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社会学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社会学这门学科带给我的感受是在我们社会中我们应该去怎么办，去怎么如何更好的生活于这个社会，去如何处理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社会学在我看来他更是我们如何为人处事方面的知识，更是我们未来规划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对社会学的看法是在社会上你是让我们怎么做的。
社会学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虽然只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但他教会我们在建设，在经济，在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社会学是我们想要在为未来中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规划的话，我们就要去认真的拜读，研究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灵感。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困惑的话你可以读一下研究一下社会学。
社会学一个不一样的学科，一个另类的解惑世间之事的书，一个特别的心灵鸡汤，所以社会学给我的看法是平衡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的一种个人之书。
篇2
导言:居士佛教的社会学问题
北京广化寺的护法组织和居士生活
当代中国宗教捐赠行为的初步研究
基督徒之社会认同研究论纲
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
中国宗教图景上的浮尘
中国宗教研究的类型学问题——从江南民间宗教出发
宗教组织拓扑结构的“理想型”及其社会学启示
解禁与教派演化:以台湾地区的为例
导言:探索“宗教认同”研究的基本路径
“整体的信念证成理论”与宗教认同——对原生信仰的一种哲学分析
从“认同”的逻辑与内涵浅析“宗教认同”
韩国萨满教、基督宗教和民族—国家认同
在与多重身份之间——景颇族基督教信仰与身份认同探究
贝拉有关“公民宗教”概念看法的演变
大卫·马丁的宗教政治学
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社会”概念的三重维度
社会科学可以研究祈祷吗?——从莫斯《论祈祷》谈起
沟通原始与现代:对“格/群”文化理论的再分析
现代灵性和宗教的关系模式探讨
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概念:从涂尔干、韦伯到斯达克
词间空格促进汉语阅读的新词学习:词素位置的调节作用
认知重评策略对注意分配的影响
不同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对类比推理的影响
高低特质焦虑水平个体面部表情觉知阈限的测量
将来自我认知的乐观偏向——ERP研究的证据
公务员面试测量了什么?我国公务员面试的构想效度
从个体性到社会性:具身研究范式的转向
术语的演进——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从西美尔的宗教性理论到贝拉的公民宗教
美国“公民宗教”的概念及来源
贝拉的公民宗教概念与国际政治神学的新范式
汉字构词力对双字词识别影响的实验研究
父母参与对流动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自主性动机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网络交友的信息可信度评价及行为研究
美国宗教社会学发展的三大支柱:专业协会、经验研究与理论自觉
从文化的视角来认识当代宗教
西方视角与作为研究方法的弥散型宗教
入世潜修:对北京地区三所高校大学生佛教徒生活样式的研究
知识青年佛教信仰的确立——对北京地区部分信众的访谈
中国是“无神”国度吗?——对中国状况的定量分析
活的宗教与生活史——从地方层面解释中国基督徒的信仰
世俗、世俗主义与现代性——以阿萨德《世俗的形成》为中心
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七人谈:宗教社会学学科建设需要制度性保障
篇3
耕地流转制度实践的再思考
西方“话语机会结构”理论述评
社会学学科史书写的方法与政治
社会变迁与阶级分析:理论与现实
定性研究中的求异法及其理论依据
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进程与展望
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涉诉的基本类型及其治理研究
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
纳入与排除:卢曼系统理论的第三演进阶段
何以为善:郑杭生慈善社会学思想理论评析
权利分层:社会分层研究必要的补充维度
理由给定的社会过程:潜在的问题与拓展的可能
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情感的公共与私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
食品安全危机中的消费者行动:基于实践的视角
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市场交易秩序何以可能?——兼与焦玉良商榷
可持续城市社区的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
强化与变异:网络社会中的“全景敞视”
经济绩效、价值认同、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感
论“依法抗争”概念的误区:对李连江教授的回应
学术语境与政策行为:“农村社区”的表达与实践困境
韦伯中国命题新解:中国宗教之当代经济意义初探
货币、道德与秩序——评《货币与交换中的道德》
时间、行动与他性——“社会科学困境”的另一个构想
象征交换与世俗伦理——对鲍德里亚拟像序列理论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系列期刊
“假设的真实性”:科斯与弗里德曼的“和而不同”之处
两种嵌入性:城市居民金融投资行为的社会视角
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研究——国内组织社会学研究新进展
合作社:乡村工业的可能模式——《江村经济》的实质主题
常规治理何以替代运动式治理——基于一个县计划生育史的考察
复数的鸡毛换糖——浙江义乌经验的商业起点与伦理渗透
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与刘少杰教授商榷
后现代空间理论的维度及其限度——读苏贾《后现代地理学》
开发与治理——清代中期以来新疆土地开发的社会学研究
西方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立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
地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对我国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
论社会关系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兼评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
“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系列期刊
被误读的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理解范式诸因素及其内部联系
篇4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它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启发了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和环境社会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有所发展、但发展又不充分的产物。决策者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必须做好优化经济结构、完善工业布局、妥善处理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关系的文章，相关部门在实施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时，必须把环境保护作为硬任务和刚性指标。工业化、城市化既能破坏环境，也能美化环境。环境问题既可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产生，也可因工业化、城市化消除。
思考之二，环境问题既是生态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对环境问题不能只作生态学分析，还应作社会学研究。为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将其纳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考量，不能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必须强化环境保护和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的意识，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以牺牲环境来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得不偿失。
思考之三，人口增长、技术失控、生产过剩、消费无度是环境遭受破坏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发展观念不正确。发展观念不正确使得政府在作管理决策、企业在作经营决策时很少考虑环境因素，很少考虑这一决策的执行会对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政府和企业在作相关决策时，必须改变观念，必须考虑这一决策及其执行对环境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
思考之四，消除环境危机须扎扎实实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须袪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确立并践行道法自然、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须健全完善政府主导、民间推动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作用。须克服以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为表现的市场失灵和以追求经济增长尤其是GDP的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治理为表现的政府失灵。须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资金、技术方面开展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
思考之五，环境社会学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需要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需要与其它学科合作。只有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环境社会学才能在不断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状态中树立自己的学科形象，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与其它学科合作，环境社会学才能更充分发挥自己在环境保护、环境治理中的立言献策作用。
思考之六，环境社会学者在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国家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环保联动机制的建立方面大有可为。环境社会学家通过对环境问题发生机理、机制的分析和环境问题解决思路、对策的探讨;通过对环境保护必要性、重要性的论述和对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嬴理念的倡导;通过对所在社区、所在城市、所在国家环境运动的参与和国际环境运动的介入，为唤起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消除经济增长投下的环境阴影，为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贡献自已的力量。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价值除体现在它能启发人们对环境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外，还体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了解环境社会学的线索，为人们开启了一扇审视环境问题的窗子，为人们搭建了一个预测环境社会学前景的平台。循着它提供的线索探究下去，人们知道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科学，一门将结论建立在实证分析、细节分析基础之上的科学，一门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科学。透过它开启的窗子，人们看到了环境破坏的严重性、环境治理的紧迫性和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登上它搭建的平台，人们看到环境社会学以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忧虑、对环境危机的深刻反省、对消除环境危机的执着追求显示出自身的魅力。有魁力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就有环境社会学的美好前景。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
饭岛伸子的环境社会学思想深化、升华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给人们处理环境问题以理论和方法的指导。我们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楚地看到它的某些局限。她承认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没有认识到不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是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环境问题的历史性、体制性根源是发展理念不正确、发展模式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变唯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必须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她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和产业大转移的趋势，看到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工业建设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遭到损害，土著民族的原有生活方式遭受彻底破坏的过程。”但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大转移的幌子下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拿走的是“干净”的产品和巨额利润，留下的却是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发达国家留下的废水、废气、废渣加剧了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欠发达国家在承受因自身发展而导致的环境之痛的同时还要承受发达国家转嫁的环境灾难。
她看到了城市市民对城市环境状况的不满，但没有看到即便环境状况再遭糕人们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放弃赖以为生并己经习惯了的城市生活方式，放弃与之相关的工业技术。人们可以治理城市环境，可以改变城市环境。不如人意的城市环境不应成为人们反对城市、反对与城市建设、城市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工业技术的理由。她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对环境保护、环境治理的意义，但没认识到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除了要调整经济结构外，还应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环境污染源的控制工作。
她强调零增长、缓慢增长对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但没有认识到面对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和难以抑制的发展冲动，不是迫于无奈，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为保护环境而刻意减缓发展速度。发达国家不会，欠发达国家更不会。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不对，借口保护自然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也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保的保护，在保护环境时注重经济的发展。她强调政府、非政府组织负有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的责任，但没有提出为履行责任政府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非政府组织应实施哪些具体方案。因沒提出具体措施和具体方案，帮助民众摆脱环境灾难不免陷入空谈。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局限既与环境社会学学科现状有关，又与其学术旨趣、价值取向有关。就学科现状而言，由于环境社会学产生较晚，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很多基础性问题还没完全理清。就学术旨趣、价值取向而言，饭岛伸子重视环境社会学对象、方法环境问题现状和民间环保运动类型的研究，不太重视环境社会学功能、环境问题趋向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及效果分析。饭岛伸子研究环境社会学所依据和利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来自欧美，欧美学者的价值观对其环境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篇5
从安徽来的余曦曾经跟一个上海女孩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看欧美电影，里面有没有说，你没有房子就不跟你结婚，我们看欧洲的一些小说，有没有说你达不到什么条件，就不跟你结婚的?女孩回答说，看来电影和小说你都没有认真看，没有房产的男人，能在电影和小说里当主人公吗?
“老上海”贾新廷讲过一个半夜打电话落实房产的故事。他曾经给同学的孩子介绍一个女友，两个人挺谈得来。女方的母亲三天两头打电话：哎，你介绍的那个到底家里有没有房子啊，怎么到现在还没说清楚这个问题啊。有天半夜里，她打过来电话，非要搞清楚，否则就不许他们再来往。老贾老婆接的电话，说：“哎呀，这是我老公的同学，同学之间怎么好问这个问题呢，过两天我给你问。”老贾却能理解女方母亲的心情，马上给小伙子打电话，让他给对方母亲说清楚，你们的房子是怎么打算的，连夜回电话，马上讲清楚。
男方要准备婚房，这个不成文的规矩让很多家里有男孩的父母夜不成寐。婚房闹得上海人“不重生男重生女”，老贾却认为这个习惯，不是两个人，也不是一家能改变的。就算女孩子愿意跟你还贷款，她父母愿意吗?她会说，你怎么找个男的，连房子都没有。就算她父母愿意，女方的亲戚呢。他又说啦，你家女儿找个老公，怎么连房子都没有，多没面子呢。所以说婚姻不是个人的婚姻，是社会的婚姻。
“都说上海人现实，现实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在老贾看来，过去讲究的门当户对，“上只角”、“下只角”(富人区、穷人区)都统一折算成房子，不过是把过去委婉的要求变得明白了。如果你不能完全免俗，还不如坦率承认这点。
住房商品化改革，把过去隐蔽地附着在“大城市人”身份上的特殊权利，用房价形式标示出来，人们面对这种现实，先是吃惊，后是适应，最终发现只要努力就能穿越这个界限。在这方面，上海人最早显示出自己的勇气。
且介亭主人
好地段、大房子，是上海女孩挂在嘴边的追求。为了满足女友的要求，到上海发展不过两年的外地青年胡斐用尽全力，在内环线边上买了套房，胡斐因而自称“且介亭主人”。他用的是鲁迅的旧典，当年，鲁迅在租界边上租了房子，租界两字各取一边，命名为“且介亭”。“且介亭”的现实含义在于一个沪上广为流传的说法――内环线内住着说英语的，内、外环之间住着说普通话的，外环线外住着说上海话的。内环线边上的房子，算是有一半放在说英语的市中心。
这个说法可信吗?美联物业(香港)静安、徐汇区域总监黎志贤告诉记者，在上海中心城区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人，确实以港澳台人士和外籍人士居多。港澳台投资者比较喜欢在上海中心的徐汇、静安区购房，因为这些区域的物业比上海其他区域高很多，挡住了一批想购房的人，但相对国外的房价还是便宜很多。
在香港，相当于上海闵行、莘庄那样的地段也要3万，而在上海3万块能买非常好的地段，港沪的服务业已经相差无几，所以说上海的房价对港澳台、外籍人士相当有吸引力。
黎女士说，他们买卖房屋也好，租赁也好，客户以香港、台湾人士、老外居多，本地人很少。内地的投资客，现在会退得比较远，一般会退到普陀区，那里的房价大概1．1万、1．2万左右。如果在徐汇、静安买，最起码要两万。上海本地人真正买来住，完全没必要，除非是用来投资。
黎女士强调，租住在这里的一般都是老外。“租金起步价是1000美元，一间房哦。”
为什么会在内环线内形成讲英语的大社区?黎女士说，这是因为人们在海外居住，会遵从一定的习惯。比如在香港，境外人士就很喜欢群居。有一栋楼有日本人，就会有其他日本人到这里买房子，结果一个社区都是日本人。有台湾人，就一群台湾人过来了。上海也是这样，像国际丽都城，就很多台湾人和香港人，静安风景，就有很多新加坡人，因为静安风景的开发商到新加坡做过推广。古北新区，台湾人、香港人很多，餐饮，娱乐服务，都是台湾的店。海外人土不懂“上只角”、“下只角”这些观念。他们关注地铁交通、出租车是不是方便、周边有没有合适的餐饮服务。
黄浦区就一直火不起来，即便是很高档的房子。那里高档新房子也很多，但是黄埔是老区，很多老房子还在。你去看看就知道，晚上6点以后，会有很多老人乘凉，不穿上衣啊。哪怕它的房子很好。这些叔叔伯伯也不是坏人，但是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会觉得很害怕，感觉不安全。
港澳台、外籍人士进入，使得以自住为目的的本土购房者失去了竞争力，能拥有一间“且介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从消费到投资
一个想在徐汇、静安居住的上海青年，会遇到什么样的竞争者呢？黎忐贤女士说，他们既有驻沪跨国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慕名前来的投资者。投资者形形，既包括香港的太太团炒房团，也有海外基金，既有成片开发的战略投资者，也有只买几层的小基余。
全球化时代的向人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上班，也可以在远离故园数万里的地方买下住宅。今天的住房早已不是只满足居住需求的基本消费品，尤其是在国际大都市，它的住房会成为令全球投资者垂涎的投资产品。房子不是普通商品，房价远远不是供需关系能够说明的。
篇6
“八十年代以后，在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我国档案学研究开始打破封闭、沉寂状态，学术气氛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投身于档案学理论研究，一支由档案专业教育工作者、档案实际工作者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档案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来自不同岗位、环境甚至不同学界的研究者鉴于原有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快速变化的档案工作实践，一些实际问题在理论上难以获得满意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修改、补充和完善传统的档案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把视角投向档案学理论中的空白点，对许多新的课题进行探讨，使档案学基础理论不断地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并直接推动了一批分支学科的创立。”[3]基于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涌现出一批探讨档案社会学学科问题的论著（文）。但这一研究并未持续下去，准确的说是中断了几十年。
时至今日，档案社会学的专著只有陈智为教授1989年出版的《档案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丁华东教授出版了《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世界图书上海出版公司）一书，书中再次提到“档案社会学”这一概念。他指出“本书即试图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库恩的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视角对档案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作一解析，研究档案学发展中的理论转变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及这种转变与建构是如何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力求发现在档案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研究中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和思维的转变，为档案学反思性地理解自身，认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脉络提供理论解释，也为档案社会学的建设提供知识积累。”[4]“在档案学研究呈现多样化趋势的今天，借鉴社会学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地域的不同档案管理模式，总结适用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档案实践、理论和方法。”[5]据此，作为一门尚未成熟的学科，档案社会学还是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2.档案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1档案社会学的内涵研究
如何定义“档案社会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与先决条件。保自澄在《开辟档案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出：“所谓档案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的学科”。[6]陈智为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指出：“档案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对档案与社会的关系作专门的社会学研究。”[7]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运用社会学基本原理去研究档案。
笔者认为，档案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档案、档案工作及档案工作者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2.2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档案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把这个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弄清楚。否则，研究活动就会误入歧途，走偏方向。
保自澄认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档案工作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二）档案和档案工作发挥作用的范围、程度和效果的社会原因，以及档案、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三）档案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心理和智慧才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四）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工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研究。”[6]保自澄强调的是档案、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陈智为指出：“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初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档案的文化特点与文化表现。二、档案来源的社会性。社区档案、家庭与个人档案.以及各种载体形式的档案。三、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的提供利用与开放，档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四、档案面向社会的窗口―档案馆;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的关系。五、档案事业的公共关系。六、档案工作与社会意识;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七、档案社会舆论。八、档案立法。九、国际档案社会。”[7]陈智为强调的是档案学与社会学的交界处。
笔者更加倾向于保自澄所提出的档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档案社会学研究对象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档案的社会属性。“档案就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文字、和国家之后而必然出现的社会产物。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必然会出现档案这一社会现象，也无论是通用文书档案，还是专业档案（包括科技档案）的出现也都是社会现象，前者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后者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8]我们可从上述言论中得出，档案的来源是具有社会性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因素直接影响着档案的形成。总体上说，研究档案来源的社会性，除了要了解社会这个宏观因素外，还要研究立档单位、档案员等微观因素的社会属性。
二是档案的社会价值及其实现。“档案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人类保存和利用档案正说明档案具备特有的社会作用和价值。”[9]
档案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环节密不可分。档案越齐全完整，就越能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也就越能体现它的社会价值。档案的社会价值还与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编研能力以及对档案宣传的能力直接相关。档案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越高，就越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编研能力越强，就越能拓宽档案工作的服务渠道。
三是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从档案的社会功能来看，档案能够折射出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等诸多现象。档案工作不仅能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服务，还能够为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保存档案，留下史料。研究档案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社会影响，也是研究档案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是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研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别从两个层面去研究。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档案工作者队伍整体的社会地位。具体地说就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发达程度中，去研究档案工作者的构成、层次及影响力。二是，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个别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当代，一批优秀的档案工作者涌现出来。如：军旅档案人刘义权、“最美”基层档案人周珍、优秀干部信息管理工作者刘珍娥等提高了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扩大了档案工作的影响力。通过研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可以分析出档案工作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重要性。
2.3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档案学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原生性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档案学借鉴的是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档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除了要保留传统的档案学的研究方式外，还应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研究档案社会学要掌握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篇7
与社会学一样，后现代社会理论也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20世纪是知识、信息占主导地位的世纪，信息工业的发展，商品的不断推陈出新，消费时尚的不断变换，商品借助于现代性文化的力量，特别是文化媒体的力量具有了符码的魅力。生活于这一社会的个体，其消费行为完全为媒体所左右，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它已成为一个符号交换与交流体认的过程。对于这个与现代社会有着太多不同的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造就了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
二、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区别
社会学是以社会为其研究对象，以发现社会形成及发展规律，从而促进社会良性、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科学或学科。赛德曼（Seidman，1991）认为社会学具有十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他将社会学的特点归纳为“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本质主义和偏狭性”等。而后现代社会理论恰恰与此相反，它是针对上述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并要对其加以解构。
其次，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性”指“社会学理论试图揭示一种社会的逻辑；它企图发现一套反映社会世界的惟一真实的语言，企图与人性的普遍状况相联结。”后现代社会理论否定社会学理论实现了这一目标，同时也否认这样一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学所接受的基础的存在。
再次，就“总体性”来看，社会学理论倾向于寻求一种普适性的“总体性概念框架”，同时，信奉“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与此不同，后现代社会理论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构成任何社会生活之内容的那些多维的、异质的、道义上含混不清的社会潮流与倾向之上。
复次，社会学理论的“本质性”特征指“它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基本的、固定不变的特征；从而把社会现象视为这些特征的表现。后现代社会理论则不然，它更强调与某些社会相联系的社会条件，即更侧重于“基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或者性取向’而形成的那些差异。”
三、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的联系
虽然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之间并非是一种激进的断裂，前者亦非要为后者所取代。其实社会学理论与后现代社会理论是密切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泽瑞尔在其《后现代社会理论》中预设了“社会学理论的景观正逐渐被后现代社会理论所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其依据有二：一是许多社会学理论家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的批评面前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一些基本理论预设；二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也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当中。这样的两种现象所能说明的就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不断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以修正其不足。
四、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的启示及其自身的局限
“后现代”往往对“现代”的宏大叙事持否定态度。后现代社会理论同样认为马克思及一大批新者所创造的一些用来描述将人民从压迫性社会中拯救和解放出来的那种历史进步的巨型理论是一种“神话”，并据此批判一切体系化的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也都由此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后现代”欲摧毁一切“宏大叙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哈贝马斯便是最好的例证。当被认为是现代宏大叙事之一的启蒙主义宏大构想日益遭到怀疑时，他却提出了“我们非但不能放弃‘现代’的理想，不能宣布‘关于现代的构想’是一项失败，相反，我们应该从否定‘现代’构想所犯的错误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的主张。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启示主要如下：
篇8
与孟德斯鸠相反,奥古斯特・孔德是一个主张人类和社会一致性、人类历史的一致性的社会学家。根据他的思想,理想的社会类型只应有一种,并且人类应当自发以及自觉地沿着这一道路前进。孔德的社会学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孔德认为,一种由“神学”和“尚武”这两个形容词标明特点的社会类型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科学和工业的社会类型正在诞生。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学者取代了僧侣和神学家,成为社会秩序中精神和道德的基础。和学者取代僧侣一样,企业家们和经理、银行家们正在取代军人的地位。一旦人类用科学的方法思考时,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就不再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而成为人与自然的斗争或者是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了。在第二阶段,孔德的视野更为开阔。他认为,人类应当先后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类解释各种现象,并把这些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生命体或与人类相似的力量。第二阶段中,人类乞灵于抽象的实体,如大自然。在第三阶段时,人类只是观察这些现象,并找出各种现象之间在某个时期或过去可能存在的经常联系。而在孔德的思想里,三种状态的规律只有当他们与科学分类结合时才有严格的意义。三种状态的规律和各门学科的分类,这两者的结合其目的是要证明在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里取得胜利的思想方法,最终也应当在政治学领域取得胜利,并达到创建一门新的实证社会科学――社会学的目的。另外,整体先于局部这一思想也应当移植到社会学方面来。对整个社会不加研究就无法理解某个特定社会中的宗教情况或国家的确切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德与孟德斯鸠的差别高下:孟德斯鸠的出发点是差异性,而孔德却十分讲究逻辑――这正是大人物或某些不太重要的人物的特点,把人类的统一性作为出发点,以研究人类历史作为社会学的对象。当然,奥古斯特・孔德还提出了一个社会学的职能问题:社会学是一门纵观历史的科学,它要确定的不仅仅是曾经存在过的和目前存在的东西而且从决定论的必然意义上来说它还应当确定将会存在的东西。在其思想的第三个阶段,孔德用人性和社会性的理论证实了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可以说,孔德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型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科学思想和工业活动已经相当普遍,所以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创立一种像过去神学思想体系支配社会秩序那样支配现时社会的科学思想体系,以加速变革的进程。孔德的社会学思想是以三大命题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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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4－0049－05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形成时间知识体系的步伐一直比较慢。吉登斯指出，社会学在考察时间时和自然科学共用一种研究框架。社会时间的缺失导致“社会学家关注结构时，他们描述的是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他们关注变化时，就在一个定义此前此后界限的静态体系中进行描述”。[1]社会学的主流范式更适合于“时间中的片段”。早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就已奠定了时间研究的一些基础，其后不乏一些社会学者对于时间进行关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时空体验，时间逐渐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在梳理社会学家关于时间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总结出社会学时间研究的范式和基本内涵，旨在为当下国内社会学界掀起的“时空热”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
一、社会学的时间研究
在社会学界，很多学者都对社会时间进行了研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介绍一些关于社会时间的一般性理论探讨。
（一）迪尔凯姆学派的时间“质”性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及其追随者是最早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时间的。他们通过对时间质性（即时间的社会性）的研究来区别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同时以此强调社会生活的节奏。休伯特首先给质性时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质’性的社会时间是由各种各样的标志、符号、事件、仪式或活动构成的一个连贯的整体。它通过其自身的节奏而体现着社会组织的一个象征性的结构。”[2]在社会时间和宗教的研究中，迪尔凯姆也表达了这一思想。迪尔凯姆认为，时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时间被碎片化为许多时间性的活动，这些活动又组成一种总的文化节奏，这种节奏赋予时间以意义。”[3]在迪尔凯姆学派看来，时间是集体生活的表征，不同的时间相互联系，这为人们理解社会秩序和节奏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框架。迪尔凯姆学派开辟了社会时间研究的先河，从此，时间便进入了社会学的视野。
（二）索罗金和莫顿的社会时间研究
在美国社会学界，皮蒂里姆·索罗金与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时间研究非常有价值的洞见。他们的研究在继承迪尔凯姆学派质性、节奏的基础上，还借鉴了文化人类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他们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社会时间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不同单位时间具有不连续性、相对性和特殊性。第二，时间的意义与事件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要认识不同阶段的时间，并给予其某种名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时间内进行的活动的内容。
（三）乔治斯·古尔维奇的多样社会时间和威尔波特·摩尔的客观时间
古尔维奇和摩尔几乎同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论文，但他们所谈的侧重点不同。乔治斯·古尔维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时间的异质性。他不仅区分了和群体、区域、教会紧密相连的微观时间以及体现制度、意识形态之特征的宏观时间，还研究了由于社会构成不同形成的八种时间类型，即持久的、欺骗的、不定的、循环的、阻滞的、交替的、超越的、爆炸的。古尔维奇从时间所蕴含的意义这个角度划分出多种尺度和层次的社会时间，尽管他提出的各种社会时间概念还不够严谨，需进一步商榷，但古尔维奇的研究仍为我们认识社会时间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摩尔则把研究重点放在时间的客观性质方面。摩尔指出形成后的社会时间代表特定社会活动出现的情境，因此，社会时间能够测量社会过程的进展和速度。由于客观化特征，社会时间往往成为一种策略。人们通过对时间有目的的操控来重新组织和安排社会活动。摩尔的观点无疑是具有创建性的，他从人们遵守时间、利用时间方面出发，把握住了社会时间客观性这一重要特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学的时间研究。
（四）约翰·哈德萨的时间社会学
英国学者约翰·哈德萨于1990年出版了《时间社会学》一书将时间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致力于建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时间社会学。哈德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学科的高度对社会时间进行探讨。他总结了一系列与时间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概念，建立了时间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哈德萨的研究指出，社会学研究可以按照四种方式来使用时间：将时间视为说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一种要素；时间作为社会诸要素的因果联系；时间是一种量的测量；时间是一种质的测量。哈德萨致力于将社会时间的研究从一个领域转变为一种学科，但由于时间本身的抽象性，以及社会时间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时间社会学的研究一直很难展开。
二、社会学时间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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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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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220-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62
1 . 引言
翻译机构是社会存在的实体，涉及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在译学学科体系中发挥着支撑作用。刘会然（2013：184-186）阐述了翻译机构的性质、分类、功能以及翻译机构研究内容，按照翻译机构发挥的功能将其分为四大类，即翻译研究机构、翻译教学机构，翻译服务机构和翻译出版机构，这些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教育教学并培养翻译人才、组织翻译学术交流、发展和繁荣翻译文化产业以及推动翻译出版产业发展，对于翻译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同时，也明确了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定位，将翻译机构研究置于翻译学的应用研究部分。刘会然（2012：182-185）还从出版的角度考察了翻译出版机构――这一大类翻译机构的具体运作，分析了翻译出版机构对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认为对翻译机构的探讨可以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的“前因后果”。的确，翻译机构是翻译模式的一个重要参与者（Brian Mossop， 1988： 65-71）。Koskinen（2000： 52）也认为翻译机构具有明显的塑造性影响。滕梅（2009：124）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翻译政策时，也曾列举了以来有代表性的翻译出版机构，认为翻译机构是翻译政策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的媒介。
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翻译机构自身运作过程会受到社会、文化、政治等相关因素影响，而这种影响会间接折射到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影响翻译产品的传播和接受。也如Even-Zohar（1990： 19）的“多元系统”理论所认同的，政治、文化等制约因素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而这些制约因素往往通过出版社、宗教团体等机构对翻译过程实施影响。王志弘（2001：1-25）从国家权力网络中考察翻译时指出，翻译除了个人文字功底与译笔评赏问题外，还涉及各种任务的社会位置和关系、组织与制度（出版社、政治审查等）以及翻译过程（书籍出版生产、行销与阅读的过程）等，这说明出版社等机构参与翻译社会化运作过程。翻译机构本身具有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影响翻译过程本身以及翻译过程相关活动。因此，社会学角度可以充分解释翻译机构本身及其相关活动。
2 . 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霍姆斯（James S. Holmes）就提出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之后翻译研究突破语言文本的藩篱，开始文化转向，操纵学派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更多关注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探讨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活动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社会学框架之下的话题并没有得到社会学理论的充分解释，所以从社会学角度解释这些问题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social praxeology）、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social systems theory）和拉图尔的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其中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被翻译研究者引用最多。该社会学理论涵盖诸多学术概念，概念之间关系微妙，并且翻译研究学者在引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时存在不少分歧，所以这里有必要对该理论概念简要进行梳理。
场域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核心概念是场域、惯习和资本。场域指的是“具有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Bourdieu， 1993： 162），“将社会空间根据作用和功能分成各种类型的结构系统，这些系统由处于其中的‘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王悦晨，2011：6）。场域具有独特的运作规则，比如文学场域由文学人士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科技场域是由理工背景的科技人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各自场域具有独特的运作规则。并且，“各种场域之间相互关联”（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09），比如文学场域的某些研究成果可能为出版场域或历史场域提供素材，可能成为后者的研究对象，而文学场域的参与者之一――作家也可能会将出版场域或者历史场域中的某项活动或人物作为写作题材进行文学创作，这就是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权力场域是各种场域的整体，是“元场域”（meta-field），各种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惯习
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另一个核心理论概念。惯习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结构中参与者的行为，参与者行为可以解释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规则以及规则的形成。在社会客观结构中，参与者往往不由自主地接受一些默认的规范，参与者在规范的影响下进而影响所在的社会结构即场域。参与者在自身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内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规律，产生一套‘定势系统’”（王悦晨，2011：7），形成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这些行为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即参与者与社会环境之间彼此影响。“所谓惯习概念，实际上关注的就是个体社会化的问题，……也就是个体对环境的影响”（ibid.， 2011）。
资本
布迪厄借鉴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来解决场域中的不同资格条件问题。“资本可以以三种基本外观展现：作为经济资本，它可以及时直接转变成现金，可以以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作为文化资本，它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转变成经济资本，以学历的形式制度化；作为社会资本，以社会责任（关系）组成，它在一定情况下被转为经济资本，可以以贵族名号的形式（a title of nobility）制度化”（转自邵璐，2011：126）。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参与者身上的文化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如文化资本较多的高学历人才出售自己研发的科技产品可以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转换成其他资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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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客观的，一是主观的，客观的影响因素是指教师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素养和经济收入及居住环境等因素;主观的因素主要是根据社会的组成分子对该职业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威望，以评价的方式获得。职业威望与社会地位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因素的，一旦形成，不易轻易改变。班级是一个小社会，而教师在这个“社会”里则需维持学生的多种关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的价值观取向常常会受到社会价值趋向的影响，呈多元化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尖锐地表现出其角色运行的困难度。
2．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生是教学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特性有利于教学活动的良性进行。其中学生的家庭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地位对学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的学业有显著正相关的作用，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受到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次，同辈亚文化对学生的学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是指某一社会团体中成员所形成的特殊行为模式和价值观，通常受不同职业、宗教、种族、低于、社会阶层和年龄团体的影响。亚文化因素对学生也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二)班级体系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体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组成的群体，批次间具有稳定的交互作用且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体系。班级作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影响其目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制度是规范团体行为的载体，通常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个人因素而言，个人的身心需求、情感属向受到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在社会体系中有各自的角色分配，但他们的期望应是一致的。同时，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维持这个社会体系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师生间存在人格和需求的差异，使得班级社会体系中的师生关系需要经过不断的调试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范畴。
二、对教学社会学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科学已逐步发展成熟。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教学的理论方式进行探讨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如何教学的研究模式成果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推上日程。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向小领域发展，对日益成熟的发展内容加以总结，以社会学为基础教学理论，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使“教学社会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发展方向。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学校的社会功能，学校组织和学校文化;社会环境;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等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对教学社会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就教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来看，早期是运用团体动力学研究教师行为和班级氛围。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实证和量化的研究方式作为探讨师生交互模式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理论不断充实，社会学者开始将班级作为一种小型的社会，采用社会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探讨班级的内部结构与功能。而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在教学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以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师生关系在教育工程中的影响进行分析，触动了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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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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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