功利性
与国外中小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推动创业教育的繁荣不同，中国创业教育最主要的源动力来自于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就业问题。在社会总体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条件下，今后若干年每年我国都将有数以百计的就业岗位的缺口，而高校毕业生人数每年大约都要增加五六十万人。因此。要扩大就业岗位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就有着非常重要而现实的意义。这种功利性的目标导向造成了高校的创业教育活动主要局限于操作层面和技能层面，创业者创业的动机更主要的是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谋求个人的高层次发展，因此创业者对创业教育的源动力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2. 创业教育理解的片面性
在我国长期的精英化教育的专业培养方式下，创业教育绝不仅仅是一种就业教育，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新方向的一个切人口。然而，功利化的目标使创业教育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引导学生创办企业，如何通过创业教育减轻来自就业方面的压力。因而各高校的创业教育主要局限于创办创业园，以各种方式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经营商业企业或科技公司，从事商务活动、技术发明、成果转让、技术服务等。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大学生对创业活动的理解以"经营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居多，分别占48％和35％。对于从事创业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接近半数的大学生认为是"锻炼才干"，次之为"营利"，而不认为要发展自身的能力并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创业。
3. 创业教育支撑体系的局限性
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创业教育的发展来看，创业教育绝不仅仅是大学的事情，更大的责任在于社会系统本身，创业教育的社会性与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个性是并存的，一个完善的创业教育支撑体系至关重要。目前，除上海市等少数几个省市外，社会和政府没有出台专门鼓励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政策，很少有社会风险投资商主动与大学生进行合作。大学生创业之前的模拟演习基地、实习基地不足，需要社会的支持。很少有企业愿意提供机会，让学生学习实际的企业管理和经营。大学、企业、其他机构、政府没有形成开放的、多方互动的合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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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之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重要性已引起了国内学者和一般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相关的论文也呈增长趋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成果少, 质量也难以让人满意。质量差主要体现在重复性研究过多, 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然,相关研究还未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益。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 并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展作简要界定和分析, 以期进一步提高研究质量。
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意义
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外语教育。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失衡必然会造成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 而外语教育规划的不当则可能会给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等带来一系列由上至下的失误。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必然会给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为了少走弯路, 一方面,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教训值得总结,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涉及到政策评价, 政策评价能够为后续政策提供宝贵信息, 有助于合理配置政策资源, 判断政策取向, 从而提高政策质量, 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具理性和科学性, 并为相关的政策运行提供经验。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方兴未艾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因素不无关系。如果说过去外语教育只是为了学一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或能同外国人作简单的交流, 那么今天的外语教育还担负着中国人走出去国门的重任。
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羡慕。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国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除了自身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世界与人类的共同事务中发挥作用。此外, 一个国家的外语普及程度往往反映出该国公民的国际意识、国家的国际化程度, 并预示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外语教育的本质是现代化教育, 是国际社会公民养成的要素之一。这些素质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些新的视角对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现状及发展
而最近理论探索研究也已悄然兴起。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实际上已形成四类。国内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 基本也是按照这样的排列。回顾反思类研究主要讨论了解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和经验教训。胡文仲首先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几次重大调整及对外语教育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在短期内频繁的调整政策不利于外语教育的稳定、健康地发展。
除了探讨中国外语教育政策走弯路的教训, 回顾反思类研究还分析了当今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和需求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着过于重视应试教育、政策目标迷失, 从而与社会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而由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忽视语言与文化的共存依赖关系, 导致了外语教育中跨文化教育内容的缺失。策略前瞻研究主要是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定位和制定提出了战略性的思考。贾爱武认为外语教育问题已经不再是囿于语言学科等领域的学术问题, 它早已跳出且本应跳出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发展息息相关。他认为应从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这一终极利益的高度来统筹中国外语教育的宏观策略, 从如何提高英语及其他语种能力来获取学术、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策略前瞻研究还认为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 满足国内一般层次和高级层次外语学习者的需要; 保证与外语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可持续性发展;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此外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还要权衡从宏观到微观多层面、多方位的各种因素, 如在一定的时期准许何种外语以多大的比例进入本国的教育体系, 社会对某种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 外语学习的合适年龄、外语教育与其它教育课程的关系, 外语教育对于学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