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技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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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技论文

篇1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篇2

(二)媒介传播方面的阻碍科学工作者

在公布自己的科研成果时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和社会的承认,传播效率并不好。网络上的科学技术往往会跳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一环节,可信度非常低,也增加了受众甄别科技信息真假的难度。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边远山村地区,人们主要是靠电视和校园里的学习来获取科学信息,一些先进的传播媒介以及有关于科学信息的杂志和图书并不能覆盖这些地区。在市场主义经济下,媒体大多热衷于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商业广告,并不喜欢、甚至不屑于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知识。

(三)传播者方面的阻碍

在传播者这个群体中,大多是文科出身,对科学技术知识了解得比较少,缺乏一定的科学素养,导致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成果中的亮点很难被他们理解和捕捉,那这些东西就不能被准确的描述出来从而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这也影响了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另一方面,科研成果能否得到有效地传播也有赖于科技传播者的选择,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促使下,他们大多会第一考虑那些能给自身带来经济利益的科研成果,而成果本身所存在的学术价值往往不在他们所考虑的范围内,这也导致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只能存在于社会大众所看不到的角落里。

二改进科技传播的对策

(一)采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和多样的传播方式

在传统的认识里,科学和枯燥、无聊往往是划等号的,其实科学技术不但要讲清事实说明道道理,还要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传播,因此,科技传播者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述科学技术,把科学拉下神坛,让普通国民理解和接受它,同时要不断地探索出普通国民所喜欢的新的科技传播方式,改善科技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状况。积极号召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村里建设图书馆,并给予补贴、支持和技术帮助,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学到科学技术知识。在少数民族地区增加科教节目,将优秀的科教节目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把科学技术知识也翻译成他们的语言,让科学技术以他们的语言的方式融入他们的民族文化,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改善他们的生活。

(二)健全科技传播法律法规,完善科技传播激励机制

依法治国的时代,国家要制定并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科技传播市场,明确规定科学家个体、传播媒介和政府部门在科技传播中的权利和义务。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如果制定了网络在科技传播中的相关运作规则,规范了网络传播市场,那科学技术的大大传播就不是事了。增加科技传播奖励专业奖项,目前,我国的这种奖项真的是太少了,对科技传播者来说也是一种打击。科技传播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完善科技传播激励机制,不仅能提高科技传播者的社会地位,还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科技传播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

(三)提高传播者的传播效率

在高校开设科技传播专业,对该专业的学生进行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培训,以提高他们科技传播的能力。同时,继续教育在职的科技传播人员,缩小他们与科学界的鸿沟,提高他们的科技传播素质与技能。聘请科学共同体成员担任最终的文案编辑或者与科学家建立长期的关系,让他们了解科技传播,也让他们把关科技传播,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的传播。

篇3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 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1999年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 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篇4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5

一、学习者经验取向的认知理解

信息加工心理学(InformationProcessingPsy—chology)将个体获得知识的过程看作是信息的感知、加工、编码、存储等的认知过程。新知识作为一种刺激信息被个体感知后,选择性地进人工作记忆,与个体长时记忆中被激活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knowledge)进行复杂的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达到个体知识结构的一个新的动态平衡(dynamicequilibrium)。这个平衡不断被打破,再不断达到新的平衡。在从感觉登记器到工作记忆的过程中,选择性注意(selectiveatten—tion)将部分信息丢弃不作处理,使大脑只对能够被个体已有知识结构同化或顺应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而在个体进行知识输出时,分配性注意(divid—edattention)则将背景知识根据刺激信息进行不同程度的激活,产生输出模式,使个体对其作出反应。无论个体进行信息输入或是输出,其已有的背景知识作为认知发生的基础,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背景知识的激活程度相对较高,则个体对信息的加工深度就相对较深;反之则相对较浅。成功的信息加工来自于激活适当的背景知识,使用它们解释新信息,并吸收新信息到原有的背景知识中去。在需要的时候,根据新信息对背景知识进行重构,并利用新的背景知识去推论未来的新知识。嘲背景知识在个体认知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课程理论对个体自身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从而使得课程内容的选取趋向于从“学科知识”和“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到“学习者经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提供的教育经验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基于学科知识的讲授,也可以是基于当代社会生活经验的活动,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但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验,都必须经过学习者的内化(in—ternalization)。这个内化的过程,就是前面提到的信息加工(in—fomrationpro——cessing)过程。其中决定课程实施效果的,是学习者自身的背景知识结构。如图1所示,

Ln作为学习者,将教育经验内化为学习经验LEn,每一个学习者都通过自己的认知加工将同样的教育经验内化为不同学习经验,学习经验LE1,LE2:,……,LEn的总和即为以学习者经验为取向的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的取向从“学科发展时”的学科知识,到活动分析法的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再到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性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学科知识”取向和“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取向相比,“学习者经验”取向将学生视为学习过程中信息加工的主体,“强调了学生对课程的亲身体验和理解,强调了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情感特征对课程内容的支配作用。”

课程内容的学习者经验取向对学习者在课程实施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突破了外部施加给学生的东西”。这种人本主义的课程取向,使课程内容的涵义有了深刻的变化,与另外两种取向有了本质的不同。

(一)课程内容具有二维动态性

课程内容不再是实施之前就预先设定好了的一系列相关联的静态教育经验,而是基于学习者认知过程的内化了的学习经验。泰勒(RalphW.Tyler)在其《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把学习经验看作“学习者与他对作出反应的环境中的外部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作出反应”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者依靠自身背景知识进行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不同的学习者主体在同样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知识客体相互作用,得到了不同的学习经验;另一方面,同一个学习者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知识客体相互作用,也会得到不同的学习经验。这种具有二维动态性的取向,对课程内容赋予了新的涵义,即课程内容由原来的课程专家、学科专家编制的“死”的教育经验,变成了由学习者决定的动态的学习经验。

(二)学习者在课程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

“学习者经验的课程内容取向强调了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的情感特征对课程内容的支配作用,认为课程内容不是由课程专家支配的,而是受学生控制的。”课程内容中的知识只能是学生学会的,而不能是教师教会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教做了些什么。”嘲学生作为主动参与者,对教师呈现的教育经验进行主动的建构,“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是学习者而不是教材”亦或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然而,尊重学习者主体地位的同时,并不是要轻视教师的责任。教师需要通过对学习情境的构建,来激发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中有助于认知过程的背景知识,“构建适合于学生能力与兴趣的各种情境,以便为每个学生提供有意义的经验”。

(三)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得到尊重

学习者经验取向的课程内容真正尊重了学习者的个性差异,强调个性丰富的、人性化的课程。“每一个学习者不论其知识多寡,能力大小,都有其独立的人格与尊严,都有其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是一个主体,都应当平等地受到尊重。”教育经验通过信息加之后,内化在学习者的长时记忆中,这个过程是教育经验高度个性化的过程。不同的学习者,根据各自认知结构和情感特征的不同,内化的教育经验也不同。课程内容由课程实施前的静态教育经验,转变成为课程实施后的动态学习经验,强调“学习者经验的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学习者的自我选择过程”。

(四)课程开发与评价的难度加大

学习者经验的取向,把课程实施作为了学生的一种认知过程和心理体验,得到的结果是学习者内化了的新的知识表征(representationofknowl—edge)。这种隐性的知识表征,无法直接进行观察、测量和评价,而只有学生自己才有可能清楚这种经验的真正结果。“教育工作者无法清楚了解学生的心理是如何受特定环境影响的”。因此对课程评价的难度可想而知,教师只能通过学习者外显的行为对其内化的新知识进行“猜测性”的测量和评价,间接地了解课程实施的效果,而测量和评价的内容效度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教学启示

(一)要了解学生的思维活动

与行为主义不同,认知心理学对教学的启示,在于对学生思维活动的强调。学习者经验取向的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关注学生做了些什么,还注重了解学生的思维正在想些什么。课程内容的二维动态性更需要教师对课程实施的外部情境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使其适合各种学生的认知特点,从而能够在实施课程之前实现教学预期,完成教学目标。教师只有充分了解这种内隐性的认知活动,才能够通过控制“引发学生做出所期望的那种行为的情境”来施加正面的影响,使学习者获得课程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经验。虽然教师不可能直接对认知活动进行观察和测量,但却可以通过自我报告(self-report)和错误分析(erroranalysis)的方式,获得学生认知活动的方式和特征,并通过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实施课程内容。

(二)分析认知任务,建构认知工具

了解学生完成任务时想些什么之后,还要对知识客体进行认知任务分析,构建适当的认知工具,促成课程内容的完成。对认知任务的分析,方法主要有概念地图、过程分析和流程图等。这种分析方法能使学生对整个任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大脑中形成全局的加工框架。而构建适当的认知工具,能够激活学习者的认知和元认知学习策略,辅助学习者对信息的建构加工。经验获得是一个新知识的建构过程,而认知工具正是辅助学习者知识建构的工具。

(三)警惕负向课程内容

同样的教育经验,经过不同学习者的重构之后,会产生不同的学习者经验,即不同的课程内容。有些是课程目标所预期的,能够促进学习者个体发展的经验,即显性的正向课程内容;还有些不在课程目标预期之内但也能起到促进作用的经验,即隐性的正向课程内容。同理,学习者也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得到负向的经验,包括显性的负向课程内容和隐性的负向课程内容。以上四种划分就构成了学习者经验取向课程内容的全部功能形式,如图2所示

作为课程的实施者,要时刻警惕教育经验所带来的负向课程内容,尤其是隐性的负向课程内容。

三、结论

篇6

第一、它的基本取向是“追求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真理”——也就是说,它立足于因果性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分裂和对立,所寻求的是客观知识及其终极性基础和依据、或者说是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而没有关注人生的主观性精神寄托。因此,所有不利于认识者得到这样的“真理”的成分,包括现实主体的各种主观感受,都受到了排斥和压抑,并因而被忽略了。

第二、它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是“共时性分析(synchronical analysis)”——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的是其作为客观事物的研究对象的现状,力图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抽象、分析和研究过程,得出有关客观对象之规律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即得出相应的普遍真理;而不顾、或者至少可以说不重视对这种对象的来龙去脉进行的“历时性分析(diachronical analysis)”。

第三、它采取的基本研究步骤是使研究结论尽可能“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也就是说,它坚持认为,只有经过纯粹理智的抽象和形式化而得出的、关于客观事物之规律的精确的认识结果,才是知识和真理、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所有各种无法形式化、纯粹化和精确化的认识对象及其成分,包括那些具有主观性、流变性和质料性的成分,几乎都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四、它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研究主体的精神生活和主观感受无关——也就是说,虽然它的上述基本趋向、研究方式和研究步骤,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解放需要”为口号的,并且实际上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求知”的角度)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终极关注(ultimate concern)”的一个方面,但是, 它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却要么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涉及纯粹客观的对象,要么在涉及包含主观成分的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维度(Lebenswelt)的时候,只能自觉不自觉地“大踏步后退”,无法完全坚持原来的基本立场、贯彻当初的基本要求。因而不仅无法正确对待和研究人的精神生活,还几乎把人的主观感受完全抛在了一旁——19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讨论”,以及此后一直到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迄今为止,人文社会科学(Geistswissenschaften)根本没有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而发展出相应和基本完善的研究方法,反倒是在追求尽可能彻底的“量化”和“精确化”的道路上“南辕北辙” 地越走越远了。

综上所述可见,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追求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为目的,力图通过抽象化、精确化、形式化和纯粹化的理智性分析,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客观真理”[5]。因此,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绝大部分主观因素,基本上都以“主观随意性”的名义受到了忽视、排斥和抑制[6],以避免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结论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嫌疑。

另一方面,就“文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言,无论我们所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现象,还是迄今为止各种文化理论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它们基本上都与现实主体的精神生活、主观感受诸方面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当我们在常识语言并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由于一个人有知识而说他是一个“文化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也不单纯是对这个人的知识水平的客观认定,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人的主体性基本素质和日常作为的主观评价。因此,无论人们对“文化”究竟怎么看待、给它下了哪些定义,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无论是不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化”与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界定的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后者只涉及纯粹客观的、并不包含人的各种主观因素的对象,前者则与各种主观因素、特别是与各种主观感受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样一来,我们显然就会面临“这样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究竟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不是适合对文化进行研究、是不是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是从“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主要由其研究对象决定”这个基本前提出发提问的;它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像本文所涉及的后现代主义那样,对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抛弃。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能“一无是处”的,否则,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取得和即将取得的各种辉煌的文明成果,岂不都成了“无源之水”?!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能不能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类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就盲目夸大它的适用范围,就看不到它的有效性的限度[7],以至于在不对它进行任何批判反思的情况下,就理所当然地把它用于文化哲学研究?

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对“文化”进行界定——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完全按照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所包含的各种主观因素的情况下对它进行界定,那么,我们显然就会歪曲它,并因此而难以得出我们所希望的、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充分地重视和研究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的“文化”所具有的这些主观维度,那么,我们现有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框架和研究模式,究竟能不能使我们得出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呢?

我认为,只要我们仍然固守这种以客观事物为最主要研究对象、以追求普遍有效的客观知识为最高目的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突破19世纪下半叶欧洲“科学方法大讨论”所体现出来的、以自然科学为典范而统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给文化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文化”以恰当的地位和应有的重视。而这样一来,由于“文化”尚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的界定,现有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又未必适合于对“文化”进行彻底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就显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了。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三、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突破与社会个体生成论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可以说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文化哲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具有关键性的根本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使之能够适合于文化哲学研究呢?

我认为,要想实现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的限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对它进行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突破”或者“扬弃”。在我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及其对人类的认识过程提出的、相应的各种要求,对于我们从共时性角度出发,认识和研究属于中观范围的、作为客观事物的对象来说,是必要和比较合理的,尽管随着人类认识过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种具体的认识手段、方法和步骤也仍然会不断得到完善,认识主体的各有关方面的地位和重要性也会相应地得到重视和对待。

不过,对于我们需要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对既包括分别属于微观、中观和宏观范围的客观事物,也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包含主观成分的对象(后者既包括波普尔所谓的“世界III”,也同样包括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人及其主观世界)进行的认识和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便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各种基本特征,而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这里显然增加了这种思维方式以往几乎从未涉及的两个维度,亦即被研究对象的动态生成维度和主观理解维度。因此也可以说,这两种维度实际上处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有效性范围之外。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接下来就可以说,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我们只有扬弃它、使它能够把这两个基本维度纳入其研究视野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它才有可能适合于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因为这两个基本维度对于“文化”和“哲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勿庸赘言,这里所谓的“确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扬弃”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确定文化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可能性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进行探讨和确定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的工作,也同样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次上;否则,我们不仅容易忽视当前的现实提出的有关问题所具有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难以真正立足于这些问题而对先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彻底反思,而且容易使我们的理论创造力枯竭、使我们进行一些徒劳无益的浮泛之思。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借用[8]现象学“直接面对实事本身”的基本立场,通过系统和概括地考察人们的生活所经历的、相对完整的过程,揭示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从而使我们上面的提问和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实处。

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姑且让我们用一个“理想实验”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相对完整的过程: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最初进行的是认识其对象(这里的对象既包括有可能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对象和条件,也包括其自身的各种需要)的活动;而在因此而得出相对准确的认识结论的基础上,他们便进入了实际运用这种结论去改造对象、以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过程和上述认识过程一样,完全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亦即是一个既改造客观对象、同时又通过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各种互动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其结果一方面是使这些需要实际上得到了相对满足,也使各种相应的社会规范、实践步骤和形式,以及使主体的各种感受得到了“内化”,另一方面则是触发了其新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一方面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个过程到此为止已经取得的结果(亦即其中包含审美过程的“文化”[9]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进一步认识和改造更多的对象,从而进一步满足更多、更高级的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而且,这里的三个阶段虽然共同构成了这个过程,但却显然分别处于逐渐递进、复杂性和主体参与程度逐渐增强、主体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之上。

可见,就这种相对完整的生活过程而言,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充其量仅仅是它的第一个阶段,即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的阶段,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没有涉及、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尽管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时日),更没有、也不可能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三个阶段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人们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种过程及其结果的“文化”过程,亦即“人‘以其文[10]’‘化’‘物’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并不适合于研究文化、或者进一步说为什么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其实,这个“理想实验”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具有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适合于对其进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显然,这种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裂对立为基本前提的思维方式,仅仅在这里的第一个阶段即认识阶段,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科学认识所要求的“价值中立”等等)。只要现实的主体接下来进入社会实践领域,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更不用说这样的主体进一步进入通过“以其文化物”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享受领域。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性要害在于,它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所追求的精神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生成和提高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找到了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扬弃的基本思路:既强调社会、又突出个体,既肯定进行共时性分析的认识及其结果的重要性、又从历时性角度进一步强调社会实践和人的生成过程和精神享受,既承认理智和情感在认识阶段有对立之处、又充分强调二者会随着主体精神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而走向融合——一言以蔽之,这个基本思路就是我们在扬弃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生成论”。

概略地说,社会个体生成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学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都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不断进行建构的结果;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方面囿于篇幅,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论述。不过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承认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研究文化,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的探讨、研究和建设,因而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突破和扬弃,那么,作为强调研究和探讨现实主体精神境界之不断生成过程的理论模式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进路。而只有我们对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这样的突破,我们才能获得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恰当的基本前提、把握开展这种研究的各种可能性。

注 释:

[1] 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之一,就是其传统的理性主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所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就文化层面而言,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新教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才被凸显出来。其实,即使非常概括地浏览一下西方文明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具象层次之上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存在于学理层次之上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

[2]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仅仅是就这些基本倾向通过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言词所表现出来的、一目了然的意义而言的;实际上,就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而言,后现代主义之诸理论同时体现出来的这种基本的、以“走极端”为基本特征的思想方式,本身就是与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传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因此,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倾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西方传统的思想方式,而是后者的进一步延伸。

[3] 这里存在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根本性理论意义的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现实主体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究竟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究竟应当进一步追求什么样的享受?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尽管继续开发和满足人的感官享受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会同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的发展需要是不是仅仅限于不断对感官需要进一步进行“直线式的”刺激和满足,如果不是,出路何在?二是人的自由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完全以“征服式的享受”为核心,如果不是,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关键性问题。

[4] 在我看来,尽管学术界存在着有关“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界定和理论,但是究其根本,“文化”其实应当是“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和进一步积淀下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动态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我对于“文化”的定义;与此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该文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5期。

[5] 其实,这里所谓的“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信仰成分和一厢情愿色彩的“主观理想”;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所有各种研究及其结论都必然带有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基本立场、研究视角、知识素养、努力程度和价值评价态度而存在的主观烙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的倾向本身,也必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信仰色彩,因为客观地说,研究者在着手进行其研究之初所秉持的这种信念,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客观依据的;而负面的证据却似乎不胜枚举——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6] 当然,人的精神性主观因素受到了这里所说的“忽视、排斥和压抑”,而人的物质性感官享受却一直在不断地得到刺激、开发和利用——在我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传统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基本上是以不断进行这样的刺激、开发和利用为动力的。所以严格说来,真正受到“忽视、排斥和压抑”的,只是人的主观生活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却是真正属于人的,而不像“物质性感官享受”那样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

[7] 当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对相关历史材料的梳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能有待以后的机缘再这样做。

篇7

周期:  半月

出版地:天津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大16开

ISSN: 1006-2084

CN:   11-3553/R

邮发代号: 6-106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医学综述

篇8

主办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1-6639

国内刊号:11-4741/C

邮发代号:80-17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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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篇9

主办单位:红河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云南省个旧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9128

国内刊号:53-1196/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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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篇10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在美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政策出现最早,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对其他国家或机构相继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开放获取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政策要求得到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科学家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时应将作者最终手稿的电子版提交到国家医学图书馆管理的一个网络化知识库PubMedCentral(PMC),以便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本文总结论文纸质出版后的网络开放获取模式见图2。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认为,若论文内容的复制版在别处可以免费获得,出版商将没有能力收回投资,也无法对科技出版持续投入。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提交到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时,其文本只能是作者接受同行评议后的文本,而不是期刊编辑加工后的出版定稿。这虽有遗憾,但期刊编辑改变不了论文的科学思想、实验数据,只能在文字上进行润色或者统一格式等,对学术价值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图2仍然使用论文字眼。

很显然,图2描述的论文出版模式,本质上仍是期刊电子版,但它与电子版仍有区别,区别体现在两点:其一,用户免费使用;其二,论文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典藏更有保证。在图2中,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的购买、维护等费用由机构或者政府等资助,但这里的论文仍然是同行评议后的论文,其质量与纸质版没有区别。图2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其一,中间多了期刊(出版商)这一环节;其二,期刊的出版体量决定了开放获取的论文的数量;其三,论文的出版仍然需要纸质期刊读者订阅付费。虽然只要有纸质期刊出版,这一模式就可以维持,但这种模式是比较被动的模式。开放获取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开放获取期刊,其中作者付费取代读者付费,该模式的初衷是减少论文获取障碍、增强论文交流性,其代表是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LibraryofScience,PLoS)。在PLoS模式下,科学家提交论文的同时也要支付一定费用,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同行评审、存档以及编辑费用等。PLoS强调,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其目的并不是把出版费作为额外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科学工作者,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只是研究成本很少但又必须的一部分。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后,就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用户可以免费长期使用。PLoS于2003年10月创办的第一份开放获取期刊PLoSBiology定位于学科领域的高端期刊,实施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然而,对这样高成本的运作来讲,仅仅靠论文作者的版面费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于是,PLoS推出一种高级的科学出版模式———依靠较低质量论文的大批、廉价出版来资助和养活少数高质量旗舰期刊,甚至在某些期刊上采取了轻度同行评审体系,可发表任何在方法学上合理的文章,但其接受率高、发行文章的量较大,因而版面费远远高于其运行成本。除了版面费,PLoS类开放获取期刊其实还应通过广告等各种模式来增加收入。有学者曾担忧开放获取期刊文章的质量不高,但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开放获取论文比传统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和使用。有研究者通过对PLoS旗下期刊影响因子的研究得出结论:PLoS的质量认证机制是健全和有效的。#p#分页标题#e#

在开放获取实践中,还有一种免同行评议的预印本模式,这种模式以1991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立,现由康奈尔大学维护和管理的arXiv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不用同行评议,作者只须按照一定格式将论文排版后就可以自由上传到网络,满足了且快速发表的要求。作者在论文上传的同时,也可以将其提交给学术期刊,如果论文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文档库相关信息中就会加入论文正式发表期刊的卷期信息。arXiv论文在开放获取前并没有同行评议环节,即没有质量控制措施,其质量控制体现在论文在正式期刊发表后的补充信息环节,这种同行评议前就开放获取的模式在中国也存在,创办于2003年,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特点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速度快。作者提交论文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编辑只进行简单的格式调整后就将其到网上,该时间周期缩短至7天以内,可以满足科研成果快速的目的。

其二,同行评审体系在后有效运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聘请专家担任同行评议专家并形成专家库,只要作者同意,后可自动分配给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评议,并根据评审情况给论文标注星级,对一些质量优秀的论文,“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还结集出版专门的电子期刊和纸质期刊。

其三,采取强制性开放获取。2006年,中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由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的课题实行强制性存取政策,规定所有在研课题结题前课题承担人必须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2篇以上论文,并注明“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及编号,结题时认定与其他刊物等同。

其四,完全的公益性。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主编李志民介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评审费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供,在网站上论文不收取任何费用,查阅、下载论文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篇11

如何确认某种中文期刊是核心刊?目前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以那种为准?答:目前国内出版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有四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2)《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收录中文科技核心期刊1200多种。学科范围:自然科学领域各个专业。该数据中心每年根据数据库论文收录数量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单位、各部门科技排名情况。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理工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篇12

主办单位:鲁东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山东省烟台市

种:中文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3-8039

国内刊号:37-1452/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篇13

为促进我国人文社会医学发展,适应全面评估医学技术的需要,《医学与哲学》自2005年9月起,改为半月刊,将原刊物的内容一分为二:一为人文社会医学版(上半月刊),每月8日出版;一为临床决策论坛版(下半月刊),每月23日出版。《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名称不变,但在封面上标明两个版本的名称。

人文社会医学版的主要栏目有:医学人文研究、医学哲学研究、生物医学哲学、医学伦理研究、高新技术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伦理学、跨文化伦理学研究、医学思想史研究、近代医学研究、医学人物研究、医学心理学、医学人文关怀、卫生保健改革、保健政策研究、医学社会学、医学教育思想研究等。读者对象:主要以从事人文医学教学与研究及管理工作者,但其中许多内容也应为专业工作者了解。

临床决策论坛版的主要栏目有:决策理论研究、临床决策病例(病种)分析、医学评论、比较治疗学、圆桌会议――专题决策座谈、技术评估、临床伦理、临床人文关怀、临床医生论坛、国外医学新进展、会议博览、名医春秋等。读者对象:主要为临床专业工作者,但其中许多内容也有益于人文学者和管理专家。

来稿可注明本人投稿版本意向。欢迎有关医院和医院的科室和我们合作,承办有关专栏,发挥学术优势。

《医学与哲学》统一刊号:ISSN1002-0772,CN21-1093/R;人文社会医学版邮发代号8-122,定价7.00元;临床决策论坛版邮发代号:8-128,定价:7.省略 网 址:省略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5号大连医科大学《医学与哲学》信箱邮编:116027

欢 迎 订 阅

2006年《护理管理杂志》

ISSN 1671―315XCN 11―4716/C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获第四次全军医学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

《护理管理杂志》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公开发行的专科护理杂志。本刊认真履行办刊宗旨,紧跟学科发展动态,并对护理学科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快捷追踪报道,得到了护理界专家及同仁的赞扬。《护理管理杂志》继“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之后又获《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第四次全军医学期刊优秀编辑质量奖等奖项。开辟有院长看护理、论坛、论著、调查研究、综述、质量管理、专科护理管理、护理科研管理、护理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医院感染管理、社区护理管理、护理改革、护理工作与法、安全管理、护理经济、护理考察等栏目。

《护理管理杂志》推出刊授继续教育学分项目,订阅本刊并进行学分注册者,根据注册登记情况和返回编辑部的有效答题卡,全年可获取Ⅰ类继续教育学分12分。

《护理管理杂志》为国际期刊标准大16开本,64页,月刊,每月10日出版。

订价:每本5元,全年定价60元人民币,全国各地邮电局均可订购,邮发代码82-926,也可破年、破季从编辑部直接订阅。从编辑部集体订阅超过100套以上者,可享受9折优惠,每册4.5元,全年每套54元(免邮费)。编辑部自行装订了2002~2005年各年的杂志合订本,2002、2003年合订本(双月刊)每套38元,2004、2005年合订本(月刊)每套76元,如需订购请直接从编辑部办理邮购(免邮费)。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门仓5号 《护理管理杂志》编辑部邮编:100700电话:(010)640486306404306466721461 传真:(010)66721265

E-mail:huguan@public3.省略或hlgl@chinajournal.省略

欢 迎 订 阅

《医师进修杂志》

《医师进修杂志》是卫生部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国内惟一为继续医学教育服务的综合性临床医学期刊,连年被评为国家临床医学类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并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学术期刊网”。

本刊主要读者对象为广大内、外科临床医务人员。开设的主要栏目有:专题辅导、临床论著、进展概述、综述与临床、进修查房、病例讨论、病例报告、探讨与评价、药物与临床、影像与临床、新技术介绍、教训纵横等。

《医师进修杂志》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内科版,每月10日出版,下半月为外科版,每月20日出版。刊号:ISSN 1002-0764,CN 21-1229/R。大16开本,80页。每期定价6.省略http ://省略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是山西省首家集科研、医学、预防、保健、心理咨询和生活指导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生殖医学医疗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山西省生殖医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山西省生殖医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位于临汾市平阳北街16号,南临平阳广场,北倚火车站、汽车站、交通便利,环境温馨医院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是一所以高标准医疗服务为起点、高品位医疗环境为特色的专科医院。该院全心致力于生殖医学领域的研究,及时掌握生死系统疾病防治的最新动态,导入当代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医院文化。

“科技兴院、以人为本”,医院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技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专家队伍。并建立一整套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专科发展模式,本着“博取众家之长,关爱生殖健康”的服务理念,大力倡导“专业化、人性化”服务的精神,实行“无假日门诊制”、“全程导医服务”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真正让广大患者放心满意。

我们的服务目标是:通过最资深的专家队伍、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舒适的医疗环境、最科学的检测方法、最便捷的诊疗流程、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最优质的护理服务、最合理的收费标准、最健全的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做一流的专业生死医学医院,树立“社会认可,百姓放心”的品牌医院。

我院特设有:科、生殖整形科、生殖感染科、前列腺科、妇产科、乳腺科、不孕不育科、性健康咨询科、首创无痛人流等。引进三十多套国际高精尖的检测、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形成了“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可持续发展优势。

临汾博爱生殖医学医院全体员工将以“用心听取、细心诊断、耐心解答、精心治疗、热心服务、衷心祝福”的“六心级”标准,为您服务,您永久的健康和幸福将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地址:临汾市平阳广场往北200米(平阳北街16号)

电话:0357-21152332116311

挖掘中医瑰宝 力致人类健康

万会敏,1965年出生于中医世家,第五代传人,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人,1992年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从事医疗事业十几年,擅长于中医接骨,曾用祖传秘方“神奇接骨灵”治愈了无数例骨折、骨伤患者。

“神奇接骨灵”特点是接骨续筋、消肿止痛、活血化瘀“神”。新旧骨折、男女老幼,接骨速度“奇”,治疗各种骨折、骨伤久不愈合为一“绝”,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一般骨折可“不住院”、“不手术”,疗效好,费用低,服用简便、5-7天服药一付,一疗程6付,骨折患者一般一至二疗程既可全愈。

1. 西省太原市亮靓皮鞋护理公司的李志禄,因车祸盆骨多处骨折,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在山大二院治疗手术费用就得三万多元,还不保有后遗症。最后服用了“神奇接骨灵”两个疗程,就完全康复了,而且没有一点后遗症。

2. 汾市向阳路井立富、洪洞县甘亭镇的孔梅莲,腰椎严重压缩性骨折,服用“神奇接骨灵”三十天就能下床了。

联系人:万会敏 联系电话:137537355510357-7686088 2034578

地址:临汾市东关小十字北街33号中医正骨科

刘志秀:疑难杂症的克星

刘志秀,男,1950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医主治医师,现任山西省乡宁县教育体检站站长。刘志秀从部队到地方,从医四十年,他以自己中西医结合的特长,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近千例,小儿疾病两余例均有独到之处。

近年来,刘志秀凭借多年的中医药临床经验,结合药用菌、食用菌产品治疗早中期癌症、肿瘤患者(消化道癌、呼吸道癌、妇科癌等)疗效良好,已治疗的20例患者中有效率达到90%以上。对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诸如各种顽固性皮肤病,心脑血管引起的偏瘫、心肌肥大、尿毒症、肾病综合症、白血病、重症肌无力、糖尿病、小儿脑瘫、各种肌瘤、囊肿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地址:山西省乡宁县教育体检站

电话:0357-6823928 手机:13935782408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万通社区医疗服务站健康咨询室:

电话:0357-2582274 手机:13753790830

乡宁蓝云妇产医院:杏林一枝花

满载盛誉的乡宁蓝云妇产医院,创建于2001年,是乡宁县唯一的富有特色的专科医院。她虽起步迟,但发展快,信誉高,深受社会各界和主管部门的赞誉。连年被评为医疗卫生工作和优质服务先进单位,被市、县劳动部门确定为城镇医疗保险定点医院。

该院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拥有职工40名,其中副高以上职称的2名专家,长期任教坐诊,主治医师4名,医师10名,技师3名,护师2名,医护、技士12名,下设妇产科、乳腺科、内儿科、急诊科、中医科、康复理疗科、药剂科、放射室、检验室、B超心电图室、手术室等13个科室。新颖的高档病房、普通病房、临时输液病房设施齐全,环境舒适优雅。态度热情、技术过硬、收费低廉是该院一贯遵行的办院宗旨。作为龙头科室的妇产科,门诊、急诊、住院、手术各项业务全面开展,技术先进,服务周到,堪称一流。尤其对男、女不孕不育、无痛人流、乳腺病的诊断与治疗效果良好,赞语满城。

看现实,全体职工上下一股劲,全院一盘棋,正以更高涨的热情,更良好的态度,更全新的理念,精诚为广大患者服务。相信,蓝云医院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欢迎订阅《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

《护理研究》是中华护理学会主管的护理类学术性刊物。旬刊,A4幅面 ,96页码。刊号CN14-1272/R,ISSN1009-6493,现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所载文章被国内外多家医学数据库收录。报 道重点以护理学研究为主,涉及护理科研与临床实践等各个方面,及时反映国内外护理学科 发展动态及护理专家经验荟萃,展示近年来我国护理事业飞跃发展的丰硕成果,将最优秀的 护理论文介绍给广大读者。开设有:护理程序专题笔谈、专家论坛、理论探讨、论著、综述 、经验交流、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小经验、论文写作辅导等栏目。是各级医院及医药院校 护理人员、护理教师及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的良师益友。

欢迎订阅2006年《护理研究》,《护理研究》为旬刊,每月分上中下旬出版,上旬版 内容以科研为主,每期定价7.00元,全年84.00元。邮发代号22-130。中旬版内 容以实用为主,每期定价7.00元 ,全年84.00元,邮发代号22-131。下旬版以推广护理经验为主,每期定价7.00元,全年84 元,可直接与编辑部订阅。欢迎集体、个人在全 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或向编辑部直接订阅。

联系地址:太原市解放南路85号护理研究杂志社

联 系 人:刘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