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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前款案件的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规定。
第487条 〔平等与对等原则〕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488条 〔国际条约的优先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489条 〔诉讼人〕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人， 或者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人，也可以委托中国公民为诉讼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我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我国聘请中国律师或中国公民民事诉讼。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490条 〔委托证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491条 〔外交特权与豁免〕
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办理。
第492条 〔诉讼竞合〕
同一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已受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在下列情形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裁定中止或终结本国诉讼的进行：
（一） 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更为方便的；
（二） 外国法院做出的裁判有可能为本国法院所承认的；
（三） 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
对于诉讼竞合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做出判决的，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做出的裁判的，除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外，不予准许。
第493条 〔期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答辩期与上诉期为30日。
法院审理涉外案件，不受本法所定审理期限的限制。
第494条 〔涉外案件的送达〕
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也没有法律文书代收人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第495条 〔司法协助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不予执行。
第496条 〔申请司法协助的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497条 〔不需要司法协助〕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
第498条 〔请求书〕
外国法院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第499条 〔司法协助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500条 〔法律文书在国外的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501条 〔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502条 〔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申请人须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请人为外国一方当事人，其申请书须用中文本提出。
第二十三章 区际民事诉讼的特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503条 〔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对于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当事人与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除本编另有规定外，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
第504条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当事人与外国人相互之间的民事诉讼程序适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以及其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双边条约。
第505条 〔区际司法协助〕
大陆地区与特别行政区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调取证据以及法律文书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由最高法院与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做出安排。
第二节 台湾地区法律文书的承认
第506条 〔管辖〕
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裁判需要在大陆地区承认的，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中级法院受理。
第507条 〔申请〕
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并须附有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书正本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证明文件。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第508条 〔申请书的内容〕
前条规定的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
（一）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证件号码、申请时间和住址（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记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 当事人受传唤和应诉情况及证明文件；
（三） 请求和理由；
（四） 民事裁判确定的证明；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509条 〔裁定驳回〕
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
（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的效力未确定的；
（二 ）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的情况下作出的；
（三）案件系法院专属管辖的；
（四）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的；
（五）案件系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作出判决或境外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为法院所承认的；
（六）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具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
第510条 〔裁定承认〕
法院经过审理，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不具有前条规定的，法院应当裁定予以承认。
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对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起诉的，不予受理
第511条 〔大陆地区未决案件的处理〕
大陆地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前，一方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的，应当中止诉讼，对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认可条件的申请，予以认可，并终结诉讼；对不符合认可条件的，则恢复诉讼。
第512条 〔提起诉讼〕
对法院不予认可的民事判决，申请人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就同一案件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
篇2
80．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立案期限，因状内容欠缺令原告补正的，从补正后交人民法院的次日起算。由上级人民法院转交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由基层人民法院转交有关人民法庭受理的案件,从受诉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收到状的次日起算。
81．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或盖章，拒绝签收或者盖章的，适用留置送达。
82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
83．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向受送达人送达，也可以向其诉讼人送达。受送达人指定诉讼人为代收人的，向诉讼人送达时，适用留置送达。
84．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人签收。
85．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86．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规定，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87．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和第八十二条规定，诉讼文书交有关单位转交的，以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篇3
一、民事检察建议概述
（一）民事检察建议内涵辨析。
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检察建议应是指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同级原审法院提出纠正建议，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程序纠正相关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在性质上，检察建议预设功能在于监督和维护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是与抗诉相互补充的诉讼监督机制。
（二）再审检察建议与工作建议区分。
再审检察建议与工作建议在制度功能、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方面均存有区别：前者的预设功能在于监督和维护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是与抗诉相互补充的诉讼监督机制。而后者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在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的法院或有关部门存在制度、管理等方面的缺陷等需要改进的，可以提出督促履行职责、改进工作类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为。
二、民事检察建议施行概况
（一）存在的问题。
1、修改后民诉法仅规定了何种情况检察机关可以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而对该方式的监督法律效果没有任何规定。对检察建议的人民法院应否回复、何时复查案件、如何采纳，使用什么程序是否立案号等具体操作不明确。
2、类案建议较少，质量有待提高。工作中存在重建议数量积累而轻建议深入分析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的内容比较概括和抽象，通常只是提及一些浮于表面的现象，较少对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以及对如何加以整改提出具体、明确的措施。
3、对民行检察建议的跟踪落实不够。因没有制度规定，一些办案人员对民行检察建议的后续工作不重视，客观上造成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完善建议。
1、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制定操作规范对制发检察建议的条件、内容、形式、格式进行统一，规范检察建议的提起、审批、备案、督促等程序。
2、强化综合分析，提高检察建议针对性和可行性。重视发现类案中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对同类案件及其反映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有质量、深层次、有影响的综合性检察建议。
3、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再审检察建议的思考。具体工作中应摒弃单一监督模式，把运用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有机结合起来，重视效率，讲究效果。
三、检察建议与抗诉关系辨析
（一）性质与功能之差异。
在核心功能上，检察建议和抗诉均以维护我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正确施行、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为总体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差异。首先，检察建议主要是依靠检察机关与法院的沟通、交流和协商，来促使法院通过内部监督制度消解裁判中的错误和违法情形；其次，从具体功能方面来看，抗诉属于一种事后监督机制，而检察建议既可以在审判监督程序中适用，也可以在其他审判程序的进行过程中适用，兼具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功能；再次，从新制度的设立初衷来看，主要是为了发挥检察建议的交流与沟通功能，弥补抗诉这一刚性化监督方式的局限性。
（二）适用条件之不同。
从新民诉法条文看，抗诉和检察建议之适用范围的划分标准主要在于特定检察机关是否与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同级。抗诉属于上级监督下级， 而检察建议则是同级监督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权。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自身的级别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综合考量采用何种方式行使监督权。
（三）法律效力之殊异。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但本次《修正案》并未对检察建议制度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的处理方式进行规定，也未对接收建议的法院无正当理由拒不理会检察建议的行为配以制裁机制。
四、检察监督程序的构建
检察建议所具有的柔性化、非讼性特点，使其具有低司法成本、对抗性较弱等优势。因此，如何有效发挥检察建议独有优势并尽可能地消减其劣势，便成为了检察监督权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1、建立法院工作对接机制。切实建立起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与法院的衔接机制。在实践中，可以由分管检察长与法院分管院长联系达成共识，确立起再审检察建议的发出、回复等运行机制。
2、应当明确法院对检察建议的答复义务及应承担的不利后果。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相关法院应在特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回复情况和处理质量可以作为考核审判质量的指标之一，以有效规制有些法院或法官对检察建议置之不理的消极做法。
篇4
1.1 民事诉讼模式的概念
“诉讼模式”这一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可以说，使用“模式”一词概括某一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构成要素，是我国诉讼法学者在研究民事诉讼体制上的“创新”。一般来讲，民事诉讼模式是以模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总体差异。对其概念究竟为何，以张卫平先生为代表，提出了“体制特征概括说”。他认为，此处使用“诉讼模式”这一概念，意在概括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阐明各个具体诉讼制度之间的异同，同时对影响同类模式的诉讼体制形成的外部因素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模式，就是对某一民事诉讼制度之宏观样态进行概括，从而以模式分析的方法揭示各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总体差异。它以构成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要素为内容。
1.2 民事诉讼模式的划分
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通常认为由两种类型的基本模式，即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这是基于当前世界上的两大法系，即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制度上的区别而进行的划分。“在两大法系，诉讼模式因受法律传统、陪审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即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Adversarial system），而在大陆法系采取了职权主义（Inquisitorial system）。”
当事人主义，是强调当事人主导与控制的诉讼模式。它具体表现为诉讼的启动、维持和展开均依赖于当事人，法官在诉讼中属于消极中立的地位，仅负责案件的裁判。在这一模式下，当事人所负义务，包括取证、举证、质证、证据价值之陈述、向对方发动攻势等。与此相反，法官则不能主动依据其职权收集证据、自行确定审理对象、归纳案件争议点等。在采取古典辩论主义的国家，法官甚至只能按照当事人陈述进行判决，即使这样的陈述是不清晰、不完整的。“按照美国学者儒本的概括，当事人具有三个特征：即裁判者的中立性、形式的程序规则、当事人负责提出自己的案件及挑战对方的案件。”这时，诉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完全由当事人进行的攻防竞技赛。
职权主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它主张法官才是对整个诉讼掌握主导权的角色。“纯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是（1）法官推进诉讼进程；（2）法官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可以主动询问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证明方法；（3）采不变更原则，案件一旦诉到法院，控诉方不能撤回，诉讼的终止以法院的判决作为标志。”如今虽采用纯粹职权主义的国家已经基本消失，但在改良后的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仍被赋予了比当事人主义更多的权力。比如，法官仍可依职权对案件事实展开调查，进而对证据进行评价并最终决定是否采用；法庭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无须进行质证；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有权就案件事实直接向当事人询问等等。
2 民事诉讼模式移植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传统诉讼法律阶段，前后诞生于罗马法庭的弹劾主义和纠问主义，即为如今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雏形。它们经过英、法、德等国家的移植和改良，转而被美洲、亚洲等地区与国家吸收借鉴，从而形成如今的现代诉讼法律模式。可以说，法律移植成为促进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化、至今仍推动其不断发展的中坚力量。
然而，并非所有移植国都能取得和被移植国一样的社会效果。成功的法律移植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影响移植的成败。因此，在移植过程中，移植国需要对其进行审慎考虑：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被引入的诉讼模式的失效、偏离甚至扭曲，继而产生反效果；经济的疲软，又或许会使其成为移植国不堪重负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文化传统的鸿沟，则更有可能在移植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反应，最终导致移植失败。
因此，欲成功进行法律移植，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这些条件反映出移植国对其所移植制度的接纳能力，为移植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提供必要的参考。而为修正这些条件上的差异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对原有诉讼模式进行一定的改造与取舍即成为必要。
3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的审判改革之初，就有学者发出吸收“当事人主义”、去除我国法院“超职权主义”的呼声。有的学者则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强调当事人和法官应本着对案件真实的发现这一共同目标的追求，协作推进诉讼进程。而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2007年则在其某一主题发言中，提出了“和谐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命题。这些理论，都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移植与“中国化”提供了参考。
然而在这之中，笔者较倾向于张卫平教授的观点。张卫平教授认为，协同主义是对协动主义的误读，而协动主义实际上是对古典辩论主义的修正，修正并不是变革，其实质还是属于当事人主义。时至今日，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尽管仍留有前苏联的职权主义类型的影子，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却显示出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作用的趋势。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仍要以当事人主义的构建与职权主义的解构为方向。
而从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我国已初步具备移植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条件。首先，改革开放使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在随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实力增强。其次，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主要体现在使传统的“和合性文化”混入了对抗性因素，公平竞争、手段正当、效益原则等逐渐成为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最后，这一场改革由政府推动，反过来也对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政府的执政观念转变，为契合吸引投资这一经济目标，政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笔者认为，移植的过程虽然是渐进式的，但其过程的缓慢并不意味着移植必然难产甚至失败。
4 结论
当事人主义的移植，实质上就是当事人主义的“本土化”过程。正如学者所言，“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进步首先产生于对自我问题的深刻认识与自我路径的理性设计”。我国是一个当事人程序权利和程序意识严重匮乏的国家，审判改革的重心，依然应为褪去从前的绝对职权主义模式，朝着构建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J]. 现代法学， 1996（06）.
[2]王利明. 司法改革研究（修订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具体参见该书第九章审判方式的改革， 第二节.
[3]同上。
篇5
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解释》的同时，还与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发了《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向民政部门查询或核实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发现社会组织存在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情形的，还应向民政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民政部门应及时反馈或通报处理结果。（周利航）
江苏省镇江市划定离任法院人员执业律师红线
2015年1月，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与镇江市司法局、镇江市律师协会联合出台离任法院工作人员从事律师职业参加诉讼活动的有关规定，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离任法官从事律师职业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作出明确界定和限制。
规定要求，原法院行政编制以及事业编制工作人员自办理离职、退休手续之日起，两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人或辩护人；离职、退休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人或者辩护人。
规定要求从2015年起，镇江全市两级法院的审判、执行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应对当事人或被告人所委托的诉讼人或辩护人是否符合规定情况进行审查。一旦发现有违反上述情况的，应拒绝接受当事人或被告人的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公函，要求其更换诉讼人或辩护人。如镇江离任法院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以律师身份担任案件诉讼人或辩护人的，将视其情节，由镇江市律师协会予以训诫、通报批评或公开谴责等行业处分。若有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按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孙彩萍许家伟）
消除当事人疑虑，为司法公正保驾护航。
北京法院评出首届审判业务专家
2015年1月5日，经过历时半年的申报评审，来自北京市三级法院的19名法官当选第一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根据规定，这些法官今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列席所在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篇6
对于该问题,《民事诉讼法意见》第53条第2句规定:“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虽然从理论上说,由于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且保证责任存在保证期间的要求,因此在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权,但是这样做将加大债权人的诉讼成本,而且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权利可能因保证期间的届满而丧失,因此,人民法院通过追加主债务人即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可以比较好的解决问题。
3、债权人仅起诉主债务人时,保证人的诉讼地位如何?
篇7
其一、对当事人申请进入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能否撤回原审，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的，不予准许。其主要理由：
生效裁判文书对法院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非因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如果允许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在再审诉讼中撤回原审，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自己的意志撤销法院原审裁判，显然有悖法理。
其次，依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存在或实体或程序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再审中的撤诉应理解为撤回再审申请，法院可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否则，不予准许。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可以撤回原审。其主要理由：
再审程序适用原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据此，可以看出，审判监督程序适用原审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
原审一、二审程序并未禁止当事人撤回。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的，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依照上述规定，在一、二审裁判宣告前，原告或上诉人可以申请撤回或上诉，应无异议。因此，在适用原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过程中，若非原审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利益，对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的，应予准许。
至于生效裁判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约束力，因人民法院在裁定进入再审时，原则上要中止原生效裁判的执行。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的，经审查，若符合法定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具体作法，可考虑在同一裁定中先撤销原审裁判，同时准予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
其二、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原审原告可否撤回原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经法定程序进入再审，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能否准予撤诉？
一种观点认为，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申请撤诉的，不应准许。其主要理由：
首先，再审并非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经本院院长发现并经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上级法院指令而启动的再审程序，非因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引起。因此，作为原审诉讼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原审原告如欲终止再审程序而申请撤回原审，已不可能，且无法定权利。
其次，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未规定再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可以撤诉的结案方式。《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1条规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或提审的案件，由再审或提审的人民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裁定中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者维持原判决、裁定；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协议送达后，原判决、裁定即视为撤销。
同时，即使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是否准许，决定权在法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0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再次，从撤诉的法律后果看，一旦准许原审原告撤回原审，则形成诉讼程序逆转回原审诉讼开始前的状态，其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一个案件已经经过原审和再审，因原审原告撤诉而引讼时效重新计算，显然违背“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同时，也有可能因当事人滥用诉权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
从法理上讲，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总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事再审程序与当事人诉权处分原则并不冲突，同样贯穿于民事再审程序，可表现为放弃权利，进行调解等。但因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受其主体、条件、目的的限制，在诉讼权利上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因此，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原审的，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再审启动原由，要求其参加再审诉讼。
同时，原审错误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可能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只有通过再审，由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时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维持原裁判；或由双方当事人达成新的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调解协议，原审裁判即视为撤销。
因此，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不能撤回。对当事人申请撤回原审的，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告知其不予准许。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允许原审原告申请撤诉。其主要理由：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原生效的判决、裁定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第一审程序审理；原生效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的，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依照上述规定，原告在一、二审程序中均可以申请撤诉。在一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撤诉条件的，裁定准许撤诉，从而终结诉讼；在二审宣判前，因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二审法院经审查，其协议不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可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准许原告撤许。
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无论按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审理，若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原审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经审查，不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的，应予准许，并以裁定撤销原审（一审或一、二审）判决，准许原审原告撤诉。
从法理上讲，申请撤诉是原审原告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诉权，只要其撤诉申请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予准许。法院准许原审原告撤诉，原审判决同样视为撤销；如原审裁判确有错误，也同样起到纠错的功能。否则，原审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不准许，则存在强行剥夺原审原告诉权的情形。从司法实践上看，在再审诉讼中准许原审原告撤回后，社会效果较好，当事人一般也不再缠诉缠访。
其三、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再审，原审原告申请撤诉应否准许。
篇8
首先，对于可适用再审程序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的监督，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由于新民事诉讼法将再审抗诉与检察建议并列规定，应从立法设计的原意来对二者予以区分。作为刚性监督的抗诉，学界和实务界存在共识，即在再审抗诉这种检察监督启动方式上应遵循谦抑性。因此，抗诉一般应适用案件比较重大或者是裁判确实明显不公、发生重大错误的情形，而再审检察建议的提出应是再审抗诉手段的替补和优化，在综合权衡提出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各自可能涉及的诉讼成本、社会影响、办案周期、结果改变概率等利弊的基础上，从经济诉讼和最优选择的角度，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以获得最佳监督效果。
其次，对于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提出程序监督检察建议。对于民事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三款的规定，有的学者主张对于审判活动全面介入、同步监督，笔者认为，这种主张背离了民事检察监督的职能定位，也误解了民事诉讼法此条规定的初衷。民事检察监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诉讼活动的违法情形发生后，检察机关才行使法律监督权。“公权力具有天然侵略和强制的倾向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依法监督，不能滥用检察权力动辄对法官的审判行为提出检察建议。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此处所说的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应理解为违反民事诉讼法律法规的行为，诉讼程序操作不规范或审判权行使不当，在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且不产生诉讼正义的实质性影响及危害时，检察机关没有必要提起检察建议。
再次，对于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提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3月29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可以书面检察建议或提出检察意见的形式开展法律监督，而新《民事诉讼法》将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从之前的“民事审判活动”修改为“诉讼活动”，表明将执行程序纳入了检察监督范围之中，在第235条还特别强调“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根据体系性解释的原则，法律中关于检察机关对于审判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规定，只要不与执行程序的性质相冲突，均能够在执行程序中同理适用。因此在执行程序中如果审判人员具有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可以以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纠正。
最后，对于民事案件诉讼中的非诉程序法官存在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违法检察建议。新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中的“诉讼活动”不仅包括诉讼案件中的诉讼活动，也应当包括非诉案件中的诉讼活动，所以检察机关对于非诉程序的监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在非诉程序中增加了确认调解协议程序和实现担保物权程序，使非诉程序更加丰富，实践中非诉程序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程序问题，对于这些现象进行法律监督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确保建议质量
在一些地方的工作实践中，检察建议存在发出多采纳少的问题。这与检察建议柔性监督特点有关，也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要提高检察建议的采纳率，确保建议质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提高检察建议审查标准。新民事诉讼法将抗诉和检察建议并列进行了规定，大大提高了检察建议的地位，因此，对于再审检察建议，要按照抗诉的质量要求把握，提高审查标准，提升检察建议质量。其次，要增强检察建议的说理性。对于再审检察建议之外的检察建议，要依据事实和法律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实践中检察建议采纳率低同说理不充分也有重要关系，因此，要重视在检察建议中增强说理，要比照法院民事审判文书说理的水平，充分说明事实和法律理由，针对性强，运用证据准确充分，推动检察建议为法院所接受。再次，要研究完善民事检察工作考评机制。部分地方检察机关考评机制不够科学，容易误导片面追求办案数量的现象，因此，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民事检察工作的考评机制，对于检察建议，要从重质量的角度予以调整，推动检察建议工作健康发展。
三、规范适用程序
新《民事诉讼法》对于检察建议进行了原则规定，但没有具体规定检察建议的启动、审批、提起等程序。笔者在检察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之前高检院和“两高”会签文件，对适用的程序做一探讨。首先，在检察建议的启动方式上，笔者认为，检察建议的启动应当以当事人申请启动为主，检察机关自行启动为辅。在人民检察院作出检察建议应当首先依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启动，这符合民事诉讼的私权纠纷性质和检察监督谦抑性原则，也契合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人力物力有限的现实。其次，在检察建议的提起程序上，可以参照抗诉程序，检察建议由经办人员提出，由处室集体讨论，呈报主管检察长的批准，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再次，在检察建议的发出上，各级检察院 应根据高检院的要求统一规范格式，检察建议书载明的内容包括：案件起因或受理情况、审查查明情况、提出检察建议的理由及法律依据、提出的检察建议内容、要求事项等。
四、加强跟踪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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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本院决定或当事人申请对本院一审生效裁判进行再审的案件，换言之，适用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如发现上述情形的，应当如何处理。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尚无明文规定，审判实践中亦存在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一并审判，作出新的裁判。其主要理由：
诚然，再审应当围绕原审范围进行。但是，人民法院不能因其自身过错而增加当事人诉累。按照《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下称《审判监督座谈会纪要》）有关规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确定在原审范围内，申请人诉什么就审什么，不诉不审；……”。也就是说，再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原审范围进行。但是，原审当事人在原审时就一直主张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因种种因素未予以审理，再审中，当事人坚持其原有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不能因法院自身过错而发回重审，增加当事人诉累。
再审程序的设立，在于对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原审判决进行评判，纠错。原审漏审漏判当事人诉讼请求，应属错误。再审纠错途径应有选择，在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的情况下，选择既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又有利于人民法院纠正错误裁判的途径，符合再审程序设立的目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发回重审，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其主要理由：
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对上述问题没有相关规定，但有法律、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可以参照。如《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82条规定，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其次，再审应当围绕原审范围进行，既是再审程序的基本原则，也是再审程序设立的目的。再审程序的设立，在于对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原审判决进行评判、纠错。原审判决因种种因素对当事人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判决，应属程序错误，当予纠正，应无异议。
再次，纠正的途径，从严格依法角度讲，应当发回重审，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案件回复到原来诉讼状态，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原告可重新考虑与决定其诉讼请求，被告也可思考其应诉答辩内容，决定反诉与否；二是法律程序回到原审，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但是，如果一并审理而不发回重审，则当事人对可能作出的裁判结果，从程序上将失去应有的诉讼救济渠道。毕竟，如果发回重审，当事人不服裁判结果可以上诉或申请再审。
四、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当事人能否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
第一种观点认为，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当事人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不应准许。其主要理由：
有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超出原审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再审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9号]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民事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超出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当事人在原审判决、裁定执行终结前，以物价变动等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审判监督座谈会纪要》也有相关规定，即“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确定在原审范围内”。同时，《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
其次，当事人诉讼请求已在原审程序中锁定。鉴于在诉讼中存在请求权竞合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合同法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时作出选择后，在一审开庭以前又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再次，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应当受举证期限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从法理上讲，再审程序作为一种补救性程序，不是原审程序的继续，而是不增加审级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审判程序，所以不能套用原审程序，再审的实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更重要的在于对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原审判决进行评判，因此在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原审范围进行，除非是当事人在原审时就一直主张的事项，原审法院未予以审理，否则，原审当事人在再审期间不能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如果允许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则与设立再审程序的目的相违背。
第二种观点认为，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当事人可以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其主要理由：
有法律规定为依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既然适用第一审程序审理，那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在开庭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其次，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再审案件亦应依照上述规定，由当事人协商举证期限或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举证期限。因此，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再次，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诉讼经济原则是指诉讼应以更合理，对双方当事人及社会更有利的方式进行，其直接要求就是提高诉讼效率。目前，诉讼经济原则尚非民事诉讼法定原则，但对审判活动确实具有重大意义。允许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可以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节省司法资源，加快审判活动的速度，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关于由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开庭审理时，原审当事人均未到庭，应如何处理问题。
由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开庭审理时，原审被告未到庭，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即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对此，理论与实务应无异议。但原审原告未到庭的，应如何处理？能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即：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其主要理由：
由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系因原审裁判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只有通过再审，由法院作出新的判决予以撤销或改变。
当然，由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按照《审判监督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的，确实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是，《审判监督座谈会纪要》规定有除外条件，即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因此，经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即使原审当事人出于各种因素拒绝到庭，但因原审判决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人民法院仍应通过缺席审判，并及时作出裁判，纠正原判错误，而不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程序。
在程序上，可以按照《审判监督座谈会纪要》有关规定，再审案件当事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由审判长宣布缺席审理，并说明传票送达合法及缺席审理的依据。当庭宣判后，裁判内容可采取公告送达。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终结再审诉讼。其理由：
篇10
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15日在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此前，在今年1月1日，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责令4被告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被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这也使得该案成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在此之前，此案中的谢某、倪某、郑某3人已于去年7月28日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获刑。新华社消息称，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2008年7月，被告人谢某、倪某、郑某未经批准，从李某手中购得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权，三被告人在未办理采矿许可延期手续和未取得占用林地许可证情况下，开采矿石并扩大塘口，将弃土和废石向山下倾倒，共造成19.44亩林地原有植被严重破坏。2014年7月，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三被告人有期徒刑。
今年1月1日，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依据当日施行的修订后的环保法，向南平中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原告请求判令四被告（谢某、倪某、郑某、李某）三个月内承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三个月内恢复原地植被的，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由第三人南平市国土资源局延平分局、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组织恢复原地植被。
15日傍晚，该案没有当庭宣判。审判长说，鉴于一方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本庭不进行调解，在休庭后15天内当事人有新证据的，本庭将继续开庭，没有新证据的，本庭将根据当天的庭审情况，结合各方意见进行认真评议，并及时作出裁决。
【回顾】
三人开矿毁林被判刑
这起案件的缘起，还需要追溯到2008年7月。据《法治周末》报道，当时，谢某、倪某、郑某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从李某手中购得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的采矿权，3人经商量决定由谢某具体负责矿山的采矿事宜。也正是从这一时刻起，20余亩林地植被在3年间被破坏殆尽。
此后，在未依法取得占用林地许可证及办理采矿许可延期手续的情况下，由谢某提议，改变李某原有塘口位置，从山顶往下开采，这一意见得到了倪某、郑某的同意。于是，谢某指挥从山顶剥山皮，开采矿石，并将剥山皮和开采矿石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三人还在矿山塘口的下方兴建了砖混结构的工棚用于矿山工人居住，直至2010年年初停止开采，林地原有植被已经被严重毁坏。
在国土资源部门数次责令停止采矿的情况下，2011年6月份，谢某3人仍然雇佣挖掘机到该矿山，在矿山边坡处开路和扩大矿山塘口面积，造成该处林地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案发后，被告人谢某、倪某、郑某均于2014年1月21日被南平市公安局延平森林分局抓获归案。
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认为，三被告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林地，造成19.44亩林地原有植被被严重毁坏，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三被告人共同故意非法占用林地，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延平区法院认为，三被告人在开采矿山的过程中非法占用农用地这一重大经营事项系三被告人共同决定实施，相互配合，作用相当。故在本案共同犯罪中不宜区分主从犯。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南平市延平区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被告人倪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对每人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3人不服，上诉至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1月13日，南平中院驳回3人上诉，维持原判。
【关注】
公益诉讼意在补偿环境损失
尽管3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林地破坏却已成难以挽回的事实。原告之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负责人林英介绍，根据志愿者提供线索获悉“南平生态破坏”，多次前往事发地点，只见山林被毁、废石胡堆、机械设备仍在，却无人负责。
“我们赴现场调查时发现，在山顶的采石现场，原本被茂盛的森林覆盖的植被已经全部被移除，出的岩石被切割成块，废弃的石材露天堆积。我们认为，山顶被破坏的林地不仅本身完全丧失了生态功能，而且影响到了周围生态环境功能及整体性，严重影响和改变周边及山下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导致生态功能脆弱或丧失。” 本案的支持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法大环法研究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表示。
刘湘还介绍，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公益诉讼条款首次将“破坏生态”的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于是在获取充分事实证据且获得南平市人民检察院支持的前提下，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责令4被告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包括清除矿山采石处现存设备及弃石，原地恢复其破坏的28.33亩林地植被。
对于这起案件，刘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亮点有二。“第一，两个民间公益组织提起‘破坏生态’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诉讼目的是恢复植被，有别于以往的‘污染环境’类。第二，借助已有的刑事判决，省去司法诉讼过程中烦琐、艰难的重新取证、鉴定等环节，证据较为充分。”刘湘说。
他认为，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公益诉讼条款，首次将“破坏生态”行为纳入环境公益诉讼范围，作为首例“破坏生态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其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指引意义。
作为新法实施后的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案件的进展聚焦了众多的目光。有专家认为，该案焦点争议在于，原告主体是否适合;三被告的采矿行为是否构成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侵权行为;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费用的数额，鉴定主体资质以及鉴定意见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新环保法是否可追究被告此前的行为;第三人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
【思考】
资金人才困境仍待破解
这起案件之所以备受舆论关注，是因为过去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太高了。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显示，2005年至2012年，中国环境量年均77万件。中华环保联合会统计，其中进入到司法程序的不足1%，绝大多数是通过行政部门处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也指出，从2000年到2013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从主体看，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环保组织的案件很少。
对于在过去几年艰难前行的环境公益诉讼而言，《解释》的出台或将使得以往坎坷之路变得平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非常及时，体现了国家用法律手段保护环境的决心。《解释》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案件的审理，对社会组织、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都将起到法律保障作用。”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学教授王灿表示。
在新环保法生效当天，“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之所以能成功立案，除了证据充分外，也缘于当地法院、检察院、林业和公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法治周末》的报道中便提到，吴安心表示，“南平市中级法院准许原告缓交诉讼费。南平市检察院在原告和律师走访调查林地植被破坏过程中，提供证据支持，准许查阅有关证据材料。南平市延平区林业局介绍案情，提供有关材料，提供车辆。南平市公安局延平森林分局刑警队介绍案情，准许查阅有关证据材料，提供车辆，刑警队长还带领原告和律师上山到违法开矿点调查。”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孙佑海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环保社会组织通过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维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民间环保组织专业能力有限”、“高昂的诉讼成本”、“立案受理难、证据收集难、判决执行难”等现实困境。
其中，鉴定难、鉴定贵一直成为许多社会组织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大环法研究中心律师吴安心坦言，公益诉讼费用高昂，一场公益诉讼的平均花费要十来万，且上不封顶。同样，本案中的鉴定费用在未来会是个问题，刘湘透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可以请专家进行鉴定评估形成可行性修复方案，以减少鉴定费用。
篇11
一、对反诉的基本理解
反诉在英国、美国称为反请求。通说认为，反诉可以避免相互矛盾的判决产生同时提高诉讼效率。张卫平教授认为，只有诉讼效益问题的目的。张晋红教授认为除通说两种意义外，还有公平保护的意义。笔者认为：反诉是被告行使诉权的一种形式，也是法律对被告的一种特殊保护，意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反诉可以吞并、抵销、排斥本诉诉讼请求的一部或全部，或使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失去实际意义。反诉制度的设立，体现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便于当事人诉讼原则，同时通过本诉与反诉的合并审理，可达到简化程序，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促进本诉的审理解决，避免两次判决在相同问题上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基于对反诉的立法意义和目的的不同认识，在我国法学界对反诉的概念亦众说纷纭。有的观点认为，反诉与本诉相对，是指诉讼中的被告向原告提起的诉讼；有的观点认为，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独立的反请求。还有的观点认为，是指在已经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告，向法院提出的目的在于对抗本诉的独立请求或排斥、吞并、抵销本诉的独立请求。笔者比较赞同张晋红教授的定义：“反诉，是指在本诉的诉讼过程中，被告以本诉的原告为其对方的当事人，将其旨在抵销、吞并或排斥本诉诉讼请求的反请求提交法院与本诉诉讼请求合并审理的诉。”
二、反诉与反驳、抗辩之间的界限
正确地理解反诉，还要分清反诉与反驳、抗辩之间的界限。
1.反诉与反驳的界限
反驳，是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提出表示反对或辩解的主张。其与反诉是有区别的：
(1)当事人的地位不同，也可以说是主体不同。反诉当事人的地位具有双重性，即一旦本诉的被告提出反诉，本诉当事人的地位就发生变化。本诉的原告变成了反诉的被告，而本诉的被告变成了反诉的原告。而反驳则不会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发生变化。无论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还是原告反驳被告的主张，均不使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地位发生变化。总之，反诉只能是由被告提出，反驳是双方当事人都可以为的行为。
(2)权源不同。反诉是基于诉权而提出，而反驳是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行为。
(3)目的不同。反诉的目的是为了抵销、吞并或排斥本诉的诉讼请求，意在使本诉失去意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反驳的目的是否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以拒绝接受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2.反诉与抗辩的界限
抗辩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采取辩解或防御的方法。是被告自认为有实体法上的抗辩理由，在诉讼过程依法行使抗辩权。广义地看，抗辩也属于反驳。狭义上看，抗辩只能是被告针对诉讼请求提出一定要有依实体法规定的辩解，其与反诉的相同点就是主体一样是被告，与反诉的区别雷同于反诉和反驳的区别，此就不在阐述。但有一种抵销抗辩，如仅仅行使抗辩权，不能算提起反诉；如抵销之后还要给付，应提反诉。二者的主要区别看能否另案。
三、反诉的类型
传统的反诉是没有分类的，但随着反诉理论的发展，反诉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是使反诉能够分类和有必要分类的客观基础。
联系密切的反诉，是指与本诉在法律关系、事实认定或责任划归等方面具有重叠、交叉或逻辑关系的反诉。如与本诉出自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的反诉、就同一民法上之标的提出与本诉相反诉讼请求的反诉等，就是与本诉联系密切的反诉。联系疏松的反诉，是指与本诉没有法律关系、事实认定以及责任划归方面的重叠、交叉或逻辑关系，只具有在诉讼请求抗辩理由方面联系的反诉。与本诉不出自于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法律事实、但却能够抵销或吞并本诉诉讼请求的反诉，就是与本诉联系疏松的反诉。
四、反诉的要件
反诉的要件是指提起和受理反诉的必要条件，首先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一般条件（管辖可有例外），还要符合其特殊要件。反诉的特殊要件是反诉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而法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反诉的要件应包括以下五个，同时对争议性较大的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1.反诉只能在本诉进行中提起
反诉在一审中提出的时间，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在事实上不当限制了反诉的提起。如前面所述，不同类别的反诉应不同对待。
反诉能否在二审中提出，应如何对待？德国、日本允许在二审中提出反诉，条件是“经得原告的同意”。就被告而言，因其在二审中提起反诉，表明其已放弃了审级利益。但是，法院是否受理，应当经得原告同意。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第184条规定虽然肯定反诉在二审中提出，却没有允许法院对反诉直接作出判决。二审法院只能对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另行。这样规定显然是考虑两审终审制度以及当事人审级利益的结果。然而，这一规定无法自圆其说。允许在二审中反诉，却又使反诉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的判决。法院调解发生在受理反诉之后，二审法院既没有调解结案，也没有作出判决，又没有裁定驳回，已受理的反诉何以结案？在已受理的反诉尚未了结之前，又告知被告另行，岂不是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外国的作法，在二审中提起反诉时，只要经本诉原告的同意，二审法院就可以接受反诉，并做出判决。即在考虑二审中的反诉时，原则上以放弃审级利益为附加条件。
2.反诉只能向受理本诉的法院提起且不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
对于反诉与本诉是否必须属于同一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学术界有学者认为，反诉与本诉属于同一个法院管辖。笔者认为：因为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以“原告就被告”为原则，反诉与本诉的当事人相同，但诉讼地位相反。如果两方当事人不在同一个法院管辖区，首先，民事诉讼实行“原告就被告”原则，反诉与本诉就属于不同的法院管辖，反诉就无从提起，反诉制度的确立将成为一句空话。其次，被告向审理本诉的法院提起反诉，意味着主动放弃管辖利益，应视为允许。所以反诉除属于其他专属管辖外，不必要求与本诉同一个法院管辖。
3.反诉请求与本诉请求能够适用同一种诉讼程序合并审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有两大类：一类是通常的诉讼程序，即用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第二审程序；另一类是特别诉讼程序。在这两类诉讼程序中，只有适用通常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才能作为反诉提出，特别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能提出反诉。如果本诉适用的是普通程序，而反诉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则不影响反诉的的提起和受理；法院受理反诉后，应当将反诉并入普通程序审理。反之也一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五、反诉的审理
笔者认为：被告提出反诉后，法院应审查是否符合的一般条件和反诉的特别条件，对于不符合反诉条件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告知被告向有关部门申请解决或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另行或者另行立案处理；对符合条件的反诉，应予受理。法院原则上应一并审理本诉与反诉，将两诉合并调查和辩论，并且一并对两诉作出裁判。在例外情况下，法院也可将反诉与本诉分开调查和辩论，并且在其中一诉已达到可作出判决的程序时，先行作出部分判决。
被告提起的反诉被法院受理后，如果原告撤回本诉，不影响法院对反诉的审理，也不影响本诉的原告承担责任，法院将对反诉继续审理并作出裁判。
但应注意的是:
1.当本诉发生移送管辖时，反诉应随之移送。
2.在共同诉讼的情况下，反诉可由一个或全体共同被告对一个或全体共同原告提起。
3.被告提出反诉后，应交纳反诉部分的诉讼费用，但是如果被告在通知预交或者申请减、缓、免，未获人民法院批准，而仍不预交的，应裁定按自动撤回反诉处理。
4.反诉受理后，应依法及时向反诉被告送达反诉状，并允许其进行辩驳。笔者认为，关于反诉状送达期间、反诉被告提交反诉答辩状时间以及举证期间，都应当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适用于对本诉被告的有关规定。被告如果在开庭过程中才提出反诉，除非原告放弃法定的答辩期利益，法院应休庭让原告答辩并另行指定开庭的期日。
5.被告提出反诉后，本诉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对于本诉可以按撤诉处理，对于反诉则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提出反诉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对于本诉可以缺席判决，对于反诉则可以按撤诉处理。对必须到庭的被告，人民法院可依法适用拘传的有关规定。
6.宣判前，反诉原告申请撤回反诉，是否准许，应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反诉原告经传票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7.对于提起反诉的案件，在审理中应同时审查判断本诉原告和反诉原告双方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胜诉与否，各自对对方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在判决中应先判明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是否负有义务即负有何种义务，接着判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是否负有义务即负有何种义务，如果双方所诉均被支持，即相互负有义务，则需进一步判明双方权利义务相抵后的结果。
8.关于反诉的时效。一般认为，原告行使权必须遵守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那么被告行使反诉权是否也存在遵守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基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主体只丧失胜诉权而不丧失权的观点，认为反诉的提起不受诉讼时效时间的影响，但反诉能否成立，则与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届满有关。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9
[2]见《民事诉讼法》第52条、第59条第2款、第126条、第12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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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2001.70、72
[5]是指在狭义上定义的抗辩.
篇12
一、离婚诉权的内涵及特征。
离婚诉权是诉权的一种，是现代法律赋予婚姻当事人的一项民事权利，也是公民婚姻自由权利的内容之一。离婚诉权是指合法婚姻当事人依法就婚姻关系的解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应诉的权利。它是婚姻当事人对离婚问题有争议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手段。现代各国婚姻家庭法赋予人们婚姻自由的权利，当婚姻关系不能继续下去时，婚姻当事人可以行使离婚诉权解除不幸的婚姻。
离婚诉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离婚诉权是一种程序权利。当婚姻当事人对离婚问题发生争议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进行能动的查证与裁决。（2）离婚诉权由婚姻当事人双方平等享有。古代法律赋予丈夫解除婚姻关系的专权，妻子无离婚权。随着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提高，现代法律规定妻子享有离婚权，并为其行使离婚权提供特别的法律保护，离婚诉权由夫妻平等享有。（3）离婚诉权的行使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世界各国婚姻立法都对法院裁判离婚规定了必要的条件，即婚姻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必须具备法律规定请求离婚的事实与理由；法院裁决是否离婚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判断离婚的法定条件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因此，婚姻当事人一方起诉离婚时必须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理由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并以此为依据作出是否准许离婚的裁判。（4）离婚诉权的行使结果取决司法机关的依法裁判。婚姻当事人一方向法院起诉离婚后，其离婚诉权的行使结果不以自已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法院的依法裁判。即法院经过审理后既可以依法批准婚姻当事人的离婚请求，裁判双方离婚，并对涉及离婚的后果如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等进行全面统一的审查并作出一次性的裁决；也可以依法驳回婚姻当事人的离婚请求。（5）离婚诉权是婚姻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的权利总称。它既包括婚姻当事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起诉权，也包括在离婚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方婚姻当事人持有不同意见时依法行使的抗辩权，还包括法院作出一审裁决后，不服裁决的一方婚姻当事人依法行使的上诉权。［1］二、精神病人离婚诉权的立法现状。
（一）立法规定。
精神病人离婚诉权的立法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中。《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已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人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已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人，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人的同意。”该法条的立法目的是保证精神病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诉权。当精神病人无能力诉讼离婚时，依法应由他的法定人行使离婚诉权。
司法实践中处理精神病人离婚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人进行诉讼。法定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该条将《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精神病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诉权进一步明确具体为精神病人离婚诉权的行使。
（二）存在的立法缺陷。
首先，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离婚诉讼中精神病人配偶的监护人资格问题。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顺序是：（1）配偶；（2）父母；（3）成年子女；（4）其他近亲属；（5）关系亲密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也可以成为监护人。同时立法也规定，当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没有放弃监护权，或者没有被依法剥夺监护权时，其他人不享有监护权。在精神病人离婚案件中，精神病人的法定人是其配偶，此时其配偶拥有相互矛盾的双重身份：既是精神病人的法定人，又是与案件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且与精神病人的利益存在直接冲突的诉讼当事人，这种相互矛盾的身份显然会妨碍司法审判的公正进行。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这种情形，司法实践中的作法通常是由法院暂时剥夺配偶的法定监护权和权，为精神病人指定其父母或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为监护人和人。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为精神病人指定监护人和人的行为具有随意性与主观性。
其次，《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模糊。
第一，该条款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何理解？
由于未成年人不可能涉及离婚，故此条款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指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有狭义与广义理解两种，狭义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民法通则》
第十三条规定的完全不能辨认自已行为的精神病人，广义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参照《精神病人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对精神病人的鉴定标准。该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被鉴定人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保护自已合法权益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诉讼法意见》第九十四条没有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是广义理解，还是狭义理解。
篇13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二月十日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