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志愿者管理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搭建开发平台（安装前端开发工具及后台数据库）。
①建立数据库服务器，确定数据库数据表字段名称、类型、大小等属性；
②建立各数据表间的映射关系；
③撰写开发脚本；
④模块划分；
（2）代码开发阶段。
（3）各模块进行测试、验证并确认。
（4）通过第三方进行测评。
（5）修改完善。
（6）使用培训。
（7）全区各地市血站安装调试。
（8）正式开通使用。
3运行环境
网络版：客户端操作系统：Windows7/XP/2003/2000。服务器端操作系统：Windows2000/2003/2008Server，数据库：SQlSERVER2000/2005/2008。前端开发工具：Borland公司的Delphi7.0作为主要的开发工具并配合第三方控件进行开发。
4系统模块设计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有：系统设置管理、基本资料管理、服务工时管理、培训管理、服务奖励管理、综合评价体系管理、短信发送联络管理、退队注销管理、任务计划管理共9个功能模块。各功能模块的具体作用简述如下：在管理系统中为全区各地市血站分别分配一个注册码，注册成功后，各血站的志愿者就可以登录使用，并且以此注册码作为识别不同血站的依据。
（1）系统设置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设置系统的初始统一的管理标准，包括字典设置、系统参数设置、菜单权限管理、数据备份、参数设置等；
（2）基本资料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针对招募的无偿献血志愿者进行初级培训，待培训合格后进行注册，并且分配一个服务工号作为识别志愿者的唯一标识，此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内容就以此工号进行关联。另外，该模块还可以对志愿者的注册资料进行统计和查询，建立志愿者队伍通讯录以及志愿者历史工时的登记和对已经注销的志愿者重新进行注册等内容。
（3）服务工时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对已注册的志愿者服务项目及内容进行量化考核，主要是对志愿者的服务地点、服务内容、服务工时及服务表现进行登记，作为量化考核的依据。
（4）培训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经过初级培训及岗前实习，并且能够正确引导献血者按流程进行登记、体检、采样和户外负责招募等工作，当累计服务工时达到一定数量时，可对志愿者进行更高级别的培训（中级培训、高级培训、指导培训、外出培训）及交流等方式。
（5）奖励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的晋升采取“星级晋升制”，共分5个级别，各级别以志愿者服务工时数和服务质量进行评定。按照国家级和区级制定的标准分别制定每个星级所对应的服务工时数，程序可选择按照国家级或省级在某一时间段内进行检索统计，并显示志愿者所获得的星级级别。按照规定每年对志愿者进行一次星级评定，并且对获得五星级的志愿者进行表彰和发放荣誉证书。
（6）综合评价体系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根据志愿者服务工时满意度、服务质量满意度、出勤天数满意度计算得出综合满意度，并由此建立志愿者综合满意度评价体系，作为对志愿者进行综合考量的依据。
（7）短信发送联络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将要进行服务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进行提前告知，并且可在节假日对志愿者进行祝福问候。
（8）任务计划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志愿者进行的服务活动以及献血宣传活动、培训活动等制定月度、季度或年度计划，并对计划进行管理。
（9）志愿者退队注销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长期不来参加志愿者服务并经与志愿者多次沟通仍然无效的，可对该志愿者进行退队注销处理。
5结果
（1）建立起全区无偿献血志愿者统一、规范的服务以及星级评定和奖励模式。减轻了手工管理的工作量，真正做到了无纸化操作。
（2）方便、快捷、高效的数据查询和统计。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管理的信息数据量也随之增大，因此对志愿者信息的管理也变得不易，期间要翻阅大量的手工台帐，再者对重要指标数据的统计汇总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容易出错；
（3）自动判断及分析。由于在数据字典中设置了规则和标准，软件会根据这些规则和标准进行智能化的分析及判断，譬如，获得星级类别和级别、培训级别、综合评价系统等，计算机会自动进行分析判断并显示出来；
（4）可为全区各地市血站志愿者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使各地志愿者对本地区开展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的经验进行广泛的交流，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志愿者队伍的健康发展。
篇2
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
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
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
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
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
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
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
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
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
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
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
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篇3
1 做法
1.1确立目标，建立健康教育管理体系。将健康教育工作列入医院全年工作目标，分管院长亲自参与健康教育工作；成立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健全健康教育网络，配备专职成员进行健康教育工作；配备电脑、投影仪、数码相机等健教设备，统一安装了各科室、病区的健康教育橱窗，在门诊各候诊厅、电梯等候诊区安装电视机，与计算机中心联网传播健康教育内容，基础硬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落实健康专项经费；制定健康教育先进集体、个人考核标准，年终比表彰，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科室的综合考核，与奖惩挂钩。
1.2形式多样，创造特色促进院内健康教育。
1.2.1一对一的随诊教育。这是医院健康教育最主要的、最经常的、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宣传教育方法。由主管医师、责任护士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因人、因病的个体化健康教育工作。
1.2.2 指导性教育。免费提供健康处方、院内制作的单页健康教育材料。病区二月一期的的健康教育专栏，院内联网电视宣传和门诊候诊厅电子显示屏的健康教育内容让病员在等候就诊及住院时观看。自行制作健康教育宣传册，如高血压、糖尿病、慢性前列腺疾病等慢性病的宣传册，图文并茂，免费取阅。
1.2.3 开展院内职工健康教育。定期提供健康教育学习资料，开展健康保健技能和知识的讲座，组织全院职工学习，加强医患沟通技巧的学习。
1.3适应形势，抓住机遇推动社区健康促进。
1.3.1 开展义诊咨询活动。组织各专科名医到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义诊，与省、市三级医院联合开展大型义诊，受到群众的欢迎。
1.3.2 组织健康保健讲座。利用肿瘤防治周开展肿瘤防治知识、男性健康日的大型健康保健讲座；每月常规一次面向社会群众的高血压、糖尿病知识讲座；深入社区医疗点每月开展一次慢性病防治及养生知识保健讲座；每周一次的面向准妈妈、准爸爸的孕期保健知识讲座。
1.3.3 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和岗村联合医疗队，分赴农村、小区进行医疗服务，宣传健康教育知识。妇产科以及我院一个社区医疗点主动与乡的行政村结对，下基层农村开展医疗的帮扶，讲座、免费的咨询体检深受当地的群众欢迎。
1.3.4撰写健康教育科普文章、论文及读本，免费赠送给社区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居民建立慢性病管理档案。建立体检人员健康档案，为单位组织的健康体检做专门的反馈，并免费进行健康知识讲座，馈赠读本。
1.3.5 与大众媒体联合，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除了本院的院报外，我们还在本地报纸上，开辟了《健康之友》栏目，向社会群众传授健康知识。
1.4 分析研究，寻找到健教工作的切入点。很多人会认为，健康教育只是医院的一个表面文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随便做做就行了。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件事都应分析研究，了解社会的需求，满足大众的需求才能发展。我们看到准父母对孕期知识非常的渴求，于是我们克服困难，开办胎儿大学的孕期知识讲座，不断完善。溧水地区的狂饮酒文化、嗜咸饮食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多种疾病，分管院长亲自深入调查分析研究，在各单位开办讲座，听众逾万人，被誉为“溧水的洪昭光”，又将保健知识编印成读本，免费发放到居民手中，受到社会的赞誉。
1.5 规范归档，留存资料评价健康教育工作。
平时我们注重档案的收集整理，养成及时留存资料的习惯。随身带着数码相机，记录本，每次义诊、咨询结束，我们都会对活动进行总结评价，并且撰写成文，积极投稿，及时在医院网站上。既有利于健康教育的规范存档，也是对健康教育工作良好开展的持续激励。
2 体会
健康教育和促进对医院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通过健康教育提高了人群的卫生意识，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医院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2.1树立了医院的良好的公益形象。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除希望医生为其治疗外，更希望了解病因和如何预防。开展对大众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走进社区，举办健康保健知识讲座，提高全民健康意识，让健康的人不生病，使有病的人得到很好的治疗，尽快康复，实现了市场经济下医院仍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医院社会公益性与福利性的统一。在我们医院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希望人生病，但我们希望生了病来我们医院，让我们的优质服务和保健知识，尽快让您康复。”
2.2 有利于医患沟通。当今医患矛盾恶化，社会对医务人员存在偏见，通过我们开展健康教育，医护人员与病人接触的时间增多，沟通机会增加，病人通过健康知识的获得，增加了对医生的信任，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
2.3 促进医疗技术的提高。我们在举办各种健康讲座的同时，也是医务人员自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对院内职工的健康教育，对医院业务技术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4 健康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方式。目前，许多慢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及脑卒中等，主要是由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为主引起的，可以通过健康教育来预防控制。医护人员针对特定的病种，进行有效的解释与指导，增进患者对疾病的正. 确认识，提高患者的临床依从性，从而实现“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变，愈后防复”这一健康目标。
2.5 宣传了医院的专科建设。通过健康教育在向大众传播卫生保健知识的同时，也让社会知道了我们的专科技术，最新的医疗进展，这比那种医疗的广告更能让百姓接受和欢迎。
参考文献：
篇4
自1940年发现青霉素并将其应用于临床后，人类社会就开始了使用抗生素治疗的新时代，许多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感染性疾病自此便得到了有效控制，婴儿出生死亡率和手术后感染率也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得以延长15～20年。但是，由于抗生素滥用现象的普遍曾在，各种危害也随之而来。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记录表明，三分之一的药品不良反应由抗生素滥用导致，抗生素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占所有药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总数的一半，数量和严重程度均排在各类药品之首[1]，我国每年有8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抗生素滥用[2]。抗生素滥用的除了与法律体系不健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限制、管理体制不完备、医师和药师的认知缺陷等有关外，与公众对抗生素应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很大的关系[3]。因此，本研究拟通过社区“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Belief Practice，KAP）教育，提高公众对抗生素应用的认识，以减少抗生素的滥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在中山市南区医院下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就诊的社区居民150人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年龄20～60岁；（2）在本地连续居住3年以上；（3）具有阅读理解和交流能力；（4）自愿参加调查并填写知情同意书；（5）排除具有临床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背景；（6）排除患有免疫系统疾患。
1.2 干预方法
基于“知-信-行”教育理论，根据基线调查中研究对象对抗生素各方面知识的掌握水平，采用社区宣讲、文字教育、专题讲座、个体指导和定期评价的教育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有关抗生素知识的教育。具体方法如下。
1.2.1 板报宣传 由社区护士轮流负责采集资料和设计板报，内容每月更换一次，具有醒目、新颖、生动、有趣的特点，将其摆放在社区内居民经常出入的地方。
1.2.2 文字教育 在社区免费发放有关抗生素使用知识的小册子，内容以文字为主，图文并茂，有针对性地选择内容，比如抗生素的分类，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危害，如何合理使用抗生素等方面的知识，并在社区悬挂张贴抗生素滥用危害的醒目标语。
1.2.3 专题讲座 每月开展一次有关抗生素使用知识的宣传讲座，讲座内容要求通俗易懂、中心突出，具有针对性，研究对象必须都参加，在最后环节让参加者自由提问。
1.2.4 个体指导 由研究者在每次集体讲座后，以及居民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就诊或咨询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1.3 评价方法
使用调查问卷的方法，测量研究对象抗生素使用行为相关知识的认知情况，分别在社区“知-信-行”教育开始和结束时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问卷在参考文献[4]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问卷由抗生素与疾病关系、抗生素使用方法、抗生素适应症、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四个方面共20题组成。研究对象根据每一项问题填写“对、错或不知道”，每答对1题给1分，答错或不知道均为0分。问卷总分20分，得分14～20分为高水平分数段，8～14分为中等水平分数段，0～8分为低等水平分数段，得分越高，说明抗生素使用认知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抗生素应用知识得分
研究对象四个方面回答知识问卷的得分均显著高于KPA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知-信-行”教育前、后研究对象抗生素应用知识得分情况 分
项目 KAP教育前 KAP教育后
抗生素与疾病关系 1.15±0.80 2.23±1.20
抗生素使用方法 0.98±0.25 1.64±0.45
抗生素适应证 3.50±1.82 9.65±3.20
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 1.20±0.95 3.72±1.63
2.2 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
除了项目5和项目14之外，经过社区KAP教育后，研究对象对抗生素应用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得分均显著高于KAP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抗生素应用于临床后，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大量的医疗费用也减少了，但抗生素滥用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美国枪支容易买到，而抗生素很难买到，在中国却相反。”这句话在医学界广为流传，说明中国抗生素滥用情况非常严重。
抗生素滥用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1）细菌耐药性增加：抗生素滥用使某些细菌发生变异，导致常用的抗生素耐药性产生或增加；在未完成疗程的情况下频繁更换抗生素，或者用药量不足、未按医嘱用药，都会使与之接触但未被杀灭的细菌对其产生耐药性；在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下，细菌耐药现象更加严重。（2）药品不良反应增加：抗生素如同其他药品一样，是一把双刃剑，进入人体以后在抑制和杀灭细菌发挥治疗作用的同时，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反应。医学专家2005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在20万例药物不良反应致死病例中，40%的患者是死于抗生素滥用，中国7岁以下儿童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导致疾病的人数多达30万，占患病儿童的总数量的35%。（3）浪费医药资源与增加医疗费用：抗生素滥用浪费了国家医药资源，导致有限的医疗卫生经费不能得到合理配置，社会医疗成本投入增加。据15年以前的一项统计表明，仅第三代头抱菌素不合理使用一项就使我国每年浪费7亿元人民币的卫生资源，随着医药资源的丰富和药物购买便利性的增加，抗生素的滥用程度与日俱增，浪费的医疗资源和医疗费用更是水涨船高[5]。
抗生素滥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府、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等多个层面。但是，民众缺乏对抗生素的认识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抗生素滥用的危害。曾琬舒等[6]的研究表明，社区民众完全不了解抗生素的占36.44%，很了解的仅占4.86%。杜兆英[7]认为随着文化程度的降低，对抗生素提取源的回答正确率、对抗药性正确认识、对健康的影响及重视性也随之下降，这可能与文化程度不高，医学常识缺乏有关，因此要加大对低文化者的宣教与用药知识普及。黄雅璐等[8]发现通过面向社区居民宣传合理、安全使用抗生素的常识，可以减少消费者用药的盲目性，有可能有效地遏制药物滥用现象。岳兰[9]的调查显示，82.6%居民认为提高对抗生素的使用与认知是有必要的。本课题组成员研究过程也发现，85%以上的研究对象承认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抗生素的耐药性，也从来没有接受过此方面的信息和教育。可见，采取有效的教育方式提高民众抗生素使用认知水平是减少抗生素滥用的有效途径。
实施社区KAP健康教育后，在“抗生素适应证”方面的问题得分提高幅度最大，调查数据也表明回答问题正确率也由原来的31%上升到72%，属中上等水平。“看到周围有人感冒时应提前服用抗生素预防感冒”均分由（6.12±2.39）分提高到（15.80±6.24）分，“抗生素能治疗任何原因引起的感冒、咳嗽、发烧、支气管炎、咽喉肿痛等上呼吸道疾病”均分由（2.36±1.61）分提高到（5.62±1.94）分，“只要感冒发烧，就应该马上使用抗生素治疗”均分由（3.65±1.60）分提高到（8.26±3.76）分，“轻微感冒发烧或炎症时自行购买抗生素治疗，不需要到医院就诊”均分由（2.46±1.32）分提高到（6.85±3.20）分，说明公众以前对抗生素适应症知识认知程度比较低，经常把抗生素作为治疗或预防感冒的主要药物，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居民把抗生素当做“万能药”，只要身体不适就自行去药店买抗生素服用，而不是先去医院就诊。研究表明，社区KAP教育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公众对抗生素适应症的认识。随着公众对抗生素适应症认识的加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使用方法”方面得分尽管与实施社区KAP健康教育前比较有显著提高，但是提高幅度相对最小，这表明抗生素的使用是比较专业的知识，普通公众难以通过知识普及教育全面认知。因此，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限制抗生素的流通使用很有必要。在“抗生素与耐药性关系”方面，“抗生素耐药性有很大的危害”均分由（4.60±2.47）分提高到（18.50±5.65）分，说明社区KAP教育对提高公众认识抗生素耐药性有很好的效果。很多调查对象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个体没有关系，那是社会和医疗部门的事情”，表明此前相关教育开展远远不够，以至于公众认为抗生素耐药性与自己无关。“外用抗生素不会产生耐药性，没有危害”这是很多调查对象认同的观点，说明公众对药物的吸收方式以及药代学方面的知识缺乏了解，也提示在社区开展药物使用和疾病防治方面的KAP教育非常有必要。
对“抗生素价格越贵治疗效果越好”、“抗生素的使用剂量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等问题得分在实施社区KAP教育前、后无显著差异，可能是因为在教育前大多数公众就知道这种观念不对，也可能是本研究在问题设计方面有不科学之处。此外，本研究没有深入分析实施社区KAP教育后公众对抗生素使用行为的分析，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社区KAP教育是提高公众对抗生素应用认知水平的有效途径，在社区开展有关抗生素知识的KAP教育是减少抗生素滥用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邱家学，李娜.浅析我国抗生素滥用现状及危害[J].上海医药，2006，27（12）：555-556.
[2]王磊.国家治理“抗生素滥用”究竟触动了谁的利益？[N].中国青年报，2004-04-29（2）.
[3]郑英丽，周子君.抗生素滥用的根源、危害及合理使用的策略[J].医院管理论坛，2007，123（1）：23-27.
[4]张琳琳.健康教育对社区儿童家长使用抗生素的影响[D].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22-28.
[5]樊亭亭.我国抗生素滥用规制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3-17.
[6]曾琬舒，吴艳琴，胡世弟，等.重庆市居民抗生素认知及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重庆医学，2012，41（20）：2068-2070.
[7]杜兆英.甘肃省平川地区抗生素应用现状分析[J].社区用药指导，2010，13（12）：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