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农村村委会副主任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父母服刑造成未成年子女多项权益受损
生存权遭受影响。农村及贫困地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普遍呈现贫困化趋势。农村服刑人员中，男性罪犯比例较高，而男性是农村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顶梁柱的倒塌给家庭带来生存危机，导致未成年子女生活质量下降，有的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难以维系。另外，一些农村服刑人员非婚生子女一出生背上了“黑户口”，偏远农村信息交流与政府保障等客观现实因素不完善，使他们从正常社会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得不到应有的社会福利支持。还有一部分农村服刑人员犯了诸如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等重罪，由于判刑时需要赔偿数额巨大，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至几十万，对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事实上缺失，他们游离于社会救助的边缘，无法享有法律赋予的生存权利。
发展权受到限制。未成年子女父母双双入狱，或者一方犯罪，而另一方为了养家护口，不得不外出打工，或者有些干脆放弃家庭，抛弃未成年子女，这都造成未成年子女无人抚育，或者由无人赡养的老人抚育。大部分农村地区未成年子女在父母服刑后，由祖父母抚养或寄养在亲戚家中，生活很快陷入困顿。一部分孩子为减轻家庭负担，只有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养家，但因为家庭原因遭到歧视，就业前景并不好。有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因为遭到社会歧视，得不到应有的救助，而走上父母的老路，成为新一代犯罪团体。调查发现，94.8％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犯罪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未成年人犯罪率。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违法犯罪的人数占被调查人员未成年子女总量的1.2％，未成年管教所收押的未成年服刑人员中有15％是父（母）服刑或有家庭缺陷的 。
受教育权难以保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深刻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成长。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由于种种原因中途辍学，不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正规有效教育，与同龄孩子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不平等感受将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和对立感，从而可能产生对整个社会的对抗情绪，形成潜在的严重社会隐患。据调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辍学现象严重，辍学比例高达13.1％。其中，户口在农村的辍学率更高，达16.1％。在父（母）入狱前就已经辍学的占未成年子女辍学总人数的17.56%，在父（母）入狱后辍学率竟高达82.43％ 。
监护权缺损丧失。父母双方均因犯罪入狱服刑，父母离异后，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母入狱服刑，另一方不愿或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一方不幸死亡或下落不明，另一方因犯罪而判刑；这些在农村服刑人员家中发生，致使监护未成年人的职责无法落实。尤其是不期而至的二次家庭重大变故，不仅会给孩子的心理和情感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负面影响，而且往往使得该类孩子的监护问题比一般服刑人员孩子的监护问题更不容易落实。有些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不被亲戚收留，由于没人监管看顾，他们自制自理能力差，开始走向社会流浪、乞讨。据中国司法部调查结果显示：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的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的3%。其中，居住地在大城市、小城市（包含县、市）和农村的服刑人员子女在外流浪、乞讨的人数在该类未成年子女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依次呈递增态势，分别为1.5%、2.4%和3%。令人担忧的是，多达1/5的服刑人员因为种种原因，不知道孩子现在的情况，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在社会流浪或乞讨 。
人身权受到威胁。来自外界的舆论压力对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服刑人员的子女，尤其是一些犯、盗窃犯等犯了传统意义上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罪的服刑人员子女更容易受到周围人的歧视。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还可能被周遭的家长、老师、同学列入“特殊群体”，实行“特殊管制”，这些孩子经历了同龄孩子所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他们长期遭受与父母分离的创伤以及缺乏照顾。有些孩子目睹了家长的犯罪过程或是被警方逮捕的场景，这些场景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许多孩子都有夜晚做恶梦、惊醒、失眠的经历，更有甚者会患上自闭症或抑郁症。
加强对农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关爱
加强对农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关爱研究，旨在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逐步构筑来自全社会各方面的关爱体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来自国家与政府的关爱。我国应借鉴欧美一些国家的经验，以法律规定由国家或政府承担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与民政救助制度，设立监护机构或代养人、服刑人员与其子女三方定期联系的制度。对农村地区无人监护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应由民政部门安排到当地孤儿院、福利院、儿童村集中供养，对流浪乞讨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应发挥救助站的作用。加速完善低保制度建设，特别是经济困难的农村服刑人员家庭的低保。农村或贫困地区服刑人员子女没有低保，直接导致他们没有生活保障，生活举步维艰。应该由政府机构牵头，通过宣传教育，营造关爱生命，公益慈善的社会氛围，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创造条件，推动民间力量参与救助，保障这类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政府应对民间救助团体在登记注册方面给予支持，为其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按照国际标准管理与监督。
来自村委与学校的关爱。应当明确村委会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方面的责任，将其纳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以及评选和谐社会建设示范村等评优评先的评比中；建立村委会帮扶制度，落实帮扶责任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尽可能避免其在社会流浪。主动帮助服刑人员修复家庭关系，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帮助服刑人员重组家庭，用家庭的和谐与关爱感化本村服刑人员，激发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从而促使他们树立起重新融入社会的愿望。学校应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增加助学金的发放力度，简化助学金发放手续，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扩大受益者范围，特别是照顾类似于农村服刑人员子女一类的弱势群体，以保障服刑人员子女享受与普通孩子同等的义务教育。同时，积极引导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主动关心他们的学习成绩与心理健康，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尽量做到宽容过失妥善处理。
来自社区与监狱的关爱。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狱禁刑来说，对家庭及其子女的影响要小得多。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轻刑犯的社区矫正比例，从而达到增加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目的。同时，帮助推荐社区服刑人员配偶或子女就业，开展“特殊对象未成年子女关爱行动”，为社区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学费资助、课业补习、心理辅导、特长培训等方面的帮助。监狱设置适合孩子见面的人性化措施可以很好地做到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加大监狱管理的人性化，积极开展重建亲子关系的活动，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融洽家庭关系。
来自慈善机构与志愿者的关爱。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视关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一些由个人、民间组织、行政机关以及监狱部门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救助的活动，并创办了一些救助机构和保护实体，设立了基金。例如，北京、陕西、福建、河南等很多地区建立了“太阳村”、“回归儿童村”、“善恩园”、“阳光爱心站”等，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动员发达地区的企业及有能力的爱心人士等民间资源开展对服刑人员子女的结对子帮扶活动；成立由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团员青年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建立农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课外补习学校，在各镇（街道）设立辅导点，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就近参加免费辅导，帮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心理辅导与学业辅导，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建立有效引导和舒缓的渠道，防止其产生自卑心理，形成自弃心态，滑向犯罪的深渊。
总之，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对农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构筑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关爱体系，形成社会关爱的合力，可以减缓社会矛盾，加快社会问题的解决，共同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
篇2
本人XXX，男，现年XX岁，XXX村的村委会主任。
本人自20XX年担任河下村的村主任以来，工作方面辛勤努力，对待村民贴心实意，一直尽心尽责为村民办实事、谋幸福。
连续5年的村委会工作，压力很大。我经常为处理一些公务日夜加班，偶尔遇到村民起纠纷更是要各处奔走缓解村民矛盾、解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长期的工作让我的身体有些撑不住了。我换上了比较严重的骨节炎，双腿不能在走多少路了，经常走上不到20米就剧烈疼痛。
时至今日，我已经萌生了辞退村主任职务的想法。考虑到因为我辞去村主任职务会给村民到来的影响，我已经委托村委会副主任接管我的工作，并将于今年年底召开全村村委选举。
特此，向市镇领导提出辞去村主任职务的申请。希望市镇领导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批准我的申请！
此致！
敬礼
姓名
日期
村干部辞职报告范文一：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本人于X年X月X日禀承各级领导和群众信任，担任XX村干部，任职期间，严格执行村委会有关规定，按政策办事，面对工作中的千头万绪，努力克服困难，力所能及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上得到了村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对此，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通过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村干部官职虽小，责任却很重大，从村干部的身上更能体现开展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作为一个村干部所要面临的种种挑战。农村工作虽然看似简单，但点点滴滴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会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因而工作中要能吃苦，对待群众也要有耐心。这些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实践起来并不容易，为此，村里的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说明村委会成员付出了努力，我从心底里对积极为群众办事的村委成员感到敬佩。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本人从心理上来说也更愿意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为村委会分忧为群众服务，但由于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村委交给的任务，对这一点我个人感到非常遗憾，为不影响村委会的工作，经过认真思考，我决定辞去目前所担任的村干部职务，由此给村委会工作带来的不便，我深感歉意，并愿意尽自己所能降低这种影响。
本人准备在X月X日之前离职，在这段时间里，本人仍会将负责的工作继续做好，如果村委在此期间安排接替工作的人员，我将悉心带领新同志熟悉工作，帮助其快速走上正常工作轨道。如暂时无人接替，我愿将以前的工作经验以文字的方式整理留下来，以便接任的同志尽快掌握工作流程，最大程度减少因我的离职给村委会带来的不便。
此致！
篇3
6月4日，正值麦收时节，本刊记者一行人等赴备受社会关注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刘庄村，再次见到了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长河。还是那张熟悉的面孔，还是那么自信的笑容，唯一变化的是刘书记黑了瘦了。刘长河书记曾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先后担任过生产队会计、村委会会计、村委会副主任，2001年当选为刘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所领导的刘庄村党支部多次被上级评为“红旗党支部”。在一村民的麦田里，刘书记谈起了今年刘庄村的夏收工作。
一、充分发挥好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作用，齐心协力切实服务好夏收工作。为了有效地组织、完成本村的夏收工作，该村成立了以刘书记为组长，村委会主任刘春停为副组长，部分党员和村委会委员为成员的夏收工作领导小组。据刘书记介绍，全村共种植小麦5700多亩，是全乡播种面积比较多的村庄之一。在全村小麦成熟前半个月，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四处联系收割机，并与农机手签定收割协议，确保麦收工作顺利开展。为做好夏收期间的天气预报工作，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派专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最新天气情况，每天通过广播喇叭向全体村民。村党支部、村委会还组织人员，在各交通要道、田间地头各支干道上平整路面，去除障碍物，方便收割机、农用运输车辆通行。
该村党支部、村委会多次组织人员帮助困难户、在外务工未返乡家庭收麦，赢得了老百姓的广泛赞誉。该村村民赵学亮，大脑刚动过手术，其一儿一女正在上学，全家都指望其妻子一人忙活。该村党支部、村委会了解其情况后，迅速组织本村青壮年劳动力帮助赵学亮家收小麦，直到将麦子运到他家。该村党支部、村委会还多次组织人员帮助在外务工未返乡家庭收割小麦，鼓励群众联合互助，抢天抢时，圆满完成本村夏收工作。
二、充分做好夏季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刘庄村党支部、村委会严格按照鄢陵县委、县政府制定的“以疏为主，以禁促用，堵疏结合”的原则，采取得力措施，多渠道利用农作物秸秆，全面实现禁烧目标。(一)广泛宣传发动，进一步提高认识。利用广播、高音喇叭，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宣传禁烧秸秆的益处和有关禁烧的方针政策。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出示板报、印发资料、出动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烧的政策。该村还和本村每户家庭签定禁烧秸秆《目标责任书》、《承诺书》，发放秸秆综合利用《告知书》，使禁烧的各项规定家喻户晓，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途径人人皆懂。(二)实行严管重罚措施，加大处罚力度。重点抓第一把火，对燃烧第一把火的责任人，要按规定给予双倍罚款，切实做到本村无一处火苗(三)依靠科技，广开渠道，搞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该村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相关科技人员，引导本村村民把秸秆机械还田、回收造纸、过腹还田、用作食用菌生产等，促进了秸秆的有效利用。
篇4
许定玺说，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落实到实践中，一直是村两委工作努力的方向，好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在深入思考和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该村两委班子结合营坡顶村的实际情况，与河南农大文法学院签署了“一站、一校、一公司”(即法律援助站、新型农民培训学校和劳务服务公司)合作意向书。用于帮助和指导营坡顶村今后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
1 “站”，即法律援助站
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在农村宣传法律知识、增强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解决农民群众法律援助渠道不畅的问题，经营坡顶村两委与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协商，成立了一个面向农村的法律援助站。援助站由指导顾问、站长、副站长各一名，学生、联络员及服务老师若干人组成，其中联络员由各村民组长担任。援助站的宗旨主要是宣传和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常识。引导广大农民朋友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目的是让农村困难群体依法获得应享有的权利，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2 “一校”，即新型农民培训学校
在上级党委的指导下，以及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营坡顶村被确定为重点扶贫搬迁村，将于2009年全部搬迁至新310国道附近，村民逐渐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这一惠民措施得到了全村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为了更好地解决搬迁之后的农民就业问题，村两委适应形势，在上级指导下，精心筹划，决定和高校合作成立“营坡顶村新型农民培训学校”，由村支部书记、村主任许定玺任学校顾问，由大学生村官梅孔晖任学校校长，党支部副书记、村委副主任许其宏任副校长，专门培训富余劳动力。该校的宗旨是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民。学校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的授课形式，开设市场上急需的专业科目。学校设立在村委会院内，配备了电视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打印机以及桌子、椅子、黑板等教学设备。现有一处200平方米的固定教学场所、一处100平方米的实验教学场地。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农业科技、政策法规、经营管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礼仪知识、文化知识、家庭教育等方面。授课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可以定期开课，也可以根据农事、农时特点临时开课。最终能让学员真正学到技能，使他们在搬迁之后人人掌握一门技能，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全村人民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
3 “一公司”，即营坡顶村劳务服务公司(公司名称暂定)
篇5
标语上的人名陈关利，今年43岁，邰村村民，做了20多年的生意，开过铝矿、焦宝石矿，还做过煤炭货运生意，年收入20万元以上。最近两年沁阳要求关闭矿山，他只做煤炭货运一项，每月有近万元收入。
10月30日上午，在锣鼓队的欢送下，陈关利穿过一道道彩虹门走向“竞选”现场。陈关利的承诺“含金量”最高：一旦当选，他自掏腰包26万元给村民们办福利。不仅如此，陈关利还提出在他任期内，将村里的收入用于犁地、耙地、秸秆还田、修街、铺路等村里的公益事业上，群众不掏一分钱。
他的竞争对手――上届村主任殷生海则公布了村里的收支情况，历数了在任期间的成绩，表示今后将把村里收入全用于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一封署名为“邰村民”的公开信也在为殷生海说话，说他“实实在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封信号召村民坚定立场，拥护其连任村委会主任。
尽管如此，陈关利的“竞选”标语以绝对多数压倒了殷生海。而在宣传语言上，两人“各卖所长”――43岁的陈关利，强调他“身体健康、年富力强”，而63岁的殷生海也针尖对麦芒，宣称“姜还是老的辣”。
同时竞争的还有村委会副主任一职。34岁的杨军“挑战”上任村委会副主任陈猴。杨军老家在沁阳，也是个生意人，做过建材、钢铁、汽配等行业，在当地人眼里是个“有钱人”。为了本次“竞选”，杨军的宣传材料也贴遍村头街道，陈猴则在陈关利的宣传材料上“插播广告”。
10月30日，通往主会场的马路上，陈关利和殷生海各摆了两个彩虹门做宣传，杨军也弄了两个红灯笼柱，上书“杨军有为年富力强，愿为民造福献力量”。但相比之下，陈关利自始至终都势头强劲。村民刘女士说，一个锣鼓队吹吹打打地送陈关利到现场参选，光这一点，他的风头就盖过了殷生海等人。
最终两位“老板出身”的“竞选者”胜出。西万镇党委副书记李立强、副镇长赵军文见证了选举过程。
“自掏腰包26万元”的
强大吸引力
殷生海在竞争中得了2100多票，比陈关利少了572票。对于自己落选的原因，他表示“群众都知道”，主要是“没有作出他那样的承诺”。他的大女儿说，父亲和陈关利没有矛盾，两家关系也不错。这次选举前，她还劝父亲别再参选了，年龄大了，也该歇歇了，但是父亲还愿意再干点事。
“竞选”中，殷生海承诺：拿出65万元改善村里道路，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对学生、老人、贫困户进行资助，加强环境卫生，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可免去村民耙地、秸秆还田的费用。但与陈关利不同的是，殷生海承诺的各项支出全由村财政“埋单”。
“自掏腰包服务老百姓很好，自己没有意见。但我没这么多钱。”殷生海说，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就行，没必要做能力之外的承诺。
此外，他对陈关利除了自掏腰包以外的其他承诺如“3年免费为村民犁地、耕种、秸秆还田”有不同看法。
“全村共有4000多亩地。如果村里垫付犁地、秸秆还田等费用，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而村集体的年收入主要来自煤场占地费，每年有六七十万元。”殷生海说，如果把钱都花在这方面，将来铺路、电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项目需要花钱的时候，村集体就会捉襟见肘，“这些方面如果出现缺口，是陈关利垫资还是想其他办法，这是个问题。”
对于自己竞选失败，殷生海说，自己并不遗憾，相反自己对陈关利的上任还很满意，“希望他能带领更多的百姓致富。”
对于选举是否公平，殷生海认为，公平也不公平，说公平是因为当场公开唱票，这些票都是老百姓自己投的；说不公平，是因为老百姓投票时，更多注重眼前实惠，而自己没有搞那么多“承诺”。此话得到了印证，一位小卖部的老板说，谁让自己得实惠，就投谁的票。旁边的村民一片附和。
陈关利当选后，其承诺“个人出资补贴全村村民一年的医疗保险”目前已开始兑现――凡办理过的村民，每人可到村里领回已交的20元保险费，未办理的，陈关利承诺将出资统一办理。一位开饭店的女老板家里6口人，就到村里领回了120元医疗费。尽管拿到了陈关利个人给的补贴，这位女老板表示仍支持殷生海，当初家人也都投了他的票：“他在任时干了不少实事，也将村里的马路硬化了。”
而村民刘女士投了陈关利一票，她坦言这与“26万元承诺”无关，选陈关利主要是因为他年轻，而且曾做过生意，“当村主任肯定会有冲劲”。“如果陈关利在任期间不兑现承诺，下一次选举肯定不会投他的票。”刘女士说。
富人“赔钱”参选村主任的原因
陈关利当村委会主任每月的工资只有300元，他说，村委会年收入五六十万元，主要来源于企业占地费、矿产加工费、煤炭中转费等3项，没有别的收入，这个职位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便利，选上村主任后还要先扔出去26万元。
那为什么要“赔钱”参选村委会主任？“自己虽然富了，但是看到周围群众有的还很贫困，感情上受不了。”陈关利说他起初并没有打算竞选村主任，在受到身边亲戚、朋友、同学的“鼓动”后，萌生了竞选的念头，凭自己的能力，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对于网友关于“26万元竞选村主任肯定另有企图”的质疑，陈关利说，对一般的农户来说，26万元是个大数目，对自己来说还可以承受，“这部分钱是花到了乡亲们的身上，以后还能带领乡亲们致富，花这部分钱，非常值。”陈关利说，自己以前也经常给村里的一些公益事业捐款。
在回答“当选村主任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好处”的提问时，陈关利说：“我只是想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没有想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相反，操办村里的事，还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不计较这些。”
他还表示，如果这一届干得好，群众支持他，他还会参加下一届的竞争。在回答“下一次竞选，你还会这么慷慨吗？”时，他说：“我只能说，我会永久性资助贫困户，而且都是自掏腰包。”
是否提倡群众最有发言权
事实上，富人参选村干部在国内时有所闻。2008年4月，广州南沙区卢湾村两个本村籍亿万富翁竞选村主任，轰动一时。西万镇党委副书记李立强认为，该镇是沁阳比较富裕的乡镇，部分经济能人致富后，参政意识随之增强是陈关利这样的人热衷竞选的主要原因。
“邰村这种选举方式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西万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孙小团说，这种新颖的选举方式，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但只要选举符合程序，镇里就不便评论，关键是看他以后能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
针对这次选举，搜狐网做了一个调查，40.61%的网友认为，只要不，能为民办事，怎么选举都不过分。另有11.35％的网友表示，就应该这样选举，“竞选者”把自己宣传出去。
一位网友说，这是基层民主选举的进步，他支持这样的选举。选举工作不但要有好的结果，同时也要有新颖的形式。参选人可不拘一格地采取不同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思想和智慧。不能因为害怕民主过程中会出问题就因噎废食。
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一些村民悄悄地说：“村主任的身份，和外人做生意更有保障，这是无形的财富。”也有网友评论说竞选者一下掏26万元给村民办福利，难保他以后不会。再者，承诺能不能兑现、怎么兑现，还是个未知数。
篇6
让老百姓受益，不断坚定为民谋求发展的信念。
____非常珍惜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不断挑战，超越自我，力求完美，忘我工作。在不断遇到问题，全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乃至人生观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以满腔热忱投入乡村工作，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拘泥于做好一件事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是考虑能为政府解决什么，能为村民谋求什么。每办好一件具体的实事，就能为乡镇领导排忧，为农民群众解难，在领导认可和群众赞许的氛围中，他总能满足于别人需要，能为群众办事的成就感。
作为“一村一名大学生”，面对微薄的每月600元生活补助，他从不抱怨，一心扑在工作中。有些人不理解，甚至嘲笑他傻乎乎的，认为他的工作没盼头，不值得太认真太投入。然而，在那个岗位上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切实落实各级领导交给的任务，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屑别人的非议，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忘我地投入工作。
____年末至____年初，全县遭受了五十年不遇的雪凝灾害袭击，____乡受灾情况尤为严重。全乡上下团结一致，奋力抗击雪凝，狠抓恢复重建。____充分发掘自身在数码影像技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地捕捉到抗击雪凝及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感人瞬间，并取得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将之以《在冰封雪凝的日子里》命名，编辑成画册纪念并弘扬抗灾精神。画册全面祥实地反映了____乡受灾情况和恢复重建工作情况。把该画册作为宣传载体，得到了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____乡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价值四百余万元的物资援助，很大程度上加快了灾后恢复重建的进程，让全乡老百姓感受到了面对大灾时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因扎实为民办事的工作作风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在____年3月的村委换届选举中，他被推选为____村村委会副主任。继而被转聘为到村任职人员，工作待遇由原来的600元生活补贴上升到近2000元的参公工资。
____年1月，____乡____村____组被选定为毕节地区“生态文明家园”建设示范点，____被委任为“生态文明家园”项目建设专职人员，工作条件的提升让他有更大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更加不遗余力，以满腔热忱全身心专注地投入生态文明家园建设。
篇7
10月12日，在已成楼群的村庄旁边，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给菜地浇水施肥，“给自己吃的，不卖。”老人说。
这是庞大的珠三角工业重镇中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村庄缩影。自从1994年南海全面推行被称之为第三次的“南海模式”之后，村庄和农民，便逐渐消失了。
明涧暗涌，历经14年，南海曾曲折迂回，至今也并未完全明朗化。
新时期的农民
在27岁的叶铭恩印象里，小时候上学，是踩着田埂去的。那个时候，每户家里要向上缴纳两担稻谷的公粮。但自打他上了初中之后，农田就消失了。
1994年，南海全面推行土地股份制改革，即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集体财产及集体土地折成股份集中起来组建股份合作组织，然后由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租，村里的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作为出资入股，凭股权每年享受分红，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
南海的背景，是珠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制造工厂”之后所面临的工业用地紧张问题，向农村要地，向农民要地，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围之举。
1995年3月，南海1574个农村股份合作组织成立，拉开了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大幕。
叶铭恩所在的北边村亦将全村70多亩的耕地归由原街边乡(后改街边村)经济联合社进行出租和发包，按照以年龄划分股份的方法，叶铭恩家一共4口人，共分得37股。
自此之后，北边村的村民就告别了种田的日子，仅留了10亩菜地种菜自供。之后，免交公粮。
北边村的土地出租价格从1994年的每亩2000元左右，到2002年涨到6000元／亩，由于村里的土地太少，村民每年分得的股红并不算丰厚，仅为几百块钱。但叶铭恩的父亲叶炳红告诉本刊记者，总比以前种田要好，以前村里每人5分地不到，“种的都不够吃”。
没了地之后，叶炳红用初期入股分红的钱买了一个小货车专门帮别人拉货，他妻子则在租用村里土地的一家电器设备厂的食堂打工。虽说生活并不算富裕，但也比以前好了许多。后来，村里又对预留的宅基地进行划分，叶一家在新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两层小楼。老房子他则粉饰一番租给附近工厂的外来打工者，这亦是一笔收入。
日转星移，随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南海又被并入佛山市，皮革和灯饰成为罗村的支柱产业，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土地也在不断增值，2008年北边的土地出租价格，已升至1.5万元／亩。
2006年，村民小组从街边村要回了原由街边村经济联合社拥有的集体土地出租权，重新调整价格发包。北边村民的土地出租分红也从原来每人每年几百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每人一年接近2000元。
去年，叶铭恩用他家分得的股红买了一台电脑。技校毕业之后，他成了家里的打工一员，先后干过超市打单员，推销员等。2007年，他娶了一个湛江媳妇，经过艰苦的努力，将媳妇的户口转到了北边村民小组，进了村旁一家卫浴用具厂打工，另外还花了1000多块钱，购买了村民小组的8股股权，这样一来，媳妇也能够参与土地出租的分红。
对于叶炳红而言，虽说日子比过去好了许多，但由于今年以来，拉货的生意越来越淡，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闲着，有些落寞。今年经济萧条，工厂的效益也不好，有一些厂倒闭搬走，有些拖着租金迟迟未交。年底的分红看来并不很乐观。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转变，一样有天灾人祸，没有什么是旱涝保收的。
在罗村，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一个人一年能分到1万多块钱。特别是今年年初，他听说邻近的芦塘村旁边村民小组因为把一块撂荒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每个人一次性分得了近30万元红利，他更觉得落差很大。“只怪我们村的土地太少了。”他闲坐在家门口，抱着一条大黄狗，有些愁眉不展地说。
股份公司的名存实亡
土地的多寡、位置的好坏，成了当地村民小组富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指标，不是属于村民小组，而是属于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组织。
在街边村委会办公楼的门口，仍然挂着街边村经济联合社的牌子，吕耀波仍然挂着经济联合社社长的职务，但这仅仅是一个空壳，经济联合社已无人员。
联合村与街边村毗邻，与街边村相比，拥有5000多人、3000多亩土地的联合村村委会办公楼要气派得多，办公楼的顶上架着巨大的招牌：联合股份集团公司。
在1994年那一轮风生水起的改革中，在把土地股份制之后，各村都建立了股份合作组织，虽然土地的承包权转化为股权后仍然属于村民，但土地的经营权已被划入股份合作组织。这些股份合作组织大一点叫股份集团公司，小A的叫经济联合社。
实际上，这些股份合作组织与村委会是两块牌子，同一班人马，同一个办公楼。这也意味着，股份合作组织实际上是入股土地的所有者与经营者。这样的权属，导致后来发生了矛盾。
“股份集团公司早已名存实亡了。”10月14日，现任联合村村委会副主任吴均南对本刊记者说，“股份公司的阶段，实际上就是大锅饭，利益均沾，股份公司集中对外出租土地，然后利益再大家分配，但村民小组对分红不满意。”吴均南解释，不满意的焦点在于，村民觉得分红太少了，而大部分的收入被提留为公益金和公积金。“村里要搞三通一平，要建医院、建学校、建幼儿园，要买医疗保险，要发老人金，要维修旧厂房，当然需要截留土地出租的利润。但这样一来村民手里拿不到现钱，就不高兴了。”
同属罗村辖下的芦塘股份集团公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由于芦塘村在划分股份的时候是以土地推平后再以平均每人1股的方式进行股权化分配，而在出租的时候，有些地方租金高，有些地方租金低，有些是作为商业用地出租，有些是作为工业用地出租，结果在分红的时候，位处租金高地段的村民便为拿到的股红与位处租金低地段村民的股红相等而忿忿不平。“大家对出租价格的意见也不统一，利益没有办法平衡，麻烦的事情一大堆。”现任芦塘村村委会主任张均帮对记者说。
在此之外，吴均南和张均帮没有挑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一些腐败现象
的出现，村民不信任股份公司，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理事、监事基本由村委会干部兼任，村民认为土地出租的财务不够公开，监督不到位，村民没有话语权，土地在升值，而出租价格却低廉，公益金和公积金的提取与村民感受到的服务不成比例。
联合村后来发生的一起腐败案件最终导致了股份集团公司的解散，一个村委主任将土地违规卖给开发商后，卷款逃到了国外。为此，村民们拉着横幅在桂城工业大道上游行示威。
“上级要来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把财务报表在公告栏里张贴一下，平时见不到。”一位村民说。
类似的矛盾并非联合村独有，甚至有一些村民小组和村民提出来分田退股。当村民们对股份公司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之后，冲突此起彼伏，股份公司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2000年之后，在村民的要求之下，村一级的股份公司将原先人股的集体土地退回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向外出租，仍然保留股份制。
在现时由村民小组负责出租的运作过程中，成立了村民理财民主小组、财务监督小组以及引进第三方审计单位，每个月公布一次账务。在北边村，这样的监督工作看起来似乎简单一些，村民小组有一位村长，两位副村长，而村民们对这三位村长的信任更多的来自于其族群关系，叶炳红的大哥就是副村长，“村里人口少，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有什么事一说就知道了”。
土地重新发回村民小组之后，原先的股份集团公司的干部不无失落感。“原来出租前的三通一平费用、办土地证的费用都由股份集团公司垫资，把土地退回给村民小组，这些钱都拿不回来了。”张均帮说。而这部分费用，实际已变成股份公司的债务。但是，随着股份公司的解散，“所有的账本都没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就在各村纷纷解散股份公司之后，联合村则采取了另一种运作方式：村民小组仍将集体用地交由村委会去出租，只不过，村民小组与村委会签订固定收益的合同，即无论最终的出租收益如何，每年村委会必须按合同约定的收益支付给村民小组。
“村民小组是旱涝保收，村委会如果收益不好，就是贷款也要把分红的钱给到村民小组。”吴均南说。当然，实际上事不至此，“最多是租金少的时候把公益金和公积金等公共开支压缩一下。”
吴认为，由村民小组自己出租不但因为三通一平等配套措施不齐全而导致租金低，而且厂房乱盖，不利于整体统一规划。
更有利的是，村委会可以通过地租的级差收益获得公共资金，比如与村民小组签订的租金为1万元／亩，而村委会出租的时候则可以将租金提高到1.5万元／亩，中间差价5000元作为村委会的公共资金。同时，村委会还可以收取工厂管理费。此外，村委会还收回了30％的土地作为村集体机动用地，这部分土地的租金也作为村公共基金。
吕耀波则对联合村的做法羡慕不已，因为整个罗村街道办，只有联合村这么做。村委会少了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处置权，“现在搞‘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改造阻碍重重，搞不动。”他对记者说。
而张均帮则表示，当初将土地重新发回给村民小组的时候，芦塘村委并没有留机动地，现在只能根据上级要求靠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规划的方式，获取公共资金。模糊地带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南海摸索的这一套农村集体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模式对缓解工业用地紧张，推进城镇化进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宏观政策迟迟没有出台，这一模式与现时政策的抵触之处也颇多，这都为南海的未来走向添加了一份不明朗的色彩。
在整个南海区所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改革之中，模式虽然都类似，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在改革之初，名义上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但实际上，在这些使用权流转的土地中，不仅仅是山岗地、撂荒地，还有大量的土地属于农用耕地。以北边村和联合村为例，便是100％的属于农耕地。
而按照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要用于非农建设，都必须先征为国有。而在有关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之中，农用地的使用权流转更是被严格禁止转为非农用地。
“我们这种做法其实严格起来也不能叫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流转是指承租方可以利用土地进行抵押贷款，但我们村的地现在都没有办理土地证。”吴均南说，联合村的耕地性质，更是敏感之处。“没有人去管这个，反正耕地、山岗地、荒地，混在一块弄。”张均帮则说。
这也为南海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埋下了隐患，而且，这种隐患已经开始显现。2001年，南海市共同集团有限公司孔村北社公司曾诉南海市共同五金塑料厂违约，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双方当初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给付1998年到2001年租金276012元，同时终止合同，收回土地。但被告反称，原告将其集体所有的土地租给自己建厂房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土地法》第63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明确规定，集体土地不能出租、转让或出让。最终判决结果为原告与被告于1994年6月30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无效，原告返还被告以前收的租金。
根据南海相关方面的统计，类似案件正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由于大量的土地都没有办理农转非的手续，一旦依照现行法律，受损的极有可能是农民。
2005年，广东省曾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该《办法》草案提出，农民手中的农村集体土地，将以国有土地同样的身份――同地、同价、同权，进入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这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份对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入市具有实操性的文件。
据悉，广东省有关部门也在探索和研究给农民发土地产权使用证的试点，有了产权使用证，便可以进行土地确权，然后依法在产权期限内进行土地流转。但这一试点目前仅在个别地区展开，而且，对于已经城镇化的珠三角地区，农用耕地的非农流转，更是一个没有触及的问题。
篇8
今年1月26日上午，西村镇滹沱村村民周素霞肩扛锄头，到距村子不足100米的麦田除草。她不经意间一眼望去，田野里空荡荡的，好像少了点什么，愣怔片刻后，她惊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不好，石人丢了……
负责侦破工作的民警进入现场，紧张地进行勘察。四里八乡的乡亲们议论纷纷，与他们祖祖辈辈朝夕相处的石人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巩义市地处省会郑州与九朝古都洛阳之间，北临黄河，南接嵩山，历史上曾有“生在苏杭，葬于北邙”之说，是历代皇室富绅看中的“风水宝地”。早在1000余年前，定都开封的北宋王朝更是大兴土木，在这里修建起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总面积约160平方公里的皇陵。其9个皇帝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到东北，客死异乡外，其他7个皇帝的陵墓均在巩义，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陵墓，共是8座，号称“七帝八陵”。他们分布在孝义、西村、芝田和回郭镇4个乡镇，现存893尊石刻雕塑，包括文武大臣、外国使节、狮象动物等，规模在全国的露天石刻文物中是最大的，号称“露天石刻博物馆”。宋陵石刻因其独特造型、精美工艺、磅礴气势和较为完整的群落，具有很大的艺术和考古价值。1982年，北宋皇陵被国务院授予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其中的石刻均是文物中的一级品，属无价之宝。
国宝被盗，牵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
被盗的两尊石刻，高2.9米，重约两吨左右，如此庞大笨重的石体竟能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丢失，除证明盗窃者的胆大妄为外，更说明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和预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参战的近百名民警经历了一个个不眠之夜，而被盗的两尊石刻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依然无踪可寻……
国家一级文物被盗，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巩义市检察院迅速介入此案，对保护不力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北宋皇陵中心保护所所长晋海红立案侦查。经查明，晋海红自2003年7月任所长以来，不认真履行文管所制定的安全巡逻值班制度，使安全检查流于形式，致使国家一级珍贵文物被盗。5月9日，巩义市人民法院以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流失罪，判处晋海红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又一石刻不翼而飞 文保部门难言之痛
就在公安机关紧锣密鼓，为侦破“1・26”大案而伤透脑筋时，另一起同样惊心动魄的罪恶又悄悄上演……
5月26日夜半时分，守护芝田镇宋代永昌陵区二号亲王墓的郜德福、贺齐家老汉外出巡视时，蓦然发现几条黑影在齐腰深的麦田里来回窜动。当他们想要靠近一看究竟时，一束电筒光迎面射来，两名七旬老汉急忙爬伏在麦丛中，惊得大气也不敢出。
等那伙人离开，两人急三火四赶回村里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发现又一尊武官石刻雕像被盗，而且作案手段与“1・26”盗窃案如出一辙。
人们对有关部门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私下挖苦说：文保不保，一群草包；公安不破案，白吃公家饭。
压力，沉重的压力，笼罩在每一个公安民警和文保工作人员的心头。
辗转万里编织天网 拨开迷雾力擒狡贼
警方在排除本地人作案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攻略方案，并向全国各地发送1万份带有被盗文物照片的悬赏通告，共同展开协查。期间，警方先后赶赴山东、陕西等10多个省，奔波上万公里，排要嫌疑人300多名。
一条条线索反馈回来，又一条条被否定。9月7日，负责对高速路出入口车辆查询的民警报告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两次案发前后，有一辆尾数为“395”的轻型卡车从巩义上高速，黎明前到商丘永城市下高速,之后往北离去。
对于这条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才得来的线索，巩义市公安局长武志亮分外重视，他大手一挥，率领部属直奔永城进行明察暗访。
9月8日上午，有村民反映，赵楼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开新曾开过尾号为“395”的轻型小卡车。
9月10日下午2时许，跟踪王开新至新乡市的民警瞅准机会，将其擒获，与他同车的梁新州也一并被控制。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突审，王开新和梁新州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交代出伙同郭超、邵长英、王燕初等人两次盗窃石刻雕像的犯罪事实。
参战民警长出一口粗气，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
9月11日下午，侦查员赶赴永城，在永城至夏邑的一辆客车上，将郭超抓获。随后，侦查员根据嫌疑人供述，在梁新州和王开新家住宅附近找到了被麦草遮掩的3尊国宝。
10月17日凌晨，专案组民警乘胜追击，在徐州市某矿山医院附近的一处租房内，将邵长英、王燕初二人抓获。至此，轰动社会的“1・26”“5・26”宋陵文物特大盗窃案成功告破，五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2004年夏天，身为赵楼村村委会副主任的王开新，从一个老乡处获知，巩义的露天石刻，可以卖得好价钱，不由怦然心动。他找来平日要好的梁新州、郭超、邵长英等几个人，决定伺机作案。
1月24日晚，王开新等4人乘月黑风高，窜入宋永昌陵区潘后陵，先把石刻底座挖开后，支上三角架，再用钢丝绳缠住石刻腰部，然后用倒链把石刻拉悬空中放进车厢内。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王开新几人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后来见风平浪静，于是，又在5月26日晚，故伎重演，盗回一尊武官石刻。
案件激起了千层浪 石刻保护任重道远
篇9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篇10
Key words: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 Village’s Governance; 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 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 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 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
当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 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 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 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 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 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 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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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篇11
Keywords:Villager’sRepresentativeMeeting;Village’sGovernance;System
一、引论
1998年修定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较试行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增补了第21条：“人数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推选产生村民代表，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据民政部参与修定《村组法》的有关人员讲，增补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内容是新《村组法》重要改进之一，可见实践部门认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重要的。在学术界，徐勇认为，“相对村民而言，村民代表一般素质较高或社会影响较大。在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普通较低的背景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自治中的实际影响和作用较大。”[1]张静将村民自治划分为代表性自治和权威性自治两种类型。她认为在当前农村存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情况下，形成了乡村干部事实上的利益网络，而“如果选出来的乡村权威仍然依据原有的方式治理乡村，选举就只是增加了新权威的合法性，但并没有促进选举之后基层政权和村民权利关系的制度性改变，它产生的是权威性‘自治’”。权威性自治和乡村干部网络互为联系，阻挡了来自村民及国家两方面对基层干部配置的参与。它排斥了社会力量的制衡权利，使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问题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参与并控制的范围内。张静因此认为，村民自治仅仅选举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由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化，不仅在村委会选举阶段，而且在整个村民自治的过程中，赋予村民代表会议足够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制度化[2]。郎友兴和何包钢也认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影响力与作用比村民会议大，这不仅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中具有高的威望和素质，而且他们更易具有荣誉感、成就感和责任感[3]。
的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村务“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核心部分。正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如此重要，具体考察村民代表和村民的关系及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中，笔者希望以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关于村民代表的片段，来讨论村民代表这一中心词及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村庄基础，而不是抽象地讨论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
二、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一般图景
考察村民代表在村级治理中的作用，核心就是考察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一般都是村庄中声誉较高、素质较好的村民，村民理应信任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具有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资料来看，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全国农村不仅普遍推选村民代表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而且推选村民代表的方式十分民主，大多采取10—15户村民共推一位村民代表的办法。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推选出来的代表大多是素质较好的村民。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
由村民推选产生的村民代表，不仅应该具有较高的素质，而且具有参与村务的能力。因此，在村务管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中，村民代表应该对村干部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村民代表会议不仅成为决策村务的主要场合，而且成为与村干部形成对话的场合。高素质、重声誉，也懂得村务的村民代表，可以为村务决策和管理提供智慧。他们也可以判断村干部提出的村务财务报告中的疑点问题，从而判定村干部工作的好坏。村民代表因此成为村干部的智囊、监督者、合作者和评价人。
进一步说，因为村民代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受村民信任，素质较高且声誉较好的，村民代表自然会在村民中拥有影响力和动员能力，而村民代表因为具有参与村务决策、监督和管理的足够机会，而具有与村干部全力合作协商的机会，这就可能导致如下一种结果：对于一些于村民有益、于村庄秩序有益的重大村务，村干部可以通过与村民代表的协商，形成决议，然后将此决议由村民代表宣传动员到村民中去，从而办成办好仅仅凭借村干部难以办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村民代表充分参与村务管理、监督和决策，将大大提高村民集体的一致行动能力。经济的协作因此容易达成，比如修路建桥；违反村规民约的行动将受到比过去更为严厉的村庄压力；外来的地痞和上级不合理的摊派更可能被村民集体拒之门外。通过村民代表和代表会议这一制度设施，村庄的合作能力提高了，村民的团结程度提高了，过去办不成的事情现在有了办成的希望。其实，这个推断正是过去实践部门和学术界共同拥有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仅来自于理论推断，也为大量的实践所证实[4]。这个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也为笔者的调查所证实。笔者的调查还证实，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不由村民选举而由村干部任命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议事会，也往往具有村民代表会议所具有的这种效能[5]。
但是，以上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的一般图景往往受到一些例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生作用的能力蒙有一些阴影，并造成不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庄基础不充分，所产生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弱化。讨论这些构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例外情况的村庄基础，对于深化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认识、理解现实生活中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程度与效能的不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下通过一些调查实例来作这种讨论。
三、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片段
近年的农村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大量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有趣片段，本节试图通过描写这些片段，得到一个与学术界所理解的关于村民代表会议效能一般图景略有不同的实践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源自制度安排不到位，而是因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发生作用的村庄基础不充分所致。
先讲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1999年7月的事情。1999年7月荆门市在孙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试点，笔者参加了这次试点。应该说，这次选举试点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在试点之初，按照每10户推选一个村民代表的办法推选了40多位村民代表。然后，以海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因为获较多主任提名票的候选人对于能否竞争当上村委会主任实际情况的考虑，在依预选提名票确定两名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时，出现了主任预选得票居第2位至第4位者均不愿与最高得票者竞选，而退为村委会副主任或委员竞选的情况。这一点从选举程序上并没无问题，村民代表也参与过确定正式候选人的讨论，知道这样并无不妥。但问题在正式选举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村民小组的3个村民代表告诉参与选举试点的负责人说，他们村民小组的村民认为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做了假，即不应让居主任候选人第5位者与第1位者竞选村委会主任，而应让第2高票与第1高票竞选。他们因此决定不参加选举，除非市里参与试点的领导当天晚上可以到组里解释清楚此事。我们问村民代表，为什么他们不向村民讲清楚此事？一个村民代表倍感委屈地说，你哪里讲得清？虽然我是他们选的代表，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前几天我被他们选为代表，参加村里召开的村民会议之后，顺便买了一个西瓜回去，就有村民说我这个西瓜是村里分给我们代表的，我一再解释，没有人相信。以前关系一直很好，被他们选为代表没几天，关系就变得怪怪的了。也因此，我们向他们解释确定正式候选人的程序，他们根本不听，说只相信市里的领导。第二天正式选举时，这个村民小组的一些村民仍然被动员参加了投票。选举后的第三天，我们去做个别访谈，村民相信我们的解释，但他们不相信镇村干部，也不相信村民代表。的确，问题的关键是村民并不相信他们刚刚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没有人能够代表村民，村民不相信任何人。第二个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关系的片段发生在向村。2000年5月笔者到向村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补充调查，刚好向村3组和4组为山界发生纠纷，村干部决定调解这场纠纷。因此让3组长和4组长召集各自村民小组的代表进行现场处理。4组长去找1999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结果，没有一个村民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耗费这个时间，4组长只好找了几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老党员参与与3组的山权谈判。山权谈判不成，但年轻的4组长因为全组竟没有一个代表愿意为组里的事情花费一点时间而气得不行，他要求村支书当天晚上到4组召开小组会议，现场改选村民代表。支书说，村民代表也是一选三年的，你怎么可以说改选就改选？
再讲两个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村民小组财务的事情。2000年夏粮征收时，童村8组村民要求清理本村民小组的帐目，否则就不交夏粮。童村8组村民一直怀疑本村民小组财务帐目有问题，多次向镇村两级提出清帐要求，一直未能成功。这次拒交夏粮让镇政府下决心彻底清理童村8组的财务，因此，一方面镇里抽调会计人员进驻童村8组，一方面让童村8组村民选若干村民代表会同清理人员一并清帐。在清理过程中，逐张核实开支条据，结果，参与清帐的村民代表因为或多或少得到过原村民小组的或请客或免提留或减积累的好处，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第二个片段也是关于村民选代表清理财务的事情，这一次发生在村一级，地点是迪村。因为迪村复杂的权力斗争和村民普遍对村财务的怀疑，而在1995年形成了一个每年都由村民代表清理村财务一次，每次清理一个星期的制度。这个事情也颇有趣。清理财务的村民代表是由村民在各自村民小组选出的，他们既具备清理财务所必须的基本财会知识，又是本村民小组有一定影响的人。但这些代表在清理财务期间，很快便关心起自己花费一周时间清理村级财务的合理性来。村干部当然是敏锐的，他们与村民代表商议，干脆买一头猪来杀掉做生活，另外决定每个清帐代表每天补贴25元现金。这样，每年一次的村财务清理便形成了一个清帐一周杀猪一头，每顿饭都喝酒，且每个清帐代表可以有100多元补贴的惯例。当清帐代表是很合算了，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再清理出村干部的经济问题来[6]。
四、对以上片段的讨论
以上讲的四个片段，并非四个特例，在农村调查中，我们经常听到如此的颇为矛盾的故事。以下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片段的讨论，理清支持它的村庄基础，从理论上构造关于村级治理中村民代表会议效能有别于一般图景的可能图景。
首先，关于村民代表与村民的关系，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村民虽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但并不信任自己的代表。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一是选举本身的不规范，村民对选举出来的代表不满意；二是选举代表的次数太少，村民还不习惯于选举及建立在选举基础上的委托关系。这是两种一般性解释。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村民之间的传统联系已经解体，现代民主理念又未建立起来，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于传统社会网络中的农民，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原子化的村民，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其他的人，也没有人愿意代表其他的人。这样，按照现代民主理念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只是在形式上具有代表选举自己的那些村民的权力，村民内心里却并未打算因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将权力委托于代表，也并不因此就信任代表。而代表既然感受不到这种信任和权力，他便仍然只是代表着个人的利益，因此，作为代表的村民，其行为理性不是来自于委托—关系而是来自于实际好处。版权所有
若是后者而不是前两者构成了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分裂关系，那就不仅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而且需要从村庄基础上寻找原因。传统的关系网络通过塑造出来的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声望观和长期共处的信任关系，使得村庄社会分层及建立在这种分层基础上的事实上的代表能力强劲有力。在一些宗族势力较大的村庄，宗族代表人物具有对本族成员的权力，他可以代表宗族，宗族成员也信任他，他因此具有与其他人的谈判能力，达成的协议，他也有能力将之在本宗族范围落实。这种意义上，在传统乡土社会，代表从来都是存在的，如村社委员会的存在等等。但这些代表一般都不是选举产生而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然中形成的。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选举代表的涵义则有着让每个人都清楚的权力授受关系。因此，选举者和被选者的权力义务边界清晰。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代表的选举，有些是在传统关系解体，现念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本身往往是培育村民公民意识和训练农民政治权力和义务感的一种办法。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和互相不能代表的关系，与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相互形构和强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代表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如前一节引叙的关于村民代表与村组干部关系的两个片段，村民代表显然不大认为当代表可以在精神上和面子上为自己带来多少满足，他们也缺乏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政治责任感和义务感，因此，他们的行为充满了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在他们的不当得利己引起村民的普遍不满之时，他们依然如此。
当村民代表过多考虑物质得利而全然不将村民的评价放在眼中时，村民对代表充满失望，而村干部恰恰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来收买这些一个一个的精英。得到物质利益的村民代表不愿意得罪自小就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相互熟识的村组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很快便相互庇护起来。综合以上村民代表与村民和村干部关系的讨论，可以看到，相互形构和强化的村民与村民代表的关系和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关系，源自于村庄社会缺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又缺乏现代的政治责任感，原子化的村民无力给村民代表和村干部的正当行为以强有力的激励，也无力给他们的不良行为以强有力的约束，与当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与可能得到的物质好处相比，依照善行准则行事，成为一件颇不合算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村民已经原子化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的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本身存有发挥效能的陷阱，这种陷阱造成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对一般图景的偏离，这种偏离构成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的困境：村民不信任代表，代表缺乏说服村民的能力，村干部期望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增加村庄资源动员能力、形成扬善抑恶决议的期待大多落空，而村干部的不良行为却可能在村民代表达成的某种默契得以蔓延。如此一来，村民对选举村民代表愈发丧失兴趣，对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愈发不放在眼里，村组干部愈发发现试图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实现自己宏大抱负并无益处，而村民代表所具有的制度上的监督作用，愈发可能通过物质利诱和私人交往得以消解。村民代表也因此愈发失去对村务管理和监督的兴趣，而愈发专注于自己实际上可能得到的点滴好处。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因为村庄基础的不具备，而存有效能逐步衰减的可能。
一个具有效能的制度必须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收益，其中一些人或所有人可以从这个运作的制度中受益。当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在一些村庄运作时，没有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一制度便很难真正有效地运作下去。从一般图景上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当前村级治理中最容易获得收益的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可以让村民、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三方受益，即让村庄利益和秩序得到好处。但是，在村民为原子化的状态时，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人，也没有人有能力代表他人，这时候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能找到足够自己有效运作下去的受益者吗？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成本和村庄受益者所得到的好处相比较能否降得足够低吗？这些显然是在实际的村级治理中需要进行考证的。真正原子化的村民是没有的，村民代表的有些行为只是农村特定场合的特殊行为。以上构造出一幅在原子化村民基础上可能的村民代表会议效能衰减的理论可能性，是希望提醒村级治理的研究者，必须考察村级治理制度的村庄基础。因为村民原子化程度的不同，或说村庄社会关联度的不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作的效能不同，同一制度的实施成本也不同。明确了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不是从个人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论一种治理制度的生长状况，进而来讨论一种治理制度在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运作条件，然后制定出有一定差别和弹性的制度来。
五、结语
村民代表的关键是代表能力的问题。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一方面，村民代表必须有能力将讨论通过的村务决定贯彻实施到他所代表的村民之中，让村民相信遵守这个决定对自己有好处。通过村民代表，每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所形成的民主化机制常规化了，村民多了监督村干部的渠道，村干部多了智囊和动员村民的能力。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所组成的村民代表会议，真是村级治理的福音。不仅如此，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因为与村民之间稳定可信的关系，而可以代表自己所在群体的村民与代表其他村民的代表们，协商关于维护村庄秩序和村民利益的诸种好事。村干部宏大的可能一时还无法为村民所接受的治村抱负，也可以通过他与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的协商，而为村民代表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变成村民所可以接受的治村方案。不同群体村民在治村过程中，实现利益的多少、先后会有不同，具有代表能力的村民代表们可以通过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达成妥协。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不因为一时半会的利益不一致而受到影响，那些对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担心，真有些“杞人忧天”了。但正是在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上，不同的村庄具有相当不同的可能性。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不是指村民代表的个人能力，而是他是否具有代表村民的意愿及村民是否给他实现这个意愿的机会。构成村民代表代表村民意愿的因素，不仅是村民代表和选举产生他的那10—15户村民群体之间的制度结构相联系，而且与产生村民代表的这个村民内部的联系程度及充当代表的村民对利益的感受状况有关。村民代表或因为面子与声望，或因为经济上的好处，而愿意作为代表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智慧。他所产生的这个村民群体则因为传统的好的关系或代表本人负责任的友好言行，使村民愿意相信自己代表的代表行为。传统村庄中的人际关系，往往使村民愿意为代表村民的利益而耗费精力，村民小群体也愿意相信这个传统道义上一直可靠的邻里。在现代公民社会，村民代表与他所代表的村民之间规范的权利授受关系，也使得村民代表和他们所代表的村民，愿意相互遵照既有的权力义务边界行为。显然，构成村民代表代表能力的以上条件，在当前就业相当不充分、经济处境十分恶劣的处于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来讲，可能是有些苛刻了。本文前叙列举的一些调查片段，在那些传统的人际联系开始被割断，现代的稳定联系又未建立起来村庄，可以说是相当常见。这种情况下，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便大成问题，而理论上村民代表会议的诸多功效便因此大打折扣。在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太弱，以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安排的成本太高，从村民代表会议中得到收益的群体却很少，而可能造成由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措施不得力，而是村庄基础不具备所存在的形式化的问题。当然，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正如农民的民主能力一样，是一个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可靠得到的东西。在相同的村庄基础下，好的制度可以催熟那些不成熟的基础，在有了好的基础却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的村庄，村级治理便会损失许多好的机会。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一件可以为村民带来利益，从而可以为自己找到动力的良好制度。只是在评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因为它是好制度就忽视了它的村庄基础和它在实践中可能具有的不同表现。同时也不应该因为它在一些村庄效果不佳就对它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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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郎友兴、何包钢：“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级民主完善之尝试”，《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篇12
为了从内容到形式上有所创新，同时突出本村特色，工作组动员村民，让他们也参与到设计策划中来，有些青年提出的绘画样本，体现本村特色，生动有趣，深受村民欢迎。卡尔墩村青年艾则孜・阿不力孜开心地说：“以前走进村委会，展现在眼前的是村委会的白墙和绿化带，现在新设计的文化墙，不仅美化了村委会院子，宣传道德新风尚，又以直观生动、贴近生活的方式普及文明礼仪、崇尚科学等知识，实在是太棒了。”
自治区团委副书记，自治区团委驻卡尔墩村工作组党支部书记、工作组组长曾冠军对工作组成员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要迅速转变身份，扑下身子服务群众。二是要加强组织观念，严守住村工作纪律。三是要发挥共青团优势，突出现代文化引领工作。
如何结合共青团工作和农村实际开展一些基层欢迎、群众受益的活动，真正把农村文化活跃起来？工作组想点子，出创意，努力引导群众把力量凝聚到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上来。
卡尔墩村维吾尔族小伙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听闻自治区团委住卡尔墩村工作组到来，和其朋友一起来工作组驻地卡尔墩村委会寻求帮助。
工作组对此十分重视，他们与肉孜买买提・阿布拉交谈，了解到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家庭比较困难，是村上的低保户，曾在内地卖过烧烤，有一定的烹饪基础，但因开销太大返乡，现在想找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针对肉孜买买提・阿布拉的情况，工作组组长曾冠军鼓励他参与烹饪技能培训班，学习技能，自主就业，并为其提供一个为期3个月的免费烹饪培训名额，肉孜买买提・阿布拉十分高兴，表示一定会认真学习技术，并对工作组表示感谢。
村民要网购，住村干部来帮忙
自从3月5日进住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阿克墩村以来，自治区质监局三民活动第三工作组的女干部范聪红就成了村里维吾尔族姑娘和小媳妇的好朋友，天天都有人来找她聊天、反映自家的烦心事，而范聪红也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她们，在潜移默化中将现代文化的种子传播到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心中。
3月23日上午，村里的姑娘和小媳妇们来到工作组住地，其中一位名叫阿娜尔汗的小媳妇看到范聪红正在用电脑整理文件，就凑到范聪红跟前问道：“我想通过互联网购买艾德莱斯绸的头巾和裙子，你能不能帮我看看？”看到姑娘们这么想了解网络世界，范聪红索性打开淘宝页面，教起她们网购来。一输入关键词，页面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美丽的艾德莱斯绸让姑娘们眼花缭乱。围着电脑，姑娘们兴致勃勃地挑选着商品。
工作组屋里的欢声笑语吸引了外面的人，很快又来了两个漂亮的小媳妇。吐尔汗因为脸上有斑，对祛斑的化妆品很感兴趣。考虑到化妆品的安全性，范聪红建议吐尔汗先别急着下单，先试用后再购买，她将自己带来的化妆品送给她试用。
而这天不巧的是，村里的姑娘和小媳妇来的时候，工作组的两名维吾尔族同事外出，范聪红和村里的维吾尔族姑娘和小媳妇都听不懂双方的语言。范聪红拿手机按了免提键，给远在15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的同事古丽打电话，请她当翻译，大家实现了良好的沟通。
3月24日下午，正在商议工作的自治区驻阿克墩工作组的队员们突然听到院外男人的打骂与妇女的大声哭喊声，大家赶紧跑出院外，只见对门的男主人买买提用手指着女主人阿娜尔汗大声谩骂，幸好工作组阿不都沙拉木和努尔兰及时制止与劝说，才避免他进一步殴打。范聪红赶紧扶起蹲在院外捂着伤口、不停哭喊的阿娜尔汗，把她搀扶到工作组房间，仔细查看，发现左眼有淤青，左上臂也是大片淤青，有明显的鞋印。经过消毒，上红花油后，还让她口服了云南白药。
待阿娜尔汗情绪平稳了，队员们才开始询问原由。原来，因夫妻二人在是否卖家中麦子红枣上意见不一。丈夫说卖，妻子说都卖了家里要用钱怎么办？丈夫为此非常恼火，感觉在家说话不算数。加之，上午丈夫出义工种树，临走时告诉妻子到新开工的阿克墩村彩砖厂干活，可回家来听妻子说彩砖厂人够了，不要人了，他误以为是妻子偷懒不干，于是拳打脚踢。
工作组当即请来村委会主任，讲明事情原委，给他讲法律，讲妇女对维护家庭在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请他再给买买提做工作，家庭暴力也是犯罪行为，不能殴打自己的妻子。村委会主任在夫妻两人间不断说合，这件事才算平息了。
工作组的爱心图书室
今年3月，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二队的队部，由自治区国家税务局住村工作组捐建的图书室正式启用，这也是阿克苏地区住村工作组援建的首个图书室，藏书超过1000册，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原来没有图书室，为方便村民与林场职工借读，由实验林场提供了40平方米的图书室，共建标准化农家图书室一处。
阿克苏地区实验林场二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蒲敏说：“这次自治区国税局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一些科技书，还有一些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书和非常重要的有关法律知识方面的书，为我们老百姓发家致富提供了很多帮助。”
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总审计师、住实验林场二队工作组组长关平说：“下来以后我们感觉到队里头的职工特需要一个图书文化室，通过这个文化阵地来宣传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我们也想把这个图书文化室办成我们工作队学习的一个阵地，尽管一年时间不算短，我们不能因为下来开展这个活动，把我们自身的税收业务给忘掉，因此我们下来带了三类书，一个是税收业务的书，一个是我们的这些文化、文学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团结、宗教法律和林果业方面的书。通过图书室的建设能提升我们职工的文化素养，同时也使我们工作队的业余时间精神更丰富。”
一口民心泉
对于皮山县库木勒村村民来说，8月12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由兵地共建的抗旱机井打通了。一大早，村民和十二师住库木勒村工作组的干部一起开闸放水，庆祝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井终于打通了，我代表全村的村民对工作组住村干部们表示感谢，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实惠工程。”该村党支部书记阿卜都米吉提・阿卜都依热木激动地对笔者说，大伙儿给这口井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民心泉。
据了解，库木勒村1370亩土地因为缺水有近700多亩出现旱情，闲置200多亩，村民本该种两茬农作物，现在只能种一茬。入夏以来，工作组在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今年旱情严重，库木勒村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和绝收的危险。工作组协调筹集资金35万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施工，在兵地双方共同努力下，一眼114米深的抗旱机井打通了。抗旱机井的竣工，及时解决了村里农业用水的燃眉之急。
村民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家有13亩核桃地，往年他都要在地里套种小麦。看着今年干旱缺水，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准备放弃套种小麦。得知村里打了抗旱机井，他又播下了种子。
“如果没有这口井，全村将减产40%，我们只能去外地打工补贴家用。”阿卜来提・阿卜力克木说，这口井打通的不仅是水，更是村民致富的信心。
十二师住村干部沙塔尔・阿布力孜说：“井打通了，村民们农业用水有了保障，从增加效益来说，今年秋季至明年春季，一个家庭可以增加收入2000元到3000元。”
据了解，自工作组入住库木勒村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兵地文化与技术交流，已累计帮扶300多户困难家庭，并申请11万元资金改善文化设施，一件件实事好事暖了民心，惠了民生，拉近了干群关系，增进了兵地友情。
江达铁日木村的“文化夜巴扎”
夜幕降临，随着点点星光渐渐增多，新疆且末县大地悄悄地融入一片温馨的夜色之中。秋风吹来，江达铁日木村路边的白杨树影摇曳多姿。
9月16日晚21时许，听着大喇叭里传出的麦西来甫音乐，村民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聊地来到村委会大院，有的还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日用百货、瓜果熟食、服装衣帽――他们都是来参加巴格艾日克乡江达铁日木村当晚“文化夜巴扎”的。
正在忙着摆摊的肉孜・艾肯木说：“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喊了，今晚的活动9：30开始，早点吃饭、早点过来，在这儿不仅能看到节目，自家的酸奶、瓜果、羊杂碎也卖得特别好。”
歌舞表演、乐器弹奏、诗歌朗诵、民族服饰展示……可别小看咱农民朋友，除了干农活，演起节目来也是有两下子的：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叫好声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
阿不都外力・阿依甫说：“以前晚饭后，村民们要么在房子里看电视聊天，要么就是打牌，喝酒，进清真寺，也没啥意思；现在有了这个文化巴扎，大家都喜欢到这来。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还有我家的几个外乡亲戚，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搞得好，名气也大，他们都是专门来看的。”
在活动中，且末县派住村工作组还穿插了平安建设的有奖问答活动，村民们都积极举手、踊跃发言。“请大家把合作医疗的钱都准备好，过一会按顺序交一下。”村委会副主任托乎提・吐地也瞅准时机，赶快给大家说了事。
村党支部书记吐地・芒力克说，有的农牧民群众还把自己家的农产品带来卖，没想到销售效果特好。“文化夜巴扎”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拓宽了农牧民销售农产品的渠道。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进入7月份以来，巴格艾日克乡党委在前期广泛调研基础上，在所辖的6个行政村推行“一村一周一活动”的“文化夜巴扎”；同时，搞一次活动，乡里给予200元的活动经费补贴，由村里买些小奖品和小零食，增强现场互动性。截至目前，全乡共举办了70余场“文化夜巴扎活动”。
“我们以‘文化夜巴扎’为载体，通过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增强各族群众的“四个认同”，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文化生活主阵地，打牢各族群众团结和睦的思想感情基础。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文化的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巴格艾日克乡党委书记杨舸表示。
篇13
这一切，让窑上村一位中年汉子心里觉得美滋滋的。这个人便是曾经的窑上村村委会主任、现为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秦王寨社区居委会主任车敏亮。
“人生最快乐的是把理想变成现实”，这是车敏亮微信的个性签名。今日窑上村的情景，正是车敏亮多年来的梦想。
种苹果，
让村民尝到致富的甜头
发源于秦岭的太峪、善车峪、桐峪、西峪等几条河沟，流经陕西省潼关县城东南约16公里处，鬼斧神工般形成了一个四周环沟的土塬，塬上塬下都有人居住。塬上地势平坦，街巷整齐，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塬下则依塬傍沟，因地制宜，掘土为窑，不少人家都有窑洞。久而久之，塬下人称塬上为窑上村，塬上人则习惯称塬下为沟底村。如今，塬上塬下都被称作窑上村。
据老辈人讲，窑上村居高临下，地势险要，隋唐时期秦王李世民曾在这里驻扎过军队，因此，窑上村还有一个传说中的名字，那就是“秦王寨”。
车敏亮是土生土长的窑上村人，打小常听村上的老人们说，窑上村“三河环绕，六沟纵横，出门过河，下地爬坡”。在他幼小的记忆中，故乡窑上村是当地有名的穷村，封闭落后，粮产薄收，靠天吃饭，土地贫瘠，十年九旱。
1978年3月，19岁的车敏亮应征入伍，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四年后，车敏亮退伍回乡。这时，农村已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两三年间，村民的粮食就过关了，种田的人再也不用担忧没粮食吃了。
可是，农民光有粮食是不够的。车敏亮心想，家里有粮，口袋里有钱，这才是农民梦想的好日子。和父辈不同，出过门、见过世面的车敏亮是个眼界开阔，善于动脑子的人，他在外面看到有的地方栽苹果树挣了钱，发了家，他经过学习考察，决定先在自家地里栽种苹果树，还在地里种植了其他见效快的经济作物。没几年功夫，车敏亮的“折腾”见了成效，他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万元户”。
1985年5月，车敏亮被推选为窑上村村委会主任，人们相信这个入了党又在部队受过多年教育的年轻人能带领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有村民介绍说，车敏亮上任时，全村人均年收入才500多元，集体账上没有钱，多数村民房屋破旧，道路坑坑洼洼。村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饿死饿活，不在窑上干活，不是爬坡，就是过河，不是人担，就是驴驮。”车敏亮明白，要想改变村子的贫穷面貌，就得想方设法让村民增加收入，除此之外，说啥都没有用。
一位70多岁的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人家车敏亮就是有本事，一上任先烧了‘三把火’，村里的人一下子就服了。”何谓“三把火”？这位村民解释说，第一是把村上历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账目全部处理结清，然后一把火烧了。这表明车敏亮不吃老本，不追老账，要与过去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刀两断，一切从头干起。据介绍，窑上村五六个生产队，上千口人，关系错综复杂，对过去的旧账处理不好会得罪人，车敏亮此举让历任的干部和村民都信服。
第二把“火”，是把村上所有的破旧资产全部拍卖变现，包括桌椅板凳、算盘、缝纫机等等，盘活资金，集思广益。开大会小会，与村民商量致富的门道；带上干部、背上干粮，出门取经学习。最后统一思想，决定要在全村的2000多亩土地上做文章，改变传统耕作习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第三把“火”，就是用筹来的钱为村民购买树苗，种子，一户一户动员村民栽种苹果等果树，种植经济作物。为了帮助村民解决资金问题，车敏亮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一方面找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到附近村攀亲戚，拉关系，请求资助，借钱买树苗，很快700多亩家庭果园建起来了。到1992年年底，全村仅苹果一项收入就达60多万元。一半以上的农户年收入达万元以上。世世代代靠土里刨食的窑上村村民，靠苹果这棵“摇钱树”挣到了第一桶金。
有村民介绍说，窑上村的苹果年产130多万斤，车敏亮和村支部书记车万喜等人牵头成立了苹果产销协会。当果树进入成果期，产销协会便组织大家学习技术，学管理，同时走出去联系商家，南下湖南、广东等地，把自产的苹果销往南方。村上的老党员车九洲押车跑了一趟湖南，回来挣了十多万元，高兴地说：“以前我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回来高兴得睡不着。”
苹果让窑上村人尝到了致富的甜头，村民高兴，干部工作更有劲头了。车敏亮大胆向国家申请贷款打机井，先后打了7眼机井，实现人均一亩水浇田，从根本上改变了窑上村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生产条件。
开金矿，
为村上贡献“第一桶金”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窑上村地处小秦岭金矿区，上个世纪90年代初，矿业呈现出“大矿大开，小矿小开，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发展势头。于是，车敏亮的眼光又盯住黄金产业，提出上山开金矿，在村上办选炼厂的想法。
没想到，村上开会时，反对意见占了多数。有村民认为，放着地不种，却要到山上弄石头，这是“胡成精”。
车敏亮决定先带头干出个样子，自己筹资贷款在山上开了个坑口，办起了小型选炼厂。因为选址得当，矿石品位较高，车敏亮当年便获得了可观的利润。有人说，车敏亮真正赚到的第一桶金是真金，开金矿让车敏亮又一次成为村里致富的带头人。
就在全村上下以羡慕的眼光打量车敏亮时，车敏亮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要把价值30万元的选炼厂仅以3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村上。尽管他的妻子和两个姐姐等家人都坚决反对，但没有人能改变他的主意。
在车敏亮把自己的选矿厂低价转让后，村委会副主任姚水旺也把自己一个效益很好的厂子作价给村里集体经营。从此村上有了自己的采矿企业。
据说，这两个企业在此后的两三年里，为村上挣得200多万元。而且，在此后的十余年里，窑上村一年一个企业，先后兴办了铁矿厂、冶炼厂、机械厂、石料厂、木器厂、砖瓦厂等十余个企业，全村有300多个劳动力在企业做工。集体经济迅速得到壮大，村民们在各个生产环节上各显其能，腰包比之前更鼓了。
富裕起来之后怎么花钱，很能考验一个人的眼光和心胸，对一级组织也是这样。窑上村在车敏亮主持下，并没有浪费和挥霍掉集体资金，也没有像有些地方那样分光吃净，而是拿出资金搞基础建设，下决心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要让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据村民孙长锁介绍，村委会主要干了三件事，让窑上村彻底变了样。第一件事就是修路。过去窑上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与外界连接，而这里不缺修路的石头和砂砾，缺的只是资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村委会先后修通了三条出村的公路，其中2006年对万仓村与窑上村之间的通村公路升级改造就投入资金108万元。改造后的这条路路基实、路面宽、路况好，还让县城达到东桐峪矿区的距离缩短了近6公里，过往司机都说这是窑上村修的一条“高速公路”。除此之外，他们还将五个自然村之间的道路全部硬化，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生产。
让村民拍手称赞的第二件事是在昔日的河滩上建起了新村。耕地少、人口多，一直是窑上村的老大难问题，过去村民想盖房没地方，富裕后的村民比任何时候更想改善居住环境。村干部经过反复讨论和实地考察，计划不占用村里的耕地，在东桐峪河的乱石滩上兴建新村。
东桐峪河是窑上村西南方向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床，村民称那里为“跑狼套”，一眼望去，乱石密布，荆棘丛生，谁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居住。
征求村民意见时，许多人不同意，但车敏亮这次没有听从村民的意见，他组织村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全村每人只有一亩半耕地，如果让房把地都占了，往后大家吃啥？给子孙后代又能留些啥呢？结果是统一认识，由村上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建房户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自行选择别墅式和三间两层庭院式两种居住模式。经过一年多修建，昔日的乱石滩上出现了一个整齐漂亮的新村庄，80多户村民住进了新村。村上还投资270余万元在新村盖起了村部大楼，完全小学、幼教中心、超市、卫生室、健身器械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提起窑上村新村，方圆几十公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第三件深得民心的事是大搞园林绿化，美化新村环境。据说，十几年下来，窑上村在种植苗木、美化绿化村容村貌、拓宽和新修道路、安装路灯等方面累计投资达8000多万元。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窑上村新村道路笔直宽敞，翠竹、云杉、雪松、女贞、银杏、玉兰等观赏花木与一排排漂亮的农家院落相映成趣，一条条街巷都有很好听的名字，如七叶巷、玉兰巷、银杏巷、桂花巷等等。村人骄傲地告诉记者，不少外地人都说这简直就是西安曲江的一个小区。
搞旅游，
秦王寨成了“秦东明珠”
车敏亮并不是一个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人。
黄金资源日益枯竭，国家开始对矿业市场实行整顿时，车敏亮就开始思考一个更长远的计划：窑上村还能干什么？如何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让村民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创业增收？
为此，车敏亮与村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起外出考察，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本省咸阳市袁家村的经验让车敏亮很受启发，他和村委会班子成员研究决定，开发本地资源，搞乡村旅游，发展文化产业。
于是，窑上村注册成立了“潼关县秦王寨马趵泉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打造的第一张旅游名片，便是“秦王寨”。
相传唐初秦王李世民东征时，曾在窑上村这个地方屯兵养马，这里曾被称作“秦王寨”。在村子北边的悬崖下，有一眼清澈的泉水，据《续潼关县志》记载：“唐太宗为秦王时，兵驻其地，苦无水。系马其处，马跑（趵）之，泉忽出，遂得饮。”后人称此泉为“马趵泉”。
从2004年开始，窑上村自筹资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对马趵泉进行了保护和开发，先后修建和恢复了秦王李世民雕像、秦王寨北城楼、龙王庙等景点。在马趵泉周边配套建成了垂钓池、窑洞饭店、160级观光天梯、马趵泉景区仿古大门、仿古戏楼、秦王寨博物馆、唐乐坊民俗街等旅游点。
很快，“秦王寨”在周边省市渐渐有了名气。据介绍，自2015年4月，“秦王寨民俗一条街”建成对外开放后，前来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山西临汾、运城，河南三门峡、陕西渭南、商洛等市县的旅游大巴到景区来，最多时达到27辆大巴，日接待游客近两万人。
记者从秦王寨景区管理部门获悉，今年春节期间游客人数持续攀升，也带火了“民俗一条街”的招商，仅剩的数十间商铺很快就被预定出去，一些春节前犹豫不决的商户已经后悔了，纷纷打听有没有“二期工程”，门面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这是许多人当初都没有想到的。
刘文学在“民俗一条街”有间商铺，经营当地的潼关肉夹馍。刘文学向记者介绍说，他与车敏亮同龄，也是同学，这条民俗街刚建成时，车敏亮就亲自邀请他到马趵泉景区来，因为刘文学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潼关刘文学肉夹馍”的商标持有人，生意做得也很好。
刘文学告诉记者，为了吸引潼关当地的特色小吃进驻景区，鼓励当地群众进景区创业，秦王寨也采取了袁家村的招商模式，对进驻的商户免除两年房租，还减免百分之五十的食品安全保证金。
记者第一次到窑上村是春节前的一个工作日，尽管天气很冷，也不是节假日，但还是有不少外地游客。刘文学说，冬天游客少，夏天的时候生意非常好。一过年，生意又会好起来的。
农历大年初四，记者第二次到窑上村采访，刘文学的商铺果然生意不错，他把爱人和孩子都叫来给他帮忙，三四个人忙得团团转，门口的顾客还是排起了长队。刘文学说，他很佩服车敏亮，这人有眼光，是个干大事情的人。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经营酱菜的商户，老板就是窑上村人。女主人告诉记者，他们以前在潼关县城做生意，这两年村上的旅游搞起来了，他们就回来租了个门面。在这里生意也做了，家里也能照顾，两不误。
有材料显示，十年来窑上村累计投资2500余万元，“秦王寨”景区入住商户达103户，带动当地就业300余人，年收入上千万元。
车敏亮的长兄车宽敏说，车敏亮是个很低调的人，待人随和，不爱张扬。据车宽敏介绍，弟弟的一双儿女都在西安工作，弟弟和爱人最近几年在西安的时间多一些，但不论多忙，周一、周二基本上都在村里。
车敏亮的大嫂赵彩谋说，车敏亮的父亲以前就是村干部，车敏亮和他父亲一样，就是爱给村上的人办事，是个当干部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