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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的课程设置缺乏合理性与科学性
因汉语言文学专业特殊的专业特点，该专业的毕业生只有少数继续深造读研究生或在中学任教当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大部分学生都不会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因此，该专业的学生具有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以一种广阔的文学背景而存在的，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并不大。
3.对学生的评价体系较为单一
目前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评价体系注重的只是对学生的知识评价，对学生能力的评价并不重视。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评价仅仅停留在学生的考试成绩上。例如：学生奖学金的评定、预备党员的选取、优秀毕业生的评选等基本数据依据就是学生的各科考试成绩，而对于学生的电脑技能、职业规划、人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创新
1.对学科层次性的科学性定位
各高校应根据自己的特点与社会的不同需求来制定该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高校，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各种文学资料齐全，这类学校应该将培养目标定位于全面发展的人才。这类院校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还能够从事各行业中的文字工作，有的还具有较强的科研与管理能力，这些都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2.课程设置要科学、合理
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关键。首先，可以对传统专业基础课进行优化。目前汉语言文学中很多专业基础课程重复设置，例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而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课程设置必须精简，每门课的设置要有针对性。另外，要对课程进行整合，尽量避免内容的交叉与重复。
3.学生的评价机制要具有全面性
新时期对学生的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评价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对每一名学生必须做出系统、公正、全面的评价。这就要求不同类型的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与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考核时，将传统的试卷命题考试标准与能力的检测标准进行有机结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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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唤起学生生活经验，激发想象、联想
让书本知识呈现出鲜活的生命状态，是新课程改革实施后课堂教学呈现的新特点。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要依据课文体裁特点，通过各种途径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使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学生经验世界和知识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从而激活书本知识，激发学生的想象、联想，发展学生的思维。唤起学生生活经验，激发想象、联想，不仅发展了学生的思维，更主要的是能极大地提高语文课堂效率。如学习《江南春》这首古诗时，笔者让孩子们先读题目，看出题目分为两个部分――“江南”和“春”；再让每个孩子自己去读一读这首诗，一问：你从哪些地方看出是写春天的？交流时不一定按照诗句的先后顺序，但每找到一处，我们就来画一画这个景，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这样画，评一评谁的画与诗句最吻合。每一次画、说、评，孩子实际上都在自觉地借用作者的“一双慧眼”去欣赏了一次春天的美景，移情成为必然。二问：你又从哪里看出是写江南的景色？学生能找到相关的字、词、短语、句子，他就穿越时空在古人的眼中看到了江南的特点。而能读好这些景物，学生就能领略江南原来是有这些特色景物的。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能展开说说，他也许就能回味自己身处的江南，原来是有这些特点的。由此，诗歌的学习不仅仅是字、词、句、诗的机械解释，而是学生主动地走进诗人的内心，用诗人的眼睛去看，用诗人的耳朵去听，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学生仿佛一会儿在写生，一会儿在春游。《语文课程标准》中说：让学生自己独立地诵读感悟，并将读书意会到的东西用可以检测的表情朗读出来，是实惠便捷的解读方式。
二、采用多种形式组织学生朗读、体验、感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远离文本进行过度发挥。因此，笔者认为语文学习中的体验与感悟要真切，倡导个性化体验，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能靠“潜心会文本”。即通过反复地读，走进文本，理解文本，走进作者的心灵，触摸情感的脉搏。读是感悟与体验的前提与基础。不把课文读通、读顺、读好，就不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事物之间、人物之间、人与事之间的关系；要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必须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一遍又一遍地读书消化，一次又一次地分析概括，然后才有独特的、有见地的感悟。例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中的“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没人再来阻挡他。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衣服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血迹。”这句话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父亲挖掘时间长，挖掘的艰辛，永不放弃的信念，以及对儿子深深的爱等情感。笔者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领读、引读、组织学生有感情个别读，把学生的感悟、体验不断推向文本，并且适时地设计了一个补充句子的练习：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在这36个小时里，他顾不上（ ），顾不上（ ），顾不上（ ），甚至连（ ）都顾不上。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他心里反复念叨着的一句话是（ ）。这样设计引导学生感悟，既是建立在对文本理解的基础上的，又是对文本的再创造和深加工；既使书本上的语言内化为学生心灵深处的话语，又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个性体验。这样的言语实践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语言、思维和精神的同步发展，达到了“训练”和“感悟”比翼齐飞的境界。
三、定位年段要求，在对话互动中生成情感，生成语言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这种对话是要在互动中生成思想，生成情感，生成语言。这种对话是基于充分朗读、体验、感悟的对话。现实教学中，可能是由于考查教学效果方式的缘故，我们常常低估现在学生的水平，到小学中年级仍然将课文“咀嚼得很碎”，“一口一口喂给学生”。笔者认为，到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应该选择一些足以统领全文的大问题，对学生更放手些。在教学苏教版四年级第二学期中《春日偶成》这首诗时，请学生把古诗读准读通以后，笔者就提出一个直奔作者写诗动机的大问题：读读这首诗，你感受到当时诗人的心情是怎样的？学生一下子就能在短短的四句诗中找到“乐”字。“乐”是这首诗的灵魂，于是在“乐”的笼罩下，学生开始“乐在诗中”地寻找能让诗人“乐”的美景，开始“乐此不疲”地在诗中寻找能让诗人偷着乐的理由，最终体会到原来作者是在美丽的春景中自得其乐。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学习都是学习者自主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开学习主体与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有意义的接收学习是自主建构，有意义的发现学习也是自主建构。
篇3
服饰除保暖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明清鼎革后,男子全部“S发”穿满服,无从分辨满汉,但是汉女服饰仍保留了汉制,使得朝鲜使节能够马上判断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朝鲜使节所建构的汉女形象是正面的,而满女形象多是负面的,而且朝鲜使节总是将汉女和满女进行对比,感情倾向于汉女。汉女“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1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可爱,主要是因为汉女的衣制保留了明制,朝鲜使节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带有思明情绪的。朝鲜因“慕华”而“衣冠一遵明制”,但现在“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感叹到“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就在朝鲜使节感到绝望之时,穿大明衣冠的汉女则给了朝鲜使节一份心理安慰,聊以慰藉朝鲜使节怀念大明之心境,所以感情倾向于汉女,建构的汉女形象也是正面的。朝鲜使节本身就对满族怀有偏见,一直认为满族是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因此在描写满女服饰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情绪,“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住行。”3朝鲜使节将汉女和满女进行了对比,赞扬汉女“内外甚严”,斥责满女“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因为满女的服饰不符合朝鲜朝社会的道德观。朝鲜朝社会女子出门时,一般会用长衣来遮面,这样做是为了划分男女界限,禁止与男子自然接触,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中的“内外法”。强调“内外”是由孟子提出的,内外本指“里”和“外”,而实际上多用于夫妇之间。孟子在“五伦”中强调“男女有别”,而男女之“别”源于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把宇宙一切事物分为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董仲舒后来提出“阳尊阴卑”,所以男子因为是阳而尊贵,女子因为是阴而卑贱。《礼记》中第12内则中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肀纹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把男女之“别”划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朝鲜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这样做。朝鲜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即便外出也要“蔽面”,这样才有“礼”。所以朝鲜使节看到满女“出门见人不羞”感到“可骇”,从而更加肯定了满族是个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的观点。
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中,受阴阳相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一切服从于男子。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将这种道德规范加上妇女身上,女子的服饰必须要符合道德规范,出门必须遮面,这其实就是对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而满女不遮面出门体现的正是男女平等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满族女子出门由于不用长衣遮面,使得朝鲜使节能够观察到满族女子的妆扮,“毋论老少,皆耳焖珠。”4朝鲜使节虽没有直接做出评价,但却注意到“清女头样耳颇异矣”5,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可推知朝鲜使节的态度。高丽时期,耳饰传入高丽,并开始流行男女都配戴耳饰,到朝鲜中期董越《朝鲜赋》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认为在耳朵上穿洞是对父母的不孝,下令禁戴耳饰。所以朝鲜中期两班贵族女子都不戴耳饰,只有少数庶民阶层的女子及配戴耳饰。另外当时受中国传统“华夷”观影响,戴耳饰的风俗被视为“胡俗”“蛮俗”,所以见到女子戴耳环则叹道“如蛮俗者”。根据当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及朝鲜社会对满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朝鲜使节也会认为满女“耳挂双珠”是蛮俗。满女带耳饰则是旧俗,乾隆曾说“旗女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可看出这是满族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可见早期男子也同女子一样耳挂金银佩饰,到清后男子逐渐不戴了。满族妇女戴耳环的习俗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即命魂、真魂和游魂,其中游魂是最活跃的,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而耳环能卫护游魂,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灵物。”6 朝鲜使节认为这种戴耳饰的风俗是“蛮俗”,显然是受“华夷” 观影响而表示蔑视之情。
另外,朝鲜使节发现“汉女皆传粉,胡女则否,旧闻汉女有夫,虽老皆传粉簪花,今不见尽然。”7 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多涂粉,对汉女涂粉并不反感。而实际上满族入关之后,汉满女子相互影响,满女也涂粉,对于满女涂粉,朝鲜使节则描述成“厚涂真粉”。在朝鲜社会中,认为女子“浓涂脂粉,何异塑鬼,故古人不许妇人时世之妆。”只有才会涂粉涂胭脂,戴耳饰,所以满女戴耳饰,涂厚粉,与朝鲜社会女子相比,(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2页)满女传递出一种妖艳的形象。
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使节描写满族女子,重点是在描写满族女子的妆饰,通过朝鲜使节的描述,我们发现朝鲜使节一方面是受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汉女塑造成正面形象,而满女则为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受朝鲜朝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影响,从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否定满女。从服饰传播和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朝鲜的审美观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即以朝鲜社会的标准来对待其他文化,并认为朝鲜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审美观点等是最正确的,是最佳的选择。朝鲜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排斥蛮夷习俗、文化。正确认识各不同民族服饰美的特点,就能够打破束缚服饰文化发展的各种禁锢,从而使得各民族健康的着装观念与优秀的服饰形式得到充分的交融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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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发展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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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位于辽东半岛东部，地近黄海北岸，东经123°32′-124°32′、北纬40°02′-41°06′。北邻本溪满族自治县，南与丹东市振安区和东港市接壤，东靠宽甸满族自治县，西与辽阳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毗连。南距丹东市区71千米，北距沈阳217千米。
凤城历史远久，据考证，早在2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出土文物清清楚楚地记录、见证了这些历史，古城遗址、文物考证之全，在东北地区罕见。公元前128年设武次县，隶属辽东郡管辖。公元9年王莽改武次县为桓次县。公元404年中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高句丽割据辽东，设乌城州。乌城建在凤凰山上，即凤凰山山城。辽朝设立龙原府、龙原县，府、县同驻龙原城。1011年，辽圣宗到龙原城视察，以“其城要害”，撤销龙原府、龙原县，设立开州、开远县，州、县同驻开远城。1014年，辽圣宗把双州、韩州1000多户迁到开州，撤销开州，设立开封府，开封府辖开远县。1018年开封府更名开州。明朝属定辽都卫管辖，后明朝将定辽右卫从辽阳迁于凤凰堡。1644年，设凤凰城城守官，辖地面积2.9万平方公里，人口10万人。1687年设凤凰城城守尉，辖黄、白、红、蓝8个旗署，隶属奉天将军。1876年设立凤凰直隶厅，辖岫岩州、安东县、宽甸县。1877年，于凤凰城设立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管辖凤凰直隶厅、兴京厅、岫岩州、安东县、宽甸县、通化县、桓仁县。1914年统一全国县名，因与湖南省凤凰县同名，中华民国政府批准改为凤城县。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凤城县，设立凤城满族自治县。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凤城满族自治县，设立凤城市。从公元前128年左右立县起，凤城的建城史已有2100余年。
凤城的民族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满族为主体的、有多民族组成的聚居区。全市共有满、汉、蒙、回、朝等24个民族，其中满族人口占75.1%。
二、凤城方言语音研究概况
凤城方言是东北方言通溪片的方言之一，无论在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上都与通溪片的其他方言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自身的特点。比起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语音上的差异更显自己的特色。但是因为“与北京官话接近程度甚至大于北京官话与冀鲁官话的接近程度”，所以与其他复杂发言区方言研究比较起来，东北地区的方言研究可以说正处于起步阶段，对以市县作为方言点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对东北方言的研究可以说，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凤城方言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只是在少许的论文中略有提及，并不成体系。所以，本文以凤城作为方言点，对凤城方言作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从中发现一些可供继续深入挖掘的问题，为完善东北方言的语音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三、凤城方言声母概述
本文主要从声母这个角度对凤城方言的语音进行系统的描述，共时方面将凤城方言与北京官话、胶辽官话以及东北官话中与凤城接近的小片方言区进行横向的比较，历时方面将凤城方言与《广韵》《中原音韵》《五方元音》《音韵逢源》《黄钟通韵》等多部韵书进行纵向的比较。本文的中古音系为《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声母的分类采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最后对其特点做简单的总结。
（一）声母的历时比较
与中古音及近代音的声母对照表
广韵 中原音韵 五方元音 黄钟通韵 音韵逢源 凤城方言
帮p 崩p 梆p 帮（并）p 箕七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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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母的共时比较
与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及胶辽官话的声母对照表
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 凤城方言
北京方言 沈阳方言 本溪方言 大连方言 丹东方言 岫岩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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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凤城方言共时及历时系统地描写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凤城方言的特点：
凤城方言声母有19个（包括零声母），其中浊声母5个（m、n、l、v、零声母）、清声母14个。与普通话相比，在声母的方面主要的差异是：
1.凤城方言无全浊声母，古全浊声母字基本上都遵循了平送仄不送的规律，但是送气不送气有混淆的现象。如，胞读作[ph?33]，撞读作[?huɑ?52]，券读作[?y?n52]，朵读作[thuo213]等。
2.普通话有21个声母，凤城方言声母只有19个，究其原因是没有舌尖后音声母[t?][t?h][?][?]。古知庄章组字分化出的翘舌音全部读成了平舌音。但现在受到普通话的影响，青年人开始注意了卷舌音的存在，读音越来越趋向于普通话。目前是精组字与知庄章组字相混，但是仍以读精组字居多。
3.古精组声母与见晓组声母在今细音前无区别，也就是不分尖团音。
4.凤城方言日母字兼有零声母和来[l]母字。在凤城方言中，多数日母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读成以母、云母（今零声母的齐齿呼和撮口呼），以[i-]或[y-]开头。例如，如=于[y35]，热=业[i?52]，荣=喁[y?35]等。少数读来[l]母。如，瑞读作[luei52]，扔读作[l??33]，蕊读作[lei213]等。
5.中古微母字在凤城方言读作[v]，v声母几乎已经完全取代了普通话零声母合口呼的地位。例如，文读作[v?n35]而不是[u?n35]，翁读作[v??33]而不是[u??33]。
6.无疑母，娘母。无论在细音、洪音之前，都读泥母。如，你读作[ni213]，奴读作[nu35]，女读作[ny2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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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古代旅游文献的文献学价值
西部高校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探讨——以大理学院图书馆为例
晏阳初教育公平的理论与实践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小学新课程实施现状的个案研究
二维泊松方程的交替方向迭代法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1年度征稿征订
解非线性方程的修正牛顿法的一个注记
蚁群算法在车间调度问题中的应用
《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2009年优秀论文
150个银河系球状星团的空间分布研究
13个球状星团的单星和双星星族合成研究
多层掺杂对一维声子晶体缺陷模的影响
飞机平尾前梁装配工艺设计与仿真
高校实验室废水的调查及处理方法
洱海水中氨氮含量和化学耗氧量检测分析
褪色光度法测定Fenton体系中产生的羟自由基
新鲜鹿粪便中捕食线虫真菌的分离和鉴定
洱海底泥絮凝剂产生菌分离及培养条件优化研究
小鼠剖腹产净化方法研究
温度对神仙鱼主要消化酶活力的影响
苍山东坡雉类分布初步研究
大理产甜玉米与糯玉米中多糖的提取与含量测定比较
贡山棕榈资源及生态调查
鸡枞菌种质资源研究进展
二维泊松方程的交替方向迭代法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1年度征稿征订
解非线性方程的修正牛顿法的一个注记
蚁群算法在车间调度问题中的应用
《大理学院学报》2008年—2009年优秀论文
150个银河系球状星团的空间分布研究
13个球状星团的单星和双星星族合成研究
多层掺杂对一维声子晶体缺陷模的影响
飞机平尾前梁装配工艺设计与仿真
高校实验室废水的调查及处理方法
洱海水中氨氮含量和化学耗氧量检测分析
褪色光度法测定Fenton体系中产生的羟自由基
新鲜鹿粪便中捕食线虫真菌的分离和鉴定
洱海底泥絮凝剂产生菌分离及培养条件优化研究
小鼠剖腹产净化方法研究
温度对神仙鱼主要消化酶活力的影响
苍山东坡雉类分布初步研究
篇7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
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篇8
由此可见，想象文的写作，想象是基础。想象有许多方面的作用，比如：通过想象，可以将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串联起来；通过想象，可以开拓自己的作文思路；通过想象，可以突破时空界限，重现历史，发现未来；通过想象，可以大胆虚构、塑造新颖生动的形象，让文学形象鲜活起来；通过想象，还可以让自然万物开口说话，与人类直接交流。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想象可以增添文章的神奇色彩。这就要求我们丰富自己的想象，只有十分丰富的想象，才能够写出好的想象文来。
怎样丰富自己的想象呢？ 咬住“想”和“象”是关键。
在这里，“想”是指思想、思路、思绪。“象”是“像”，想象得合情合理。前者是指想得五彩缤纷、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后者是指前者的想象要合乎情理、法理、科学道理，而不能违背这些。
咬住“想”和“象”，我们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运用好换位想象。就是以自己换取原来事实中的人物，事件来进行想象。比如“假如我是班长”“假如我是班主任”“假如我是校长”等等，就是“换位”的想象文题目。这种想象文会增加与“假如”对象的理解和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对于促进校园的和谐有很大的意义。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十八小学四年级学生姜成祚写作《假如我是校长》时，先观察了学校校长的举止言行，然后将自己摆在校长的位置上，把自己作为校长对学生的要求写了出来，诸如，和学生平等相待，学生给自己敬礼，自己要及时还礼；对学生少批评多鼓励；记住学生的生日，给学生买个生日小蛋糕……他的同学看到了，都说他写得好。
第二，活用好拟人想象。就是让一些植物、动物甚至没有生命的非生物具备人的言行，进而达到良好的效果。童话、寓言、神话等创作大都是从这样的拟人想象而升华成文的。同学们都熟悉的寓言《龟兔赛跑》，就是将乌龟和兔子拟人化，通过他们的赛跑，给读者以很深刻的哲理感悟。辽宁省铁岭新区实验学校四年级一班张杨梓写作的《眼镜猫不钓鱼了》，以拟人化的手法，以戴眼镜的猫为主人公，又设计了蝴蝶、小鱼和鱼妈妈，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述说了眼镜猫从钓鱼到不钓鱼的故事，令人觉得温馨、和谐。
篇9
珞巴族在大山深处生活的历史传统,使其拥有天体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独特的风俗习惯。由于历史原因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划定,更使珞巴族成为我国境内较为特殊的一个少数民族。珞巴族所处的地理区位相对偏僻和闭塞,给有关其相应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珞巴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文化艺术都是依靠口传身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些无疑又带来了学术研究上的难题。因此,有关珞巴族传统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显得尤为珍贵。有关珞巴族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书籍《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民族出版社,2009)、《珞巴族简史》(《珞巴族简史》编写组,民族出版社,2009)、《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珞巴族》(崔华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珞巴族》(王玉平,民族出版社,1997)、《珞巴族——米林县琼林村调查》(龚锐、晋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民俗文化》(陈立明、曹晓燕,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等,其中《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珞巴族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主要包括珞巴族民间文学调查、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珞巴族民间文学调查用了三十三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珞巴族民间的三十三个传说故事;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用了八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珞巴族婚丧嫁娶、节庆仪式中的曲调。这是笔者所了解到的较早如此宽泛系统地对珞巴族文学艺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世人了解珞巴族起源、发展和生活现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但很遗憾的是在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中,虽有边歌边舞的记述,却没有将珞巴族的自然舞蹈进行描述和介绍。
第二章 珞巴族概况
2.1 珞巴族的起源
研究民族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人们通过考古、历史记载、语言、文化艺术及风俗习惯等为材料 , 探讨人类或民族的起源。珞巴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现使用的文字普遍是藏文,还有一部分使用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珞巴族过着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的生活。现代民族问题研究之前,很少有问世的珞巴族文献,在极少数的藏族文献中只有星星点点的记述。1346 年的藏文史籍《红史》中记载,吐蕃时期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 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1564 年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如是 南方之珞与门 等,均被收为属民。”两部藏文史籍中所提出的“珞”和“门”分别指的就是珞巴和门巴,涉及的内容仅仅是藏族与珞巴族和门巴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而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并未提及。“只是在盛绳祖的《卫藏图识》中描写过 18 世纪时的珞巴族还过着‘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游猎生活。”①由于珞巴族的起源在相应的文献上很难追寻,只好另辟蹊径,那就是珞巴族生活区域的考古发掘、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信仰习俗,这些将会对研究珞巴族的族源问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米林县采访调查的时候,县旅游局的珞巴族干部林勇(如图 2-1)向本人讲述一个当地耳熟能详的珞巴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上天之父与大地之母结合后生下两个孩子,一个名叫“达蒙”,一个名叫“达宁”,前者是姐姐,后者是弟弟。弟弟达宁擅长狩猎,经常会把活的动物幼崽带回来交给姐姐来驯养。姐姐达蒙除了驯养动物之外,还会去田野森林中挖掘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头脑还学会了用藤条和木头摩擦生火。时间久了,弟弟对姐姐产生了感情却遭到了姐姐的反对拒绝。一次去天上会见天神太阳的时候,太阳告诉他们,地上只有他们一男一女,虽然是姐弟也要结为夫妻,否则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了,于是将他们关在了笼子里,迫使他们结婚成为夫妻,所以他们的后人就是现在珞巴族人。
篇10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晚清以降，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从先前的权贵阶层迅速沦落至最低生存线。许多人不得不靠沿街乞讨、捡垃圾或者充当人力车夫度日。在汉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中国，“种族革命”成为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最便捷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众往往被旨在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感染，而把更重要的民主制度建设意味的后八个字置于脑后。
辛亥以降，许多满人因成为“排满”口号的牺牲品而惨遭杀戮。留下来的满人，尽管做好迎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靠一技之长残喘度日的满人发现，要克服社会普遍认为的他们不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偏见，融入到时代氛围中，只有在生活习惯方面尽量“去满族化”，淡化民族色彩。
老舍幼年感受到的社会对满人的歧视，一方面塑造了老舍敏感的民族心理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使老舍在前半生坚持不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的满族身份；另一方面，也使老舍始终关注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这一类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弱势群体的凄苦遭遇。 1926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4-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老舍属于现代中国的第二代知识分子。这代人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会与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彼时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儒教帝国，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治理念武装的新国家。而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不佳状况，使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保持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相看。
1918年，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城一所小学的校长，后升任为劝学所劝学员，负责一个区里的小学教育。尽管老舍一直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的心理与“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有相当的距离。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置身事外之感，也给老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使他日后面对异域文化时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
感受英国式傲慢
1924年夏天，老舍得到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艾温士的推荐，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讲师。当老舍刚刚到达伦敦时，得知他的住处和已经来到英国并且正在牛津攻读学位的好友许地山在一起，他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开始缓和下来。尽管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还是以混乱、肮脏的集市和浓重的雾霾著称，但初到伦敦时，伦敦周边地区的荒凉景色与城市的清洁、秩序，给老舍留下深刻印象。
老舍也感受到英国人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一个周末，公寓同住的人全部外出了，中午吃饭时只有老舍一人。饭厅的女佣为侍候单独的客人而无法放假心生懊恼。老舍深知此情，便告诉女佣说晚饭不来吃了，女佣轻蔑地冷笑说“太好了”。此事给老舍留下很深的印象。老舍在伦敦时期三易其居，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崩溃与罪恶的一面，以及被这种制度逼迫出的个体的冷漠与独立的精神。
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加强对华利益侵夺。正当士兵、使馆官员、企业家各色人等纷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时，在大英帝国的首都，华人街逐渐发展了起来。受到“黄祸论”思潮的影响，一战时期，欧洲社会对于大量廉价华工劳动力涌入的恐惧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他们将华人街描绘成集赌博、吸毒、等各种罪恶行为于一体的聚居地。
纵观1920年代英国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充满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负面表达。在伦敦的中国移民，也由此生活在长期的人身侮辱之中。老舍在工作生活之余也偶尔与周围的华人朋友去“中国城”（华人街）喝酒谈天，在那里管窥到华人在伦敦生活的多彩面向。这些经历日后均成为《二马》的创作素材。
1920年代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在菲斯波里圆形广场的一座前身为伦敦学校的大楼里。它正式成立于1917年，1938年改为亚非学院。东方学院没有入学门槛，“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教授与讲师都没法开一定的课程，而是兵来将挡，学生要学什么，他们就得教什么”。
在老舍眼中，最规矩的是成批的军人学生，最坏的则是中等家庭出身的银行实习生。日常授课任务十分繁重，尽管每年有五个月的假期，但只要有学生愿意上课，老师也必须教。因此，老舍在伦敦的几年内很少离开伦敦，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他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要在这里上课，假期和周末也常来这里读书和写作。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大院的幽静，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写作场所，累了，他可以到下面的公园里去休息散步。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等几部作品，均创作于此段时期。尽管前两部小说在伦敦完成，但其内容与语言形式均离不开北京的方言与传统习俗。而《二马》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在伦敦东方学院的工作与生活经验，这是一部显示中国人在一个他们诅咒了数十年的国家的首都真实生存状况的小说。
在《二马》中，老舍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到中国做生意而变得粗俗不堪的商人亚历山大，到中国传教的伊牧师以及跟随他的伊太太，代表老派中国人的老马，代表新一代趋新、思想激进的年轻中国人小马，以及较为敦厚、感性的英国人温都母女。
老舍不仅将在伦敦感受到的民族屈辱用旁白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也批评了在他看来英国人普遍存在的傲慢、种族歧视以及狭隘的爱国主义。老舍从普通英国人的日常行为中，敏锐地洞察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思想所造成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心态，并以特有的京味语言，描述了西方文化凭借话语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独立思考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伦敦的中国文化名人
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伦敦先锋派艺术家中掀起了一股对东方的兴趣，这一兴趣源于对维多利亚时代保守、僵化的彻底失望，西方式的现代与进步的观念被普遍质疑。老舍在伦敦工作期间，正好是现代主义在英国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提供了一种为殖民者反思欧洲文化的角度。
与此同时，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对外努力翻译儒家经典、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撰写以中国为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本土宗教，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外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篇11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转贴于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篇12
音乐时空：您为何会选择侗族音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赵晓楠老师：这要从我的硕士论文说起。因为自己是满族人，当时原本打算将满族音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但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最终放弃了这个选题。正好我的导师李文珍教授长期致力于侗族音乐研究，有很好的田野调查资源，于是我便随她来到了贵州省从江县小黄寨。可以说是李老师把我带上了侗族音乐研究之路。
音乐时空：您在今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汉字记侗音”的初步研究》是《侗族民歌旋律与侗语声调研究》的子课题吗？
赵晓楠老师：《侗族民歌旋律与侗语声调研究》是我申请的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同时也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汉字记侗音”的初步研究》可以说是这个课题的衍生物。
音乐时空：您的博士论文《南部侗族方言区民歌旋律与声调关系之研究》的研究方向是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这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否存在区别？
赵晓楠老师：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研究对象上很多情况下是重叠的。就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传统音乐理论更偏重于对音乐本体的分析和研究，而民族音乐学则更加关注音乐背后的文化以及音乐和这些文件背景间的联系。学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探讨，都有助于我们的认识。
音乐时空：您做这个课题，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侗族语言吧？
赵晓楠老师：没错。最近十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侗语，侗乡有很多我的老师，当然我学得还不够好。
音乐时空：在您之前，是否有学者对“汉字记侗音”进行系统研究？
赵晓楠老师：学界对侗族语言的认知以及侗语拼音文字的设置，主要是以1958年贵阳召开的“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为基础的。这之前，侗族民间流行的是“汉字记侗音”的方式。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学界也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点。侗学研究届的前辈杨权（侗族，笔名阳泉）、郑国乔（汉族）等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文章涉猎。但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学、文学等领域，涉及音乐学的不多。但“汉字记侗音”主要是用来记录侗歌的，所以，我认为音乐学界也应当对“汉字记侗音”予以适当的关注。
音乐时空：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是侗族所独有的现象吗？
赵晓楠老师：不是，这种现象在南方很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中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各民族中都有发现。
音乐时空：对于这种现象是否有确凿的历史文献记载？
赵晓楠老师：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关于汉语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是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的《越人歌》，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时，有越人摇船者怀抱双桨用越语唱歌，鄂君子皙叫人翻译成楚语。刘向在《说苑》中提供的古越语原文是“滥兮草滥予昌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予乎昭澶秦逾渗随河湖。”译为楚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对于《越人歌》现代语言学家们进行了侗语、壮语、布依语等多种语言解读。此外，《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录的《白狼歌》则是用汉语记录当时藏缅语族语言的例证。
音乐时空：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是采用谐音的方式吗？
赵晓楠老师：汉语用来记录少数民族语言，主要依靠两者在语音上的联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谐音法。同时也存在其他的记录原则。
音乐时空：可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汉字记侗音”主要依据哪些原则？
赵晓楠老师：这些原则主要是根据杨权、郑国乔老师在1988年整理出版的《侗族史诗――起源之歌》中使用的汉字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后得出的。第一种原则是“记意法”，类似翻译中的意译，即用来记写侗音的汉字与被计写的侗音在发音上并不相同，但表达的意思一致或接近，当记录者看到这个汉字时通过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还原为相应的侗语。这种原则下主要分为五种情况：第一，一个汉字记写一个侗语词汇，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汉语意思，一般专用名词采用这样的记写方式比较多，如“父”记写“bux”意思是“父亲，爸爸”；第二，一个汉字记写一个侗语词汇，表示为完全不同的汉语意思，这种情况被记写的侗语一定具有同音多义特征，如“鼻”记写“naengl”同时表示名词“鼻子”和副词“还”两个意思，这是因为在侗语中“鼻”和“还”的发音完全相同；第三，一个汉字记写两个或以上发音不同的侗语词汇，表示后的汉语意义相同或相近，如“大”的记写方式有“laox”和“mags”两种，因为这两个侗语词汇都有“大”的意思；第四，一个汉字记写两个或以上发音不同的侗语词汇，表示后的汉语意思不同，用来记写侗音的汉字一定是多音多意字才能满足这种特殊情况，如“长”记写“xunk”和“yais”，因为“xunk”意为生长的“长”，而“yais”意为长短的“长”；第五，不同汉字记写同一侗语词汇，这种情况需要几个汉字近义词，如“家、房、屋”都可用来记写“yanc”。除了上述五种主要情况，还有一些例外。
音乐时空：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自己对“依字行腔”的研究？
赵晓楠老师：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五线谱发明了语言五度调值标注法，即把语言声调高低曲直的变化形式与幅度，用五度标记法的数值来表示。调值只表示相对音高，不表示绝对音高。如现代汉语普通话按照调类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它们的调值分别是55、35、214、53。各地汉语方言在调类上大部分是统一的，但在调值上却千差万别。侗语的调值多达15个，是世界语言中“声调最多、调型最丰富复杂、声调发展得最快的语言”（石林《侗语在东亚语言比较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苗侗文坛》1994年总22期）。面对如此复杂的声调语言，如何进行旋律与声调关系的研究呢？
首先有一个基本认识，那就是“唱歌是要让人听懂歌词的”，旋律和声调之间是有联系的。我们要解决的是二者是如何联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首先把侗族民歌的歌词分为实意词和虚（衬）词两类，然后进行分类统计，先从表层上证实侗歌实意词是依据侗语方言声调调值来安排其基本旋律的。再进一步借鉴数学的方法，旋律上采用7进制代表一个八度内的七个自然音（dol，re，mi，fa，so，la，si），声调调值采用5进制。二者之间建立的7：5的比值，就是语言声调调值和旋律基本走向的内在关系所在。根据这个方法推算出大概的旋律音高，经过验证，这种方法计算出的音高与侗族民歌本身的旋律音高误差不大。
到现在，我做到的仅仅是能够证明南部侗语方言民歌实意词声调和音乐旋律之间具有关联，在虚词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
音乐时空：您对于侗族音乐文化无疑是“局外人”，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存在哪些困难呢？
赵晓楠老师：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非本族音乐研究者的参与是很常见的。很多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都是汉族音乐家们先介入的。以侗族音乐为例，1950年代的薛良、萧家驹、方暨申等前辈都不是侗族。现代还活跃在侗族音乐研究的学者中象樊祖荫、李文珍、伍国栋等老师，年轻一些的象杨晓、李延红等也不是侗族。非本族学者研究中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所以要想搞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代学界和音乐学教学中，更强调这一点（当然不是说不会少数民族语言就不能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相比之下，本民族学者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而又为非本族学者不易体察的问题。关于本民族研究者和汉族研究者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特点这个问题，学界前辈中央音乐学院田联韬先生在其八十华诞的学术研讨会上有着精彩的发言。
另一方面，所谓“局内”、“局外”是个相对的概念。一个非本族学者相对于本族学者当然处在“局外”，但具体到某一问题，他又可能比本族学者更为“局内”。这涉及到什么是“局”的认识等其他问题。
从整体上说，少数民族学者在音乐学界越加显现其重要性，其成果也与来越多。另一方面现代学界也更加注重对本民族音乐学者的培养，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就承担着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高级音乐人才的任务，每年都要招收一定数额的硕士和博士。
音乐时空：在田野工作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赵晓楠老师：这方面很多，以贵州省从江县的小黄侗寨为例。她现在已经是知名的旅游景点。在我研究侗族音乐的初期，这里还基本保持着原生的面貌，交通十分闭塞，需要从高增侗寨步行5个小时才能到达。为了录音，要随身携带数十盘磁带，不过好在那时候已经有了walkman（当然walkman只能用来采访对话，音乐录制还是需要更专业的器材），要比大型录音机方便得多。老一辈民族音乐学者的田野工作更为艰苦，当年老师们买电池经常需要步行往返于从江县城与小黄侗寨之间。
田野工作中碰到各种事情，吃穿住行都会遇到所谓“文化的震撼”，恰好这种“文化震撼”使得研究者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要调查的对象。当然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人。那些纯朴热情的少数民族同胞，我的调查和研究得到他们无私的帮助，很多人成为我生活中的朋友，学术中的同伴。
音乐时空：您的研究是否借鉴了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篇13
1 新疆世居少数民族分布及特色传统体育项目
新疆12个世居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体育项目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都有其特色传统体育项目(见表 I)。目前，新疆已经发掘整理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共629个小项，其中，速度赛马、赛走马、赛骆驼、民族式摔跤、叼羊、射箭、秋千、武术 、背式拔河、国际象棋等被列入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达瓦孜、马上角力、姑娘追、斗鸡、沙哈尔地 (空中转轮)等成为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 目；速度赛马、赛走马、民族式摔跤、射箭、秋千、武术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达瓦孜、马上角力则多次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表演项目。
2 新疆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根源
2．1 地域文化根源
少数民族体育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特定的 自然环境紧密相关，是人们适应与改造环境的一种体现，也是人与 自然斗争的一种反应。新疆 (古称西域)，是联系亚欧的必经之路，从西汉开始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古代历史上 ，这部分地区民族迁徙和交往活动十分频繁，使居民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加之新疆复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形我样，有高山冰川，有平原绿洲，有辽阔美丽的草原，也有荒无人烟的千里戈壁。这一块块地貌气候奇特、人文景观迥异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民族不 同的生活圈子。天山以北地 区冬季漫长，夏季短暂，气候湿润，利于森利和草场的生长和发育也利发展畜牧业 ，严酷险峻的 自然环境和动态的生产方式培养了他们坚韧刻苦、豪迈顽强、勇敢剽悍、自由乐观的精神性格，于是从日常生活的需求中演化出了很多传统项目，如：赛速度马、赛走马、刁羊、跑观射箭、滑冰等。而天山以南冬季短暂，夏季漫长，属于温带干旱荒漠气候，这里的人们多是定居，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这一地区所产生的体育项 目主要有摔跤、拔河、赛跑、荡秋千等跑、跳、投及武术、角力等。
2．2 军事文化根源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史 ，既是一个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战斗史，又是一个惨烈悲壮、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一些民族在战争中灭绝，一些 民族为了生存和 自由被迫长途迁徙。为了民族自下而上和民族利益与异族时有争端发生，但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没有形成独立的体制，特别是在军事上从未形成或产生固定的军事组织，也没有独立的军事制度，因此生产劳动中的体育技能往往也用于战斗。
哈萨克族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充满战争色彩，由于生产需要精骑善射，于是便产生 了马术、马上摔跤、跑马射箭等马上运动，而这些运动无不与氏族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息息相关。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只有强健的体魄和机敏的头脑才能赢得战争，而这种军事战斗的需要也作为一处直接动力促进了这些具有军事功能体育项目的不断发展。又如马上击棍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很像古人在马背上挥舞长矛进行厮杀，场面精彩而热烈。这种游戏就是从古代战争中沿袭下来的，后来演变柯尔克孜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表现牧民们勇敢果断的精神，至今仍沿用。
现在，这些活动失去了其军事意义 ，但仍在民族体育文化的百花园里绽放着绚丽的光彩。
2．3 生产生活文化根源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源于各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体育有着鲜明的从业特点。
在新疆广袤的大地上，草原牧场星罗棋布，马匹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各民族人民依据各自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方式，在闲暇之余，利用心爱的坐骑较量速度技巧，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竞赛，如赛马。生活在山林和草原的少数民族在狩猎和牧业生产中离不开奔跑追逐、投掷射击甚至需要与野兽搏斗、与牲畜角力，因此产生了赛跑、射箭、射弩、摔跤、投掷等活动，并逐渐演变为体育项目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历来是漠北少数民族载货和骑乘的工具，由此产生了“赛骆驼”。锡伯族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 ，因此锡伯人民自古勇敢善射，族内的孩子们在会跑时就教骑马，能拉弓时就开始学射箭，他们认为这些项 目能磨练意志、显示武功、锻炼身体，他们的射箭和摔跤两个项目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蜚声中外体坛。哈萨克族的叼羊是人们对早期狩猎情景的写照。蒙古族的 “打布鲁”起源于古老的狩猎生活，是蒙族人打飞鸟击走兽的一种方法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满族的传统体育项目 “珍珠球”是模仿满族采珠人劳动演变而来的，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
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地域、经济 、思想、文化习俗的差异，即使同一体育项目，其内涵和技艺也有较大差异，如蒙古族摔跤、哈萨克式穿麻袋摔跤、锡伯族摔跤规则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另外，新疆牧区仪器主要 以肉食、奶制品为主，常年高蛋白营养的摄取，使得他们肌肉发达、体格健壮，具备了体能主导类运动的素质要求和条件。
2．4 宗教传说文化根源
远古时期 ，自然科学尚不发达，少数民族先民对人类自身的秘密、生老病死、各种梦境等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心目中的神灵是开天辟地、造就万物、创造人类的最高主宰。于是通过舞蹈模仿自然界动物的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以示对祖先的崇拜，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日期，就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宗教信仰作剥去了神秘的外衣，但成为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节日作为民间习俗传承了下来，民俗文化也 以一种健身、娱乐的体育形式而成为了节日的重要内容。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枢纽和通道，自古以来就有多宗教并存，早在伊斯兰教传人以前，就有佛教、摩尼教等在各地区流传，许多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源于宗教仪式。如喀什地 区的维吾尔族人民喜爱“萨满舞”，就是原始萨满教留下的明显痕迹；蒙古族 的那达慕大会源自于先前的祭敖包，祭敖包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活动。
还有很多民族体育活动以传说和神话的形式流传于民间。如哈萨克族 的 “姑娘追 ”，柯 尔克孜族 的 “飞马拾银”、“打皇宫”等，都带有神秘的色彩。
2．5 节 日民俗文化根源
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俗节 日为民族体育活动提供了衣好的场所，不管在喜庆丰收、婚丧嫁娶，还是纪念性、娱乐性的各种节日中，少数民族特色体育项目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其它文化活动所不能比拟的，体育活动又为民族的节日增添了纷繁多姿的色彩，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新疆的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在欢度开斋节期间，除了互致问候，唱歌跳舞等活动外还要举行赛马、赛骆驼、叼羊、摔跤等活动；柯尔克孜农历3月22日过 “诺劳孜”节 (即新年)时互相拜年 ，举行赛马、马上角力、打靶、叼羊等以及摔跤、拔河、荡秋千等体育活动；塔吉克族人 民过着半游牧班定居的生活，每逢皮里克节、肉孜节等都会举行骑牦牛叼羊、鹰舞、马舞等具有浓郁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喜庆集会和婚嫁喜事中柯尔克孜族有一种 “姑娘追”的游戏，表达人们的喜庆与欢乐，也是青年男女借助骑术传递爱情的一种方式；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也包含了赛马、射箭、拔河等多项体育比赛，使民间传统体育的民俗性表现的淋漓尽致。节 日民俗为传统体育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载体，民间传统体育也同时丰富了民俗的内容。
2．6 娱乐文化根源
新疆的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在猎获猛兽 ，采集归来之后 ，喜庆丰收时 ，都要为自己的收获以歌声、舞蹈、游戏表示庆贺，劳动之余、谈情说爱之中，族人们也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消遣余暇，一些民族体育项目就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娱乐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而产生，并以自娱自乐、消遣和游戏的活动方式出现，易于组织开展，并能令人愉悦、得到情感抒发和宣泄。在活动中，人们不以失败为耻，而是互相学习，享受快乐。如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荡秋千”，哈萨克族的“穿麻袋摔跤”、“姑娘追”，柯尔克孜族的 “嗄啦哈”，塔塔尔族的“爬杆”，维吾尔族的 “打嘎嘎”等都具有典型的娱乐文化特征。
3 小结
新疆是古 “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上各民族迁移、角逐和交汇融合之地。这片土地上的47个少数民族尽管历史渊源不同，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 同生活中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民族文化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它既有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根源，又有新特民俗文化鲜明的个性。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够流传至今，在社会交往、民族团结、政治经济方面显示出特殊的意义，也对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增进身心健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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