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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高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分析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逐渐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计量经济学通过采用多变量回归以及其他相关统计分析技术,为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工具,并且能够较好的检验和论证其市场特性。
随着市场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加强,很多经济学分析推论,获得广泛市场经验的支持。在“食物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因而“恩格尔系数”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会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预测得那样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趋势,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对价格与需求量反向变化等等。”经济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加强了与社会科学的紧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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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为企业输送人才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上向质量要效益，应培养出觉悟高、能力强、懂理论、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企业为适应商战竞争，还突出表现在管理制度、管理手段上的变化，强调制度的执行与制裁要奖罚分明。培养人才与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培养的人才类型、规格、特点、素质及管理手段，必须与人才市场的需求、管理制度相吻合；否则，我们的毕业生将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失去竞争力，甚至失去人才市常第四是市场经济给思想品德教育带来的困难。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社会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信息的接受，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几乎是同步的。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及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远比在校门内的教师要广、要快得多。因此，教育者往往不能提前把握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化，当学生身上已反映出一定的思想问题时，教师才被动地去进行教育，这给德育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教师的说教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性不强，更谈不上“及时”甚至“超前”了，造成对在校生思想品德教育滞后的局面。
二、对在校生进行德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育工作的思路应是：
（一）突出爱国主义的教育主线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院校德育要坚定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其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旋律，引导学生在接触开放的文化环境时，自觉抵制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的思想，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入深，引导学生由爱父母———爱师长———爱他人———爱集体，最后上升到爱祖国。
（二）加强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引导德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悟”性，使其认识到如何做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性。然而学校的德育必须坚持一元化的导向，使学生明白社会所容纳的并不都是时代所提倡的。价值的真谛在于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自我价值，都要通过自身劳动来实现。说到底，人的价值就是更多地为社会创造和奉献。进行人生观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人活着为什么，怎样生活和做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进行理想教育，从学生生活的最贴切处入手，诱发他们的生活理想，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职业理想，把社会理想、为祖国做贡献的理想教育落实到学生的职业理想上。理想是动力，也是激励，在理想的驱动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三）树立新时期人才质量的德育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根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才资源，当今市场的激烈竞争，实质是人才质量的竞争。做为为社会输送人才的高等院校，在德育上要积极探索新时期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建立新时期的人才质量标准。新时期人才质量标准，已不再单纯是过去那种踏实加肯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类型，而是思想和能力是复合型、适应型、开拓型的人才。因此，在德育上要给学生全方位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职业意识、创业意识、敬业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公关意识、科技意识和法制意识，同时要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自省能力，能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总之，新时期的院校德育应培养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现代的人和国际型的人。
（四）德育管理制度和手段要与企业管理相衔接学校的德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德育必须把参照系由封闭的院校教育转向人才市场和企业要求上来，这一转变要求学校在德育管理制度和教育方法上都随之进行相应的转变，使之与企业的要求相衔接。如若不然，学生在校接受的是一套管理方法，到企业后是另一套，这将增加学生的不适应性，减低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为此，必须做到：
1、在日常行为规范上要与相应的企业要求衔接，把企业要求职工的行为规范，作为学校培养学生日常行为的部分规范要求，同时要设置专业环境，在环境中训练学生的日常行为。
2、德育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要与企业管理相适应。一位饭店的总经理说：“你们学生不及格还有补考机会，而在企业做错了一件事就难以挽回”。因此，在校的德育管理要与企业要求吻合。首先，应突出制度化管理，将规章制度熟知熟记，严格按制度办事，奖罚分明；其次，是在制度的执行上不能沿用“事不过三”、“下不为例”等旧的教育方法，制度不容违犯，否则就要受到处罚；第三，要适当减少耐心说服的思想教育过程，加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学生自律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否则就不能适应企业化管理的环境。
3、使学生进入人才市场参与竞争。创造条件使他们参加各种形式的供需见面会。在平时的学习、社会工作及各项评比和比赛中为他们设计竞争舞台，创造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达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在共同的目标导向下，进行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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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顺利举办，论坛上就主要围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及成因”展开讨论，深度思考了我国若想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还谈到了社会经济深化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国民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创新等等内容。众多学者专家也希望通过这些创新型思维主题导向国家经济向前发展，满足经济新常态背景宏观经济学背景下宏观调之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趋势的有效干预。实际上，我国目前依然还处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初级建设阶段，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尚且不深。所以在利用宏观经济学阐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过程中，客观讲是取法完善的建设思路的，包括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也相对匮乏。在如此背景下，国家政府才开始积极思考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原因，学者与专家才会利用论坛契机讨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它就希望依靠宏观调控帮助我国追赶发达国家，并针对我国所存在的公有经济理念加强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影响作用，最终促进全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1］。
2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影响
在宏观经济学中就提到了宏观管理主要应该采取投资驱动，围绕工业主导，拉高政府投资份额比重。在这里，政府调控与干预对市场所产生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一点上我国是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举个例子，在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他们就主要以消费作为主要驱动，围绕服务业主导展开投资份额分析，一般情况下投资份额主要在私人资本家领域展开。反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快速，虽然在建设进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在近年来广泛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经验后已经有所突破，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为此，我国需要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统一完善市场环境，充分适应国家地域空间差异较大较明显这一问题，也考虑到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另一方面，在分析宏观经济学相关内容的指导性与管理性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市场管理模式进行相互比较，必要时还应该建立静态模型，并时刻注意模型中所存在的弊端问题，结合弊端问题对其宏观调控方法进行分析。对于我国来说，在套用国外宏观经济静态模型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过去国家经济过热的经验教训展开深度分析，客观判断宏观经济的优势内容，虽然说当前的说法无法统一且缺乏共同研究基础，但根据我国对投资、消费与政府财政支出、进出口量等等因素的现状来看，还应该基于不同经济体对所有指标因素进行针对性分析。举个例子，目前我国GDP的影响因素中有60％左右是通过国内外投资带动的，而消费对其所产生的影响占据另外40％。不过在美国，该结果却恰恰相反，它的投资自由流动会受到政府干预及限制转化为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则会被政府投资所替代。所以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指导下市场经济对GDP增长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诸多区别的，投资与消费两种经济拉动模式会共同影响经济发展，并将这种影响不断放大，最终造成质变区别。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投资企业、金融部门与各个行业都会因宏观经济而产生变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影响形式。举例来说，西江当今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在宏观经济学指导下，像某些高耗能行业诸如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工业等等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投融资项目实施。在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宏观经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性影响，规避企业自身所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局面，就必须思考基于消费领域有效控制自身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微观经济结构，包括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性等等，思考国民经济发展背景下宏观经济调控对企业内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再者，我国社会企业也应该清晰认识到在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企业包括行业内是可能存在诸多不合理的产业经济结构问题的，为此我国需要基于宏观政策取向将企业微观经济需求面转向供应面，基于长期制度性因素来优化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结构内容优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逐渐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化，利用宏观调控下的企业经济与市场经济稳增长刺激企业技术进步，利用政策长期调配企业的专属管理政策，实现企业基于宏观经济学指导下的供给角度“经济结构持续调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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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宏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宏观经济风险具有潜在性、隐藏性和累积性。所谓宏观经济风险的潜在性，指的是宏观经济风险总是与宏观经济系统相伴而生的，宏观经济发展和运作本身就蕴涵着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的隐藏性，指的是虽然宏观经济风险总是潜在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它是隐藏在经济系统内部的，并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宏观经济风险的累积性，指的是宏观经济风险会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不断加深而日益增大，当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宏观经济风险的潜在性、隐藏性和累积性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特征，一方性，也是累积到一定层面说明宏观经济风险有经济风险形成和变动趋势跟预测，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风险问题。并且宏观经济风险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通常情况下，单一的因素不可能导致经济体系的波动和动荡。当然在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风险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3]。
当经济的计划性程度相对较高的时候，政府进行干预和管理的经济的程度相对较高，这时候宏观经济的风险是有限的。
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放性较低的国家，国际经济影响因素也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宏观经济风险。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相对较高的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波动对国家市场经济的影响也相对较大。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波动也牵连到别的市场开放性较大的国家的经济，在各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同事也面临着宏观经济风险也相对增大。例如二十一世纪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导致了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甚至导致了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破产，这就是全球经济开放性强从而导致宏观经济风险程度也相对较大。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5-67.
[2]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南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1-43.
[3]罗伯特与本杰明.PrinciplesofEconomics.第五版[M].纽约：TheMcGraw-HillCompanies，2013：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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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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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信用卡跑马圈地的现状
自从1985年6月中国银行珠江分行在国内发行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由于其方便快捷，受到公众客户的青睐。我国的信用卡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肯锡日前公布的信用卡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信用卡卡量进一步加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向大众市场客户的渗透。信用卡发卡数已从2003年中的300万张，2005年中的1200万张，增长到了2007年中的4300万张，规模每年翻一番。超过40%的信用卡持卡人持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目前中国的个人信用卡持卡人数量已接近3000万。
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卡业务是许多国际大银行的主要业务和主要利润的来源。如花旗银行的信用卡业务收益就占其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业务利润业务更占了其公司全部利润的7成。因此，国内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的份额，纷纷推出刷卡面年费、积分送礼等优惠措施，吸引消费者办卡。许多人认为商业银行这种“跑马圈地”的策略是粗放型的，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总行对下属分支行主要考核发卡数量，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由于沉重的发卡任务压力，而省略了许多必要的客户信息审核，一些银行甚至直接把发卡业务外包给其他的销售公司这使得信用卡发卡风险骤增。同时，由于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功能上几乎完全相同，使得多数信用卡成为睡眠卡，据报道这一比例高达80%。
2 从美国经验看“跑马圈地”
美国是信用卡业务发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国家，在他们的信用卡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我国现今的跑马圈地和负盈利的状况。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为开展银行卡业务，将其从精英阶层推广到普通群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推广活动，它们采取的主要形式为大规模邮寄免年费的信用卡。银行的邮寄名单一般来自存款客户以及按揭放贷和分期付款的客户。此种方式虽然能吸引足够多的持卡人，但银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受到免年费邮寄卡的消费者数量十分巨大，银行也急于赶超其他竞争者，银行常常只做基本的信用审查，甚至有些连信用审查也不做。而且，银行也不能保证卡片邮寄的安全性，很多卡片在邮寄的过程中被偷盗、转卖。因此，70年代初，信用卡业务的欺诈率和坏账率非常高。直到1972年，信用卡发卡机构才开始摆脱亏损，但仍然难以获得与其他业务相同的收益，究其根本，信用卡信贷本身就属于无担保的贷款，它的风险无疑比其他银行业务要大得多。
从美国的经验看，在信用卡市场完全成熟之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跑马圈地的行为也并非是无效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告诉我们 ，为了能让一方或双方都参与到这个平台上来，投资是必须的；我们不知道银行是否还有其他办法既可以启动信用卡运营平台，同时又可以避免大量损失。则何为双边市场经济学，它又怎样对信用卡业务的现状进行解释呢？
3 双边市场经济
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人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
双边市场在现实中存在较为广泛。许多传统的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均为典型的双边市场。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又出现了多种新类型的双边市场形式，如操作系统、B2B、门户网站等。下面将主要就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及业务模式两方面进行探讨。
3.1 双边市场的定价战略
在单边市场中，价格一般与产品的成本和需求密切相关。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不同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反作用效应，因此产品定价要复杂的多。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向双边市场中的一方或几方采取低价（甚至向他们付费）。举例来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工作平台，它为两大类客户群体（电脑使用者和程序开发者）提供一个相互认知的机会。比尔•盖茨发现，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微软的操作系统接口，便于他们的软件能与Windows操作系统兼容，鼓励开发商为开发更多的应用软件；另一方面，向使用操作系统的最终用户，即普通购买者收取比较高的费用。从而，将两个群体吸引到它的平台上，也为自己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2 双边市场业务模式
双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管你的价格如何，如果市场的这一边没有需求，那另一边的需求也将消失。就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电脑用户没有应用软件可以使用，那他们就不需要操作系统。双边市场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产生效应就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向市场的一边免费提供服务（甚至向他们付费），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另一种方法是：对某一边的市场进行投资，以降低该边消费者的成本，通过对市场一边制定较低价格或者采用成本转移的方式，能有效的鼓励收益群体的参与热情，从而帮助双边市场平台解决“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4 用双边市场经济解释银行行为
回到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很显然信用卡业务属于双边市场的范畴，它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信用卡的持有者（消费者）和签约商户。信用卡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商户（即持卡人消费的一定比例，VISA规定1.7%），而持卡人付费很少（如年费）甚至不用付费，同时还能像免息期及消费积分等优惠。收入来源于商户这一传统来源于信用卡创始人麦克纳马拉先生所开创的定价模式。美国运通大概有65%-75%的收入来源于商户，对VISA和万事达的会员来说，这一比例为60%-75%。因此，从双边市场角度看，持卡人这一群体天生就享受着近似于免费的服务，美国60年代通过邮局寄送免年费的信用卡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也因此，我们了解到，培养持卡人、抢占市场份额是破解“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魔咒的关键。所以，现在国内各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发展我国信用卡市场毕竟的一步。
但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度的概念，虽然圈地是正常的，但绝对要避免“卡吃人”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强力推动信用卡产业的发展，力图通过消费信贷拉动和刺激消费需求。在短短两三年间，韩国信用卡业务飞速发展，2001年一举成为亚洲最大的信用卡市场。15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拥有4张信用卡，韩国国内需求迅速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02年后，过度的信用消费逐渐露出端倪，信用卡滞付率不断上升，滞付金额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造就了无数卡奴。前车之鉴提醒我国商业银行要重视信用的审查，在发卡时要慎重。2005年银监会下发的《商业银行外部营销业务指导意见》一定程度上轨法了银行发卡的步骤，整顿了发卡乱的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从舆论或政策方面对“跑马圈地”进行打压，就像水患，只可疏不可堵。
5 启示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各商业银行在信用卡发展中的圈地运动是可行的，甚至是必然的。通过抢占市场份额，拉拢签约客户，是银行的最佳选择。但与此同时，韩国的信用卡危机也警示我们，圈地是可以的，但不问土地是否贫瘠，闭着眼只顾抢地盘是绝对错误的。各银行应把好信用审查这一关，同时加强信用卡的创新，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换来业务最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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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交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也是他的一个基础性研究,即“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另一方面，在对商品交换过程的阐述中，对于商品所有者的确立是说明了市场本身存有的伦理性，虽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现，但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被归结在这个市场范围内以及被制约着。另一方面，对于商品监护人来说,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监护人,并且监护人“必须以意志寄存在这种物内,并且以这种身份,发生相互的关系”，因此，商品交易的过程就是实现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们必须互相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它总归是在契约的形式上——是一种意志关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种经济关系来”。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就被人们的经济意志所支配，这样的经济意志致使人们之间的经济权利通过买卖关系实现，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契约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经济意志代表了商品实现其价值，以人的意志将自身与商品的关系确定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们之间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来完成交易过程，因此，市场本身的性质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经济舞台上的人物，一般是当作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没有意志，表现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却致使商品之间出现了不平等，这也就是商品与商品所有者的一种差别。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经济意志，使得商品产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异推动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进入市场被交易，从而人的经济意志也就是市场经济意志的体现。就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产生经济意志的对象。每一个具体的交换行为又体现了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对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对于非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价值是其使用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促进整个商品交易的基础，这既是商品存在的价值体现，又是人的经济意志产生的条件。整个的商品交换基础就是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人们彼此维系的买卖关系，这也是市场被人的经济行为所确立的基础，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也就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交易中达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场经济意志不能只是在经济学意识形态下去继续维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将市场本身视为一种机械化体系，一味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状态下是将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与需求。商品交易过程体现的人道需求的基础是维持一种平衡性与合理性共存的状态，其意图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达到交易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单一地去实现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现了只能实现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其中就显示出违背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尽管商品交易本身带有一种契约形式，但是没有市场伦理的要求也很难保证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们之间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为，更谈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导引下才可以称得上合理性，否则只出现某一方获取最大利益，那么这意味着买卖者之间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经济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换取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这之间，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过交易可以得到适合的商品，适合自身就足够了，而不是为除过自身之外的人着想，只要他自己实现利益就可以了。这是人的经济意志的普遍体现，因此，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需求下人们之间更倾向于存在一种契约形式，而并非是属于道德伦理关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为那有使用价值可以满足本人欲望的他种商品，换去自己的商品。在这限度内，对于他，交换只是个人的过程……但同一过程，不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为个人的，又是只为一般的社会的”。因此，“从一个商品所有者的观点看，每一他种商品，对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价，自己所有的商品，对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则是一般的等价。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处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其中体现了人的经济意志与人的某种本能有直接关系,尽管市场作为一种实现经济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这种本能所支配。在经济利益的关系下，货币的出现也就成了一种现实需要，即“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成了社会公认的等价形态了。由这种社会过程而充作一般的等价，就成了这一种搁在一边的商品之特殊的社会机能了。它成了货币”。货币的产生，“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结果”，而且这也影响着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出现了一种对立，因此，人的经济行为又逐渐的被外在因素所牵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身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为商业的便利起见，这种对立，有在外部表现出来的需要。这个需要，引起一个独立的商品价值形态，且不绝进行，终于使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转化为货币”。通过货币形式所连接起的私人利益又会扩大到国家经济利益，而市场始终是持有这种经济利益的中介，货币的价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价值交换中，同样也深入人的经济行为中，成为了经济意志的一种对象，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经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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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高校里逐渐受到冷落，教学效果不够好。本文主要从教学环节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法，选择新的教学方法来提高教学效果，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学面临的困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已从计划经济步入到市场经济的正轨，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作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诸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创新和发展了经济理论[1]。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构建已初步完成，但是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教材体系结构尚未健全和完善
在国外，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基本还是一个空白，最多也只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补充。在西方，西方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本身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教材体系差异较大，专家学者都从自身的理解来编写教材。杨干忠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卫兴华和张宇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对外开放和中国发展道路等方面阐述我国的经济理论；白永秀、任保平主编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从宏观体制、微观体制、运行机制、运行场所和运行环境等方面阐述我国的经济理论；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是一本大部头的教材，里面几乎罗列了所有的经济学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及我国现阶段存在的经济问题及今后的出路等问题，作者主要从经济转型与体制选择、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运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等四个方面阐述我国转型期的经济问题。在这些教材或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既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一家之言。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基本的体系和框架是不变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仍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深化。
2.西方经济学的冲击
在西方，经济学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能用严谨的推理和实用的论证分析很好地描述和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2]。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它的很多理论也仍然借用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毕竟我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实践和理论也不例外。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老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性学科，它对学生以后在工作中的运用非常重要。但是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就造成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效果不好。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要求学生对相关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那么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大大减弱。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教学方法，转变教学理念，使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去思考、去探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改革的方法和对策
1.讲授法
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描绘情景、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阐明规律的教学方法[3]。讲授法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教学方法，也是教师系统地、逻辑地传授知识的一种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确立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向学生传达相关知识和信息，充分调动了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有利于教师向学生传授更多的内容，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教书”和“育人”的有效结合，育人是基础，教书是手段，所以在讲授的同时，也应该时时在育人[4]。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讲授法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久而久之，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或者学习的积极性会减弱，这就要求教师在使用此种方法时，一定要提高教学水平，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之后便风靡全球，这说明案例教学法的魅力所在。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案例为载体，通过案例的讲解、分析和讨论，结合教学内容，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研究性学习法
研究性学习法就是教师确定研究主题，鼓励学生主动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学习方法。研究性学习是学生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的一种学习过程[5]。研究性学习主要是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法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法，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1）提出问题。比如在讲授个人所得税相关内容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个人所得税是应该提高还是不变，如果提高，那么起征点应该是多少，等等。（2）分析或讨论问题。学生根据所学的相关内容，积极分析或讨论个税是保持不变或是提高以及如何提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学生还借鉴国外的经验，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也有同学进行反驳。通过学生的分析和讨论，思路渐渐清晰，学生的兴趣也得到提高。（3）解决问题。通过前面的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分析或讨论，学生基本上有自己的结论。最后大多数学生一致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提高，起征点在3 500元比较合适。他们的结论跟国家最后的起征点差距并不是很大，说明研究性学习方法可以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的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与成熟，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我国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教学方法也会不断改进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裴晓鹏，曹长灿.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9，（18）.
[2] 张为民.政治经济学教学创新的思考[J].黄山学院学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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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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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秘书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突出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一是如何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如何抓紧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二、秘书工作要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利条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要为这个决策服务。还要为胜利实施这个决策当好参谋助手。
秘书工作到底是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好服务呢？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提高服务质量。
二是，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秘书工作要进行自我改革。
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秘书工作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改革，必将引起人们也包括秘书人员行为规范、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
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还必须给秘书工作部门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思维方式等方面注入新的内容。
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思想观念中，同其他党政部门一样，秘书部门还要特别注意破除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的。
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要求应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秘书工作充分发挥服务功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督促。今后，党政部门的秘书工作基本也应从这些方面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核心问题是提高服务质量。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秘书工作怎样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对服务的要求与市场机制作用密切联系起来。应该承认，在以往经济体制下的秘书工作，为领导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是应该看到，保证和维持那种水平的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主要依靠人们的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并辅之以规章制度的约束，而不可能重视市场机制对秘书人员行动的激励和制约作用。相反，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往往被所谓思想教育和规章制度替代了。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单靠人的自觉性和一般规章制度的约束，来要求人们做好秘书工作是不全面的，不合理的，是难以持续地、全面地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把提高秘书工作的服务质量落到实处，除了高度重视人员素质、培养热爱本职的精神外，还要从注入市场机制方面多做文章。
五、秘书工作在注入市场机制中，要十分重视自身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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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克强经济学”的“上、下限”与伯南克退市两指标放在一起看，是否两者高度相似？两者都不容通胀肆虐，而保就业与保GDP增长是一块银元的两面，有就业，就有GDP增长；无GDP增长，又怎会有就业？可否就此判断中美的经济财政政策已默然同步？答案：又是，又不是。
中美两国的政府，如为民生，一定要稳增长（保就业）、防通胀，但我们不可以就此说两国已是同路人，因为克强经济学还有一重点——调结构。
要调结构就要促改革，淘汰过剩产能，无论是国企、民企，都要加入这个淘汰赛。只有汰劣留优，才可在这豺狼环伺的时刻生存下去。
伯南克实现其“上下限”目标，是靠退市这一手段；实现其“上下限”目标，则是靠市场化这一手段。
有评论认为，“区间”、“上限”和“下限”所强调的更是一种“稳中有为”的政策取向。如果突破底线，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理；没有突破底线，就要抓紧时间调结构、促改革。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一种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经济逻辑。
与“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相适应的，是要形成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如斯区间，就像香港恒生指数在24000～21000点之间上下，21000点时托，24000点时压。如果恒指在此区间活动10年，投资者愿不愿意？一定不愿意。投资者一定只求突破，不怕你上突破，最多追买；也不怕你下突破，最多追卖；最怕你不突破，必然闷死。同样，会否是个不求突破的总理？
凡总理都想上突破（通胀除外），但上突破要有前提，即要够多资金，要够多优质企业人才始可。资金与人才何来？不能靠央行，也不能靠干校培训，要靠市场。这就是克强经济学所讲的“盘活资金，用好增量”。市场已有不少资金，只是没有投入实体经济，基于资金会向高回报流动，只要政府能为实体经济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资金就会流到实体经济去，就可以盘活资金。资金多了，要靠人才去用好，要靠实业家、厂家，不是炒家、囤地家、投机家。
怎样为实体经济创造有利可图的市场？第一步，打破之前的垄断。开放铁路市场予民资，开放金融业市场予民资就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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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有效的互动沟通导致整体发展停滞不前。
除去现实的硬件原因，对于经济管理教学改革来说，比较突出的人为原因则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不足，或者在缺少有效的沟通方法和沟通侧重点的前提下，教师无法把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要求，而学生对于教师教学效果和教学素材准备的情况即便有所意见和建议，但是在课上没有勇气或者没有机会再或者不知道如何表达，在课下一般高校的老师并没有坐班制，而外聘的教师更是在课后就会离开学校，所以，学生没有找到教师就课程内容进行沟通的机会。当然，即便是下课课间学生有所提问，也是从自己对课程不理解的问题角度出发，很少从教学改革角度与教师进行沟通。从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标准来看，在大学只有期末考试的试卷才能作为评判学生学习质量的依据，而教师的教学方式和课堂教学效果并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标准，并且缺乏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机制，这种现状在中、高职学校尤为突出。学生无论是从其对事物的评判力和思考能力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自身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来看，均需要教师予以指导，但是在缺乏有效沟通的前提下，长期的低效课堂教学效果和低效的学习只能导致教学双方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二、以市场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经济管理专业改革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对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各种类型企业甚至国家相关机构的冲击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发展周期对经济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别性，但是，经济管理专业毕竟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性覆盖性和操作规律的系统学科，其现有的理论和各个专家学者正在研究的项目，甚至网络和各大媒体中充斥的种类繁多的信息，都无法做到对每个具象化的需要经济管理专业知识的岗位开做出详细的指导，因此，对其进行改革，只能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总体影响和具有普遍性的现实表现进行对该学科的专业改革。
1.透过现象抓本质，确保教学与时俱进。
万事万物均万变不离其宗，经济管理的教学的改革也同样。经济管理专业的改革中所需要参考的案例多来自现实实践，但是作为理论来说，必然需要经过多重验证和对多种案例的统一规律的提炼，因此，在课堂进行讲解时必然会失去其时效性。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竞争的激烈性和多样性所呈现出来的濒繁芜杂景象，给经济管理的实际操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而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所覆盖的领域、业务种类、囊括的内容、管理对象、管理方法、战略措施等则更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交叉性。由此，为了保障教学的实效性和现实指导作用，建议经济管理专业的教师能透过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表象，来切实提炼出经济管理的有效的具有普遍执行力的措施，以确保课堂教学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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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本意是指“贸易”或“贸易的场所”，西方市场含义从原初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交换的物理空间、人们的聚集以便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权利”，到近代的市场意味着“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从那时起，经济学家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朱国宏，1999)。当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把市场视为理性个人决策者基础上的价格机制。
从历时维度梳理市场的经济学研究，可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论点中得到体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把市场的主题定义为市场与劳动的分工及市场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的边际主义学派分析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以米尔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自发秩序的市场，排除外在干预如国家、法律等;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强调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无效问题;以及二战后以诺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对市场的研究——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制度。
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研究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复杂的市场现象简单化为纯经济问题来处理的弊病。当然这其中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市场理解——把市场视为一种制度，为经济学与社会学共同关注“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正如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提到，“经济学理论是关注市场的，(而同时)它也正是造成一种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们很少将注意力关注于市场理论”(George Stigler ，1967);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经济学文献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制度即市场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认为“经济学家宣称要研究市场，但是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为模糊”(Coase，1988)。
市场现象是复杂的，正由于市场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学自身对市场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努力，促使了对市场研究的“社会化”。与此相应，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的古典作品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实质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形式，市场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韦伯强调的权力竞争的市场——在市场中发生的社会行动往往是以竞争的形式开始而以交换的形式结束的;波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力图进行的工作就是认为具体的市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并由现实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与尼尔J斯梅尔瑟(Neil Joseph Smelser)在《经济与社会》中，他们主要是在结构——功能的系统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体系支撑下的市场。
瑞典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2005)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市场，强调市场是各方间通过交易而维持的不断发生的一种固定互动模式;美国的社会学家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2008)主要从市场的制度角度出发，认为一个稳定的市场需要产权、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观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场的问题上，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2008)主编的《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作者们，特别关注影响市场形成与演化的四个因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型、社会网络以及经济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认为还存在另外一些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国发展的一种他们自己独特的市场社会学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dieu)，而且构成了市场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 1960)、《区隔》(Distinction)、《经济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s ofEconomy)，以及《经济人类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纲要性阐述。布迪厄对市场问题研究的切入，主要是应用他的场域-资本-习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显然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经验似乎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理论之主要原理的一个巨大挑战”(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市场营销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宁人在沪建构钢材专业市场为例，探讨周宁人的市场营销实践所带来的理解市场建构的新视角。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小山县现在却有6万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边从事钢材贸易行业，周宁县人在上海的几十个钢材贸易专业市场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钢材专业市场内部运作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近十多年来周宁县人纷纷涌入钢材专业市场从事钢材贸易行业，而不是其它的行业，钢材是同质性强且资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场中竞争强烈的企业如何获得利润从而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及钢材专业市场的发起、稳定与变迁的内在动力、变化机制是什么。
二、营销场域:市场运作的分析方法与范式
(一) “场域-资本-习性”及其分析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创建了一种“建构的结构主义”的独特思想风格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布迪厄的理论虽然艰深，但有一组核心概念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即“场域-资本-习性”。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提炼出一般的场域理论分析方法的同时，“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最深刻的逻辑”(布迪厄，2007)。针对本文研究的钢材专业市场，这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根据钢材市场具有的特有运作逻辑，寻找钢材专业营销场域的“本土”性的现实机制——经验的特殊性。
要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市场的运作，首先必须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性思维”;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倾向行为哲学——习性概念，这是分析与理解营销场域的关键;第三，要理解不同场域有不同的“逻辑与运作规律”。场域具有“场域的同构性”特征，即“差异中的相似”(Boudieu and 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场域-资本-习性”的一般特征与分析营销场域的方法和步骤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主要是认为“社会科学无需在这些极端(行为与结构)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构，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其场域与习性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关系性思维的分析特点:“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些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而习性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布迪厄认为习性是作为一种生成的自发性，在与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确定自身，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含糊，带有大约的性质，但却确定了与世界的日常联系(布迪厄，2005)。习性体现了“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和“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两层含义，结构化了的结构是指习性源于早期的社会化经历，是结构的产物，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的限制;促结构化的结构是习性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机制，是实践的产生者，为实践的生成提供原则(布迪厄，2005)。总之，习性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表示行为的身体基础与认识基础，强调创造性、生成性，但同时又是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如戴维斯沃茨阐释道，“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理论”(斯沃茨，2006)。
何谓场域，布迪厄曾如此定义:“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它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观点，场域即游戏的实践空间，场域运作与转变的原动力在于场域的结构形式，特别是根源于场域中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用各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获取更大的利益，以便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争斗的空间。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包含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种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认为资本主要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财产)、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和符号资本。资本与权力是相连的，一个人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类型决定了他在场域空间中位置，各种资本之间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经济资本是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认为习性、资本和场域之间是一种双向互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1)习性取决于场域中行动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资本的占据而构成;(2)场域对习性是形塑关系，同时场域制约着习性;(3)习性对场域有认知的建构关系，场域是一个被赋予了价值和利益，值得行动者去投入的世界;(4)资本与场域是相依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行动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5)场域是一种网络结构，如果没有资本，空洞的结构也是没有意义的。
布迪厄认为根据事物具有“结构与功能的同构性”特性，说明了不同场域具有差异中的相似性——场域具有同构性特征，即“在场域发展出同型的特征——诸如统治位置与被统治位置、排除策略与侵占策略、再生产机制与变迁机制等——的意义上，不同的场域具有同构性”(沃尔茨，2006)。这是布迪厄场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也是场域理论的解释原则。正基于这种观念，本文提出的“营销场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依据。
另外，布迪厄认为开展场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实践场域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结合起来;第二，必须描绘出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群体是为争夺在这个场域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分析行动者带入他们在场域中的相应位置的习性，以及他们在竞争场域中追随的社会轨迹(包亚明，1997;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沃尔茨，2006)，这为人们分析营销场域提供了研究进路。
(二)营销场域:一种市场运作的分析范式
营销场域理论的基础假设主要包括:其一，人类的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分析，更多地是考虑行为合法性，表现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习性”实践上;其二，行为的选择偏好来自特定场域，即经济性行为是嵌入在场域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制度、规范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选择的偏好。营销场域中的行动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寻找资源。
营销场域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可以定义为营销场域里各个行动者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构型，强调营销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利用手中的资本依靠各自的习性进行竞合关系的社会实践空间。这样理解的市场其特征主要有:强调市场中个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市场出现统治结构或联盟、能勾画出市场中行动者各个位置之间的客观结构，以便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行动者明确占有资本与它们之间的转换以及强调习性的实践性。
从概念化的意义上看，营销场域理论必然是一种市场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市场被概念化为场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场域，它主要说明的是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市场的动力机制问题。比如以价格为例，价格是由该营销场域的结构所决定，而非其他，这与经济学分析市场中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价格不能决定整体结构，而整体结构能决定价格”(Bourdieu，2000)。针对作为场域部分的市场，布迪厄强调经济生活主要是由行动者与特定的行动习性在营销场域的遇合，同时市场深受某一完整的经济场域影响。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包括了不同位置间公司的权力关系，它通过各种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的联合与竞争加以维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处于被支配地位(挑战者)，它们之间一直充满着竞争。另外，在这一场域之外，尤其在国家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某个产业政策的变化，在市场内部的竞争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场域理论贯通了微观实践习性个体与宏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互动以及具体的市场起着桥梁中介作用，即市场传达了个体的实践引起社会的变化，同时宏观层面的政策变动通过具体营销场域而影响场域中个体的策略抉择。
布迪厄关于市场的最经典论述在于《经济人类学原理》一文中的表达:“人们所说的市场是两个互相竞争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总和，正如齐美尔所说，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种‘非直接的冲突’基础上，即依赖于通过权力关系建构起来的场域结构。该场域内的行动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强化着这种权力关系，他们往往变相使用所能运用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纵国家权力”(转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强调行动者在场域中实际占有的位置、客观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竞争，从而不断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布迪厄用“场域-资本-习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场中个体、企业、企业组织联盟，以及市场甚或营销场域之外政策层面的关系。
三、案例:上海周宁人的钢材专业市场
人们可以对钢材专业市场做这样的理解:从物质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钢材交易市场，同时从市场承载的内容与功能看又是钢材商品流通的领域，是利益相关人的社会关系枢纽与窗口，它还连接和反映着特定文化、制度与政策的环境，并且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再生产”的机能。做这样理解的钢材市场，恰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概念化市场所具有的意蕴。由此，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专业市场可以理解为:它是由为获取经济利益而进驻的行动者——周宁人及相关利益者(企业家、商人、雇工以及与市场相关的利益者，如当地政府等)占据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确定其社会位置的，行动者凭借各自拥有的特定资本与具有的习性，在一定的营销场域中生活、经营与管理，同时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变化中，不断地创造、建构、经营和不断再生产身处其中的市场与自身。周宁人是通过在实际情境中不断调整其行动策略的(遵循“习性”实践逻辑的)，这种策略是构成营销场域的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心态结构的基础，是市场与市场参与的行动者双重结构获得不断重塑，进行同步同质双向互动的结果。
闽东山县周宁人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闯大上海的习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历史上迁徙文化的影响，以“走的越远越好”的社会心理为驱动;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观念强，在外出务工经商者的族亲隐射中形成习性的“前结构”铸模形态;第三，每年春节期间沪上老板小车闹山城，成功人士的创业事迹给平常宁静的山县笼罩一层厚厚的创业商业气氛，创业文化习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宏观政策支持，也为周宁人到上海务工经商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把市场当作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看待，它注重“场内”运作以及与“场外”场域的互动。应用营销场域理论理解周宁人在上海的钢材市场，能更全面地理解市场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单纯价格机制问题，更应把市场当作一种社会结构。这样理解的市场，其“场”中有鲜活的行动者、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竞合)、场内行动者和场域本身文化的功能体现与意义表达，以及营销场域与场外权力场的关联，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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