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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复回归分析进行回归分析时，自变量是类别变量的必须转化为虚拟变量，在本研究中的自变量均为类别变量，因此在投入回归分析之前，把自变量性别、年级、生源地、是否干部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分别转化为虚拟变量，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人际交谈困扰程度、人际交友困扰程度、待人接物困扰程度和异往困扰程度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强迫进入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独生子女情况在人际关系总体和四个分维度上检验的t统计量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回归分析也就不再考虑独生子女情况这一变量。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出，R=0．206，R2=0．042，AdjR2=0．034，F=5．318，p=0．000，说明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自变量能够解释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即人际交往能力变量4．2%的变异，在回归模型中，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预测变量为性别、年级、生源地和家庭经济情况。是否任干部情况对警校大学生人际关系总体困扰程度无显著统计学联系。具体情况见表3。
二、讨论
(一)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总体情况由于本人未查阅到任何关于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内容，因此，本研究对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调查结果只能与地方高校相比较。本研究中警校大学生有323人(38．1%)，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即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可能存在交谈、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问题，其中，248人(29．2%)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轻度困扰，也就是说与朋友的关系处于时远时近的变动之中，这一结果与甘露等人［4］对南方城市———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相对较弱，又与刘彦华等［5］对北方城市———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性研究结果相比，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略显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地区发展差异所致，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和刘彦华等对辽宁高校的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时间都是2007年，但是由于所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从而对人包括对当地高校大学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前列，目前形成的状态是南快北慢，包括南方人的人文思想也比北方人先进。本研究中所调查的警校位于中部城市———郑州，由于地理位置正好处于中间，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处于南北方学校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水平中间。
(二)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人际交友维度的得分在0—2分之间的学生比例最低，可能与警校管理的特殊性有关，警校的管理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方式，对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的是一种良好的教学、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尤其是在组织纪律上，要听从指挥，学会服从。因此，学生的日常交往与地方高校相比，是要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不能随便进出学校。这就导致警校的学生接触的人群和时间有限，交友范围狭窄，然而警校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最需要的又是朋友，因此，警校大学生在人际交友方面，存在的困扰问题最多。在交友方面，包括异往，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警校大学生常常思考并追求和向往的。本次研究结果还发现，困扰程度较严重比例最高的维度是异往，原因可能与警校的男女生比例差异较大有关。警校男女生的比例大约是5比1，男生多，女生少，很难满足男性大学生的异往。这也解释了本研究发现的另外一种结果，不同性别的警校大学生在异往维度和人际交谈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还发现，在人际交友维度、人际交谈维度和异往维度上，城镇与农村来源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差异对人造成的影响有关，这一研究也与甘露等人对广州市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城市不像农村，邻居来往走动的非常少，甚至邻居也都互相不认识，而农村的邻居串门就是一种大家默认的生活方式，邻里之间的熟识度远远大于城市，所以城市的孩子从小基本在和外人打交道，要注意礼貌，要学习各种交友技巧，而农村的家长则很少对孩子进行交友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当离开原来居住的熟悉圈子来到大学校园后，大家都是陌生的，大家参加活动和建立友谊就要靠自己的交谈、交友能力了，这时就能看到城镇来源的大学生在交友范围和速度以及交友技巧方面比农村来源的大学生强。
在人际交谈维度和异往维度上，不同年级的警校大学生也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与大一学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大一学生刚进入警校，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新环境的适应，包括学习方式、生活安排、社团活动等都与高中时的状态相差较大，大一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应付和适应警校的学习、生活以及社团活动上，再加上警校的作息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大一学生还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异往以及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此外，首因效应在大一学生的人际交往方面比较突出，与人交谈、选择交友往往凭借自己的第一印象，也非常注意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较好的方面。大二学生经过一年的警校学习和生活后，已基本适应并掌握警校学习和生活的规则和要求，并且有了自己的可支配时间，交友范围开始扩大，尤其是异往方面的向往和需求开始逐渐居于优势地位，随之而来的就是交友方面的问题和困扰增多。因此，警校大一学生相比大二学生，人际交谈、异往方面的困扰要少一些，并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困扰比例最少的是待人接物维度，这可能与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警校的教育有关。本研究所调查的大学生基本都是1994年左右出生的，他们的父母也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比较重视，尤其是待人接物方面，注重礼貌、分寸等观念的灌输;来到警校后，警校的警务化管理又再次强化了礼仪、大局、合作等观念，这些观念对警校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大部分警校大学生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存在太多的困扰问题。本研究中发现，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独生子女情况和干部任职情况两种人口学因素中的差异不显著，与李芹燕对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研究和刘彦华等的研究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等方面与地方高校存在差异所致。来到警校后，每个学生不仅仅要培养合格的文化素质，还要接受统一、枯燥的警察基本业务素质的艰苦训练。在学习和训练面前，没有性别、家境背景等方面的区别，因为只有做到了训练有素，精通业务，将来才能胜任人民警察的工作。也许正因如此，警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警校学生是否任干部情况只在异往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原因之一可能与上述的警校男女生比例差异有关，同时与任干部学生的自身人格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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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调查如表2所示，利用6个问题，考察了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合格”。从调查结果看，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的平均得分仅为1.86分(满分为6分)，合格率仅为28.6%。
1.1.2消费者的食物处理知识调查如表3所示，利用食物清洗、生肉解冻等4个问题，考察受访者的食物处理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了2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食物储存知识合格。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的食物储存知识的平均得分仅为1.55分(满分为4分)，合格率为49.8%。
1.1.3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调查如表4所示，利用冰箱使用、厨具清洁等6个问题，考察受访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消费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6个问题之中包括2个多选题，对于这两个多选题，受访者只要选中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则即被认为回答正确。本部分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厨房设施使用及维护知识的合格率为50.8%，平均分为2.53(满分为6分)。
1.1.4个人卫生知识调查如表5所示，对个人卫生知识的考察主要包括手部的清洁等5个题项，其中包括2个多选题。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受访者的个人卫生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5个问题之中包括两个多选题，对于这2个多选题，受访者必须选出全部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才被视为正确回答该问题，即得1分;其它情况下，则认为该题回答错误，不计分。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卫生知识部分的合格率仅为8.1%，平均得分为1.12分(满分5分)。
1.1.5食物中毒知识调查如表6所示，食物中毒知识共包括5个题目，主要考察了与家庭食物消费链关系较为密切的微生物中毒知识。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答对3个及以上问题，则认为该受访者的食物中毒知识合格。应该指出的是，在这5个问题之中包括1个多选题，对于此题，受访者必须选出全部正确答案，并且没有选择错误答案，才视为正确回答该问题，即得1分;其它情况下，不得分。调查结果表明，食物中毒知识部分的合格率仅为6.2%，平均分为1.11分(满分5分)。
1.2统计检验
1.2.1家庭食品安全知识与人口学特征的关系食品安全知识共包括26个题项，受访者每答对1个问题得1分，如果总得分在13分及以上，则认为该受访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合格。表7可以看出，对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合格率和总得分具有显著影响的3个人口学特征是:性别、居住地、年收入。
1.2.2家庭食品安全知识薄弱的高风险消费群体的确定性别、居住地、年收入3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具有显著影响。我们利用以上3个人口学特征对受访样本进行交叉后可得到2*2*3=12组排列组合。在这12个组合中，有6个组别的样本数小于10，代表性较差，故不对其进行分析;其余6个组别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得分及合格率情况参见表8。为了能够辨识出食品安全知识薄弱的高风险消费者组别，我们对得分进行了百分化处理，即将各组别家庭食品安全知识得分的平均值除于满分(26分)。从表8可以看出，全部6个组别的总得分均少于11分(满分26分)，说明我国消费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识整体水平很低。其中，得分最低的3个组别是:(1)性别为男性、居住在农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2)性别为男性、居住在城市、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3)性别为女性、居住在农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消费者。以上3个组别尤其需要被特别关注，在食品安全教育模式选择、渠道选择等方面，必须考虑这些重点人群的特征及渠道接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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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模块化课程管理
医学道德的核心是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对生命的根本态度，是对患者健康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生命权利的尊重。根据临床口腔医生岗位设置课程，将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实践课三大类，其中选修课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人际沟通技巧》、《医学心理学》《卫生法概要》等。这些课程强化了素质教育，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更好地适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还开设了《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课程，这些课程激发了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就目前而言，加强人文课程的比重，不但不会影响口腔医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而且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3“校院融合、四个一致”教学模式
改革学生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强调培养学生的分析、表达、理解和动手能力。“校院融合、四个一致”教学模式是为了适应当前社会需求，培养学生岗位胜任力而提出来的，在此种模式下教师与临床一线医生相一致，教学环境与临床操作环境相一致，课程内容与工作任务相一致，生产实习与就业培训相一致。专业教师均是临床一线的医生，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加入临床人文关怀的因素，在学校就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实训室模拟真实临床工作环境，感受职业氛围，处处体现人文关怀。将专业课程任务化、项目化和人性化，实训课模拟临床接诊、问诊、检查、治疗等过程进行，将人文素质融入实训项目。实习就业单位除肩负就业培训任务外还培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将素质教育进行到底。
3人文素质融入师资队伍建设
如何将人文素质融入教师队伍建设，是医学院校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医学院校人文社科类教师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师德师风建设中人文素质显得尤为重要。漯河医专口腔医学系针对此种情况组织新进教师师德师风演讲比赛；教研会进行校风、教风和学风的研讨；鼓励教师跨学科进行人文素质、德育教育研究。创新教育教学模式，用教师的学识和人品来影响学生的三观，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的提高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何爱华认为师德建设构成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环境，是实现德育目标的基本保证。注重师德建设，以生为本，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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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腔医学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口腔医学是以预防以及治疗口腔或颌面部生理疾病，并解除患者痛苦为目的的，口腔医学专业更多的是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由于口腔医学主治部位多与人体的面貌有关，比如口腔修复主要是治疗缓和牙列或牙体缺失等与人体面容息息相关的疾患。因此，口腔医生在解决患者病痛的同时，应满足患者在生理、心理方面的需求。口腔医学院校通常是以培养合格的口腔医生为己任，所以，在口腔医学教育中加大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医生道德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口腔医学中人文教育现状
1.学生自身人文素养不足。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其之前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考上一所好的大学，进而为之后的工作打下基础，然而，当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就会发现其不仅要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还要对自身的学习方式进行改善，以适应教师的教学模式。而且，一部分学生由于高中时期只是一味的学习，生活方面不具备较强的自理能力，以至于其不能很好的适应高职院校的学习与生活节奏，从而产生一种消极悲观的心理，不能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另外，还有一些学生由于心智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在进入高职院校之后，无法和其他同学进行良好的合作学习，无法和同学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以至于这部分学生进入社会工作之后，不具备较高的医德，在工作中不能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无法了解患者的生理以及心理需求，无法完成口腔基本工作。2.教师不重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口腔医学的教学，教师大多都比较重视对口腔医学理论课程、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的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医学素养的培养，没有教导他们如何尊重患者、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等。教师长期处于这种教育模式下，自然就会对医学人文方面没有足够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自身就只是为了给学生灌输口腔医学知识，对于人文教育方面，应由专门的教师进行讲授。这也就导致了有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不尊重患者，将患者的疾病作为笑料大肆宣扬，并将患者的面部畸形情况作为谈资等现象的发生。3.口腔医学专业课教学与医学人文教育相脱离。我国部分院校在进行口腔医学专业课程设置时，并没有将医学人文教育纳入教学目标以及对学生的考核中，以至于医学人文教学往往会被口腔专业课所取代或是学生不去学习医学人文教学的内容，学生存在有“重专业、轻人文”的错误观念。此外，有些口腔医学院在进行临床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将医学人文关怀技能以及情感纳入日常的教学内容中，教师仅仅是空喊要让学生树立医德医风、培养良好服务态度的口号，对学生的要求也仅仅局限于其不收红包、遵纪守法的基本道德基础上，以至于医学人文教育无法顺利的开展。
三、加强口腔医学人文关怀教育的对策
1.将人文素质融入师资队伍建设。目前，医学院校已经在进行师资力量的教学时，如何在教师队伍中融入人文素养，已经成为了教育工作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潍坊医学院口腔医学系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开展关于医风医德的研究比赛、开展关于校风、学风、教风的研讨、鼓励口腔医学教师在专业课上开展人文教育等。此外，口腔医学院还鼓励教师创新教育模式，提高自身的医学素养以及高尚的医德，对学生的三观进而产生影响，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何爱华教授认为高尚的师德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文素养，是高职院校实现德育目标的基本保障。因此，高职口腔医学院校应重视师德的建设，培养教师高尚的医德，对学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2.进行课程改革，转变教育观念。高职教师在进行口腔医学的教学时，应对课程的设置进行改革，将人文教育课程提升到与专业课程相等的位置上，从而保证学生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在课程设置过程中，首先，学校和教师应改变自身对于人文教育的片面认识，切实在教学中将人文教育放到与专业课程同等的位置，在思想上重视人文教育；其次，教师在进行课程设置时，不能仅是形式主义，应在口腔专业课的教学中体现出人文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提高人文素养。3.设立多种的考核体系。在口腔医学课程教学以及实习教学过程中，学生课程内容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核体系，而目前高职院校口腔医学院校的考核大多是学生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所以，学校应构建多种考核体系，对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行考核，比如与患者的交流沟通能力、接人待物的表现、对患者的理解与体谅、语言与表情的表达等。具体的考核方式可以有：学生通过与患者的交流，寻找出患者生理以及心理接受程度最高的治疗方案；对患者口腔中的牙齿组织应尽量保留；在进行手术前应有效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满足患者对于手术的一些要求等。这些考核体系的构建，可以有效的激发学生学习人文知识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的医学背景下，口腔医学教育不再仅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还应将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加强对口腔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使之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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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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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体现课程资源的人文性
打开小学语文课本，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关注“口语交际”这项训练，人文气息同样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如《棉鞋里的阳光》一课，让学生懂得孝敬老人可以从小事做起。在“奶奶心里照样甜”的口语交际中，学生畅所欲言，表达了自己孝敬奶奶的方式方法，从中学会了理解长辈、尊敬长辈、孝敬长辈；学完《陶罐与铁罐》一课，学生通过自导自演，在“陶罐与铁罐”的口语交际中，明白不能骄傲自大，也不应该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这些说明，在教学时，创造性地理解教材，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可以教会学生关注人生、亲情、友情等，它充满了人文关怀。
二、创设情境上活口语交际课，渗透人文教育
口语交际是在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言语活动。这种语言交际活动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就无法进行。因此，口语交际教学应精心创设符合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情绪也会变得高涨起来，交际的动力才会增强。在口语交际课中，教师创设情境，使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角色，通过实际练习，学会面对不同的交流对象，确定不同的谈话内容，老师相机适当进行人文精神补充，在有效的双向互动中，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如：在“学做文明小学生”的口语交际中，我让学生提前做准备，课堂上进行一些情境表演，让学生懂得：参加演讲比赛，公共场所发言，需要声音响亮，让大家听得清楚自己的讲话，自信地去展示自我风采。而到图书馆看书、在电影院看电影，在教室、走廊等公共场所活动时则要低声耳语，以不打扰别人为准则。
三、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体现人文精神
学生生理、心理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内容的教学也有各自的规律，应该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合适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在口语交际的训练中，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策略，同样可以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1、倡导自主学习。
口语交际《学做节目主持人》，我仅仅为学生们搭建一个“庆六一”活动的舞台，他们就各自为争当节目主持人忙开了，让孩子们自主学习，尊重他们的个体需要，让他们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获得知识，掌握本领，这是一种“有效教学”，是一种体现人文关怀的教学。
2、倡导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动性学习。合作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有助于因材施教，可以弥补一个教师难以面向有差异的众多学生的教学不足，从而真正实现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目标。
例如口语交际《逛水果超市》，同学们自由结合，分工合作，他们忙得不亦乐乎，深切地体验到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成就感。在合作学习中，我让孩子们大胆创新，让孩子们懂得尊重他人的意见，坚持自己的观点，让孩子们懂得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教学，不正是给学生人文关怀的教学吗？
3、倡导探究学习。
所谓探究学习，就是学生通过自主、独立地发现问题，调查、搜集与处理信息、表达与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知识、技能、情感与态度的发展的学习方式和过程。口语交际《我是太空小导游》，学生通过搜集各种信息资料获得全面的了解，课上表达、交流，介绍太空旅游必备的知识，这样的学习具有更强的问题性、实践性、参与性和开放性，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验当导游的成功的幸福。以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为出发点，充分激发他们学习时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同样折射出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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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面临的困境
（一）对高校纳税筹划部门认识不足。许多教职工对高校纳税筹划工作有误解，认为工资奖金由财务部门发放，所以纳税筹划应由财务部门承担，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纳税筹划的主体是在单位中能够决定收入分配总量，制定或确认收入分配标准以及发放时间的部门，高校的工资和奖金发放标准由人事部门决定，相关职能部门及院系协助完成分配工作，财务部门只是按照既定标准完成发放任务。作为执行部门的财务部门，由于不能决定收入分配总量、标准以及分配时间，所以不可能单独完成纳税筹划工作。
（二）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界定困难。在高校，教职工的稿酬、答辩、监考等收入，既符合劳务报酬的性质，又是与工资相关的收入；临时聘用人员、退休返聘人员以及研究生助研等收入，是按照劳务计税还是按照工资薪金计税往往很难界定。按照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长期外聘人员可以按照工资薪金计税，那么此处“长期”又如何界定，是以“一学期”还是“一年”来界定。另外，现行税法中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标准每个纳税人只可以扣减一次，如果这些外聘人员在其他高校同时作为长期外聘人员，就会存在相同的费用扣除标准扣除两次的问题，而税法中对此问题并没有详细合理的规定。
（三）税制的收付实现制原则与高校课时费发放方式矛盾。我国现行税制遵循的是收付实现制原则，个人所得税原则上要求按发放当月计税，而高校课时费的发放一般都集中在每学期期末或年底，主要是因为课时费计算的依据是教学工作量，只有超额的课时量才计算课时费，超额的教学工作量只有在各学期期末或年底才能汇总出来。结果使教师的一些本属于不同期间的收入只能在发放当月集中扣税，从而势必造成纳税人税赋的不合理增加。
（四）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本身的缺陷。例如，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按《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法［2005］9号）文件精神，年终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计税，其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按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的商数确定，但只能减去一次速算扣除额，未同步乘以12，因此可能会造成收入增加了，但税后收入却减少了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年终奖金税收政策的“无效空间”或“不合理空间”。
二、完善高校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对策
（一）明确纳税筹划主体，合理划分高校各类人员身份。一般地，纳税筹划都是指以纳税人为主体的“筹划”，在高校，人事部门决定该年度收入分配总额及其标准，并且制订相关的收入分配方案；二级学院或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教代会通过的分配方案，在二级单位或职能部门职权范围内进行收入的再次分配；财务部门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负责筹集资金、对人事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分配金额进行核对、归集、汇总，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在规定时间内发放到教职工账户。因此，高校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主体应为人事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财务部门可以利用其财务及税收知识，为纳税筹划提供政策法规及专业知识建议。
由高校人事部门协助财务部门对学校的人员身份做出明确的划分，从而确定各类人员按何种税目交税。一般来说，可以将高校人员及纳税情况划分为三类：
1、校内人员。对于学校在编人员、在校学生以及与学校签订长期合同的聘用人员（不包括离退休返聘或延聘人员），均视为校内人员，其在校收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校外人员。对于未与学校签订长期合同的外聘人员收入，按照劳务收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劳务报酬发放时，经办人员应首先通过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验证收入所得个人的身份信息，建立纳税申报档案，在身份验证无误后按劳务报酬计税、办理发放和扣缴手续，并提供明细清单。
3、离退休人员。离退休人员（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外，另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应在减除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正确区分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同为纳税人的应纳税收入所得，但两者的计税依据和适用税率却存在较大的差别。实际工作中，经常会出现难以判断一项所得是属于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属于劳务报酬所得。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1、是否“独立”。工资薪金所得是属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活动，即因任职、受雇而从所在单位取得的报酬；而劳务报酬所得，则是个人“独立”从事各种技艺、独立提供各种劳务而取得的报酬。
2、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是判断是否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重要标志。从法律角度看，《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而劳务报酬所得一般是指通过根据《合同法》中有关承揽合同、技术合同等签订的合同取得的收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其劳动合同受《合同法》的调整。
（三）从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入手分项节税。按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应税收入－费用扣除数）×税率。因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纳税筹划：
1、从应税收入也即税基入手，通过减少名义工资降低税基。税基是计税的基础，税基的减少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个税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当工资增长到一定幅度，高薪带来的将是税负的超比例增长，可将工资薪金中的一部分转化成其他形式的名义工资，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起到减少税负的目的。合理地降低应税收入是直接节税的最有效途径之一，高校可通过提高职工福利水平，降低名义收入来合理降低应税收入。主要思路是对教职工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固定开支凭票报销，多渠道、多形式地将其从教职工的收入中等额地分离出来。即在不影响教职工日常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合理地将收入费用化、福利化，尽可能地减少计税工资的发放，降低教职工的个税负担。
2、尽可能地用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增加费用扣除数，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200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规定了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及相关免税规定，作为纳税筹划者，必须时时关注有关税收政策的出台和变化，将现行国家制定的各项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进行收集整理，并根据规定将有关优惠政策直接贯彻实施。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有关法规对个人所得税作出了一些优惠及免税规定，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广泛性与高校情况的具体性的矛盾，我们应当比照法律规定对高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不能确定的事项应与税务部门及时沟通，取得税务部门的认可。
3、采用均衡分摊法降低适用税率。所谓均衡分摊法，就是将教职工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课时费、奖金等各项收入，均衡地分摊到各个纳税期内，以求达到减轻教职工税负的目的。由于工薪所得个税的征收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一致，如果月收入忽高忽低，则会导致收入高的月份税负较重，收入低的月份税负较轻，甚至达不到起征点，而各月的税负又不能丰歉相补，无谓地增加了教职工的年税收总负担。所以，高校应在对高校教职工的两大块收入即按月发放的工资薪金和年终一次性奖金做出全面准确的估算，以按年筹划、均衡分摊，达到年税负最低的效果，计算出最佳月薪和年终奖支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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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4-1668
国内刊号：11-5646/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4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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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龄战略早已被纳入到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摆到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议程之上。我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也成了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章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行了文献资料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 Population of 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
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定义中的两句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后一句话说的是继续老龄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龄化的概念衍生出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任何一个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但是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人口老龄化概念时，采用的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问题，近来我国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由来及现今的发展作了有意的探讨。（罗淳，2001）
学者姜向群，丁志宏认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老龄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即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增长，或者将比重结构性的问题与规模数量性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讲，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规范。认为老年人口的比重问题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或总体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规模扩大增长则是一个亚人口问题，是老年学的问题，两者绝对是两个意思，不应该混淆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是个体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测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我国一般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但近年有向65岁靠近的趋势。通常来说，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谢静的研究认为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1.程度指标：（1）老年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后，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化的趋势。
2.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3.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2）老年人口抚养比，（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杜鹏.1994.）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问题
曲海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做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起伏变化；第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欧洲各国而仅次于日本；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始终占据世界首位；第五，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谢静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1.速度快，规模大；2.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全；3.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受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的特征。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大于机遇（邬萍，1999），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田雪原，2000）。
较积极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导观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J].人口研究，2001（6）.
[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J].人口译丛，1982（3）.
[5]曲海波.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6]田雪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A].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问题与对策研究[C].华龄出版社，2000.
[7]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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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科研模式，即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及科研兴趣和能力进行科研工作，包括科研设计、搜集数据及论文撰写等。观察组采用医护一体化科研小组模式，主要包括：（1）成立科研小组。由护士长牵头成立科研小组，包括护士长、护理业务骨干，邀请科室内主治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医生担任科研小组顾问，科室内所有护士为成员。共有5位医生参与，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2人；博士1人，硕士4人。由护士长在科室晨会上公开宣布科研小组的成立并向医生发邀请函和聘书，扩大在科室内的影响力。（2）定期组织科研活动。主要由医生进行统计学相关知识和统计软件操作、文献检索、论文撰写、相关内容及科研设计讨论等，并对小组成员组织科研内容相关考试进行总结、分析，及时调整策略；定期举办科研讲座，分享最新文献，实现信息共享。（3）定期组织科研讨论。包括每季度1次的科研设计和每月1次的科研总结，针对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商讨解决方案。对于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进行汇报，了解进度及其中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方案。（4）加强医护合作，建立临床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料共享。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医护交流沟通，共同商讨建立关于某些疾病的临床数据库，如脓毒症、心脏术后患者、颅脑损伤及心力衰竭等者，分工合作进行数据搜集和统计，在后续的科研工作中实现数据共享。（5）加强医生对护理论文的指导。对于护理人员撰写的论文由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修改，协助进行统计学软件的操作，推荐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在后续的论文修改中给出指导意见，便于论文及早接收。
1.3观察项目。（1）两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技术职称和有无行政职务等。（2）两组自评科研能力状况：采用《护理人员科研能力自评量表》[4]来评价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包括6个方面，采用Lik-ert五级评分方法，得分越高说明科研能力越强。两组护理人员共发放量表304份，回收304份，回收率为100%。所有问卷回收后均由经过培训的高年资护士采用一致性用于进行评价和统计。（3）两组投稿情况：包括投稿数量、投稿动因（基于晋升职称需要或者个人兴趣）、论文录用数量、投稿至录用时间（即第一次投稿至接到录用通知的时间）、每篇论文修改次数及一次投稿成功率（即第一次投稿即被接受录用的论文数量/投稿总数量×100%）。（4）两组质量：按照的杂志级别和质量分类，包括国家级及以下期刊、二级中文核心杂志、普通及核心杂志（即一级核心中文除外中华系列杂志）、中华系列杂志及SCI杂志。
1.4统计方法。采用SPSSVersion24.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间人口学特征比较.两组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0.05）。
2.2两组自评科研能力状况比较.观察组在问题发现、文献查阅、科研设计、科研实践、资料处理和论文写作等方面能力强于对照组（均＜0.05）。
2.3两组投稿情况比较。观察组投稿数量、录用数量和一次投稿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投稿至录用时间和每篇论文修改次数小于对照组（均＜0.05）；观察组投稿动因主要为自身兴趣，这一点也与对照组明显不同（＜0.05）。质量比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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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口学校为依托的运作模式。人口早期教育的主体是婴幼儿家长、看护人和准妈妈。因此，提高此类人群对早教工作的认识和积极性尤为重要。中原区依托人口学校，开展早教工作，体现出诸多优势：一是阵地优势。人口学校是开展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优教宣传的教育场所，教室宽敞，设施完善，资料齐全，群众熟悉。二是网络优势。能够直接培训和指导基层人口学校教师，便于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便于将早期教育理念深入到社区，农村、家庭等。三是师资优势。有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妇产科，儿科、优生优育、心理学、性学等专家齐全。
(二)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共赢模式。中原区从实际出发，确定了”部门主导、社会参与，优势互补”的原则，主动与经验丰富，师资力量雄厚的社会早期教育机构合作，共同发展早期教育事业。联合“乐智坊”亲子中心，“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河南摇篮工程郑州胎儿大学早教大学”，成立了中原区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范基地，取得良好效果。在工作中，人口计生委侧重组织群众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推广普及早期教育理念早教基地侧重培训早期教育师资及设置教育课程内容；日常教学和管理共同负责，形成了优势互补和多赢的局面。
(三)三级网络联动的宣传模式。近年来，中原区充分发挥区，街道，社区三级人口计生部门网络优势，逐步形成了三级网络联动的早教指导服务体系，把早教工作打造成一项利国利民工程。先后投入早教宣传经费30余万元，将婴幼儿早期教育知识印制成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宣传彩页；购置了“早期教育智能上网卡”：建立了中原区早期教育网络平台，0～3岁的婴幼儿家长可免费登录网站，为孕前期、怀孕期及0～3岁育儿期等不同阶段群众提供了专业化，权威性的贴身服务，受益育龄妇女和婴幼儿家长2万余人。
(四)开展院校化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胎教是人口素质教育的源头，根基和核心，是高素质人才启蒙的摇篮，是奠定宝宝一生的黄金时期。做好胎教工作将为打造宝宝健康的生理，健全的人格和较好的适应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奠定基础。中原区在早教基地基础上，2009年6月建立了“中原区胎儿大学”，填补了胎儿时期教育的空缺。胎儿大学实行院校化专业化教学模式。即
日常管理科学化，有严格的制度、严明的纪律，优秀的教师，规范的管理；教学安排独特化，根据孕妈妈的孕周安排课程，准爸爸全程陪同上课，分班管理，集中上课，安排作业，老师督促，毕业后交毕业论文；胎儿教学专业化，全新理念的家长课程，新颖有趣的益智游戏，父母作业、爱心早教、共同成长，认知、右脑开发等。同时重视家长素质培养，积极打造向上和谐的家庭氛围。
二、取得四项成效
(一)增强了群众的早教意识。中原区以基地为依托，以社区为网点，初步建立了人口早期教育服务网络，为育龄群众提供人口早期教育服务。在早教基地开展活动的同时，坚持进社区，进家庭进行一对一指导服务，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广大群众在受益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早期教育是终身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育儿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目前，0-3岁胎婴幼儿早期教育知识宣传普及率已达到80％以上。新婚夫妇、孕妈妈、家长及看护人参与、带孩子参加早期教育逐渐形成自觉行为。
(二)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成立了“胎教宏志班”和“早教宏志班”，吸引孕妈妈和三周岁以内的宝宝参加。早教学习“亲子互动游戏，唐诗舞蹈、儿歌律动”等丰富多彩的创编游戏，生动活泼，亲切感人，使孩子们受益匪浅。截止目前，早教基地已举办早期教育辅导员培训班时期，培训早期教育工作者近百人。举办胎教讲座84次，早教讲座208次，开展活动50次，有300余名0～3岁婴幼儿入学接受早期教育。
(三)丰富了优质服务的内涵。在开展早期教育工作中，中原区逐步建立完善计生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将计生家庭子女的早期教育指导、生长监测工作与利益导向机制协调推进，做到了早期教育与奖励扶助工作相结合，充分表明了政府对计生家庭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体现了政府对计生家庭的关爱，加强了计生干部与育龄群众的交流，增进了育龄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理解、支持和满意度，有效引导育龄群众树立起新型婚育观念，树立了人口计生部门的良好形象。
(四)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区委宣传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j教育部门为早教进行具体指导，实现婴幼儿早期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优势互补：卫生部门将此项工作作为妇幼保健和卫生知识普及的内容，开展婴幼儿保健、早期干预等工作；民政部门给新婚夫妻发放《公开信》及《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等资料，指导新婚夫妻优生优育优教：妇联部门加强婴幼儿早期教育活动的宣传，提升0～3岁儿童家长及看护人员的科学育儿意识：计生部门定期协调组织各部门调查研究，召开专家、老师、家长等相关人员座谈会，分析早教形势，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早期教育网络。由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确保了早期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三、继续推进早期教育的四个思考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各界重视程度。胎婴幼儿早期教育大有可为，任重道远。为进一步扩大人口早教影响力，要动员社会各界，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各级计生服务站、人口学校等阵地，大力宣传早教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举办讲座，发放视听文图宣传品，引导各级干部、广大群众加深对早教工作的认识，提高早教科学知识的知晓率，树立科学育儿观念。
(二)融入争先创优工作，增强人口早教动力。提高人口素质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内容。要把早教工作同创建国家级，省级优质服务先进县结合起来，同实施“强基提质”工程结合起来，同加强基层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同建设高素质职业化人口计生干部队伍结合起来，同推进“计划生育幸福家庭行动”结合起来，同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结合起来，不断探索新方法，注入新活力，推动人口早教工作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