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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今天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判断——马克思实现了某种本体论革命。但是这个判断已经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进行马克思哲学理解。其实，从逻辑的先后顺序上看，是海德格尔创造了或者说实现了本体论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海德格尔颠覆了本体论，并在新的意义重建了本体论。这种重建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深刻的反思之后进行的一次哲学革命，是哲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德格尔的这种创造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一次大决裂，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他采取的不是完全拒斥和抛弃的态度，而是内核重建的新本体论态度，这也是对西方本体论哲学生命的给养和拯救，实现了广义上的本体论的延续，开始了一条具有现代特色的本体论道路。
应该说，任何一位哲学家，必是要面对先行的哲学家的思想，通晓其历史，针对现实的生活而做出批判的。他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仅包括现实的人和社会的物质活动，也包括传承下来的思想所构成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Ⅲ）。当哲学家面对“思想”的“现实生活世界”时，它由以进行的批判是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下成为可能的，一是哲学家的个人思想旨趣，一是思想得以表述出来的概念框架。以往我们常常在思想本身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二元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仿佛关切到现实的思想与表现的形式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在肯定之余，忽视了思想对表现形式(概念框架)的选择性和依赖性。而这个概念框架，与哲学家所处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个人在表述方式上的兴趣侧重。所以，我们应该给予它选择以足够的理性重视，使对哲学的认识进入到“思想—概念框架—现实批判”的三元环节的理解生态中去。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思想批判聚焦于本体论，对“贯穿”于西方哲学两千年的“本体”概念进行了解构与重释。但是，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古希腊哲学流衍至近代哲学并进而“延续”到现代哲学的本体论哲学，不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它毋宁说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批现代西方哲学家“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哲学家对现实的关注在形式上必要以哲学的批判来实现、来表达，这种批判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以今日之时代精神的把握去反思昔日之哲学的。由于任一种哲学思想必在一种概念框架上得以构建，甚至概念框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构建，那么，作为批判者的后来的哲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概念框架上，必是继承与批判、肯定与拒斥交织相成的。对于概念框架，表现为批判、拒斥它的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表现为一种继承。这种在形式上的拒斥和继承是与哲学家所接受的传统以及个人旨趣密切相关的，并且，在思想未在其上建立之前，抽象地谈论框架形式的优劣对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恰恰也是最为复杂的，因为思想的建立和概念框架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对哲学概念框架做出某种的理解或指认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好像一种“先验的结构”了。语言创造了世界，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就是这个层面的解释。我们往往刻意地突显了二者在时间上同时生成的整体性，因而不予区分对待，而忽视了其在逻辑构建上的张力结构。
二
再来看看马克思的哲学。今天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考态度，无论是拒斥还是赞同，是赞同这一种还是主张那一种，都是在各自视角下的“整体”合理性，而不是在“概念框架之间”有意识地保持张力性的对话。这一点类似于传统理解将整部哲学史进程划分成唯物唯心的斗争史，在一种既定的框架内去追溯和塑造历史，并安居在这个整体之下，这种弊病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突显出来。相应地，就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理解放入一种较宽松的视野中去，不要将理解变作一种本体论“指认”，在哲学和它的本体论理解之间，加入对“概念框架”的适度呈现，不要将这个存在着的理解框架放在反思之外。
略览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未有对本体论做出系统的论述，这说明至少就思想表现的“形式”上，扬弃、改造本体论不在他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面对传统哲学而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时候，在创造他的新哲学的时候，为他的新哲学寻找概念框架的时候，并未以本体论作为切入点，作为思考的主线来展开。个人的学术传统甚至兴趣偏好使得一个哲学家在概念框架选择方面的可能性空间很大，所以我们毫无必要将其完全“归约”到本体论哲学的谱系中去，进行本体论框架选择的主观确认，甚至在马克思创造他的哲学之前就先知般地肯定这种框架的必然性，突显其积极意义。
从物质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等新本体论理解的转变，诚然是对马克思哲学深化理解的结果，但毋庸讳言，它仍是诸多理解视角的一种，这里内涵了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理解上的变革，没有后者的启示借鉴，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不会成立的。甚至单单就“物质本体论”这个称谓，一定程度上都是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框架下思考的产物。因为它指称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一种以“物质”为阐释起点的理论构建，将这种构建称之为“物质本体论”的几乎不是坚持这种构建的人，更多的恰恰是它的反对者，物质本体论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的名称。这样，一方面将原来的马克思哲学构建斥为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又在另一方面，通过“本体论”的关联，“抛引”出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所以，连“物质本体论”在一开始也都内涵了对本体论的确认，使讨论不是在“为什么是本体论”而是在“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开来，将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导引至“它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方向去了。
这种倾向与马克思哲学的被模式化的历史有关，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态度的转变有关，前者要求我们对传统理解进行批判，后者驱使我们在积极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我们应该赞成基于视角切换的理解，实现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融通，但无论如何不是受一种基础统摄主义情结的驱动，陷入非此即彼的简单切换，针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某种本体论的“确证”。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一种现代本体论哲学概念框架下的理解。它以被创新了的本体论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加以审视，以“哲学史”上“传承”下来的独特话语加以构建。对于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僵化理解状况，本体论概念框架本身的相对陌生性和疏离性的确为理解视角的转换创造了相当的空间。传统模式化理解使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具体论断成为可以随处套用的万能公式，失却了哲学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自身的概念框架由于僵化的教条磨灭了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在这种教条语录的模式所带来的“理解疲劳”，使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被充分、准确地突显，而是被埋没，所有的“重申”仿佛只是在原概念框架之结点的“重新描画”，这种重描的工作由于对结点的相对不敏感而成为“被突显的无”，大大降低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原本框架的理解道路仿佛走不通，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在思想上对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它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的最初契机，是一种概念框架上的视角切换的合理依据。
我们的确应该更加关注哲学间的通约性，但如果超越概念框架的相对独立性，去实现相互的理解，表面上看似绕过概念框架的层面，其实恰恰在概念框架层面上做出了独断，将一种概念框架纳入到另一种，必将造成理解上的新的误导。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可以借鉴的是：首先，我们并不要突显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绝对差异，而是要明确这是由两种不同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哲学思想，它们不在概念框架的层面上一致，不在此处呈现“同质”的“像”。不要以其中的一个化约另外一个，因为恰恰是概念框架的差异体现了它们各自哲学的传统延承和致思特点。三
我们要积极实现是各自内在思想的相互通约，共同实现对话与交流，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语言表述的切换。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不正是在实现两种哲学的通约么？如果是的话，突显概念框架，指出其中存在的“对概念框架的僭越”意义何在呢？我的看法是，从一种事后表征的意义上说，这种概念框架的确达到了一种通约和对话，但就对话的“当事者”而言，则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概念框架的僭越。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现代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被批判和拒斥，这是一种将现代西方哲学纳入马克思唯物主义概念框架的思想，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对他者的批判。与此不同的是，今天将马克思哲学纳入本体论框架的理解，则是一种对肯定性的自我理解的探索。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无视概念框架的差别性去理解哲学。
今天马克思哲学基础研究的部分现状是，视角的切换发展成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本体论确证的“矫枉过正”。由于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这种强烈的构建情结，我们将看到，即便在现代本体论框架内部的研究前景仍旧很不明朗。以“本体”去“切合”马克思哲学，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背景和关注侧面不同，这个引入的概念框架必将得出不同的理解结果，陷入新的本体论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本体论之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描述，指出这是一场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本体论”的争论，而更是一个判断，是指争论陷入了“本体论”之辙。为了澄清概念上的含混，我们可以区分为两种本体论。一种是旧的传统形而上学所蕴含的那种本体论及其思维方式，它追求超验、永恒和绝对，且具有统摄整体的作用，是被理解对象的核心、基础和实质。这种本体论，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内都予以拒斥批判的。另一种是由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它反对追求超验，反对实体性思维，是通过对哲学史的反思，在批判旧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加以构建的。前一种是传统本体论理解，后者是现代本体论理解。马克思哲学理解由于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许多一致的哲学关怀，因而在现代本体论哲学视角下进行自我审视必会产生许多启发的精当之处。然而，当第一个声音将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模式理解定位为物质本体论，并对本体论本身给予一种批判的宽容，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另一种本体论时，已经在概念框架切换的同时，进一步将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变成一种理解的结果，在新视角引入的同时，进一步将问题的对话交流变成对某种“实质”的确认。这种马克思哲学理解发生了过度的超越，它非反思地将理解的问题变成“是何种本体论”的讨论问题，许多思考都从这里作为起点。于是，诸如“实践”、“社会存在”、“历史”或者“生存”等本体论主张先后被提出，形成一种在现代西方哲学本体论概念框架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二级框架的构建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从过去的“传统哲学”，而今转而又变成了一种“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成为一种自我遮蔽的自我解蔽。这种本体论的确证，使思考围绕如何最“深切”最“真实”地把握马克思哲学开展起来。而不易觉察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使马克思哲学一方面作为一种哲学，一种反思批判精神而存在，另外又俨然被置于被认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二阶的“自然物”，使理解变成它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高级”的传统本体论哲学了。这是无论马克思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都拒斥的，然而，由于它的这种“二阶性”，并随着现代本体论理解的合理化和突显，使得这种运思方式极为隐蔽且不易加以批判。传统和现代本体论的理解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当下许多针对本体论理解的指责，在已经形成范式的“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争论之中，诸如“为什么是本体论”的这些指责往往被反指责为没有看到现代本体论理解的现实意义。于是，恰恰这个现代本体论理解下深藏着的二阶的传统本体论的运思方式被的保护带保卫下来了。
JournalofYunnanFinance&EconomicsUniversityVol?22，No?6这是一种隐蔽的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复归，它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不过以往本体论断言的对象是世界本身，而现在的对象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哲学性，和它作为认知对象的对象性，交织在一起。正如两种本体论理解交织在一起一样，它将“本体的视角”变成“本体的确证”，变成高级而不自知的传统本体论范式。它将问题的“前提的批判”变成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基础的发掘”，仿佛只有确证了一个合理的恰切的本体，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内涵，才能构建出真实准确的现代形态。事情绝非简单，我们已经看到，本体论不仅勾连着至少两大哲学概念框架，且还涉及马克思哲学内部对其思想构建的不同理解传统，着眼点的不同、理论框架的背景的不同，都使本体论确证变得十分困难。哲学的理解如同历史上对世界进行本体确证一样，在各自的合理性肯定的基础上各说各话，造成思想的混乱，智力资源的浪费，唯可在事后思索的表征思维中获得积极意义。不容乐观的是，当下的本体确证工作将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它基于一种统摄主义和狭隘的构建情结，认为马克思哲学唯有在这种合理的本体上和由之而形成的框架上方可被真实突显自身意义。这种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每一次的努力都想将本体确证下来，去完成对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构建，去“实现哲学”，推进哲学的现实化。但是，恰恰确证在一开始就在各种道路上相互拒斥，各自申诉合理性的话语变成一种“独白式的对话”“封闭式的交流”，使基础理论在一开始播下了注定争论不休种子，停留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循环申辩。
于是，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准经院哲学，陷入“真正的事情还没有做”的自我悖论。它以深切关怀现实的初衷，反而将哲学理解变得经院化，二者交织在一起，不易厘清，更无谈进行准确地批判。每一种本体论观点都以自我的合理性去批判对方的“不合理性”，必将造成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构建困境，陷入新一轮超越概念框架的误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篇2
Life Dimensions of Marxist Philosophy
SU Qiux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Marxist philosophy has a dimension of life， from the theoretical appeal is concerned， is to achieve "the reality of people's happiness"； theoretical content， is around the "human emancipation" Possible expansion； logical path is concerned， it is based on real life. In this connection， Marx's philosophy shows the life dimensions of his theory.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life dimensions； real life； human liberation
1 哲学的价值旨归
“人民的现实幸福”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价值诉求。①与“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他说：“以往的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类型，“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③是其最高价值诉求。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以此为主线而展开的，这也构成了其区别于其他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就是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人民的现实幸福”与“人民的解放与自由”是同一个价值立场、所指代的价值主体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哲学文本中与理解中具有相通性。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哲学是有阶级立场的，这个阶级立场便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类解放并无相悖。在马克思解放理论架构中，要实现“人的解放”这座大厦，必须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为基石，“政治解放”是整个人类解放的直接前提，通过改变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遭遇，改变他们的历史命运，使其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从自发状态提升到自觉醒悟，从而通过解放自己而达到解放人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宿归是立足于“此岸世界”，实现人的现实幸福，使人得以解放和全面发展，而非观望“彼岸世界”的真理，这是表征马克思生活哲学的价值向度。
2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域
实现人类解放，追求人民的现实幸福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指向，那么这也就规定了他的理论视域是围绕着“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现实幸福”何以实现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
首先，幸福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表达。马克思哲学所指的“幸福”是现实生活主体与社会的制度及其关系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状况，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人对生活世界的直观感觉或心理感受。在马克思哲学里“幸福”特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关系结构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方式与实现状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僵化的范畴。也就是说，既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能否保证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实现，是判断幸福与否的根本尺度。④对于马克思来说，“幸福”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回归，意味着“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使生活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的 “人”消解一切异化、一切压迫性的生存状况和境遇，从而使人成为人。
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其哲学的理论主体。黑格尔那种脱离实际生活关系的“抽象的精神的人”和费尔巴哈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现实的个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⑤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而且任何“现实的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中，从而有别于动物，规定着人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标志着人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决定了“人”成为自身。
最后，消除异化，幸福才有可能实现。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人的现实幸福被“现存事物”所钳制，“现存事物”成了人们追求幸福与自由、解放与发展的枷锁。而这种“枷锁”不仅是意识、理念上的枷锁，更是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全面异化所造成的枷锁，从而钳制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受费尔巴哈 “异化”思维或 “颠倒逻辑”的启示与影响，马克思彻底的掀开生活世界全面异化的境况，相继揭示出“宗教异化”， “政治异化”， “劳动异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异化”， “资本异化”等。由此，马克思对生活世界中的一系列异化现象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从对生活的意识层面的批判深入到对现实生活的根本性、本质性关系层面的批判。藉此批判路径，马克思哲学直指现实生活中人的内在本质的实现，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生活规定性。
（下转第40页）（上接第38页）
3 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路径
马克思哲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理论视域，以改变“现实生活”为其目标，这也就决定了其逻辑路径也必然是从现实生活出发。
首先，立足于现实世界。实现人们的现实幸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就必须从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我们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⑥
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世界，来理解、思考和认识有血有肉的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里马克思哲学不仅是立足对“旧的生活世界”的扬弃，而且是立足于新生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样，马克思哲学就超越了缺乏历史维度，局限于不变的现存社会的旧哲学，直接表达了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指向与理论使命。
其次，坚持生活第一性的原则。解蔽历史长河中一切神秘性的东西，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就是从实际出发，从生活本身的面目出发。事实上，一切变化都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变化，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表达，万变不离其宗。一切都“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事物的真实面目就是人的生产和生活本身。马克思始终坚持“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理论立场，因此，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生活第一性原则以此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以经济生活为突破点。马克思哲学批判现实生活的路径选择是从经济生活开始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最常见的“商品”入手，探究商品生活背后的“劳动”，通过工人劳动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生活的实质，即资产阶级无偿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无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从而揭示出一切异化的根源，只有彻底扬弃经济生活的异化，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或解构异化，才能使人的生活获得根本的解放与自由。“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运动，就必须落实于破除“分工”、扬弃“私有制关系”、消灭“虚幻的共同体”，以此构成马克思解放理论的现实路径。⑦
4 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哲学；是一种有别于只在理念或精神上进行思辨的实践哲学；着力于现实生活中，干预、参与生活过程，改造束缚人的发展的异化关系与环境，并且是以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为根本目的的价值旨趣的革命性哲学。将马克思哲学判断为一种生活哲学，是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域、价值旨归以及逻辑路向作为判断依据的 。
注释
①④⑦杨楹.马克思哲学的最高价值诉求：“人民的现实幸福”[J].哲学研究，2012（2）.
篇3
马克思哲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哲学观点。
1、“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原表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原表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3、”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原表述：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及其伟大意义。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哲学的根本特征。解放思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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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马克思所生活的十九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世纪。19世纪第二次科技革命顺利完成，科学技术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物学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使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科技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开始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技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科学家成为深受尊重的职业，人类由此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马克思首先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理论背景和科学理论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和概括19世纪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吸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
二、关于“技术”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开始倾向将哲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行动，即使哲学理论技术化。使哲学理论技术化必须把技术置于哲学的核心位置，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给“技术”下定义，我们还是可以对一些著作的零散描述进行梳理，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来。马克思在不同的文献中先后阐明，技术是“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或能动关系”，是“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是关于“怎样生产”的方法，是“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方式方法”，即马克思认为：技术是实践性的知识和操作方法。
三、劳动、技术、人与自然
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他指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一门技术，正是劳动的作用使人类最终形成。劳动的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劳动的进化史就是技术的发展史，人类自始至终都会寻求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逐步实现。
人在劳动中不断形成各种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劳动”，人在劳动中改造自然，在劳动中创造历史，在劳动中推动社会进步。劳动的本质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都是技术问题，正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逐步成为了现实意义上的人。如果“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就会得出唯心主义结论。”[1]正是人类永无止境的对生存条件改善需求的提高，技术便被赋予了满足人类追求的意义。
四、技术推动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状况与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生产的发展依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大工业的持续发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决定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 “必须改变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除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杠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每前进一步，都凝结着技术的作用。社会越前进，技术的这种作用越明显。“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有犁以后，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的增加，便有可能了。这样一来，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了。”[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
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的重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手工磨产生了封建君主的社会，蒸汽磨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动的揭示出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技术已经成为推进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杠杆，马克思对技术的巨大革命作用作了形象的比喻，认为技术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五、技术异化与克服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生产分工、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化的分工产生出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人被迫限制在生产链的某个节点，对节点以外的知识和技术则知之甚少。人的这种专业化发展是一种纵深的发展，也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片面的发展自身的智力和技能，进而成为专业人、“单向度”的人或片面人、畸形人。在简单生产阶段，人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是熟悉的；而工业社会则发展了人的专业技能或片面能力。“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工具。”工人们各自承担一项专门职能，并且局限于这一职能中，这样工人们就成了局部的或“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5]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体现着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的追求，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彻底解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技术异化的克服也同样依赖于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生产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技术进步必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生产力提高，推进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从而推动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进而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
“工艺学（技术）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体现着人类自由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现实性。马克思之伟大不仅是因为认识到技术是把双刃剑：技术的作用和技术异化，更是因为认识到：技术会把人带向异己，技术的发展最终必将把人类带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91
[2]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206、p67
篇5
2.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子
马克思有一部重要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遵循其在博士论文中对文化哲学的论述思路，并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重要性，将人的生命的历史主义原则确认了下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在考察“实践”的相关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论断，这种论断就是人类的特性就是人们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所谓的人类特性，马克思认为是一种的整体特性、一种的类特性，人们生命创造的能动性系统的阐述了出来。在马克思的意识里，自由意识活动主要包含以下两种含义，下面笔者就系统的阐述一下二者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逐步转变为自己的意识对象或是自己的意志。人们通过这种活动，将自己的精神进行了二重化，第一重是生命的意识，另一种就是生命本身。从本质上来说，精神的二重化其实就人们意识的分离和人们抽象能力的实现，而人们对文化进行创造的前提就是对能力进行抽象和分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能力。人们创造文化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对思维的分散和抽象的能力。由于人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恰恰是创造文化的本能，这就使人在一定程度具有了创造文化和具有文化的存在特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区分对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逐步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或是自己的意识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来说，肯定人们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认为人的天赋包括人的文化创造能力。二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对象世界的创造，对无机界的改造，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对世界、对无机界的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对象化活动其实就是人与对象的分离与抽象的活动。人类现实的、能动的二重化其实就是将人自身的和超自身的自然存在区分开来。马克思将人的超自身自然的存在通过对比动物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差别概括为诸多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在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被马克思统称为人的生命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的文化活动。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就是“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异化劳动的形式”得到了证实。实质上来说，马克思将人的特性等同于人的抽象和分离能力的时候，其内涵中就一定包含了一种异化劳动的思想，异化劳动和分离与抽象之间并没有特别的不同，这两者除了范围不同，其他都是相一致的。前者是从动态的角度对人们的生命特性进行说明的，后者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说明的。与抽象的、分离的理论相比，异化劳动还有一定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的强调了人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分离和自身自然的分离中逐步完成了异化劳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个体性。与博士论文不同的是，马克思开始强调异化的实现。
3.文化的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理论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生产方式的形式进行了揭示。而马克思在东方的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却开始关注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开始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殊规律进行探究。马克思在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途径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否定生产方式对民族发展的意义，在其看来，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其实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以及其独特的风貌展现出来的不同形式。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东方民族的发展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世界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已。从马克思的角度去看文化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意识当中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共同构成了文化规律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重要。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使得马克思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对东方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碰撞和交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文化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亚非国家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欧的资本主义传入东方的方式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对东方传统公式制度的改造，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压力下，被迫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在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形式给社会、给民族带来的效果并不是一致的。对东方社会来说，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发现，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社会进步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生产。消费只有与生产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消费没有实现与生产的对等，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处于萎靡的状态。
1861年，俄国的改革使农业生产逐步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并在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出一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正因如此，俄国资本主义在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具备了一定的生产性特点，并将新的活力注入到俄国文化当中，这种形态对俄国文化的更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欧资本主义在敲响了东方大门之后，推动了东方社会逐步向私有化道路方向迈进，由此可见，在这种模式下，东方社会或早或晚的都会逐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东方社会是不会因为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变得发达起来，就变得进步起来，东方社会只有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吸收过来，并从实际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东方社会将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吸纳进来，那么势必也会给东方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选择。那么什么是文化选择呢？其实就是人们根据已有的价值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化选择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具有内容的特殊性，即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选择，而是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探讨东方社会应当运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来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在他认为，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一种革命、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社会形态看成了社会现代化的两种方式。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相比，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显然要比其高很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是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现存的问题解决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文化选择。马克思认为，理性的创造活动和价值的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人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在人的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离开了哪一种活动，人的活动都难以继续。人的活动如果丧失了理性的创造活动，那么人类的历史必将成为无根之木，丧失了物质基础。反之，如果人的活动没有了价值创造活动，那么人类活动就会丧失掉生命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活动离不来上述两个创造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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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庆云.文化哲学专题研讨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206-211.
[3]何萍.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J].求是学刊，2007，03：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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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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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也许会过时，但作为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具体而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什么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甚至是哲学的结论，而是经由这些结论所展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理论中真正具有当代性的也正是此种思维方式。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与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基本一致的思维，即生成性思维。此种思维有三大特点，也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哲学显现出与其他现代哲学派别的不同。
一、 以人的生成为基础和目标
近代哲学对人的弘扬是以对人的抽象化为前提的，其考察人的思维是本质主义的。此种思维在人的存在、生活过程之前，先在地设定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早已存在，人的命运已然注定。而既然本质先于存在，命运早于过程，那么存在和过程便无足轻重。人只剩下一个或一些抽象的规定（如感性、欲望或理性），活生生的人反而沦为这些抽象规定的奴隶，人被贬低或异化了，近代人本主义因其本质主义思维走向其反面。
然而，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便不会被泯灭，人在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也不允许对人的任何贬低，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哲学由此出现。一般把现代哲学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对人的存在和自由问题的关注有目共睹。表面看来，分析哲学所关注的科学或语言问题与人无太大关系，但一方面，与近代的心理主义所研究的内在的意识过程相比，科学、语言问题更为贴近生活；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科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转向人的生活；科学分析哲学由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注重科学生长的社会环境的后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由语义学转向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即人的关系的语用学。也就是说，现代哲学也是一种人文主义。
虽然同为人文主义，但现代哲学对人的观念与近代哲学却有了根本的不同，近代哲学把人看作本质既定、千人一面的理性实体，而现代哲学却视人为无限生成、一人一面的关系性存在或共在；近代哲学追求的是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或实体性目标，而现代哲学关注的却是人的生成过程。
问题在于，马克思接受的是近代的人文主义还是现代的人文主义？早在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显现出与古典哲学家的差异：他不再把劳动看作外在于人的异己物，而是视为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与此相应，自然也不是外在于人的、 始终如一的自在存在物，而是随着人的生成而生成着的、 人的对象性存在物。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观念随着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也是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而得以更为系统、 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在这两个文本中，他对人的生成性、关系性的论述随处可见。换言之，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所以，要讲马克思的人文情怀，单纯指出他的哲学以人为最高宗旨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生成的人或以自由个性为指向的人，是指他人、人的大多数或人类，如此才能把马克思哲学与同样是人文主义的近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区别开来。
二、 生成性的思维方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批判费尔巴哈虽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却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类，而不是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称赞费尔巴哈承认世界的感性存在和人也是感性对象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他对人和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直观和感觉，而没有将普通直观提升为能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没有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没有把世界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的此种批判决非无关紧要，而是他对整个近代思维方式的清算，标志着他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的形成和思想的成熟。
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本质主义，它主要表现为：1.预定主义： 先在地设定对象及其发展过程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2.客观主义：世界是纯客观的、自在存在，人作为旁观者只能以这个自在世界为对象，作为判明对错的标准；3.实体主义：把对象看作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单子式的存在；4.理性主义：理性不仅是人的本质，而且是那个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其根本特性是广延性，遵循机械的力学法则。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不论是唯物论，抑或唯心论，均持此种思维方式。黑格尔哲学虽然具有强烈历史意识，但历史在他的哲学中只是流，而没有变，因为所谓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固有本质的展开。费尔巴哈虽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但他只是不满意于其唯心论性质，而并未触及其思维方式，他自己仍然沉湎于本质主义思维中。
反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是现代思想界的共同特征，马克思只是此种潮流发展的一个环节或派别。不这样看，马克思就不再是人，而成为了既超越了近代、又超越了现代的神。当然，由于生活在一个唯心主义盛行的时期，由于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马克思的哲学直观与他身后哲学家的直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大异其趣。这主要表现在，前者不仅看到生活世界的过程性、创造性，而且承认其历史性、继承性和客观性；不仅关注精神生活，而且把物质生活作为基础性的生活样式。而后者却由于不程度地否认生活的连续性、 客观性和物质生活而堕入相对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主要遗产。当然，存活着的、对 20世纪发生重大影响的并不限于他的思维方式，还有他的一些具体论断。比如，他的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学说等等。但是，一方面，所有这些论断都是他的思维方式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当把马克思的遗产归结为他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心里真正想的是如何消除各种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的限制。对于哲学家来说，回归现实生活并不是沉湎于具体的生活中，也不是直白地讨论具体的生活问题，否则，哲学与日常话语和其他学科便无区别，哲学就有可能沦落为注释。（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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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尽管“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但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97。因此，马克思认为，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1]97。
对这种抽象形式，马克思是通过统观黑格尔体系来揭示的。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1]98黑格尔体系以逻辑学为出发点，从纯粹思辨的抽象概念的思维出发。这种“抽象概念”与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现实规定性毫不相关，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是纯抽象思维，具有“非现实性的本质”[1]98。然后，“抽象概念”又将自身外化或对象化为自然界，自然界不过是“抽象思维的外在性”，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1]98，是自身外化出去的“作为抽象的思想”的自然界。因此，自然界成了一些自然形式的抽象范畴或概念。因为思维认识到自然界不过是自己的异化和丧失，想要扬弃这种外化回到自身而成为精神，所以精神就是“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1]98。于是，哲学又从自然哲学进展到精神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抽象思维通过人类一系列历史必然的发展环节和阶段，表现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但这还都不是抽象精神，只有当精神发展到作为“纯抽象”的绝对知识时，抽象思维才回复到自身。因此：“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1]98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会表现为抽象的形式，是因为黑格尔仅仅把异化看成了纯粹思维的异化，没有看到异化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异化根源在于世俗生活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说：“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1]99但纯粹思维的异化结果无非还是纯粹思维本身：“异化……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1]99因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对黑格尔来说，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异化仅仅是纯粹思维的异化，是思维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都不过是这些惟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1]99
这样一来，整个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以及作为外化的历史及其扬弃，在黑格尔那里就变成了抽象的思维范畴本身的运动和生产史；世俗生活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成了思维内部的主体与对象、自在与自为的对立，一切对立无非是思维自身中的对立。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没有把“异化”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没有看到“异化”同时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为“以非人的方式”存在的对象性活动，而仅仅把异化看成抽象思维本身外化为与自身相异的东西又复归于自身的运动。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重新占有，也就“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1]99。正因此，尽管《现象学》具有一个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具有批判的要素，但黑格尔晚期著作中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1]99-100
马克思不同意黑格尔将异化和对象化相混淆，认为对象化不同于异化，具有积极肯定的意义。“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1]100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或生产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和固有力量外化到外部对象上去，从而产生出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对象来。因此，人本质上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从事对象性活动，并在对象性活动中创造自己和获得自由。异化则是对象化的歪曲，违反人的本性和限制人的自由。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扬弃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新占有，是将对象世界重新归还给人。由于混淆了“异化”和“对象化”，又将异化看成是精神的外化和复归于自身的活动，因此，黑格尔看不到“对象化活动”的积极意义，掩盖和冲淡了现实生活中的异化（比如劳动异化），甚至为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做辩护，沦落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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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非批判的运动”中也包含着“批判的形式”。一方面，“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01。换言之，黑格尔辩证法之“批判的形式”首先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这一否定性不仅体现在精神领域中，也体现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在这个意义上，汉娜·阿伦特认为，黑格尔影响马克思的关键就在于后者接受前者的“作为普遍法则的辩证运动这一概念”[2]。这种“否定性”，马克思晚年曾给予高度肯定。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
另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还“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认识到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对象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和社会历史，因此，他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看到了劳动积极的方面，“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遗憾的是，黑格尔也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抽象性质。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1]101。人被等同于自我意识，劳动的本质表现为纯思维的活动、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劳作。于是，黑格尔用劳动来理解人和现实世界，把劳动理解为外化、对象化、异化和它的扬弃，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又把劳动理解为抽象思维的辩证活动，并在终极意义上视其为哲学精神外化的形态。黑格尔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都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看成是哲学所做的事情，他把这些环节用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加以总括，从而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把自己的哲学描述为惟一绝对的科学。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辩证法尽管表现出积极的“否定性”意义，尽管看到了劳动的对象性本质，但由于把对象化与异化相混淆，仅仅把劳动看成纯粹的精神活动，因此，其仅具“批判形式”，仍然是“非批判运动”，实则是“虚假的实证主义”或“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1]109。马克思抛弃在黑格尔那里还停留于精神活动和在国民经济学那里还是异化了的“劳动”概念，强调劳动的对象性本质，强调劳动的实践本质，把劳动理解为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形式，另一方面，又用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最终瓦解了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二、“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
马克思把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矛头指本文由收集整理向整个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1]102，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解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建制。因为它完成了对人的抽象理解，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导致黑格尔辩证法非批判运动的理论根源。
黑格尔哲学意识内在性的主要内容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1]102因此，关键问题是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1]102
异化的扬弃也意味着扬弃人的对象化，于是，人成了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对象”则是作为主体之实体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在黑格尔那里，克服意识的对象经历了如下过程：一是从自我出发，设定人=自我，自我就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自然性如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也都具有自我性（抽象性）。因此，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外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二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1]103，即设定作为自我意识外化的“对象”。既然人只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物性”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自然只能是“物性=自我意识”，“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1]104。因此，这一设定行为并不是设定“物性”为某种独立的、实质的东西，不过是设定这一行为本身，“物性”作为纯粹的创造物不过是自我意识设定的结果。三是对意识对象的克服。即扬弃异化的对象，实现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重新占有，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1]103，也就是复归于自我意识本身。
于是，黑格尔“扬弃异化”的过程也扬弃了对象化，对异化的对象性本质的重新占有“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不是对象的某种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1]108。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来说，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还有肯定意义。因为它正是意识自身的“非对象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恰好证明了意识本身的自我外化，是意识本身的对象性本质的“抽象的自我确证”。作为“物性”的意识的“对象”其实是自我意识本身，“异在本身”就是“在本身”。因此，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其实就是把“它们收回到自身”[1]108。
由于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所以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人的一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都只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和外化活动，人的生产产品变成了自我意识的生产对象，在产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人的外化了的实际力量和本质就变成了自我意识，或变成了对象化了的自我意识和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因此，扬弃意识的对象不过意味着“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1]103，是对自我意识的重新确证。黑格尔认为，意识的存在方式或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行动，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1]108。但既然“对象”不过是“一种虚无性”，那么，作为对象的知识也就只能是证明意识的自我外化，证明对象的虚无性本身。“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从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身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与某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它只是在自身之外，使自身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或者说，对它来说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1]109 转贴于
在马克思看来，这里“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黑格尔那里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知识的知识”的意识直接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因为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独立于和外在于意识的对象性本身。[1]109因此，扬弃异化就是扬弃对象化，就是在“异在本身”中确证“在本身”。这样，历史本来是“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97，却成了“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99；本来是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1]56的自然界，却只是纯粹的观念，是一种思想物。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对自然界的直观加以抽象化的确证行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1]117。对这样的自然来说，就是无。
至此，黑格尔抹杀了人的感性的、具体、自然的存在方式，抹杀了人的感性对象性力量，把人变成了抽象的自我意识，变成了某种抽象物，黑格尔哲学也相应地成了一种“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保守哲学。“异在本身”就是“在本身”，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法哲学的存在……”[1]111，宗教、法等都是自我意识外化的产物。扬弃这种外化，就是在宗教哲学和法哲学中找到自我确证。“扬弃”仅仅发生于思维领域，是意识外化为对象又扬弃对象复归于自身的对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这种扬弃是意识的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是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发展。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则“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1]114。
马克思认为，固守于意识的内在性的黑格尔哲学，作为整个理性形而上学的完成，最后成了现代性社会的观念论“补充”。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和发展，其扬弃过程本质上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私有财产运动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和表达。因此，黑格尔哲学不可能解决现代性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只能和国民经济学一样沦落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证工具。它把这个充满了丰富矛盾和“分裂”的社会变成了一种合理的或永恒的社会状态，而人的全方位的异化则依然被保留着。可想而知，执着于“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理想和要求现代性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的马克思必然要求对整个理性形而上学展开批判和清理。
三、马克思：人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
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体系始终“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1]116。黑格尔哲学终究将哲学变成了精神“在自身内部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为了破解旧形而上学的“意识的内在性”，将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从思辨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的生活，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提出的感性的、具体的、自然的人的主体和优先地位、肯定“劳动”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质上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1]105，感性对象性存在物从事着感性对象性活动，即人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必须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摆脱人的感性受动性以及与之相随的各种被奴役状态，实现人的固有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历史性的本质统一，实现人的感性丰富性。
不同于黑格尔将人理解为自我意识，马克思从感性对象性角度出发把人直接理解为自然存在物、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重要的对象”[1]105。人本质上不是自我意识，而是感性的、有生命的、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的活动，这一活动便是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出去，创造出对象世界或人类世界。这一活动设定的并不是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对象性活动也即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证实了他的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活动本身也证实了它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因此，马克思说：“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非常自然的。这里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1]104相反，通过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的作为对象的“物性”，作为一种没有现实性和物质性的“虚无性”，倒是神秘莫测的。在黑格尔那里，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它的对象不过是其自身，在它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而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106对马克思来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然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因此，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界”的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也就只“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1]107。/
马克思指出，人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此，在他之外必然有外在于自己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存在；又因为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人又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07同时，人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己”，这一确证和表现自己的过程就是人的历史。
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是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历史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它和一切自然物自发形成的历史不同，它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107。人作为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或劳动）将人的类的丰富性的本质力量展现出来，它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类本质力量转变成实际的对象性的现实，从而构成人类世界或对象性世界。但人要将自己的全部本质力量发挥出来，不能仅靠单个人的行为，而必须是全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必定是这全部历史所展开的人类活动形成的客观对象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成是他的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社会历史也表现为“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1]97，这是一个物质的、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1]101。这里尽管依然蕴含着较为浓烈的哲学人本学意味，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核心概念（实践即感性对象性活动）及新历史观（唯物史观）已见雏形。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或感性对象性活动创造人本身，也创造了人类历史。
篇9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文献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现代分析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时代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传播和发展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从体系取向到问题取向、从宏观理论到微观科学、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方法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时代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篇10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应然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quot;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保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篇11
黑格尔之后,他本人的理性形而上学成了众矢之的。当然,采取的态度不完全相同。大致可以区分为:第一种态度是拒斥的态度,像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可以说这种态度是最极端的,把形而上学当作“死狗”一样抛弃掉。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对所谓“证实原则”所作的自相矛盾式的修正,早已表明拒绝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证明这种完全抛弃的态度是行不通的;第二种态度是扬弃的态度,马克思就属于这种。马克思“消灭哲学”命题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不能用汉语的“消灭”一词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把它理解成第一种态度,即完全抛弃掉,消灭掉,在这个意义上,把“消灭”翻译成“扬弃”是有道理的。当然,其主要内涵还是否定性的,但这种否定带有肯定的一面。因为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典型的哲学形态发展这么久,肯定有它的合理性的内容,这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第三种态度是克服的态度,即以一种所谓新的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思想取代旧的形而上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既然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那么,他对理性形而上学否定的是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呢?
篇12
第一，应该不应该在解读马克思文本时保持价值中立？不戴意识形态眼镜来研究马克思在当代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的观点。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方面，在现实中，除非把自己封闭起来，否则所谓保持价值中立是极为困难的。另一方面，价值中立及其认识论上的旁观者立场本身就已经被20世纪的学术进展证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关理论的进展，我们便能够认识到所谓价值中立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学的名义提出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要求，在一种貌似公允的立场上把马克思固定在19世纪的语境中，把贬抑于与资产阶级科学没有差异的中立的学说，在任何时候对马克思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视角？文本研究当然具有基础性地位，这种地位不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它实际承载着史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常识。今天在马克思研究中重新强调这一点是针对过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条的地位。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本解释学，还是狭义的文本考证学，在当代学术中都可以有其独特的地位，但哪一种都不能替代问题研究，更不能以此来否定其他哲学的创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释时如何处理“史"与“论"的关系？这一点在当前学界争论较大，不仅哲学，而且历史研究等领域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哲学具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以史论二分来描述文本及其解释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已经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种能够成立的解释必然是读者与作者视域的历史性融合，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义的“史"；另一方面，除了哲学等少数思潮外，几乎全部哲学之“论"同时都是“史"的凝结和创造性再现，但这个史不是文本，而是贯穿于不同文本中的问题。因此，在比喻的意义上通过强调史论关系来提倡读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与“论"的对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绝对标准的地位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以读马克思本人著作与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一种极为可笑的做法。
转换思维方式，提高研究主体的提问水平和理论意识
围绕文本解读的争论事实上超出了对待文本的理论态度，而是提出了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整个人类的理论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进步可能使得我们能够领悟在马克思哲学中没有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为重要问题，故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这表明，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追问，受到条件和理论家们提问水平的直接，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研究主体自觉地转换思维方式，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和理论意识。
20世纪传播和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认真的。虽然诸多失误并不应该由理论来承担，但是理论本身却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这些工作涉及历史，我们在这里不好展开。仅以卢卡奇的例子，以强调这种反思本身应该直接指向理论认知的方法。当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开创了西方之异端道路时，必须承认，他是真诚地希望从“人"、“主体性"角度来拯救第二国际重要失误的。但沿着这一路径走下去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怪圈，后来的阿多诺曾悲怆地指出了这一点。当然，阿多诺指出这一点并非因为他比卢卡奇多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而卢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论发展过程中，在其后期《关于存在的本体论》中，向马克思立场和观点的接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后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较为自觉地清算了自己的主体性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作为德国哲学思维方式的意识哲学）。同样，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以为自己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就够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国哲学研究事实上长期忽视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评估西方学者解读马克思的成果绝不是拿这些学者的判断与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对照，而是自己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上必须高于他们。只要研究者缺乏对自身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就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难题，就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事实上，在当前马克思中，从体系取向到取向、从宏观到微观、从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这些转换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解释产生了诸种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对解读的不同理解，这些都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家们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自觉审理，提高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际水平，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或与时俱进便会获得更加生动的局面。
关注重大主题，寻求马克思哲学新的生长点
篇13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