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餐饮半期总结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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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失败后，鉴于还要学习，缺少空闲时间去寻找实习地点，我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自己工作经验几乎为零；第二，是眼高手低，没有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一心只想往公司里去，却忽略了关注大学教育的政府部门，同时也忘了这次半期实践的最主要目的是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所以才会使自己盲目排外，只想找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摆正好自己的位置，社会实践只要有工作，不违法，什么都干。于是我们找到了环保局。局长是一个表面看起来严肃，内心却很慈祥的老同志。他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在综合管理科实习。刚开始几天，我们只是在熟悉环境和帮他们盖章、复印。等我们完全熟悉他们的工作已是三天后。
5月11日，那是我们来到这里最有意义的一天。那一天，我们正式工作，也和他们一样，拿起手中的笔，为前来办证的人开协议书、盖章、复印。我们完全融入了这个科室的工作，以至于那些前来领协议书的人都把我们当成了这里的员工，这也是我们最引以为荣的地方。
当然，有得必有失。由于厦门最近正在创办全国文明城市，对餐饮业、小吃店等都放宽要求，叫他们都要办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一般情况下，办理卫生许可证只需卫生合格就可以在卫生部门领到的，而工商营业执照却必须拿到卫生许可证和餐饮业协议书才能办理。所以，最近来环保局办理餐饮业协议书的人明显增多。据小陈介绍，最近每天综合管理科索接待的人次是以前的三至四倍。
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办领餐饮业协议书，有时候整个办公室都挤满了人。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下，我出过一次小失误。
每一个到综合管理科的人，只要符合要求，我们都会开给他标有编码的餐饮业协议书，一份让他们自己保存，一份和卫生许可证去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然后对于第8页的上部分和最后一页的下部分我们要复印起来留底。通常我们都是一份翻到第8页折起来，将有用的上半部分放到另外一份的最后一页的上方，将它们复印成一张留底。而那一次恰好来了一屋子的人，我开了一个人的餐饮业协议书后就顺便拿起同学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小陈他们开好的餐饮业协议书去复印，谁知，忙中生乱，使协议书掉到了地上。事后，也没注意看编码是否打乱，就照顺序复印了起来。幸亏复印完成我有对照了一下，及时发现错误，进行了重新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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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笔者作为一线教师，在教授《酒店韩国语》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对学生采取更直观的教学方式，将生硬的课本对话，日常用语和复杂的理论业务流程通过情景再现和以身效仿的方法进行教学，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教会学生快速准确地“捕鱼”。本文试对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必要性和应用性作初步探讨。
1 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必要性
1.1 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及适用性。《酒店韩国语》是高职高专应用韩语专业学生在大三上学期所设立的实训课。高职高专学制短，两年半的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学习在时间上稍逊一筹。针对社会需求，快速转变为应用技能型人才，在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增强专业技能的训练，把握就业方向，对症下药。其次，高职高专学生年龄在20出头，从生理年龄来看，还处在青春期末端，对新生事物善于模仿。教师可利用这一点开展情景模拟教学，让学生在课堂上发挥孩提时代的模仿天性，充分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感受酒店韩语课程的魅力。
1.2 韩语语言学习的环境缺陷。孟母三迁的故事众所周知，讲的是环境对孩子学习的影响。语言学习也同与此。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同样，学习韩语，在韩国留学学习和在国内课堂学习，听说读写效果是不一样的。在韩国对韩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感同身受，但在国内的学习只能通过看韩剧，听老师讲述课本知识，间接了解和死记硬背。然而由于情况迥异，不可能所有学韩语的学生都有出国机会。在这种语言环境缺失下，我们自我创造场景，在课堂上努力为学生营造环境和氛围，让学生敢于开口说话。酒店韩语的场景设定可以是前台服务，客房管理，或者餐饮预订。学生可以在分组分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身临其境地体会语言技巧，学习服务技能。
1.3 准毕业生对社会认知的不足。大三上半期的高职高专生正处在惊慌的人生十字路口。面对到来的实习期和毕业季，专业储备知识不足，对社会认知不足，因此有些茫然失措。此时实训课上单纯的酒店韩语课本知识就满足不了专业技能的实践性。教师要在课堂上采取“情景模拟”的方式，把每课重要交际语言列出，让学生敢说敢演，像母语一样自然流畅。学生有成就感，在面对未来时，就会带着在课堂上培养出来的自信轻松处理遇到的每一件事。
2 酒店韩语课程情景模拟教学的应用性
2.1 突出主体地位。酒店韩语情景模拟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的讲授法，将学生推到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说、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逼”学生积极学习，让静态学习变为动态学习，让学生觉得上课是必要的事、有趣的事。教学时要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顺利完成课堂角色转换，推动学生的积极性。
2.2 提供就业保障。酒店韩语是韩语专业的一个就业方向。如今山东半岛对韩贸易蒸蒸日上，沿海城市涉韩酒店遍地开花，因此酒店韩语专业人才供不应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这个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全面掌握酒店服务行业流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为迅速就业提供保障。
2.3 拓展性格能力。酒店韩语情景模拟教学过程中，要依据教材选取场景。像“需要客服给在首尔的朴会长打电话问询何时来中国”，诸如此类的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参与交流表演，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及性格与个性拓展能力。
2.4 提升教师业务。笔者在本情景模拟教学中，对授课内容、授课形式经常与学生交流沟通，及时调整。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自身协调、组织、处理能力会有很大提高，并且在设定的场景中，教师与学生一起参演，分饰角色，不仅提升了教师专业技术业务的能力，还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增进感情。
3 结语
总之，情景模拟教学在各类学科中屡见不鲜，韩语在供不应求的趋势下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地培养专业人才，发挥儿时“过家家”的率真天性，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摒弃“满堂灌”所导致的“害羞孩子”和“哑巴韩语”。增强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充分运用到课堂模拟教学中，使实训课发挥最大效力，为高职高专学生工学结合、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专业技能基础。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词条
2 服务专业教学论文
3 全国花.酒店韩国语.大连理工出版社，20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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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他们享有独特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等，其发展速度和深度远远领先于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但由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很少，少量的人口流动，往往带有政策性，如知青下乡、知青返城、边疆移民等，这种政策性人口迁移，由于政策上的协调或是由于这种移民往往是“由上而下”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边缘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家陆续出台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加上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业已拉开，在政策和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城市边缘群体。本文在梳理有关边缘群体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该群体在制度身份、经济地位、文化水平及心理表现上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差异，分析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形成机制。
二、城市边缘群体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城市边缘群体”？目前在学术界争论纷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学科来定义它。李尚敏认为：城市边缘群体主要指那些虽然移居、生活在城市中却基本游离于城市现代文明之外的人群，他们通常聚居于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多数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人们称之为外来民工）组成，其典型代表是民工潮中“沉淀”下来的、久居城市、逢年过节才回老家看看的农民工。魏丽艳认为：“所谓边缘群体是指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从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即未被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完全接纳而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的人的综合体。程为敏认为：中国的城市边缘群体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人都会处于边缘状态。只有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农民才会成为难以被当地文化同化和吸纳的边缘人。
从上述一些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城市边缘群体的主体是进城务工而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本文将城市边缘群体界定为：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欠发达地区分离出来进入相对发达地区谋生，却未能在文化、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完全融入到当地居民之中，处在尚未被当地同化和吸纳状态下的人群的集合体。这样，农民工就成了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从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分离出来到东部等发达城市中务工的、而未被发达城市同化和吸纳的工作人员也是城市边缘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影响我国城市边缘群体产生的因素
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所左右的，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差距、文化差距及不同心理表现，都促进并维持了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存在。
（一）制度因素
城市边缘群体形成的背后，是我国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起作用。王春光和郑晶晶将这些制度概括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这些具体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开来，使其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这些制度因素中，户籍制度是核心和关键，我国的户籍不仅是公民的一种合法身份标识，也是享受一系列公民权利的依据。产生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制度因素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任何时代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未曾遇到过的，也是我国农民融入城市、摆脱边缘状态的过程中最难逾越的障碍。
（二）经济因素
形成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经济因素分为经济发展因素和经济格局因素两个方面。魏丽艳认为，城市边缘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是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李尚敏、朱同丹认为，形成边缘群体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从1955年到1985年，3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几乎在相互独立的环境中各自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重点发展城市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在这30年中从解放初期的一片烂摊子发展到有较强工业基础的工业化经济，而且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村经济基础上的。巴志鹏通过研究发现，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这种一抽一补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拉开，这一方面促使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使得进城的农民无法与市民“平起平坐”而处于弱势、边缘地位。
（三）文化因素
城市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明的巨大差异构成了边缘群体形成的文化因素。程为敏认为边缘群体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边缘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城乡两种文明的巨大差异出现在像我国这样的所有迟发展中国家。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时，大都已经形成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落后农村与现代城市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从传统农村社会进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农民很难适应和融入到城市现代文明之中，同时现代城市文明也很难接纳远远落后的农民。这种相互间的文化排斥，加剧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疏离状况，固化了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四）心理因素
边缘群体对城市生活的不认同和城市居民对边缘群体的不接纳，导致边缘群体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摆脱边缘状态。我国农村经济相对城市经济虽然发展缓慢，但却一直把几亿农民维系在土地之上而不至于流离失所。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绝大多数农民已无冻饿之忧，他们在农村生活自由、舒适程度并不比城市打工生活差，他们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想多挣些钱回家盖房、娶亲，尽快地致富，等他们挣够了预期的钱后就会返回原住地，过他们熟悉的家乡生活，他们没有改变边缘状态，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就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基于城市经济的优势地位，会产生一种群体偏见，对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持排斥心理。这两种心理使边缘群体的存在得以维持。
四、总结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对我国当代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做以下判断：
第一，制度因素对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维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人口流动是受到一系列政策影响的，从1955到1985年，30年的时间里，一系列制度安排严格限制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村与城市之间、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不是市场作用下的自由流动，而是已经政府的指令进行的政策性流动;当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员流动时，表面上看是由于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发行为，但依然是在政策松动前提下进行的，并且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将流动人口隔离在市民生活之外，维持着城市边缘群体的存在。制度因素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隔离和不平衡发展，也是上述所分析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形成的基础。
第二，经济因素将维持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长期存在。我国城市出现的边缘群体不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社会现象，也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一方面是由于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会持续分隔市民与流动人口，形成两个制度安排群体;另一方面是边缘群体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市民不愿从事的，并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又是城市发展所必须的，如维修业、小吃餐饮业、建筑业和家政服务业等。边缘群体与市民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制度隔离和经济共生的共同作用下，城市边缘群体将长期存在下去。
第三，文化和心理因素使我国城市边缘群体有较强的人员流动性。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边缘群体的主体――农民工群体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他们也很难为城市生活所接纳，在文化层面上他们有拒绝被城市文化同化的倾向，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浙江村、河南村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城市谋生，却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加上农民工与农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在农村有可以维持其生存的田地和居住的房屋，他们进城的目的就是挣钱，没有融入城市、在城市定居的强烈愿望。这样他们会依据不同城市中挣钱的难易程度而快速流动，会不断有达到预期目的（挣到预期的钱）的边缘群体返回家乡摆脱城市边缘的状态，也会不断有为同一目的而进城的人员形成新的城市边缘群体。
参考文献
[1] 程为敏.社会流动中的边缘群体[J].农村经济与社会， 1994（3）.
[2] 李尚敏.边缘群体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江南大学学报，2003（7）.
[3] 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J].临沂大学学报，2005（2）.
[4] 魏丽艳.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探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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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珠三角加工制造企业面临的危机与困境
20多年前,珠三角作为港台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发展的主导模式是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形成轻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外向产业,但进入21世纪以来,珠三角的土地、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供应日渐趋紧,防治环境污染的投入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被迫上升,劳动力价格上涨,珠三角出现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关闭或外迁。金融危机与产业转型的浪潮接踵而至,使得珠三角企业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发展的危机与困境,从90年代下半期开始,珠三角已逐渐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周边的粤北山区,以及粤东、粤西转移,不少地方领导也逐渐认识到,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到了一点辛苦钱,但大量外来人口集聚,也带来了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的沉重负担,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鉴于资源匮乏、社会问题等情况的制约,珠三角选择转移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二、珠三角部分加工制造产业转移路径与模式
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于资源供给、市场需求或竞争优势的变化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区域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区域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通过跨区域直接投资,把部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从而使产业表现为在空间上的移动。根据转移的动机不同,产业转移可分为扩张性产业转移和撤退性产业转移,珠三角产业转移既有扩张性的转移,也有撤退性转移。
1、转移路径
理论界对国际产业转移路径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演进、主体演进、技术演进、投资方式演进等方面。产业演进规律是由初级产业领域向服务业领域转变;主体演进规律是由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单向转移向双向转移转变;技术演进规律是从垄断技术、边际技术向技术研发转变;投资演进规律是从直接投资向服务外包转变。国际产业转移的这种路径规律给我们的启示是,珠三角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利用外资过程中,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至欠发达地区,更多地引导外资投向服务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当前,珠三角产业转移路径在产业演进和技术演进方面,主要是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主体产业群,逐步改进或转移使用劳工、土地较多的制衣、玩具、塑料等行业,以及耗电较多、污染较重的印染、食品等行业;在主体演进方面,主要由珠三角向内陆中西部、东南亚和广东省内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
2、转移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产业转移,什么产业发生转移及何时转移,这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无论是美国雷索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梯度推移理论,还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形态理论,或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们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时机与转移规律。但归根结底,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在于要素成本上升,比较优势下降,转移的规律一般都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当前,业界根据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动因与机制,将珠三角产业转移总结为三种模式,即佛山模式、东莞模式和深圳模式。认为佛山模式是一种“分离式”产业转移模式,即生产制造部分的工厂外迁,研发、销售、总部留在佛山当地;东莞模式是一种“增量”产业转移模式,即原企业不动,继续增资扩产部分迁移到外地;深圳模式属于“混合式”产业转移,即部分企业实行产销分离,生产转移,销售留下;部分企业则是全部迁离。
上述三种转移方式,佛山模式属于总部经济形态,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而且也不会削弱品牌价值,对转移地经济冲击不大,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式;东莞由于大部分是“三来一补”外源型经济,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不能掌握发展主导权,抗风险能力低,所以,东莞这种转移方式可以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深圳由于工业化水平较高,所以,土地价值更高,同时,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一般性的生产企业难以在当地立足,只能大规模迁移,留下的都是高附加值企业。
三、对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几点看法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受资源瓶颈约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展陷入困境。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产业转移,是符合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向内陆中西部转移,还是向省内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转移,对解决国内和广东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都有很大作用。但在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如何发挥调控作用,使得资源配置更为有效、降低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如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使得承接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既关系到国家的长期规划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也关系到企业、消费者等微观个体的直接利益,是值得探讨的。
1、是转移还是就地升级转型――政策引导是手段,市场调节更关键
针对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转移还是升级转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应该选择后者,理由是引进新型产业,不等于引进先进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能使其成为先进制造业,同样可以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这个观点从理论上来说是非常可行的,但实际中如何推行,将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首先,创新的主体缺失。在珠三角这个外源型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港台和外资企业,他们选择中国投资,看中的就是廉价的资源优势,所以,没有创新的动力,很难依靠技术创新求得新一轮的发展。其次,企业是理性经济人,由于技术的滞后效应和技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企业在权衡“技术投资”与“企业迁移”的利弊基础上,认为迁移在中长期还是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再次,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有一部分企业处于存亡边界,生产几乎维持在“停止营业点”的位置,无力再打技术升级转型的“翻身仗”。
鉴于以上原因,政府在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政策应该发挥调节导向功能,引导科技含量高、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企业进行升级转型,鼓励中小企业服务于低梯度区域经济的发展,要避免行政的直接干预。
2、是要眼前利益,还是要长远利益――企业定位是根本
许多企业只使用“黄金年龄段”的员工,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珠三角企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很多企业为了规避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便提前与工龄接近10年的老员工解除合同。珠三角过去粗放型的发展,对能源、资源的过渡消耗,对劳工的克扣,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企业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漠视。
转移只是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过渡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若干年后,产业承接地的要素价格上涨将又是企业面临的难题。因此,要获得长远发展,企业就要正确定位。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值高的区域移动,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产业承接地实现健康、持续的发展,才能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否则,转移对企业来说,只是起到“中转站”的作用,而不能发挥“起跳板”的功能。
增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首先,要健全完善企业环保责任制度,增强企业节约资源意识,加大环保投入,推行循环生产,实现清洁生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企业。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安全管理和质量控制,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再次,关爱员工,自觉维护员工合法权益,保障员工的切身利益。积极回报社会,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3、是服务大局,还是考虑局部――协调发展是核心
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企业自身、当地就业、收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物流,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东莞这种外源型经济,相当一部分村民依靠出租民宅、出租厂房等方式生存,对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有很高的依赖性,因此,学界的一个普遍观点认为,在新的支柱产业没有成长起来的情况下,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外迁会导致产业空洞化和产业衰退,也会影响到一些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
从国企改革到住房、医疗、保险等改革,曾经都不同程度影响不同的利益群体,但所有这些改革都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改革。同样,珠三角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当前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发展成本上升,竞争优势减弱,产业发展陷入困境时期。产业转移是服务大局,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难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可行方式,转移并不等于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停止,相反,转移后,企业可以在一个新的起点谋划新一轮的发展方式。因此,企业应抢抓机遇,痛下决心,再次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完成转移的使命,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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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兴业全球基金、鹏华基金在内的一些公募基金公司，也一直力争在上市公司重大决策事件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诉求在当大股东明显侵害到中小股东权益的时候特别明显。而最被市场所津津乐道的例子有双汇发展（000895.SZ）和格力电器（000651.SZ）。
近期，保险机构同样也在展开对上市公司的追逐。4月22日，金地集团（600383.SH）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称，第一大股东生命人寿通过二级市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达到8.86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1%。事实上，此次举牌距离生命人寿前次增持并夺得金地集团第一大股东宝座仅十多天时间。4月10日，生命人寿以持有股东表决权股份12.865%，坐上第一大股东位置。生命人寿在金地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已提名其全资子公司生命置地发展公司董事长林胜德为上市公司的董事候选人。
部分个人投资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3月份，方大集团（000055.SZ）小股东联合发出提案；而东方宾馆（000524.SZ）4月1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也有小股东要求更换管理层，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且这些小股东还表示未来有可能继续增持，以获取更大的话语权。
当然，产业资本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也非常重视，并不愿意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旁落。2014年至今，沪深两市累计已有十几家上市公司先后遭产业资本增持，包括华夏银行（600015.SH）、新黄浦（600638.SH）、中兴商业（000715.SZ）、农产品（000061.SZ）、中煤能源（601898.SH）、工大首创（600857.SH）、特尔佳（002213.SZ）、积成电子（002339.SZ）等。
这些投资者行动往往被市场瞩目，带来股价上涨，因为其等于向全市场发出信号：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等待股价上涨，还会影响公司，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提升，这在西方资本市场已经经历数十年成熟实践，是一种可以产生巨额回报的投资模式，因此，在A股市场也将是一股极具能量的新浪潮。
股东积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股东积极主义的运行机制是股东购入股价严重低估的公司的大量股票，迫使标的公司以较高溢价实施回购，或是通过改变公司经营方针，改善公司治理，资产重组整顿，改善公司业绩，而使公司股票在短时间内快速升值，然后抛售套现。
因此，股东积极主义是基于公司治理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投资理念，该领域的经典研究要追溯到1932年，在那一年，美国学者伯利（Adolph Berle）和米恩斯（Gardiner Means）出版了一本划时代的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这本书首次全面地对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和人（管理层）之间的利益背离作了经济学分析，书别提到：当公司股权过于分散时，股东对于公司的控制权将会失去，取而代之的是董事会与管理层对于公司的把持，而这将带来股东利益损失。
传统的华尔街规则是用脚投票，即，如果公司运营不善导致股价低迷，机构投资者抛出股票，撤回投资。这种被动策略的弊端是，如果公司管理层对股价没有很强的诉求，那么，这种消极策略实际上没有办法在本质上改变和促进公司治理。其次，如果管理层有诉求但是没有能力改进，那么即使有巨大潜力的公司也无法使得其价值真正实现。
在保障和提振股东利益的诉求下，股东积极主义应运而生：投资者买入一家上市公司相当份额的股份成为战略股东，通过行使股东权利迫使公司管理层做出各种调整，进而促进公司治理改善和股价提升等。
行使股东积极主义的股东就被称为积极股东（Activist Shareholder）。积极股东的诉求有财务方面的，也有非财务方面的。积极股东希望能够通过行使股东积极主义影响公司的决策，从而实现自己的诉求。
股东积极主义显著的流行开始于1970年代，当时美国的养老基金采用了这样一种投资方式，而随后，很多大型对冲基金也开始采取这样一种投资模式来获得回报。
在股东积极主义中，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往往是主要的目标，股权分散的公司不会有非常强势的大股东。因此，小股东通过联合其他股东的方式取得足够的话语权参与公司管理更加容易。
股东积极主义投资理念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卡尔・伊坎（Carl Icahn）、丹・勒布（Dan Loeb）、比尔・阿卡曼（Bill Ackman）等，他们用这种投资理念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代表人物之卡尔・伊坎
卡尔・伊坎是当之无愧的“华尔街之狼”，他早年从事套利交易，从1978年开始便在上市公司中占据控制性地位的股份，并在1985年以对环球航空公司TWA的成功收购而闻名华尔街。此后他如法炮制先后盯上20多家公司实施股东积极主义投资――大量买入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成为战略股东，通过行使股东权益迫使公司做出各种调整，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利润，也给普通股东带来实利。截至2013年12月，卡尔・伊坎的资产净值达到221亿美元，在世界富翁榜上排名第10位。
卡尔・伊坎在耶鲁大学一次讲座中提出，美国企业界最大的问题是低效的公司治理，而他作为积极股东要改变这一现状。这令各大公司的管理层对他敬而远之。而《财富》则把他称为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投机者，“伊坎为股东赚的钱可能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任何投机者都多。”
1985年，卡尔・伊坎作为外部人恶意收购不被看好的航空公司TWA股份，伊坎控制公司后，便开始逐步卖出TWA的资产，在1988年伊坎将TWA私有化，个人净赚利润4.69亿美元。
此后，卡尔・伊坎曾经在非常多的美国公司中占据显著份额的股份，其成功案例包括美国的RJR Nabisco、Texaco、Phillips Petroleum等。
卡尔・伊坎的买入点是这些公司不被市场重视时，而他主要看重的是公司的“硬资产”，如房地产、石油资源、林地等这些容易估算确定价值的资产，因此伊坎的历史投资也以传统行业为主，但在近年却开始积极进军高科技领域。
从2006年开始，伊坎开始频繁进攻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时代华纳、摩托罗拉、苹果、微软、雅虎、eBay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2006年，伊坎买入时代华纳大约3.3%的股份成为其主要股东，而后就开始与时代华纳董事会及管理层产生诸多冲突。伊坎公开要求时代华纳分拆成四家公司，并回购约200亿美元的公司股票，并积极争取小股东支持以试图在当年股东大会上改选董事会。为了避免被伊坎控制公司，时代华纳董事会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要求，并同意增加独立董事席位，另外削减10亿美元的公司支出。此外，伊坎还成功推进了时代华纳分拆了旗下有线电视子公司时代华纳有线。
2007年，伊坎买入摩托罗拉3350万股股票，但未能如愿获得董事席位。第二年，伊坎对摩托罗拉提讼，要求获得四个董事席位，并要求公司分拆旗下移动业务。在伊坎的持续推动下，摩托罗拉最终在2011年初分拆为摩托罗拉移动和摩托罗拉解决方案两大独立公司，告别了无比辉煌的历史。
当年8月，谷歌斥资125亿美元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又在三年后作价29亿美元甩卖给了联想集团。虽然摩托罗拉彻底从巨人衰落，伊坎却笑到了最后。在为期四年的摩托罗拉绞杀战中，伊坎最终拿到了13亿美元的利润。
2013年8月，伊坎大量收购戴尔公司股票成为第二大股东，试图阻 止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le Dell）报价244亿美元私有化公司的交易，认为这一报价低估了戴尔公司的价值。伊坎甚至打算自己筹资买下戴尔公司。虽然他控制戴尔公司的计划最终失败，但成功抬高戴尔股价依旧给伊坎带来了实际的回报。
eBay是伊坎的最新目标。2014年1月，在大量收购eBay股份后，伊坎要求eBay分拆旗下支付子公司Paypal独立上市，并要求eBay董事、硅谷知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辞职。伊坎的理由是，当年安德森曾说服eBay以27.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Skype，而安德森本人就是收购财团的一分子。而且在安德森出任eBay董事期间，他至少已经投资了五家与eBay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其中包括PayPal的竞争对手移动支付公司Dwolla与Boku。
经过三个月的战斗，eBay宣布与伊坎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伊坎将放弃之前提出的分拆PayPal业务和任命两名新董事的提议。eBay则接受伊坎之前的建议，任命大卫.多尔曼（David Dorman）为独立董事。
伊坎就像一只饥饿的豺狼，总会从各种公司消息中嗅到自己的利益，时刻准备着对那些上市公司发起致命的攻击。正是因为伊坎的存在，让美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与管理层不敢漠视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资产出售与并购交易上中饱私囊。
丹・勒布的雅虎之战
丹・勒布是新生代股东积极主义代表人物，他是对冲基金Third Point的创始人和CEO，管理资产规模约140亿美元。
勒布的核心投资策略便是买入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大份额股票，更换低效率管理层，推进公司盈利反转或大幅提升，然后再卖出股票。而这种公司便包含轻资产的高科技公司。
勒布最近一个经典案例是对雅虎公司的投资。勒布成功地更换了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促成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接替这个职位，并且玛丽莎成功扭转公司形势，勒布在2013年7月22日卖掉持有的大部分雅虎股票，这一出手为勒布带来了大约6亿美元的利润。
雅虎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公司的一面旗帜，但进入2000年代后半期，其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与危机。
2008年11月18日，杨致远辞去CEO职位，但保留雅虎董事会成员职位；2009年1月13日，雅虎董事会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成为公司CEO；2011年9月7日，雅虎董事会电话解雇了2009年1月上任的CEO巴茨，宣布原CFO摩尔担任临时CEO，杨致远和费罗继续担任“雅虎酋长”；2012年1月18日，杨致远辞去雅虎董事会董事职位。
金融危机后的数年，雅虎公司一直在战略混乱中度过，同期一系列网络公司涨幅惊人，而雅虎股价则在2011年8月一度跌至11美元新低。
此时，勒布开始积极介入，他看准这个机会并一举买进雅虎股权的5.8%，对斯科特・汤姆森（Scott Thompson）为首的领导层发起了进攻。由于雅虎股权相当分散，勒布取得了相当的话语权。
勒布在一封公开信上公布了汤姆森只拥有一个会计学士学位的证据，并指出他并没有他简历里所提到的传媒或计算机学位。在董事会宣布要对汤姆森进行调查后不久，汤姆森在2012年5月13日宣布辞职。当天勒布也如愿以偿地为他的三位有着金融背景的合伙人拿到了董事席位。
在搜索引擎等核心业务不断缩水、雅虎利润大多来自广告传媒的背景下，许多雅虎股东认为应该聘请专业传媒经理人罗斯・理文森（Ross Levinsohn）并由他带领雅虎向传媒企业转型。
勒布却认为，雅虎作为科技公司才能有竞争力，所以应该聘请科技型的总经理，并且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着手为雅虎寻找一位合适的掌门人。
从2012年5月获取董事会席位，勒布用了不到两个月便找到了他中意的人选。7月16日，董事会宣布将聘请年轻的前谷歌女高管，首位女工程师梅耶尔为下一任首席执行官。
梅耶尔任职当天便成为最年轻的财富500强公司掌门人，勒布对于董事会的积极性也很快让他成为董事会内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为了和新一代的网络科技快速接轨，新管理层决定兑现雅虎迄今为止最好的一笔投资：中国网络公司阿里巴巴的股权，并用所得的76亿美元收购新兴的网络科技公司。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笔投资是雅虎斥资10亿美元收购创业仅仅五年的微博网站Tumblr。在狂风骤雨般的收购了二十家新小科技企业后，雅虎宣布将回购17亿美元的股票。
梅耶尔执掌雅虎一年内的一系列举措让雅虎股价翻倍，而且雅虎持有的阿里巴巴股权令投资者对公司股价信心满满。当一切似乎走上正轨后，勒布于2013年7月22日向雅虎卖掉了他大部分的雅虎股票。勒布出售雅虎股票的价格是29.11美元，相较于他的购入成本13.8美元，15个月赚了一倍多的利润。
股东积极主义投资策略：股权分散+资产优良
从美国股东积极主义的先例来看，那些中小市值、大股东持股比例低、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总结具有以下特征的公司是有可能会遭到举牌的公司。一是公司拥有充足的自由现金流，能够为控股者所利用的；二是具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公司，这些土地在入账时以当时取得成本入账，而当前土地已经有很大升值；三是当前经营不善但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改善管理模式等方式，使公司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表中总结了符合上述条件的9家A股上市公司以及一些基本财务数据。
我们对这些筛选出的公司进行考察，发现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被敏锐的积极股东所关注。
方大集团：正在进行的股权争夺战
方大集团现有节能环保、轨道交通设备和半导体照明产业等三大产业体系，是中国节能减排行业的“领头羊”。
公司拥有多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公司是中国目前技术领先的高端幕墙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各类建筑幕墙、门窗，室内外装饰及家具的设计生产与施工；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全球前三位从事地铁屏蔽门的研发、生产及施工的企业；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及深圳方大意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中国目前从事生产和销售铝单板、复合铝板等新型建材产品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沈阳方大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氮化镓（GAN）基集成电路及其器件中下游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方大集团第一大股东为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仅为9.09%，即使考虑到一致行动人，股权比例也在20%以下。
方大集团两名个人股东黄炬培与王雪在2014年3月21日提交给方大集团系列提案中，核心内容包括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5名董事候选人及第七届监事会的1名监事候选人等。但是公司于3月25日公告称：该临时提案提交人的股东资格、提交时间不符合相关规定，决定不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然而该股东看上去并不会就此罢休。黄炬培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在未来可能通过进一步增持甚至举牌的方式提高话语权。同时他表示：“方大集团资产质量较好，但经营情况一直不太好，我们认为不排除公司存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可能性。此次联合其他股东提出临时提案，是为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切实增强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黄炬培所提到方大集团资产质量较好，主要应该指的是其地产储备，而方大集团一个重要资产就是其深圳方大城项目。
方大城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华侨城片区北侧，南抵北环大道，北至广深高速，西起龙珠四路，东与高发科技园相邻，项目地块为公司自有地块。
方大城以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新兴产业研发型总部聚集区为核心功能，集研发用房、配套商服设施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社区。项目将打造成深圳市华侨城片区一个集生态办公、特色商业、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地标性综合体。
方大城占地面积3.54万平方米，容积率6，绿地覆盖率35%，计容建筑面积21.24万平方米（不含地下停车场），其中产业研发用房18.77万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4720平方米，商业配套2万平方米；并在地下配建2000个停车位（不计容积率面积）。方大城已于2014年开工，预计将在2016年完工。
工大首创：私募基金入住董事会
工大首创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全资龙头企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八达集团公司（下称“八达集团”，持股15.69%）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及商业经营。公司确立了“高性能计算和信息处理类产品”、“网络与信息安全类产品”和“税控收款机”为三大主打产品，成立了“工大首创产业化基地”、“计算机信息内容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生产税控收款机的产业化基地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
工大首创的情况非常复杂。早在2011年，雅戈尔（600177.SH）就开始举牌工大首创，数次举牌之后，至2013年10月14日，雅戈尔及关联公司青春投资和雅戈尔投资共计持有工大首创总股本的15.51%，超过了当时第一大股东八达集团。
时任董事长龚东升随即做出反应，宣布停牌重组，希望能够通过注入资产稀释掉雅戈尔的股权比例。但龚东升随后却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拘留审查，工大首创的重组就此流产。此后，雅戈尔也经历了一轮停牌重组，坊间盛传此次停牌正是因雅戈尔方面整合资产筹划重组工大首创。
然而，2014年2月19日，与泽熙同源的上海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3.2亿元受让了八达集团股权，次日，雅戈尔即宣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3月20日，上海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工大首创的股东大会上提出罢免已被刑拘的公司董事长龚东升董事职务，同时提名原泽熙投资总经理助理徐峻、现泽熙投资高级研究员史振伟、现泽熙资产管理中心高级研究员鲁勇志为董事人选，后上述3位泽熙系候选人均获当选，由此与雅戈尔并驾齐驱，控制了工大首创的董事会。
工大首创的核心资产包括宁波第二百货商店与科技大厦房产。
其中，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地处宁波天一商圈内，是宁波市大型百货零售商店之一。大厦高十六层，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营业面积1.7万平方米，下设四个专业商场、经营黄金钟表、化妆用品、烟酒食品、针纺织品、男女时装等各类商品十万余种。
科技大厦房产始建于1994年，共有八层，其中地上七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4127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达9700平方米。2010年年报披露，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以实际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年末余额为5979万元，较年初增长488.47%，主要是本年将科技大厦房产整体出租后由固定资产转入本科目核算。
中百集团：鄂武商式的争夺股权战
中百集团（000759.SZ）是武汉市大型商业集团，国家商务部重点培育的全国20家商业企业之一。集团经营网点674家（5家百货店、30家电器专卖店、140家仓储超市、500家便民超市），形成大型仓储超市辐射城乡、便民超市服务社区的经营格局，涉足进出口贸易、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领域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根据全国连锁经营排序，中百集团连续9年进入全国连锁经营30强，连锁网点数量和经济效益连续9年位居湖北商业上市公司前列。
中百集团的核心资产拥有中央大厨房、购物中心、冷链、物流中心等多个重点项目。
购物中心包括江夏购物中心与钟祥购物中心。2012年5月，为稳步发展集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商业综合项目，中百集团全资子公司拟在武汉市江夏区投资建设购物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拟建设成为一座集购物、餐饮、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将锁定江夏区新老商圈内的消费群体，扩大公司在江夏区域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出资5772万元受让钟祥置业有限公司39%的股权，并拟对钟祥置业公司拥有的位于钟祥市郢中镇王府大道地块进行项目开发，建设钟祥购物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为6亿元，拟建设集超市、百货、家电、餐饮、公寓式酒店、商住楼为一体的购物中心，旨在丰富当地商业业态，扩大公司在钟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江夏中央大厨房Ⅱ于2013年8月31日投入运营，豆制品、西式面包、中式面点、熟食等标准加工流水线陆续启动，其系列自有品牌产品满足武汉市民快节奏、安全消费的生活需求。
冷链物流：2011年5月，公司以8000万元受让山绿集团51%股权。山绿集团占地570亩，现拥有高低温立体高架冷库各一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食品加工车间2.1万平方米，办公及辅助设施1.2万平方米。还有近300亩用地尚未开发。收购后，可将其打造成为湖北省一流生鲜冷链物流企业。
物流中心：拥有华中地区最大的商品物流配送中心和农产品加工配送基地，物流中心能够支持800多家超市的配送（含便民）。公司信息系统全国领先，能够进行三业态库存管理、下单和结账。目前完全实现了统一采购，门店没有采购权利，仅有补货请求能权。
新物流中心：2010年8月，公司出资4.68亿元投资建设武汉中百生鲜物流配送中心项目。项目建设期18个月，分三期建设（每期6个月）。其中第一期蔬果配送中心及办公用房、食堂、宿舍、附属用房、辅料仓库建筑面积共计4.5万平方米。第二期冷链物流中心于2011年5月份建成，冷链物流中心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总库容量8000余吨。第三期生鲜加工中心和食品加工中心建筑面积3.38万平方米。预计到2015年，可实现配送收入41.2亿元。
永辉超市（601933.SH）目前通过一系列增持活动，已经拥有了中百集团15%的股权，如果永辉超市与第三大股东新光集团联合，则合计持有中百集团26.37%的股份。面对永辉超市的不断增持，中百集团目前的大股东武商联继4月17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1.94%的股份后，在4月25日突然通过一致行动人武汉工业控股集团的股权转让，再次增持5%的股份，显示出了捍卫大股东地位的决心。如果永辉超市有意控股中百集团，那当年鄂武商（000501.SZ）的股份争夺战有可能重现。
银座股份：中央商场实际控制人增持
2014年一季报显示，雨润集团掌门人、中央商场（600280.SH）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出现在银座股份（600858.SH）前十大股东之列，持股603万股，持股比例为1.16%。
银座股份主营商业零售，是山东省零售龙头企业，是公司大股东山东商业集团着力打造的商业零售品牌，大股东曾承诺把公司作为未来零售业务资源的唯一主体，在条件成熟时有意将其他零售业务全部纳入公司内，从而消除潜在同业竞争，截至2010年年底，大股东已将其所控制的公司之外的部分零售业务纳入公司，使得公司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大股东旗下零售板块除公司外还有银座商城的20多家零售门店）。
目前，银座股份旗下已开业的零售门店达46家，分布山东省10个地市和河北省。2014年，公司将进一步推进银座零售业立体化发展战略，深耕、精耕山东市场，加快完善全省战略布局，快速推进省内各地市及县级市场的密集布点。根据银座股份2014年经营计划，该公司争取实现营业收入156亿元，营业成本128亿元。
银座股份第二大股东银座商城持有光大银行（601818.SH）605万股，占0.0181%股份。银座商城是鲁商集团投资开办大型连锁商业企业，自1996年在济南开设第一家商场以来，已拥有80多家大型现代化商场，120多家便民连锁超市，经营面积200多万平方米，从业人员11万多人，经营方式涉及现代百货、大型综合超市、家居、便利店、购物中心等多种业态，经营网络分布在山东省、河北省石家庄市、邢台市及河南濮阳等地，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态势，每年都以30%以上速度递增。
深国商：核心资产晶岛购物中心
深国商（000056.SZ）创建于1983年，于1993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先后发行了B股和A股，成为深圳本地唯一一家零售商业类上市公司，也是零售商业类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同时发行了A、B股的公司，素有“国门第一商”、“深圳橱窗”之美誉。
作为深圳本地老牌房产股，深国商积极调整经营管理，打造休闲业新产业。公司目前核心资产为晶岛国际购物中心（IA MALL），该中心由控股子公司融发投资（公司持有其60%股权）斥资10亿元兴建，项目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观光于一体，体现崭新的业态组合，充分利用紧连深圳会议展览中心的优势，提供一个副展馆的平台，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
晶岛国际是公司进行战略转型正在建设的购物中心，项目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南中轴线，福田区福华一路、中心四路、中心五路合围的19号地块上，南接会展中心，北通中心广场和市民中心，是地铁一号线和四号线换乘点的地铁上盖建筑。项目占地面积4.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61万平方米，商用面积8.08万平方米。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深国商第一大股东为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26.42万股，持股比例为13.70%。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康豪，而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郑康豪控制的皇庭国际集团曾连续增持深国商股票。
新大洲：
新大洲（000571.SZ）创建于1988年5月，是一家以摩托车产业经营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2001年，公司摩托车主产业整体资产与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进行资产重组，设立了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双方各持50%股权。此外，公司还涉足采矿和煤化工，以1.88亿元的价格受让五九集团78.82%的国有股权及采矿权和牙克石煤矿63.95%的国有股权及采矿权，五九集团拥有采矿权资源约5000万吨，拥有探矿权未转采矿权资源约14亿吨。
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新大洲第一大股东为海南新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持有8948.17万股，持股比例为12.16%。
目前，新大洲的重要资产包括下属公司的股权。
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公司100%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在上海投资开发了“华庭苑”项目，项目总投资1.09亿元，建筑面积4.06万平方米。
公司持有大连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源动力”）3.42%股权。新源动力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发起设立，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燃料电池产业化的股份制企业。新源动力已发展成为中国燃料电池领域规模最大，集科研开发、工程转化、产品生产、人才培养于一体的专业化燃料电池公司。
物流公司股权。公司控股80%的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在上海、广州、海口、天津、青岛等中心城市拥有9万多平方米的储运仓库，各式运输，装载车辆100余辆，长期加盟的社会车辆300余辆，初步形成覆盖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产业带的金三角储运网络，业务覆盖国内100多个城市和地区。
三联商社：家电连锁渠道价值
三联商社（600898.SH）的前身为郑州市百货文化用品公司。2003年8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公司更名为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是中国商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之一，是家电连锁行业重要品牌之一，已初步建立起了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于一体的新型家电供需链体系，开始向现代流通业的战略转型。
三联商社拥有位于山东的14家家电直营店（分公司）和近100家特许经营店，是一家以家电连锁经营为主营业态的零售企业，在全国共布建连锁店面254家，200多家维修站，总营业面积超过19万平方米。
海联商业城是三联商社的另一重要资产，该项目位于菏泽市传统核心商业区。资料显示，海联商业城分为二期建设，一期已建成投入使用，二期正在发售。
目前，三联商社第一大股东为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69%。
宝安、绵世：土地储备丰厚
宝安地产（000040.SZ）亦是深圳市老牌上市公司之一，2009年6月，中国宝安（0000090.SZ）旗下全资企业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19.80%。
近年来，公司根据“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打造集团型地产上市公司”的发展战略，对企业经营业务和内部管理进行优化和创新，相继剥离了出租车运输、酒店管理、装卸搬运等非房地产的传统产业，突出集团房地产业务，引进大批房地产专业人才，向专业房地产上市公司转型。
近年来，宝安地产的地产业务不断扩大，在陕西、安徽、东莞、湖南、惠州等地陆续成立、收购多家区域性房地产公司和项目公司。
宝安地产持有西安深鸿基地产100%股权，后者主要负责西安“鸿基・紫韵”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10.2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95万平方米，项目分南北两期开发。截至2013年上半年，该项目累计开工面积21.08万平方米，报告期内该项目开发房屋建筑面积4.02万平方米，建成房屋面积6.31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面积6.53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约6.76亿元。
同时，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鸿基物流经营盐田港后方陆域18.4万平米土地，拥有4.6万平米出口监管仓库和0.8万平米的进口保税仓库。
绵世股份（000609.SZ）主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第一大股东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1.18%的股权。
绵世股份持有成都天府新城房地产开发公司100%的股权。天府新城的主要业务为在成都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成都市自2001年实施“向东，向南发展，建立东部城市副中心及南部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总体规划，天府新城项目将成为成都市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篇6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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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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