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民族文化传承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伽蓝将东方生活艺术和价值观的精髓传遍世界，为消费者提供爱不释手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消费者实现更加美好快乐的生活！这是伽蓝肩负的使命。伽蓝的愿景，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稳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世界级消费品企业，让员工、合作伙伴、各利益相关者的事业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基业常青。为达成这一使命和愿景，伽蓝及其伙伴在秉持诚实、正直、信任、进取心、主人翁精神这五个基本价值观的同时，共同坚守“合作共赢、快乐共享”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以此作为公司发展的内在动力。
2011年2月，作为国内首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的民营企业，伽蓝集团捐助100万美元，以“传播美的文化”为主旨，共同开发并实施创新性的公益模式，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通过保护与发展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创造替代性生计，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礼赞格姆女神恩赐，共襄摩梭盛大节日
泸沽湖畔的摩梭社区是中国迄今最后一片仍保留母系社会传统风俗的区域。作为摩梭女儿国最高保护神——格姆女神受到摩梭人的敬拜，每逢9月10日（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被视为格姆女神化身的格姆女神山（又名狮子山），会迎来摩梭人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转山节”。这个始于唐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摩梭重大节日里，来自各个地区的摩梭人将身着盛装朝拜他们最崇高的女神，人们纷纷把准备好的“风马旗”布条拴在树上，喇嘛们坐成几排吹响长号和锁呐，那些不断向着狮子山最高峰攀岩迈进的背影、那种对山水自然虔诚礼拜的壮观场面、以及在山脚下欢乐自由的年轻摩梭男女载歌载舞的画面，让人感动难忘，我们不仅用相机记录下这一人与自然最纯粹质朴的和谐美景，也跟随着摩梭人虔诚的脚步将经幡挂在山顶，经筒上的箴言碰撞着我们的心，祈愿这些善良淳朴的人们可以喜乐安康。
探访摩梭织女，守护民族文化之根
在摩梭母系大家庭中，享有最高权力及地位的人是祖母，负责着全家人的生活。由于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同血缘的亲属，加之摩梭人道德观念中极强的崇母敬舅意识，使得摩梭人际关系异常亲切和睦，尊老爱幼，谦恭礼让，很少发生纠纷。男子豪爽庄重，女子敦厚多情，老有所养，少有所托，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
摩梭人世代以种地、织布为生，农闲时，摩梭妇女会在自家的屋檐下编织，她们被亲切地称为“摩梭织女”，而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摩梭手工纺织品，长期以来深受中外游客喜爱。近年来，由于受到大批量的机织纺织品、原材料上涨等因素的冲击，摩梭手工纺织品的销路一直差强人意，加之山路崎岖交通闭塞、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和人才，使得世居大山深处的摩梭人生活多年来一直未有改善，手工纺织技艺的传承更是岌岌可危。
“如果围巾卖不出去，就没钱去买织布用的棉线，这直接导致了织织停停，停停织织的尴尬现状。”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以摩梭手工纺织技艺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少数民族文化。2011年2月伽蓝集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为期4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启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项目”，携手致力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先后建成了云南丽江摩梭手工纺织示范基地、海南五指山黎锦纺织示范基地、湖北土家族西兰卡普示范基地。其中，摩梭手工纺织发展项目被确定为首个试点的公益项目。
在项目开展以来的1年多以来，项目工作有序开展并取得了长足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国家民委、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等相关政府机构、伽蓝集团分别通过邀请专家考察、义卖筹款、组织纺织技能培训、员工志愿活动、慈善助学、建立社区等多维度、全方面的公益举措，稳步推进了项目的开展，为当地手工纺织的发展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令人满意的初步成果。当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的各式各样新式围巾及纺织衍生品展示在媒体记者的面前时，大家都为这极具民族特色但又不失现代时尚元素的作品而连连称奇。
篇2
笔者认为，音乐要素的记忆对于人的成长而言，是具有母语声音性质要素的，是与情感、形象结合的共生体。因此，对于“花儿”音调的记忆和情感体验，就像每个人的方言母语一样，只有在记忆的最佳年龄亲身经历或被其感受、体验过，才能深深刻印在记忆之中一生不会忘记。即便是远离故土，一旦听到便能记起。故乡的方言母语和歌声，就一定会记得家乡、亲人和祖国。这应该是语言音调及音乐性不可磨灭的记忆规律。有人概括地说：“艺术具有形象、情感、感性的特质”，据此笔者认为，“花儿”曲调（“乡音”方言）、“花儿”歌词（“乡情”民风民俗）等，只要在成长的记忆中，利用艺术的情感特征这一音乐艺术规律特点和教育原理，并有效通过现有学校的音乐课程及校园文化艺术实践活动，通过美妙的花儿曲调给教育对象植入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和烙印，其重要性和功效也就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情感效应中实现了。因此，音乐研究者、教育者、管理者和社会成员，从教育传承的角度而言，对于社会上已经多年形成的“花儿进校园”（也包括：“花儿进课堂”）等约定俗成的提法与“校园花儿”之间的本质差异，应该从目标、任务、责及内涵上有清楚的认识和界定了。
二、宁夏“校园花儿”的教学途径与方法
1、以学校各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为载体
（1）可以以院校、班级为位，开展“花儿”的主题性活动，也可以结合学校的重大节日、教学活动等机会，以地方戏曲、民族民间音乐、画展、文学、服饰展、当地艺人、传承人演示等内容为元的主题论坛、展示和表演活动。可以是一个主题或多个主题的综合活动，比如“花儿艺术周”或将“花儿”内容作为学校艺术节活动中的一个主题，采取表演、回族服饰与民间剪纸、刺绣等内容相结合的形式。也可邀请著名学者、专家、艺人与学生、教师共同参与，将学生在课堂上、书本上以及媒体上得到的认识，在具体活动中得到拓展、提升与认知，使之构建在个人艺术素养和知识结构之中。学校要利用校园网、校园电视、广播、微信、微博、校校通，包括上课铃声等一切媒体平台手段和集会活动，在日常师生、班级、朋友聚会，接待嘉宾等学校、师生的各种活动中，根据需要，有计划的、反复安排播放“花儿”。让花儿旋律在校园、家庭、社区等所有的与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听觉活动中，成为朋友聚会、节日活动中一种自发的、情不自禁的艺术活动，使其扎根、加深和留下深刻的记忆，让乡音、乡情伴随学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即使初次接触“花儿”的学生都能够产生共鸣，达到由生疏到熟悉、从了解到喜爱、从初步记忆到能够演唱的程度。其功效在于利用民歌音乐及（方言）母语亲情的内涵，使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达到最有效、自然的教育效果。因为，它们一旦根植于被教育者的心灵，会终生记忆、永不磨灭。经过积累，学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建立民族艺术或以花儿为主题的展室或创作室，通过可见、可演、可听、可讲、可以体验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充分了解、感受宁夏回族“花儿”的发展沿革、人物事件、作品以及风格特点。
（2）可以与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技能训练相结合。在音乐基础知识、视唱、视谱、乐理等内容的教学中，将大量流畅的“花儿”曲调选作训练谱例，加深学生对于民族、民间音乐色彩、旋律、节奏、结构、调式、曲式的了解、记忆。在舞蹈教学中，选取流传广泛、好听、节奏感强适合舞蹈的“花儿”曲调，采用标志性动作和集体舞做设计方式，即：将“花儿”的曲调设计出几套固定的标志性（回族花儿舞蹈）动作套路，作为“校园花儿”的特定舞蹈语汇或基本动作的训练，使每个学生都掌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花儿”曲调，都能翩翩起舞。在歌唱教学中，采用“花儿”的曲调作发声练习，用“花儿”的歌词作吐字练习，用“花儿”的音调、语言、节奏等作民族和声作品的二重唱、三重唱、合唱等训练。在音乐鉴赏教学中，与欣赏、鉴赏的乐曲内容、结构、调式、色彩、风格有关联的，即采取把“花儿”的作品与教学的作品先后对比听赏。这样的方式，尤其在欣赏和鉴赏教学中，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也可以把音乐创作与表演教学相结合，根据“花儿”结构、曲式、音调与语言（方言）及演唱的特点，选择短小的作品，从情景、音乐动机、节奏入手，由模仿开始，结合视唱和歌唱教学的曲调记忆，分析音组、节奏的组合，进行曲调的创作练习。可以与戏剧和表演教学相结合，将广为流传的与“花儿”有关的传说故事、人物等编成具有情节、人物的“花儿”剧，结合美术、舞蹈等进行综合艺术的表演与创作教学。还可以与其它学科综合，将语文、地理、政治、美术等学科整合教学，比如，将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口头表达、社会交往以及方言与音乐风格差异等要素结合为开放式、元式、互动探究式教学等。
笔者的体会是：“校园花儿”需要与不同地域、不同学校、年级班级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需要与各个学科的实际教学内容、需要及进度、不同阶段的课程目标要求、风土人情、多元文化以及人文知识的教学结合；不可以脱离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搞所谓的贴标签、走形式的传承教育活动，要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有计划地课程目标及有管理有评价成效的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了解到所在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根脉血肉，最终达到落实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对学生进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教育的总目标。
2、要以改编、创作及组织管理为切入口
根据教学需要，有时需要将大的结构、过于难的旋律简化，有时又需要将简的、一的结构复杂化；也就是说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曲调优美、好听的原生态花儿作为“校园花儿”教材的编选对象进行改编。除了思想教育内容符合外，要符合好听、好唱及不同年级的年龄特点教学内容及演出主题、对象、节日氛围的需要，还要注意要融入时尚和符合活动主题的创新元素。
歌词创作及改编，可以调动所在学校地区有音乐基础的语文学科教师以及当地词作家，率先创作做出示范，并引导学生和音乐教师大胆实践。除了要注意花儿歌词的韵律、格式、曲调情绪上的特点外，还要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歌词的创作、改编、演唱表演的设计等，一定不能脱离本地区、本学校和活动主题；越接近学校、学生生活、活动主题开展的创作、演唱、演奏、舞蹈等，就越受欢迎，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花儿”到“校园花儿”和由“花儿”到“花儿素材歌曲”的创作改编是教学和传承的需要和途径之一。要重视创作改编的融合性，教师要结合教学、艺术活动的目标要求，开展以器乐、舞蹈、歌曲、戏曲等为内容的艺术教学活动和艺术创作表演。要大力推行但不能草率随意；保持和忠实原曲调是原则，让学生喜欢并积极参与是策略和技巧；要反复推敲修改试唱，包括附点、换气记号、装饰音、节奏等。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的表演形式需要，可以在不改变情绪、调性、风格等钢性原则下，采取加声部、引子、扩充、副旋律、串接等手法，达到和满足各种演出需要，使其符合“校园花儿”的教学活动。教师要有意识的利用各种音乐资源拓展“校园花儿”的教学渠道、鉴赏形式，使学生的接触面、视野、评价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背唱是检验教学和学生是否掌握的有效方法。必须要求教师先学唱背会原生态的“花儿”5―10首，并进行改编创作、排练演出、录音录像、授课示范。作为教师，对于花儿的传承来讲，教师掌握的多少是衡量其是否了解的重要指标。必须要求学生能够背唱经过改编了的3―6首“校园花儿”；能够听赏出原生态花儿和创作花儿的不同，并熟悉、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流传地发源地等；还能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爱好填词演唱；能够表达出自己欣赏的理由、能够辨别出它的地域和调令特点等。
我们知道，在原生态“花儿”的演唱形式中，根据环境、背景以及场合、主题即兴演唱、编词、填词是花儿演唱活动中最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的根脉所在，是原生态“花儿”演唱活动的灵魂，其中即兴表演又与现代艺术教育观吻合，也是“校园花儿”音乐教学的一个高级阶段。因此，教师要能够借助“花儿”演唱创作中的“即兴”特点和手法，利用民间歌手的示范、教师的演示分析以及学生相互间的创作表演等活动，不失时机的开展“即兴”技能技巧的教学和训练，使学生通过立体的花儿演唱创作活动对即兴表演、即兴编写歌词等方法有所认识和尝试，通过实践使其不断掌握和提高。并讲求教学的生成性、流畅性和创造性等新时代的课程教学理念。因此，花儿的传承，需要将演唱、歌词创作的即兴要素有机的贯穿在校园花儿的教学活动之中，使其成为音乐创新教育要素的又一个重要途径。
通过培训、考核与教学实践的成果验收建立起“校园花儿”教学成果、管理成效的机制，只有获得考核评价验收，才可以获得有某一级教研位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校园花儿歌手”“校园花儿传承基地”的称号以资鼓励。
3、要以校本花儿教材（教程）的编写为基础
校园是运用民族民间素材，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进行爱祖国、爱家乡、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最佳最有效的场所。让学生从小喜爱家乡的民族艺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让经典的“花儿”民族艺术通过学校的各类有声有色的艺术实践活动，建立和浸透在青少年的文化素养结构中，深深的注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像对于母语的烙印一样，无论走到哪里，乡音、乡情以及民族情怀都会伴随着他们，正所谓：音是家乡亲，情是家乡真，只要曾经有过乡音乡情的体验感受、有过母语音调滋养过的成长，就一定会终生不忘。通过地方、校本花儿教材的创编，不仅传承了民族文化遗产，而且能够促进教师在校本课程资源促进与利用上的潜能，为其它“非遗”项目的教育传承提供可以借鉴的途径办法。
4、要以创新、落实和评价为保证
一是要确立以市县为位、以有基础的骨干音乐教师为主的“校园花儿歌手”培训带动策略和教研小组。通过他们的教学、演唱以及辅导，形成不同区域内的示范效应。并以他们为中心在课内、课外形成艺术教育实践场合，演唱经过精心选择、适合学生的“校园花儿”作品、教学设计案例，使他们成为传承民族文化、搭建符合学校艺术教育和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桥梁与使者。二是要确立以“校园花儿”为主题的综合教育教学活动的创新理念；要提供“校园花儿”教育教学活动有关的教学设计、活动方案与作品目录。结合学生身边事、家乡事以及地方文化生活、民俗艺术等有关的内容有机的进行教学，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达到育人之事半功倍的成效。举办以民族民间音乐、美术、文学、服饰、民间艺人等内容为主题的艺术周、讲座、展览、创作、表演等活动。“校园花儿”的教学，要与各个学科的实际教学内容、需要结合，要与课程目标中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以及人文知识的教学相结合，可以由市县（区）教育部门或院校、年级、班级开展以“花儿”为主题的活动。重视普通话与方言、方言与口头表达、与社会交往以及方言与音乐风格差异等教学要素、艺术创作的规范融合。不可以贴标签似的作秀、搞形式，要通过不断的教学活动、研讨和体验式的学习，使每次活动都能精心设计、有新意，真正促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播，落实好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中对学生进行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以及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总目标。
三、花儿教材（教程）的编写与收获
篇3
动漫产品；民族文化；建议；思考
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动画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诸子百家、礼仪习俗、剪纸、皮影、中国武术等等，皆可为动漫作品提供创意和素材。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动漫作品结合起来创造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作品，让动漫产业走向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是一个需要令人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一、基于国产动漫现状的问题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期间，很多中国动漫的从业者放弃了自主创作，转向海外动画加工的行业，这一局面使得中国动画产业链的完整性收到了破坏。此后，中国受到西方动漫文化的渗透更加严重，如日本的《一休哥》、美国的《变形金刚》等，迅速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观念，读四书五经、赏中国艺术的人寥寥无几，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严重阻碍。在国家与文化部的扶持下，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国产动漫技术水平和市场盈利都有所提高，《神笔马良》《大闹天空》等也曾获得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厄瓜多尔国际电影节奖等奖项，观众的喜爱程度也有所加强，然而国外动漫产品来得太强势，我们急功冒进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国产动漫缺乏鲜明的民族特色，很难形成产业大品牌；第二，动漫制作机构、放映平台和衍生品开发等环节脱节，形成错误的运营方式；第三，国产动漫创作思路难以摆脱道德教化的创作惯性，没有稳定的受众群。第四，中国优质的本土卡通形象没有获得深度开发，无法形成经典。
二、动漫产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
据调查，在最受中国小孩喜爱的动画片中，日本、欧美、国产动漫所占比例大约分别为60%、29%、11%。古人说“行成于思”，因此正确看待动漫产业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前提。据调查显示，动漫是一种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传播媒介，能够快速有效的传播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产生的氛围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水平；再者，动漫产业需要利用大众熟悉的民族元素来赢得广泛的消费群体，我们应当看到，一部顶尖的动漫作品应该是以丰富的文化内涵来充实消费者精神世界的精品。所以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先导才能站稳脚跟，走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实现两者互利共赢必然选择。
三、坚定国产动漫的发展道路，实现文化传承
（一）做好受众定位，走向创新之路
由于市场上存在多层面、多元化的消费群众，某种产品或者某个品牌都无法覆盖市场全部，因此必须有针对性的打造具有稳定受众群的动漫作品，从而确定自身产品的独特性。以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画为例，宫崎骏动画系列以美的视觉，将森林、动物、历史古老的神以及人类贯穿起来，通过奇妙的故事情节突出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人文关怀，又以自己独特的画风来形成鲜明的辨识，这种建立在社会时代下的有深度的动漫作品更加深入具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内心当中，比如《萤火虫之墓》《风之谷》等等，结合国家民族历史反映了环保反战的主题，同时又不缺乏《千与千寻》这些为能为孩子编制美丽的梦的作品，加上丰富的想象和美的视觉造就了宫崎骏的特色，因此打造具有民族精神内核的影片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所谓中国特色，要抛掉迂腐的封建礼教和过时的价值观念，虔诚对待优良传统，注重强调乐观向上的主题，这样才能达到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
（二）打造精品卡通，提高价值空间
在卡通形象的设计方面，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供利用开发，如《西游记》中的美猴王正是我们一次很好的成功尝试，因为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高价成交其版权，这种版权运营方式能够让创作者专心致力于打造精品的卡通形象，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不断的翻炒阶段，而是应该推陈出新，不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耐下心来好好打磨，再结合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更具有特色的卡通形象和故事情节。正如美国创作的《功夫熊猫》，影片中充斥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但是外国又将西方文化的内核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既符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审美情趣，又无声地进行了文化渗透，可谓名利双收。我们必须学习这种创作模式，转被动为主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思想观念弘扬到世界中去。
（三）整合产业链条，优化运营模式
对于动漫产业，卡通形象的使用授权通常占了整个产业一半以上的盈利额，如美国的《芭比娃娃》，进入中国后每年都获得巨额的玩具销售利润；日本卡通产业年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位列第六，动漫产品的出口超过了钢铁产业。我们在被他国文化入侵的同时还在自掏腰包为它买单，这让我们不得不重视中国动漫产业链条脱节所带来问题。其实我们也有过很好的尝试，如《喜洋洋和灰太狼》，这一系列动漫在市场运营和积累人气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包括玩具授权、图书版权、服装授权等领域的创收，更延伸到网络游戏、戏剧团等新生领域。但我们可以看到，急功近利的动漫作品也不再少数，如今年新出的《新葫芦兄弟》，商业模式下美术片已经不再有，因为找不到这样的技术人员，面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是都该好好反思。再者，单靠以情怀为卖点没有诚意和新意的动漫作品现在观众是不会买单的，因此丢到浮躁、传承积淀、厚积薄发才是动漫人的最佳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动漫的发展任重道远，不仅仅在推动经济发展上面，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动漫作品人依然要重视历史和美学，不断研究中国民间的传统艺术，将动漫与之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弘扬民族文化，创造出能成为经典的卡通形象，借助完整健康的商业运作，让中国动漫作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作者：王韵诗 单位：吉林省辽源市第五中学
篇4
本文以阿拉善地区民族学校为例，针对我国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力争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缺。本文主要从教育人类学视角探讨民族教育，尤其是民族学校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很多少数民族文化出现衰微的迹象，有些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导致很多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有待考证。对此本文将以教育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提供一个更加充实的答案。本研究以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论证民族文化在民族学校中的传承，对其方式和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在当代文明社会，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所以文化人类学家要研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专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指出，人类是为自己编织的网所悬挂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些网。既然人类是悬挂在文化的网上，那么，传承人类社会文化的教育就不会脱离这个文化网的约束，也可以说传承民族社会文化的民族教育是不会脱离少数民族文化网约束的。根据历代人类学家的研究思路我们总结出以下结论：（1）少数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传承的方式。（2）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也是重要渠道。（3）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4）少数民族教育不会脱离少数民族文化网的约束。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对蒙古族民族教育做出如下解释：蒙古族民族教育是蒙古民族社会文化传承的方式；蒙古民族学校教育是蒙古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蒙古家庭教育、蒙古社会教育等也是重要渠道；蒙古民族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蒙古民族教育是不会脱离蒙古民族文化网约束的。由此可见，用教育人类学的方法解释蒙古民族学校蒙古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够揭示出我国蒙古族民族文化的动态，这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迫切需求之一。所以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采用田野调查资料探讨阿拉善地区的蒙古族民族教育现状，并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蒙古民族文化在蒙古民族学校中的传承方式和内容的变化进行系统的分析，期望能够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做出贡献。
第一，我国关于民族学校教育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现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兴贵（2005）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金志远（2008），主张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丁宇（2009）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角度审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马兰兰（2011）在考察鄂伦春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的现状的基础上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民族教育研究尚不成熟，存在重视宏观政策层面的研究、忽视微观研究，重视教育学研究、忽视多学科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结论尚不明晰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缺乏能够反映民族学校现状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我们应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讨论理论，而不是从理论讨论理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第九章明确指出，国家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民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要协调发展。本文从教育人类学视角探讨当今民族文化在民族学校中的传承的相关问题，深入挖掘制约民族文化传承的原因，以便为我国民族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措施。
本文以对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民族学校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资料。调查目标为A小学。A小学成立于1987年，是以蒙古语为授课为主的全日制蒙古族民族学校，也是阿拉善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所民族学校。调查对象是该学校的教育者（参与教学活动的人士、包括教师、教科书编辑者和其他教育者）、被教育者（学生）和家长。调查方法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同时采用采访法和问卷调查法等。调查的内容是在A小学实施的蒙古语言教育和蒙古文化教育情况。其中，主要调查蒙古语言教育和蒙古文化教育课程的教科书，以及教科书的编辑、教学大纲、教课方式等教学科目构成因素和本小学的日常教学和学习状况。本文把这些叫做A小学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即指本校的教学气氛、教学设施、教学方式等。
本文主要关注蒙古民族学校中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和内容，关注民族教育对于促进民族归属意识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继承的文化手段或脉络。民族学生的民族归属意识的形成是离不开民族教育的。可以说，民族教育者的脑海里有一种理想的“蒙古人像”，他们期望学生成为理想的蒙古人，并以此开展教育活动。那么民族教育者期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蒙古人？这个“蒙古人像”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首先，我们从蒙古语教材内容进行分析。该校的蒙古语言教育主要采用全国统一的蒙古语教材。蒙古语教材的内容侧重蒙语语言，尤其是蒙古语文法和蒙古语写读能力。蒙古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蒙古语教学的第一目标是在小学6年的时间内让蒙古族学生掌握蒙古常用语4000字的正确读写能力。其次，我们来看本校的蒙古文化教育。蒙古文化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两方面：（1）本校编制的“蒙古民俗习惯”内容主要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2）第二课堂教授蒙古民族文化技能，内容以蒙古摔跤、蒙古象棋、蒙古舞蹈等为主。再次就是该校相关规则和条列。该校规定每周星期一学生必须穿蒙古袍上学，每天在体操时间跳蒙古传统舞蹈。最后是该校的外观和教学设施。我们跨进该校校门就发现，在本校校园里有很多蒙古特色的建筑物和设施。校园广场上有两座蒙古包，内有蒙古族独特的装饰和牧民专用的小道具，以增强学生对蒙古民俗习惯的了解。据该校教师介绍，学校每周让学生参观蒙古包，让生长在城市的蒙古族学生熟悉蒙古族传统。该学校的校园内还设有蒙古摔跤场，蒙古摔跤场以蒙古族为吉祥物的哈达来装饰。教学楼和办公楼张贴蒙古格言和蒙古风景图。这些都是在帮助学生在头脑中形成“蒙古人像”。
蒙古语言教育的内容侧重于蒙古语文法和蒙古语写读能力，这表明教育者期望的“蒙古人像”必须具备蒙古语言能力。蒙古文化教育侧重于蒙古族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和蒙古民族文化技能，这表明教育者期望的“蒙古人像”必须具备和掌握蒙古文化的基础知识和蒙古民族文化技能。可见，学校的建筑物、校内的设施等的视觉的表象，民族传统服饰、舞蹈、艺术等身体表象，以教科书为主的文字文化，这三种表象对“蒙古人像”的形成作用巨大。民族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蒙古社会。这个小小的蒙古社会以视觉的表象的建筑物、身体表象的民族传统服饰、舞蹈、艺术和文字文化组成。教育者创造的这个小小的蒙古社会，对蒙古族学生的民族归属意识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的校园里没有蒙古特色的建筑物和蒙古包，也没有蒙古文化教育的课程，只有蒙古语言教育课程。由此可见，当今的蒙古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也是本研究今后主要方向之一。本文涉及的A小学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缩影。笔者希望本文能给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以助益，希望能够弥补蒙古族民族教育领域研究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阿拉塔.关于中国内蒙古民族教育的人类学研究[D].广岛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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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星.族群、文化与教育[M].民族出版社，2002.
〔4〕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2005，（5）.
篇5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就是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和承接过程 。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成为多民族、多文化国家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民族平等，要平等的发展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面临之困境
先生曾经说过，要改变一种陈旧的生活方式， 就要触及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而这种传统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艳丽奇葩。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着衰弱趋势。地域性的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全球经济化、观念趋同化的大背景下逐渐被淡化，有的出现了濒危化的现象，甚至有些则正在或已经灭亡。很多民间技艺、少数民族语言，服饰甚至传统文化濒临灭绝，将在地球上永久的消失，这曾经的辉煌，就这样静默的退场，留下我们慨然叹息。当我们从现代化的大潮中迷茫的抬头之时，那美丽的一切已不复存在，面对曾经的瑰丽文化，内心一片恐慌。为什么情况会如此糟糕？究其原因不难发现：
1.主流文化的冲击。
当21世纪来临之时，现代化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也享受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然而由于全球一体化和主流文化的强势冲击，民族文化被忽视和日益边缘化。少数民族文化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之下，已现衰微、淡化趋势。“一些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现代化主流社会的发展而开始逐渐向主题民族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所取代的现象。”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影响。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将他们带入现代化 ， 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却不曾倾听少数民族成员的心声。
2.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必然为之。
人的每种行为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动机能够激发和维持人的行动，并且维持行动向一定的目标不断地努力的一种心理动力。当人们处于某种缺失状态之时，他的内心便会有种强烈的渴望，不顾一切的追求他想得到的。但是有时人自身并不存在某种缺失状态，但是外界的压力或诱惑物挑起了人的欲望，那动机便产生了。同样，当现代化的大潮扑面而来的时候，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表现出了他们的趋利性，归根到底一句话即：自身利益的驱使，促成了人们的行为。
3.学校寄宿制对文化传承也有一定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文化的传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当学生因为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距离太远，而不得不选择寄宿于学校的时候，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就相应的减弱。殊不知，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必须要有一定的环境才能传承下去，家庭当仁不让的作为首要环境，现在家庭环境对孩子影响的削弱，成为孩子离本族文化越来越远的重要原因。
三、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1.内在动机――文化自觉极其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感。
先生在《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中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少数民族成员是本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少数民族文化只有得到本族成员的高度认同，并从内心深处感觉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自觉自愿的采取行动，加以保护、传承，这种文化传承才最为有效。只有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高度民族认同感，使其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动机，并且意识到保护本民族文化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文化传承才能生生不息。
2.关键所在――家庭环境的影响。
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所在，具有天然优势。儿童从小在家庭中成长，父母的一举一动，风俗习惯、节日传统无不对他发生着作用。这种家庭环境氛围的熏染，在他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氛围对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文化的迁移与保护，不能脱离滋养这种文化的生态环境。
3.首要途径――学校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首要途径。学校应该以他者的眼光，跳出作为“主流文化代表”这一角色，重新审视学校教育，用不同的民族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之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去，培养学生文化多样性的意识，能够从不同的民族视角来发现、认识、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形成自我认同感和高度的民族认同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4.根本保障――政府制定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文化传承的根本保障。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要靠个人、靠学校，更要依靠政府。政府在社会大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社会舆论的领头人和导向者，政府行为无疑成为社会行为的标杆和量尺。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的同时，应该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应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到现代教学体系当中，实行多元文化教育，让各族人民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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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传承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以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方面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的保护。只有活态传承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在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博物馆”式的记录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及传承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文化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存与生活中形成的产物，即便是口与口的传播中都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影像的记录因为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可能。通过影像资料，人们可以更加真实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避免前人的思维定式。这种“原生态”的记录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拓宽了思路，民族文化的传播显得更加全面而客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数民族人口涌向都市，留在本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稀缺，而外来者对少民族文化的理解又存在着文化上的隔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活态”传承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十分重要。就好比一个人学习一门语言，仅靠书本上的知识学习起来会很吃力，但如果他身临其境，主动来听、说这门语言，那么很快他就可以成功。其实，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人们一般更容易接受的是活灵活现的事物，而不是照本宣科的“死知识”。例如纪录片《云朵上的民族》，就用影像的形式展现了羌族神秘的祭祀文化。片中真实记录了羌族的“夬儒节”，在纪录片的镜头下，无论是祭山会还是羊皮鼓、羌戏、特技表演等，都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真实状态展现出来。特别是在展现羌族舞蹈和羌族戏剧的过程中，运动镜头的使用为少数民族艺术的传神再现增添了魅力。“动与静的关系是纪录片镜头语言艺术中重要的标志，运动镜头可以使纪录片更好、更直接地向客观事实所靠近。”④于是，在拍摄祭祀山神的场面时，纪录片镜头的运动模式对羌戏、萨朗舞、羊皮鼓舞、特技表演等进行了富有生气的展示。有时候利用摄像机的运动镜头来完成对环境的介绍或对动作和节奏的展示；有时候又运用摇臂和升降镜头来全面呈现羌族舞蹈的整体氛围。可以说，在原汁原味地展现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方面，纪录片确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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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情简介
红河，地处哀牢余脉红河南岸沟壑纵横的山区，山高坡陡，海拔差由全县最低的260多米到2900多米，2600多米的差距形成了典型的“垂直气候”。占地面积2057平方公里。全县28.78多万人口，其中哈尼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77.5，彝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14.2，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4.7，傣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2.9，瑶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0.07，是红河州的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县份之一。
二、形成丰富民族文化的基本条件
红河县境内世居着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瑶族等五个民族，居住在不尽相同的垂直海拔高度之间，最高的哈尼族寨子红河哈尼多声部的发源地普春罗么，海拔2600多米，其次是彝族，大部分彝族寨子杂居在哈尼寨子当中，有一部分一直延居到山腰同汉族杂居，汉族以下的河谷地带，就是傣族的居住的地方，而瑶族则隐藏在深山之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山高沟深，两个山头的两寨相望，近在咫尺，鸡犬相闻，想要走村串寨，至少也要几个小时，就是这样一种民族居住的格局，形成了同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以说红河原态的民歌、民族文化十里不同天，再加上民族支系的差别，就更丰富了红河的民族文化，就是这些灿烂的民族瑰宝，成就了红河“歌舞之乡”的美誉。
三、红河境内民族文化简介
在红河境内，有着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歌舞，东部的阿扎河乡有两个国家级保护项目，即《哈尼族多声部民歌》《乐作舞》；歌舞类的省级保护项目三个，即《乐作舞文化艺术之乡》《哈尼族奕车传统文化保护区》《地鼓舞》；还有歌舞类地方州级保护项目《栽秧鼓舞》《奕车鼓舞》《棕扇舞》《哈尼族牛皮烟盒舞》等，这些民族歌舞都有一定数量的项目传承人，再加上少部分的傣族民歌和瑶族民歌，更充实了红河“歌舞之乡”的内容。这些民族歌舞描述着民族发展的各种情绪，记录了多少民族的辛酸，延续了多少民族的智慧，寄托着多少民族的企盼，可以说每一首民歌、每一个舞蹈都是红河民族发展的经典传承，是探究红河民族发展史的重要依据。
四、濒危状况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年轻一代不再愿意在农田里劳作，微薄的收入促使他们进城打工，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所有的适龄青少年到学校念书，村子里已经没有了年轻人的身影，留下的只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这就给民歌的自然传承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指定的项目传承人工作难以开展。目前，在传承人的两个基本功能中（一、传承人传承了先辈的文化；二、他所传承下来的文化需要被传承），传承人只扮演传承的角色，而他的文化没被下一代所传承，在农村形成了有师傅没有徒弟的局面，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传承人的工作难以开展。再一方面，民歌停滞不前，没有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精神文明不断提升，人们的审美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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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的许多民族文化已逐步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而且不再复生。因此，努力搜集、整理、拍摄、记录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积极拯救那些濒危的民间文化，是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人们回顾历史、温故而知新、教育现代的“多赢”之举。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除了像故宫、长城一样的文化资源以外，还有像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各种习俗、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主要内容有口头传说和表述。蕴含着民族民间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与物质形态的文化相比，其更注重技能、技术、知识的传承。
一、关于民族文化资源
民族文化指的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文化资源也就是指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资源。如：服饰、手工艺品、生活方式等等。
我们目前生存在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面临着“文化帝国主义”构建世界单边文化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保护和发扬好民族文化。文化所展示的也是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民族化决不是标签，也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对传统的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加上汉化的影响，各民族的认同感已经被淡化，许多以前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也逐渐被人们忘却，被其他新事物所代替。
（一）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转换的价值
各种信息以及文化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是不会自己流动的，必然要通过一定的介质去实现这种信息的流动，影像就是相当于作为一个这样的介质担任起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关于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转换的必要性以及价值，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民族艺术在当代背景下实现有效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其二，在当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使其在营造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显示自身价值；
其三，对于民族艺术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阐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品质。
结合当下具体的艺术活动以及社会现象，进一步探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开掘、发现、利用、以及如何展示等问题，则又有一些新的启示与认知。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笔者认识到的当下利用与展示民族资源的意义之一，同时也仅只是一孔之见，不免局限与浅薄。我们看到，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到电视上播放的各种走进、大家跟我来等节目都是这种民族文化资源的影像化转化，民族文化资源的影影像化转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各民族的历史与风俗，而且使我们对我们的民族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利用影像发展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及其意义
（一）利用影像发展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
民族文化资源与一般的物质资源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要向产品转化，会更多地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如：古迹文物、民俗风情、皇陵、古镇、特色织锦、饰品等，这些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时，如果开发利用不当，就不利于本国文化的保护、宣传和传播。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绊脚石。
各个民族的文化反映了特定民族的习俗、情感、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活图景，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并为东西方的文化沟通架起桥梁，推进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民俗影视是记录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是民俗研究科学、形象、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对于民俗事象中的外在呈现部分，利用影视手段，能淋漓尽致地鲜活再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民俗影视可称为国家的“形象历史档案”。搜集和展现这些民族文化资源无以是向后人和向世界传播和宣传的最好的方式，为世界的交流提供活的影像，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比如说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语言也不尽相同，沟通起来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利用影像资源我们就方便了很多。中国人民是龙的传人，但是在跟其他国家解释龙时，很多都不能理解，但是当我们把它搬上荧屏，实物再现，很多人就明白了其寓意，知道其对中国的特殊含义。像王力宏的一首“龙的传人”才响彻五湖四海。
在利用影像发展民族文化资源上很多优秀的影片都是其很好的见证。陪伴我们80后长大的一部影片《小龙人》是一个带有一定神话和童话色彩的影片，它的出现无疑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各种文化资源，如：龙、寻母、古老建筑故宫等等。所以说，一部好的影片总比一个说教者更能够教育人，而且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影视作品中很多元素也是在民族文化资源中得到的灵感，像在拍摄土行孙中都是以民间的传说为原型，诸如此类的影片不胜枚举。中国的传统舞蹈“爱我中华”就是结合了汉、彝、藏、壮、蒙、灯、傣、维八个民族的不同特色而成的代表中国特色的舞蹈。
（二）利用影像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意义
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转换给后世们留下了一个了解历史和文化的良好的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些人们原来的服饰以及用具饰品等等都被现代社会的各种物件所代替。像人们最开始古代的时候人们结婚就是新郎骑着马去迎接新娘，然而现代这种早已成为历史，人们都实行西方的去教堂结婚，穿婚纱等等。影像就将这一文化很好的传递给了我们，在各种古装片中的嫁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原始中国的这一传统。剪纸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特别是在北方，每逢过节都会贴上窗花以示喜庆，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自己做过窗花，有的可能见过，但也不曾自己动手做过，在有的影视作品中，像：跟我一起来动手中，就给大家讲解了其做法和用途。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的很多民族文化的展现。这无疑是宣传中国最好的方式。同时民民族文化影片对唤醒当代民众文化意识，普及优秀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了解文化国情、民情，传承文明，振奋民族精神，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民族文化业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很多民族文化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大量珍贵实物遭到摧毁和丢失，所以，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任务迫在眉睫。
三、影视展现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传播的重要性
把文化搬向银屏已成为民族文化资源展现的重要一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习惯和风俗都有所区别，如何更好的认识各民族的文化以及更好的认识中国，就需要影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了。各民族的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值得我们付出一切去拯救。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资源，不仅是使之成为资料，从民族影视片的特点谈民族文化的保护还必须伴以传承和传播，加大对这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如像纳西族的东巴文、纳西族谚语以及其长老东巴等，我们也是通过影像的再次展现去认识他们的，这些文字早已不被人们所使用，就算是当地人可能未必有几个认识，但是通过影像的再次展现我们不断看到了其当年的历史，还传承了其古老的文化，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传承。
我国的云南具有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等特点，并且它更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傣族、白族、回族等等二十多个民族，各个地方的民族文化也不一样，像傣族的服饰都是筒裙，上面是露脐的短装、回族不吃猪肉，因为猪是他们的祖先等等特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在云南文化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得天独厚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必将为云南经济社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本土文化的多样性是云南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作为活态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是其直接体现。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多样性体现得更为充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的劳作生活技艺、不同的文化气息(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的支系上述诸方面也不尽相同)都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都有着古老的历史，如果我们去云南旅游，就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大街上穿着贴着孔雀磷的服装的姑娘，并有回族食堂等，并且不能说猪肉等等，可能会有点奇怪。但是影视向我们解释并展示了其特征，杨丽萍的《雀之灵》就是很好的例证。向全世界展示了云南的传统文化，《云南印象》是一部介绍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很好的作品，传至全世界。可见，影像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它不是一种伤感的，也不完全是一种惋惜的，它是给后人留下来的。从这个意义出发，“是站在明天的角度拍现在，为明天留下现在的一种文化形态”。
民族文化资源的影像化转化不仅表现在图片以及各种电影中，在动画片上也有所表现。如我国的动画电影《宝莲灯》与美国梦工场拍摄的《埃及王子》相比较，同是遵循经典叙事模式的作品，《埃及王子》叙述经典的圣经故事；《宝莲灯》叙述救母的“孝”举。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元素中，民族个性化的角色造型是动画成功的首要因素。日本民族崇尚隐忍的武士道，日常生活中的武士道精神在体育、技击动画表现中尤为明显，如《足球小子》、《灌篮高手》、《圣斗士》等，这些动画的主角是在不断超越自我生理和心理极限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另外，宫崎骏的动画渗入了日本民族浓厚的悲剧意识。中国的四大名著也都展现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现在众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的民族文化，穿旗袍、练气功、结婚穿古代的唐装等等，这些无疑是中国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成功案例。
总之，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转换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见证，将极大深化我们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在回首历史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谢民俗影视片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史料。随着社会现代化前进的步伐，民俗的流变还会或快或慢地发生。我们期待着，更多传统民俗文化遗产，通过民俗影视片展现出来。当然，我们也应多管齐下，通过各种渠道、多种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更加具有生命力。民族文化资源影像化转换是民族文化精神不断培育和铸造的结果，其形象以多样化形态和个性魅力展示出来，并依附于多元民族文化的根基，保留和呈现出民族的神话、宗教和传统习惯。从美学角度发掘民俗的潜在价值,有利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可以说，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样式，其现代价值与意义皆在于通过审美想象重新唤回对传统优秀民族文化价值的体认与信仰，重塑现代人的审美和人生理想。唤起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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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阅读；民族文化；传承；策略
诗文特别是古典诗文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国文化的标识、中国人的内核，学习诗文，必然会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所以在诗文阅读的教学中，要注重文化传承。现对主要教学策略作出简要分析。
一、创设情境，拉近生本距离
范读渲染情境：教师声情并茂的范读，既传韵，又传情。范读出于教师的口，入于学生的耳。在和谐婉转的韵律中，学生通过想象在头脑中再现课文的情境，加强对课文的内容和形式的理解。音乐烘托情境：比如，在学习《蒹葭》一诗时，可播放《在水一方》。《在水一方》的歌词是台湾著名作家琼瑶根据《蒹葭》改编的。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营造学习氛围。角色体验情境：在教授一些情节生动、人物对话描写较多的文章时，可以尝试让学生用表演的方法来进入情境，从而激发兴趣，培养其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圯上敬履》为例，可以把全班同学每三个人分成一个小组。首先，分角色朗读，一人叙述语言，另两人读老父与张良的对话；其次，让学生自查解释和译本，理解内容后再由每组中的两个人去表演，要求对话要用现代语言。这样学生学得主动，学得愉快，记得牢固，并且锻炼了表达能力，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学习语言，着眼方法指导
溯本求源：汉字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着先人的思想和智慧。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教学中可以利用因形释义、因义辨形的方法，让学生掌握部分高频汉字的字形结构和字义起源。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快捷有效地学习汉字。整合贯通：教学时可将汉字教学与阅读教学整合起来。汉字教学，并不是要开设独立的识字、写字课，而是要把对汉字形与义的剖析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常态化的行为贯穿于语文教与学的全过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后人对这首词历来都是推崇备至。教学这首词，关键要有一个切入点，这个点可以是词前小序中的“兼”字，由它入手，拎起全词的教学，可谓纲举目张。词前的小序写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小序交待了写作的时间、背景，也含蓄地流露了写作目的。“兼”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兼，持二禾。”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手持两禾为兼。”因为“兼”是一手将两禾合并在一起，所以“兼”表示同时具有几样东西或做几件事。“兼”字能告诉我们这首词所涉及的内容不止一个方面。除了对弟弟子由的怀念外，至少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内容，另外的情感流露，它需要我们在读词时细心揣摩并加以体会。教学中引领学生抓住小序中的一个“兼”字，在结合此字构造上的特点、理解字义的基础上，设计一个主问题：你能从哪些诗句中感受到词人对弟弟子由的怀念？除此之外，从诗句你还能体会词人怎样的情感？可结合具体诗句来谈。将对这个字的揣摩推敲与全文的理解联系起来，起到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这是将汉字教学与阅读教学巧妙融合的有效做法。
三、解读作品，宜有文学眼光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文大多是情文并茂、文质兼美。我们要引导学生用文学眼光来欣赏这些诗文，从而培养其阅读、欣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一）巧妙设计问题，找准教学突破口，引领学生去感知、品味、理解。
作者平时积累了许多情感，遇到某个契机，有了情感的突破口，才演绎成了篇章，这就是“灵感”。情感的突破口可以是一个人、一种物，也可以是一次经历、一个念头等。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往往意味着阅读思路从混沌到有序，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如讲李煜的《虞美人》。可抓住一个“愁”字来引领学生品味词的内容：哪个词可以概括词人的感情？你能从哪里感受到“愁”呢？作者是怎样来表达愁情的呢？突破口找得巧，课就能上得清晰流畅，学生的品味也能随着教学环节的展开而不断地升华。另外，如《湖心亭看雪》可抓住一个“痴”字，《圯上敬履》可抓住一个“敬”字。总之，不同的篇章，不同的教学目标，可借助不同的方法，或关键字词，或题目，或开头，或结尾，或人物，或情节，不一而足。
（二）知人论世，联系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来解读。
“知人论世”既是阅读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前提条件，也是一种方法。“知人论世”时可引入的背景材料，一般包括“作者生平事迹”、“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他人评价”等等。通过这些材料的勾联，获取与课文有关的背景知识，能更好地解读课文。教学中的“知人论世”，不应为了交待时代背景而孤立地安排，而是应在学生理解课文需要的时候出现。恰到好处、有的放矢地穿插背景资料，才能收到加深理解、启迪思维、激活课堂、提高效率的效果。教学过程中的“知人论世”应避免只是做为一个环节走一下过场，不能为理解诗文内容服务；或过早出现先入为主，造成概念化的思维定式。
（三）拓展勾联，丰富教学内容。
在授课过程中可以补充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使学生对作家作品的认识更全面。如教学辛弃疾的《西江月》，可联系《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比较二者在内容、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从而建立对同一作者不同作品的个性化的认识。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与课文同类或相关的作品，这些材料与课文或是在内容上有相同之处，或是在主题、表现手法上有相似点。如教学《曹刿论战》一文，可以让学生在对比阅读理解《子鱼论战》一文的大意，加深对课文“政治上取信于民，军事上后发制人”这一战略战术的理解。无论何种方式，目的在于形成比较。比较可以是异中求同，也可以同中求异。同中求异是为了明确其差别，获得个性化的认识；异中求同是为了探寻其规律，归纳共性要点。在试题命题的过程中，我会尝试引入比较的方法。如有一次命题，在古诗文阅读部分，我选取的是曹植的《美女篇》与《陌上桑》进行比较。《陌上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不少人写过对此诗的模拟之作。下面是曹植的《美女篇》的节选，你觉得这首诗在人物塑造上与《陌上桑》有什么相似之处？写出一点即可。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用这样的比较，能使课内的获得与课外的考查结合得更为自然，更好地考查学生举一反三、适当迁移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并体现《陌上桑》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渗透一种文化传承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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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少数民族生产文化可持续发展
生产主要是指农业、林业、渔业等物质生产活动。一直以来，少数民族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平衡造成了影响，但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也不断地积累经验，促进与自然和谐发展，所以，应该要继续发扬这些经验。首先，对少数民族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让其放弃落后的耕作方式，保护土地平衡。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指对所有文化的传承，对于一些落后的文化形式要进行改良或革除，继承优秀的文化。例如：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会对生态系统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所以，一定要对其生产方式进行改进。所以，国家政府要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耕作经济的多元化。其次，要限制对木材的燃烧，实现循环耕种的形式，同时，要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被砍伐的木材划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严令禁止对大片面的对木材的砍伐，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平衡。另一方面，在耕作的区域实行“轮休”的制度，在休耕的土地内，当收获了一个季节的作物之后，便停止在该土地上耕作，选择另一块土地进行耕作，促使其恢复。这样适度耕作的方式有利于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二、使少数民族生活文化可持续发展
在长期的生活中，我国少数民族已经掌握了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首先，对民族村寨生态林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森林为人们生活提供资源，所以，少数民族的人们应该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地开采，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例如：在哈尼族把村寨建立在充足阳光的半山坡，房屋后面是森立，前面是梯田，这样的空间格局特别有利于人们生产生活。其次，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改造。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经适应了生态环境，但是，也应该学会对生态环境的改造。比如，把森林分成可以砍伐、限制砍伐的区域，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要种植树木，学习苗族人民在房屋前后种植树木。除此之外，要保护水资源。水是支持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支持着民族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利用水资源，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分类，减少对水的污染。禁止下井取水，不能在水井旁边建立猪圈等。例如：纳西族的“三眼水”，将水分为三层，上面的水井用来直接饮用，中间的用来洗菜，下面的水池用来清洗衣物等。根据自然的坡度，水从第一层流到第二层和第三层，便根据其清洁程度进行适当的使用。
三、使少数民族的制度文化可持续发展
在长期的生活中，人们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制度是人们行动的行为准则。在少数民族文化中，其实其自身的文化思想中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机制。首先，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来促进对文化的保护。在我国的很多少数民族中都已经形成了保护森林水资源的公约。例如：在苗族的“议榔制”就已经吗，明确规定：人们只能拾捡木材，不能砍伐树木，对于偷伐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对于这种村民长期以来就已经形成了的较好的公约与制度，要继续保持与发扬，使其为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同时，，还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动物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尤其要规范靠打渔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明文规定在动物、繁殖其禁止捕杀。其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礼仪制度进行规范。例如：我国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都有“女儿节”，根据礼仪风俗，在孩子出生后要为其种植100棵树木，当孩子成年以后才可以砍伐。这样的礼仪无疑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还有些少数民族会有送树的习惯，海南的黎族，当双方确定恋爱关系时，女方需要赠送两棵树给男方。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在清明节去山上扫墓时，也会种植树木，在丧葬过程中，人们也会种植一些树木，这些都有力的保护了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给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挑战，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要以少数民族文化本身为根本出发点，探索实现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注重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包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将文化弘扬，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长久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洪英华.试谈民族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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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逊；民族寓言；集体经验；文学创作；文化意象
一、民族文学的历史寓言方式与民族语言符号保护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寓言是最早也是最常见的寓言手段，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符号与历史的关系，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指出：“民族语言符号是文本意识形态的显现”，[1]无论历史叙事宏大与否，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都是稳定的，而历史的寓言化便是出现在这些稳定的民族语言结构之中。以土家族历史小说《最后的巫歌》为例，文中的第一条线索是明写土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历史变迁，第二条暗线刻画土家族人的精神与灵魂发展历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需要互相配合，暗线怎么配合明线呢，即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在《最后的巫歌》中作者以一头白虎的命运为叙述对象，讲述白虎对后裔的庇护，与巨岩中象征灾难和潜在危害的孽龙作战，白虎身上的兽性和神喻了土家族祖先从混沌不开化的原始力量中跳脱出来，征战杀伐、生离死别，最终建立山地文明的历史命运，这种隐射、暗喻交织的双线索历史叙事法正是少数民族历史寓言的标志，其中以少数民族礼仪仪式和巫文朗诵为代表的语言符号系统不断强化着民族身份、民族记忆以及文化认同，而在当今社会此类少数民族语言符号特质正在消亡，甚至已经消亡，避免这种符号特质消亡的有效手段便是借助产生于稳定民族语言结构之中的寓言化文本。詹姆逊文学寓言理论认为神话、传说所代表的专有语言系统在民族口耳相传的层位上处于优先地位，容易造成民族历史叙事的文学体裁被固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种民族语言系统可能被另一个语言系统所取代，但民族历史却并不会出现全然的断层和散佚”，[2]对语言形式的改变可以借助文学载体的革新来突破，从而发展出新的寓言面貌。那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崭新文学载体是什么呢，怎样去筛选适宜少数民族历史寓言化创作的文学载体？以少数民族历史诗歌的转型为例，中国现代“游仙诗”和“剧诗”都是历史叙事的新型体裁，但并非都适合少数民族历史寓言方式的转型。首先是“游仙诗”，现代“游仙诗”有点类似于早期的“乌托邦”，但从渲染返璞归真的原始情怀变为强调对现实的“超脱”理想，然而使用现代语言系统“借古喻今”的可能性要参考文体特征、精神内涵是否具有少数民族整体社会生活的相通性，詹姆逊将文学寓言定位于“从不同层面和广度显现集体性经验”，[3]从这一角度来看“游仙诗”体裁更适合少数民族“寻根文学”而不是历史寓言，“剧诗”体裁反而展示出了自身的优势。“张松如、苏国荣等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将剧诗归位为中国传统戏曲”，[4]简而言之即是戏剧装进了诗的词句之中，而少数民族历史叙事中最常见的便是以神话剧情为主线的英雄史诗，剧诗与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有着良好的姻盟关系，而从思想内涵来看，剧诗的戏剧主旨集中表现为“载道”意识，有利于反映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塑造与神话故事演绎的信仰系统，促使民族寓言超越个体意识上升为历史集体意义的大群体叙述观。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将民族寓言文本划分为三个层面：“直译的文本指涉、道德的心理解读以及寓言的阐释符码”，[5]其中直译的文本指涉和道德的心理解读都是随着时代价值的转变而变化的，但民族寓言的阐释途径却是防御式的模式，少数民族历史叙事要从现代实践中去挖掘那些逝去却有时代启迪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守卫传统而存在，詹姆逊文学寓言观不鼓励回归民族寓言的古老形态，提倡“把民族历史看作是我们需要颠覆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活跃因素”，[6]例如，莫言《生死疲劳》通过动物变形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压制，文中以驴变牛、猪变狗的戏谑刻画隐射荒诞的民族历史转折点。“透露着一种新鲜时代含义的世界文学观念”。[7]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寓言方式与民族文化内涵拓展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寓言方式是借助寓言的张力去引申和发展民族文化内涵。寓言是一种表达性的力量，可以表达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意蕴，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因素存在语音、字、词、句、语法、故事、场景、形象等各个层面，寓言的突出功能在于推动叙述行为和叙述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意象。例如“神农架位于鄂西北与川陕接界处”，[8]神龙文化一直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彝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玛庵梦》中的“九头鸟”“蛤蟆龙”“棺材兽”“野人”等奇异、诡秘的原始文化想象如果被单独呈现，并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神龙架山区建立对应关系，好比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中虚拟元素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要与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个世界”融合贯通，彝族小说《玛庵梦》以玛庵山上的氏族首领“奥博申申”横跨阴阳两界的战斗经历来暗示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循环状态，立足于对彝族真实地理空间的勘探来复活久远的神龙文化，其时间的寓言性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詹姆逊文学寓言观反复论述了这种运用时间两端相接来反映民族文化本质的寓言方式，指出时间的相互对立和依存为寓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民族寓言表达的现代困境在于如果时间距离感消失，那么便很难从时间距离中抽取自足的文化意象，因此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果能凭借“魔幻现实主义”以外的题材去构建民族文化的寓言文本是突破时间困境的出口。例如《绝地逢生》讲述了“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居住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9]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显然是作者创作出来的生态文化意象，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生在那里，这个绝望之地如何会诞生一座村庄，小说并没有去交代，没有“过去的时间”，作家只告诉读者，人们要往外搬迁，整个小说的时间状态都是当下的时间状态，解决向哪里搬迁、如何搬迁的生存难题，但“绝地”的生态文化意象以及对这种生态文化的无边想象却一直凌驾在“搬迁”之上，叙述者叙述着现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读者却想象着过去时间的景象，“绝地”寓言的高度概括性促使作者的生态文化叙述充满对世界生命无常的象征意味，小说中的人们越是顽强抗争，“绝地”的意象魔咒就越发深刻、沉重，即使最后人们终于走进城市完成了自救，也没有化解“绝地”随时可能再现的危机感，自然意象系统、人物意象系统之间的张力关系成就了该篇的生态文化寓言主题。可见，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寓言形象与时间息息相关，但却可以运用脱离时间的方式去表现时间，这便是詹姆逊文学寓言观所强调的“陌生化”戏剧张力的重要性，少数民族惯常使用“陌生化”来创造一种强悍有力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在场与不在场都无关紧要，因为被寓言化的形象让人们想起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触动人们心灵记忆的真实感受，它时时刻刻都在场，刺激着读者的感官神经。应用“陌生化”叙述来引发读者对时间的“通感”是现代少数民族文化寓言追求的艺术效果，但创作的关键并不在于对“陌生化”意象的直接性营造，詹姆逊文学寓言观认为，文化意象的寓言化冲击仅仅发生在“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之中，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带来了“陌生化”效果，而不是现实本身就存在一个“陌生化”意象。例如《豹子最后的舞蹈》中，“斧头”回忆森林火灾时形容“天空通红，烈焰腾空，烧得星星砰砰下坠，美轮美奂，有几百只豹子跳了崖……”，[10]这种陌生化意象带给读者的精神刺激是来自场面的壮丽（本体）吗？不是，是对豹子跳崖这一模糊物象的省略，真正的喻体存在于读者的想象之中。
三、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方式与民族价值观传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主体身兼知识分子与族群发言人的双重身份，这使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表达交织着身份认同的矛盾感，詹姆逊文学寓言观指出：“在民族规范之内，作家需要的是‘扩张’，但在民族规范之外，作家需要的则是‘根’”，[11]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对的是世界文化、资本、政治以及宗教的全球一体化背景，他们有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也有对民族迷人的古老传统的担忧，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创作急切地呈现出新旧伦理互动的力量交锋。例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风马之耀》都是以寓言的方式描绘藏族传统伦理生活，使用了大量的先锋技巧，显示作家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但从文学内容上看却充满了“外部人”的窥视视角，在扎西达娃的小说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强悍的闯入者形象，热衷于让“闯入者”们打破藏区的寂静和平和，这种寓言现代文明冲击的闯入者意象是少数民族文学适应全球多元文化格局的必然产物，正如詹姆逊所言：“民族寓言的现代化之路表现且必然表现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地区的情感文化流变”，[12]可以预见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手段只能采取“跨民族”的审视方式来完成，区别在于作家实现自身与家园的联系是通过流动的混合身份认同，还是站在一个地方就代表一个地方的单一化民族身份认同。对此，单一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已无法适应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少数民族集体文化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致力于描写民族起源、故乡、母语与信仰之间的多边关系，在九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中作家则不停地解释着失去故乡和失去母语的民族生存状态，而当代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流散”视角已形成，基本看不到血缘在族群关系确认中的地位，早期作品中的浓郁民族特色正被不断淡化，对主要人物的塑造表现出民族身份的含混性，这反而意味着民族伦理的寓言化方式将越来越重要。詹姆逊文学寓言观在对民族伦理身份认同的阐释中提到了“模糊”二字，民族身份本身的模糊化表现为不刻意描绘人物身份的民族性特征，而是通过寓言化的方式来间接传递。例如我国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老舍的文化个性中流露出鲜明的满汉混合意象，《龙须沟》中的“程疯子”，无论是从服饰打扮、语言风格还是饮食习惯都已看不出该人物的满族身份，作者只淡淡地叙述他在谋生技能上一无所长，在社会交际中屡屡碰壁，将笔墨都花在“程疯子”的“疯”上，详尽地描写他见人就作揖，“多礼”得让人讨厌，他真的疯了吗？那是这个人物在所处伦理文化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合时宜”，这种独特的身份寓言方式展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伦理交互现象。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认为民族身份建构存在两种文本，一种是写实的文本，另一种是写虚的文本，写实的文本指向单一化民族身份认同，而写虚的文本则在于创造自己的“他者”，《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便是自己的“他者”，是他在其他族群中的“他”的形象。可见，少数民族伦理寓言化创作并不是为了建立民族身份的对应关系，反而充满了作家对待民族历史和现实、虚构和纪实、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对立视野，民族身份显现在价值判断与自身定位的两难局面中，当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城乡文化冲突、阶层分化、文化隔膜都包含着这一寓言逻辑，但文学创作对它们的表达却并不是简单的呈现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詹姆逊文学寓言观给出了“写虚”文本的寓言定义，即是“‘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弦外之音’的妙境”。[13]例如《云彩擦过悬崖》中“吴三桂”作为来自蛮荒神农山区的唯一外来者，他在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很少表现出倔强或反抗，更多的是应对异质环境时的柔韧灵活，但作家却偏偏数次写他做梦梦见有一个油锯在割锯他的身体，将他剁成三截的噩梦，以高度抽象的梦境间接地隐喻了主人翁在异质环境中的身份认同焦虑。
作者：章晓宇 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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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逢振．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的寓言”[J]．民族学刊，2011，(10)．
[5]吴铀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族性文化、民族主义[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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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全国．寓言的形成及其意义理解[J]．文学遗产，2012，(1)．
[9]韦良时．想象的困境———论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D]．内蒙古大学，2013．
[10]蔡同庆．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J]．青海民族研究，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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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的泥金彩漆专业甚至得到国务委员刘延东的赞赏，刘延东说，职业教育与传承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继承和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0年，教育部修订《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新增民间传统工艺、民族音乐与舞蹈、民族乐器修造、民族美术、民族服装与服饰、民族织绣、民族民居装饰、民族工艺品制作、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等系列专业。这些以“民族”为特征、以“传统”为特色、以“民间”为指向的专业的设定，不仅使中职学校眼前一亮，也让渐趋没落的传统文化有了依靠。
《教育》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泥金彩漆的工艺非常复杂，共有箍桶、批灰、上底漆、描图、捣漆泥、堆塑、贴金、罩漆、上彩、铺云母螺钿、分天地色、修边、挖朱等20多道工艺流程，做一只泥金彩漆桶要好几个月时间。曾经有一段时间，泥金彩漆器皿被视为老古董，无人问津，现在则供不应求。泥金彩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黄才良在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开班“授徒”，把以前“概不外传”的秘方教给学生。黄才良说：“泥金彩漆的未来就在他们身上了。留在档案馆里的‘样品’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更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住‘一双手’。”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的工艺美术专业开办多年，学生在这里系统学习东西方花卉、动物、人物、风景的装饰构成规律，并应用到工艺品设计之中，民间传统工艺在这里能够得到更高层次的继承。传统的泥金彩漆器皿在保留原有形状和图案花样之外，更需遵循时代设计更新更美的产品，而这正是传统匠人所欠缺的。过去，该校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去做平面设计，与所学专业并不对口，现在，能有专业性非常强的泥金彩漆作为接口，有志于此的学生可以一展才艺。黄才良与“徒弟”们共同设计制作的新式泥金彩漆器皿已经推向市场，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韩国消费者。2011年9月，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将泥金彩漆八角果盒作为礼物赠送给韩国大邱市政府，成为中韩友谊的见证。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中专校长孙兵说，很多民间艺人身怀绝技，却没有徒弟，面临文化传承的尴尬，开设民间传统工艺专业不仅让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而且能够让学生有应对市场变化的一技之长。
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教授马金强认为，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态，其功能之一就是促进技艺的传承、发展。传统技艺作为一门技艺、一个行业，自古以来一直通过学徒制得到传承、发展。多年以来我们强调职业教育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中、高级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改革、发展。技艺的传承需要教育，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使其应当也应该承担起这项责任。反过来，传统技艺的传承也可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的民族技艺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潜力巨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的传统技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专业与企业对接
实际上，在教育部修定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之前，大量的民间传统工艺专业已经在中职学校发展起来，并且绝大多数有企业作为依托。宁海县是全国著名的雕刻之乡，但随着电脑雕刻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雕刻行业遇到了挑战。针对雕刻产业发展的需要，宁海县职业教育中心与生产数控雕刻机的高科技企业开展合作，创办了“精雕数控班”，专门培养数控精雕机操作人员。多年来，学校培养了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的中高级数控雕刻人才，推动了宁海雕刻行业从松散的手工作坊向集约化、高科技化转变，精雕数控专业也成为该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名牌专业之一。
有些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已经到了不分你我的地步。江苏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有“企业驻校工作室”，工作室的设计人员承担教学任务，而学院教师又可能同时是某个纺织企业的老板。该学院院长说，教师办企业的好处是可以及时地了解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了解最新的市场资讯，把第一线的信息带到学校，促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企业同时也承担了学生实习的任务，学生在顶岗实习阶段吃住在企业，企业可以为学生发工资，甚至缴纳相应的保险。
浙江省余姚市第五职业学校与该市的“大隐石刻石雕加工厂”合作，创办了石刻石雕实训室。这个加工厂正是大隐石刻石雕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为第五职校提供技术、材料和工具支持。其所以愿意和职校合作办学，目的是希望职校能培养出“能好好干的本地徒弟”。因为后继乏人，这个行当可能面临消失，而企业也将不存，所以与职校的合作成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
绝大多数民间传统工艺企业无法通过招聘找到人才，与职业教育合作，是民间传统工艺企业最便利的选择。南京云锦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市云锦研究所招收云锦编织技工，要经过长期培训，而且流失率相当高，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投入很大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与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合作后，技工素质好，培训方便，流失率也低。
为地方产业服务
马金强认为，在中等职业学校中设置传统工艺课程，不仅能够促进传统工艺的传承，还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技艺，通过专门的学习，传承、发展本地的特色工艺，可以提高当地的人文素养，促进劳动力转移，并为发展当地的特色旅游做出贡献。河北省衡水市的内画鼻烟壶、武强年画自古就名闻天下，为了发展这两项传统工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两个地方就在职业教育中心开设了内画鼻烟壶和年画制作课程，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经过2至3年的学习、实践，使学生能够基本掌握传统工艺的制作技巧。现在，衡水市的内画鼻烟壶畅销国内外，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武强年画也在当地得到了大力发展。
《教育》旬刊记者了解到，在实施传承民族文化的职业教育中，一般的中等职业学校很难扛起“地方特色产业”的大旗。首先，民间传统工艺衰落多年，非一时可以振作。2008年，湖南省泸溪县的“踏虎凿花”工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才引起当地注意。2011年，泸溪县职业中学投资10万元资金购置各种制作工具和教学设备，设立“踏虎凿花工作室”，至今第一批学员还没有毕业，市场前景也未为可知。其次，目前民间传统工艺品的热销也不能改变其“非主流”的事实，据统计，民间传统工艺所缺乏的人才，经过10年左右的积累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补充，职业学校培养人才有数量上的优势，踏虎凿花工作室第一批学员就有300人，如果90%就业，就是一个中型企业的规模。可是，踏虎凿花产品类似剪纸，源于苗族服饰纹样蓝本，实际上就是刺绣图样，会有多大的市场呢？再次，几乎所有的民间工艺品都是手工生产，工艺细腻、制作时间长、不可复制，所以对人才的要求格外突出。瓯绣是浙江温州的地方传统艺术，中国六大名绣之一，不仅被国家珍藏，还被作为国礼赠送。瓯绣有100多种针法，熟手3个月也才能绣成一幅，难度很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瓯绣专业课，培养了一些绣女，但要成为产业，还为时尚早。
个别专业100%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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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特色课程管理，我校篆刻领导小组每学期召开一次工作会议，以学校整体工作思路和教导处具体工作要求为指导，以篆刻组为单位，做到每学期教学有计划、有进度、有教案、有教研、有记录、有小结，使篆刻课程管理做到规范化和常态化。为了达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学校充分发挥备课组的作用，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每周一次活动，及时探讨交流出现的问题，做到及时反映、适时解决。学校还加强了对教学规范化的进一步要求，教导处通过听课、查阅资料、调查访问等形式，对篆刻教师进行考核，并记入业务档案。
同时，我校建立了学生篆刻学习档案袋制度，把每学期学生的作品、资料及在活动竞赛中取得的成绩存入档案袋里，既作为资料的汇集，更有利于对学生进行跟踪式的形成性评价。在特色教学开展过程中，要求任课教师积极撰写教学案例、反思，及时总结校本课程的实施经验，从教科研层面提升学校的特色教育水平。
二、分层实施，全面推广
为了让篆刻艺术深入到每一位罗中学子心中，我校确立了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模式，把实施对象区分为普及层面和提高层面，并制订了不同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在普及层面上，面向全体学生，每学期2～4课时，结合美术课教学，在初中4年的时间里，使学生初步了解篆刻的基本知识，学会欣赏篆刻艺术，会刻制简单的印章，能认同学校的篆刻特色。提高层面则由我校特色班担当，每周2课时的固定时间、地点的教学，注重阶段性、承接性。我校在3个年级中开设篆刻特色班。预备年级主要是体验篆刻常识，掌握基本篆刻技法，培养对篆刻艺术的兴趣，参与学校特色活动。初一年级则较深入学习篆刻刀法、章法，较准确地摹刻经典篆刻作品，能创作陶瓷印章。初二年级熟练掌握篆刻的各种技法，能运用工具书配篆，设计章法，初步具有创作能力，对篆刻艺术有一定的评鉴水平。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习反馈，及时调整改进教学计划。
除此，我校还开展了以篆刻为主题的学生探究课，由学生自主选题，自主探究，教师辅助指导学习。如有的班级选定《篆刻风格和印材初探》、《印章欣赏和使用》，课前学生们积极准备材料，撰写小论文，在课堂里踊跃交流，总结学习体会。
三、激发兴趣，丰富活动
篆刻学习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如何战胜畏惧心理，克服挫折感是教学工作的重点。因此我们不断思考，改进各种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始终把培养学生兴趣作为关键，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如在识篆刻阶段，我们不是简单地给学生解释各种篆字的意思，而是探本溯源，讲述中国汉字的故事，解读汉字构成的秘密，让学生猜一猜这是什么字、为什么这么写。让学生在泥板上刻几个甲骨文，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欲。在讲解技术要领时，我们充分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让已有基础的同学担当小教师，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我校还开展丰富多彩的篆刻学习活动。定期策划了罗星中学篆刻文化周活动，以“传承篆刻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主题，通过课堂教学、电视讲座、黑板报宣传、作品展示等形式在全校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通过活动，培养和挖掘了篆刻学习的苗子，营造了篆刻特色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建设。
在学校西部教学楼的走廊上，展出有以篆刻文化为介绍的系列版面，通过篆刻名家生平简介，结合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选取有积极向上意义的作品，为我校师生提供了一道丰富的精神食粮。
四、借助校外资源，提升专业水准
我校利用社区艺术资源比较丰富和便利的条件，组织学生参观各种美术展览和藏品，如金山区博物馆举办的《金山奉贤两区青年书画篆刻展》、《“百年南社”――南社成员书画展》、《新财政杯――朱泾社区书法篆刻作品展》；组织优秀学员参观上海博物馆等。通过欣赏优秀的书画篆刻作品，迅速提高了学生的篆刻认识和创作水平，开拓了眼界，丰富了艺术修养。
学校还聘请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知名篆刻家作为课程专业指导，篆刻家们热情地投入到我校的篆刻特色教学建设中，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并深入课堂，开设讲座，对学生面对面地加以指导。
五、传授技艺与育人相结合
在篆刻特色教学实施过程中，我校始终避免把特色教育课上成简单低效的技能训练，而是注重传授技艺与挖掘育人价值相结合，以“篆刻人生”为项目特色办学的理念。通过学习篆刻，培养学生认真细致、严谨治学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以及具有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