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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建安文学、田园诗文、书法绘画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先秦、两汉哲学和美学所奠定的深厚基础上又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像这一时期这样高度重视审美与艺术问题，专门性的著作如此之多，思想如此之丰富多彩，是后世再也不曾见到的。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①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二、魏晋音乐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
（一）阮籍的《乐论》及他的美学思想。
1.《乐论》及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
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乐论》中。阮籍从他的中心论点出发，认为最好的音乐就是“平和之声”，反对哀音声，认为音乐的功用可以“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他之所以斥责哀音，因为哀音使人情绪波动变化，使人内心的压抑得到某种认同与宣泄。所谓的声，就是对人的情感意绪的自然放纵，也即依据人的感性需要，从而满足这一需要。阮籍也认为音乐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变得只是形式，至于“乐声”要达到的审美的人的心灵趋于宁静，这样不悲不喜，灵魂哪儿来大起大落的震荡？阮籍这篇短短的《乐论》，多次提到的“平和”，并把它树为音乐之本，“平和之声”也是要扼制人的欲望，减弱人的创造激情与活力。阮氏的音乐思想，客观上是捆缚阻碍人的激情与生命活力的，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忠诚继承者。其中透出的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愈来愈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变为窒息人扼杀人的音乐创造力的精神桎梏，更可忧虑的是这一桎梏隐形地深埋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中，使它化为一种深层意识而暗暗地规定制约着我们的现在。
（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及他的美学思想。
嵇康就说于音乐的言论其实并不多，一生共留下两部著作。一部《声无哀乐论》，(以下简称《声论》)，另一部《琴赋》。其中《声论》一书探讨了音乐美学问题，笔者认为它基本反映出了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为了清晰起见，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音乐本质问题。
音乐的本质问题是音乐美学诸问题中具有关键性的论题，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到对其它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在研究中，历来都为争论的焦点。因为，它一方面居于音乐美学思想大厦的底层，另一方面它是世界观和音乐观相联系的纽带。关于音乐本质，《声论》认为音乐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它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作者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论述。
（1)音乐的产生：“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著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作者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不为人心所生，它相对于人来说，彼此独立而存在。
（2)音乐的自身表现：作者认为声音和谐地组织起来，最能感动人心。人们赏乐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和谐的存在，而这和谐也正是人们倾注的对象。它不仅形式上给人的感官带来快慰，而且使得人能从心理上获得平衡。
2.音乐的审美感受。
音乐的审美感受问题是《声论》全文探讨的中心，作者从“声无哀乐”的论点出发，以自己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为基点，阐述了对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性质的理解。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得出以下几种结论。
（1)音乐不能唤起人相应的情感。
（2)人在听音乐时会有情感出现，但各人的体验却不尽相同。只有和谐的音乐才能激发起人的情感。
（3)欣赏者不能与创作者在情感上获得沟通。
3.音乐的社会功用。
《声论》对于音乐的社会功用问题的探讨，是围绕着“移风易俗”间题展开的。他认为音乐进行移风易俗依靠的是自身的“和谐”精神。嵇康所认为的音乐“和谐”精神对于人心的影响，是指人在赏乐时能够获得性情方面的陶冶。
三、魏晋名士对音乐美学思想做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给音乐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汉以来，儒家音乐思想，对其音乐进一步的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嵇康音乐思想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可悲的局面。他在《声无哀乐论》中，指出音乐本身并无哀乐可言，音乐中属于艺术的因素，同儒家附加上的非音乐艺术因素相区别，他反对将音乐同哀乐混在一起。与此同时，他直接将注意力集中到音乐艺术的许多具体方面，对某些乐器的艺术表现特点作了分析比较，究其异同，对一些乐曲进行了鉴赏，对有关音乐美学及表演艺术等理论问题有所探讨。这种种探讨的作法本身就应看做是一大进步。而阮籍的《乐论》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但这不能说《乐论》缺乏研究价值。一方面，《乐论》作为阮籍直接阐述艺术问题的著作，是探究阮籍美学思想的重要文本;另一方而，虽然《乐论》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同儒家传统乐论一脉相承，但并不是儒家乐论的转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儒家乐论的阐释发挥，因而其审关观念在思维方式及总体特征上呈现出新的面貌。
注释：①《遥远的绝响》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主要描写了魏晋时期两位名士--阮籍和嵇康，文笔优美，意蕴深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 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2】修海林 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 上海音乐出版社
【3】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篇2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篇3
在拉赫玛尼诺夫艺术歌 曲的钢琴声部中，和声成了表达歌词形象的重要因索。具体的说来，其和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和声复杂化、线条因索及其基础上的和声复杂化、持续因索及其基础上的和声复杂化等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就结合实际作品具体谈谈拉赫玛尼诺夫和声特点的三个“复杂化 ”。
一、 一般意义上的和声复杂化
一般意义上的和声复杂化，指的是各种变化音和弦附加音和弦、外音和弦。所谓的高叠、复合和弦、四五度叠置和弦(极少数)的运用及它们之间的进行。这些和弦应该说是完全在功能的基础上的色彩性丰富手段，它可以使色彩丰富、情绪更复杂、心理更敏锐、微妙。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变化音和弦中，绝大部分是下属功能组的。下属、(Ⅳ)、Ⅱ级、Ⅵ级、Ⅶ级(重下属)、Ⅱ，的各种变体等。还有属功能组的变和弦 (属七 的变化和导七的变化)以及中 同音组的和弦等等。如
各种变化和弦的频繁使用，偶尔回到主和弦，使得和声色彩丰富，并充满明亮之感。正如歌词意象“柔光四溢的月亮，给百合花镀上了银光。”那带有装饰音的典雅，跳跃的织体恰是 “羞涩”的百合花。而这些和声却恰是“泛着白光”的月亮了。降Ⅱ级的使用在歌曲中是普遍的。如
这个乐曲的结构，和声点 出现降Ⅱ级时，既是结构上如(1)的终止式的一部分，又刚好抓住了歌词中“喷泉达到顶峰”的意象，收到了极好的结构和造型效果。
(1)
我们再从 作品
另外一些附加音、四、五度叠置、及高叠和复合和弦在拉赫玛尼诺夫歌曲的钢琴中均有存在，除了有些是下面将要提及的由于线条、持续 因索而产生的外 ，大 多是 以色彩功 能为主来表达 歌曲的，此处也不一 一提及了。
二、线条因素及其基础上的和声复杂化
拉赫玛尼诺夫写作歌曲的时期，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晚期 浪漫派 达到巅峰 的时期。将和声序进复杂化、线条化是晚期浪漫派偏爱的手法之一。他们开始以“横”生“纵”来与“纵生横”相抗衡，半音化的和声使功能及调性 中心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拉赫玛尼诺夫受李斯特瓦格纳等人的影响，和声思维渗透了线性的逻辑。尤其到后期的歌曲作品都显示出高度的半 音化，同时由于这种线条思维在不同声部的发展而形成一种“线 条层 ”，而体现“多层复活”的特点。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看看其中几种线条因素的表现 。
1、平行和弦
这种方式在歌曲中所用不多，但也存在几例。平行和弦本身体现出一种和声前进的惯性、趋势，体现出一种否定功能的线性逻辑。如中空旷土地的描写。例 3：
2、半音化和声
这是拉赫玛尼诺夫从歌曲创作的早期到晚期都始终使用的一种手法，体现出瓦格纳的影响。尤其到晚期，各个声部的半音线条更是频繁出现。如我们前面举例过的中的引子、尾声，中的终止式等等。还有像中的引子、尾声及乐曲当中的钢琴声部体现 出二度音程的核心控制，全曲自然就半音化了。我们再看中当歌词倾诉 “只爱我一个”的激情洋溢的心境时，在持续音上的半音化线条，体现在夹心八度和声的连续进行上，它造成极大 的向前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在低音区，还有 一个并非完全半音的自然音与半音相结合的线条。例4：
3、其它的线条化
在拉氏的钢琴声部中，低音、和弦组成的各种织体除了半音化以外，其他声部还会采用旋律连接的方式而线条化，它们不仅使和声流畅而且形成多层结构 。例 5：
这是 OP4—3中的一段钢琴声部，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三个线条，即低音半音化线条 (‘F—G一‘G—A一‘A—B一‘B一C)、对位的旋律线条、隐伏的内声部线条。 拉赫玛尼诺夫有时用漂亮 的薄层线条来写景状物 ，抒情达意。如、等等。此外，在一些如弦乐四重奏 或者圣咏式的织体里，拉赫玛尼诺夫也用简 明的声部线条勾勒出美丽、透明的和声轮廓。由于线条因素的关系，而使和声经常在和弦结构上出现不规则的四、五度叠置，或者带有复合性质的情况。
三、持续因素及其基础上 的和声复杂化
持续音，是一个在各个时期都曾现的和声手法。传统和声中基本使用主、属持续音。在这一点上，拉赫玛尼诺夫也基本沿用了传统而使功能由“点”向“面”扩展，但它的持续音上的和声常常会是有更强的功能外的独立性，而使和声在和弦结构上变得复杂难辨；另外 ，持续音还经常与线条因素合用而形成复杂的层 次。有时随着作品中调性的复杂，持续音的功能还不能明确判定。这些都形成了拉氏作品的一大特色，在持续因素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一片和声的持续，即前苏联音乐学家阿萨菲耶夫的所谓“和声伫立不动”的手法上。
1 、持续音
持续音的使用，是拉赫玛尼诺夫的整体音乐创作的一大特色。歌曲创作中当然也从钢琴声部显示出这种风格，而且在歌曲创作的早期、晚期始终坚持。以主、属持续音为主的使用保证了纷繁复杂的装饰化和声的传统功能性质。如的结尾的一大片和声。上声部和声独立性较强，调性极不明确稳 定。和弦结构也比较复杂，属半音化的线条和声 ，此 时低声部的属持续长音使功能明确，形成大的“属功能面”并最终解决到主长音。
持续音有时还以不同的音型、动机出现而贯串全局，不但有统一作用，还具有一定的表情性质。如就存在这种情况，是作者献给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一首歌曲，也使用了著名的“命运”动机，这也是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动机。反映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某种惶恐、颇感压力、而又冥冥之中有某种预感的心态。
持续音经常与多重线条相结合，如 0P26．No4(两次分手>；有的还与半音线条、平行和弦相合，如 0P26．No7。
持续音的使用有时达到几乎全曲建立在主持续音上的程度，如 OPI4．№9
2、持续的和声语汇
在一定意义上，在一段时间里，某个和声的持续不断使用，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一大特色。他经常用这种手法来“描绘寂静、夜寐的大自然和它似动非动的境界。”这种和声手法即是 “有 时长久在同一和弦的几个音上荡漾；有时插入几个局外的音．有时又以两个毗邻和弦中的几个音不断交替的手法造成原地踏步，踟蹰不前的印象。”如(丁香花)中A段的音型 。例 6：
这段音乐是建立在。A和弦基础上附加五声性的外音有时又融入。E和弦的几个音 ，这些反复“伫立不动”的分解和弦显得清新、典雅，使清晨的丁香花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我的窗前)中描写窗外美景的诗意时，作者的整个a段也都是基本上E．和弦上，配之以固定的音型。
（亲爱的，我们离开)中“故乡林中静地”的描写也用了一段的A和弦，当中间或插入一个其它 的和弦，之后很快又回到。A。
（戒指)的 A段也全部笼罩在 E．，和弦上，颤音式的外音让和声在静止中赋予动感。
（深夜)中，宁静的夜晚的深远意境描写在 a、a段显得非常贴切，这两段和声极为简洁。它仅通过 Am及 Dm两个和弦的固定音型化交替，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结语 ：
作为表达歌词形象的重要手段，在拉赫玛尼诺夫歌曲的钢琴声部中，和声手法在心理、情绪、色彩、意境的表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从音响感知的角度来说 ，拉赫玛尼诺夫歌曲中的和声语言好象非常丰满、复杂，充满色彩性。事实上，无论他的和弦结构、声部层次及变化音体系如何繁杂，其和声进行还是遵循“传统”二字。他并没有 随波 逐流地 探索 崭新 的和声手法与体系，而是坚持以三度叠置的功能和声为基础，融入各种装饰性的手法。如晚期浪漫主义的半音体系、线条因素以及他本人在词性扩张、色彩丰富方面偏爱的手法等等。他的和声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传统，博采众长而又风格独特。
参考文献 ：
[1][英]罗伯特 ·沃克．拉赫玛尼诺夫[M]．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2](美)保罗 ·事利 ·朗格．十九世 纪西方音乐文化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篇4
Key Words: culture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music;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tellectual form; harmony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多是以现代学科体制下西方文学理论的框架、理路来认知和思考，但中西文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根基，如此横向移植未免削足适履。先秦礼乐文化是中国文论知识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也是贯穿中国文论的根本的、内在的文化精神。不仅中国文论的主要命题、范畴籍由此生，中国文论的价值观、目的论、知识生产方式也受其规约。在礼乐文化的认识阈（(episteme)中呈现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展望的方向。
礼乐文化素来是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也是治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文论界也偶有人关注中国文论中的礼乐因素，但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认识阈，甚至将中国文论的诞生还原到知识尚未分化的先秦时期的混一状态，将文论视作礼乐文化的重要表现和承载方式，重新认识中国文论的原始气象和内在规律，目前尚不多见。即便在较少的将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论产生的知识背景的研究中，也存在轻视文论自身的知识自律性的倾向，这难免变成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近期出版的博士论文《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1］，在考察礼乐的思想与知识谱系及其发展演进，梳理礼乐的思维构型、文化基因、精神品格等方面颇有新的探索，也显示出对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关系的关注。但是，该论著研究的切入点和重心，则更着力于对礼乐文化本身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同样的话题以相反的进路再做探讨。质言之，以中国文论为知识本体，初步勾勒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论发生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生成形态。中国文论第一个明确的诗学观是《尚书·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今人可见的中国文论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是《孔子诗论》，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集是《诗经》。这三个“第一”都与礼乐文化密不可分，又蕴涵中国文论的初步建构，并对后来文论的推衍模式、理论特征等产生了本源性影响。
1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它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走向。礼乐文化是对中国远古从五帝到夏商周时代文化的概括，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框架。作为文化系统，礼乐一直贯穿于古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道德观念，礼乐既是上尊下卑的纲常伦理，又逐渐作为君子之“德”的体现，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制度，礼乐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鼎盛之世，成为西周社会的一项根本制度，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封建之要义，在文教之一统。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极致，必当达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启端。故周公制礼作乐之最大深义，其实即是个人道德之确立，而同时又是天下观念之确立也。”［2］礼乐文化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演化框架，也为春秋以来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和文化背景。
在古代文献中，礼乐文化以礼、乐、文三个概念为核心。“礼”本义指礼器、文物典章，也指仪式中人的一套程式化动作或表演；“乐”本义是舞乐及其带来的快乐；“文”本义是仪式中文身之人即巫，也指整个仪式的审美性外观。礼、乐、文既分别代表仪式中各自本来的意义，又都用来表达仪式的象征性内容，因此也可以以部分代全体的修辞方式作为礼乐文化的代表。《礼记》中写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3］这里，礼、乐、文成为原始宗教仪式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不论“文”指“经纬天地”（《春秋传》），还是“错画”（《说文》），在礼乐文化中，后世的各种“文”如政治、宗教、哲学、经济、美学等知识门类是整合在一体之中的，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知识秩序的建立也产生于礼乐文化中。“诗言志”、《孔子诗论》和《诗经》、《论语》都无可争议地受制于礼乐文化，也丰富、体现、传承着礼乐文化。《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礼”、“诗”、“志”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发生时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几个重要范畴。
“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其重要性在孔子诗学开篇便得到了体现。《孔子诗论》第一简便是继续推演这一观念：“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第二十简：“其离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载而后纳，或前之而后变，人不可以‘角干’也。”在孔子看来，诗如果偏离了“志”就会有逾礼的可能，因此读诗可以纳志，遵守礼仪规范在前，符合道义在后。
这里首先要廓清“诗言志”的“志”为何意？“诗言志”一般认为产生于尧、舜时代。“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4］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多依《毛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认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和“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按照现象学理论，这种解释没有还原语境，是比较含糊的。如果将“志”理解为“天意”、“天之意志”，就能够解释虞舜登基的隆重典礼为什么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因为只有传达这是天意，并且将天意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国语·周语下》：“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墨子·天志篇》：“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将“志”解释为“天意”和这两段文字是相容的。［5］有学者从人类学跨文化比较视野广泛考察了诗的缘起，并逐一分析梳理了学术史上对“诗言志”研究后，指出：“诗”言寺，即“寺之言”，“寺”假借为“志”，因此诗、志通用，诗即是志。因为“寺”是祭司，也就是古代社会沟通天人的巫师长。［6］134-196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古代社会的巫师长往往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即王、帝。看来“志”更可能是天意，“诗言志”时代的“诗”则是沟通天人的巫语，当然也许会具有一点“文学性”。
事实上，三代用诗是制度化的，诗、用诗是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服务于政治，采集来的民间诗歌并不是直接进入各种典礼，而是要经过雅化的制作过程。同时，还有大量“献诗”的乐歌应制。这些诗歌的内涵和价值旨趣自然受到礼乐政治的渗透和规约，从这个意义上看，采集民间诗歌除观风俗、知兴衰等为天子治国提供信息外，同时必须合礼合乐，不能“言志”的诗歌是不能进入庙堂的。三代凡举行典礼，必然要合乐、行礼、用诗，缺一不可，不同场合、不同等级的典礼其合乐、行礼、用诗也不同。据《祭统》、《明堂位》记载，天子用《颂》；据《礼记》记载，两君相见用《大雅》，大夫、士宴享用《小雅》。用礼、用诗的顺序则为，在堂上升歌完毕，奏《南陔》、《白华》、《华黍》等笙歌，间歌《鱼丽》，笙《由庚》等，最后合乐，《周南》三章，《召南》三章。
作为中国第一个诗学观，“诗言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现在的“文学性”观照文学的发生，也许中国文学的最初形态不只是“言志”之诗，凡情感激荡之语、“杭育杭育”都可算做文学的雏形。而中国文学理论一开始就确立了诗与“志”的同位关系，将天意（神）凝结在语言中，与降神之乐舞一起，承担起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从最初的沟通天人以保社稷到后来的符合礼乐规定的个人志向、理想，贯穿了鲜明的关怀天下意识。到孔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儒家的“志”已经可以与中国文化中最复杂的“道”相提并论了，“志”的天道意味逐渐被教化的人之道所代替。正如许倬云指出的，“孔子这一次突破在于将人道普遍化了，将行之于贵族的礼乐观念普化于大众之间”［7］。当礼乐从原始宗教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典礼仪式、人生礼仪时，乐、礼与诗歌实现了广泛结合，也确立了中国“社会政治与艺术相依”［8］的文化范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删订当时的许多诗歌，呈现给后世一部“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诗三百”。［3］1936当我们从文学本体论去阐释《诗经》时，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认为，文学就应该与音乐、政治、道德教化密不可分，诗首先是承载礼乐教化的有效工具，也是礼乐政治的有机部分，和“审乐知政”一样，“采诗”也是为了知政。
2礼、乐二要素中，乐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向神表达心意的乐是最先使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性群体的有力纽带，成为古代社会的灵魂，人们的社会整体感在集体乐舞中被强烈唤起。乐首先也主要以其特殊的音调成为沟通人神和人人的纽带。人类学研究表明，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音调是人类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情感的最早的工具之一。人类可以采用音调极为确切地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9］因此，乐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重要政治形态。《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之孙颛顼有《承云》之作，《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虞舜喜欢音乐歌舞，还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尚书·益稷》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传曰：“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这便是后来使孔子迷醉“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商代君主、国号、地名则往往以乐器来命名，说明乐也是商代的政治形态。
礼乐在上古是不可分的。但最早“事神人之事”的礼乐外在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或者说，最早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的目的诉求隐于“乐”的表现形式中。“乐”得到某种格外地突出。江文也先生言“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10］为了“神人以和”的共同目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和诗必须相得益彰，“八音克谐”，因此乐的特性必然制约诗（歌词）的某些形式，如句子长短、词语发音等。能够和乐相配的诗歌便可以“永言”，反复咏唱，更易于传播，不论从和神的目的还是从教化人的功能都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
鲁迅曾说，最早的诗歌是“杭育杭育”派。这即指诗歌的有调无词形态，可见最早的诗歌实际上是歌，有声无义，有调无词，当然也可以说，诗就是歌，歌的因素远远大于后世研究中重视的诗歌的语言内容意义。这也是乐能够和诗歌关联的重要原因。当然，语言文字进入诗歌，带来了“乐”内容的丰富化和确切化，形成后世习见的诗歌。如果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进入显然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障碍，也同时逐渐使诗歌分化为有词有调直至有词无调。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生阶段，合乐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除了符合乐的句式，语词本身的音韵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合乐的限制最终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诗经》中重言、双声、叠韵语词非常普遍，仅重言就有如：关关（雎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交交（黄鸟）、（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呦呦（鹿鸣）、泄泄（其语）、习习（谷风）、（南山）烈烈、（南山）律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大车）槛槛、（和铃）央央、（我心）惨惨、（忧心）奕奕、（劳心）博博、（忧心）忡忡，等等，这样普遍的重言和《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双声、叠韵，也许不是上古诗歌的全部面貌，其因孔子而被选入《诗经》中，对后世诗歌、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音乐美的追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重言、双声、叠韵并非古代诗人的修辞匠心，而是汉语言本身的诗歌功能的再现。 “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6］376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韵语在上古时代非常发达，古人的理论著书，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使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掺杂着韵语。［11］
汉语的韵语特点使其很容易和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艺术发生形态。《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韵语特征：“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训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小雅·四牡》）；“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虽曰非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等等。这些诗句的“歌”特征都表明了上古诗与乐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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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是鸟兽和一般自然现象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的投射，是古人“立象尽意”的象喻思维的体现。“象”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特征，不同于印欧民族的文字仅是语言的机械表达，而是以“精神直接面对概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因此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象”、象喻思维与汉语言发音的音乐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生特征。“进一步的证据则是中国人把书法视为传统艺术这一重要而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古代文字作为权威性经典所具有的统治性影响。……由于其创造是建立在对种种‘踪迹’的观察上，中国字倾向于比任何拼音文字都更好地投射出自然的迹印，并因而揭示出语言是一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系统。”“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那里。”也就是回到宇宙自然的原初和谐秩序中。这样，汉语言文字“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地颠覆形上等级制”。［12］对“形上等级制”的“颠覆”就是消解等级制，是“和”。
上古礼乐文化反复强调的正是“和”，乐作用于社会就是和同。《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庄子》外篇《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21-22《荀子》：“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13］28看来，汉语言发音对自然之声的“和”与书写对自然之象的“和”都具有“与天和”的伟大思想，对乐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复杂的平仄韵律，对象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奇特的立象尽意特点，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语的诗性特征。
和乐的诗歌可实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化目标。《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求以诗感志是礼乐教育之起点，以礼制约情志是礼乐教育之主体，以乐完成情和礼的统一是礼乐教育的终点，即诗、礼、乐统一。《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在《论语》、《诗论》中，孔子都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孔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诗歌客观上具有承载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这个认识被淹没在其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此之外，孔子还是反复强调礼乐教化。上博楚简中有《民之父母》14支简，藉孔子答子贡提问，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于“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论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使礼、乐之教于全天下。
孔子诗教要达到的目的并不停留在政治道德层面，而是更进一步追求人格独立、“天人合一”、“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孔子认为，《诗经》礼乐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培养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所以，孔子教化个人的最高标准是成就“君子”人格。因此孔子对那些只知礼乐的仪文形式而不求礼乐的形上精神的人，一再进行批评：“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表现形式，仁才是礼乐的本质和生命所在。到后来中国另外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刘勰《文心雕龙》中，更将天文、地文、物文和人文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文”，“文”并不是专指作为“心之言”的人文，“心”也不是人文之最根本的来源。换言之，不是“文言志”而是“文言道”，如此，才有“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由此可见，礼乐不仅是中国文论最为根本的论述工具（道），也是中国文论最为基本的学理逻辑：一切文都是礼乐之诗，礼乐即文之道，人文价值的高低以其距礼乐、道的远近而定。摒弃这其中过于僵化的对周礼的推崇，其所蕴涵的对理想人格的培育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诉求，正是中国文论最有生命力的承当、干预精神的体现。可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发生时就已经规定了优秀的文学应该同时具备修身和济世救民的双重功能。
3孔子删定《诗经》并大力提倡“不学诗，无以言”，其实质是有选择地将部分诗经典化，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家文化权威的身份自觉，进一步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强烈的干预社会诉求。值得注意的是，干预社会与文学自律并不矛盾。中国学问的根本精神，“从来就强调为己之学”［14］。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是“为己之学”？就是读书做学问不是为了父母、为了邻里、为了国家、为了任何其他人其他事，只是为了让自己明善知理，成就为人，或为我之求知而求知。这与国家主义下的学术观，要求读书报国、科教兴国等等是迥然异趣的。因此孔子的济世之志实则是治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17《正始条》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孔子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其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则焉。”天下是文化概念，国家是政权概念，读书为学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非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国家兴亡，老百姓无法负责，那是施政者的责任。故庄子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嘲笑那“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是不能逍遥的小麻雀。孟子也云“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己之学，正是天下之学。也正因此，礼与乐能够阴阳相倚和谐归一，即善与美能够兼顾，艺术与教化能够并行，艺术自律与干预社会能够兼容。这正是中国文论价值观的根本特质。
中国文论推崇像君子一样尽善尽美的文学艺术，换言之，好的文学要像君子一样“天人合一”、“美善相乐”。钱钟书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就是中国文评的特点，如《文心雕龙·附会》云：作文须‘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或什么气、骨、力、魄、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等等用来评论文章的术语，都显示着这样的特点。”［15］孔子孜孜以求地追求这种君子化的文学观。他用“比德式思维”将诗变成修身、济世、治学的基本策略和话语方式，并据此删选、裁定诗歌经典，将经典的接受日常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孔子的“比德式思维”是用拟人化眼光看待自然事物，并寻找其和人的道德品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概言之，是将自然物变成道德境界的象征。《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将山水拟人化，以山水的自然特征象征仁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境界，开儒家比德式思维之先河。在这种思维下，孔子又将“兴”奉为人格修身的起点，文学的艺术自律与社会功能据此联结。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由于兴不仅是诗歌创作修辞方法，更是引譬连类的神话思维的体现。［6］422这样的修辞方法本就来源于象征的神话思维，人和物能够自然地发生类比关系，因此中国诗歌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兴盛、孔子解诗时的“比德式思维”就是自然的了，中国出现同时作为创作方法和修身之道的“兴于诗”就是必然的了。这种不同于抽象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稽古式思维定势的派生物”［6］422，又具有象征思维无限开放的特点，因此有丰富的内涵。
这种比德式思维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之一。按德里达的观点，西方是语言中心主义者，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文字优位的文化，则强调人之用文，人就是意义的本源，文字所显示的意义，就是宇宙天地万物之意义。由此看来，中国文字、人之用文形成的文学、书法等与人生命的贯通是自然而然的；而这一切都是贯通于宇宙天地万物的“道之文”，因而应该追求合乎“道”本性的不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者，万物之奥”；“道法自然而为化”。《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儒家著名的“三不朽”中，将立人与立言（著书立说）作为到达不朽的方式。文的人化、文的不朽、文的育人、文的乐感、文的存道，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人对“不朽”之文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古代经典特别的引注发挥爱好、中国文学理论重视原典阐发、轻视个人创造的重要原因。
“诗”的经典化、日常化、修身济世意义和解诗的比德式思维，使“诗”作为文体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最终成就了诗国美誉；作为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献中都表现出引诗用诗的特别嗜好：“考古人赋诗，据从《左传》、《国语》所获资料，自僖公二十三年至定公四年（公元前637—前505）约百年间，共赋诗六十七篇次，用诗五十八篇。计颂一，大雅六，小雅二十六，风二十五篇。计往来交际之国，共有鲁、晋、郑、宋、齐、秦、楚、卫、曹、株十国”。［16］唐诗宋词的繁荣自不必提，这种引用古诗并将其当作古代圣贤理性范本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在后来中国叙事文学出现后，小说中也往往会突然出现“有诗为证”，章回体小说的回目也俱为诗。
对诗歌的嗜好已然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审美风格，影响到中国文学理论臧否作品的审美观。即使被有些学者看作中国现代性文学起源的《红楼梦》，小说的诗化风格也迥然有异于西方小说的叙事。在《红楼梦》中，诗词歌赋随处可见，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质和诗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全面浸润，使得《红楼梦》“天然一段风流”，中国“味道”极其醇厚。“《红楼梦》……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诗体小说。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像盐溶于水一样，无间无痕地遍及全书。它表现在情节结构的安排里，也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环境细节的描写之中。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如果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考察，即使在以戏剧、小说擅长的西方文学里，这样抒发内在感情与反映外在生活的统一，也只是作家们不可企及的理想，还没有一部别的小说达到这样完备的高度。”［17］这段批评依据的审美标准正是对中国文学诗化风格的极力推崇。
以服务于典礼而采制的诗，以对乐的感悟来评价诗的中国开端之文论，加之对不朽之文的重视，中国文论往往极其珍惜笔墨，因此只言片语的品诗语言形成了中国文论的含糊感悟形态。在著名的孔子韶乐“尽善尽美”论之外，《孔子诗论》第二简论《颂》：“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易，其思深而远，至矣。”是论乐；第三简论《国风》：“其言文，其声善”则兼论文乐。可是后世之人却无法想像这“乐”究竟如何“安而迟”，如何“善”。再如，孔子说《诗经》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先秦各门类知识整合于礼乐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含糊感悟形态和对不朽之文的追求与象喻思维、比德式思维一起，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扩容提供了可能。新理论的诞生无需颠覆旧理论，新旧理论、各门类知识都是礼乐文化这同一棵树上不断生出的枝叶，其扩容、增殖特征和西方文论截然不同。中国后世注诗越注越多，对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反复研究，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以范畴为纲、抉精发微的独特面貌，真正成了“不说诗，无以言”，论证、推衍诸子与经典（今天还可以加上西方理论）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也成为其知识生产与扩展自身理论空间的基本方式。
礼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便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这种和谐既是天人和谐，人伦和谐，审美与功用的和谐，也是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当我们从文化互补意义上思考这些规定性，可以清醒地看到西方学术界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性异化，因此，我们也许不必为某种“扩界论”、“终结论”盲目忧心，而应该认真研究中国文论生成、扩容、发展的自身规律，梳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重估中国文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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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确指向性元素的思绪表述手法与解读
除了一些具有直接指向性的元素之外,音乐作品里更多的还是那些需要经过琢磨、咀嚼、联想、感悟之后才能感知到的内涵。(其实所有的艺术都存在这样的共性,完全直白的东西是很少能够称得上为艺术的)。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音乐传达的信息往往是抽象和孤立的信息;但当这些抽象、孤立的信息被一个逻辑思维串起来的时候,就可能组合成为具有指示性意味的信息群。可以肯定的是,作曲家在作品中的所有表述,都是在围绕统一思绪进行的有意识的、精心的构想,为了能够让人们理解自己,作曲家会充分利用音乐特有的表达利器来表达思绪中的意味。我们可以发现,经典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一般都不可能或增或减或用其它东西来替换,因为一旦换成其它东西,作品的意味就会随之改变。比如萨拉萨蒂以比才的歌剧卡门音乐素材改编的小提琴幻想曲卡门,尽管仍在讲同一个故事,但其视角已经被独奏小提琴独领风**的的表述透露出一种第一人称的自述感受,与原作的第三人称讲述故事已经视角不同了。所以,我们要想听出作曲家的思绪,不仅需要领会作曲家的思维方法,而且需要抓住所有在音乐作品中出现的信息,包括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配器、织体及结构形式中些微的变化,以窥探这些变化在思绪表述中的意义。
音乐思绪的内涵与外延
音乐思绪表述的是作曲家的思想,这表述就必然会按照思维逻辑的规律来进行。所以,借鉴逻辑的概念属性解析方法,我们就能在音乐思绪属性的解读中获益。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音乐思绪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对解读思绪属性的作用。
在逻辑学中,概念属性的内涵与外延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因素,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越小;反之,外延越大,内涵越小。也就是说,限制概念种类的外延条件越少,概念的内涵将因宽泛而变得笼统;而当概念外延拓展增多,限制概念种类的条件越多,将能够缩小概念内涵的种属范围,因而概念的属性也就越具体。
音乐思绪的属性定位相当于逻辑学中概念的定义,因而音乐思绪从主题提出之时就有了关于其属性的内涵与外延的阐述问题。
巴赫的第一号g大调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附127)中,用一个简单的乐思,在确认调性的各和弦转换过程中,将一个略有纠结情绪的音乐形象多角度展示(类似的案例在巴罗克时代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我们在为这思绪的属性进行文字陈述时,当为:一种体验,来自乐音按照和声规则进行流动的排列组合过程中产生的和谐与美感。在这个表述中,外延的限制只有和声规则这一项,加之美感这个概念本身的抽象属性,该作品也就成为比较抽象且内涵宽泛的思绪。我们前面提到的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BWV846号的前奏曲,也是一个关于美感的思绪,但对这个作品进行文字表述,则应当为:一种体验,来自模拟秀水流动形象的乐音按照和声规则进行排列组合而产生的和谐美感。在这个表述中,思绪的外延因主题是一个分解和弦的水波形象而增加了一个秀水流动的意味,因而其内涵就具有了能让人产生更为具体联想的“奥林匹亚的晴朗与平静”的依据。
肖邦的革命练习曲(附128)是一首自始至终保持着狂热悲愤情绪的练习曲,由于情绪特征明显,被人们赋予“革命”的内涵着称于世。用文字表述这部作品,当为:一种狂热且悲愤的情绪宣泄。其中情绪宣泄是内涵,狂热且悲愤是外延;而“革命”一说,则是一般对易处于狂热与悲愤中的人所常冠以的习惯称谓,在这里是一种引申出来的内涵。
音乐因其时间属性,思绪的表述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千头万绪的复杂思绪,在表述过程中会一一展现多个有单独意味的思绪。如同逻辑学概念的定义是用它概念解释此概念的过程,音乐思绪表述中这些个有单独意味的它思绪穿连起来,最终组合成为一个复杂的此思绪整体的属性解读——一个既包括复杂思绪内涵又包括复杂思绪外延的完整表述。
瞎子阿炳一曲二泉印月(附129),从带有惆怅意味的乐思开始,进入到痛苦与辛酸的感受表述,在无尽头的痛楚折磨之下将情绪推向悲愤的质问,最后再回到无奈的惆怅之中。这是我们能够听到的中国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着力于细腻心理活动描述,且展示高贵气节的上佳之作。如果对这一思绪过程做出文字表述,当为:用备受折磨的切身痛楚与辛酸经历,提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控诉与无奈。其中内涵应当是控诉与无奈,外延则是音乐思绪过程表达出来的辛酸与痛楚的折磨。
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附130)呈示部中一个有决断力的引子宣示了事件的背景之后,主部主题以略含忧郁气质的,有期冀的躁动形象登场,副部主题则是一个心平气和且安详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在引子造就的背景之下摆开了感情的对垒。到了展开部,主部主题的感彩几乎有了动摇,两个主题分别进一步陈述,掀起一阵阵感情的波澜,这是一场需要决断的心绪与感情的碰撞与交锋,因此色彩缤纷,引人驻足。整个思绪中,决断的引子决定了思绪的冲突基调,主副部两个主题分别代表了感情波动的两个方面,并在这两相对立的感情冲突中讲述着一种矛盾的心理状况。这一矛盾冲突,当为思绪的内涵;而两个主题显现的躁动倾向与平静追求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则框定了这一内涵的范围,成为思绪的外延。
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附131)开头就用了一个辉煌的和弦配之以钢琴的上行华彩乐句,奠定了作品的氛围基色。由引子部分就开始渲染的主部主题的辉煌与大气磅礴,副部主题显出熠熠生辉的场面成为主部主题的依附;展开部中,主部主题像是经受了一些挫折与磕绊,一度失去了光辉;其后迎来的却是气吞山河的力量宣示,辉煌的气势再度回归,并有了一种底气,副部主题再次展示熠熠生辉的远景,辉煌的气质舍我其谁的主导了随后的气氛。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在宣示力量与自信,我们听到了辉煌灿烂的氛围和色彩,以及大气加霸气的气度,这种造势似的渲染是在塑造思绪内涵的外部形象;而富于张力与有深度感的主部主题形象与冲劲十足的主题展开,加上展开部暂时性的色彩变为黯淡及随后乐队与钢琴互亮肌肉般的竞奏表述,则是一种内在的自信与力量的显示。我们对这部作品思绪属性的定位当为:用贯穿全曲的辉煌氛围、色彩和霸气,以及百折不挠、无往不胜的气概从外部形象与内心素质全方位宣示一种力量与自信。
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附132),在欲静还动的清亮氛围中,一个不被人理解的孤独灵魂在诉说着无法平静的心境,含着伤感,含着愤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和弦,引出副部主题陈述那无法解开的心结带来的痛苦,乐队用沉重的语汇对抗着孤独灵魂的自白。独奏小提琴大篇幅的华彩乐段以繁复的思绪将主部主题展开陈述,进入再现部,屡屡爆发的心潮,宣告着无果的探索。在这里,清亮的氛围作为思绪的外延,暗示了一种孤独,副部主题的痛苦陈述,交代了心境的不能平静,沉重的乐队背景,交代了恶劣的处境。有这些外延的限定,思绪的属性定位——一个被漠视、被边沿化的灵魂痛苦的抗争,其中对痛苦的抗争是思绪的内涵,而恶劣环境氛围中的孤独与无果的追求是思绪的外延。
我们会发现,音乐作品思绪的内涵在很多情况下属于抽象的概念范畴。由于这抽象属性,导致很多大部头的经典巨作,在长篇累牍的表述中,往往侧重的就是对思绪内涵的类别框定与限制。这就引出一种独特且有效的音乐思绪表述手法——在思绪外延表述中多用有具体属性的元素,以便解读抽象的思绪内涵。这好比表述“兴奋”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饥肠辘辘的老饕,急步走进盛宴大堂”作为外延,一定会立即明白这“兴奋”的属性定位。
虽然在逻辑学上,为任何一个概念的属性作注解,都会动用一连串的其他概念来表述其内涵和外延;但到了解读音乐思绪属性的时候,我们用到的那些表述,又如何能够让我们将之转化为有意味的外延与内涵的解读呢?我们只能说,无论是刻意营造的氛围,还是精心塑造的音乐形象,之所以能引领我们解读出具象的意味,仍要靠我们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根据 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丰富想象力,这是欣赏艺术的必备素质。
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从第一乐章的开场(附133)音乐,乐队就着手营造着一种神圣的异样气氛:用一种庄严的语气引导着人们的期待,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强的宣示性的乐句,继而辉煌的声响,引出大气而强势的被切碎的主部主题;在木管组合一声神秘的宣示后,同样被切碎的副部主题伴随着一声声交待了背景的不堪,乐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势,预示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即将发生(这种刻意营造出来的异样氛围,可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现在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期待。
宣告大事发生的荣耀落在了饱含****登场的独奏小提琴的身上(附134)。像是在形象的演示着大事的发生过程,我们的视线被引向那浩瀚的大海,我们的感觉却像是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搏击,时而沉降,时而浮升;一番跌宕起伏之后,在逐渐平复的气氛中,我们迎来了一个鲜活的被托起在海平面上的朝阳——主部主题高调奏响(这一个活生生的细节描述相当精彩)。 太阳初升的场面如此富于戏剧性,应当是在喻指被象征为太阳的耶稣降临到这个充满罪恶的黑暗世界(对基督教圣经故事有点儿了解的人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人类迎来了光明 ——一部饱含着虔诚信仰的史诗性音乐作品就此拉开帷幕。
我们能够将思绪引向宗教范畴,完全是因为前面大篇幅的铺垫,引出了神秘的、庄严的、异样的气氛,加上形象的沉浮挣扎情节描述,这些气氛和描述,与众所周知的相关宗教故事内容之间具有可联想性,因而为这部分思绪的内涵有了多项外延界定。
接下来的音乐,独奏小提琴奏出主部主题,这是一种由衷的赞美,几乎占用了小提琴从最低到最高的全部音域,来表明一种全身心的崇敬之情,大幅起伏且饱含着溢美之意的音乐语言表明了一种激动和期冀(这一意味靠的是我们对音乐表述的敏锐感悟,接下来的很多表述均要靠这种感悟来解读)。
神秘的宣示声音再次响起,音乐进入副部主题陈述,在强烈的渴求与期待之情中展示了一种无奈,隐约传出的声(这是一种具有像声意义的表述)暗示了受罪恶污染的灵魂,所受到的痛苦与煎熬(附135)。
独奏小提琴勇敢的挺身而出,传递着上帝的意旨,庄严而神圣。圣经上关于耶稣拯救人类,并非指经济上的援助,而是拯救人类的灵魂。按照基督教教义,人的罪恶是一种对灵魂的污染,
来源于来源于
是魔鬼撒旦攻击人类的后果;人如果被罪恶污染了,就要依靠神赐给的新心——圣灵,来认识自己的罪恶从而对抗罪恶。信徒在获赐圣灵之后,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从而感觉耻辱、痛苦和期望新生,圣灵在人的身体里给人以战胜罪恶的信心和力量。
主部主题以一种庄严而强势的姿态由乐队奏响,这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显示了坚定的信念与力量,音乐进入展开部。展开部主要用副部主题的材料展开,苦难之中的人们深陷在痛苦的与叹息之中;满怀忧虑和同情心的独奏小提琴,势单力薄地去面对强大的乐队,恍如光明与黑暗、圣灵与撒旦的较量。这一较量显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是要经历脱胎换骨般的洗礼才能见得分晓的事情;声、叹息声,得到的是饱含深切同情的慰勉及提振信心的激励……,在一声响亮的警示之后,一场痛苦的邪恶与正义的较量进入决战,人们的心灵经受着如炼狱般的煎熬,孤军奋战的小提琴似在经历着刀山火海般的艰难险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附136)。
悲壮的乐队全奏主部主题将我们带入再现部(附137),独奏小提琴略显出轻松之情,光明在迎接着人们,连神秘的宣示声音也变得略有笑意。副部主题出现时,也多了一份柔和的情绪,甚至让人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美好——阳光普照,白云朵朵,甚至隐隐出现的声也变得像是一种回忆。颂扬之声四起,美好的新秩序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一段华彩独白之后,独奏小提琴再次奏响乐曲前部迎接太阳时的音乐片段,饱含着深意;当乐队再次奏响第一主题时,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天空。在交由独奏小提琴自由发挥的华彩乐段之后,音乐进入一种近乎升华的状态,这是灵魂净化之后的升华,带来一种近乎空灵的意境,引导着人们的视线向着蓝天的深处,景仰那为拯救人类灵魂而做出牺牲的耶稣(附138)。
这个结尾部分的崇拜意味太浓厚了,这世界上有谁还能奢望得到这种非同寻常的仰望和崇敬?
当我们来整理整个乐章的思绪表述,会意识到本乐章表述的所有内容相当于一个基督教徒参加的,倾听神父讲经布道的礼拜活动;如果用文字记叙的话,当为:用上帝的儿子基督降生,并致力于解救被魔鬼撒旦控制下的负罪民众认识罪恶、懂得忏悔、弃暗投明的故事,教诲人们信仰上帝,崇拜上帝。这教诲和信仰崇拜是思绪的内涵;讲述的故事,则是外延。
我们又见识了一个用具象的外延引领我们解读相对抽象内涵的范例。
思绪表述中有意味的元素
——语汇、语气和语速
音乐思绪属性的表述,用的是音乐语言。用音乐语言表述思绪,如同我们日常的语言表述,会有一定的语汇上和语气、语速上的选择和斟酌,这选择与斟酌中就有了表述上的意义——亲切、优美、流畅以及人们乐于接受、理解和产生共鸣的音乐语言,往往用来表述真善美的事物;而晦涩、阴暗、古怪的音乐语言,常用来表述假丑恶的事物。
我们听爱情题材的音乐作品,都会被其美丽的音乐语言所吸引,在这里,作曲家多用优美的旋律界定了思绪内涵的美好属性。像柔美如舒伯特小夜曲(附139),阳光灿烂如古诺小夜曲(附140),失落如托塞里小夜曲(附141),情意绵绵如德里戈小夜曲(附142),心痛如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附143),尽管讲述着千姿百态的爱情故事,却都如常人所能体验到的,或咖啡、或牛奶、或蜂蜜的爱情的滋味。
同样的爱情故事,梅西安在图伦加利拉交响曲中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爱情体验。一种备感陌生、怪僻、艰涩的音乐语言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陌生、怪癖、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在这里,作曲家仅把爱情作为一个严肃话题的切入点,旨在表述一种宗教文化笼罩下扭曲的爱情遭遇——当爱情变为被批判、遭扼杀的欲望,显示一种血淋淋的挣扎和凄美时,其中深层次的意义也就值得思索了(附144)。
音乐表述中的语汇、语气和语速的运用,之所以含有特定的意味,如同一些具有明确指向意义的元素一样,是从人们日常用语的触类旁通中,根据生活经验和丰富联想所领悟的意味。这些意味能够引领我们解读音乐思绪的内涵,有时还能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深思。
比如,音乐能对重大命题和哲理性命题进行探讨,这通常表现在音乐语言的运用上会呈现音色厚重,音乐形象严肃,语言表述过程犹豫不定、反复推敲等特征;就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不小心言及哲理话题时,也通常会语重言正那样——语调深沉,语速变慢,语义意味深长,表情常显凝重。
李斯特在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附145)中,仅以展示矛盾对立的手法,不直接但有效的表明一种哲理的思考。
一个严肃且重大问题被乐队隆重提起,随即,钢琴强势进入问题的核心,且表明高调认同的姿态。如此强势的开场并没有引发一轮轰轰烈烈的探讨,问题被小心翼翼的高抬轻放。显然,如此严肃的问题,并不符合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平静生活人们的口味,第二主题显示了一种柔性的抵抗。强势的第一主题受不了这种抵抗的折磨,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争,然而这抗争并没有得到多少正面的回应;音乐进入第二乐章深深的思索之中。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见附146)以一种深深的思索开场,当思绪逐渐深入时,一个重大命题被提了出来;然而,提出来的命题马上遭到质疑,再一轮的思索将思绪引向更深的层次,一连串的问号之后,新的命题被确立。整个乐章经历了命题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哲理思辨,又经过第二乐章(见附147)的嬉戏般试探和第三乐章(见附148)冥想式深思,到了第四乐章,大提琴权威性的评介之下, 总结性地一一否定了前面的种种设想,最终引出了欢乐颂的主题思绪(附149)后立即得到充分的展示。
朱世瑞为乐队与竹笛而作的《天问》之问,以古朴的乐器,古朴的旋律,古朴的演奏风格,展示了另一种思索。我们从音乐思绪中那从悲愤且百思不能解的情绪之中突然拔地而起的冲天发问的音乐形象中,真切领略了富于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古朴哲理探索(附150),把竹笛,这个通常只能用来表现某些生活情趣的中国传统乐器的表现领域,大大地拓展开来。
音乐主题的陈述及展开就是作曲家在讲述自己的思想、感受、见解或者故事。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我们打开一本书是想知道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同样,一个成功吸引听众的音乐作品所讲的话题一定是前所未有的独特,或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有新的视角和理解,再或者音乐的语言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魅力。
莫扎特第四十一交响曲(附151)以一个充满霸气、如雷灌顶的主题开场,塑造了音乐语言的新形象(后人称之为朱庇特),之后用精湛的作曲技巧深刻的探讨着严肃的思绪,使作品成为名垂青史的经典。
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主题,敲开了一个音乐新时代的大门,以一种狂傲不羁的豪气,彻底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最后防线。
舒伯特用一个充满嬉闹顽皮趣味的音乐形象,展示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闲趣(a大调钢琴五重奏第三乐章——附152)。
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用一个狂暴的形象与一个柔美细弱的形象对峙(附153),开始了天方夜谭的神奇故事。
格什温在蓝色狂想曲中用单簧管一个魔咒似的陈述(附154),开始了一个关于美国梦的色彩斑驳的故事。
巴托克在“为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而作的音乐”中,利用弦乐的张力、韧性与钢片琴和打击乐的刚性对决,演绎了一场极富戏剧性的故事。
在这个作品中,音乐语言的独特性不仅在全新的语汇上得到体现,而且体现在适合说出这种独特语汇的乐器音色上。全曲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附155)由弦乐队用繁复的多声部织体和哀伤的语言交待了一种百感交集心态下的内心纠葛;感情的纠葛终于爆发,之后无助的空虚感笼罩在头顶。第二乐章(附156),钢片琴加弦乐拨弦以刚性的姿态亮相,弦乐队则以富于张力的柔韧回应。这种质感上的对决与碰撞,形成一种多方对峙不可调和之势;激烈的交锋之后,弦乐队以强势的拨弦奏法,与钢片琴、定音鼓展开了一场力量的较量;随后音乐进入能量的积蓄和情绪的酝酿之中,富于****味的场面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结尾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第三乐章(附157),在木琴的滴水声和定音鼓隆隆对答声营造的神秘氛围中,弦乐队与钢片琴的对话也蕴含神秘的色彩,第一乐章的纠葛情绪隐隐浮现,立即被淡化。第四乐章(附158),定音鼓强势出场,引出了弦乐队欢呼一样的出场,钢片琴的出场也似乎有了一些情绪上的变化,在各方妥协似的如出一辙的话语之后,出现了由弦乐队、定音鼓和钢片琴共同发起的一场令人感动的律动,情绪几乎要急转直下。哀伤的却再次响起,局面几乎要失控。钢片琴奏出和谐的钟声,引出尾声钢片琴、打击乐与弦乐队再次融合,音乐以类似含泪的欢呼声中结束。
新颖的音乐语言往往是在诉说新颖的探索或体验。
斯特拉文斯基根据同名芭蕾舞音乐改编的组曲春之祭所用的是另一种让人感觉陌生,却具有古朴感的音乐语言。
作品的引子(附159)是表现一个原始部落所处的内外环境的乐章。
一段极其简朴的旋律由大管在其高音区奏出,因为简约,旋律显得古拙而荒远;这是引子部分唯一具有主题性质的乐思。这应当是在一个极其荒陋的,充满神秘、愚昧和野蛮气息的部落,主题的背景是圆号用阻塞音在呜呜作响,似在宣告着有陌生人来访。英国管加单簧管模仿着古拙的主题,像是在回答大管,却模仿得有点荒腔走板的味道。然而,这种拙劣的模仿却在不同的声部此起彼伏的进行下去了,形成以主题展开为线索的中段音乐,而且各个声部都在用着不同的调性,加上一些新的音乐元素揉在其中,使得中段音乐整体上成为数个调性(如果还能够算得上为调性的话)并列的大杂烩。混乱的音响,并没有妨碍作曲家将它们集结组合成了富于节奏感的舞蹈;当整个部族的各个角落都因这一事件而狂躁起来时,加弱音器的小号开始尖声叫嚣直至狂奏尖锐的笑声,真正让人感到一场?**崾ⅰ钡娜巳庋缂唇剂恕P铱鳎ㄒ荒芄蝗萌松陨园残牡拇蠊苄稍僖淮巫嗥穑孔迥谝怀】赡艿囊奥疃狭司浜拧?
当作曲家在创作中执着地刻意远离调性,并向无调性靠拢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语言就由新奇逐渐走向了怪异。“春之祭”的引子段中,作曲家将一个颇感熟悉的旋律与圆号在低音部的背景音相距二度音程的刺耳匹配,造就一种古怪的氛围;随着音乐
来源于来源于
的进行,不同的旋律片断来自不同的调性被揉到了一起,调性找不着了,只剩下不谐和音的交叉进行。由此,我们听到了一个用完全陌生的语言讲述的完全陌生的故事。
巴托克的音乐语言多数是远离传统审美习惯的。他那着名的“乐队协奏曲”应能代表他作品的风格。以第一乐章为例:看点一,结构上应当视为奏鸣曲式,但两个对比主题相互碰撞与交叉贯穿始终,使得主题的呈示、展开与再现都在这种碰撞中完成。而且两个主题都有一个性格上的变形主题,来深化思绪,使得作品在整体结构上形成了ABAB’A’BB’A’BB’交叉对比格局。看点二,旋律使用了传统音乐里听不到的陌生的调式音阶组合。看点三,也许是基于第二点的原因,传统调性概念已经非常模糊,找不到确认调性的传统和声进行,但从一组同样音高的旋律在把作品的呈示部和再现部统一起来的结构看,作曲家还在努力维护着某种调性的统一。
如果说我们在“春之祭”和“乐队协奏曲”中还能理出一丝丝某一调性的头绪的话,那么,到了勋伯格,任何一点点让人们往调性上去联想的企图,都将被音乐进行的过程彻底打消。勋伯格按照自己创立的12音体系理论创作的第一室内交响曲(见附05),由于没有调性作为参照,甚至连音阶组成都模糊不清,因而,这音乐是用了彻底革命性的语言,并从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多重织体各说各话的极端不和谐氛围。
音乐应当有这么几个能够理出头绪的形象。第一,开头园号用纯四度音阶呈示的宣示性形象;第二,接下来的疾走形象;第三,随后小提琴长时间持续的雍长而焦虑的诉说形象,并在进入慢板后转化为哀怨的倾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形象时不时地穿插于第三形象的进行过程中,这种不断地提醒,应当是矛盾着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磨擦和冲突,由此可见作品整体上的纷乱、喧嚣、焦虑和烦躁其根源就是来自这种矛盾因素的并存。
后半段,在一组纯四度音阶为骨架的背景氛围中,小提琴无助的倾诉让人潸然,浓厚的渴望意味渐渐酝酿起一种行动;尾声恢复了焦躁情绪,音乐在歇斯底里的发作中结束。
音乐总体是在四个形象交替铸就的混乱而不和谐的氛围之中进行着,然而这混乱而不和谐氛围在持续进行之中,反倒造就了一道风景。中段慢板的无助倾诉之后,三个形象似乎形成了一股合力,似乎也在点明作品的内涵就是一种由矛盾走向统一,由不和谐走向和谐的过程,即使这所谓的和谐是结尾那刺耳的歇斯底里大爆发。
思绪表述中有意味的元素
——音响的色彩变换及意味
音乐思绪的表述中,往往还伴随着各种色彩的设计和选择问题;不善于运用色彩调配来营造氛围、表述思绪的作曲家不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成功作曲家;这是因为音乐中的色彩变化能让我们体验到冷和暖、明和暗、阴和晴、清和浊等感官刺激的差异。
德彪西的前奏曲“牧神的午后”(附193),为了表现牧神在午觉时似睡似醒的状态中,想弄清楚自己钟情的仙女是否来访过的苦苦努力回忆,刻意将调式中的主音模糊到无所寻觅,成功地营造出朦胧恍惚的氛围,这种朦胧色彩的运用造就了一个新的音乐流派——印象主义的诞生。
朦胧是一种色彩,清亮则是另一种色彩,这两种色彩氛围产生的意味感受也是大不一样的;同样,暗淡相对于明亮、阴沉相对于明快、寒凉相对于温暖,这些色彩上的对比与转换,都能给人以意味上的提示。音乐中的“色彩”是借鉴 图画色彩的说法形成的概念,并不是我们能听到什么“色彩”,而是借助于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艺术联想能力所产生的“色彩”感觉;谁让我们非得借用绘画艺术领域的词汇来解释我们的感觉呢?如果换个更贴切的词汇……,好像,还真没有。
音乐色彩的概念应为宽泛概念,和声色彩、声源色彩、情绪色彩等都是常见的色彩形态,这些色彩的变换都能够产生出有意味的内容。
贝多芬在第六田园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展开部中(附160),以主部主题衍生出来的素材,用模进手法在不同和弦和调性、调式上进行或变换,这些和声进行与临时变调手法,让人产生明显的视觉转换效果,以强烈的动感引领我们行走在田野上并欣赏沿途的风景变化。
刘湲在交响诗土楼回响第五乐章(见附53)中的合唱主题,先以上方小三度,后再以上方大二度转调的方式,引领我们在认知客家人的生存秘诀时,从坚忍睿智、豁达自信、坚强豪迈性格逐层次探寻。
格利格在比尔·金特第二组曲第四乐章的索尔维格主题陈述(附161)中,同样的旋律复述时运用和声色彩的大小调式转换,暗示索尔维格苦等未婚夫回归的希望与失望心情的交织,展现复杂矛盾的人物内心世界。
调性调式的变化,也能改变音乐的色彩氛围,从而圈定思绪的方向。小调式作品常给人以冷、暗、阴的感受(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陈述,呈现一种无奈和压抑,悉悉索索的伴奏音型背景显示了一种寻觅的欲望——附162);大调式作品常给人以暖、明、晴的感受(鲍凯里尼着名的a大调小步舞曲具有明亮、华丽且典雅的风格——附163)。
然而这不是绝对的真理,这些感受事实上取决于作品整体基调的限制。布鲁赫苏格兰狂想曲序曲部分奠定了略带忧伤的基调(附164),使得第二乐章和第四乐章大调式的苏格兰民歌主题(见附100和附165),也带上了伤感的情调。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于作品整体呈明快乐观的基调,第三乐章更是将这种基调继续发挥,以至于回旋曲式第三个小调式主题(附166)呈现出一种华美的效果。
思绪的色彩运用中,利用各种乐器及其不同音区的独特音色来描绘不同的心境和环境背景,有时能成为具有外延拓展性能的因素。肖斯塔科维奇用长笛在高音区的应用营造了一种悲凉和萧瑟(肖斯塔柯维奇—第七交响乐第一乐章——附167);德彪西在弦乐队渲染的水气氤氲背景氛围中用木管组合、重叠等混合音色描述了大海的深邃,加弱音器小号与圆号交替变换色彩表现了大海的多变和不可捉摸(德彪西—大海——附168)。
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前面说到是以不变的旋律、不变的速度、不变的和声、不变的波莱罗舞节奏音型背景重复了九遍(准确地说,应当是类似古二段曲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各奏两遍组合成的一大段奏了四遍再加上一遍二段式和一个尾声),其始终能保持清新面貌出现的诀窍就是色彩外延引领下的思绪不断更新。作品在色彩运用上大致分成了五个层次,并在色彩演化的同时将音乐思绪逐层次推进,直至最终推向。
第一层次(附169),乐队弱奏的伴奏音型背景下,由长笛在中低音区独奏展现一种空旷遥远的意境,单簧管独奏应答冷漠,大管接上的色彩稍有转暖,又被单簧管高音区的进入冷冰冰的逼了回去。在这里,弱奏的效果与偏冷的效果,合起来让人产生距离上的视觉效果和时点上的初始效果。
第二层次(附170)双簧管明亮的的陈述随着增强了的背景音型将气氛稍稍转暖,萨克斯的进入增添了新的色彩因素,长笛在高音区配上小号将色彩转亮,气氛变得随和起来,时空距离感拉近。
作品前两个层次主旋律以各种木管乐器独奏为主,充分利用了木管组软音色乐器较暗淡,硬音色乐器较明亮的特性,巧妙的调整着我们的视觉,使作品在不变的表述语言中,获得时空变化的意味和效果。
第三层次(附171),随着不同乐器组合进场和变换角色,各乐器色彩被调和而变得不再分明且越来越浑厚,同时伴随着舞蹈节奏音型背景力度的逐渐加大,笼罩现场的偏冷气氛消失。第三层次后半场铜管乐器亮丽进场,场面气氛趋于热列。
第四层次(附172),进入了混合乐器组音色阶段,由于更多的乐器加入主旋律和背景音型,整体气氛不再是细腻的音色表述,而趋向粗线条的氛围渲染,直至第五层次(附173),铜管乐组硬质音高位密集排列,从开始起就一直维持着的,以八度音程和纯五度音程为主要形式的稳定而透明的和声效果背景,被填实了空间,致使音响效果呈现出辉煌灿烂的色彩和炽热欢腾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维持到乐曲尾声——不变的旋律与和声突变转向,似乎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仪式的中心,乐曲在鼓乐齐鸣的欢呼热潮中结束。
思绪表述中有意味的手法之
——重复、变化重复与再现
纵观所有的音乐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最典型的表述手法——重复、变化重复与再现。这一典型手法的运用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为加深主题印象并给听众留出揣摩消化时间上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经典手法。事实上,音乐作品陈述时的重复,不仅不会给人以繁琐与嘴碎的感觉,反而会给人以亲切和美感;一些简单变化的重复甚至会给人以含义深刻(舒伯特--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第一乐章展开部主部主题陈述——附174)、焕然一新(格里格—比尔·金特第一组曲第一乐章——附175)、别开生面(舒伯特—f大调音乐的瞬间——附176)、百感交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俄罗斯国歌——附177)的感觉。
重复、变化重复与再现在音乐思绪表述中的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思绪表述语言的统一性、连贯性保障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绪表述也要讲究思路的清晰和连贯性,一个人如果在讲述自己的思绪时经常性偏离中心而“跑题”的话,必将无法将自己要说的话表达清楚。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说这个人思路混乱,词不达意。
音乐思绪的清晰、统一与连贯,靠的是音乐语汇的重复、变化重复和再现。
肖斯塔柯维奇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附178),用严峻的陈述口吻和寒意阵阵袭来的死一样的沉寂氛围介绍之后,以小军鼓代表军事压力的存在为背景,在一个坚定的主题反复十五遍的陈述背景下,逐渐加入各种新的表述元素,把被德军围困五百多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严酷惨烈,进行了全景的、让人震撼不已的描述:艰难卓绝的坚持、永无休止的争夺战、让人心惊肉颤的空袭与空战、气吞山河的反攻与决胜……,这就是在不间断的重复中添加新的元素展现出来的所有内容,而保证这长达数十分钟表述的连贯性纽带就是那十五遍的重复。
音乐作品的多种结构形态,也是以重复与再现原则确立的模式。这些以重复与再现为内容的结构模式的确立,并长期成为作曲家的创作宝典,足以证明它在音乐思绪表述上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
古二段式曲式较之现代意
来源于来源于
义上的二段式完全是不同的概念,这在于作品中的第二段多源于第一段的素材进行展开性陈述;这种展开性陈述就是一种多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主题形象内涵的有效方法。这种结构应当是一种三维展开,当一个作品先从正面着力渲染之后,变换了角度再从侧面或背面进行陈述,顿时让人感到了作品的厚度和立体感,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在保证思绪的统一性与连贯性的前提之下,从纯美的立场说,多方位、多角度展示美的看点,更凸现作曲家对“美”认识的深刻与把握美感能力的厚实。在古典乐派的作品中几乎能随手拈来此类案例,巴赫的第一号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附179),第一段用小调式展现秀丽华美的一面,第二段则用同一主音的大调式展现俊朗坚韧的一面,全曲流畅清丽,结构严谨,色彩丰满。假如这个作品只有第一段(一段式),虽然也是个不错的作品,却会让人感觉色彩上的单调,有了第二段的展开,情形不一样了,靓丽与明快呼应、华美与俊朗并存,这该是个多么美妙与完满的世界呀!在这里,音乐思绪尽管分为上下两段结构,却因为下段是上段的变化重复形式,整个思绪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三段式、复三段式、回旋曲式的结构,增加了一个(或多个)新的主题,与前一个主题形成对比,各主题有时还要展开来细说,但最后还要回到第一主题上来的结构模式。这类模式强化的是再现的作用。这再现既可以是不变的重复,也可能是变化了的重复,只是在短时间离开了这一主题之后再回到这个主题上来,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充满了回味的乐趣。肖邦的降b小调夜曲(附180)第一段营造了一个满怀忧思的人儿在独自面对宁静夜空时的氛围,中段呈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纠 结和激动情绪,使得前面那满怀的忧思得以宣泄与释放;这时候再现段适时而至,虽然忧思依旧,却有了一种宣泄后的渐复平静和满足的感觉。 圣·桑--引子与主题回旋随想曲(附181)用了多角度铺陈的手法将人们的情绪一步一步引导到****奔放的巅峰,可谓是酣畅淋漓,曲终而心未能静。在这里,A主题是调动情绪的动力源,它本身就有着极富魅力的动感形象,而且得到了适当的展开。B和C主题舒缓而优美,与充满张力的A主题既相互映衬,又相得益彰。整个思绪以A主题为中心收放自如,错落有致;当A主题第三次由乐队奏起时,独奏小提琴已经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迸发状态,****的接续尾声意犹未尽的把情绪推向了。
三段式、复三段式和回旋曲式结构显示了人类在表述繁复的思绪时收放自如把握语言的能力,而奏鸣曲式,则将这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奏鸣曲式中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这一整体的布局形态,就已经在明确告诉我们,主题必须经过呈示亮相,然后要展开来细说,再经过重现作出总结,才能完成结构的构造。在这里面,音乐思绪表述不仅要短暂离开原主题,另辟一个思路,而且还要将原主题与新主题分别展开来深入发掘探讨,最后,统统要收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上。显然奏鸣曲式已经不是简单的三段思维模式,当两个对比主题互相碰撞、互相冲突,在矛盾中寻求统一,在全方位碰撞中营造戏剧性效果时;当展开部里(有时干脆在呈示部就有)将主部主题或者副部主题单独展开叙述,甚至主副部主题统统展开叙述时;大量变化重复手段的运用(有时还会再加入新的主题形象),使主题性格、形态、情调、情绪等各方面得以充分的展示,使主题形象更加丰满,使得思绪的内涵变得更加深刻和可“读”、可“视”、可听,这是重复、变化重复与再现手法对于音乐语言的最伟大贡献。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用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展示了作曲家事业与亲情之间的冲突与统一。从引子(附222)开始,直到用主部主题的素材,运用性格变奏手法,刻意营造了让人倍感空虚的特殊氛围和对深夜到港的新移民在陌生的环境中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压力时表现出来的忐忑不安心境的刻画,为思绪的深入表述作了铺垫。
暮然回首一般,犹如一支利箭射出,小提琴急促的震音把我们引向风急浪猛的旅途的回顾……。音乐进入呈示部。两个主题形象:一,乘风破浪的轮船形象,二,温馨的家乡记忆。这是两个相互牵连却又相互冲突的主题,也是人们面临人生道路抉择时都会有的一对矛盾。
在主部主题破浪前进之中,长笛用大调式变奏主部主题表述了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和信念(附223)。要记住这个长笛演奏的,清澈而坚定的音乐形象(我们姑且把它称作第一a主题),它将贯穿作品全部四个乐章,成为整个作品的中心思想——来自旧世界的旅人向新世界致意。
圆号辽阔地吹奏起第一a主题把人们带入一望无际的大洋,音乐进入展开部,展现了航船与大风大浪激烈冲突搏斗的过程。一波一波扑面而来的巨浪考验着人们的意志,人们乘坐的轮船犹如一艘满怀必胜信念的战舰,乘风破浪,所向披靡(附224)。
圆号再一次奏响主部主题,乐章进入再现部(附225)。
经过大风大浪的磨练,人们的心里有了底气。虽然大海仍旧是一浪接一浪的涌来,人们已经了然在胸,熟视无睹;成熟的心态下,长笛奏响的家乡小调,仍旧亲切,却不见了惆怅,人们把对未来的美好愿景回赠给故乡的亲人。安静的气氛中,长笛再一次吹起第一a主题,小提琴动人的重奏这一主题,这是人们心底里的信念,既神圣又无邪。大风大浪又起,圆号和小号相继呼喊起来(或者说这正是作曲家自己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经历了大海的考验,我们还将面临新世界里人生的考验、事业的考验,这是比大海所展示的**威更加严峻的考验;这里有人际间的残酷竞争,有思想文化背景的激烈碰撞,有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你为此一切作了充分的准备吗?呼喊声被惊涛骇浪完全覆盖。容不得你思考,容不得你犹豫,更容不得你退缩;一切的一切已经被巨浪卷走,然后又不由自主地被抛向了急速旋转的旋涡中心……。
新世界,到了!
整个第一乐章,在营造特定的氛围背景,塑造乘风破浪的航船形象,并穿起一个个冲击与碰撞、考验与搏斗、憧憬与眷恋、忐忑与希望等等复杂的心态与经历中,主部主题与第一a主题成为了思绪整体统一与连贯性的粘合剂。
在以重复和变化重复为主要手法的复调作品中,唯美地运用这种作曲技巧加上其他复杂的手法和规则来展示美感构思,已成为一种经典。比如卡侬,是一种以先后顺序重复某一旋律形成多声部复调形式的曲式,其导句与伴句之间看似简单的模仿重复却隐含着复杂的变化形式:同度卡侬、五度卡侬、四度卡侬、转回卡侬、倒回卡侬、增时卡侬、减时卡侬、无终卡侬、有终卡侬、螺形卡侬、伴奏卡侬等等,古典主义的大师们个个都能得心应手对付这种复杂的复调手法,且成就斐然。
赋格这种复调音乐的顶级形式,也是以重复为主要手段,内含复杂对位关系的曲式。巴赫将赋格这种形式发掘到了极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典作品。最为着名的那首管风琴曲d小调触技曲与赋格(附182)早已被人们改编成多种演奏版本流行于世;一部“赋格的艺术”用了一个貌不惊人的主题,用重复、变化重复手段花样翻新、洋洋洒洒,居然演绎编织出精彩绝伦的二十二段赋格与卡侬精品,而且这二十二段作品还各具神采。从第一首主题以高贵而典雅的姿态亮相之后,第二首主题用连续的符点音跳跃性变型,将思绪嘻戏化;第三首主题反向陈述,情绪转暗;第四首继续反向陈述,有动力;第五首主题反向陈述与正向陈述对峙,略显沧桑;第六首低位拉长的主题与高位反向陈述略显兴奋的主题再加上中位上行陈述和中位下行陈述各自与第一第二陈述呼应的四重对峙,思绪复杂化;第七首中位上行陈述主题与在高位拉长的下行陈述主题再加上中位下行陈述的呼应和低位拉得更长的下行陈述主题对话,把思绪变成了精彩纷呈的对决;第八段主题性格变化,反复的陈述着一种略显暗淡的情绪;第九段主题性格向有张力的动荡转换,情绪变得热烈而动力十足;第十首主题大变脸,四重赋格以动荡的姿态各奔东西,原主题的再现与变脸主题形成强烈对比,思绪显出深刻的探讨性……(附183—192)。
上述重复表述手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炫技,但当这炫技使得主题形象变得越来越远离原主题形象的时候,那维系着整体统一的纽带——保持着原主题元素的变化重复,就担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了。
情绪的酝酿和能量的积蓄
音乐思绪表述中的重复是一种具有强调性质的表述,并且是思绪表述的持续和发展手段之一。正如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要强调某一思绪时采用复述手法能引起人们思索和领悟一样,被重复的乐句、乐段会更具深意的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有时甚至会因量变的积累而释放出质变的意蕴来,中国古代寓言中“三人成虎”的故事反证了强调性复述的威力。
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最后一段的结尾中,持续重复一个具有冲击形象的乐句,将人们抗战的热情逐级推向遏制不住的爆发顶峰,并得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新发掘出来的具有内在精神支撑的更坚实的力量。
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四乐章(附194)在满怀悲愤的主题陈述之后,转换了语气来表述心中的隐痛及抗议;在四遍的反复陈述过程中逐级将控诉不公正社会的言词推升到最严厉的高度。之后,这控诉与内心痛苦再次被咀嚼,从而激发了新一轮的抗争;在稍稍平复之时,犹如心口创伤的破裂,引发抗争主题由弦乐队在中音区第五次重现,将人们强压不住的悲怆一股脑的倾泻出来。
模进这种以变化重复为思绪展开陈述的手法,是作曲家常用的手法,浪漫主义作曲家常用此手法积存能量以将情绪激烈化并推向。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语言中,大量使用模进的手法已成为他的经典特征;在他所有重要的作品中,主题的陈述或者展开几乎都能见到模进手法运用,而且是将情绪调动起来推向的最常用手段。我们很容易在1812序曲(附195)、意大利随想曲(附196)、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附197)、第一钢琴协奏曲(附198)、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附199)、第四交响曲(附200)、第五交响曲(附201)、第六交响曲(附202)中找到模进手法的频繁运用与酝酿并推向的范例。
视角的转换与层次的展示与发掘
事实上,音乐作品中完全的重复并不多见,更多的重复是以变化形式出现的。变化重复的表述是一种拓展内涵与改变视角的表述,其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法,一是主题变奏,二是主题展开。严格说,二者的区别并不太大,并且往往交叉并用。如果硬要区分一下的 话,应当为主题变奏是主题形象多样化的手段,往往限于主题材料本身的变化;而主题的展开是将主题内涵深层次挖掘的手段,可以在展开的过程中根据需要离开原主题材料,加进新的主题元素。
萨拉萨蒂在选用比才歌剧素材改编的卡门主题幻想曲(附203-205)中大量运用了变奏手法,使得作品充满了眩目的华彩。由于这种亮丽色彩的添加,得以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音乐形象的性格和内涵。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附206)里以铜管乐器齐鸣宣示抗争的引子开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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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主部主题在呈示部初步陈述之后就有了一场相当精彩的展开,表述情绪由焦虑与戚戚然转换成为一种信念,似乎在陈述抗争宣示的缘由,并形成一个小;一个有窥探意味的音型引出稍有安定意味的副部主题之后,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交织在一起,陈述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态;主部主题再次展开,并掀起一阵情绪的波澜。在展开部,每一次铜管齐鸣的抗争宣示之后,主部主题都以一种新的情绪出现,这里面有惆怅、有伤感、有呐喊、有视死如归的豪情,直到再现部的结尾部分,当抗争宣示再次响起时,主题演变成一种勇往直前的跃动形象。整个乐章里,主部主题围绕着抗争的中心情绪将心理层面内涵充分的展开,直到最后以一个壮怀激烈的亮相,义无反顾地结束乐章。在这个乐章的表述中,变化重复手法的运用既有转换视角的功能,又有发掘思绪层次的功能。
音乐思绪的层次感有两个解释,其一是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横向顺序挖掘层次。
格里格在比尔金特第一组曲的第一段“朝景”(附207)中,以大管和圆号描摹薄雾状早晨背景,长笛清新的气息开始了朝景的描绘,中提琴的呼应给人以回味;双簧管略带金属光泽的音色接过来的描绘,使得环境亮度逐渐加强,主题转入下属调性的和声色彩变幻,让人眼前一亮。主题继续用长笛和双簧管在新的调性中陈述一遍,立即转入上方小三度的新调性,环境的明亮度继续增强。此刻,乐队全体在回归的原调性上陈述的主题,轰然告知太阳的升起,被照亮的原野展现在我们眼前,一阵阵震撼让人静默无语,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之情油然而生。在这里,思绪的表述以主题重复与变化重复手法,配之以乐器色彩、和声色彩调配营造的氛围变幻,为我们逐层次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展示了一场缤纷灿烂的日出过程。
第二种层次是立体式竖向与横相并行的全景展示。
肖斯塔柯维奇在第七交响曲(见附208)中,用一个固定的坚定信念主题配上一个代表军事压力的小军鼓背景,反复十五遍的持续过程中,不断地变换着织体的形态和氛围,变换着时间和空间的内容,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二战史诗。
勋伯格在第一室内交响曲中,运用不同形象与性格的多重织体元素,反复交叉编织,错综复杂的展示出一个纷乱喧嚣的人际环境,让人倍感紧张和压抑(见附05)。
同样是描写太阳升起的场面,格罗菲在大峡谷组曲第一段“日出”(附209)中,以一个不变的展示性主题,配上持续弱奏的隆隆鼓声作背景(应当是大峡谷谷底流淌的科罗拉多河在峡谷中回荡的流水声吧),木管加圆号描述的由沉睡中逐渐醒来的大自然,早起的鸟儿,刚刚蹦出地平线的太阳,空旷的、洒满金色阳光的沙漠,远处隐约的峰峦,近处历历在目的山谷与科罗拉多河流,一种弥漫在现场的朝气和觉醒的生命力与油然而生的感动……,作曲家用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部、不同的色彩以及不同的手法编织出了一幅大峡谷地区独有的壮丽的日出美景和天人合一和谐氛围。
§ 音乐思绪在指向性元素与无明确指向性元素综合运用时所能展示的奇迹
——有情节、有细节与有戏剧性的音乐故事
我们在前面曾经展示了伯辽兹幻想交响曲那有情节、有细节与有戏剧性的音乐故事是如何讲述的。当我们了解了音乐思绪表述中的种种手法之后,我们会发掘出音乐作品中那些更多的、更加有趣味的故事。
用音乐表述戏剧性的故事,是许多作曲家梦寐以求的事情。音乐思绪的感情表述是音乐艺术的强项,而戏剧性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述却是音乐较之其它艺术门类的弱项;但聪明的作曲家仍能够用独特的视角,将他们思绪中的有趣情节和细节巧妙地告诉我们。
格罗菲在大峡谷组曲第三段中描写山间小径上发生的故事,选用了山间小道上常见的交通工具——毛驴,来表现旅行者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遭遇(附210)。乐曲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开始为我们交待了大峡谷的深邃(这一声模拟驴子的嚣叫作用非凡。第一,交代了故事的主人公——毛驴与隐藏在后的骑行旅客。第二,惊天动地的啸叫只有在会产生回音的峡谷空间才会出现,这样就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地)。小提琴独奏模仿驴子的叫声让我们的主角毛驴登场(这一表述平添了许多乐趣)。木鱼有节奏的敲击声中,我们的毛驴出发了,那步伐是有点奇怪的味道,山间小径嘛,显然不那么好走。突然,毛驴紧走几步,想维持即将失去的平衡,导致我们的毛驴骑行者翻身落“驴”,随身携带的盛水容器(是葫芦?水壶?还是瓶装水?)一路滚下山坡,几经上下翻滚,尘埃落定(一个非常形象而生动的动态事件描述),表明已到谷底,毛驴嘲笑似的大叫(这当然是我们的感觉。但这人驴之间的第一个回合,有点出人意料的效果)。重新上路,旅行者再次骑上驴背饱览山景,圆号辽阔的告诉我们旅行者欣赏山景的兴致极高;但好景不长,毛驴故伎重演,这一次我们的旅行者被摔得不轻,金星乱冒,晕头转向,眼前的山景让人生畏了(这一段表述中,故事的第二个主人公——骑驴旅行者由音乐中出现的美景欣赏意味和被摔得头冒金星意味推向前台)。可笑的是,此刻毛驴突然发疯似的狂奔起来,再次将盛水容器重重地甩向山谷中躺着的旅行者,作品在毛驴的大叫声中结束。至此,一个让人忍俊不已的戏剧性小喜剧讲述完毕。
音乐思绪被作曲家记叙下来,还需要经过指挥家、演奏演唱家的演绎才能最终与听众见面,经过演绎解读,指挥家、演奏演唱家们常能在作品中发掘出令人惊叹不已的细节与效果。手头正好有一个例证:安德烈·考斯泰兰涅兹指挥哥伦比亚管弦乐团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拨弦的波尔卡。作为一部最着名的波尔卡舞曲之一,拨弦的波尔卡被众多指挥家和乐团演奏过,但在我听过的演奏版本中,手头这一版本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版本。
音乐分为三个段落。由简短的过门开始,音乐刚一出现就抓住了人们的注意力----一个十分警觉的窥探动作把人们带入到一个特殊环境氛围中(附211)。第一段主题表述中用节奏上的缓与急交错模拟一种蹑手蹑脚的姿态,推出一个眼睛贼亮的顽皮孩子形象——孩子小心翼翼的走进一个显然是“”的房间,过于小心的孩子忽然警觉地停下脚步,没有发现情况,孩子继续小心的前行(附212)。
音乐有了变化,孩子好像是听见了什么,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左看右看,没有发现异常(附213)。
孩子继续小心翼翼的向前走,显然,始终保持警觉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段,终于一步一个小心的到了目的地拿到了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新的主题开始了),孩子禁不住内心的喜悦有点手舞足蹈起来(附214)。在这一段里,节奏变得舒畅,情绪得到了暂时的放松。
一个激灵,音乐开始时的那种警觉又一次出现,音乐进入第三段,危险的情况出现了,孩子开始小心翼翼的撤退(附215)。
然而已经晚了,“”的守卫者挡住了孩子的退路,短暂的对峙后音乐在一场热闹的追逐中结束了全曲(附216)。
这首拨弦的波尔卡太有名了,各种处理手法众多。与其他版本的拨弦波尔卡相比,本版本充分运用音乐表述语言的语气和语速的变化,用弦乐拨弦的特殊音色来表现孩子蹑手蹑脚走路时的形象效果,为思绪的意味作了提示。表述过程中有效运用在某些地方改变节奏 、配合骤停等手法,加上尽量压制的音量,成功渲染了一种警觉的气氛。音乐的尾声那戏剧性的追逐场面,更为前面的铺垫做出了诠释。
德沃夏克两组斯拉夫舞曲中,为表现斯拉夫民族风情的需要,不乏情节和细节上的描写。第二组斯拉夫舞曲的第三段(附217),描述了一场民间舞会上发生的种种有趣故事:音乐采用回旋曲式结构,一场盛大的舞会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开场。A主题以领舞者身份致开场白之后,b主题显示首场舞在鱼贯进入角色的众人参与下开场,在领舞者的带领下,c主题引出了新一场舞蹈,舞者们无不焕发着青春活力和自信。领舞者宣布第一场舞蹈结束,d主题将人们带进一种休息状态。然而,e主题显示的意犹未尽的部分舞者却自作主张且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一轮新的舞蹈,很快,这轮新的舞蹈吸引了大批参与者,人们尽兴的欢呼声将气氛推向。领舞者宣布正式的舞蹈节目再次开始,人们在f主题和a主体描述的新一轮舞蹈中尽兴欢舞,舞会在热闹的气氛中结束。
这里的戏剧性效果出在e主题的陈述中:首先,这个主题的形象一改前面相对拘谨的氛围,变得有点投机色彩,其次,这改变了性格色彩的主题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搅局的哄闹形象;当一个正统的舞会上,出现一群嬉闹搅局的****舞者时,这戏剧性效果也就不请自来了。当然,这一搅局的情节,也正是作曲家所要刻意展示的一种民间习俗和民族性格的神来之笔。
音乐思绪的表述,手法多样且常常具有跳跃性,这与我们常态的繁复思绪过程恰是一种吻合。通常人在思绪过程中的跳跃思维并不会造成思绪整体逻辑的紊乱,这得益于人们惯用形象要素的蒙太奇手法,来将跳跃出现的形象要素运用拼接——借用电影艺术的一个名词叫做蒙太奇——的手法,来完成整体思绪的整理。
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呈现的思绪繁复且具戏剧性效果;这里除了作曲家精湛的直叙技巧、特写镜头般细节的陈列、富于逻辑性的情节布局之外,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各个元素有机的组合起来,构成一部大手笔全景思绪的蒙太奇构思,是功不可没的因素。
第一乐章,弦乐部低音区低沉的轰鸣声中,大管用其最沉闷的低音缓缓奏响主部主题。这是一种缺乏信心的希望,一切都陷于死气沉沉的氛围之中;直到中提琴一声小心翼翼的询问和紧接着的双簧管和单簧管的试探,让人想起鲁迅在小说“药”中描写的,期待刚吃下去的血馒头能够将肺痨病人起死回生时的场景;终于,中提琴绝望地松弛了期冀(附218)。
缺乏信心的希望成为绝望,乐队开始有了生气。这是绝望的情绪在蔓延,一切曾经的努力成为泡影,一切曾经的克制不再必要,一场绝望情绪最初的宣泄小小的爆发出来。
弦乐队奏响了柔美的副部主题,展现对曾经的美好往事的怀恋,但圆号作为背景音响却发出不谐和音,这种回忆注定了是一种充满悲凉的回味。在有节律的伴奏音型背景下,似是乘坐时光快车回到了过去。长笛和大管对答着掀开一幕幕往事的画面,单簧管也与大管有着另一些的回忆;过电影般的回忆能够带来的只有酸楚,一声止不住的抽泣中断了回忆。副部主题再次奏响,此刻只有哀叹:曾几何时,那尚能让人们存一点点活下去理由的期冀,如今已灰飞烟灭。但令人备感空虚的回忆却仍挥之不去,咀嚼咀嚼苦的味道也许能让人聊以****,大管余音袅袅,沉浸在迟钝的空灵之中……(附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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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整个呈示部,将如此众多的意味呈现在我们面前:沉闷而低沉的情绪——绝望之中的挣扎——无奈的叹息——充满****意味的美好情调——如烟往事的纷沓而至——再次沉浸在****的遐想不能自拔……。我们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令人绝望的现实中企图寻求一丝聊以****的活下去的理由。
乐队一声巨响犹如猛喝,将人们从迟钝和麻痹中拉回了现实。乐曲进入了展开部。
一个恶狠狠的主题向人们逼了过来,小提琴们在主部主题的展开陈述中绝望地张皇失措,四处逃散;容不得辩解,容不得怠懈,甚至容不得自由呼吸,似有一张大网将人们悉数拿下;充满暴力情绪的小号有乐队强奏做帮手,把个曾经的人间变成了地狱;苟延残喘之下,小提琴们在悲惨的。然而人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牲畜,抗争的力量开始集结并且发起反击;面对异常强大的暴力氛围,必然的结局是失败;绝望之中,人们奋力呐喊、泪水飞溅,悲壮情绪在每个人的胸中剧烈冲击回荡(附220)。
一切渐渐归于平静。
展开部的陈述是那样的残酷,一切能够给人以“生”下去的借口,统统毫不留情的一扫而光。
弦乐队低音部似是咬噬心肝的小虫一样开始缓缓的进场,聊以****的回忆主题再次响起。再现部的回忆已经没有了咀嚼苦味的兴致,只有被小虫啃噬的心脏在流血,向内紧压的不谐和弦犹如一阵强似一阵的紧缩的疼痛,折磨着尚存一气的人们。
垂暮的人们踏着弦乐队低音拨奏的节律,迎着西下的夕阳无力的走去,背后的身影越拉越长,越拉越长……,夕阳渐落,人影渐逝,渐逝……(附221)。
结尾那具有指向意味的步伐,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向最后的归宿。
我们在这个乐章中能够听到的东西够繁杂,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作品的标题——“悲怆”。这标题就是这部作品思绪的内涵,虽然稍嫌抽象,但却吻合而贴切。我们能够完成前述种种相对具体的解读,则有赖于自呈示部到展开部再到再现部那些有意味的细节描述,这些细节的描述,交代了“悲怆”形成的前因后果,交代了一场“是生,还是死”的哲学思索和最终因绝望而选择了“死”的过程。这些交代成为有相当具象意味的外延,将思绪内涵的定位限制在一个可捉摸的范围之内。
我们谈及的那些有具象意味的细节表述,大都不含指向性元素,能够为我们提供有意味判断的线索,则来自音乐思绪表述中动用的种种能显现意味的手法。比如:沉重而绝望的语调意味着不堪的处境;带有焦躁情绪的骚动情节意味着心有不甘;优美的副部主题意味着在这世上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模仿电?**庞郴俗泥尘芭浜献挪欢媳浠槐硎鏊夹鞯睦制骱鸵羯馕蹲乓荒灰荒坏耐禄毓耍桓辈恐魈獾闹鸾プ呷跻馕蹲懦聊缬?****的企图;当一声巨响将我们拉回现实之后,激烈的冲突性与暴力性氛围描述,让人感受到无所遁形且惊心动魄的残酷现实;再次强拉起的反抗意味,随之而来无奈的平静过程,模仿小虫蠕动咬噬的低音部音乐形象作为副部主题再现时的背景,痛苦的情绪,以及最后越走越弱的步子等等。这全部的表述内容,用蒙太奇的拼接手法被一个思维逻辑串起来,令人信服的感悟到人对生命的珍爱——即便再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不轻言放弃;同时令人信服地宣告这种信念和努力的徒然,残酷的现实所留给人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在饱尝痛苦折磨之后走向死亡的悲怆结局。
后记
本文从“音乐是作曲家用乐音和其他声音表述自己线性思绪的艺术”立论开始,以作曲家创作时的思路和角度为切入点,总结了音乐思绪表述中种种可运用的元素、手法和思维逻辑,企图证明作曲家在倾力表述能让人理解的音乐思绪这一创作初衷。
音乐是人的心理活动记叙,因而是具有可解读属性的事物。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作曲家都知晓能被人们解读内涵,甚至仅仅能被人们解读出来部分外延的音乐作品会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并受到人们欢迎的客观事实。
有认识才有相通,有相识相通才有喜爱。
我们看到许多音乐界名人致力于交响音乐的普及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音乐艺术被边沿化的危机所在。让普通音乐爱好者欣赏交响乐,一定要交给他们进入交响殿堂的钥匙,而且这钥匙一定是能进到殿堂内部的那一把,而不是进到院子里只能看见殿堂外观的钥匙。
音乐思绪的表述在我们臆测作曲家创作心路历程中,就这么着一一摆在了桌面上。之所以有臆测一说,那是因为本文所论并非作曲家们自己的解读,而是根据作曲家们的作品,“听其言、观其行”,以自己丰富的生活和社会经验,加上一定的艺术修养,进行符合作品本来意味 的联想得出来的推断。我们的愿望是打造一把能进到交响殿堂内部自由徜徉的钥匙,并将它交给广大音乐爱好者。
有较真儿的人会说:拿一个什么臆测的东西作为音乐内涵的解读也太不靠谱了。我们要说,观察力和想象力是欣赏艺术的基本要素。人能够理解其意义的事物,并不都是很直白说明了的事物;在庄严的场合人自会庄严,在悲痛的场合人自会肃穆,这不需要有人指点你这么做,只需借助那很靠谱的意会。是艺术,总要被人们品头论足去评介,推想和臆测也是难免。一部红楼梦,那么清清楚楚讲出来的故事,还被无数红学家解读数百年,以推想和臆测成就了一大批学术专家,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给作品留出更大的想象空间,与恰当的点明作品想象范围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艺术作品是需要评论家们评介的。艺术作品在评介的领引下,容易被人们理解并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因而产生共鸣,也就具有了生命力。现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理解万岁”,可见一个人不被理解有时真的就是生不如死。虽然卓别林对好友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我受人们欢迎是因为人们懂我;你受人们欢迎,是因为人们不懂你”,但是人们不懂爱因斯坦肯定是暂时的,作曲家不被人懂是不是暂时的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