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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概念、特征与表现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是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时存在均需解决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二争议内容上具有关联性，处理结果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条件的一种争议形式。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具有如下特征：1、法院已立案受理至少一争议，但未审理终结。当二争议均被诉至法院，法院就必须解决二诉讼的审理顺序；法院在审理一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另一须适用其它的诉讼程序审理的争议时，不能置之不理，也要处理优先解决何者。争议均未被诉至法院和一争议或二争议均已被审理终结，不存在审理顺序的冲突。2、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必须是紧密型的，具有关联性。关联性是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本质特征。本文所指的关联性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普遍联系性，其条件有二方面：一是内容上具有关联性，行政争议因民事争议产生或民事争议因行政争议产生；二是处理结果上具有因果性或前提条件性，一争议判决本身依赖于另一争议的解决，后一争议虽不构成前一争议的主要标的，但决定前一争议的判决结果。3、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基本具有吻合性，民事争议的原、被告是行政争议的原告、第三人，反之亦然。虽然行政争议必然有行政主体的参与，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充当被告的角色，但行政争议的其他当事人基本是民事争议的原、被告。任一争议的当事人不是另一争议的当事人，该二争议就不具有关联性。4、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均已向法院提出主张。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当事人未向法院主张的关联的另一争议，依照“不诉不理”的民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法院无职权审理未被当事人主张的另一争议，故无需解决优先审理何争议的问题。
关联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表现形式有二种：一是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即理论上的本诉与他诉。依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可分为行政诉讼受理在先和民事诉讼受理在先，但法院立案受理的时间的先后，不能决定何者应优先审理。二是关联的诉讼与争议。在诉讼的过程中，出现关联的、当事人已向法院主张的另一须依其它诉讼程序审理但未成诉的争议。若后争议已被诉至法院且法院已立案受理，即转化为第一种形式，本文所指的第二种形式是未将争议转化为诉讼的情形。
二、本诉与他诉的优先关系的处理原则
本诉与他诉的优先问题，学者倾向性的观点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其理由是：1、从行政法理论上讲，是行政权优先原则在诉讼领域的体现①。行政优先权原则要求行政权与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权利在同一范围内相遇时，行政权具有优先行使与实现的效力。2、从二诉讼保护的社会利益价值大小看，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既有行政利益，又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保护的主要是公民和组织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②。3、从二诉讼的审理结果看，行政诉讼的审理结果可能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行政赔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是民事权益得以实现，民事义务得到履行，主要体现了各方在财产利益上的增加或减少，一般不涉及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权等基本人权③。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优先关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各自独立式。法院不同的审判庭对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独自审理，他诉的是否存在和审理结果，不理不睬，仅对本诉的所有证据材料效力予以审核认定并直接据此作出裁判。2、行政诉讼优先式。行政诉讼具有优先性，民事诉讼让位于行政诉讼；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待行政诉讼审理终结后，并以行政诉讼的处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民事诉讼。该式是行政诉讼先于民事诉讼观点的典型的司法操作模式。3、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当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并存时，在立案审查阶段，把民事诉讼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予以立案，移交行政审判庭审理；在审理阶段，由民事审判庭把民事诉讼移送到行政审判庭作为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形式一并予以审理。
上述三种方式，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如第一种方式能及时、快捷审结案件，第二种方式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第三种方式体现诉讼的效益原则。但是，如果继续探究上述三种方式的利弊，似有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嫌疑，其缺点或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根据行政法的理论，行政行为一经行政主体作出和被行政相对人知晓，即具有公定力。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使行政行为失效的机关只能是行为机关、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庭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评价的唯一合法主体；民事审判庭无权对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更无权对行政行为进行评价。独自审理民事诉讼，违背行政行为的效力原则。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查证属实的行政主体超越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已丧失提起行政诉讼的时效的权利等为由对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并据此作出裁判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法院在审理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可对作为证据的行政行为的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如法院对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行政”行为系伪造，不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行政”行为，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效力原则的约束；也因上述“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可能以行政诉讼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因此法院可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无权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同样因为被争议的行政行为可能属于可撤销的行为，也无权肯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据此作出裁判结果，否则，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作出撤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裁判时，将由于法院的过错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各自独立式无视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联性的客观存在，违背了客观决定主观的认识规律，其裁判结果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各自独立式的处理方式不仅违背法学和哲学的基本理论，实践证明极易破坏司法统一原则，损害国家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度。
从诉讼法律关系角度而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效力大小、谁先谁后的问题。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优先权的内容，优先审理行政诉讼不符合主体是行政主体、是为了实现行政目的所必需的、必须有法律依据等行政优先权的成立条件。行政优先权与优先审理行政诉讼无必然的联系，行政优先权的理论并不能推理出优先审理行政诉讼的理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最终保护受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也保护全民所有制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很难说行政权益大于经济利益，实际上，保护行政权益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不能也算不清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所保护的社会利益的大小。虽然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但民事诉讼的审理对象中包括人格权、身体健康权、名誉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果而言，孰轻孰重，实难辨清。在司法实践中，多数的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案件的审理顺序，确应是行政诉讼优先于民事诉讼。但是，在审理行政机关以申请与事实、主体不符或法律规定为由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案件时，就不应优先审理行政诉讼④。
为了方便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避免“官了民不了”⑤的现象，彻底解决纠纷，提高行政审判效果，理顺关联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合理利用司法资源，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式是极其科学的方式。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1款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如同刑事审判庭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样，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理论上，法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当事人无权选择案件的审理程序与审判庭。遗憾的是，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规定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惜的是该条款规定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过于狭窄，且规定了必须由当事人要求一并解决的前提条件与法院可以（并不是必须）一并审理；同时，内容简单、缺乏操作性，所以该规定形似建立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实质上是基本采纳了行政不能附带民事诉讼的观点的产物⑥。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能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是极为少数的。笔者认为，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务，如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编一样，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专章或编，规定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原则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立案、证据规则、审理程序等作出司法解释。如在短期内不能修改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应立即修改与完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尤其是立案范围，制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的规定》，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必要的、迫切的。建议将行政主体颁发权证的行政行为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必要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将行政处罚引起的民事诉讼纳入普通（可以）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应有作用。
笔者认为，目前，除可以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3条规定，适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审理的案件外，正确处理关联的本诉与他诉的审理顺序的原则，应是优先审理决定另一诉讼裁判结果（内容）的诉讼，即优先审理属于原因、前提条件的诉讼。该方式既不违反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又是对上述三种方式扬长避短的结晶。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与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1条第1款第（6）项规定，案件的审判必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是笔者主张的方式的法律依据。虽然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规定中的“另一案”仅指另一民事案件，但笔者认为应包括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否则，该法律应明文规定是另一民事案件。
三、审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处理原则
业已进行的诉讼与在诉讼中出现的须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解决的关联的争议，虽不存在诉讼优先的问题，但如何处理该争议和如何中止诉讼，是司法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1、直接认定和裁判式。法院在诉讼中对关联的争议直接予以审核认定并据此对诉讼直接作出裁判。2、建议式。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出现关联的行政争议时，建议行政机关复查纠正并提供复查结果或建议当事人另行行政机关，同时，中止民事诉讼的审理。3、内部移送式。法院在诉讼中出现关联的争议时，将关联的争议以内部移送方式移送至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同时，中止诉讼的审理。
直接认定与裁判式，虽然可以减少繁琐的诉讼程序，但其不合理的原因与上述的各自独立式基本相同，不再赘述，因此是不可取的。
建议式，是建立在理想化的法制环境上，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且极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程序公正。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法院向行政机关或当事人提出建议时，可中止诉讼的审理。行政机关对于法院要求复查行政行为的建议，因无法定复查和答复的义务，而不作任何回应，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权决定是否将关联的争议提交法院依不同的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因此法院的建议可能无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反极易延长甚至超过法定审理期限和结案不能。
行政诉讼法第56条规定，只有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违反政纪的和有犯罪行为的，才能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但未规定将关联的争议移送相关审判庭进行审理；民事诉讼法亦未规定有关内部移送的内容，可见，内部移送式缺乏法律依据；同时，内部移送式违反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属于公权不当干涉私权。法院在审理被移送的其他争议时，若原告不提出诉讼请求、不出庭、不举证等，将使该争议的审理无法进行与终结。
笔者认为，正确处理关联的诉讼与争议的办法是已审理诉讼的审判庭代表法院履行告知义务，告知提出争议方应对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讼；提出争议方收到告知书后，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1款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均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向法院提供证据，包括主张和反驳证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均规定，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举证范围、举证时限和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关联的争议实质是决定诉讼结果的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属于当事人提供主张或反驳证据的范畴，据此法院应履行告知提出争议方以另行方式完成举证责任的义务。告知书向提出争议方送达后，即可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在告知的期限内未行使诉权，法院可以对作为诉讼的证据的争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并对诉讼作出裁判。该方式克服了拖延诉讼时间、无法律依据等弊端。该方式在司法实际操作中，还须解决以下问题：1、告知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向当事人送达，告知书的内容为当事人应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就关联的争议另行提讼，否则，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2、告知另行提讼的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5项规定，以一个月为宜。因为参照上述规定，该期限不计入审理期限。3、法院履行告知后，因无法律依据，不能立即中止诉讼的审理，当事人另行并被法院立案受理后，才能中止诉讼。4、若当事人未在告知的期限内另行，但在法院对诉讼作出裁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对关联的争议另行的，法院对关联的争议的，仍应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判。因关联的争议的裁判结果致使前一诉讼被改判或再审的，应依照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6条规定，前一诉讼的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且由被告知方承担因此增加的有关诉讼的合理费用以及因此而扩大的一当事人的直接损失，以惩罚被告知方怠于行使权利。
注释：
①黄江：《行政法理论与审判实务研究-全国法院系统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的《行政、民事关联诉讼的法律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20页。
②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第555页。
③同②。
④同①，第422页。
⑤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96页。
⑥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解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4页。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4、甘文：《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5、张步洪、王万华：《行政诉讼法律解释与判例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6、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3版重排版。
7、刘善春：《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
篇2
正如F·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所言：“自由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追溯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分析其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英国行政法的本质，深入理解普通法系国家行政法的特征，而且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程序正义原则的起源与发展
程序正义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上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概言之，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该原则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普通法院的权威地位是该原则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而行政权在近代英国的急剧扩张则构成了该原则得以发展的社会原因。
英国著名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通过阐发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设计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程序公正原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自然正义理念，是自然正义理念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应用与发展。自然正义即“自然的是非观”，是对公正行使权力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被凝练为两句法律箴言：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在古代和中世纪，自然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万民法和神法的基本内容。之所以被称为“自然”，是在于表明该原则所具有的不因时间的流转而被抛弃的永恒品质以及不因地域的不同而遭废置的普遍属性。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行政权在英国还没有充分发育，自然正义在当时主要是用以规范普通法院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正义原则得到了普通法院始终如一的坚持和遵守。早在1371年的里伯案中，一名巡回法院法官就由于与案件当事人有利益牵连而被取消了审理案件的资格。1723年，剑桥大学所作出的剥夺本特利博士学位的决定被法院撤销，理由是该决定在作出前未听取本特利的意见从而违反了自然正义的基本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普通法长期发展的过程，其实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则的引导下裁决案件、连续不断地试图追求自然正义的过程。”通过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严格遵循，普通法院成功地控制了司法权在公正的基础上运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司法权的滥用。因此赢得了英国民众的衷心支持，树立起了自由之维护者与法治之保障者的良好形象，进而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所谓法治无非是普通法院之治，而普通法院之治就是自然正义之治。这就为自然正义原则向行政领域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自然正义原则在普通法院的严格践行过程中，不仅成为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基本准则，而且逐步具备了超越所有权力之上的品质，成为奉行法治的基本标志。自然正义原则被认为是“落在每一个裁决者身上的义务”，甚至国王和议会也不例外。1215年的《自由大》明确规定王权要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限制：“凡自由民，未经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放逐或被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害。”其中的“经国法判决”与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系属同一意义。在1610年的伯翰姆大夫案中，首席法官柯克宣布：如果议会法律让某人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法院可以宣布该法律无效，因为这样的法律触犯了普通法的权利与理性。也就是说，在17世纪以前，自然正义就已经逐步具备了限制所有类型权力的属性。这就为该原则超越司法领域向行政领域扩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英国的体制和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集中体现为：议会代替国王而获得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在英国的发育、成熟，国家权力开始向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集中。为了灵活应对和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行政机关获得了议会的广泛授权，其角色开始从消极的“守夜人”向福利的提供者转变，其职能也从传统的国防、外交、税收等急剧扩展至教育、卫生、交通等广泛的领域。面对行政权的急剧扩张，奉自由为生命的英国民众内心的忧虑也日益加剧。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限制，行政机关就有可能演变为现代社会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将化为乌有。1929年，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G·休厄特勋爵所发表的《新专制》一书集中代表了这种社会思潮。在上述社会背景之下，普通法院举起了自然正义的大旗，意图以正当程序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然而，在新的体制之下，普通法院的努力遇到了议会和行政机关的联合抵制。这主要表现为，议会经常通过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以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排除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应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在形式上代表着民众的意志，但实际上是受到以内阁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所控制的，其所制定的法律直接反映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就行政机关而言，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手脚受到自然正义原则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行使权力的绝对自由。因此就出现了行政机关通过议会法律转而授予自身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法院如果强行再推行自然正义原则，将与议会法律发生冲突。这在英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议会法体现着议会，而议会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标志，是英国的基石。因此，“自然正义不得不谋求新的立足点，并发现它是实施制定法而不是制定法的一个范式。它的基础现在存在于解释规则之中”。普通法院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推行正义而不是正义。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以正义为基本准则，自然正义是作为法律中潜在的、暗示的条款而存在的。即使议会法没有明确规定自然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守。相应的，议会法授予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自然正义原则这一法律的暗示条款所拘束的。通过上述解释，普通法院在形式上维护了议会原则，避免了与议会的直接冲突。同时又在实质上将自然正义融入了议会法律之中，否定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绝对性，从而成功地将自然正义原则拓展至行政领域，成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基本规则。
但是，在历史上，自然正义原则是用以规范司法权运作的，当该原则扩展适用于行政权这片新的领地时，其历史局限性也开始显露。这主要表现为该原则只能适用于司法性质的行为，而无法包容所有的行政行为。为了克服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局限性从而扩大法院通过行政权进行程序规制的范围，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用“程序正义原则”取代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不过，程序正义原则在核心理念、主要内容、基本制度等方面与自然正义原则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只是根据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果将自然正义原则比喻为一棵老树，那么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这棵老树发出的新枝。
二、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
“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基本精神，其实质在于保障法官的中立性和判决的公正性。这一规则在普通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至于柯克认为它应凌驾于议会法律之上。将自然正义的上述规则应用于行政领域，将法官改换成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就形成了避免偏私，保持行政中立原则。这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石。
(一)基本要求
为了使行政机关在案件中保持中立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和态度，程序正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做到“没有利益牵连”、“没有个人偏见”。
“没有利益牵连”首先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不得与案件有财产上的牵连。“任何直接的金钱利害关系，哪怕多么微小，都是丧失资格的理由。”在1984年的一个案件中，法院宣告地方当局授予某公司的许可无效。理由是该地方当局通过先前的一份合同与该公司产生了财产上的利益牵连。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果地方当局不授予许可的话就要对该公司承担赔偿义务。其次，“没有利益牵连”还包括不得与案件有精神上的或者感情上的利益关系，如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友谊或者恩怨关系等。
“没有个人偏见”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使个人的感情受到某种预设的观点或偏好的支配。为了避免个人偏见的形成，任何人不得在同一案件中既是追诉人又充当裁判者。如已经投票赞成的治安法官不得再以裁决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仅仅由于是控诉组织的成员并不必然导致其裁判资格的丧失，如某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可以裁决由该协会提起的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避免偏私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做到实质上没有偏私，而且在外观上也不能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存在偏私。避免偏私是一个“表象比真实情况更为重要的领域”，必须达到排除他人合理怀疑的标准。在1956年的格林姆斯贝上诉案中，首法官戈达德说道：“我们强调的偏见是偏见的真实可能性，而不是确凿的偏见。”此即休厄特法官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所说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
(二)适用范围
随着自然正义向行政领域的扩展，避免偏私原则目前在行政法领域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普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行政行为。但是，有些情况法律不认为是偏私，或者看起来是偏私，但实际上不是偏私。这主要有：
1、法律的排除性规定。“法院使用反对偏私原则是如此之严格，以至于议会在特定情况下授予豁免来予以缓解。”当议会法律中出现豁免条款或者庇护性条款时，法院不得坚持避免偏私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法院对这类条款采取严格解释的方法，以限制其应用范围。法院认为，避免偏私是法律的默示条款，任何排除适用这一公认的程序正义原则的情况必须有立法上的明确言词。
2、无法替代的行政机关。“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原则的应用是以存在另外可以替代的法官为前提的。在法律将某项权力赋予唯一的行政机关的情况下，即使该行政机关与案件有利益牵连，其所作出的决定仍然有效。因为除了该机关之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无权裁决。而且，如果该行政机关放弃行使职权，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偏私的要求不得不让位于必要性。否则，行政管理无法正常进行。如某殖民地总督有权批准关于豁免自己行为的法律，因为唯有他拥有这项权力。如果坚持适用避免偏私原则，其结果是该法律根本无法获得通过。与此相类似，某环境国务大臣所的关于支付自己费用的命令也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3、行政机关对政策的执行。执行政策以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机关职责之所在。因此，行政机关不顾反对意见而坚持执行政策的行为不能被认为存在偏见。1948年上议院的一个判决代表了这种观点。城乡计划部长拟在某地建设一个新城，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部长派出一个调查团调查。调查期间，部长亲自到该地发表演讲，声称：“你们的讥讪是没用的，工程就是要上马。”调查报告显示，反对的意见普遍存在，但是部长不顾反对意见仍然决定在该地建设新城。反对者认为大臣在决定作出之前就已经存在偏见，不符合公正的程序规则。上议院在判决中认为部长执行政策的决定不存在是否有偏见的问题。只要部长在作出决定前已经采取了法律规定的调查程序就是合法的，因而维持了部长的决定。
三、程序正义原则的核心：公平听证，保障行政参与
“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是自然正义更为根本的要求，其目的在于保障案件当事人参与裁判过程、表达自身意志的权利。将自然正义的这一规则应用于行政领域，就形成了公平听证，保障行政参与原则。该原则可以涵盖正当程序的所有要求，足以把避免偏私原则包括在内，因为公平的听证必定是无偏见的听证。公平听证原则在英国行政法中起到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在美国宪法上所起的作用，是普通法院建立公平行政程序法典的基础。
(一)基本要求
行政法上的程序正义原则起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为了与行政事务所具有的范围广泛、性质繁杂、变动迅速等特点相适应，程序正义原则对自然正义原则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而没有严格仿效普通法院的司法程序。如，行政机关无须遵循司法程序中的证据规则，不禁止采用传闻证据，对证据也无须全面公开等。然而，如下几项要求被认为是公平听证的基本要素，行政机关必须达到。1、告知指控事项。行政机构在作出对人不利的决定前完全不予告知，等于裸地剥夺了当事人听证的权利。因此，告知相对人被指控的事项是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行政相对人最基本的程序权利。为了充分保障相对人的这项权利，首先，行政机关的告知必须全面，不得遗漏指控相对人的任何事项。其次，行政机关的告知必须准确，不得告知此指控事项却按另一事项处罚相对人。另外，行政机关应当在合理时间内告知，以免相对人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答辩，使指控成为突然袭击。
2、出示相关证据。仅仅告知相对人被指控的事项，让相对人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是不够的。行政机关还必须向对方出示支撑其论点的全部依据，特别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证据和材料。相关的证据无论是在听证之前、听证过程之中还是听证结束之后所获取的，都应当向当事人公开。1986年，一拒绝延长某出租车司机许可证的决定被上诉法院撤销，理由是据以作出该决定的一份医疗报告没有向该司机出示。1949年，一租金裁判所的决定也被法院撤销了，理由是该裁判所在听证前获得的一项证据未告知相对人。
原则上，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和材料，但是，“自然正义要求信息公开的程度得与公开给法律计划带来的损害相权衡”。在公开有关材料将导致泄露官方秘密、防碍犯罪侦查等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不公开或者仅公开相关材料的摘要。
3、听取辩论意见。听取对方辩论意见是听证程序核心之所在。无论是告知被指控的事项还是出示相关证据，其目的都是为了使对方能够提出有效的辩论意见。为了充分地听取对方意见，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以口头的方式进行听证。应当允许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论点和论据进行质证，允许当事人传唤证人，向证人发问。在例外的情况下，听证也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只要行政机关在实质上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书面听证并不违背自然正义的要求。这种方式在学校、监狱、军队、移民等领域适用较多。但是，如果事情关系重大、有关事实不通过口头听证难以查清时，行政机关必须举行口头听证。
(二)适用范围
20世纪60年代之前，听证在行政法中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英国法院在当时认为，只有司法性质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的司法行为或者准司法行为，才适用自然正义原则，才能要求行政机关举行听证。而纯粹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受自然正义原则的拘束，行政机关无须举行听证。在最需要受到控制的广大的自由裁量领域，自然正义原则却不能发挥作用，这显然有悖于英国的法治传统。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1963年里奇诉波德温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中，英国上议院提出，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只要该行为对公民权利和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就必须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自此以后，程序正义原则冲破了纯粹行政行为、准司法行为与司法行为之间的壁垒，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自然正义原则。相应的，听证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自1963年以来，公平听证已成为英国行政法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但是仍然有一些例外情况无须听证。首先，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公平听证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这一压倒一切的因素。当听证本身会促成进一步的罢工、交通中断从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时，自然正义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既然国家安全高于一切，那自然正义就得让步了。”其次，行政立法行为。由于行政立法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众多，因此，要求行政机关一一听取意见是不现实的，而且对违反听证程序的行政立法提供救济存在着操作上的困难。因此，在英国，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无须举行听证。再次，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不必事先进行听证。如警察追捕犯人。另外，行政机关对有违法嫌疑的公司进行临时检查等行为，根据事务的性质也不可能事先为当事人举行听证。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通过严格的解释将上述例外情况限制在尽量小的范围之内，以确保听证的普遍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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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素质的情况
在医院行政管理过程中，管理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并不高。造成医院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3方面。
1.2.1缺乏精神及物质上的需求
在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期间，从业者缺少对精神及物质方面的需求。集中表现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在工资、待遇等方面都普遍低于从事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对自身及工作的要求都比较低，员工的工作热情工作兴趣大大降低，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也有很大程度的后退。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缺乏精神及物质上的需求，就无法激发工作热情，使其注重提高自身素质，投入工作。
1.2.2缺少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观念
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自身水平并不是很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不注重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观念，在进行各项行政管理工作中不注意知识学习和素质的提高。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认知能力、科学管理能力缺乏，无法对医院各方面进行科学管理。伴随着医院的不断壮大与发展，以往依赖经验、资历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医院的发展，需要具有科学管理观念、较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注意创新工作形式、优化工作能力、提高工作质量，为更好地治理医院创造条件。
1.2.3缺少相关激励
标准医院缺少较为全面的、对行政管理从业者发挥激励作用的标准，部分医院创建了年度工作的考核制度，但多停留在表面，医院并没有将行政管理从业者的工作成绩、工作质量及效率与奖金挂钩，无法真正发挥激励作用。
2提高医院行政管理从业者素养的措施
2.1增强医院行政管理中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
要提高医院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在工作中注意言行举止，规范地、合理地进行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地完成行政管理工作。要提高医院行政管理中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树立科学管理观念，向医院管理工作人员宣传科学管理的重要性，逐步改变工作人员的意识和管理意识。其次，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分析，开展适当的素质教育，有效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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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两个协议的内容，不管遭受“不利影响”的“利”是法定利益还是反射利益，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不利影响”的程度是足够严重还是显著轻微，当事人只要认为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就可提讼，所以说WTO对行政诉讼原合资格作了非常宽泛的规定。
根据中国加人WTO议定书第2条规定，中国明确承诺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只要是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任何人，就有权提起救济请求，足见我国入世承诺中司法审查原告享有诉权的范围非常广泛。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以及“法律利害关系标准”时期的逐步放宽的过程。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根据该条规定，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人，原告的资格标准是“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行政诉讼法第2条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界定“合法权益”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还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所谓“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是指行政法律规范“以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之个人利益为目的，应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为手段所保护的利益”,我国国内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判定原告资格是否具有“合法权益”，应以行政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为准，而不应以受到损害的利益是否值得法律规范加以保护来衡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如果法律规范不能及时体现出来，就难以通过法律监督、约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从而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况且行政诉讼法只设立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种类，即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的主观诉讼，而没有专门设认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客观诉讼制度。
而且行政诉讼法第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是对第2条做了限制性的规定。这由此导致了学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对原告资格上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争议，即除了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行政诉讼，而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则不受行政诉讼的救济和保障。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已经通过判例的形式扩大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将很难纳入到“人身权、财产权”之内的公民“受教育权”提供司法救济，拓展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2000年3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定为“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该司法解释在“受案范围”和“诉讼参加人”一节中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加以扩展在“受案范围”一节，司法解释使用了“概括式加否定列举式”的规定方式扩大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为今后进一步放宽作了必要的灵活的准备。而在“诉讼参加人”一节，司法解释更是取消了对原告资格的不当限制，包括：只要个人或者组织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者一说，只要个人或组织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的不利影响，只要这种不利影响通过民事诉讼得不到救济，就应该考虑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特别强调了相邻权人的竞争者的原告资格；授予受害人普遍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即原告资格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受害人扩展到所有的受害人；对行政诉讼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作了扩大解释，即将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纳入了近亲属的范围；从宽解释了法人单位的原告资格；确认了复议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以及农村上地承包人的原告资格；等等。
对照WTO相关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中规定的原告资格——“不利影响”标准，“不利影响”显然比“合法权益”、“法律上利害关系”要宽泛的多。“合法权益”、“法律上保护利益”的标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WTO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提出的要求。因此，为了履行我国的入世承诺，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顺应时代的发展，在确定司法审查原告的资格时，应当注意下列问题：(1)原告必须是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受到该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原告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利益是合法利益。至于这种不利影响的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是已得的还是可得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则在所不问。(3)凡是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人，均有资格。无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或者利益还是国家和公共利益受行政行为影响的，也无论这种利益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受到该行政行为影响的人均有的资格。（4）国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和国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资格上应当享有同等地位。在诉权保护方面，既要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又要坚持诉权保护对等原则。
[摘要]自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以及“法律利害关系标准”时期的逐步放宽的过程。但是对照WTO相关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中规定的原告资格——“不利影响”标准，“不利影响”显然比“合法权益”、“法律上利害关系”要宽泛的多。“合法权益”、“法律上保护利益”的标准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WTO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提出的要求。因此，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应该与WTO的规定和我国入世承诺一致。
[关键词]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原告资格WTO入世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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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失效的表现
1.会计信息失真。(1)为了完成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考核目标,一些医院管理者指使会计人员虚构经济业务,人为地调整财务指标。(2)一些收费人员利用工作之便采取“大头小尾”的开票方式将公款据为己有。(3)财务会计部门在填制记账凭证时对原始凭证审核不严,致使一些虚假、不规范的发票、验收单据蒙混过关。
2.内部支出预算执行随意,造成收不抵支。医院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要求财务收支平衡。
3.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二、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失效的原因
1.内部会计控制的意识不强
医院的管理者和职工对内部会计控制认识不充分、不完整。一是以为内部会计控制就是整章建制,就是财务规章制度的汇总,忽视了内部会计控制是一种业务运行过程中环环相扣、监督制约的动态机制;二是以为内部控制是稽核、审计或管理层的事,与医院的会计无关或关系不大,对会计的职能作用没有充分认识;三是以为内部会计控制就是相互牵制,对内部会计控制方式、方法与手段没有整体认知,这些都是导致医院内部会计控制措施难以落实和发挥应有效用的重要原因。
2.会计人员素质较低
由于医院会计业务迅猛增长,随之医院会计人员队伍迅速扩大,但由于医院会计人员日常工作繁忙、负担较重,对学习新业务、新知识和新制度的时间相对减少,导致医院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能得到及时提高。医院会计人员素质的低下大大影响了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落实。
3.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得力
目前相当一部分医院对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够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或有的制度不够完善;更多的是有章不循,将已订立的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仅仅是“上墙”,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审计,而不管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如何,处理具体问题多强调“先例”,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4.内部审计工作重视不够
内部审计部门及其人员在评价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性,以及提出改进建议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现实中,有些医院根本不设内部审计部门,即使为了上等级医院需要,设了这样的科室也是形同虚设。
5.外部监督乏力
为了加强监督,我国已形成了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医院外部监督体系。(1)各种监督的功能交叉、标准不一,再加上分散管理,缺乏横向沟通,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2)各种监督没有按照设定的目标进行,有的甚至以平衡预算和创收为目的,监督弱化问题严重。(3)社会监督如注册会计师没有实质性地进入医院,使得“经济警察”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
6.缺乏监督奖惩机制
当前,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责任划分、量化、奖惩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很多医院内部会计控制流于形式,会计控制的范围有限,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缺乏一个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有的医院虽然也设有一些奖惩制度,但执行过程中缺乏力度,致使部分人员认为执行与否无关紧要,加之没有设立相应的检查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的组织,从而削弱了医院执行内部会计控制的自觉性。
三、加强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建设的对策
1.提高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认识
医院负责人是内部会计控制的责任人,医院负责人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态度是影响内部会计控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领导要明确管理的重心在决策,而决策的科学性则离不开正确可靠的信息。只有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才能防范错误和舞弊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改善单位内部环境
(1)充分发挥医院治理机构的职能,明确以员管理委员会、财务会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管理层的分工制衡及其在内部会计控制中的职责权限。
(2)严肃医院的人力资源政策,特别是加强会计人员及其他内部会计控制参与者的上岗、继续培训等工作。
3.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为加强医院会计内部控制,必须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对医院经营管理各环节实施有效监控的制度,往往涉及财务会计、医疗、金融、市场营销、法律、物资材料、信息等多专业领域知识。
4.建立严密的医院内部会计控制体系
医院应依据现行的《医院会计制度》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要求,围绕医院工作目标的实现,结合自身实际,健全和完善适合本单位特点的会计内控制度,并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修正和完善,使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具有科学性和连贯性,从而保证医院经营管理活动协调有序地进行,并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强化内部审计职能
为确保医院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必须被监督,医院应设置内审机构或建立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体系,分别制定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及跟踪监督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并加以落实;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中的漏洞和隐患,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以期更好地完成内部控制目标。
6.强化外部监督,督促医院不断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医院应加强同财政、审计等部门的沟通交流,定期互通情报,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以促进医院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落到实处、更加完善;同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医院进行定期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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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公益诉讼的含义。学界和实务界对“公益诉讼”概念也有不同理解。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指出:“法院喜欢让该定义处于开放状态,且以每个案件的背景情况为基础对公益问题做出决定。但是法院在关于如何探讨该问题上提供了某些指导。一种获得广泛认同的方法是,看该案件是否影响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个重要的部分,或者是否涉及到某种重要的法律问题” 。法律改革委员会采用法律适用的一般方法,确立了三个标准来识别“公益诉讼”:第一,该程序对共同体或该共同体某重要部分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起着决定、执行或阐明的作用。第二,该程序涉及到某个重要法律问题的解决。第三,该程序在其他方面有公益的特征或才具有判例案件程序(testcase proceedings)的特征 。巴克(BarKer)法官把“环境公益诉讼”界定为有下列特定目标的诉讼:从法院或得某种法律救济,或者从某行政裁判所获得某项决定或裁决,而这种做法的目标具有保育、保护环境的效果,或者提升环境的保育或保护的效果 。虽然巴克的定义比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定义更准确也更有用,但其最大缺陷是:没有把这个概念限制到由共同体成员提出诉讼上,即没有对提出的诉讼主体进行限制。在澳大利亚,提出环境诉讼的主体多样,如由政府调控者提出的环境诉讼也有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一般被理解为只意指由共同体成员实施的诉讼。换言之,“公益诉讼”概念的主体不包括政府,公益诉讼排除了由政府实施或代表政府利益实施的诉讼。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主体,不是因为它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因为它代表公共利益的原因。由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巴克法官采用的定义还有一个局限:它们不包括识别公益诉讼一项标准的“诉讼目的”,即个人提起的以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为目的的诉讼,不应被视为公益诉讼案件。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有二个特征: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有总检察长、个人或社会团体。总检察长代表公益,在公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代表公益提起诉讼。这是宪法赋予其地位决定的。在确定哪些主体享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上的难点在于:个人或社会团体并不必然拥有公益诉讼资格;法院需要确定,在哪些情况下,个人或者团体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第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公益,或者实现法律规定的公权利。
我国学术界通说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应是指当行政主体侵害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 。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就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监督和纠正那些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为保护广大人民的民生、民权,对那些虽不损害某个单独的民事主体的利益,却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应赋予法院对其司法审查权,这就是行政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的概念。根据《布莱克法律大辞典》的经典解释:“原告资格是指某人在司法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足够利益。其中心课题是确定司法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从而使起诉人成为本案诉讼的正当原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主要解决的是在行政诉讼中什么人具备了何种条件可以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即谁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在我国,学者们虽然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内涵和外延理解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但都认为原告资格意味着行政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成为原告的限制条件。因为资格本身就是一种限定、一种条件,如果一国行政诉讼法对原告没有限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告资格问题。一般而言,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有如下涵义,第一,原告资格是公民、法人或社会团体因具备一定条件而取得的可以作为行政诉讼原告提起诉讼的资格;第二,原告资格用以表述哪些人具有行政诉讼的诉权,仅表明在行政争议发生后,具备原告资格的人将该争议诉至法院,法院不得将其拒绝;第三,原告资格从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就已取得,是一种成为原告的可能性。它与原告的关系可概括为: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未必一定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然具备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原告资格的发展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所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其主要内容和关键之处就在于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设定,这将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否最终得到确立。
二、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分析
澳大利亚联邦和州立法确认了行政公益诉讼的三类原告主体:总检察长、私人个人、公益团体。
1977年澳联邦《行政决定(司法审查)法》第17条规定:(1)检察长根据本法,可以代表联邦在法院参与诉讼活动。(2)在总检察长根据本条规定参与诉讼活动时,他被认为是该诉讼活动的当事人。该法规定了总检察长的诉讼资格,没有规定个人、公司或利益团体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在环境、规划和消费者保护领域,一些立法放宽了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要求。一般来说,立法上确认某些领域公益诉讼往往与该领域侵犯公益情况比较严重有关。1999年联邦《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第487条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通常有资格根据该法规定申请审查行政决定的命令。据此规定,“环境活动家和环境团体”可以成为申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 。这是利益团体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依据。
1974年联邦《贸易惯例法》允许“任何人”有权对违反该法条款的行为采取措施,而且“任何人”已被解释为意指不管其是否有某种特殊利益的任何人 。该法规定,如果有人已经实施、正在实施或者将要实施侵犯公益的行为,贸易惯例委员会或任何其他人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即使与之没有利害关系,但为了公益提起审查令申请的,法院应该授予其资格。至于采取何种诉讼程序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针对行政机关侵害公益的诉讼则为行政公益诉讼。这是个人作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州法律对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也有规定。1979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规划和评估法》第123条规定:(1)任何人可以在土地和环境法院提起诉讼程序,申请纠正或者限制违反这部法律的命令,无论该当事人的任何权利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受到这种违反行为的侵害或者作为这种侵犯的结果。(2)在本条之下的程序可以由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任何其彵人(获得彵们的同意)、某法人机构(经过其委员会或其他控制或调控机构的同意)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程序,只要在这些程序中有类似的或共同的利益即可。据此,第一项规定不管当事人自身权利或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都可以申请法院审查,说明不受个人利益受侵害的限制。如果当事人自己权利受侵害,其诉讼主要是保护私益诉讼。而当自己私权利没有受侵害,但因为侵犯其公权利而导致其受到更大的损害,但其起诉是为了维护公益就构成公益诉讼。提出公益诉讼的主体条件极为宽松。至于属于哪一种公益诉讼则取决于违法行为的性质。第二项规定,如果当事人起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不构成公益诉讼。反之,主要是为了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则构成公益诉讼 。
综上,联邦和州立法规定了总检察长、个人(任何人)以及相关团体可以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这些规定为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依据。但是立法并没有明确将不同类型原告的资格类型化。
法院判例则对三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提出了具体的类型化判断标准。总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条件是公益或公权利受害;个人或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类主体须在诉讼的主题事项上有特殊的利益,即比其他社会成员享有更大的利益;利益团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是,该团体与公益事项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且与之存在某种特殊或特定的利益关系,但是法院在审查这种“特殊(特定)利益”关系时,其标准比个人或者公司成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所要求的“特殊利益”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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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报人购买了商品和服务，有无申请
复议资格视情况而定举报人如果购买了商品和服务，被经营者的价格违法行为侵害，其对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主管部门不受理举报、举报受理后不答复的行为，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理由：举报人如果实际购买了商品和服务，其对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一方面是检举、揭发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存在要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保护其自身合法价格权益（财产性权利）的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主管部门受理举报、依法对举报作出答复的行为应当被视为履行保护公民财产性权利的履责行为，如果价格主管部门应受理而不受理举报，受理后未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未按规定进行举报答复，应当构成《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举报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如举报人对价格主管部门就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所做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包括对被举报的价格违法行为不予立案、不予行政处罚或者处罚过轻、过重），不应当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理由：一是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公民财产性权利职责与履行职责达到公民理想效果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针对举报反映的价格违法行为，价格主管部门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是价格主管部门依职权行为，属于履行保护财产性权力职责效果的范畴，其直接影响的是被处罚对象（通常是被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与举报人个人权利、义务并无直接联系，举报人不得因价格主管部门对举报案件的查处未达成理想效果而对价格主管部门查处举报案件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二是不能因为举报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影响到举报人后续民事诉讼等维权活动，就认为举报人对举报案件查处结果有申请复议资格。民事维权与行政执法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举报人民事诉求能否获得支持的关键在于被举报人的经营行为构成民事违约或者侵权，而非其行为是否被执法机关认定为行政违法。倘若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举报人申请复议的资格，实际上所有与被举报人进行过交易的人都可能被其经营行为侵害，则都应当有资格对举报案件的查处结果提出行政复议；那么，行政机关的任何一个处罚决定，都可能被不特定的多数人复议乃至诉讼，这与《行政复议法》仅赋予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申请复议资格的立法精神并不相符。三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被处罚当事人之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发现行政处罚确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由此可见，举报人对举报案件的查处结果不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看法和建议，但此时其行使的是公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应当通过申诉或者检举的方式进行，而不能通过行政复议方式进行。
二、针对投诉调解结果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价格主管部门办理价格投诉，是以调解为手段解决消费者民事权益争议的过程，属于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的规定，对于调解结果不服，投诉人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应当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四、获取举报奖励权不构成举报人申请复议的理由举报人（不管其是否购买了商品或者服务）不得因为价格主管部门查处举报案件的结果决定了自己可否获得举报奖励，认为举报案件查处结果与自身财产权有关，从而以维护自身获得奖励权利为由，对举报案件查处结果申请行政复议。理由：举报人获的举报奖励是一种期待权。《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申请人主张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应当是已实际取得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可期待的权益。
作者：唐可昕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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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现在医院很多的行政管理人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能综合考虑医院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和辅助作用，没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另外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年龄分配不合理，缺乏能够统筹管理的中坚力量。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没有创新意识，近些年新型的行政管理方法层出不穷，但是很多管理人员思维陈旧，不能积极学习一些优良的管理经验，导致医院行政管理工作停滞不前。
（三）各部门存在职责的交叉重叠。在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各个部门的工作要求划分不明确，含糊的工作任务导致很多部门的工作造成重叠交叉的困扰。比如医院经常存在同样一份工作，但是多人同时进行。或者是一份任务安排下去出现彼此推诿的现象，这都是分工不明确造成的问题。当医院有任务下达时，各层管理人员不能马上进行任务的分配或者是工作分配不合理。
（四）医院缺少适当的激励机制。医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工资普遍偏低，造成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懈怠。医院缺乏工作优良惩罚与奖赏机制，对于管理工作较繁重、工作能力强的行政管理人员，医院不能及时奖赏；对于经常推卸责任、不能有效完成工作任务的行政管理人员不能及时地惩罚。因此造成了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工作不积极甚至严重懈怠的一系列问题。
二、提高医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对策
（一）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包括管理知识的专业素质、学习能力以及人文素质等多个方面，医院应该多创造机会组织学习。首先是管理业务的培训，医院应该定期组织分批进行业务培训工作，专业和系统地培训行政管理人员。其次，行政管理人员应该逐渐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工作惯例上不思进取。此外，医院应该营造属于自己医院的医院文化，使医院所有的工作人员精诚团结，受到文化的熏陶。
（二）建立合理的医院行政管理体系。合理的医院管理体系应该综合考虑医院各部门的任务分配以及管理人员的工作安排，在制定管理方案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工作分配的清晰性和明确度。医院要不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制定出一套对于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方法，选拔出真正有能力进行管理工作的人才。医院的管理人员要逐渐形成一个管理队伍，能够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进行管理工作。
（三）在行政管理中采用激励制度。对于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完善奖罚制度，另一方面是做好管理人员的心理工作。医院需要定期对每位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和点评，对于认真上进、工作任务大的管理人员进行奖励，对于怠慢工作、推卸责任的管理人员进行惩罚。医院还要加强与每位管理人员的沟通与交流，不断激励管理人员积极工作。
（四）加强管理者与医务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人员和医务技术人员的专业不同，所从事的工作任务不同，为了医院的和谐管理和不断进步，需要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彼此的交流与学习，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加强自身医务知识的专业性，医务工作者可以了解医院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分配，从而加深对自己工作的认识。这样有利于行政管理人员更加全面性和系统性地开展管理工作，有利于医院的长远规划与发展。
（五）有效消除管理职责的“真空”地带。对于各部门存在职责的交叉重叠问题应该予以重视，细化工作任务，避免工作的交叉现象，保证各个部门能够各司其职，从而避免有些管理人员从中“钻空子”，同时也要注意管理工作的主次问题，做好协调工作。当有任务安排下来时，各层的管理人员均能有条不紊进行任务的分配和细致的划分。
三、结论
本文总结了在医院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常见的几个问题，包括医院行政管理体系不科学、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等，同时也提出了提高医院行政管理工作的对策，比如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合理的医院行政管理体系等。综上所述，医院应该认真分析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促进医院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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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东 单位：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职业道德教育，把职业道德教育作为后勤职工的必修课，定期组织后勤职工从服务思想、服务作风、服务行为、服务品德、服务关系、服务技能、服务纪律等方面进行职业道德意识教育、职业道德修养教育、职业道德信念教育，使之养成良好职业道德和爱岗敬业的社会责任感。典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人物的榜样作用。根据医院后勤职工地位低、待遇差的现状，应特别注意抓典型、树先进激励工作。为此，宣传发生在身边的闪光点，激励后勤职工当好主人翁，做好本职工作，献身于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热情，使他们懂得医院的岗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摆脱自卑心理。五宗旨教育，对后勤职工坚持不懈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体现在医院后勤保障服务上，就是要坚持“三为服务”思想，即为病人、为医疗临床、为医务人员全心全意服务，要视他们为“上帝”，后勤职工只有搞优质服务，才能赢得“上帝”。提高后勤职工技术素质。随着现代化医院建设和发展，先进的电子医疗仪器设备不断进入医院，后勤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增加更新，后勤职工技术素质低的状况与当前形势极不相称，要教育后勤职工不但要有吃苦耐劳精神，更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才能使后勤保障、设备设施正常运行，才能更好地为病人、临床、医务人员服务，要鼓励后勤职工根据各自特长，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各种方式，加速对后勤职工技术培训。
经过数年的努力，本院后勤技工队伍多数已达到中级工，少数还达到了高级工水平，为医院后勤保障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改善工作环境。医疗质量是医院的根本，医院领导除抓好医疗质量软件建设外，还要将有限资金投入在改善医疗设备、硬件的建设上。因此，后勤职工工作环境较差，设备设施落后，手工作业多，工作比较劳累，我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充分利用一切机会争取领导支持，创造条件尽力改善后勤工作的环境，增加或改善后勤设施，以减轻后勤工人劳动强度。同时在工作安排方面也要给予必要的照顾和关心，在晋职加薪和分房方面，尽量给予照顾，使他们能够感觉到医院的关心，以充分发挥他们为一线服务的积极性。维护后勤职工切身利益。维护后勤职工的切身利益，是调动他们积极性和保持医院改革稳定的基础。医院后勤职工待遇与医务、行政人员相比，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地位低，在医院中处于弱势群体，而且某些非后勤的职工与个别领导不顾历史客观条件，对后勤工作批评指责甚多，甚至认为是一线职工养活了后勤职工等等。这些情况均引起了后勤职工的不满。对此我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工作，一是教育后勤职工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观念。贡献大小、技术高低、劳动的复杂程度、风险大小等因素，会在待遇分配上体现出来。另外后勤毕竟是副业，后勤职工要以大局为重，以绿叶地位，扶植好医疗主业，在提高医院总体效益前提下，改善提高自己的待遇。二是教育后勤职工树立敢于竞争的风险意识，自立自强，提高工作效率，多作贡献。三是教育部分对后勤有偏见的职工，后勤职工是自己养活自己。医院后勤社会化后，后勤体制的转换，医院出钱购买后勤服务，后勤职工劳动力价值得以了直接体现。
日常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者与职工每天见面，生活在一起，言行举止无不在职工的审视之中，而后勤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评价都比较直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做到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做到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用良好的形象教育人，凝聚人心，“公生明，廉生威”。威信不是建立在威严和强硬之上，而是建立在诚、信、廉、明和对人的关爱之中。注意尊重和理解。后勤职工在医院中是弱势群体，思想政治工作者，更应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础上，去启发人、激励人、教育人，切忌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发号施令，指手划脚，这样做极易造成后勤职工感情和心理的人为隔阂，产生逆反心理，拒绝听取任何建议和意见，其结果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产生对立情绪，给工作带来难度，故而只有以诚相待、推心置腹，通情才能达理，入情才能入理。注意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后勤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思想上的困惑、报酬、福利待遇等切身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把准职工的脉搏，对症下药，耐心开导，缓解情绪，化解矛盾。当然，在做好思想教育同时，实事求是地在可能情况下，满足其合理需求，引导后勤职工提高精神境界。后勤服务工作是光荣而艰巨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赋予后勤思想政治工作者新的责任和使命。医院后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提高后勤职工素质，充分发挥后勤职工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达到高效、优质、低耗、安全的后勤服务目标为己任，为推进医院后勤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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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是从主观上讲，缺乏超前预见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看成绩多了，看问题少了，工作标准不高，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二是为群众服务观念不牢固。未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没有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没有坚持任何时候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拿出百分之百的热情接待每一位群众，工作中对待群众缺乏耐心，没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是制度定的不少，墙上本上都有，个别制定了只停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抓落实不够好，有的民警违犯了只在会上点点说说，不提名不提姓引不起触动。
三、整改措施
（一）要规范勤务管理。要严格执行公安部《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范》，交通民警在执勤执法时，要使用规范用语，做到准确恰当，用语文明，执法公正，路面执勤民警在继续保持规范化执勤形象的同时，做到“纠章时主动走到车前，说话时敬礼问好在前”，任何时候不辱骂、训斥群众。交通民警需要检查车辆时，应当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情况，选择安全和不妨碍通行的地点进行，避免造成交通堵塞，禁止逢车必查。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执勤执法时，在无明显违法和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下不得随意拦截检查机动车。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执勤执法时，不得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少填罚款额多收钱，故意拖延处理时间，不给违法驾驶员交付处罚决定书和暂扣凭证，使用非标准的处罚决定书和暂扣凭证，不按规定上交或者不归还暂扣的驾驶证、行驶证。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执勤、执法时，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要物品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不得要求或者接受宴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