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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设有证券投资组合P，其期望收益率记为E（rp），标准差记为σP。则以E（rp）和σP为轴，可建立描述投资组合的坐标体系。在此坐标系中，所有可能的证券组合方式被定义为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对于只有两个证券A、B的投资情形，其组合分析见图1。
图1中由证券A和证券B建立的证券组合位于连接A、B的直线或曲线上，该直线或曲线被称为证券A与B的结合线。结合线的弯曲程度由证券A和证券B的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所决定，而与选择的组合方式无关。证券间的联动关系采用相关系数来衡量，取值介于－1和1之间。不同组合在连线上的位置取决于该组合投资于证券A、B的比例。如果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则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即是证券A、B之间的结合线。类似地，对于三个证券A、B、C之间的组合分析情形，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由三条结合线（每两种证券形成）构成的所有投资组合的可行域见图2。显然，可行域内的每一点可以通过三种证券的二次组合来得到。例如，A、C的组合为D，B、D的组合为Z。一般来说，当存在n种证券可供选择时，根据建立组合的限制条件（如是否存在卖空机制等），其可行域可能是有限域，也可能是无限域。但无论如何，可行域的左边界总是向外凸的（允许线性部分），不会出现凹陷。
根据马柯维茨均值方差模型的假设，在相同期望收益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方差最小的组合方案。对于每一个可能的期望收益，均有一个方差最小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左边界。另一方面，在方差相同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期望收益最高的组合方案。而对每一个可能的方差水平，都有一个期望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上边界。综上所述，投资者实际选择的证券组合应位于可行域的左边界和上边界的公共部分，该局部边界被称为可行域的有效边界（见图3）。
2证券投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
在投资实践中经常会见到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情形，即：
E（rA）＞（rB），σA＞σB
此时，投资组合A比B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具有更高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收益的增量可视为对风险增量的补偿。
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补偿作用，不同投资组合的实际效用（即满意程度）在投资者看来也许是相同的。将被投资者认为满意程度相同的投资组合曲线绘制在均值方差坐标系中，形成图4所示的无差异曲线族。显然，族中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高，该曲线上投资组合的满意程度越高。由于不同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大不相同，故无差异曲线通常被划分为风险偏爱、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等三种基本类型，其曲线形状（见图4）。
3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
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风险持厌恶态度。为此，本文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为代表分析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方法与过程。
如前所述，在马柯维茨假设下，给定投资环境中的每个投资者将根据证券组合的收益和方差以及自身对风险的态度确定相应的无差异曲线族，并借助于无差异曲线在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上选择一个适当的投资方案。显然，由于所选投资方案既不能离开有效边界，又希望具有尽可能高的满意程度，故该方案必然对应于某条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切点。其图解过程见图5，图5中H点所代表的投资组合方案即为所求。
4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证30指数的指标股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研究时段为2000年1月7日～2000年12月29日，共计48个交易周的收盘价。首先计算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其方差，期间凡有送股、配股和派发现金股利的股票，均根据其配送方案分别进行复权，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然后构建组合投资的决策模型及确定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最终给出指标股的投资方案并进行必要的结果分析。
4．1周平均收益率及其方差计算
样本股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rit=■-1（1）
式中i=1，2，…，30；t=1，2，…，48；
rit：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收益率；Pit：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盘价；Pi，t-1：第i只股票在第t－1周的收盘价；a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送股比例；b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配股比例；Bi：第i只股票配股价；di：第i只股票在第t－1周到第t周的每股现金红利。
各样本股在样本时限内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E（rit）=■，σ2i=■（2）
式中E（ri）是第i只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rit是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益率，N=47为计算总周数。
上证30指标股在样本时限内周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4．2决策模型与有效投资组合
因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相应的组合投资决策模型可写成以下数学规划的形式：minσ2（rp）XT∑X
s.t.XTEn=1
XTR=R0（3）
Xi≥0，i=1,2,…，n
式中：X=（x1，x2，…，xn）T为证券组合投资比例向量；r=（r1，r2，…，rn）T为各单个证券投资收益率向量；R=（R1，R2，…，Rn）T为收益率向量的期望向量；∑（σij）n×n为收益率向量r的协方差，σij=Cov（ri，rj），i，j=1，2，…n；En为元素全为1的n维列向量；E（rp）=XTR表示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σ2（rp）=XT∑X表示证券组合的风险。
该模型的内涵是在给定预期收益率R0的条件下，力求使证券组合投资的风险达到最小。其中，R0为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水平。
借助于Lingo软件平台，通过编程计算，不难求解上述数学规划，从而确定证券投资的有效组合。实际运算结果表明，上证30指数指标股的有效投资组合一共有14组，每一投资组合中各样本股所占的投资比例见表2。
5．3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及结果分析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组合投资方案中证券数目的增加，用方差代表的投资风险在迅速降低，最终稳定在某一固有的风险水平。该风险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投资环境的系统风险，必须由投资者个人承担，而无法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化解。
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绘制出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其界面曲线见图6。
图6中的B点表明，投资者在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中可以实现的最高周收益率为1.4721%，折算成年收益率为75.71%，同时需要承担方差为45.08%的投资风险。其具体投资方案为将全部资金投资于龙腾科技，属于单一证券的投资选择模式，是高收益、高风险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图6中的A点表明，如果将资金按一定比例分投于所选择的9支股票（详见表2），则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σ2=5.2%），同时可实现0.249%的周平均收益率，对应年收益率为12.78%。显然，该证券组合投资的收益率仍然远高于银行同期年利率2.25%的水平。
参考文献
篇2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篇3
实证分析证实了地权的不稳定对长期投资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大调的影响大，小调的影响小，也证实了补偿机制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得到了：小调刺激了化肥的施用，也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而大调对两者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种差异证实了约束条件的变化的重要影响，也暗示了农业的比较收益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证实了非农就业机会，村组的相对应的长期投资都显著的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进而我们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大调整，小调整，长期投资，短期投入，劳动投入，农家肥，农业比较收益，约束条件，村组投资，补偿机制，集体所有制，产权核心论
LandTenureSecurityandFarmerInvestment:TheoryandEvidencefromChina
Abstract
Thesharpdropintheagriculturalgrowthrateprovokedahotdebateaboutwhetherthemainproblemlayinlandrightornot,andwhetherweneededtoprivatizelandornot.Investmenthasbeenoneofthefocuses.Noconvincingempiricalevidencehasbeenprovidedeithertovalidateorinvalidatethearguments.Ourpapersystematicallyexplorestheimpactthatlandinsecurityhasonagriculturalinvestments,especiallyonlong-termandland-savinginvestment.Wealsoanalyzeeffectsofotherelements.Wetrytogiveourcontributionabouttheissue.
篇4
研究城市发展影响要素的实质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能力的思考。国际竞争的主体的关注从国家竞争力、产业、企业竞争力研究到城市竞争力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城市本身重要性的突现。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无论对所处的国家还是所载含的企业的竞争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成败都取决于城市竞争力。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从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到城市和区域竞争力竞争主体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得到重视，使得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而有关国际竞争力以及企业、产业竞争力的理论和评价体系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城市竞争力的高低，表面上体现为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等级，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城市拥有、吸引、控制、转化稀缺要素的能力。这与城市的制度建设、文化的挖掘和提升、地方创新环境的培育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传统的区位、物质（金融）资本、技术等因素不是不重要，而是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具备的时候，制度、创新能力等因素的作用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
（2）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和竞争优势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变组合和静态组合，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组合等。城市的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城市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城市数目的增加以及城市本身争夺资源的能力提升，影响城市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要素集合必然扩大。传统因素，如城市交通和自然区位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已经不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无形因素，比如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包括如下内容：（1）城市内部的资源／能力相关因素；（2）城市外部的环境即全球城市网络／等级格局和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整合度。作为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城市系统内部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即城市的资源和内部能力的组合反映和决定了城市竞争态势及竞争的核心能力。一方面，同一时刻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静态组合状态，反映了城市竞争“类型”的不同；另一方面，城市竞争是动态演进的过程，不同时刻点的同一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因素组合呈现不同的状态，表现为城市竞争优势驱动呈现不同的时序特征。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规划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制定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3）软要素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
当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区域发展的优势已经开始超越区位、基础设施等物化的因素，文化等“软”因素开始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可见，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起动和活性作用”的城市资源因素、成长性激励作用的城市内部能力因素，以及起推动和滞缓作用的外部环境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对城市竞争力只起机遇或挑战作用；而内部资源则主要分为场所资源（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条件、自然条件）和非场所资源（如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实力以及地方文化、制度等），内部能力则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要素才是城市竞争优势。城市拥有的关键资源、城市的创新能力以及组织学习、组织能力都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不同层次上对城市竞争优势起着支撑作用。其中组织学习、组织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源泉，创新能力又是关键资源创建过程中的加速器，而关键资源则是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四者共同构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四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的。那些可以更好地挖掘人的潜力的文化、制度等软要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城市向更高层面发展的过程中吸引竞争资源、把握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软”要素才是现代城市兴衰的稀缺要素。
（4）人才本位是城市竞争力的焦点
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渗透到城市发展理念的今天，各个学科“殊途同归”，我们不但越来越关注“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核心，而且更加重视人才本位的城市竞争的理念。城市竞争力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城市的价值是由一个个不同的人创造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当关心人、陶冶人。这种城市发展要素的“以人为本”化使人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和技术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知识和技术是创造的又是通过人传播和应用发挥作用。因为：（1）通过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2）通过影响城市技术传播能力，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和实现；（3）人力资本是创造财富的直接投入要素，其质量高低决定投入的回报；（4）人力资本通过吸引配套水平的生产要素，进而影响要素投入的整体质量。所以，在培育和提升城市竞争力时就不能忽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当然，在实施人才资源开发战略时，不能只依靠物质激励方式，还应该做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正如Fredrick·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指出的，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是即使获得满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各得其所，注意对人进行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注意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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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城市的互补与竞争、城市的分工与合作、城市的繁荣与衰落无不与城市竞争力紧密相连。因此，加强城市竞争力研究，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制定恰当的竞争与合作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城市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竞争，又有助于中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以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聚集促进城市发展，从而使城市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针对我国城市发展及增强城市竞争力，我们应该除了加大城市竞争力研究，也要积极做好以下工作：
（1）树立经营城市的意识
经营城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新理念。早在20世纪中叶，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开始出现了经营城市的思想。“经营”包括筹划、经管、组织、计划以及规划治理等方面。经营城市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和增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现实需要。以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经营城市的意识，正如大连市按照“不求最大，但求最好”的城市发展思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经营城市，增强竞争力”的路子，使得大连这一北方城市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中连连攀升。所以，我们应该要像经营企业或商业一样经营城市，要在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确立城市的先导产业，强化支柱产业，积极、有序地推进城市的扩张，打造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推广，最终达到使城市不断增值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制订适当的城市定位
一个城市的正确定位是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先决条件。所谓城市定位，就是指城市为了实现最大化收益，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消费需求”等方面及其变化，确定自身各方面发展的目标、占据的空间、扮演的角色和竞争的位置。J.弗里德曼（Friedman）在研究世界城市体系中提出，一个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于人口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参加国际经济社会活动的程度以及调控和支配资本的能力。而城市地位和作用的大小正是城市竞争力的具体反映。目前，中国城市定位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大部分城市都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追求几乎相同的目标地位。其结果是造成各个城市产业严重同构、重复建设盛行、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区域城市间恶性竞争、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定位准确，城市可以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城市内外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和提高城市竞争力。反之，城市定位失误或错误，不仅会使城市失去发展的有利时期，还会因为浪费城市发展资源和功能错位而导致城市发展缓慢，竞争力不强。
（3）重视城市的软环境建设
中国城市里的大楼不谓不高、马路不能说不宽，但中国城市竞争力却不强。因此，城市竞争力增强不是通过建几栋高楼大厦、修几条宽敞的马路等方面就能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软环境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软环境（如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信息环境和社会秩序环境等方面）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譬如，在城市文化建设上，通过转变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文化；创建讲究信誉、等价公平的道德标准以及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竞争氛围建设，都将大大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软”环境不但增强城市“硬”环境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城市的创新动力和使交易成本的降低。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催促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尊重知识、人才的文化环境酿造的浓厚创新氛围有利于城市技术和知识创新；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直接激励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些都可以大大增强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发展在软环境建设上重视不够，需要改进的空间大，需要作大量研究和积极实施。
篇5
1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资本不足依然是目前困扰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表面的金融统计数据看，这几年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水平大幅度提高，总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05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高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已达40家，比2004年增加10家，达标行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73%，比2004年提高25个百分点。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达到或超过了8%的监管要求，工行、建行、交行达到了10%的稳健水平。但这距国际活跃银行12%的资本充足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资本严重不足仍然是中国银行业的突出问题，按照2004年银监会颁布的新的资本监管口径计算，从资本中剔除专项准备、其他准备及当年利润等传统项目，并且对尚未提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也从资本中扣减，同时不考虑国内外风险资产发生变动的情况，要使整体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最低要求，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依然巨大。事实上，由于资本补充渠道相对有限，在经历2002～2004年业务快速扩张之后，一些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约束问题已经开始凸现。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几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徘徊在8%警戒线的附近，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更是远低于监管标准，中信银行在2005年年底获得集团注资后资本充足率也仅为8.18%。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则更为突出。2005年底，117个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7.7%，平均资本充足率约2.7%。另外随着2006年底入世过渡期的终结，中国银行业将直面外资银行的全面竞争，倘若不能补充资本金，势必会令自己在业务扩张和市场竞争方面受到诸多约束。
2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业绩指标的实证分析
资本充足率的构成与影响因素，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1983年，AlanJ.Marcus分析了从1960~1978年按市场价值计算的美国银行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影响银行资本结构的多个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与利率及股权融资的税收劣势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99年，AnthonySaunders＆BerryWilson研究了银行在资本结构和银行资产风险程度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权益比率随银行并购的增加及安全网支持程度的增加而降低，但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与安全网的支持程度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002年，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认为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2005年，邹平、王鹏、许培在借鉴了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后，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固定资产比率和固定资产增长率指标也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这些研究，都深入分析了资本充足率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建立在中国股份制银行现状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好地解释近年来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原因。但不足之处是这些研究仅仅做了理论上的解释，而没有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资本充足率与这些因素的具体关系。
本文将资本结构理论与资本充足率结合起来，将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分为内生的原因和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借鉴了国外学者MarkJ·Flannery和KasturiP·Rangan的研究结论，既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结构显著正相关，银行规模与权益比率正相关。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入了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定量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状况。
2.1模型建立
2.1.1变量定义
为建立资本充足率的解释模型，本文用资本充足率作为被解释变量（Y），选取不良贷款率（X1）、总资产（X2）、资产收益率（X3）、存贷比（X4）和总资产增长率（X5）为解释变量，并采用取自然对数的总资产衡量银行规模。总资产增长率代表商业银行的成长性，成长性较强的企业本身的负债要求比较高，反应在资本充足性上两者之间应该存在负相关关系，文章用（当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上年总资产计算总资产增长率；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代表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收益率提高，在总资产一定时则意味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存贷比（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能体现银行的扩张速度，银行的存贷比越高，风险加权资产越多，与资本充足率应是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它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2.1.2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用不良贷款率、总资产、资产收益率、存贷比和总资产增长率做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其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Yi=β0+β1lnX1i+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μi
2.1.3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采用1998～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此数据为合成数据，也被称为时序与截面混合数据），包括我国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故未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数据来源于银行的年度报表和各年度的金融年鉴，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SPSS软件。由于资本充足率指标在样本期间计算口径于2004年之后由银监会进行过修订，这可能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2.2实证结果分析
(1)不良贷款率分析。从理论上说，不良贷款率应该与资本充足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从模型回归的结果看，却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加强了治理，可是重视不良贷款的清理工作，而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呆账消核，即从利润中拿出很大比例用于核销坏帐，这必然就降低了资本充足率。
(2)总资产分析。在模型拟合的结果中，总资产系数为负，它对资本充足度有影响。新资本协议的内容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于规模巨大、声誉良好的银行，监管当局可以考虑降低对其的监管力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进行适度的分类监管。
(3)资产收益率分析。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充足率在模型分析中有显著的正向数量关系。资产收益率反映了银行盈利水平的高低，所以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视资产收益率，提高资产收益率，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目标。
(4)存贷比率分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存贷比系数为正，并且是不显著的。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双向的影响，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提高了存贷比例，银行的盈利增加，进一步补足银行资金，提高资本充足率。从银行抵抗风险的角度讲，存贷比例不宜过高，因为银行还要应付广大客户日常现金支取和日常结算，在就需要银行留有一定的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如存贷比过高，这部分资金就会不足，会导致银行的支付危机，如支付危机扩散，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的危害极大，央行为防止银行过度扩张，目前规定商业银行最高的存贷比例为75%。从这一角度看银行存贷比例越高，对资本充足率有负作用。模型中，存贷比系数为正，原因是：银行对贷款质量控制加强，在提高存贷比的同时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并不快，这使得存贷比对资本充足率有利的一面显现出来。这一点与总资产增长率的结论是一致的，
(5)总资产增长率分析。从总资产增长率来看，它与资本充足率呈正相关关系。近年来，股份制银行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地位，开始大力发展资产业务，这使得银行资产规模快速增长。而资产质量也在快速提高。相比之下，银行的资本增长速度略好于风险资产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
3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管理的建议
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这些举措“增加了每个银行冒险的积极性”；它们会鼓励银行承担贷款风险和沉重的负债，那些通过投保以避免风险的存款机构“实质上是对甘冒风险的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补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管理要建立长效的资金补足机制，就不能只关注获取外源性的资金，应将内源性资金作为长期的重要资金获取途径。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本文建立的以资本充足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本文对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途径提出如下建议：
3.1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商业银行应树立经济资本理念,充分认识到任何业务产生的风险都将占用资本资源,将短期盈利水平与长期盈利能力、质量、规模、收益与风险都结合起来,逐步建立基于长期稳定的收益而非单纯规模扩张的资本约束经营机制。
3.2积极调整业务发展结构
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是各种资产按风险大小的加权之和。当前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个人理财等低风险权数的零售业务；进一步扩大银行卡、POS业务、支付结算、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的比重,高度重视信用卡和国际结算等发展潜力巨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贷利差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3.3提高盈利水平，增强资本内部积累能力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利润留成都将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资本补充渠道。为此，商业银行要加快业务发展，加强成本收益管理，提高盈利水平，以利润增量带动损失存量的化解。在核销呆账和提足弥补预期损失的专项准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利润，合理进行利润分配。为增加核心资本，今后应优先采取转增股本金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避免现金分红，促进利润分配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德沃特里庞特,悌若尔.石磊，王永钦译.银行监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AlanJ.Marcus.TheBankCapitalDecision：ATimeSeriesCrossSectionAnalysis[J].JournalofFinance,1983（9）
3王晓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3（10）
4邹平，王鹏，许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比较研究[J].新金融，2005（8）
5上海财金大学金融学院.2005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财金大学出版社，2005
6斯蒂格利茨.陆磊，张怀清译.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篇6
以前，证券市场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体改委、国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机构及上海、深圳两地地方政府参与管理的形式。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以后，证券监管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中国证监会作为证券委的执行机构，承担起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任务。国务院撤销了证券委，同年确认中国证监会为证券监管的主管机关。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如《公司法》、《国库券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证券法律法规均已颁布执行。作为根本大法的《证券法》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框架。以沪深交易所设立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短短十几年走过了国外证券市场上百年的自然演进的发展过程，应当说政府的积极推进功不可没，然而毋庸讳言，年轻的中国证券市场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监管制度缺乏长远规划。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绩斐然。然而，由于市场发展迅猛，政府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大量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不经意忽略了对市场发展急待解决的根本的监管制度建设。为了尽快解决一些短期凸#显的问题，往往采取急救办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调控市场，虽然暂时缓和了事态，但是很可能为日后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隐患。监管存在滞后性和弱效性。尽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近年来加大了对欺诈与操纵的打击力度，但行政监管往往是事后监管，监管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和弱效性。
滞后性。从违规行为的发生到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往往历时弥久，监管行为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如“中科创业”、“亿安科技”操纵股价行为在发生数年以后才被发现，而“琼民源”事件的查处过程竟长达两年。另一方面，监管力量相对有限，调查费用不菲，一些市场欺诈行为未被处理，成为漏网之鱼，使违法者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弱效性。对违规行为处罚显得过轻。如民源海南公司动用银行贷款和透支操纵“琼民源”股价非法获利))万元，查处后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外，仅处以警告和罚款了事。实际上，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却转嫁到公司股东身上，并无过错的中小股东往往受害最深。对应承担直接责任的违规公司的高管人员处罚过轻，弱化了监管效果。"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决定了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唯一监管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证券监管决策实施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却可能有损决策的科学性。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作为政府代表，除了承担监管职责以外，还担负着培育和完善证券市场的职能，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焦点问题———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这些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金融法规政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制约性。比如，证监会的某项措施可能符合单一证券监管目标的最优化，但由于与其他金融管理机构处于分割状态，其监管决策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金融及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证券监管决策缺乏科学性在所难免。对投资者的保护机制不够完善。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投资者教育机制。对投资者在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法律法规等方面加强教育，尤其是加强市场风险教育，有利于投资者熟悉市场、认识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就像对适龄儿童进行系统的免疫接种一样，打预防针对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大有好处。投资者诉讼机制。投资者可以通过集团诉讼等方式，对作出虚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讼，并且比较容易获得相应的赔偿。投资者赔偿机制。国外的证券市场通常设有赔偿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机制，由市场风险引起的损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赔偿。目前，我国的投资者教育机制刚刚起步，投资者诉讼机制和赔偿机制还未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三、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监管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高效率的证券监管是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以下从监管法律制度建设、上市公司监管、独立董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和建议：对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证券监管机构法律地位的条款和细则；加强立法建设，增强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备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增强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法制内容的实效性；-’建立健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杜绝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大执法力度；适应证券网络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尽快制订适宜的相关监管规章制度。!从规范和发展两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监管工作。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同时，努力为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监管激励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加强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能，建立健全派出机构监管绩效考评机制。重点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增强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建设，切实搞好上市公司监管工作。"独立董事制度。首先，确立独立董事应有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董事参与上市公司最大决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其次，明确区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强关于独立董事的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监督，完善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主体多元化，结构多层次，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逐步改变目前仅由证监会单方面垄断监管规则制订的局面，缩小行政监管直接作用于市场的范围。让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监管主体来填补行政监管收缩后留下的空白，强化自律监管对行政监管的制衡，多方面约束并尽可能减少政府机构执法中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对监管者的监督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动监管的法制化和市场化，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包括内部制衡机制和外部制衡机制，保障公众及媒体的监督权力，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摘要：证券市场是信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市场，具有风险来源广、传导性强和社会危害巨大等特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与飞速发展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出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市场；自律监管；行政监管
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证券市场特有的筹集资金、资产重组、公司价值发现及风险提示等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由于证券市场运作机制复杂、资本虚拟性等原因，产生风险的可能性极大。实践表明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可以提高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风险，使证券市场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参考文献：
曹凤岐等，证券投资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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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非正式融资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经营体质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很高，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第二，形成不规范、高风险的投资市场。在短期资金市场，由于投资风险过大，民间借贷大多是靠血缘或地缘关系维系的，交易双方若无亲友、雇佣、业务往来等关系，多难以成交。在资本市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份难以流通，于是出现大量私下交易。西安、成都、海南、济南、上海等地均曾兴起过股票私下交易的热潮。这种私下交易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股权流通的客观需要，但也产生了大量的“原始股骗局”，一些公司联手做庄，使众多投资者被深深套牢。
第三，影响企业的信用。依靠拖欠贷款来周转资金的融资方式不仅会使社会债务链问题更加严重，而且也导致了竞争环境和信用状况的恶化，贷款拖欠短侧几个月，长则可达一年以上。据有关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
第四，部分地下钱庄、典当行被不法分子利用，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出现了不少月息高达30%以上的贷款，造成“蚂蚁滚成大象”，使贷款人倾家荡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3对我国非正式融资发展的策略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融资活动是现有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狭小、缺少层次和行政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正式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地解决这类融资问题之前，非正式融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之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确保其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一，应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对非正式融资一味的禁止和一味的纵容都是不可行的。对非正式融资政府应给予承认、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使非正式融资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发挥其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的局面。通过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将非正式融资纳入监管当局的有效管理之下，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在加强监管和改善监管的同时鼓励其发展，建立多样化的市场服务体系，提高非正式融资市场的效率。
第二，强化监管约束机制。一是建立监测通报系统，由人民银行、银监局、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定期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非正式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增强非正式融资双方的法制观念、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形成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工商局等部门齐抓共管的非正式融资监管体系，加大对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行为的惩处力度，净化非正式融资市场。
第三，加强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之间的交易合作。利用非正式融资的信息优势来降低正式融资中昂贵的信息搜索成本，利用正式融资的资金优势来弥补非正式融资的资金不足的缺陷，这样既可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市场的单边运行和发展，防止风险过于集中，又可以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
第四，明确禁止从事融资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并要严厉打击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非法融资活动。例如，无真实借贷背景、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等借贷活动均应为法律所禁止；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凭借行政权力或地位为借贷活动提供有形或无形的担保；明确对非法融资活动的处罚标准和办法。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取消限制非正式融资的不合理规定。
参考文献
[1]何广涛，董超.浅析中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活动[J].审计与理财，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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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企业经营战略、企业拥有的独特资源，把生产运作管理作为常规型的例行工作，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把握生产运作只能作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利器。而事实是，企业经营战略如果没有运作只能的支持，那也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没有融汇到运作流程中，资源就不能转换为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在一个企业内部的各项活动中，生产运作是其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和获取利润的主要环节。生产运作经营过程中的其他活动都是一种成本支出，只有生产运作活动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斯金纳就指出运作决策必须与企业战略相协调，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帮助企业或得竞争优势（Skinner，1969)。奈杰尔.斯莱克（Nigel）和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Lewis）（2004）认为运作战略能确定运作管理中应一直遵从的决策模式并给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本文试着从运作战略的角度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并做了相关的理论分析。
二、运作战略对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
运作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为此，我们建立了如图所示的框架模型。
1.制定科学合理的运作战略
(1)一个科学合理的运作战略一定要考虑企业自身的特有能力。特有能力是一个组织拥有的、使其具有竞争优势的特性或能力（Stevenson）。特有的运作能力会形成竞争优势，因此它是运作战略的核心。一个最有效率的组织应能根据顾客所需及竞争者所为发挥自身能力，利用运作加工能力，加上大力开展市场营销活动，不断满足顾客需求。生产运作的能力是企业在竞争中某方面的只能目的，它是运作战略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
(2)一个科学合理的运作战略需要充分考虑企业内外的各种因素。内外因素分析是对给该组织嗲来威胁和机会的事件或趋势所进行的思考。运作战略的制定主要考虑几个方面：①外部因素：市场需求及变化、技术进步、供应市场。市场环境对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种类、数量、质量等各方面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在制定运作战略时必须要考虑市场需求及变化情况。在制定运作战略时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技术的变化，因为技术的变化能给一个组织带来真正的机会或威胁。技术的变化表现在产品、服务、和加工过程上。因此随着技术进步的发展，生产运作战略必须相应的做出调整，如果能够很好的适应技术的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②内部因素。主要指产品特征自身资源(人、财、物等)等。如果企业生产的是普通功能型产品，企业往往会设计大规模生产的运作战略；而如果企业生产的是时尚创新性的产品，企业往往会设计柔性的运作战略。
(3)运作战略要有完善的支持系统。①运作系统对运作战略的支持。一方面要实施运作战略对生产系统的要求，另一方面支持运作战略实施的生产系统设计。②企业人员对运作战略的支持。一方面领导要对运作战略的实施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深刻的重要意义又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对企业的一般员工要对运作战略的作用又足够的了解。
2.运作战略与企业战略的匹配
和一般的战略制定一样，运作战略的制定同样需要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但是在制定运作战略时，我们首先要意思到作为职能型的运作战略，最终是为了支撑企业战略的顺利实施，因为生产运作战略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支持企业战略，是否和企业战略一致(于俭，2006）。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企业的竞争战略是成本领先战略时，运作战略就应该是将生产系统设计为产品品种少、工艺简单的产品，以低成本生产产品，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运作战略与企业战略不匹配，那是必然以失败告终。很难想象一个以成本领先为竞争优势的企业，选择高差异的生产系统。只有将运作战略与公司战略相匹配，才可以既保证运作战略的有效实施，又可以对企业整体战略起到很好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3.运作战略与其他职能战略的结合执行
企业经营的战略决策包括各个部门的职能战略，部门战略是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引导业务部门正确处理与顾客、市场、竞争者的关系(任建标，2004）。传统的战略规划是由营销部、财务部和管理总部制定，事后才引进运作来实施这些规划，结果企业的运作部门就不能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但如果把运作战略作为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制定和执行企业战略中将二者同等对待，就可以纠正这种情况。
三、小结
尽管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有多种途径，但是生产运作作为企业的基础性工作，加强对生产运作的管理，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运作战略并贯彻执行确实企业获取最终的竞争优势，取得市场成功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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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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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证券投资组合P，其期望收益率记为E（rp），标准差记为σP。则以E（rp）和σP为轴，可建立描述投资组合的坐标体系。在此坐标系中，所有可能的证券组合方式被定义为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对于只有两个证券A、B的投资情形，其组合分析见图1。
图1中由证券A和证券B建立的证券组合位于连接A、B的直线或曲线上，该直线或曲线被称为证券A与B的结合线。结合线的弯曲程度由证券A和证券B的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所决定，而与选择的组合方式无关。证券间的联动关系采用相关系数来衡量，取值介于－1和1之间。不同组合在连线上的位置取决于该组合投资于证券A、B的比例。如果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则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即是证券A、B之间的结合线。类似地，对于三个证券A、B、C之间的组合分析情形，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由三条结合线（每两种证券形成）构成的所有投资组合的可行域见图2。显然，可行域内的每一点可以通过三种证券的二次组合来得到。例如，A、C的组合为D，B、D的组合为Z。一般来说，当存在n种证券可供选择时，根据建立组合的限制条件（如是否存在卖空机制等），其可行域可能是有限域，也可能是无限域。但无论如何，可行域的左边界总是向外凸的（允许线性部分），不会出现凹陷。
根据马柯维茨均值方差模型的假设，在相同期望收益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方差最小的组合方案。对于每一个可能的期望收益，均有一个方差最小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左边界。另一方面，在方差相同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期望收益最高的组合方案。而对每一个可能的方差水平，都有一个期望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上边界。综上所述，投资者实际选择的证券组合应位于可行域的左边界和上边界的公共部分，该局部边界被称为可行域的有效边界（见图3）。
2证券投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
在投资实践中经常会见到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情形，即：
E（rA）＞（rB），σA＞σB
此时，投资组合A比B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具有更高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收益的增量可视为对风险增量的补偿。
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补偿作用，不同投资组合的实际效用（即满意程度）在投资者看来也许是相同的。将被投资者认为满意程度相同的投资组合曲线绘制在均值方差坐标系中，形成图4所示的无差异曲线族。显然，族中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高，该曲线上投资组合的满意程度越高。由于不同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大不相同，故无差异曲线通常被划分为风险偏爱、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等三种基本类型，其曲线形状（见图4）。
3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
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风险持厌恶态度。为此，本文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为代表分析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方法与过程。
如前所述，在马柯维茨假设下，给定投资环境中的每个投资者将根据证券组合的收益和方差以及自身对风险的态度确定相应的无差异曲线族，并借助于无差异曲线在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上选择一个适当的投资方案。显然，由于所选投资方案既不能离开有效边界，又希望具有尽可能高的满意程度，故该方案必然对应于某条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切点。其图解过程见图5，图5中H点所代表的投资组合方案即为所求。
4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证30指数的指标股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研究时段为2000年1月7日～2000年12月29日，共计48个交易周的收盘价。首先计算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其方差，期间凡有送股、配股和派发现金股利的股票，均根据其配送方案分别进行复权，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然后构建组合投资的决策模型及确定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最终给出指标股的投资方案并进行必要的结果分析。
4．1周平均收益率及其方差计算
样本股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rit=■-1（1）
式中i=1，2，…，30；t=1，2，…，48；
rit：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收益率；Pit：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盘价；Pi，t-1：第i只股票在第t－1周的收盘价；a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送股比例；b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配股比例；Bi：第i只股票配股价；di：第i只股票在第t－1周到第t周的每股现金红利。
各样本股在样本时限内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E（rit）=■，σ2i=■（2）
式中E（ri）是第i只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rit是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益率，N=47为计算总周数。
上证30指标股在样本时限内周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4．2决策模型与有效投资组合
因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相应的组合投资决策模型可写成以下数学规划的形式：minσ2（rp）XT∑X
s.t.XTEn=1
XTR=R0（3）
Xi≥0，i=1,2,…，n
式中：X=（x1，x2，…，xn）T为证券组合投资比例向量；r=（r1，r2，…，rn）T为各单个证券投资收益率向量；R=（R1，R2，…，Rn）T为收益率向量的期望向量；∑（σij）n×n为收益率向量r的协方差，σij=Cov（ri，rj），i，j=1，2，…n；En为元素全为1的n维列向量；E（rp）=XTR表示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σ2（rp）=XT∑X表示证券组合的风险。
该模型的内涵是在给定预期收益率R0的条件下，力求使证券组合投资的风险达到最小。其中，R0为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水平。
借助于Lingo软件平台，通过编程计算，不难求解上述数学规划，从而确定证券投资的有效组合。实际运算结果表明，上证30指数指标股的有效投资组合一共有14组，每一投资组合中各样本股所占的投资比例见表2。
5．3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及结果分析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组合投资方案中证券数目的增加，用方差代表的投资风险在迅速降低，最终稳定在某一固有的风险水平。该风险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投资环境的系统风险，必须由投资者个人承担，而无法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化解。
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绘制出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其界面曲线见图6。
图6中的B点表明，投资者在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中可以实现的最高周收益率为1.4721%，折算成年收益率为75.71%，同时需要承担方差为45.08%的投资风险。其具体投资方案为将全部资金投资于龙腾科技，属于单一证券的投资选择模式，是高收益、高风险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图6中的A点表明，如果将资金按一定比例分投于所选择的9支股票（详见表2），则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σ2=5.2%），同时可实现0.249%的周平均收益率，对应年收益率为12.78%。显然，该证券组合投资的收益率仍然远高于银行同期年利率2.25%的水平。
参考文献
篇11
国内特级教师顾淑平在《分层作业分层评价实验研究报告》中指出，实验前，其原有的学生基础与对比班无明显差异，三年后的测试数据则说明了实验的绩效是明显的。实验班的平均分和及格率均超过了对比班，实验班的优分率远远高于对比班，而低分率却远远低于对比班，体现了“分层作业、分层评价”实验在“培优”和“辅差”方面的优越性。实验班学生学习主动，作业态度、习惯均优于对比班，说明“分层作业”实验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自主、能动作用得到尊重和发挥，学生的情感、兴趣、意志、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创新意识明显增强。
特级教师柏跃富在《作业的分层布置在教学中的实践》中指出：分层布置作业符合学生的能力差异，能够培养学生优良的学习品质，使他们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正确的评价自己。
刘景蕉老师在实践工作中探索出几种简便的分层作业的设计技巧：如修改数量呈现分层、隐去数字呈现分层巧变图形呈现分层、增加条件呈现分层、减少条件呈现分层等，这些作业分层设计技巧为相关研究提出很好的启发。曾做过一项实验研究，被试为两班程度相同的学生，实验班按照个性，因材施教，对照班采取共同目标，学。在实验班，教师注意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个别问题个别对待。在对照班，教师则对全班学生共同要求，而对个别学生的具体情况则不给予特殊处理。一学期后，两班接受同样的测验，其结果显示实验班成绩远优于对照班。
《课程标准解读》中提出，历史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具有丰富的历史想像力，激活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使之能在已学习的知识和没有学习的知识之间发生迁移，即用已学过的知识、已形成的能力去解决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这一过程才是学习最重要的环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任何一点进步和可取之处都要得到教师的充分肯定和支持，而表现出来的幼稚、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观点都是学习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教师不能对此进行任何的讽刺、批评以及斥责，而应进行适当的引导，力求学生自己形成纠正自己看法的愿望和能力，而这个变化过程比学习知识的过程更重要，更具有教育的实质性价值。
目前中学学生的课内作业存在最大的误区是教师本位主义和功利主义。教师一直把作业作为提高考试成绩的重要“法宝”之一，把它当作巩固课堂知识的重要手段。于是布置课内作业时也是本着教师的意志出发，而忽略了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结构及个性发展和个体差异的需要。教师布置作业时往往是一刀切，全班所有学生做的是同样的课内作业。其结果是优等生吃不饱，学困生吃不了。长期的这种作业方式已经使学生逐渐形成不良的作业习惯。比如马马虎虎的做、到校抄同学的答案、字迹潦草、错误率高、不认真思考等。而且大量的重复性作业占去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抑制了他们自身兴趣爱好的发展，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且造成学生两极化发展，优等生成为机械学习的呆子，后进生则全无学习兴趣，某些人甚至于因害怕作业而形成对学习的恐惧。
我们广纳中学政史组的教师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作业存在着一种敷衍了事，对传统作业进行了分析，主要存在一下问题：
（1）作业形式单调、陈旧，不能从多方面检查和训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另外，这种习题的条件和结论多是单一的、不变的，即所谓封闭的、规范的习题，缺乏开放性，不利于能力的培养，更谈不上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2）时间、内容一刀切。大部分教师在布置的作业时，往往要求学生（优等生和学困生）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同一的内容，期望达到同一的目标，忽视了学生的个性特点。
（3）在中学阶段，当前我国中学生负担过重主要表现为“书本多、课程多、作业多、考试多、补习多、竞赛多”的情况，国家教育部明确指出要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但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绝非不要作业，只不过是要布置更回适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合理性的作业。
那么怎样使得学生作业也能与人的个性发展相协调，实现从原先的一种“负担”向一种自身需求并能促进自身发展的转变呢？也就是如何让学生把课内作业作为一项自己需要的、乐意的事去做，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又能提高学生的能力呢？面对当今令人担忧的教育现状，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杰出人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尝试改变了以往作业的形式，实行课内作业分层设计模式。
为此，我们提出了进行《初中课内作业分层设计实践研究》的课题。课内作业分层设计，即根据全班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的差异，分别提出不同层次的作业要求。它着眼于每个学生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把过去同样内容、同样标准、同样模式，同样分量的作业，改为三种不同难度的作业。依据学生的需要安排适合他们的不同层次的作业。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如何合理把作业进行分层，怎样实行动态化分层。根据学生平时做作业完成情况、质量情况；测试的卷面分析；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智力因素等情况进行分层。
2、课内作业分层设计的操作模式的研究，如何在教师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班级学生多的情况下有效的实施好课内作业分层设计，让作业的有效性得到保证。
3、课内作业分层设计的内容研究。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如何设计分层作业内容，目的在于夯实基础，提高基本技能，指导生活为后续学习打好基础。
4、针对分层作业如何做到分层批阅，分层评价。
三、研究的方法措施
（一）研究的方法
对课内作业分层设计层次
A层作业：在设计时，侧重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不降低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重点是培养学习兴趣，树立起学习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变拉着走、推着走为主动走。降低作业难度，减小作业量，课内作业分层设计能大大提高A层学生对做分层作业的兴趣和积极性，变“要我做作业”为“我要做作业”。
B层作业：既要求有一定的基础训练，也要提供提高能力的训练，使他们在自身能力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进步。在作业设计中，先让学生分析简单的政史材料题，最后让他们做一些小练习，课内作业B层设计激发学生继续向前学习的动力，能挖掘他们学习的潜力，作业的扩展内容向生活加以延伸、丰富，由一个点出现满天星。这样的作业设计主要是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提高题。
C层作业：是在掌握课程标准要求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重知识的加深和知识面的拓展，以研究性作业为主。作业设计不仅掌握知识点，还要对这一知识点进行横向联系。适量布置提高性作业，让学生挑战自我，得到成功的满足感。在布置C层学生的作业时，以政史事例分析理解为主，一般都是两篇材料。做完后，马上请学生来讲解，锻炼学生的解释能力，要让他说得其他同学能理解，总的来，就是要让课本上的理论用来指导生活实践，对于学生的创新回答要适当给予鼓励。
（二）研究的措施：
在新课改实施的背景下，我校申报的县级课题《初中政史课内作业分层设计实践研究》自开题以来，学校抽调骨干教师组成课题研究小组，不断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提高实践研究的理论水平；立足课堂，提高课堂学习效率，保证教学面向全体；钻研教材，挖掘教材中的资源，补充课外资源，有效设计分层作业；在实际操作中寻求一套有效的实施模式。通过大家的分析、讨论、研究、制定出了严谨的课题研究的整体方略。
1、学习准备阶段
通过调查的方式了解当前初中在面对课内作业时的现状：统一的课内作业不是造成优等生吃不饱，就是让学困生答不起，这也就造成了学生普遍对作业没兴趣，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就成了本课题研究急需开展的重要原因，在弄清学生课内作业的现状后，参研教师要通过互联网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各种传媒了解当今国内外课内分层作业的最新理论，通过吸收、消化、反思、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课内作业新模式，进行作业的优化设计。
2、推行课程的实践
在七年级设定一个实验班和对照班，两班的基本情况要相接近。实验班推行分层作业，对比班依照常规教学模式，参研人员要进行定期和随机两种形式进行交流，进行情报的共享和交换。将自己在教学中的经验教训形成文字，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大家要共同讨论，群策群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以后的工作方式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方法，进一步学习新的分层作业的设计理念并用于以后指导实验工作的进行，开发出一套指导实验工作的校本教材。
3、论文的撰写和成果的汇总
参研教师应将在研究过程中的感悟及其方法等形成文字材料，采用公开发表省、市、县内的交流等方式将自己的成果进行推广。最后，通过问卷，调查和访问等的方式总结出分层作业的优势所在，然后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册，作为本校教师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全面推行的理论指导。
四、研究的目标
1、对有差异的学生，实施有差异的教学及有差异的检测评价标准，促使每个学生在不同基础上得到提高与发展。
2、形成一种便于操作的课内作业分层设计的模式。
3、通过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的相互协作，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自主创新能力。
4、通过对优等生、中等生、学困生的直接教学和个别辅导，消灭“陪读”现象，更好的补差、防差，实现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升素质教育的要求。
5、通过课内作业分层设计的教改实验，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驾驭教学的水平和进行教育科研的能力。
五、课题研究中应遵循的理论原则
（1）分层作业的理论之一是因材施教原则。《论语》曾记载过孔子因材施教的大量生动个案。墨翟教育学生就注意“子深其深，浅其浅，尊其尊”。宋代教育家更明确提出：“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学习差异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心理学家琼斯曾做过一项实验研究，被试者为两个程度相同的班级（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学生，实验班按照个性，因材施教，对照班采取共同目标，学。在实验班，教师注意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个别问题个别对待。在对照班，教师则对全班学生共同要求，而对个别学生的具体情况不给予特殊处理。一学期后，两班接受同样的测验，其结果显示实验班成绩远优于对照班。因此实施分层作业有利于因材施教。作业“一刀切”，过难或过易，缺少层次，不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尤其是学困生和优等生的发展。实施课内作业分层设计也有利于学生在完成适合自己的作业中都取得成功，获得轻松、愉快、满足的心理体验。有利于优化学生的思维品质。
篇12
长期以来，我国储蓄过多、消费过少,包括公共和居民消费在内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即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大约20个百分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在80%以上,日本为85％，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水平在76%～79%之间。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收入增长的“三驾马车”，尤其消费需求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也是一国发展经济的最终归宿。但是，在最终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却更多依赖于投资和外贸,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因此，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改善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经济安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的要求，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那么，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尤其消费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
本文采用1980年～2007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以最终消费、国内生产总值为系统的内生变量，选择固定投资为外生变量和工具变量，建立了一个以结构方程组式的系统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现在，我们借助现软件Eviews5.0，进行有关变量时间序列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并建立结构性模型来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最终消费XFZZH与收入GDP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在统计上最终消费XFZZH不是收入GDP变动原因、收入GDP不是最终消费XFZZH变动原因的概率均不超过5％。参见表1。
三、结构方程估计
鉴于理论阐述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论提供的基础，现在我们分别采用有关变量的名义水平值、实际水平值和实际增长率来估计结构方程组，揭示我国过去近30年来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采用的估计方程组为：
XFZZH=C(1)+C(2)*GDP（1）
GDP=C(3)*XFZZH+C(4)*GDTZ（2）
其中，最终消费（XFZZH）、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固定投资（GDTZ）和常数项作为工具变量。C(i)为待估参数，i=1，2，3，4。对于上述联立方程组结构性参数的估计，表2列出了估计结果。
从表2可见，结构性方程参数估计的结果是C(1)=770.80，C(2)=0.5740，C(3)=1.3929，C(4)=0.4725。而且，从各参数对应的T统计量（大于2）和相伴概率（均远小于5%）看，这些参数均通过T检验，是显著的。另外，作为综合反映拟合效果和简洁程度的评价指标，两个估计的方程样本调整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9974，和0.9992，非常接近于1，说明我们所估计的结构方程组具有较高优度，是可以采信的。
从估计的结构方程组可见，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单位，将导致我国最终消费增加约0.57个单位，收入增长对消费具有显著的引致作用；另一方面，最终消费增加1单位将导致我国GDP增加约1.39个单位，表现出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而且，这一效应明显强于1单位投资需求扩大对GDP的带动作用，后者仅为0.47个单位。
通过对上述结构方程组参数的估计，我们验证了我国最终消费与收入增长之间的相互正向促进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最终消费对收入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地强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1980年～2007年的有关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建立三组结构方程，验证了居民最终消费和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最终消费取决于收入水平，又反过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其对收入增长具有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显著地强于投资。相对于最终消费对收入的带动作用而言，将资源用于投资有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为了改变我国过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增长，我国应该更加注重最终消费。
参考文献：
篇13
企业并购战略涉及到企业并购的动因、协同效应以及行业选择等方面，这些方面是并购绩效的直接“推动力”和“源泉”。并购中的管理者动机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企业并购后的绩效进行评价，缺乏从不同角度系统研究和揭示并购交易的真实动因以及并购动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一般而言，公司并购是管理者对个人利益和公司市场价值两者权衡之下采取的战略行为。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股权极为分散，管理者动机成为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治理因素。管理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些类型的并购似乎对其更具吸引力，如管理者可能致力于公司的长期增长，使得他们能够分散个人的人力资本风险或增加工作的安全(ShleiferandVishny，1989)。当一项投资为管理者带来更大的个人利益时，管理者宁愿牺牲股东的利益进行投资。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导致上市公司运作中的“内部人控制”及“关键人模式”。在这一制度背景下，管理者问题也许更为突出地影响到并购绩效。系统研究管理者动机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对并购绩效进行探源性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结合国内分类的标准和国外的分类习惯，以合并、收购股权和收购资产等三种扩张性并购行为作为本文的研究取样范围，以并购事件中作为收购方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试图揭示我国上市公司扩张式并购事件中，管理者的动机与收购公司并购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
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特殊制度背景使其并购动机及并购行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尚不成熟、缺乏长远战略考虑，使并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导致并购失败。另一方面，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导致内部人控制普遍，问题尤其突出。本文在西方并购理论中与问题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假说：
1.根据自大理论提出的假说
Roll(1986)的自大假说认为，管理能力强的管理者由于野心、自大或过分骄傲而在评估并购机会时容易过分乐观，使收购公司在并购中受到损失。Morck(1990)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认为差的管理者有更大的动机扩张，以保证公司的生存或发现他们可能擅长的新业务。本文假设由能力强的管理者策动的并购绩效较差，使用并购前一年的托宾Q值(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资产的重置价值之比值)来衡量公司管理者的管理能力，采用公司总资产的会计值来代替资产的重置价值。
2.自由现金流量假说
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在企业的战略决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导致成本的利益冲突永远也无法得到完善的解决，而自由现金流量的支出可以在解决管理者和股东间的利益冲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若想有效率和使股价最大化，自由现金流量就必须支付给股东。但现金的返还降低了管理者控制的资源，同时也可能增加将来融资的难度，所以管理者倾向于进行投资，即使这种投资对股东而言是有害的。因此，本文假设并购前现金流量充足的公司所策动的并购绩效较差，并采用现金及其等价物增加对公司总资产标准化之后的指标作为公司现金流量的指标。同时，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通常拥有较多的现金流并且通过扩张式并购来达到其快速成长目的，本文设定样本公司成立时间这一控制变量来控制自由现金流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3.多元化假说
多元化假说来自于西方并购理论中效率理论。关于管理者损伤股东利益去追求多元化的动机在于：管理者可通过多元化组合降低个人收益风险和人力资本(AmihudandLey，1981)；此外，多元化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增加他们自己的势力、声望和薪酬(JensenandMurphy,1990)，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企改制而来，公司管理者的任命制度还带有行政体制的影响，管理者容易盲目扩大公司规模作为经营成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本研究假设多元化并购的绩效较差。在实证分析中，将是否多元化处理为虚拟变量，跨行业的并购取值1，而同行业的并购取值为0。行业分类根据行业代码细分至第二位。
4.高管持股假设
根据JensenandMeckling（1976）的理论，管理者和所有者为同一主体时成本将消失，而两者间利益冲突越大，成本也就越大。本研究假设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并购绩效越好。本文以并购前一年的高层持股数量总和与公司总股本标准化后的指标作为变量。
5.国有股比例假设
国有股持股比例较高是我国特有的研究背景，在国内有关公司绩效与股东成份构成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司国有、法人股比例越高，管理者的动机可能越严重。本文假设国有、法人股比例越高或A股流通股比例越低，收购公司并购绩效越差。
6.高管薪酬假设
由于国内缺乏有效监督和缺乏有效率的经理人市场，在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结构下，经理人会通过各种途径实施利已行为，进行权力扩张。姚先国(2003)发现，虽然收购行为没有给样本公司带来持续的经营绩效，但企业管理层的报酬却具有极强的下跌刚性。并得出结论：通过一次次无效率的购并，经理人的收入不断上升，对企业资源的控制也日益强化。本研究假设高管薪酬与并购绩效成反比，并以高管人均薪酬增长率作为变量。
7.控制权假设
根据管理协同理论，拥有高效率管理能力的管理层倾向于进行并购，并且与被并购公司共同分享管理资源上的优势，以获得管理水平上的总体提升。但是，如果进行并购之后，上市公司只是占有对方一定股权而在公司日常运营活动中不具备话语权及决策权，管理协同效应将难以产生，公司管理层希望藉并购以获得管理协同效应，进而使整个企业经营绩效获得提升的目的将无从实现。因此，本文假设上市公司以获取控制权为目的的并购行为将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研究样本来源和选择
本文以2001—2004年为研究时间窗口，选择2002年主动发生扩张式并购包括收购股权、收购资产、企业合并。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事件样本由笔者从《中国并购报告2003》中整理得到，并按照如下步骤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筛选：第一，查看2002年年报，以确认并购交易在当年已经完成，剔除交易当年未能完成及交易未成功的并购事件；第二，并购事件为股权收购的，剔除收购后占目标公司20%（不含20%）以下股权份额的并购事件；并购事件为资产收购的，剔除交易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并购事件资产规模1000万元的选择是一种主观判断，主要是考虑到收购资产必须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实质性影响（收购的资产规模太小对公司的影响不足）。；第三，剔除在2002年度同时发生了其他类型资产重组行为的上市公司；第四，剔除交易标的为土地使用权等非经营性资产以及交易实质为产品购销的并购事件；第五，剔除未披露收购股份比例的并购事件。由此共得到样本138个。评估样本公司并购绩效的各年度财务指标以及样本公司成立时间、并购前一年的托宾Q值、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值以及并购当年国有股比例等数据来源于天相证券投资分析系统，样本公司高管各年薪酬、高管持股比例的数据来源于CCER治理结构数据库。样本公司并购后是否获得控制权、是否跨行业并购的虚拟变量由笔者根据《中国并购报告2003》以及样本公司2002年年报整理所得。
四、因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综合财务指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表1为研究构建的绩效评价多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基于三个重要假设：(1)所采用的财务指标体系能够代表企业的经营绩效；(2)企业的并购绩效能够在2年之内体现出来。(3)企业经营绩效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并购行为造成的。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公司各年的财务指标进行处理。这种方法可以把多个财务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可以对企业并购情况进行系统性的评价，因为它不是通过主观赋权的方法计算综合评价值的，因此也就避免了人为因素对最终评价值的影响。另外，它考虑了多指标评价过程中存在的指标之间相互存在联系的问题，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这种线性的相关关系剔除掉了，因此，其结果也更具有逻辑性。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每股收益复权、剔除行业影响因素、控制极端值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最后得到138个样本公司4个年度11个财务指标的数据表。
本文使用SPSS13.0对样本公司预处理后共4个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0.837，说明变量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得到5个主成分F1、F2、F3、F4和F5，构建模型如下X1、X2、…、…、X11依次代表样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利润率、股东权益比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税后利润增长率指标。：
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构建如下模型计算并购绩效综合得分：
并购绩效综合得分=0.22605F10.19821F20.13603F30.14882F40.14485F5
按照这个公式，笔者分别计算出样本公司并购前后各年绩效的综合得分情况，经过描述性统计，笔者发现样本公司经营状况在并购当年略有下降，但在并购后一年及并购后两年出现回升。见图1，与2001年相比，样本公司2002年经营绩效下降了16个百分点；2003年经营绩效随即较2002年又上升了62个百分点；2004年又在2003年的基础上增加了近400个百分点。
为进一步考察样本公司经营状况变动情况，笔者将样本公司2001—2004年间绩效综合得分按年份分为6组，各组间数据按照公司代码一一对应。由于总体的分布情况不明，不能获取总体分布的相关参数，笔者选用非参数检验来进行。在进行年度比较时，笔者选用两个相关样本的Wilcoxon法分别对这4个样本进行两两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证明，样本公司并购当年绩效下降，但在并购后一年以及并购后两年，其并购绩效均发生明显改善。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笔者所选择的样本为发生收购兼并、股权转让等扩张性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这一类资产重组方式对于企业绩效的增长要好于其他类型的重组方式，也好于上市公司绩效增长的平均水平《资产重组绩效排行2004》，中国金融出版社，P151-152，2004年。
其次，根据冯根福、吴林江（2001）的研究，横向并购的绩效在较长时期内较为稳定且呈上升趋势。[8]在样本统计过程中发现，横向并购占据了总数的几乎70%，这样必然会使样本总体绩效得以改善。
第三，2002年是我国并购市场发展阶段中承上启下的一年，战略并购渐露端倪。2001—2002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并购法律、法规，使并购行为更加规范，政府监管力度加大，实质性并购趋势越来越明显。从2002年发生的大额并购交易来看，上市公司大型并购有两大特点：一是力度较大，企业转型较为彻底；二是以行业整合为主，旨在壮大企业规模，提高行业地位。上市公司的并购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化趋势，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使资源配置更趋于合理。
五、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及结论
本文由研究假说得到8个自变量，表3为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发生收购行为的公司高管持股比例普遍偏低，平均不到1‰；国有股比例比重较大，最高达到86.3%，平均达到35.3%的国有持股比例；高管人均薪酬的增长率差距较大，最大达到775.498%，最低达到-66.216%；样本公司平均成立的年限为6.978年；大约有30.7%的样本公司进行了跨行业的并购；大约有76.1%的样本公司在并购之后成为被并购方的控股股东。
为了对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进行进一步检验，笔者依据样本公司不同的特征进行分组，考察组与组之间的并购绩效的均值等的差异情况，实证结果列于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并购前管理能力好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后绩效的平均变动幅度为-0.208，均值检验的t值为2.09，绩效明显好于并购前低管理能力组的样本公司。
并购前现金流量充足的样本公司平均绩效变动率为-0.949，而并购前现金流量相对缺乏的样本公司并购后平均绩效变动率为-0.009，分组检验的结论支持了前文的假设，即并购前现金流充足的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投资，投资并不一定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为目标。但是两组样本公司并购后平均绩效变动率没能获得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只能为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提供较弱的证据。从样本公司并购前高管持股比例的检验结果说明高管持股对管理者动机起到了一定约束作用。但两组间均值检验t值为0.771，p=0.442，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只能为并购行为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变化提供较弱的证据。
在样本企业中跨行业并购占42家，绩效平均变化率为-1.241，而同行业并购的样本公司绩效平均变化率为1.114，两组间的均值检验t值为-2.339，p值为0.031。实证结果证实了前文的假设，在我国目前企业管理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盲目进行跨行业扩张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少实际案例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样本公司国有股比例的实证结果与前文的假设不一致。国有股比例高的一组并购后绩效平均变化率为0.921，国有股比例低的一组并购后绩效平均变化率为-1.97，两组间均值检验t值为-1.794，p值为0.037，国有股比例越高，并购绩效越好。
在并购前后几年中高管薪酬平均增长率较高的样本公司并购后绩效稍好，其绩效平均变化率为0.066，相对的，高管薪酬平均增长率较低的样本公司并购后绩效平均变化率为-1.115，与前文的假说不同，实证结果说明高管薪酬开始与企业绩效相挂钩。但两组间均值检验t值为-0.726，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只能够为并购绩效变化率提供较弱的证据。
样本公司的成立时间（至2001年止）不能够为并购绩效平均变化率提供有效的证据。从统计结果来看，成立时间较长的公司并购后绩效要稍差于成立时间较短的公司，但二者的区别非常不显著。
笔者从表4的统计结果中发现，以获取控制权为目的而进行并购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后的绩效发生了正向变化。在138个样本公司中，有105家成为被并公司的控股股东，并购后绩效平均变动率为-0.275，好于未获得控制权的样本公司，其绩效平均变化率为-1.317，这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通过收购获得被并公司的控制权之后，能够直接掌控被并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对其生产管理活动起到实际主导的作用，能够更好将被并公司纳入到上市公司整个经营体系中来进行管理，从而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两组间均值t检验值为0.833，p值为0.3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只能提供较弱的证据。
2.多元回归分析及结论
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管理者动机与并购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可靠结论，笔者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前文所设定的解释变量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上述模型1中，因变量SCORE_AVER为样本公司2001—2004年各年绩效得分均值SCORE_AVER=（2001年绩效值＋2002年绩效值＋2003年绩效值＋2004年绩效值）/4。，代表并购后经营绩效的总体情况，MANAPAY_AVER为样本公司2001—2004年度高管人均薪酬均值MANAPAY_AVER=（2001年高管人均薪酬＋2002年高管人均薪酬＋2003年高管人均薪酬＋2004年高管人均薪酬）/4。，表示考察期间样本公司高管人均薪酬的总体情况。模型2中，因变量SCORE_YEAR为样本公司2002、2003、2004年各年绩效得分值较前一年的变动率SCORE_2002=（2002年绩效值/2001年绩效值）-1；SCORE_2003=（2003年绩效值/2002年绩效值）-1；SCORE_2004=（2004年绩效值/2003年绩效值）-1。，MANAPAY_YEAR为样本公司高管人均薪酬在考察期间各年度间变动率MANAPAY_2002=（2002年高管人均薪酬/2001年高管人均薪酬）-1，其余各年依此类推。
实证检验的结果整理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回归统计分析的结果与分组检验的结论基本一致，4个回归方程中，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也基本一致。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对于2002年并购绩效变动率的解释效果最好，Adj.R-square值最高，自变量对2004年并购绩效变动率的解释效果居于最末，可能是因为时间越长，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其他干扰因素变多，导致模型的解释能力变弱。
从表5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管理能力变量指标——并购前一年托宾Q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与分组检验的情况一致，但是与预想的情况偏差较大。说明企业并购后绩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并公司的管理能力。能力强的管理者并购后的绩效会更好，而能力差的管理者进行扩张式并购后绩效会变差。
样本公司并购前现金流量的指标的系数符号与预想一致。说明并购前拥有充足现金流量的公司容易进行无价值的并购，企业现金流量充足性与并购后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但这只能够为假说提供很弱的支持证据。
回归模型中，高管持股比例变量系数符号均为正，与预想相一致，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管持股能够对企业的绩效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绩效的影响力是不显著的。
对于并购多元化假说，回归结果提供了较强的支持证据。说明多元化对收购公司的并购绩效具有明显的影响。
与预想不一致的是，样本公司国有股比例在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全为正，并且在所有模型中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并购中政府的参与程度以及支持的力度对收购公司具有显著的影响，给收购公司带来正面效应。
管理层薪酬的变量系数均为负数，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管理层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虽然正相关，但相关度很低，只能够为假说提供较弱的证据。
表5的结论未能为控制权假说提供有力支持，虽然是否获取控制权的虚拟变量系数为正，符合预想的结果，但变量未进入回归方程。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管理者动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并购当年略有下降，但在并购后两年内经营状况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上升程度较大。与管理者动机相联系的并购行为对并购公司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企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即并购前管理能力差的管理者完成的并购有更低的收益，而由能力强的管理者主导的并购，其并购后的绩效要好于能力差的管理者所主导的并购。
多元化假设、国有股比例对企业扩张式并购绩效带来影响。进行跨行业并购将为企业的经营绩效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管理者管理水平与西方国家具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更需要谨慎地进行跨行业并购。研究显示，国有股比例与并购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收购公司国有股比例越高，与政府联系的密切程度可能越大，而政府的参与，使得收购公司在收购时成本大大降低，企业并购绩效得到改善。
此外，高管薪酬以及高管持股比例等管理层激励因素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不甚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企改制而来，企业管理者的任命及激励体制具有中国特色，薪酬和股权这种显性激励手段的作用不占主导地位。控制权假说未得到实证结果的有力支持，这可能是因为股权比例只是控制权在形式上的一种体现，要实现对收购公司实质上的控制，还要受到收购方管理能力、被收购方的协作等因素的影响。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也未能够得到实证结果的有力支持，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国有股比例较高，在进行并购时能够获得一定的政府支持，因此企业在考虑是否并购时，现金流状况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ShleiferA.andVishnyR.Managemententrenchment：thecaseofmanager-specificinvestment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5,1989,123—139.
［2］Morck，R.，Shleifer，A.，andVishny，R.W.DoManagerialObjectivesDriveBadAcquisitions?［J］.TheJournalofFinance，XLV,1990,31—48.
［3］Amihud，Y.，andLev，B.RiskReductionasaManagerialMotiveforConglomerateMergers［J］.BellJournalofEconomics,12(Aut.),1981，605—617.
［4］Jensen，M.C.andMurphyK.J.PerformancePayandTopManagementIncentiv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1990,225—264.
［5］Jensen，M.C.andMeckling，W.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andOwnershipStructur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Oct.)，1976,305—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