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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教学方法效果不佳
《国际商法》虽然属于应用法学，但是法律知识的应用以掌握理论知识为前提，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主要还是来自于教师的讲授。而高职院校的学生更注重实操课的学习，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对于国际商法这样一门体系大且枯燥的法律课程，单向性的教学缺少师生互动，缺少学生实践的机会，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为了应付考试盲目死记硬背，从而达不到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有的老师可能会在理论知识讲解完毕后，安排案例分析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但是这种单一的案例分析方式，实际上还是老师的个人演示，并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3．考核方式
国际商务专业的《国际商法》课程没有单独安排实训课，所以考核方式一般是设置为闭卷考试。闭卷考试的题型往往是固定的，一般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案例分析等。而单一的考核方式很容易让学生认为考试前死记硬背就能通过考试，不再注重课堂内容，同时也不能让教师精准地把握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
二、国际商务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及方向
1．根据专业有针对性的调整
课程内容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国际商法》这门课程之前，已经学习的《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结算》等专业课程，课程内容都与《国际商法》有一定程度上的衔接。比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学习的有关国际贸易术语的惯例、争端解决等知识点;而海上货物运输及保险也在《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这门课里有所介绍;《国际结算》课程更是对国际货款支付的相关概念做了介绍。因此教师在安排授课计划的时候，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是要考虑有哪一些内容是不需要重复讲授的，重点讲解学生没有接触过的法律知识。并且，针对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要让学生明白哪一些是作为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员所必须了解的日常法律事务。因此应该针对实际外贸业务流程过程中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来逐个突破，去补充和完善教学内容。
2．让案例教学法
贯穿整个课程虽然国际商务专业开设《国际商法》这门课，更多的是要增强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运用能力，但是必须掌握一定理论知识才能实现。所以直接讲授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教学方法。同时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案例教学应该贯穿整个《国际商法》的教学。而案例教学也应该把主动权交给学生，以学生的自主讨论和思考为主，老师的引导为辅。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例或情境中学习，激发参与和学习的热情。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下方法:(1)案例分析法由于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法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教师在讲完理论知识后，可以列举几个简单的小案例，更好的解释相关法律概念或法规的内容。也可以根据章节内容，按照任务导向型的方式，在学习理论知识之前，以一个案例作为任务，要求学生带着案例听课，在学完本章节理论知识后，适当的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思考来解决。通过案例分析，更好的帮助学生吸收和消化理论知识。(2)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是学生参与度很高的互动学习方式之一。教师可以在讲完理论知识后，用一个课时的时间，选择一个典型的案例，提出如干问题，将学生分成6～7人一组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每个小组发表自己的意见，组与组之间进行互评，最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比如在进行商事组织法教学时，可以给定一个背景材料，让学生分组讨论设立一个企业，要求每组拿出一个最佳投资方案。这能使学生全程参与到课堂中来，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团队合作精神。(3)模拟实训因为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通过之前的专业课学习，已经具备了一定跟国际商法相衔接的知识，所以可以以国际贸易业务流程为导向，设计多个模拟环节，从买卖合同的谈判、起草、执行到国际商事仲裁等，让学生充当各个环节里的不同角色，使学生从自己的角色出发，运用法律知识来分析、思考、判断案情。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快速的掌握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还能够把《国际商法》与国际贸易实务联系起来，具有实践操作性。
3．考核方式多样化
课堂教学引入小组讨论以及模拟实训，所以考核方式也因此多样化。在传统的用笔试成绩来决定一个学生成绩好或坏的基础上，加入实训方面的考核。对课堂小组讨论以及模拟实训时的表现打分，学生最后的成绩由平时成绩70%(出勤20%+小组讨论、模拟实训50%)+期末成绩(笔试30%)构成，既达到了本校考核标准，也使考核多样化，客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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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目前，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事关系的主导因素。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具体讲，凡调整跨国界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它以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表现出来，还是以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在本质上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论何种条约，一经批准，就必须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其效力优于国内法。据此，国际法规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适用而转化为国内规范。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票据法》第9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我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国内法规范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被国际化。如有关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合同就可以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国际化。一些本属于国内法范畴的规则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转化为国际法规范的例子很多。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终裁决，就是选择国际法作为裁决的准据法的。
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带来了困难。而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划分无论对于国际商法的统一、法的实施，还是对于法典编纂、法律清理、法规汇编、法学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的存在也是国际商法独立性的最好证明。因此，研究、运用国际商法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
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国际商法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结构。对于国际商法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国内学者并无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要深入研究、正确阐述国际商法的体系首先应理解国际商法体系的涵义，其次要找到决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依据。
理解和确定国际商法的体系，应当从形式和内容入手。在形式上，应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商法就目前而言涉及哪些国际商事关系领域，如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产品责任等；二是在这些领域内国际商事法律规范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以国际法渊源还是以国内法渊源表现出来，以及这些渊源间的关系机制；三是国际商法体系中各部分内容的结构，即不同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内容编排的依据。总之，从形式上讲，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既要考虑国际商法所调整、涉及的商事关系领域，又要考虑国际商法渊源本身的结构和特点，还要确定体系各组成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取决于跨国界的商事关系的发展。国际商事关系发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换等内容。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或其它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国际商事关系以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主流，再结合商事行为法性质的结构划分，我们可以系统地划分国际商事活动涉及的领域，这也是国际商法按调整对象进行划分的基础。按照这一思路，国际商事关系涉及四个领域，即直接媒介钱货交易的动产和不动产买卖、有价证券的买卖，在交易所进行的买卖以及商人间的买卖等；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居间、行纪、代办商等；为工商提供资金融通的银行、信托，为商业提品的制造业、加工业等；直接间接为商事活动提供服务的财产保险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结合和国际商法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商法应包括：商事主体法（包括商事组织、商事、商业登记等）；商事行为法（包括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产品责任法、票据与国际结算法、国际资金融通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每一组成部分在表现形式上都是由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有机结合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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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②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①。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1.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2.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3.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②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③。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2.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各国的法律造成深刻影响，独立后非洲国家基本上沿用前殖民国家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
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不仅影响非洲各国之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法律制度的差异是产生法律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毫无疑问，法律冲突妨碍了贸易的发展”④。从事国际贸易者必须考虑到：某项交易应受何国法律支配，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到哪国法院寻求救济。也许有人认为只要在合同中加入法律选择条款和法院管辖条款，上述问题即可解决。关键是，即使我们知道某一交易受某一非洲国家法律支配，由于其法律制度的多样性，我们也很难知道根据该国法律对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规定的。因此，此类条款并不是解决法律多样性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持久的方法。有人曾指出，法律选择条款“并不是解决地区之间贸易问题的实用方法，因为许多合同经常不指明适用的法律，或为追求缔约效率而忽视了该问题。”⑤当合同中缺乏法律选择条款时，就需利用冲突法规则来确定交易的准据法，而非洲国家的冲突法规则同样有巨大差异。因此，“法律体系的多样化和发生法律冲突时选择法律的困难，引起了人们对统一贸易法越来越大的兴趣”①。
非洲国家为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局面在进行艰难探索，逐步形成了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共识。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在致力于经济的一体化，首先主要在地区间进行合作，进而逐渐关注全非洲的合作。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洲经济共同体及非盟的建立即为明证。非洲国家致力于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因为它们相信经济一体化能保证非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有助于整个非洲的进步和发展。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非洲国家都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去消除有碍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在消除阻碍它们参与国际贸易、不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法律多样性方面却未表现出同样的决心。有人曾指出：阻碍西非国家
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还有其他更重要方面的因素，即法律方面的因素。另一位非洲人士恩杜鲁认为“非洲经济共同体面临的非洲国家之间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必须把目前存在于非洲的差异巨大的各种法律制度置于首位”②。他进而指出：“贸易法和商业惯例的协调是地区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经济一体化目标就不能实现。”③因此，非洲国家应毫不迟疑地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且最主要的目标应是在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与协调。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早已意识到法律多样性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它们已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进行商业领域法律的统一与协调。
上述讨论的是非洲国家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此外，全球化时代法律文化交流的频繁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便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洲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如果说，在无线电时代，各种社会制度最大的倾向是趋于统一④，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这种统一就更加可能得以实现。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式、内容及途径
（一）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式
传统的国际民商法统一与协调的主要方式有：
1.通过国际条约进行统一与协调。这是在国际民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2.通过制定统一法（英文为“uniformlaw”）、示范法（英文为“modellaw”），引导各国民商法立法采用统一标准；
3.通过形成国际惯例使商法规范获得国际统一；
4.通过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实现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5.通过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实现国际民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6.通过各国国内民商法立法的趋同化来达到国际民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在现实中，非洲各国通常采用统一法和示范法的形式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例如，1976年成立的英语非洲工业产权组织，曾制定了《英语非洲专利法示范法》和《英语非洲商标法示范法》供英语非洲国家采纳。1993年成立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制定了大量的统一法供成员国采纳。目前，该组织制定的一些统一法已在成员国内实施。
在非洲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法上，有的非洲国家还采用过“重述”（英文为“restatement”）方法。它是指通过对大量法院判例的报告和出版来促成法律的统一与协调。“重述”方法源于美国，它在统一与协调美国各州的冲突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述”的方法在对肯尼亚、马拉维、博茨瓦纳和加纳的习惯法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⑤
此外，在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中还必须重视比较法的作用。比较法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法律的统一与协调。由于非洲法律的多样性，“比较法研究在这些国家的法律的统一化，或至少在协调化过程中将是极其有用的”⑥。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内容
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不仅仅是国际商事领域实体法的统一与协调，还必须包括冲突法（包括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外国判决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的统一与协调。例如，《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第二条规定：“商法应理解为包括所有调整公司、商人法律地位、债务清偿、担保及执行程序、企业清算及破产的规则，及仲裁法、劳动法、会计法、销售法及交通法……及其他部长委员会一致决定应包括的法律。”
实体商法的统一与协调必须关注影响非洲地区贸易与投资的法律方面，因此非洲国家必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在成员国设立或运营企业的方便性、有关地区间货物交易和服务的支付问题、地区内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问题、地区内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的保护，以及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性的投资法进行协调与统一，以吸引外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①
除了这些影响非洲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实体法问题外，还须考虑下列问题：在非洲各国的贸易中，某项特定交易应适用何国法律？应在哪国法院就所发生的争议提讼？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在一个非洲国家做出的判决能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必须将其作为提高非洲贸易措施中的一部分内容来看待。但非洲国家却未对这些影响本地贸易发展的程序性事项（传统的国际私法规则）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该是非洲国家关注协调影响本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国际私法规则的时候了。首先这必须涉及在全非洲制定在无统一实体法规则的情况下规定成员国法院对某一地区内部交易应适用何国国内法的规则。其次，还必须涉及制定选择或规定某成员国法院对产生于地区内部贸易的争议具有司法管辖权的规则，以及该法院在另一国调查取证的规则。最后，制定有助于非洲国家法院做出的判决能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的规则也非常重要。
（三）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途径
有关法律全球化，目前有一种观点主张一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协商，制定全球性的公约来实现统一；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先采取区域性统一再到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方法来推进法律的趋同。②对于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也存在这样两种观点。例如，达特-巴赫曾指出：“非洲国家国际贸易法的协调只有置于以全球范围为基础而进行的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运动更广阔的范围内才可能成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非洲范围内。”而恩杜鲁却认为必须在非洲范围内进行贸易法的协调，因为非洲各国国内法的多样化及国际私法规则的复杂化严重阻碍了地区内部贸易。由于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有利于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因此它们必须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以求得法律的协调和统一。③
笔者认为，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应首先在区域内进行，因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区域性的国际民商法统一化运动取得的成果更大，“地区性的法典编撰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减少了世界上商法制度的数量，并成为全球性统一的先兆”④。如可先在非洲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分别进行商法的统一与协调，然后借鉴非洲混合法系国家的做法，对非洲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商法进行统一与协调，再进行全球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但这不是绝对的，有些事项需要优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与协调，而有些需要优先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统一与协调，这两种方法也可同时进行。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果
（一）非洲区域性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非洲国家在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1997年12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式推出共同体旅行支票，使成员国间的金融和贸易往来更为便利，从而向实现单一货币和关税同盟的战略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共同体成员国为便利外国投资，决定制定共同体内统一破产法，形成统一的矿业政策。在东非，东非共同体国家除了一些
特定货物外，开始互免关税，且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实施了商业银行营业标准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成立了东非证券管理局。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在1996年8月就签署了关于实现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根据协议，共同体成员国将在8年内分阶段逐步消除货物与服务贸易关税和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在东南部非洲，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建立了贸易信息网，简化了成员国间的过境手续。为鼓励外资进入，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放宽了原产地原则，外国独资产品也能享受共同体的优惠关税，只要产品符合共同体原产地4条原则中的一条。此外，东南非共同市场确定了2020年发行单一货币、建立货币联盟的新目标。①特别是非盟还将设立立法机构———非洲议会以及非洲法院、中央银行、非洲货币基金组织、非洲投资银行等机构，这将有力地推动非洲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截至目前，在非洲国际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取得成果最显著的当数非洲商法协调组织。该组织是根据1993年10月在毛里求斯签署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成立的，目前共有16个成员国。其成员国不全是法语国家，如几内亚比绍是操葡萄牙语国家，而喀麦隆具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这些成员国都具有普通法传统。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纳共同、简洁、现代的统一法、在司法机关内设立适当的审判程序、鼓励运用仲裁作为解决合同争端工具等方式对商法进行协调”（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第一条）。该组织共有4个机构：部长委员会、司法和仲裁共同法院、常设秘书处及地区司法学校。部长委员会由各成员国司法部长组成，是最高决策机构，它最重要的职责是批准新的统一法。常设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准备统一法的起草工作。司法和仲裁共同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对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法律（包括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统一法及其他可能采纳的规则）进行解释，对所有适用统一法的事项具有管辖权，其判决在各国具有最高约束力。地区司法学校主要是对成员国的法官进行培训。一旦一项统一法草案在至少有2/3成员国司法部长出席的部长委员会上通过一致赞成票被批准，自批准之日90日起，该统一法草案就成为一项在成员国内普遍适用的法律，而无需再通过国内立法将其转化为成员国国内法。目前该组织已批准并已实施的统一法有：《一般商法统一法》、《商业公司及经济利益团体统一法》、《破产和清算程序统一法》、《仲裁法统一法》、《债务托收简易程序及执行措施统一法》。该组织正考虑制定下列统一法：《劳动法统一法》、《消费者法统一法》、《道路交通法统一法》。在2001年3月21～23日的例会上，部长委员会做出一项声明，支持将下列目前由各成员国国内法调整的事项进行协调：竞争法、银行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合伙法、合同法及证据法。②有人认为“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商法协调方面比欧盟更有抱负，不像欧盟的法律，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法律是直接在成员国内适用，且对这些法律的解释也是通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进行而得到协调”③。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目标不仅仅是在目前成员国内实现商法的统一与协调，而是要在非洲范围内实现商法的统一与协调，《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曾向所有非统和向现在的非盟成员国开放，从目前来看，要使非洲普通法国家也参与到该组织统一与协调商法的活动中去还有一定的困难，可以先将该组织内既有大陆法又有普通法的喀麦隆作为协调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之间商法的一个实验场。④可以预见，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将在非洲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非洲在世界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的成果
从传统角度讲，非洲国家对国际层面上法律原则的形成很少或没有产生作用。在国际商法领域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只是近年来非洲国家才开始对一些普遍接受和适用的原则做出自己的贡献。著名国际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教授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前对非洲国家的状况做了如下描述：“近来独立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目前在国际贸易法律的协调、统一和现代化的领域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它们是特别需要大量和现代的法律的国家，这对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是不可缺少的。”①
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律还是独立前殖民宗主国遗留下来的，有的现已完全过时。因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伊始，非洲国家就同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到该委员会的工作中来。正如非洲法权威专家阿洛特教授所言：“非洲国家并未宣布放弃对世界统一法的讨论。我坚信，它们将比以前更愿意积极地、直接地参与此项讨论。”②
非洲国家还通过直接采纳和实施国际公约的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它们在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这对于非洲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满足它们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所必需的现代化法规的需要。例如，截至2002年，已有28个非洲国家获准或加入了1958年达成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已有7个非洲国家加入了1980年达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且南非、加纳两国正考虑加入。此外，非洲国家还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以实现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例如，截至2002年，已有摩洛哥、埃及、南非3个非洲国家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已有40多个非洲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③
为更好地参与世界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非洲还必须发展强大的贸易团体，该团体由对某些特定工业面临的法律问题具有直接经验及知识的商人组成，他们能表达此类工业的呼声，推动改革，“市场行为者的力量越大，越可能产生普遍接受的市场惯例，也许再进一步，将这些惯例转化成标准格式合同，并且最大的影响是，说服法院或立法者通过判例法或法典化赋予这些惯例以法律约束力”④。非洲还必须培训精通国际商事知识的律师和专门人才，他们和贸易团体一道能够在影响国际商事交往的重要而棘手的法律问题方面发展非洲的法理学，表达非洲的观点。
除上述区域性和世界范围内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的成果外，非洲各国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通过对国内商法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前景
阿瑟·罗塞特教授认为推动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两大动力是：共同的商业文化和共同的法律文化、法律教育。⑤由于非洲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并且鉴于非洲国家法律制度的多样性，人们不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非洲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是否可行？语言问题如何克服？普通法法律制度怎样与大陆法和混合法法律制度进行协调？有学者认为这些问题不会妨碍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其理由是，有一些包含于国际文件中或作为国际商业惯例的一部分而适用的法律原则普遍地适用于具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国家中，这就是国际商法得以统一与协调的最简单原因。国际贸易关涉到所有现代国家，而不论其国内语言、文化或法律制度如何，它是一个全球性概念。而且认为在制定构成法律协调过程核心的规范性规则过程中，有关语言的差异问题可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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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因
（一）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②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①。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1.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2.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3.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②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③。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2.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各国的法律造成深刻影响，独立后非洲国家基本上沿用前殖民国家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
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不仅影响非洲各国之间、非洲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非洲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法律制度的差异是产生法律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毫无疑问，法律冲突妨碍了贸易的发展”④。从事国际贸易者必须考虑到：某项交易应受何国法律支配，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到哪国法院寻求救济。也许有人认为只要在合同中加入法律选择条款和法院管辖条款，上述问题即可解决。关键是，即使我们知道某一交易受某一非洲国家法律支配，由于其法律制度的多样性，我们也很难知道根据该国法律对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如何规定的。因此，此类条款并不是解决法律多样性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持久的方法。有人曾指出，法律选择条款“并不是解决地区之间贸易问题的实用方法，因为许多合同经常不指明适用的法律，或为追求缔约效率而忽视了该问题。”⑤当合同中缺乏法律选择条款时，就需利用冲突法规则来确定交易的准据法，而非洲国家的冲突法规则同样有巨大差异。因此，“法律体系的多样化和发生法律冲突时选择法律的困难，引起了人们对统一贸易法越来越大的兴趣”①。
非洲国家为扭转在经济全球化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局面在进行艰难探索，逐步形成了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共识。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在致力于经济的一体化，首先主要在地区间进行合作，进而逐渐关注全非洲的合作。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非洲经济共同体及非盟的建立即为明证。非洲国家致力于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因为它们相信经济一体化能保证非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有助于整个非洲的进步和发展。为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非洲国家都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去消除有碍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在消除阻碍它们参与国际贸易、不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法律多样性方面却未表现出同样的决心。有人曾指出：阻碍西非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还有其他更重要方面的因素，即法律方面的因素。另一位非洲人士恩杜鲁认为“非洲经济共同体面临的非洲国家之间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中，必须把目前存在于非洲的差异巨大的各种法律制度置于首位”②。他进而指出：“贸易法和商业惯例的协调是地区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经济一体化目标就不能实现。”③因此，非洲国家应毫不迟疑地排除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法律方面的障碍，且最主要的目标应是在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统一与协调。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早已意识到法律多样性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它们已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进行商业领域法律的统一与协调。
上述讨论的是非洲国家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两个主要原因，此外，全球化时代法律文化交流的频繁及信息传播与获取的便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洲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如果说，在无线电时代，各种社会制度最大的倾向是趋于统一④，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这种统一就更加可能得以实现。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式、内容及途径
（一）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式
传统的国际民商法统一与协调的主要方式有：
1.通过国际条约进行统一与协调。这是在国际民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2.通过制定统一法（英文为“uniformlaw”）、示范法（英文为“modellaw”），引导各国民商法立法采用统一标准；
3.通过形成国际惯例使商法规范获得国际统一；
4.通过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实现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5.通过适用一般法律原则实现国际民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6.通过各国国内民商法立法的趋同化来达到国际民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在现实中，非洲各国通常采用统一法和示范法的形式进行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例如，1976年成立的英语非洲工业产权组织，曾制定了《英语非洲专利法示范法》和《英语非洲商标法示范法》供英语非洲国家采纳。1993年成立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制定了大量的统一法供成员国采纳。目前，该组织制定的一些统一法已在成员国内实施。
在非洲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方法上，有的非洲国家还采用过“重述”（英文为“restatement”）方法。它是指通过对大量法院判例的报告和出版来促成法律的统一与协调。“重述”方法源于美国，它在统一与协调美国各州的冲突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重述”的方法在对肯尼亚、马拉维、博茨瓦纳和加纳的习惯法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⑤
此外，在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进程中还必须重视比较法的作用。比较法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法律的统一与协调。由于非洲法律的多样性，“比较法研究在这些国家的法律的统一化，或至少在协调化过程中将是极其有用的”⑥。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内容
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不仅仅是国际商事领域实体法的统一与协调，还必须包括冲突法（包括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外国判决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的统一与协调。例如，《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第二条规定：“商法应理解为包括所有调整公司、商人法律地位、债务清偿、担保及执行程序、企业清算及破产的规则，及仲裁法、劳动法、会计法、销售法及交通法……及其他部长委员会一致决定应包括的法律。”
实体商法的统一与协调必须关注影响非洲地区贸易与投资的法律方面，因此非洲国家必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在成员国设立或运营企业的方便性、有关地区间货物交易和服务的支付问题、地区内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问题、地区内知识产权或工业产权的保护，以及对非洲各国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性的投资法进行协调与统一，以吸引外资促进本地经济发展。①
除了这些影响非洲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实体法问题外，还须考虑下列问题：在非洲各国的贸易中，某项特定交易应适用何国法律？应在哪国法院就所发生的争议提讼？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在一个非洲国家做出的判决能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必须将其作为提高非洲贸易措施中的一部分内容来看待。但非洲国家却未对这些影响本地贸易发展的程序性事项（传统的国际私法规则）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该是非洲国家关注协调影响本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国际私法规则的时候了。首先这必须涉及在全非洲制定在无统一实体法规则的情况下规定成员国法院对某一地区内部交易应适用何国国内法的规则。其次，还必须涉及制定选择或规定某成员国法院对产生于地区内部贸易的争议具有司法管辖权的规则，以及该法院在另一国调查取证的规则。最后，制定有助于非洲国家法院做出的判决能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的规则也非常重要。
（三）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途径
有关法律全球化，目前有一种观点主张一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协商，制定全球性的公约来实现统一；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先采取区域性统一再到世界范围内统一的方法来推进法律的趋同。②对于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也存在这样两种观点。例如，达特-巴赫曾指出：“非洲国家国际贸易法的协调只有置于以全球范围为基础而进行的国际贸易法统一化运动更广阔的范围内才可能成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非洲范围内。”而恩杜鲁却认为必须在非洲范围内进行贸易法的协调，因为非洲各国国内法的多样化及国际私法规则的复杂化严重阻碍了地区内部贸易。由于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有利于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因此它们必须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以求得法律的协调和统一。③
笔者认为，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应首先在区域内进行，因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区域性的国际民商法统一化运动取得的成果更大，“地区性的法典编撰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减少了世界上商法制度的数量，并成为全球性统一的先兆”④。如可先在非洲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分别进行商法的统一与协调，然后借鉴非洲混合法系国家的做法，对非洲大陆法系国家和普通法系国家的商法进行统一与协调，再进行全球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但这不是绝对的，有些事项需要优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与协调，而有些需要优先在区域范围内进行统一与协调，这两种方法也可同时进行。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果
（一）非洲区域性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成果
经过多年的努力，非洲国家在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1997年12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式推出共同体旅行支票，使成员国间的金融和贸易往来更为便利，从而向实现单一货币和关税同盟的战略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共同体成员国为便利外国投资，决定制定共同体内统一破产法，形成统一的矿业政策。在东非，东非共同体国家除了一些特定货物外，开始互免关税，且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实施了商业银行营业标准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成立了东非证券管理局。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在1996年8月就签署了关于实现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协议。根据协议，共同体成员国将在8年内分阶段逐步消除货物与服务贸易关税和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在东南部非洲，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建立了贸易信息网，简化了成员国间的过境手续。为鼓励外资进入，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放宽了原产地原则，外国独资产品也能享受共同体的优惠关税，只要产品符合共同体原产地4条原则中的一条。此外，东南非共同市场确定了2020年发行单一货币、建立货币联盟的新目标。①特别是非盟还将设立立法机构———非洲议会以及非洲法院、中央银行、非洲货币基金组织、非洲投资银行等机构，这将有力地推动非洲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截至目前，在非洲国际商法的区域性统一与协调方面取得成果最显著的当数非洲商法协调组织。该组织是根据1993年10月在毛里求斯签署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成立的，目前共有16个成员国。其成员国不全是法语国家，如几内亚比绍是操葡萄牙语国家，而喀麦隆具有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这些成员国都具有普通法传统。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纳共同、简洁、现代的统一法、在司法机关内设立适当的审判程序、鼓励运用仲裁作为解决合同争端工具等方式对商法进行协调”（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第一条）。该组织共有4个机构：部长委员会、司法和仲裁共同法院、常设秘书处及地区司法学校。部长委员会由各成员国司法部长组成，是最高决策机构，它最重要的职责是批准新的统一法。常设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准备统一法的起草工作。司法和仲裁共同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对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法律（包括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统一法及其他可能采纳的规则）进行解释，对所有适用统一法的事项具有管辖权，其判决在各国具有最高约束力。地区司法学校主要是对成员国的法官进行培训。一旦一项统一法草案在至少有2/3成员国司法部长出席的部长委员会上通过一致赞成票被批准，自批准之日90日起，该统一法草案就成为一项在成员国内普遍适用的法律，而无需再通过国内立法将其转化为成员国国内法。目前该组织已批准并已实施的统一法有：《一般商法统一法》、《商业公司及经济利益团体统一法》、《破产和清算程序统一法》、《仲裁法统一法》、《债务托收简易程序及执行措施统一法》。该组织正考虑制定下列统一法：《劳动法统一法》、《消费者法统一法》、《道路交通法统一法》。在2001年3月21～23日的例会上，部长委员会做出一项声明，支持将下列目前由各成员国国内法调整的事项进行协调：竞争法、银行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合伙法、合同法及证据法。②有人认为“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在商法协调方面比欧盟更有抱负，不像欧盟的法律，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法律是直接在成员国内适用，且对这些法律的解释也是通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进行而得到协调”③。
非洲商法协调组织的目标不仅仅是在目前成员国内实现商法的统一与协调，而是要在非洲范围内实现商法的统一与协调，《非洲商法协调组织条约》曾向所有非统和向现在的非盟成员国开放，从目前来看，要使非洲普通法国家也参与到该组织统一与协调商法的活动中去还有一定的困难，可以先将该组织内既有大陆法又有普通法的喀麦隆作为协调普通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之间商法的一个实验场。④可以预见，非洲商法协调组织将在非洲范围内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非洲在世界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的成果
从传统角度讲，非洲国家对国际层面上法律原则的形成很少或没有产生作用。在国际商法领域的统一与协调方面，只是近年来非洲国家才开始对一些普遍接受和适用的原则做出自己的贡献。著名国际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教授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前对非洲国家的状况做了如下描述：“近来独立的非洲发展中国家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目前在国际贸易法律的协调、统一和现代化的领域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它们是特别需要大量和现代的法律的国家，这对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是不可缺少的。”①
许多非洲国家的法律还是独立前殖民宗主国遗留下来的，有的现已完全过时。因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伊始，非洲国家就同其他国家一起参与到该委员会的工作中来。正如非洲法权威专家阿洛特教授所言：“非洲国家并未宣布放弃对世界统一法的讨论。我坚信，它们将比以前更愿意积极地、直接地参与此项讨论。”②
非洲国家还通过直接采纳和实施国际公约的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它们在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这对于非洲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们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满足它们为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所必需的现代化法规的需要。例如，截至2002年，已有28个非洲国家获准或加入了1958年达成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简称《纽约公约》），已有7个非洲国家加入了1980年达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且南非、加纳两国正考虑加入。此外，非洲国家还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以实现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例如，截至2002年，已有摩洛哥、埃及、南非3个非洲国家加入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已有40多个非洲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③
为更好地参与世界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非洲还必须发展强大的贸易团体，该团体由对某些特定工业面临的法律问题具有直接经验及知识的商人组成，他们能表达此类工业的呼声，推动改革，“市场行为者的力量越大，越可能产生普遍接受的市场惯例，也许再进一步，将这些惯例转化成标准格式合同，并且最大的影响是，说服法院或立法者通过判例法或法典化赋予这些惯例以法律约束力”④。非洲还必须培训精通国际商事知识的律师和专门人才，他们和贸易团体一道能够在影响国际商事交往的重要而棘手的法律问题方面发展非洲的法理学，表达非洲的观点。
除上述区域性和世界范围内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中的成果外，非洲各国在世界银行的援助下通过对国内商法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国际商法的统一与协调。
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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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作为基本犯罪既遂形态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犯罪。 该种观点与下述第二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情节严重”在这里是犯罪的既遂标准，笔者赞成这种观点。首先，依据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即刑法分则条文的设置是 “犯罪既遂模式说”的观点出发， 情节犯中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是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其次，若仅仅认为“情节严重”是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对于我国刑法典规定的所有情节犯则无成立犯罪未遂的可能，倘若行为人的犯罪客观方面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要求，就不成立犯罪，也就无所谓未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与我国刑法实践的具体做法相悖。
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那些刑法中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的犯罪称为情节犯。如上所述，笔者赞成我国刑法分则属“犯罪既遂模式说”的立法模式，所以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情节严重”不仅是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准，还应当是判断犯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也就是说情节严重不仅是情节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更确切的是，它是情节犯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第三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犯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广义的则指除了狭义的情节犯以外，还包括将情节严重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犯罪类型，即情节加重犯。
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同样不妥。将情节加重犯纳入到情节犯项下进行考量容易造成对情节犯其他问题进行探讨时的混乱。情节加重犯是在解决了行为人够罪基础上解决行为人的量刑问题，而情节犯的研究更在于益于解决行为人定罪的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情节犯之情节之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它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情节，与量刑无关，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和情节减轻犯。但是情节犯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包括明确规定了“情节”二字的情节犯;没有“情节”二字的情节犯，包括明确规定要求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或销售数额的“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和要求发生严重后果才能构成犯罪;混合性规定，如由例示性规定加情节严重等抽象性规定而形成的混合型规定。
笔者认为，该种观点有所不妥。对于刑法中进行的混合性规定，笔者认为其可以被认定为情节犯。但是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笔者不认同。首先，情节犯与数额犯应当是两个不同概念，数额可以在某些情节犯的认定中加以考虑，如在《刑法》第227条倒卖船票、车票罪、第326条倒卖文物罪中规定有“情节严重”，在对其认定中可以考虑涉案金额的大小。但是，除了数额之外，情节还包括作案动机、手段、时间地点等其他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情节犯要求的是综合行为整体情况来考察，而数额犯则是通过数额来定性。例如诈骗罪要求数额较大，而当行为人采取情节恶劣的方式行使而未达数额要求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对其以诈骗罪进行处罚。因此，应当对二者进行界分。情节犯并不必然包含有数额犯，而数额犯也不能完全被情节犯所涵盖。在此笔者需指出，二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存在重合，如《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其既是数额犯也是情节犯。
二、情节犯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犯罪既遂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1)行为犯，是指把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行为人将构成要件行为实施完毕，犯罪即告既遂;(2)结果犯，是指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而且行为必须引起刑法规定的结果发生才构成既遂的犯罪;(3)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刑法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此种性质的犯罪并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4)举动犯，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为人一旦着手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犯罪即告完成并且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行为人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那么，我国刑法上的情节犯究竟属于上述哪一类犯罪?
首先，笔者拟就结合情节犯中“情节”的含义加以探讨，而关于“情节”含义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有学者指出，区分罪与非罪的基本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而为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一系列主观和客观的情状，它以综合的形式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 还有学者指出，情节严重不是属于犯罪构成某一方面的要件，而是一个综合性的要件。 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从客观违法性的角度出发，情节只能是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 笔者基本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对此应结合我国犯罪基础理论，具体分析。首先，只有这样理解情节的含义，可以彻底维持客观主义刑法观。客观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或者说刑法评判的对象是行为人外在的行为以及犯罪结果，如果仅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作为刑法评判的根据，则会混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主观主义刑法观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即行为人反复实施犯罪的危险品格。 客观主义刑法观相较于主观主义刑法观而言，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保护法益的同时保护个人利益。将情节犯中的“情节”限定在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有助于回归到法益概念，其次，将情节理解为只能是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符合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具体适用，方便操作。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情节不严重，就不构成犯罪。 具体来说，情节严重应当属于犯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素。因为，犯罪主体应当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涉及到含糊不清的价值判断;犯罪主观方面是确定行为主体对其危害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具有的心理态度的判断。对于故意或者过失，只需判断行为人是有还是无，有的话，是有故意还是有过失。至于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如果行为人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则毫无意义，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在犯罪认定过程当中有很强的难操作性。因此情节严重也不是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犯罪客体的判断也应当是一个质的判断，而非量的判断。由此可见，情节严重应该在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评价，这样在贯彻客观主义刑法观的同时对具体情况的处理不再繁琐，只需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评价。基于这样的理解，便可以得出“情节犯”中的“情节”不单单局限于危害结果或危害行为，不管是危害结果还是危害行为都可以对法益造成侵害或侵害的危险。因此，情节犯不仅可以是结果犯还可以是行为犯，抑或可以是危险犯。例如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该罪是典型的危险犯，又是情节犯。例如我国《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该罪采取混合式规定方式，其既遂需要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即该罪是结果犯;而该罪又规定有“其他严重情节”，即该罪又属于情节犯 。
再者，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相关犯罪所做司法解释也印证了我国刑法典上情节犯性质的多样性。基于对具体刑法条文统一地适用，司法解释对于一部分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研究这些规定也可看出情节犯既可能属于结果犯，也可能属于行为犯。
三、情节犯的犯罪未遂形态问题
如上所述，情节犯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还可以是危险犯。那么情节犯的犯罪未遂形态则应当加以区分讨论。对于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发生一定的损害结果为既遂要件的情节犯，其可以遵从犯罪未遂形态的一般理论加以判断。对于性质属于行为犯和危险犯的情节犯来说，其犯罪未遂形态问题需要加以细致讨论。
(一)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
在行为犯中，笔者认为应以法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志。关于行为犯是否存在未遂以及中止，理论上有不同之争论。一些学者混淆举动犯与行为犯之概念，而认为行为犯与举动犯一样并不存在未遂。凡行为未发生行为人所预期之结果者，为未遂犯。……此惟实质犯与故意犯有之。形式犯……在性质上均无所谓未遂犯。 举动犯是一种着手实行即告完成的犯罪类型，所以举动犯并没有未遂形态，在举动犯中只存在犯罪成立和不成立的问题。相反地，在以实施一定行为为既遂要件的犯罪中，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具体的构成要件行为，而且该行为还必须达到刑法所要求的程度，否则就是没有完全实现该条款所要求的要件，而只能成立未遂犯。 换言之，单纯行为犯中只是没有将对于对象的侵害或者危险这种意义上的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应当认为，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这种意义上的结果仍然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是存在犯罪未遂的可能的。例如我国《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该罪属于性质为行为犯的情节犯，若行为人向司法机关投递捏造事实的举报信，意图诬告陷害他人，但是，被司法机关识破的场合，就是属于诬告陷害未遂的行为。 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给被诬告陷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对此只能以未遂认定。再比如《刑法》第315条规定的破坏监管秩序罪，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殴打监管人员……该罪是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若行为人在组织他人准备对监管秩序进行破坏的过程中被监管人员发现并被及时制止，那么行为人可能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未遂。
(二)性质属于危险犯的情节犯
在危险犯中，关于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存有较大争论。否定说认为，危险犯也是以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此，在危险犯中，不具备一定的危险状态，也就同样是犯罪的不成立。所以危险犯不存在未遂的可能。 肯定说认为，危险犯和结果犯一样，既有既遂，也有未遂。危险犯中的犯罪行为的着手和危险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二者之间总会或长或短地有些距离。那么，在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构成危险犯的未遂。 折中说认为，并非全部危险犯都存在未遂形态，至于哪些危险犯存在未遂学者们则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存在未遂形态而抽象危险犯不存在未遂形态。因为具体危险犯以发生一定的危险状态为要件，行为人着手，而没有发生法定的危险状态，即成立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现实的危险为必要，近似于行为犯，通常不认为有未遂状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存在未遂的可能性，而具体危险犯不可能有未遂。
笔者认为，危险犯可能存在未遂状态。首先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关系尚有争论，遵循笔者上述对行为犯的论述，行为犯可能存在未遂状态，危险犯同样可能存在。其次，不管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其发生都是渐进式的犯罪过程，这样的渐进性过程仍有阶段性，从行为人着手实行与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可能同时产生，即使时间间隔再短，但其确实存在。例如我国《刑法》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失误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该罪是典型的具体危险犯，行为人着手生产、销售到发生危险状态，其必定会经历一段过程，而在此期间完全可能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从而成立犯罪未遂;我国《刑法》第339条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该罪是抽象危险犯，行为人在着手倾倒、堆放或者处置到对环境资源造成非现实性的、非紧迫性的危险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行为人可能因为其一直意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从而成立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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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标权的保护对象
商标权侵犯的客体是什么，即商标权的保护对象是什么？笔者认为，商标权的保护对象是一个复杂的客体，从形式上来看，就是商标所有人对商标的专有权，从实质上来看，则是隐藏在商标背后的企业的商誉。正如“商誉乃商标之灵魂，而商标则为商誉之外在躯壳。”美国著名的商标法学者麦卡锡也曾经指出，“商标是一类非常奇特的财产，因为它不能与其所昭示的产品或服务的商誉相分离而单独存在”，因此侵犯商标权最根本的是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商誉。
二、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制度的现状
商标侵权行为本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但当商标侵权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则不能仅仅依靠民事途径予以救济，而应当给予刑事法律保护，以维护商标所有人的权益。
（一）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的规定
2013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进行了修正，在第六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侵犯注册商标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章节中，在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十四条、第二百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这三种侵犯商标权，应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构成。以上四个法律条文，是我国对商标权侵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我国对于商标权侵权行为的刑事法律保护也仅限于以上四个条文。
（二）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我国刑法对于商标所有人权益的保护范围过窄，无法与商标法衔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对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存在脱节现象，两法之间无法衔接，刑法对于商标权的保护范围过窄。《商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按照商标法对注册商标的注释，我们不仅要对商品商标进行保护，同样也要对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予以保护，但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却将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排除在刑法保护的范围之外。
2．我国刑法对于商标权保护的立案标准单一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商标权保护的所有法律条文，我们不难发现，条文中以销售金额作为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的标准。在前文中，我们也已经讨论过，商标权保护的是什么，它保护的是商标所有权人的专有权及商标所有人的商誉，我们除了将商标侵权人的销售金额作为追诉标准之外，同样要将商标所有人因侵权人侵犯其商标专有权而遭受的损失来作为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而这一损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也有商誉上的损失。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服务在商标侵权人侵犯其商标所有权后，销售业绩的降低，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等都可以作为立案标准。
三、对我国商标权刑事法律保护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拓宽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前文我们也提到了，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商标侵权人的追诉范围过窄，没有与商标法相衔接，导致侵犯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行为无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刑事立法中要拓宽商标权的保护范围，将注册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
（二）将对商标所有人商誉的保护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追究商标侵权人刑事责任时不能仅仅以侵权人的销售金额作为标准，要综合考虑被侵权人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被侵权人的无形损失。同时还要注意，对商标所有人某一注册商标的侵权，不仅是对侵权的这一注册商标的侵害，还是对商标所有人其他注册商标的侵害，消费者连带对商标所有人其他商品都产生了质疑，那对于商标所有人怎样的保护才是最妥当的，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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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法律冲突，造成国际交往的法律障碍。因此，制定有关国际交往的统一法,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就显得很有必要。
早在1930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就着手拟定一项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1964年海牙会议正式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由于这两项公约都未能达到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预期目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OTRAL)在上述两项公约基础上，于1978年完成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UnitedNationsConventiononContract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简称CISG)草案，并于1980年3月1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1月1日，该公约正式生效。
鉴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际商事惯例的需要，UNIDROIT于1980年成立一个由来自不同法律文化和背景、具有实践经验的众多合同法和国际贸易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律师、法官组成的工作组，探求阐述国际商事合同的一般原则。1994年5月，UNIDROIT理事会在罗马召开的第73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简称PICC)。
本文将对这两个法律文件进行比较，展示PICC在合同法统一化进程中取得的新成就。
一、总体比较
作为合同法统一化在晚近发展的两大成果，CISG与PICC都是在国际贸易法统一化的背景之下，通过国际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法律统一化的结果，二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上述共性，为CISG与PICC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
1、文件的性质
就法律文件的性质而言，CISG是一项国际条约。作为国际条约，它是国家间的书面协议，其效力来源于各缔约国间的协议，对各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各缔约国都有义务保证条约在本国的贯彻和实行。对于非缔约国，条约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于PICC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国际惯例，笔者较早也持这种观点。但是，经过近两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恰当的。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做法,它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效力来源于国家认可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际惯例“是由于各个国家或者某些国家的类似国际行为形成的。它的特点是长期使用和令人确信具有法律约束力。”1一般认为，“构成国际惯例，须具备两个因素，一时物质因素，即有重复的类似行为；二是心理因素，即人们认为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国际惯例一般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能逐步形成。”2对比国际惯例的上述特点与构成要件，PICC的性质显然不能界定为国际惯例，因为：（1）PICC在1994年才出台，至今不足十年，称不上“长期使用”；（2）各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国际商事合同一般对法律适用做出了约定，即使未作约定，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案件时一般也会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法院地法原则等私法冲突规则对使用法律做出选择，很少直接适用PICC作为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在合同中约定以PICC作为适用法律的也不常见，因此在物质因素上PICC缺乏经常“重复的类似行为”；（3）各国关于合同问题都有历史悠久的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以两大法系为代表的合同法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各国对合同法有着自己固有的不同见解，要在短期内消除所有分歧对合同法形成一致的认识确认PICC当然的法律效力是不可能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自己就明确承认“它们还未被普遍接受”3，因此在心理因素上PICC缺乏“法律确信”。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PICC不是一个国际惯例，它只是国际组织制定的具有统一法性质的文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示范法”。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在合同立法上不断趋同，PICC在实践中也得到经常的适用，并且得到内心法律确认，那时PICC将成为一个国际惯例，但至少目前还不是。
区分两者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效力的不同。根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的原则，当一国法律与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时，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声明保留条款除外)。国际惯例的适用则受到诸多限制，由于它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所以只能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本应以一国法律为准据法，但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相关规定时才适用国际惯例。但是，作为示范法，只能由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或者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时由仲裁庭或者法庭依据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适用。
2、适用范围
首先，从适用客体看。传统理论上国际贸易只包括有形贸易，即货物进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内涵已突破传统理论范畴，将无形贸易包括在内。CISG与PICC分别代表了国际贸易领域在新旧形式下的发展状况：CISG仅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反映了作为有形贸易的国际贸易的内容，服务贸易被明显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对于知识产权则更无涉及,甚至一些易于引起争议的货物也被排除于公约适用范围之外。PICC反映的国际贸易的内容则包括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它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即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和国际知识产权转让合同。
其次，从对人效力看。原则上讲，国际条约仅对该条约的成员具有约束力，CISG在对人效力的规定上此又不尽相同：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或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在国不是缔约国，而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4PICC作为一项国际惯例在对人效力上并无特殊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其合同由本通则管辖，PICC均对其适用，而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位于不同国家,即使纯粹的国内合同也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PICC，不过，5任何此类协议都必须遵守管辖合同的国内法的强制性规则。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在国内和国际立法中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营业地说与国籍说。CISG采用的是营业地说，6PICC并未明确规定这些标准，只是设想要对“国际”合同这一概念给予尽可能广义的解释，7实际上是兼采营业地说与国籍说。
此外，在下列三种情况下，PICC也可适用于国际商事合同的当事人：(1)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当事人同意其合同受“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事规则”或类似的措辞所指定的规则管辖时，可适用PICC；(2)适用于合同的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无法确定时，PICC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3)当现有国际法律文件的某一条款的含义或对某一问题的解释存在争议时，PICC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8
二、继承与改进
PICC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CISG的基础之上,吸收其精华部分，在继承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而来的,下列几点就体现了这种继承与改进：
1、书面形式
PICC与CISG一样，都不要求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或由书面文件证明，合同可通过包括证人在内的任何形式证明。但是“书面”含义是什么？二者有不同解释：CISG对“书面”的含义并未界定，只指出书面形式包括电报和电传在内。9PICC则明确地给“书面”下了定义：“书面”系指能记载所传递的信息并可以有形的方式复制出的任何通讯方式。10
毫无疑问，PICC界定的“书面”范围比CISG来得大，其意义在于对新科技发展成果的确认。尽管国际上对合同并没有书面形式的要求，但不少国家在国内立法上都以书面为合同成立的要件。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出现了电子数据交换(EDI)这种新的贸易手段，给传统法律带来巨大挑战──原有法律的“书面”并未包括EDI这种形式在内。在法律上完全取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扩大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PICC在这方面作了大胆改进,将EDI纳入书面范畴，适应了高科技条件下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
2、合同的订立
合同订立的第一个阶段是要约，其最终成立就是对要约的承诺，因此对要约的内容进行具体界定就很有必要。向特定人提出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受其约束的意旨，即构成要约。CISG与PICC在这个定义上并无太大分歧，但在要约的内容，即对“十分确定”如何理解，则有不同解释。CISG对要约下定义后进一步规定“一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默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即为十分确定。”11由此可见，在CISG中要约的内容共三项：标的、数量、价格。PICC并没有象CISG一样明确规定何为“十分确定”，12但根据其解释，判断一项建议是否“十分确定”而构成要约的标准是：(1)要约人是否发出要约；(2)受要约人是否承诺；(3)当事人是否有意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4)空缺条款能否通过依据PICC第4.1条的规定解释协议的语言来确定,或能否根据第4.8条或第5.2条的规定进行补充。13此外，对要约的不确定性可根据当事人之间业已建立的习惯做法或惯例加以解决，也可以依据其他具体规定来解决，如第5.6条“履行质量的确定”，第5.7条“价格的确定”，第6.1.6条“履约地”，第6.1.10条“未规定的货币”等。
合同订立的第二阶段是承诺。在交易中，受要约人往往向要约人表示有意承诺要约，但在其声明中包含了添加条款或是与要约不同的内容。根据合同法理论，变更的承诺一般构成反要约而非承诺，因此CISG、PICC都规定，对要约意在表示承诺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变更的答复，即为对要约的拒绝并构成反要约。14这一规定的适用是有条件的，即变更的内容必须实质性地改变了要约的条件，或要约人毫不迟延地表示拒绝这些不符或差异,否则仍将构成承诺。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情况下才是实质性变更？CISG的解释是“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的条件。”15PICC则认为对此无法抽象确定，必须视每一交易的具体情况而定。16如果添加条款或差异条款的内容涉及价格或支付方式、非金钱债务的履行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其他人承担责任的限度或争议的解决等问题，则通常，但不是必然，构成对要约的实质性变更。对此问题应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变更条款或差异条款在有关的贸易领域中必须是常用的，而不能出乎要约人的意料之外。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的要求来得宽松、合理。
3、通知义务
在合同的订立与履行过程中，比不可免会出现当事人之间声明、要求、请求或者其他任何意图的传达，即通知问题。对于通知何时生效，各国有投邮主义、送达主义和了解主义三种做法。
CISG第27条规定：“除非本公约本部份另有明文规定，17当事人按照本部分的规定，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任何通知、要求或其他通知后，这种通知如在传递上发生耽搁或者错误或者未能到达，并不使该当事人丧失依靠该项通知的权利。”这条规定采取的是投邮主义。PICC第1.9条规定：“(1)凡需要发出通知时，通知可以按照适合于具体情况的任何方式发出。（2）通知于送达被通知人时生效。（3）在第（2）款的范围内，通知于口头传达给被通知人或递送到被通知人的营业地或通讯地址时，为‘送达’被通知人。”这条规定采取的是送达主义。二者在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存在分歧的。
4、提前履行
对于提前履行问题，CISG第52条第1款规定：“如果买方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货物，买方可以收取货物，也可以拒绝收取货物。”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什么情况下可以拒绝？相应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语焉不详。PICC则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PICC，债权人可以接受提前履行，也可以拒绝提前履行，除非债权人这样做无合法利益；如果一方当事人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已经确定，则他接受提前履行并不影响其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因提前履行给债权人带来的额外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并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方法。18
一般情况下，确定履行时间是为了适应债权人业务活动的需要，而提前履行可能给债权人带来不便。但是，有些时候按时履行时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不明显，并且提前履行不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提前履行反而更不合理。所以，PICC对于提前履行的拒绝限定了条件，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更好地履行合作义务，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个体现。同时，PICC详细地规定了提前履行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比起CISG不能不说是个进步。
5、合同履行的艰难情形
艰难现象已被不同法系用其他称谓的概念所承认，如“合同目的落空”、“合同基础消失”,我国则是“情势变迁”、“情更”。CISG在免责方面以“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对此有所涉及，19PICC则吸收各国立法精华，以专节的形式确认了“艰难情形”这一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20
PICC首先界定了艰难情形的定义和构成要件：(1)合同双方均衡发生根本改变，即履约费用增加或得到履约的价值减少；(2)事件发生或当事人知道该事件发生是在订立合同之后；(3)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不能合理预见该事件；(4)事件不能被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所控制;(5)事件的风险不由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21艰难的效果，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毫不迟延地要求重新谈判并说明理由,但这不能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停止履约,只有在合理时间内未能达成协议时才可诉诸法庭，由法庭在确定的日期并按确定的条件终止合同或为恢复合同的均衡而修改合同。22
需要指出的是,艰难情形既不同于重大失衡，也不同于不可抗力。重大失衡产生于合同订立之时，是一方当事人有意利用不公平的谈判地位或基于合同的性质和目的而使其获得过分利益；艰难情形产生于合同订立之后，是由于双方当事人意志之外的事件发生而使双方均衡发生根本改变。不可抗力条款的目的在于使其不履行获得免责；艰难情形则首先以重新谈判合同条款为目的，以使允许合同经修改某些条款后继续存在。
6、合同的不履行
在合同的不履行方面，PICC区分了两种情况的不履行──不可免责的不履行和可免责的不履行。对于另一方面当事人可免责的不履行，一方当事人无权要求损害赔偿或实际履行，但是没有得到履行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有权终止合同而不管该不履行是否可以免责。
PICC第7.3.1条继承了CISG第25条“根本违反合同”的规定，并将其发展为“根本不履行”，进而规定了确定是否为根本性不履行的重要情况：(1)不履行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除非另一方面当事人并未预见也不可能合理地预见到此结果；(2)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3)不履行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4)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信赖另一方当事人的未来履行；(5)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23这些考虑因素的规定，是PICC在CISG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在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而根据PICC，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了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则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
7、损害赔偿
在损害赔偿方面，PICC的第7.4.4条“损害的可预见性”，第7.4.5条“存在替代交易时损害的证明”，第7.4.6条“依时价确定损害的证明”，第7.4.8条“损害的减轻”沿用了CISG第74～77条的规定。除此之外，PICC更详细地解决了CISG在损害赔偿方面未曾涉及的问题：(1)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单独行使或者与其他救济手段一并行使；24(2)确定了完全赔偿原则；25(3)区分了损害的不同程度肯定性，对机会损失的赔偿根据机会发生的可能性程度来确定，凡不能以充分的肯定程度来确定损害赔偿的金额，则赔偿金额的确定取决于法庭的自由裁量权；26(4)部分归咎于受损害方当事人的损害得以从赔偿金额中扣除；27(5)明确规定了未付金钱债务的利息给付义务，及利率的确定方法；28(6)规定了金钱赔偿的方式——一次付清或分期付清；29(7)规定了估算损害赔偿的货币——以表示金钱债务的货币或表示遭受损害的货币两者中最为适当的货币表示为准；30(8)明确对不履行所约定的付款的有效性而不管其实际损害如何，以及请求减少约定金额的条件——约定金额大大超过因不履行以及其他情况造成的损害。31
8、实际履行
金钱债务一般不存在履行不能问题，因此对于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各国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非金钱债务的实际履行，两大法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大陆法系比较强调合同的实际履行，英美法系则不注重合同的实际履行，允许以损害赔偿替代实际履行。在这个问题上，CISG第46条第1款规定：在卖方违反合同时“买方可以要求卖方履行义务”，PICC第7.2.2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不属支付金钱的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要求履行”。二者规定大体相同。但是，为了协调两大法系的矛盾，CISG第28条规定：“如果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某一义务，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这就是说，CISG将实际履行在救济手段上的地位留给法院地法判断，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案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比之下，PICC则明确了实际履行是可取的，而且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而非法院的自由裁量。
9、合同的内容
CISG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所以它对国际货物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买卖双方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以及风险转移等事项作了细致详尽的规定。32PICC适用于各类国际商事合同，所以它仅对各类国际商事合同中相同的内容做出共同适用的规定：明确规定明示和默示两种义务；33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合作、34尽最大努力和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35以及确定所涉义务种类的考虑因素；36对合同既未规定也无法根据合同确定质量、价格时如何确定履行的质量和价格也作了规定；37对未定期限的合同则赋予当事人通过在事先一段合理时间内发出通知终止该合同的权利。38
10、合同的解释
在合同某些条款含义不清、当事人对其有不同理解，或合同条款存在空缺、遗漏时，就涉及对合同的解释问题了。
CISG仅有一个条款对合同的解释进行规定，39PICC则以专章解决了这一问题。40在CISG的基础上,PICC取得了如下进步：(1)当事人的共同意图优先及依据通情达理的人理解的原则；41(2)依据整个合同或全部陈述整体考虑原则；42(3)对合同各项条款的解释应以使它们全部有效为宗旨，而不是排除其中一些条款的效力；43(4)做出的解释对含义不清的合同条款提议人不利的规则；44(5)存在语言差异时优先根据合同最初起早的文字予以解释；45(6)补充空缺条款的规则及标准——各方当事人意图、合同性质与目的、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合理性。46
三、创新与发展
PICC并不停留在对CISG原有范围内的继承与改进,而是大胆突破，对CISG未曾涉足的许多问题进行有益的尝试，建立了下列几项新的制度，体现了PICC在CISG基础上的创新。
1、合同的效力
各国法律对合同有效条件的要求不同，所以对合同效力的规定也不相同，在某些问题上的法律观点分歧比较大，其中最突出的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问题。基于各国法律的重大分歧，CISG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下列事项无关：(a)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这使CISG在合同效力问题上绕道而过。基于合同效力对合同的重大影响,PICC并未回避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设立专章试图消除各国法律在合同效力上的分歧，树立一个模范样本供当事人选择适用和各国立法参考。
根据PICC，合同的效力在于：(1)合同的订立、修改或终止只须双方同意，无需对价与约因；47(2)自始不能不影响合同效力；48(3)本章的各项规定具有强制性，但关于协议的约束力、自始不能、错误的规定除外；49(4)本章各项规定在适当修改后适用于单方声明。50合同无效的原因是：(1)错误；51(2)欺诈；52(3)胁迫；53(4)重大失衡；54(5)第三人行为。55宣告合同无效的效力：(1)具有追溯力；(2)返还依据被宣告无效的合同或部分合同所得到的一切，不能返还实物的必须进行补偿；(3)损害赔偿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处于如同其未订立合同的地位。56
在下列情形下，原本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1)对不履行可以或本来可以提供救济却未提供救济；57(2)在重大失衡场合下，一方当事人向法庭提出请求，修改该合同或其条款，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的商业标准；58(3)在第三人行为情形中，如果该第三人行为不由一方当事人负责，而该当事人不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失衡，或在合同宣告无效时已经依照对该合同的信赖而行事；59(5)在错误的场合下，当事人按错误方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愿意或已按有权因错误宣告合同无效的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履行合同，则该合同视为按照该方的理解已经订立；60(6)不在合理期限内发出宣告合同无效的通知；61(7)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除非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不合理。62
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在不同国家法律制度下出现的合同无效的原因都属于PICC调整的范畴,它不涉及以下原因而导致的合同无效：(1)无行为能力；(2)无授权；(3)不道德或非法。63这些问题仍应继续由适用法管辖。
2、公共许可
在合同的一般履行上，PICC与CISG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来得具体详尽，其中“公共许可”则是CISG所没有的。公共许可包括依据公共性质的考虑而设立的所有许可要求，它与所要求的特许或许可是由政府机构批准还是由政府因特定目的而委托授权的非政府机构批准无关,合同的效力或其履行必须遵守公共许可的要求,这就产生一系列问题：由谁承担提出申请的义务，提出申请的时间，不能按期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和申请遭至拒绝的法律后果。
根据PICC的规定，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则该方当事人应毫不延迟地申请公共许可，政府对该申请既未批准又未拒绝，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终止该合同；当许可仅影响某些条款而维持合同的其余部分是合理的，即使许可申请遭拒绝，该合同仍得以维持。64这就是说,当政府拒绝公共许可的申请，将导致合同的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3、恶意谈判
缔约自由原则对于保证国际贸易经营者之间健康的竞争至关重要，因此PICC赋予当事人缔约自由的权利，允许当事人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但是，PICC同时也禁止当事人滥用此项权利，它不得与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相冲突。于是，在PICC中首次出现了关于恶意谈判及其责任的规定。65
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即为恶意。一方当事人有意或由于疏忽使对方当事人对所谈合同的性质或条款产生误解，或通过歪曲事实，或通过隐瞒反映当事人或合同本意的应予披露的事实，亦构成恶意。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以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即责任方应负担谈判中发生的费用，还要对对方因此失去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机会进行赔偿，但是一般不赔偿若订立原合同可能产生的利益。行使中断谈判的权利应以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为前提，即使在进行谈判前或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要约和承诺，一方当事人也不得随意突然无正当理由中断谈判。要确定从何时起要约或承诺不得撤销，当然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特别是一方当事人信赖谈判的积极结果，及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一致的与所要订立的合同的有关问题的数量。
4、特意待定
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当事人有意留下一个或多个条款待定，因为他们不能或不愿在合同订立时做出决定，而将这一决定留待他们日后进一步谈判商定或由第三人确定，这就产生了关于合同成立与条款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根据PICC第2.14条，只要当事人有意订立合同，特意待定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合同的成立。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有待定条款，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图仍可从其他情况来了解，如待定条款的非重要性、整个协议的确定程度，待定条款根据其性质只能在以后决定的事实、协议已经部分生效的事实等。如果当事人未能就待定条款达成一致，或第三人未予确定，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图，如果在具体情况下存在一种可选择的合理方法来确定此条款，则合同的存在将不受影响。66
与合同条款特意待定不同的一种情况是，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坚持合同的订立以对特定事项或以特定形式达成的协议为条件，则在对这些特定事项或特定形式达成协议之前,合同不能成立。在这里，“坚持”一词明确了当事人若只是简单地表达其意图仍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意图有这种效力，这种表达必须是非常明确的。
5、格式之争
国际贸易中格式文本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而当双方当事人通过交换彼此的标准格式文本进行交易，并且都坚持最后的合同是在自己的格式文本基础上达成协议之时，就会引起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及如何确定合同条款的争议。格式合同之争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法律问题，基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在国际社会对该问题尚不能达成共识。PICC参照各国法律的不同做法，对此规定了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较为完美的回答。
PICC将标准条款界定为一方为通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预先准备，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的条款。67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使用标准条款订立合同，适用订立合同的一般规则，但应受到如下限制：(1)标准条款中由于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而使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意外条款无效，除非对方明确表示接受；68(2)标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发生冲突，以非标准条款为准；69(3)在双方当事人均使用各自的标准条款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对除标准条款以外的条款达成一致，则合同应根据已达成一致的条款以及在实质内容上相同的标准条款订立，除非一方当事人已事先明确表示或事后毫不延迟地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其不受此种合同的约束。70
四、正确看待PICC
PICC是继CISG之后的一项重大成果，它继承和发展了CISG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拓展了适用统一法规范的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消除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商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对于PICC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正确认识，不能盲目夸大其作用。
1、PICC与CISG的关系
应当明确的是二者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可能。国际条约是各国意志与利益协调的结果，要在各缔约国之间获得普遍认可，就必须考虑各国实际采纳与适用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只能在各国的不同规定之间谋求一个能得到大部分接受的平衡点，同时确认各国无差异的规定，对于分歧较大的问题则无法做出统一规定，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在做出原则性规定后具体的处理办法留给各国自主决定，这就是CISG的缺点。但是，PICC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个理论研究成果，与各国的意志与利益并无直接联系，而是试图从理论上消除各国法律的分歧，达到国际商事合同法统一化的目的，因此在学理上获得了较高的赞誉。但是，它较少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要在短期内获得各国的普遍认可和适用并上升为国际条约是不可能的，无法取代CISG的地位。
然而，PICC与CISG并非没有丝毫关系。一方面，CISG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作为国际贸易发展和合同法统一化进展的成果，PICC无疑可以用于解释CISG。另一方面，CISG第7条第2款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由于PICC包含的内容比CISG来的广，在CISG未涉及的领域内（如欠款计息的利率、期限和确定方法）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
2、PICC的作用
如前所述，PICC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国际惯例，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当事人的自觉采用，基本上没有强制适用的余地。在国际商务活动的实践中，直接引用PICC作为法律适用的并不多见，因为商人们本身对此也不是很熟悉，而且各国法律的现行规定与此也有不同的出入。由仲裁庭或者法庭直接援引PICC作为断案的依据也是不可指望的，有谁会撇开自己熟悉的法律而去援引一个需要从头学起的陌生的规范性文件呢？上述原因，决定了PICC适用的机会是很有限的，用UNIDROIT自己的话讲：“理事会清醒地意识到《通则》并不是一项立即产生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因此，对《通则》的接受和认可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则》本身具有说服力的权威。”71
不能否认，随着PICC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并在国际商事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采用，PICC的作用将日益重要。但是，目前它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为各国合同立法提供可供参考借鉴的范本，而不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得到直接的适用。
1[苏联]克里缅科等编：《国际法词典》，刘莎、陈森、马金文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23页。
3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引言第2页。
4CISG第1条第1款a项、b项。
5PICC前言。
6CISG第1条第1款a项：“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
7PICC前言。
8PICC前言。
9CISG第13条。
10PICC第1.10条定义。
11CISG第14条。
12PICC第2.2条要约的定义。
13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19页。
14CISG第19条第1款，PICC第2.11条变更的承诺第1款。
15CISG第19条第2款。
16PICC第2.11条变更的承诺第2款。
17关于承诺的生效虽不属于公约的第三部分，但它采取送达主义就属于“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形。CISG第18条第2款规定：“要约的承诺于表示同意的通知送达要约人时生效。”
18PICC第6.1.5条提前履行。
19CISG第79条。
20PICC第二章合同的履行：第二节艰难情形。
21PICC第6.2.2条艰难的定义。
22PICC第6.2.3条艰难的效果。
23PICC第7.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第2款。
24PICC的第7.4.1条损害赔偿的权利。
25PICC的第7.4.2条完全赔偿。
26PICC的第7.4.3条损害的肯定性。
27PICC的第7.4.7条部分归咎于受损害方当事人的赔偿。
28PICC的第7.4.9条未付金钱债务的利息。
29PICC的第7.4.11条金钱赔偿的方式。
30PICC的第7.4.12条估算损害赔偿金的货币。
31PICC的第7.4.13条对不履行所约定的付款。
32CISG第三部分货物销售：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卖方的义务，第三章买方的义务，第四章风险转移，第五章卖方和买方义务的一般规定。
33PICC第5.1条明示和默示的义务，第5.2条默示的义务。
34PICC第5.3条当事人之间的合作。
35PICC第5.4条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和尽最大努力的义务。
36PICC第5.5条确定所涉义务种类。
37PICC第5.6条确定履行的质量，第5.7条价格的确定。
38PICC第5.8条未定期限的合同。
39CISG第8条。
40PICC第四章合同的解释。
41PICC第4.1条当事人的意图，第4.2条对陈述和其他行为的解释，第4.3条相关情况。
42PICC第4.4条依合同或陈述的整体考虑。
43PICC第4.5条给予所有条款以效力。
44PICC第4.6条对条款提议人不利规则。
45PICC第4.7条语言差异。
46PICC第4.8条补充空缺条款。
47PICC第3.2条协议的效力。
48PICC第3.3条自始不能。
49PICC第3.19条本章规定的强制性。
50PICC第3.29条单方声明。
51PICC第3.4条“错误”的定义，第3.5条相关错误，第3.6条表述或传达中的错误。
52PICC第3.8条欺诈。
53PICC第3.9条胁迫。
54PICC第3.10条重大失衡第1款。
55PICC第3.11条第三人。
56PICC第3.17条宣告合同无效的溯及力，第3.18条损害赔偿。
57PICC第3.7条对不履行的救济。
58PICC第3.10条重大失衡第2款、第3款。
59PICC第3.11条第三人第2款。
60PICC第3.13条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61PICC第3.15条时间期限第1款。
62PICC第3.16条部分无效。
63PICC第3.1条未涉及的事项。
64PICC第6.1.14条申请公共许可，第6.1.15条申请许可的程序，第6.1.16条既未批准又未拒绝许可。
65PICC第2.15条恶意谈判。
66PICC第2.14条特意待定的合同条款。
67PICC第2.19条按标准条款订立合同第2款。
68PICC第2.20条意外条款。
篇8
毫无疑问，干涉通常是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然而，由于干涉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且，干涉经常用来作为国际关系中国家解决彼此之间各种争端的一种“自助”(Self-help)方式，因此，干涉行为的这种复杂性直接导致了现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体制下界定干涉时诸多问题的出现。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如由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著的《国际法词典》里是这样论述的：“干涉(Intervention)在国际法上指一国介入他国处理的事务、强制他国服从本国意志的做法，也指对其他国家事务命令式的干预或介入(Dictatorial Interference)。”[1]12《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里对干涉进行的界定是：干涉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强制或专断的干预，旨在针对另一个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后果[2]313-315。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斯塔克教授指出，国际法上禁止的干涉表示超出单纯干预的程度，甚于调解与外交建议的行为，一般须是违反特定受害国意志的，几乎总是蓄意侵犯他国的政治独立，凡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行为，严格来说就不是国际法上禁止含义中的干涉[3]92。韩国国际法学者柳炳华认为，“构成干涉的标准，要依照个别情况具体判断。大体上，由对对方国家的意志和行动所施加的压力表明，谋求发生与对方国家意志相反的变更，就是干涉。”[4]271而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王铁崖先生认为：“干涉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通过强迫或专横的方式干预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以便强迫或阻止该国从事某种行为。”[5]113还有的学者将干涉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地、单独或集体地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反对该国的行为”[6]。
二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困难的原因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复杂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上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干涉”(Intervention)这个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在许多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物理学和医学等)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而且，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用到这个词。在国际法上，与“干涉”一词有着相近意义的词还有“干预(Interference)”、“介入(Interposition[注：这个词在国际法著作中比较少见，它曾经由国际法学者阿利C.斯顿维那在他撰写的一部国际法著作里使用过，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See Ellery C.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John Byrne & CO. Published November, 1921.]or Intermeddle )”和 “卷入(Involvement)”等词。然而，“干涉”、“干预”、“介入”和“卷入”这四个词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是很混乱的，学者们往往对它们不加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中很难被予以明确界定的首要原因。确实，这些相近词汇的含义存在交叉和重复的地方，但其在使用的场合、角度、侧重、程度、频率和价值判断上还是有差别的。有学者曾经试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区分，例如，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就认为，干涉作为国家之间行为或国际行为，它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干预，另一个是卷入或介入，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包括诸如维和、人道主义救援那样的和平行动[7]1。显然，这种解释是无益于将这几个词进行区分清楚的。一般干涉与干预的程度要高于介入与卷入，而且介入与卷入所使用的频率也比较低，对于干涉的描述主要还是“干涉”和“干预”。严格地说，这两个词也是有区别的。较之于干预，“干涉”一词多含贬义，且语气要比干预强烈。在国际政治当中，“干涉”多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情形，它常常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连。“干预”一词相对中性，国际组织所发起的维和行动(如联合国等)常用“国际干预”来描述[8]22-23。
(二)干涉行为在国际关系中是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干涉作为一个非常容易令人引起混淆的概念，其原因还在于，它既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概念，它不仅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做出价值判断。”[9]224-225而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干涉一词既与秩序有关，又与正义相关，其本身集政治性、伦理性和法律性于一身，加之其首先常常被许多政治家任意使用，国际法上的干涉概念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合法和非法干涉的理由的如此膨胀已经提高了干涉者行为的敏感度，干涉这个模糊的概念已经进一步政治化了”[10]85。因此，正是由于“干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极其模糊、含混和充满歧义的概念，而它又是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用语，其常常被各国用来批评、指责和谴责别国的一个托词以及作为一种合法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来使用，进而引发各种争议，甚至冲突，进而最后可能导致战争[注：干涉作为国际关系当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形式。在实践当中，国家间的冲突有一部分就是由干涉主义引发的。在学术探讨上，在国外的一些国际政治论著中，对“干涉”问题的论述通常放在有关“国际冲突”的章节里。参见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49页，第255页。]。而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如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基于国际人道和人权保护的考虑，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干涉性压力。另外，从法律来看，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整个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础，干涉行为无疑又是国际法上所禁止的非法行为，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到底哪些行为属于干涉的范畴，哪些行为又不在干涉之列，这些问题在国际法上又不是那么能轻易地加以区分。因此，总的来说，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极为复杂的词语很好地进行界定并非易事。
三《联合国》对“干涉”之界定存在的缺陷
正是由于现行国际法上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还存在着上述困难，直接导致了目前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下对干涉的界定实际存在种种缺陷：
(一)干涉的国际法含义不甚明确。干涉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在法律上有个明确的界定，否则不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政策秩序。“干涉总的来讲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法律概念，它意味着专横的干涉，其行为已经构成对一国独立的危害。它暗示强制性地要求一国作为或不作为，……如果它国对这一要求不服从，则会受到威胁或被强迫这么去做”[11]66。所谓干涉，广义言之，便是一国干预他国的事务。这种情形的发生，或是根据某一个国际条约，或是根据某一特殊的请求，或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所采的方式，或是用武力，或是用威胁，或是用政治上的诡计与策略。这都构成国际法上的“广义的干涉”。至于“狭义的干涉”，则是指反乎他国的意思而使得他国不能拒绝的干预行为，这种意义上的干涉所构成的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关干涉国的干涉行为既没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根据，也没有得到涉国的请求;二是干涉国的这种干涉行为是涉国不得不接受的行为，其性质与国际法上的斡旋或调停存在区别[12]81。但遗憾的是，现行国际法并没有对干涉作出过明确的定义。即使联合国对于干涉问题做了一定的相关性规定，但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进行解释的，这样做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使得干涉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联合国起草人显然是要将不干涉原则适用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所有领域的。这也就是说，在联合国审议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不能对本质上属于一国内政的问题进行审议。国际社会建立联合国的初衷正如所表明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是为了加强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按照传统国际法做狭义的解释，第2条第7款[注：《联合国》第2条第7款规定：“本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因为那种所谓的不干涉恰恰是第2条第7款的例外，即该组织可以根据的有关规定采取的强制措施[13]59。因此，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向来比较模糊的态度来有意回避对干涉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为了更有效地规范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多的干涉行为，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将干涉限定在“专断性干预”的范围内，况且这一区分本身就非常困难。因此，后来联合国在其所通过的大量相关决议和文件中为了避免从狭义上来理解干涉，大都将干涉和干预这两个术语同时表述。因此，在笔者看来，按照现行联合国的精神，国际法上的所谓干涉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干涉，即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其某种意图或达到某种目的，通过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手段，运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在没有征得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使得该国不能自由地、或者被剥夺了按照其自身意志处理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事务能力的一种非法行为。对于联合国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坚持严格意义上的不干涉原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际秩序，但同时也很不利于从国际法上对干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它使得干涉与不干涉的问题高度政治化。
(二)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由于学者们对干涉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大分歧的缘故，干涉本身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实际上对于国际法上禁止干涉的具体内涵到底包括哪些确实是一个很难列举的问题。联合国第2条第7款用了“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的公式，这种表述是极其宽泛和模糊的。这种限制条件对于联合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其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在联合国看来，如果许多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由于某些原因跃出其国界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内管辖事项”就不再是“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部管辖的事务了，而是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与之有关的“国际关切事项”了[14]97。总的来说，国际法上干涉的具体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其他两国间关系的干涉(外部干涉);二是国家对一国的内部争端的干涉(内部干涉);三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某种救济的手段，国家因一国触犯了国际法而通过发动战争而对一国所进行的干涉(惩罚性干涉)[15]131。这说明，国际法上所禁止的干涉不仅仅局限于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也包括干涉该国的外部事务，例如，第三国对于两国之间的争端的解决加以干涉，或者第三国对其他两国之间订立条约时所进行的干涉行为等等。这样看来，按照联合国的精神，干涉主体所进行的干涉不局限于涉国的具体的内部管辖事项，因此，内政绝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只要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都可以称为国家的“内政”。这种绝对主义的国家主权思维模式显然已经不适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不断发展的现实。
(三)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由于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内部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频频爆发使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面对这些人道主义灾难时往往反应迟钝。而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意味着作为主张该原则的例外的干涉行为至少应该是在征得拟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在征得国家的同意的前提下”中的“同意”至少应该是该国正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强制、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不利条件下自愿作出的单独的合法意思表示。这也就是说，“对干涉的同意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同意的作出必须是真实的;二是这种同意应该本身是合法的行为，也就是不能与作出该种同意的国家本身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违背。”[16]281这种严格的解释就可能使得联合国拟对这些事件作出合理的反应和干涉显得一筹莫展。因为，一方面，《联合国》(第二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除了国家自身在受到外来武力攻击而进行自卫以及联合国(第7章)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联合国不得干涉一个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条第7款)。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只有“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才可以进行集体干涉行动，这显然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实。因为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时，联合国是不可能直接援引上述“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的例外公式来进行有效的集体干涉行动的。而且，对于一国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安理会目前的实践是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可能使得联合国体制下干涉行动有扩大化的危险。安理会是否可以针对国际社会中任何发生的情势有权决定其是否构成了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进而对其进行集体干涉?如果是那样的话，第2条第7款等相关条款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对此，联合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在一般国际法上，要构成干涉，干预必须是强力的或专断的，或者是胁迫的，在实际上剥夺了涉的国家对有关事项的控制权，单纯的干预不是干涉。因此，对于干涉所采取手段的具体标准问题，我们一般将干涉这个词界定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强制性干涉” (Forcible Intervention)或“专断性干预”(Dictatorial Interference) 。但在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不能充分反映当今国际环境变化的。因为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如国际法院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案”中明确指出：根据定义，干涉以一国的强制为先决条件。所以，仅仅是终止援助发展中国家或违反经济条约，不包括在“干涉”一词之内[17]126。或者，有关国家对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仅仅表示意见或提出建议，则这种行为不能叫干涉。联合国体制下也始终没有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构成所谓“专断性”或“强制性”的干预与“非专断性”干预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从学者们上述对界定干涉时的表述来看，无论是对干涉主体所使用的手段和形式，还是对涉的客体方面，从其所使用不同的措辞来看，其分歧是很明显的。如果不能清楚地区分强制性干涉与非强制性干涉，其结果将允许国家进行非强制性干涉[18]955。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包含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干涉在国际法上肯定是被禁止的。因为如果干涉包含武力的使用，它就违反了《联合国》第2条(4)，该条款规定：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原则不符的任何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从该条款的措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除了使用威胁或武力外，国际法上显然还包括其它干涉方式可以达到侵害国家的或者政治独立的目的。“当然这项禁止也反映在而且单独地反映在国际习惯法中。如果武力的使用是相当严重的，它可能也构成侵略”[2]314。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并非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干涉概念的基本要素里仅仅必须包括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成分。因为，“具有胁迫性以致构成干涉的干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2]316。换句话说，使用威胁或武力因素只是构成干涉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另外，就武力干涉本身来说，现行国际法上也没有作出规定。
四结论
篇9
忽如一夜寒风来，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各种悲观的经济数据被各路媒体纷纷报道出来，人们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今年经济的一丝寒意，象冬天里凛冽的寒风吹在每个人的心里。而最难过的，莫过于进出口企业，台塑裁员，IT企业裁员，鸿海裁员，各种对外的OEM企业纷纷裁员，华尔街的员工都挤往中国来谋生。现实是残酷的，风暴席卷的力度是疯狂的。
2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进出口贸易形势严峻
据国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重点商品进出口额中，有将近90%出现下滑；主要进出口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全部出现下滑，进出口总值相对上年同期下降了24.9%，其中，出口金额降低了19.7%，进口金额下降了30.9%。
2009年1-3月，中国重点商品出口总额2,803.2亿美元，同比降低20.27%。机电产品一季度出口额最高，达到1,436.9亿美元，相对上年同期下降20.8%。其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711.9亿美元，同比降低23.2%。食品类产品的出口下滑幅度较大，活猪、大米、玉米、食糖的总出口额约为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2.95%；其中，玉米出口降幅最大，同比下降了88%。
第一季度重点出口商品中，只有原油、煤和鞋类产品出口额出现增长，其中，原油出口增速最高，出口量为152万吨，同比增长134.1%，出口金额为5.35亿美元，同比增长48.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原油出口价格的下滑幅度之大；煤和鞋类产品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4%和0.8%。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重点商品进口总额2,074.8亿美元，同比降低30.63%。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最高，分别为920.4亿美元和57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26.3%和28.8%。食品类产品进口额也有大幅下滑，鲜、干水果及坚果、谷物及谷物粉、大豆、食用植物油进口总额为54.8亿美元，同比降低了20.4%。
第一季度重点进口商品中，只有钢坯及粗锻件、肥料、农药及鲜、干水果及坚果四类商品进口金额出现增长，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92.6%、43.1%、22.1%和16.1%。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对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总额均出现下滑。第一季度中国贸易总值为4,287.4亿美元，同比降低了24.9%；其中，出口总值为2,455.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9.7%，进口总值为1,832.0亿美元，同比降低30.9%，对外贸易仍然处于顺差状态。其中，进出口额最高的是欧洲联盟，为751.9亿美元，同比降低19.8%；其次是美国，贸易总额达到620.7亿美元，同比降低了15.7%。
在出口方面，中国向欧盟地区出口产品金额最高，为498.7亿美元，同比降低了22.1%；向美国出口商品的金额也较高，达到455.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4.9%。中国从欧盟地区进口商品的金额最高，为253.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5.1%；从日本进口商品的金额也较高，为24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9.6%。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2009年第一季度，不论中国还是世界经济都仍然处在经济萧条之中，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相对上年同期有所下滑，购买能力明显下降。
3电子商务可助中小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应对危机
在全球金融风暴来袭之际，我们不能只露出绝望的眼神，电子商务的逆势发展无疑能令人眼前一亮。近期，国内最大的网上交易平台阿里巴巴公布了该公司2008年四季度和全年业绩。2008年比2007年在四季度涨了71%，全年涨了95%，可以说逆市上扬近一倍。阿里巴巴的海外买家在去年第三和第四季度都增长了100万以上，中国供应商数量也在高速成长，光第四季度就增加了12000多家。
“全球电子商务作为网络化的新型经济活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并成为各国增强经济竞争实力，赢全球资源配置优势的有效手段。”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博览会”新闻会上说。他指出，电子商务将传统的商务流程电子化、数字化，大量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同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交易活动更为方便快捷，大大提高了效率，电子商务成为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最为可靠的手段之一。
一、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减少实物基础设施的投资。传统企业开展国际贸易业务都必须拥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如办公用房、仓储设施、产品展示厅、销售店铺等。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对实物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若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则在这方面的投入显然要小很多，如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店与传统的实物书店相比，几乎找不到豪华的办公楼、宽敞的营业大厅，甚至除了少量的畅销书有部分库存外，其他绝大多数的图书品种都是在接到顾客的订单后再向各出版社订购的，几乎不占库存，但是亚马逊网上书店提供近300万种多种语言版本的图书，并且销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用户达1000多万，1999年的营业额达15亿美元。因此，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国际贸易可以显著减少在实物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对于信息产品而言，如报刊杂志的电子版、视听娱乐和电脑软件及信息咨询提供等，若产品本身可以在线成交和在线交付的话，则销售柜台、仓储设施等完全是多余的。整个销售环节，从研制开发、订货、付款到产品的交付都可以在网上实现。由于减轻或消除了对实物基础设施的依赖，企业可以将节省的开支大部分地让渡给消费者。
二、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突破贸易壁垒，扩大贸易机会。因特网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彻底消除了地域的界限，对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有形和无形壁垒有着积极的意义。在网上做生意，没有了的限制，也没有了种族的歧视，甚至公司的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差别都显得不再重要。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极力主张电子商务达成的国际贸易免征关税，这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国际贸易业务量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更快地向前推进。
三、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全天候业务运作，提高客户满意度。由于世界各地存在时差，进行国际商务的谈判就相当不便，对企业来讲，在传统条件下，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客户服务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而利用电子商务可以做到7×24的全天候服务，任何客户都可在全球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从网上得到相关企业的各种商务信息。如果得不到理想的答案，还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询问，只要企业及时回复，即可使访问者得到满意的答复。电子商务全天候、不间断运作可使全球范围内的客户随时得到所需的信息，为出口企业带来更多的订单，并且可大大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四、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单证数量繁多，处理费用高昂。如1996年全球跨国贸易中以纸面单据为主的各种杂项开支达3500亿美元，占当年世贸总值的7％。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国际贸易，既可节省大约90％左右的文件处理费用，又可缩短交单结汇的时间，加快资金周转，还可节省利息开支，成本优势十分明显。另外，由于减少了大量的中间环节，买卖双方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进行商务活动，交易费用显著下降。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业务中，因为大量的中间商的参与，国外进口商的买价往往是国内生产企业交货价的5-10倍。现在有不少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把中国生产企业和国外进口商的供求信息整合在网上，让他们在网上直接交易，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双方都得到了实惠。
五、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交易效率。利用电子商务开展国际贸易，买卖双方可采用标准化、电子化的格式合同、提单、保险凭证、发票和汇票、信用证等，使各种相关单证在网上即可实现瞬间传递，大大节省了单证的传输时间，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因纸面单证中数据重复录入导致的各种错误，对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十分明显。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每一程序包括签约、洽谈、报关、租船订仓保险以及支付结算等都必须由人工参与，交易效率低，错误发生率高，受时间的局限性大。而通过网上办理相关业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参与，并且不受时间限制，提高了业务处理的灵活性，为客户带来更多的便利。
六、电子商务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外贸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站点主动供求信息，及时与客户进行双向沟通与交流，借助网络宣传自己的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知名度，逐渐利用电子商务这一先进的工具为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服务。
4结束语
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有1000多万家企业成为或正在成为电子商务的用户，中小企业网络接入率已接近90%。我国中小企业应该充分利用电子商务这个有效工具，主动出击国际市场，寻找更多的贸易机会，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顺利渡过金融危机这个“寒冷的冬天”。
参考文献：
[1]中投顾问.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分析.中国评论新闻网，2009年4月21日.
篇10
所谓次级债(SubordinatedDebtorMezzanineDebt)，是指偿还次序优于公司股本权益但低于公司一般债务的一种特殊的债务形式。次级债兼有债务和股权的特征。次级债的次级只是针对债务的清偿顺序而言，即若公司一旦进入破产清偿程序，该公司在偿还其所有的一般债务之后，才能将剩余资金用来偿还次级债。
参照国际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发行次级金融债券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有效途径。由于以前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规定一直处于政策“盲区”，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确，因此2003年底以前尚无一家商业银行发行此类债券。为满足银行业补充资本金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需要，中国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了《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从此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认可，为商业银行利用次级债补充资本金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随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华夏银行等也纷纷发行了次级债，国内商业银行掀起了一股次级债的发行热潮。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发行基本是定向发行方式，具有私募性质，利率水平一般由商业银行通过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询价来确定，后期采用固定利率发行的逐渐增多，但比例偏低；债券期限较短，一般为6年以下；除交通银行外，发债规模都在60亿元以下；发债次数偏少并缺乏明确的连续性，次级债券的目的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加银行的资本金。
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券主要是10年期、固定利率、一年付息一次的、可赎回债券，与欧美国家主要银行的次级债券结构设计大体一致，而且债券品种设计也开始多样化，能够适应不同投资者的市场需求。次级债券的定价是在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金融债券的信用补偿溢价，国内大约是20基点。下图是国内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特征。
注：各商业银行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存在的问题
1.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目的单一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行目的单一，只是考虑将次级债作为补充资本金的工具，满足监管资本的要求，而忽视次级债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效用，以及次级债作为一种长期资金对改善银行负债结构的效用。如果银行只是纯粹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发行次级债，以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而没有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来发行债券，加强债务资金的运营管理，充分利用次级债发行带来的缓冲期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那么次级债的发行就会变成表面文章，对银行而言反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陷阱。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已发行和准备发行次级债的银行过多地强调了次级债对于补充银行附属资本的作用。发行的次级债来看，大部分期限都为5年零1个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计入附属资本的要求。而中行和建行更为“聪明”，设计了一个实际期限为5年而名义期限为10的可赎回次级债，巧妙地避开了银监会关于剩余期限5年内计入附属资本折算比例逐步降低的规定，以10年期债券的成本实现了5年100%地将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次级债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从发行期限的设计可以看出，发债银行可算是机关算尽，其目的就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出发点的。各商业银行的这种出发点，掩盖了次级债在改善银行负债结构以及风险管理的职能。
2.次级债的发行无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是指资产结构的配置和负债结构的配置能够相互适应，当负债结构发生变化时，资产结构能迅速做出调整，以及当资产结构根据需求必须出现变动时，银行能够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到次级债在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方面对于商业银行的意义。
但是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设计来看，期限短，大多是5年。中行和建行发行的10年期的次级债在后5年是可赎回的。并且大都采用了浮动利率制，当然，浮动利率制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但对投资者而言却不是有利的。这样的结构设计就使商业银行难以筹集到长期，稳定的负债，从而解决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匹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3.银行间相互持有次级债
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监管当局允许商业银行相互持有次级债。2007年1月1日是监管部门为各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设定的最后期限，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硬约束下，资本金压力如影随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本饥渴问题。从资金来源上看，债券资金作为附属资的一部分，与股本金一样起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核心资本比重普遍偏大(大都在90%以上)，附属资本实际上只有呆坏账准备一项。并且，央行规定提取呆坏账准备的比例仅为风险资产的1%，其中的大部分被用于冲消历史坏账。在增加核心资本很困难的情况下，增加次级金融债等附属资本来提升资本充足率，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只要不超过监管当局规定的比例上限，银行可以循环发债适时补充资本。因此，从《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到《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次级债持有对象的修订，都体现了一个政策信号，那就是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开辟道路。从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来看保险公司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例相对较低，单靠它们是无法消化商业银行巨大的融资需求的。允许商业银行投资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可以拓宽次级债的发行渠道降低商业银行发行成本，使商业银行能快速提升资本充足率。允许银行互持是监管当局为帮助国有银行尽快充实资本金，达到标准的无奈之举。因为，在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之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能达到监管要求，而国家却早已不堪重负。而以保险公司为主力军的投资者受政策和自身实力所限，远不能消化掉国有银行为补充资本所需发行的巨额次级债券。允许商业银行互持次级债将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其次，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也是银行互持的重要原因。从发债银行的角度来看，次级债的互持为发债银行提供了次级债的需求主体。而从购买债券的银行看，投资次级债为以后发行次级债的需求主体问题铺平道路，亦即“密谋”互持次级债，或者是一种不必言传的“默契”。如此，对发债行或是投资行都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双赢是建立在道德风险、系统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基础之上的，是不足取的。
小结：由于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对一国的金融安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哪个行业像银行业一样受到如此严格的监管。政府监管可能存在监管失灵，而银行安全网设计中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因此，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市场监管的重要性。而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为市场监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监管工具。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作用。在美国，美联储成立了专门的次级债研究小组，考察次级债的市场约束。一些国家甚至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发行同质的次级债券，以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而我国次级债发行历时尚短，从第一支次级债发行至今不到5年时间。从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的发行特点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缺乏连续性；银行互持问题严重，缺乏机构投资者；发行定价扭曲。这些都导致次级债的市场约束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斌:次级债与市场约束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经营[J].金融会计，2002～01
[2]许文辉:中国银行业次级债的发行定价和市场前景[J].经济导刊，2004～11
[3]黎小枫:论商业银行次级债“互持”的合理性[J].福建金融，2005～8
[4]JCemKaracadagandAnimeshShrivastava,TheRoleofSubordinatedDebtinMarketDiscipline-theCaseofEmergingMarkets.IMFWorkingPaper,2000
篇11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是针对金融行业这种特定行业的相关服务而设计建设的，客户通过一定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与服务网络中心取得联系并得到身份确认后，即可享受系统所提供的相应金融行业信息服务及有限定范围的账户操作服务，如获取金融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办理通知信息，查询新业务开办方法，客户账户往来查询，查对用户相关社会服务行业收费账单，用户进行限定范围的账户转账和指定收费单位的简单付费，以及其它某些相关行业特别业务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银行服务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并利用电话等通讯手段在各大商业银行为广大储户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服务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在今天，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从286、386、486到奔腾处理器，从单处理器到对称、非对称多处理器结构；计算机网络范围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网发展到跨区域的广域网、甚至联接全世界的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数据传输从统计时分复用到ATM异步转移模式，数据传输速率已从几百bps发展到最高上几Gbps，几乎是千万倍的提高；计算机处理体系结构从单机方式发展到“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户/服务器分布式处理模式。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发展。在通讯领域，电话已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X.25分组交换网、DDN数据网以及光纤网已触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卫星通讯、微波传输使得信息可以传送到人类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已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务网络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接着，北美又出现一体化金融网络机构，商业银行步入电子化新时代。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银行竞争力。花旗银行的ATM已能处理150多种交易，从现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资，甚至进行股票交易，使客户加深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使商业银行向全能型发展。在银行高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商业银行率先向全能化发展。对客户而言，全能银行有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的优点，使客户能自由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别是小客户，节约了他们与多家机构打交道的成本。这有利于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实施网络式管理。美国花旗银行发挥总体优势，不断将其在日本市场外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有6种货币和黄金等多种选择的共同储蓄账户，介绍给日本客户，稳住了日本市场。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为西方商业银行重视。金融工程所承担的是向特定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的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证券承销安排、资金的吸收与分流、产品开发与信息处理等。银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和金融、法律、税务方面的专家，将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独特的服务方案。这种方案是标准化的投资机会及储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户独特需要而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独家顾客”方案。也就是说，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此银行。这是固定客户制，是客户与特定银行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户信息资源，发掘潜在客户，波浪式地发展客户网络，同时也可加深银行与客户的定向信息交流关系。
二、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改革的主导是“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确立。人是经营管理的主题，行为科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业管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商业银行界突出体现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银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银行有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有了高素质的银行管理者，才有高数量的客户群。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银行创建内部网不仅发展了内部通信，加强了上下级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起码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页夹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置入一个具有强大搜索功能的电子通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银行也处于激剧动荡的合并时期。它开发的内部网，名为CHANNELONE，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电子邮件、论坛（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银行规则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库以及工作流系统。很显然，内部网改进了银行内部的通信。SPARBANKEN银行内部网/INTERNET解决方案经理LUSTIG认为，通过改进员工访问信息的条件，将会改进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迄今为止，我们将30-35％的时间用于直接客户服务，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处理业务部门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上述做法，将执行两种任务的时间比改为80:20，即80％的时间用于开展有效的用户服务，用于处理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20％。”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将要逐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在不断加强其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各大银行间建设区域性电子联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银行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众多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
因此，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以及实现区域性电子联行后，银行的业务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众多的公司客户、私人储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稳固保持原有的客户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发展自己、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不断改进服务。只有不断利用现代电子信息通讯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银行的专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银行客户服务，才能争取扩大银行的业务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完全熔入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浪潮中，并根据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电子技术不断创新和开发适合自己发展的先进服务手段。我们除了应完全掌握上述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外（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和创立银行内部通信网络），还应结合当今尖端的电子技术及自身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开发：
1．由于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以及当前的INTERNET银行服务等相继问世，客户实际上是距离银行越来越遥远了。各家银行的服务项目越来越雷同，客户所面对的是同样的电话或ATM，银行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途径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呢？这是全世界商业银行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时，也应首先考虑这一问题。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系统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银行利用该环境不仅可以向客户交付事务处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化信息。我们先运用定向联系，即定向促销，掌握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及客户资金拥有量、投资意向、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比例等，然后通过定向服务包括定向优惠，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固定客户制，为顾客提供设计独特的理财方案，使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一家银行。目前，美洲银行、NATIONSBANK、第一银行系统、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新英格兰银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2.在理论上，越开放的系统，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要求既开放，又要绝对安全。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新加坡DBS银行于1998年10月份出台INTERNET银行服务，该银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安全。由于美国禁止输出128位加密技术，DBS银行经过努力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银行为了保证无懈可击的安全性，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参数，可达到如下目的：
保护主机和服务器系统免受外部攻击；
防止内部图谋不轨和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系统；
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公用INTERNET传输时的安全；
保障用户在INTERNET的识别和验证；
保障用户与银行主机之间端对端的透明性；
解除银行客户对保护专用信息问题的担忧。
篇12
商标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功能，其功能的发挥是基于商标具有的显著识别性。国际贸易中构建商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商标的显著性能够得到超越地域限制的国际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显著区别性是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获得保护的基本依据，同时还是商标权人权利利益的根本维系基础，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所涉的各方利益予以立法平衡的焦点。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制度保护的地域
传统上，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构建商标取得及权利保护制度，以维护显著性利益。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的保护在一国之内市场对于维系商标显著性尚可有效，但在国际市场，商标显著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一国企业依本国法律标准（申请或使用）所取得的商标权利，只能在本国地域范围内行使，超越国界将不再受到保护，除非在他国依照该国法律标准另行取得对原商标显著性的垄断使用权。此外，各国商标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受到法律保护的显著性区别要素构成要求及保护程度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所保护的具有区别性质的商标仅为图形文字或其自组合商标，而有的国家则允许也保护立体商标，甚至具有区别性的气标、声音也可获得保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
（一）加强协调国际商标显著性保护的立法
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地域障碍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立法协调活动。如19世纪早期制定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及以后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立法对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不断加强。
（二）确立平等的商标显著性域外保护标准
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地域特征，商标保护仍主要依赖于各国的商标保护制度。商标显著性的协调首要方面是提供公平的保护标准，这体现于国民待遇标准与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适用。
国民待遇是巴黎公约最先采用的公平保护标准。此待遇标准要求是在尊重商标地域独立保护的前提下，为本国与国外的不同商业竞争者提供了相同的保护标准。该原则在之后的一系列的商标保护国际条约中延续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将国际贸易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引入商标国际保护制度。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确立，使得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的竞争者对于商标显著性具有平等的保护基础。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确保了商标显著性利益的保护平等，对于恢复被扭曲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制定显著性保护的具体认定适用规则
商标显著性是商标法权利制度构建的基础，在商标法律制度中也有专门针对显著性问题的规定。在TRIPS协定中规定了商标需具有显著识别性，应具有视觉可感知性。这一定义确认了商标应具有显著性的基本要求，但就如何认定显著区别性并明确规定，有待于立法与司法事件的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显著性的强度认定标准问题。TRIPS协定中也规定了因使用可获得商标显著性，这是对商标显著性的“第二含义”理论的承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与抑制
（一）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的保护的扩张
1.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表现。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显著性保护适用领域的扩张。在国际贸易中，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占有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一些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品质优良，具有良好的商誉，所使用的商标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些竞争者会将这些驰名商标在其他不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上注册使用，并利用使消费者对商标所指示的来源误解，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并有可能对原驰名商标产生淡化效果，损害企业的商誉利益。本质上，这是一种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有驰名商标的商誉会产生淡化效果。传统的混淆理论与保护制度对制止搭便车的淡化行为难以发挥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又基于反淡化的理论，在驰名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上，从保护领域扩展至了非相同及类似领域。
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保护地域的扩张。传统的商标显著性保护是基于地域性保护，商标的显著性也具有地域性，而驰名商标保护在一定条件下获得超越地域的特殊保护。如根据TRIPS规定，成员方在对驰名商标提供特别保护方面，应当考虑到由于宣传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而导致有关商标在被请求给予特别保护成员地域内驰名的结果，驰名商标一经认定，在他国未取得商标权之前的显著区别性价值能够得到确认保护。
2.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本质理解。在国际贸易中，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其根本原因在于驰名商标所凝聚的巨大的利益价值。驰名商标不同于普通商标，不仅起着识别商品或服务的作用，而且更凝结着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着企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驰名商标也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利益，对国家而言，驰名商标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是一国民族工业的集中表现。保护驰名商标显著性是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保护广大消费者，维护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的需要。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正是体现了对上述几者利益保护的重视。
（二）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抑制
在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着对商标显著区别性保护进行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权利用竭为理论解释基础的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商标平行进口的后果是在同一市场同时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相同商标的商品。这些商品上的商标相同，导致消费者难以区分产品来源，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商标显著区别，显著性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1.对于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议。对于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最主要的是地域排他性保护与权利用竭理论之争。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商标权具有地域垄断特性，即同一市场上在相同及相近的商品上商标使用具有专有排他性，商标需要具有显著区别性。商标平行进口则破坏了商标权的专有排他性，损害了商标的显著区别功能。而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支持者理论依据主要是权利穷竭原则，认为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另外也有人主张，从商标区别性的功能看，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主要目的禁止他人假冒，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但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而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
2.商标平行进口问题本质理解。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商标显著性的利益之争。这种利益表现为商标竞争者之间、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也涉及到了国家贸易管理的利益。商标平行进口首先影响到了同一市场的相同商品、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利益，实际是商标权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其次，商标平行进口也涉及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利益之争。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应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因素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而支持者认为平行进口实际上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商标权利人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制度可以成为国家贸易进行控制的一个手段，因而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论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
篇13
商标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功能，其功能的发挥是基于商标具有的显著识别性。国际贸易中构建商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就是让商标的显著性能够得到超越地域限制的国际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显著区别性是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也是获得保护的基本依据，同时还是商标权人权利利益的根本维系基础，是国际贸易中商标所涉的各方利益予以立法平衡的焦点。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制度保护的地域
传统上，国家通过国内立法构建商标取得及权利保护制度，以维护显著性利益。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的保护在一国之内市场对于维系商标显著性尚可有效，但在国际市场，商标显著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一国企业依本国法律标准（申请或使用）所取得的商标权利，只能在本国地域范围内行使，超越国界将不再受到保护，除非在他国依照该国法律标准另行取得对原商标显著性的垄断使用权。此外，各国商标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受到法律保护的显著性区别要素构成要求及保护程度也存在差异。如有的国家所保护的具有区别性质的商标仅为图形文字或其自组合商标，而有的国家则允许也保护立体商标，甚至具有区别性的气标、声音也可获得保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
（一）加强协调国际商标显著性保护的立法
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地域障碍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国际社会很早就开始了立法协调活动。如19世纪早期制定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及以后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马德里协定》、《建立商标图形要素国际分类维也纳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立法对商标显著性保护制度的协调不断加强。
（二）确立平等的商标显著性域外保护标准
商标显著性保护具有地域特征，商标保护仍主要依赖于各国的商标保护制度。商标显著性的协调首要方面是提供公平的保护标准，这体现于国民待遇标准与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适用。
国民待遇是巴黎公约最先采用的公平保护标准。此待遇标准要求是在尊重商标地域独立保护的前提下，为本国与国外的不同商业竞争者提供了相同的保护标准。该原则在之后的一系列的商标保护国际条约中延续适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将国际贸易基本规则—最惠国待遇引入商标国际保护制度。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确立，使得国际贸易中不同国家的竞争者对于商标显著性具有平等的保护基础。国民待遇及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引入，确保了商标显著性利益的保护平等，对于恢复被扭曲的国际贸易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三）制定显著性保护的具体认定适用规则
商标显著性是商标法权利制度构建的基础，在商标法律制度中也有专门针对显著性问题的规定。在TRIPS协定中规定了商标需具有显著识别性，应具有视觉可感知性。这一定义确认了商标应具有显著性的基本要求，但就如何认定显著区别性并明确规定，有待于立法与司法事件的进一步明确。同时，对于显著性的强度认定标准问题。TRIPS协定中也规定了因使用可获得商标显著性，这是对商标显著性的“第二含义”理论的承认。
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与抑制
（一）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的保护的扩张
1.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表现。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显著性保护适用领域的扩张。在国际贸易中，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占有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一些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品质优良，具有良好的商誉，所使用的商标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一些竞争者会将这些驰名商标在其他不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上注册使用，并利用使消费者对商标所指示的来源误解，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并有可能对原驰名商标产生淡化效果，损害企业的商誉利益。本质上，这是一种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原有驰名商标的商誉会产生淡化效果。传统的混淆理论与保护制度对制止搭便车的淡化行为难以发挥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又基于反淡化的理论，在驰名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上，从保护领域扩展至了非相同及类似领域。
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保护地域的扩张。传统的商标显著性保护是基于地域性保护，商标的显著性也具有地域性，而驰名商标保护在一定条件下获得超越地域的特殊保护。如根据TRIPS规定，成员方在对驰名商标提供特别保护方面，应当考虑到由于宣传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而导致有关商标在被请求给予特别保护成员地域内驰名的结果，驰名商标一经认定，在他国未取得商标权之前的显著区别性价值能够得到确认保护。
2.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扩张的本质理解。在国际贸易中，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其根本原因在于驰名商标所凝聚的巨大的利益价值。驰名商标不同于普通商标，不仅起着识别商品或服务的作用，而且更凝结着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着企业巨大的商业价值，同时驰名商标也代表着消费者的消费利益，对国家而言，驰名商标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一国的经济实力，是一国民族工业的集中表现。保护驰名商标显著性是保护驰名商标权利人，保护广大消费者，维护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国家竞争实力的需要。对于驰名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扩张正是体现了对上述几者利益保护的重视。
（二）国际贸易中商标显著性保护的抑制
在国际贸易中，也存在着对商标显著区别性保护进行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权利用竭为理论解释基础的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商标平行进口的后果是在同一市场同时存在两种来源不同的相同商标的商品。这些商品上的商标相同，导致消费者难以区分产品来源，这实际上是削弱了商标显著区别，显著性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1.对于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议。对于商标平行进口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议，最主要的是地域排他性保护与权利用竭理论之争。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商标权具有地域垄断特性，即同一市场上在相同及相近的商品上商标使用具有专有排他性，商标需要具有显著区别性。商标平行进口则破坏了商标权的专有排他性，损害了商标的显著区别功能。而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支持者理论依据主要是权利穷竭原则，认为附有某商标的商品一经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人的同意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其控制，其权利即告穷竭。另外也有人主张，从商标区别性的功能看，国际贸易中对商标显著性的保护主要目的禁止他人假冒，发挥商标的基本功能，但对于使用相同商标的真品已无能为力，而相同商标合法地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之上的真品平行进口就属这种情形。
2.商标平行进口问题本质理解。商标平行进口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商标显著性的利益之争。这种利益表现为商标竞争者之间、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竞争，也涉及到了国家贸易管理的利益。商标平行进口首先影响到了同一市场的相同商品、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利益，实际是商标权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其次，商标平行进口也涉及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利益之争。反对者认为同一商标授权各国不同使用人使用后，开发出的商品总是应考虑当地的国情、风俗、口味等因素而不同，因而在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质量、售后服务和担保不一样的情况下，平行进口将会混淆消费者，扰乱市场交易秩序，进而损害国内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而支持者认为平行进口实际上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专有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其主旨是对商标权利人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制度可以成为国家贸易进行控制的一个手段，因而商标平行进口的争论也反映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与非关税壁垒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