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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二：中国经济货币化分析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篇2
(一)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超级秘书网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持续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并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的资本由于利差和汇兑差的吸引,大量进入我国包括房市、股市等领域。由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大量热钱进入我国后,央行为了对冲大量外币资产,必须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具体转到国内购买力上,就表现为包括资产、消费品价格在内的大幅度上涨,从而出现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国内贬值的现象。
综上,压抑的对外升值会加剧对内贬值。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货币在国内贬值的倾向。而且,考虑到劳动力供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轨、内需提振以及经济的强势性等因素,这一现象很可能具有长期性。这一新的货币现象给予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而,需要树立中长期目标,大力鼓励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扩大在国际市场本国产品的定价权。此外,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运用诸如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通过买卖央票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篇3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篇4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
(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华货币区
中华货币区是包含港澳和大陆的货币区。首先，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从货币层面上看，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从实物层面上看，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
其次，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因此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2、东盟国家货币区
东盟近年来经济趋同性越来越高，为区内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进程，重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东盟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是抵御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东盟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东盟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5％)。特别是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更加容易。
3、日韩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地理位置接近。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迈向21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2003年，两国正式开始建立双边FTA谈判并争取尽早完成实质性谈判。2004年，日韩两国贸易总额达664亿美元。
篇5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篇6
Keywords:CurrencyEssenceCreditorsrights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关于它的本质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金属货币论”、“货币名目论”和“一般等价物”理论。但从货币的起源、演变及交换者的角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应该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1.货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日常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满足他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主体不得不用自己相对富余的资源，换回自己缺少而又必需的资源，即交换是主体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然而交换的对象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了顺利实现交换，客观上就要求存在一种能够将世间万物按一定的标准（买方所需要或关注的因素：体积、重量、某种有效化学成分等）折合成同一种社会经济学量的量存在，使万物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个社会经济学量就是价值。货币就是用来量化、反映和记录这种价值的,如按美元计价、按黄金计价、按人民币计价等，具体即表现为价格。所以说，价值、价格、货币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象重量和千克、长度和米、电流和安培、电压和伏特等自然科学界的物理量一样，价值、价格和货币是社会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如1只羊换2把斧头等，但这种交换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时，交换才能实现。物物交换方式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换难以实现，交易者急需的物品难以及时换回，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此后逐渐产生了以羊、金、银、铜、纸币等充当交换的媒介，使世间的商品交易变得轻松、便捷。但不论用何种物品充当交换的媒介，交换时，卖方卖出商品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交换媒介，而是想通过交换媒介的周转流通作用，最终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卖方卖出商品时，必然会要求买方留下相应的凭据，以划清相互间的风险、收益，确认相互间因物品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先的意识上有，到凭据化、书面化），以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凭据便是交换的媒介。可见，交换媒介的本质属于债权。此后，当卖方再将这个凭据转让给他人，用以换取他人物品时，这个凭据便成了通常意义上讲的货币。所以说，货币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是买方开给卖方的表明商品所有权转移，确定和确认双方存在一定量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技术上，难以复制；②经济上，取得（制造或复制）的成本不低于它所代表的债权价值，或者是制造者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技术防伪性经济防伪性优点缺点普通物品差差羊强较强寿命短，易损耗，维护成本高金、银强较强损耗小重，不便于携带铜币强一般重，易锈蚀损耗纸币较强差轻，便于携带易损毁电子货币较强差更轻便易损毁作为债权凭证的货币，买卖双方都很关心它的防伪性。防伪性的高低成了决定某种物品是否能成为货币的关键。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金、银的防伪性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高，又具有不易损耗、数量适中等优势，所以金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在充当货币。但由于他的经济防伪性（冶炼技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渐降低，防伪性变弱，加之其密度大，储量有限，不能被做成大面额的货币（因为按重量计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现在已逐渐被纸币代替，只作为一种储备性货币存在。
铜在一定历史阶段充当了货币，但它的经济防伪性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已变得一般，加之有密度大、储量大、易生锈等缺点，它的货币功能现在已基本丧失。
纸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纸币被制成了具有很强技术防伪性的物品；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伪造，使纸币又具有了很强的经济防伪性，加之其质地轻、便于携带、数量和金额易于掌控，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逐渐成了现代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电子货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具有与纸币防伪性相当，但质地更轻、制造成本更低、更便于携带和交换的电子货币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替代纸币的趋势。
篇7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绐终是货币政策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尤其是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年份，“单目标论”的法律在当时背景下容易通过。1997年以后中国进入负通货膨胀率，不仅理论上“单目标”与“多目标”之争仍在继续，而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这些目标有：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多目标约束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这可以从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银行分行长会议主报告看出。
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均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各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摇不定。但象中国这样明确要求货币政策实现多个目标还属少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二是多重目标之间能否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在西方货币理论中被称为“货币中性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最先提出货币中性论。弗里德曼（1963）认为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而无法影响真实产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由于公众理性预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产出和其他真实经济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证检验非常精确地拟合了产出、就业、消费及其他主要经济总量的实际方差和协方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货币作为产出波动的解释变量，其解释力度并不显著。展开的分析可见吴易风、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专著第193－199页。
尽管货币中性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结论，尤其在短期内，诸如价格和工资粘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货币波动能够影响产出，但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理论同样不主张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从短期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在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优。具体地说，当中央银行利用预料外的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后会丧失信誉(credibility），公众产生高通货膨胀预期，最终结果是产出恢复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社会福利发生了净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长期不成立，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货币理论太抽象，现实中有两个实例。一是如何评价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美国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实际上美联储1993年7月就放弃了M2调控目标，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是美联储每年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或贴现率），并且每年都有几次是不调整。很显然，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是高技术带动的，美联储的作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低物价基础和前瞻性信息，货币政策本身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日本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积极和扩张，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不振。这两个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实证分析和计算这种有限的贡献率更是难上加难，目前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当国际收支盈余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典型的“米德冲突”便出现了；简·丁柏根论证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蒙代尔则进一步提出了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论”。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证明了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则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中至多能同时达到两项。
综上所述，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是“要求过高”，它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货币政策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
二、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1999年11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0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26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29个月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年第4期）。如果仅从物价下降（单要素论）来看，通货紧缩已毋庸置疑。更麻烦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价格负增长幅度缩小或扭转的迹象，两年来克服通货紧缩的各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新世纪前两年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如果把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3％）与1999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图：经济增长率7％，税收和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净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储蓄存款、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均保持正常增长速度，个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正常增长。上述指标无论是横向国际比较还是本国时间序列比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价之外，不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投资和就业。问题究竟在哪里？近年来国内外分析通货紧缩的论文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仅以“内需不足”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货币是外生变量这一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前提，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所以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都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竟然没有对付通货紧缩的理论。经济现实总是与货币理论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玩笑。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货币供应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再看历史，才知道人类还没有以货币政策成功对付通货紧缩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美国和欧洲18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有人形象地将货币政策比喻为绳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经济过热，但却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此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微观解释，同时都认为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是个客观事实（吴易风、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对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不尽人意，另一方面是前两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消极等待通货紧缩自然消失更不是办法。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驾驭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与现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有关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一点，总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大有所为。因此，只要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就不得安宁。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行为。从基础货币的投放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行为、经济体制约束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目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分别为3542亿元、6182亿元和3764亿元，1998年比上年减少589亿元，1999年预计增加2000亿元。（戴相龙，1999）。
中央银行贷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经消失。从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2000亿元下降至4900亿元。特别是近年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银行贷款，每年是净还款。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其负债总额的6.3%。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也许是1994—1996年期间贷款太多了，1997年开始贷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后，几乎不需要增加再贷款。1998年净减少1000亿元，1999年净减少300亿元。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汇占款增速减缓，1998年仅为438.59亿元，1999年估计为900亿元。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动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容量较大，1999年末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国债和政策金融债券有1.05万亿元。1999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加政策性金融债券共7500万亿元，约占其总资产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银行1998年债券持有量仅增加702亿元。1999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1907亿元，占央行当年新增基础货币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减去外汇购入，债券购入量约为900亿元。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客观上形成了垄断。从1996-1998年，全社会贷款增量的68%是由这四家银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这四家银行的行为所左右。这种状况世界少见，在大国几乎没有。此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这四家银行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充分（寡头竞争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行动。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终作用到经济运行之中，取决于这四家银行如何运用自己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这里的关键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由此，在国债市场上可以压低价（利率）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不一定即时去寻找贷款客户，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贷款风险较大时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分支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更为奇特的是，我国存款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信誉不对称，公众认为，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就更需要央行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反而有一定紧缩效应。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利率调整可以越过信贷渠道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成本，并发挥信息作用。
因此看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诸多制度问题：如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
四、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投放计划和指令性的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5年以后，现金计划和贷款计划的作用明显无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还要定指标。
1996年中央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并宣布“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平均增长23%左右，M1年平均增长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17.32%、15.34%，1999年11月末M1增长率为16%，M2增长率为14%。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由此面临的挑战是：贷款指导性计划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没有用？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具有可测性、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相关性三个特点。但无论实际现金投放、实际贷款额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频繁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种偏离是顺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实践看，中央银行也难以纠正这种偏离。理论上对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争论很大，如果是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适宜作为中介目标。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性如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根据预定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倒推出来的货币增长目标，作为约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必须市场化，计划经济的时代已彻底结束，如何完成货币政策由计划手段向市场化手段的转变也构成对新世纪货币政策的重要挑战。
五、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
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八种，但真正能自主运用，并且有预定效果的工具却不多。
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合并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贷款总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真的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他们也可能增加购买国债，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备付金存款。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是一例。而且，目前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纪可用余地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债交易量小是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程度一致的：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没有把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自己流动性管理的场所，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又不能进入。至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考虑的是汇率目标，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998年再贴现余额仅332亿元。中央银行贷款在1993—1997年期间曾经是中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再贷款逐步归还。调控余地已经不大。1998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是12525亿元，比1997年末减少了2000亿元。其中给政策性银行的6754亿元几乎不可调控。
窗口指导或称“信贷政策”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央银行连续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外贸信贷的指导意见，文件下发不少，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性工具，也不是价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种道义劝说，是一个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从货币理论看，许多信贷政策手段，诸如允许房地产抵押贷款、助学金贷款、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股票抵押贷款等，实际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近几年使用最多，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筹资成本、推动个人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减轻企业财务负担2600亿元。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扶持，利率下调的结果往往是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存款人和银行收入减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难反映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贴水，利率结构也易于扭曲。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价负增长局面不改变，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信贷政策、中央银行贷款、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和政策性贷款（发债）计划这八项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银行还不能“自如”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而且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六、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
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或有规律变化的，由此才有可能为中央银行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某些技术支持。
谢平、俞乔(1996)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与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尽管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仍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货币乘数的可预测性及其精度就成为货币当局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总量的技术操作基础。
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中国学者提出了若干方法：一是将当期货币乘数与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货币乘数与13个月前货币乘数之差的函数。(一默、马明、1993)；二是先就货币乘数中各因素作经济计量分析，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总体模型(徐诺金，1989)；三是就决定货币乘数中有关各种因素，分别按其定义确定其值，然后代入货币乘数公式中计算。
尽管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从事后统计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数为1.15、1.17、1.30，M2的乘数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1、0.91、0.83，波动很大。下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不确定性强，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预测模型很难期望它在将来也有良好的预测表现。由此，对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额的事先预测和调控就相当困难
七、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因为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只要不是实行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其国内货币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美国近年来每次调息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利率变动。Levy和Halikias(1997)的实证研究发现：德国短期利率提高对法国长期利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国短期利率的影响。在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尽管未加入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一体化组织，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21世纪初至少有三个金融开放举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制度也将面临大的改革。金融业开放不仅使金融监管面临新课题，而且也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
假设十年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动会加强。如果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坚挺，那么货币当局只能被动地吞吐外汇，这样如何保持国内货币政策不受干扰便成为难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而且会影响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1997-1999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应付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样将来对亚洲金融市场还是影响很大。
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也会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中国也必然如此。中央银行如何根据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平衡好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是一个难题。
WTO尽管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协调和调解各缔约方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贸易，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劳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国加入WTO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外资银行的引入至少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两方面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如何尚难预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反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种难题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手段丰富的国家也出现过。
八、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现短期融资的货币市场，后出现长期融资的资本市场，中国则是先建立了证券市场，后完善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时至今日，货币市场仍发展滞后。
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股票市场评估企业价值，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中国更看重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国有企业上市意味着大量不需还本资金的流入。本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但把为国有企业筹资作为首要任务，势必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下，投资者短期行为盛行，最终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
难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有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任务，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顾及证券市场的反应，有时还出台一些“利好“来“培育”证券市场发展。例如，利率下调时，央行主动说要“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允许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等等。这些事情作为一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利用这些事情（信息）来影响股票市场就是另一回事了。货币理论一直告诫人们，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财富也有相当部分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基金上。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既不担心股东“用脚投票”也不担心会被兼并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关心的就是增资扩股又能“圈”多少钱。这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会使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都受到损害。九、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
1998年以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整顿和撤并。上述这些机构负债额巨大，且相当部分是对自然人负债（即吸收了个人存款）。因此，在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或市场退出时，各地纷纷向中央银行要求流动性支持，使央行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予贷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来，风险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和信贷扩张，有利于防范通货紧缩；如果不予支持，则一些金融机构或农村基金会出现挤兑，社会不安定，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很大。
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这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创造者的一项特殊功能，但这一职能本身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以缓解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这绝对是角色冲突，但在中国却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但是，此例一开，可能为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不少难题。
现在看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有多种方式：省政府通过地方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承诺在若干年后还款并付较低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央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贷款；其他紧急救助贷款。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贷款在金融机构清算过程中起了存款保险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这些钱以后，将来能偿还多少确实令人担心。
尽管在通货紧缩时期，由“最后贷款人”机制出去的资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不会有矛盾。但是从长期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看，还是有若干问题需引起重视：一是数量控制，如果数量过大，这些被动出去的央行贷款收回难，就没有反向调控作用，会对今后货币政策造成被动；二是不能成本（利率）过低，这些贷款期限很长，如果按现在利率水平把长期利率都锁在过低水平上，将来会引起很大套利行为，扰乱货币市场利率，于货币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时公布通过“最后贷款人”出去的资金，这实际与财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长远的制度健全，不能走关系，谁本事大谁得钱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员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让犯罪分子放水逃脱；六是最大的道德风险还在人民银行，一看出风险不可收拾了就给钱，人民银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监管。
如果以凯恩斯《通论》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起点，距今已有64年。在中国，从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统一的参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也许就是货币理论的魅力所在。上述九个方面的挑战还仅仅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也许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面。例如：网上金融交易将使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甚至使货币供应量指标毫无意义；将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能使本国央行职能消失，也就没有本国货币政策；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全球支付系统可能会开辟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交易；等等。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参考文献：
（1）、一默、马明：《我国货币乘数运行规律及预测公式》，《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5年第9期
（2）、徐诺金：《货币乘数：理论与实证》，《金融研究》1989年第10期
（3）、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2期
（4）、戴相龙主编：《中国货币政策报告：199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5）、吴易风、王建、方松英：《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
（6）、戴根有：《迎接债券市场新发展》，《金融时报》2000年1月5日，第12版
（7）、CoverJ.P.:AsymmetricEffectsofPositiveandNegativeMoneySupplyShock,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2,pp1261-82
（8）、FriedmanM.&SchwartzA.: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1960,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
（9）、KarrasG.:AretheOutputEffectofMonetaryPolicyAsymmetric?EvidencefromaSampleofEuropeanCountries,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58,1996,pp267-68
（10）、LevyJ.&HalikiasI.:AspectsofTransmissionMechanismunderExchangeRateTargeting:TheCaseofFrance,IMFWorkingPaper,97/44
篇8
二、关于损益的确认
准则依据稳健的会计原则，将非货币易划分为同类和非同类交易，同类交易中以低价确认资产，尽量不确认收益；非同类交易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市价与帐面价值间差额确认损益。这样处理对于限制非货币易的发生、防止人为地虚增资产与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问题：其一同类交易与非同类交易间区分标准容易被人为操纵，使得利润不实失去可比性；其二，如果同类交易不确认收益，那企业应不应该为此交纳所得税？准则中对于税的问题一采取满足纳税的要求，比如增值税，无论企业非货币易属于哪种类型，涉及的增值税都需按照交易的公允价值计缴，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中货物”等行为片收的税金，对非货币易征收增值税显然是将其视为销售活动，既然如此，就应按昭交易的公允价值与交换资产的帐面价值差额视同为销售利润征收所得税，那么，准则实际上把交换损益看作“永久性差异”。诚然，会计与税法间允许存在这类差异，然而，笔者倾向于尽量减少该种差异，因为这显然会使实际工作变得复杂化。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所有非货币易都可视同销售确认损益，在住处披露中把这部分损益予以单独列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使实际操作工作变得简洁，同时损益的计算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增强可比性。
三、关于资产价值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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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欧元的问世以及稳定运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而在北美，美元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中。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一致，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再是最优选择，东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又不具备建立类似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面对世界经济其它两极的挑战，东亚货币合作该何去何从？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催化剂，各国开始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设想和倡议，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东亚国家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欧洲货币合作相比，东亚货币合作刚刚起步。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果合作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欧元区那样的统一货币可能面临更多障碍，需要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东亚地区内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共同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为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为第二层次，中国为第三层次，其它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为第四层次。东亚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比较大，没有欧共体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时经济发展接近的实观背景。
由于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同，对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经济学家为政府进行经济决策和预测时使用的计量模型也不同，因此对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成本和利益估计就不同。这种不确定性存在最终导致两个结果：对经济问题及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不同，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协调参与的积极性有所不同，很难达成一致性；即使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性，对协调效果的评估也会存在不同，政策制定者很容易认为其协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中只能得到消极的教训。
政治障碍是制约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因素
Mintz(1970)认为，政治上联合的意愿有时候被认为是采用共同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Cohen(2000)指出，货币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的，货币关系最终反映出国家的权力安排。Mundell(2001)则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融合，却要求各国放弃本国货币转而加入单一货币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不会成功。
欧元得以顺利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非常脆弱，受到许多敏感因素如政治、民族情绪等的影响。因为区域内部的国际协调涉及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在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货币金融的范围。货币合作需要让渡一部分国家，主要是货币，执行某些共同政策，建立统一协调区域内部经济金融政策的超国家机构。西方文明有一种很强的契约观，各国均强调要有一种正式的制度来约束参与合作的各方，因此也就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一个大欧洲）而彼此让渡或放弃一部分，如货币等，从而使欧元顺利诞生。
相比较而言，由于过去几十年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区域合作，使东亚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其特点有三：一是非正式性，如APEC一直强调其论坛性质，反对欧洲让渡一部分、建立一种正式的制度；二是强调互不干涉成员国的内政；三是寻求达成共识，将有分歧的问题搁置起来。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以及对的强烈要求，是无法适应区域货币合作进一步发展需要的。
此外，东亚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货币合作走向区域货币联盟极为重要的障碍因素。Bayoumi&Eichengreen(1997)指出，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解决长久存在的政治冲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否则，这种政治障碍将直接阻碍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目前，虽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在亚洲地区最高，但由于日本至今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在参拜靖国神社和改写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屡屡激怒中国、韩国等东亚邻国，因此日本尚难取得东亚各国的政治信任，即使建立货币联盟也很难让东亚各国接受以日元作为锚货币。
而东亚国家（地区）领土争端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民族主义的根源随时都可能使领土问题成为热点，从而爆发冲突，成为破坏合作的祸根。所以，东亚要想建立货币联盟必须首先排除存在的政治障碍，取得相互间真正的信任。2001年10月13日，蒙代尔在“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亚洲货币统一面临着比欧洲大得多的障碍。欧洲选择了单一货币，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整合，而这种整合程度在政治多元化的亚洲是很难被接受的。据此，蒙代尔提出，亚洲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采用一种以在亚洲进行国际贸易为目的的平行货币，而不是取消本国货币。
东亚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成员国之间建立货币联盟的初衷就是通过最小的权利让渡代价，以获取最大的公平收益。所以在N种独立货币的经济主体之间，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就会遇到“第N种货币问题”，即在新的共同货币创造之前，成员国为了规避国家霸权的出现，极不情愿采用区域内某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但是为了实现经济趋同又不得不选择区域内一种主要货币作为法币并使其他货币与它钉住。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表明，成员国选择了德国马克作为锚货币，并让德国决定着整个欧共体的利率，从而解决了“第N种货币问题”。
东亚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虽然日本学者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但笔者认为，日本与德国不同，德国的GDP大部分来源于其在欧洲的相关贸易，这使得德国马克在欧洲中央银行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GDP在东亚超过50％，日元也是一种国际货币，但是日元在东亚进出口结算中的比例仅占30%，美元却占到了70%。而且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衰退，至今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从而日本银行体系陷入巨大困境。由于日本陷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陷阱之中难以自拔，实际上日本国内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自身还需要一个外部驻锚来遏制一直存在的通缩预期。这就是说，经济上的脆弱性使得日本无法独立承担东亚货币合作锚货币的重任。
而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我国应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
针对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我国从自身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可以结合国内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从以下几个步骤分阶段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
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汇率政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东亚各国甚至国际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影响。2005年7月，我国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天马来西亚随即宣布改变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而日元等东亚货币也出现了大幅波动。因此，我国可加强与东亚各国在汇率政策上的协调，建立相互间的信息通报制度，以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自由兑换进程。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锚货币之一。
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因为东亚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发展水平，目前尚不具备进行区域整体货币一体化的条件，所以区域货币一体化适用的方式应从更小的次区域开始。而我国基于潜在冲击对称性、地缘亲近性和社会文化相容性方面考虑，可率先推动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即所谓中华货币区）次区域货币合作；而随着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对于加强货币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目前，我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人民币在东盟国家中已经是一种强势货币。我国推动与东盟的货币合作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另外，东盟内部、日本和韩国也可进行次区域的货币合作，然后在实现必要的前提条件、取得充分趋同之后，最终形成东亚共同货币区。
在次区域货币合作取得进展后，推动东亚单一货币的建立。我国可以在次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上，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增强机制，与东亚各国密切协作，类似于欧盟建立欧洲汇率机制，推动东亚统一汇率机制的建立。在东亚统一的汇率合作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磨合稳定之后，可考虑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并成立地区内统一的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因此，目前尽管东亚货币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但东亚仍将是继欧盟之后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共同货币区。我国应结合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和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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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篇11
项目评估是指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方法、参数和条例等，从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出发，由有关部门站在项目的起点，应用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拟建投资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条件、生产条件、产品市场需求、工程技术、财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并就该项目是否可行提出相应职业判断的一项工作。项目评估是投资决策的依据、项目实施的前提，是建设程序和决策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1.2我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现状
我国项目评估方法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1983年中国投资银行推出了《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对项目评估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在我国起到了极好的探索与示范作用。进人新世纪，风险投资在我国己经引起广泛重视，许多院校都做过相关的课题研究。同时。学术界对项目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还有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指标及投资风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学者对风险投资评估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初步的探索阶段，他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运营特点，但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涉及不多。同时国内的风险投资在实践中还处于起步中，目前的主力是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公司，存在的问题在项目选择评估中比较侧重于项耳的技术先进性。忽视了其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性，缺乏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大多数投资公司基本上是站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来评估项目，进行项目的投资，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缺乏深入量化研究。与国外风险评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的内容
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利润最大为目标，一般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机会成本、边际效益和投人产出效果等因素，从动态的角度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价。
2.1财务评估的基本目标
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主要是考察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和外汇平衡能力，因此，财务评估的目标也就是这三项。盈利能力是反映项目财务效益大小的主要标志。项目的盈利能力主要是指建成投产后所产生的利润和税金等。在项目财务评估中，应当考察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是否有盈利，盈利能力又有多大。是否可以满足项目可行的标准。清偿能力目标主要是指项目自身能够偿还建设投资借款和清偿债务的能力。而外汇平衡目标是指对于产品出口创汇等涉及外汇收支的项目，还应该编制外汇平衡表，把项目的外汇平衡作为财务效益分析的一个目标。2.2财务评估的程序
2.2.1财务数据的估算
进行项目财务评估首先要求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审查，然后与评估人员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必要，可以重新进行估算。因此。财务评估工作也要对项目总投资、产品成本费用等基础效据进行估算。
2.2.2编制财务效益分析基本报表
在项目评估中，财务效益分析基本报表是在辅助评价报表基础上分析填列的，集中反映项目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和财务外汇平衡的主要报表的统称，主要包括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资产负债表及外汇平衡表。在项目评估时，不仅要审查基本报表的格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而且还要审查所填列的数据是否准确。如果格式不符合要求或者数据不准确，则要根据评估人员所估算的财务数据重新编制表格。
2.2.3分析财务效益指标
财务效益指标包括反映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和反映项目清偿能力的指标。反映项日盈利能力的指标包括静态指标(如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资本金利润率、资本金净利润和投资回收期等)和动态指标(如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和动态投资回收期等)；反映项目清偿能力的指标包括借款偿还期、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对财务效益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估，一是要审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I二是要审查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如果计算方法不正确或者计算结果有误差，则需要重新计算。
2.2.4提出财务效益分析结论
将计算出的有关指标值与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基准值。或与经验标准、历史标准、目标标准等加以比较。并从财务的角度提出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
2.3财务评估的基本方法
当前财务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为静态分析法，其对投资项日进行经济分析时，不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对方案进行粗略的评价，这种方法计算比较简单，在实践中也比较实用。
2.3.1投资利润率法
投资利润率是反映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它是指投资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一个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与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的比率，计算公式为：投资利润率=年税后利润／总投资×100％
其中，年利润总额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也可以计算出生产期平均年利润总额，就是用生产期利润总额之和除以生产期。二者之间的选择，要根据项目的生产期长短和年利润总额波动的大小而定。如果项目属于短期项目，生产期比较短，并且各年的利润总额变化较大的话，一般选择生产期的平均年利润总额：如果项目的生产期比较长，年利润总额在生产期这年内也没有较大的变化，那么就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投资利润率同样要与规定的行业标准投资利润率或行业的平均投资利润率进行比较，以低于相应的标准为准。
2.3.2投资利税率法
投资利税率是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一个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与项目总投资之比，公式为：投资利税率=年利税总额／总投资×100％
公式中的年利税总额，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与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也可以选择生产期平均的年利润总额与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和投资利润率相似，要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应该依据项目生产期长短和利税之和变化程度的大小。计算出的投资利税率同样要与规定的行业标准投资利税率或者行业的平均投资利税率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出的投资利税率大于相应的标准，那么认为项目是可行的。
2.3.3资本金利润率法
它是项目年利润总额与项目资木金之比，资本金利润率的公式为：资本金利澜率=年利润总额／资本金×100％
而其中的年利润总额也同样有两种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和生产期平均年利润总额。选择的方法和其他指标相同。其中的资本金是项目的全部注册资本金。计算出的资本金利润率与行业平均资本金利润率或投资者要求的资本金利润率进行比较，大于相应的要求，认为项目是可行的。
篇12
在经济回升向好但基础仍不稳固、形势仍然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然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说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具体来看：首先，今年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能够满足实体经济需要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元左右。2009年和2010年两年合计，贷款年均增加8.5万亿元，M2年均增长22%，再加上外部环境预期转好、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直接融资规模增大等因素，总体资金环境还是偏宽松的。其次，根据有关部门调查，2009年9.59万亿元新增贷款中，有1万亿元左右转化为企业存款在今年使用，5000亿元被挪作他用，这些资金今年有可能进入实体经济，因此2010年的贷款投放实际上并不比2009年少。再次，随着外部环境好转，贸易顺差的扩大和资本流入的增加都会导致外汇占款相应增多，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最后，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在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超过一半需要在今年执行。综合起来看，流动性整体充裕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资金需求仍会得到充分保障。
当然，在强调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为了管理好通胀预期，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中央银行必须适时适度动态调整货币政策，也就是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针对性是针对过去尤其是2009年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009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侧重在宽松，2010年则侧重在适度。应重点使信贷投放节奏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更适度一些。这就是我们金融部门需要针对性改进的方面和加强的工作。对于灵活性，有人把它理解为“因地制宜、执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但从中央银行政策实施的角度看，实际上应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动态调整；二是要把握货币政策从非常态转向常态这个过程中政策调整的时机和力度；三是要合理搭配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型、价格型以及管理型工具等。2009年底至2010年初，人民银行已经按照上述要求开展了一系列调控工作，市场反映积极。
2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准确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具体到中央银行分支行，就是要围绕“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结构调整、风险防范”的总体要求，更加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一，应保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要使信贷增长与地方经济的规模、效益、质态和水平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增长，保持合理充裕。以江苏为例，2009年人民币贷款增长34.9%，这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超常状态。应该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超常投放对提振信心、稳定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是必要的。但是，在危机逐步消退后，需要将信贷投放由超常投放逐步向常态引导回归。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来看，信贷增速与经济增长、投资增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在2009年的特殊情况下，贷款增速比投资增速快了10个百分点以上。当经济逐步回归常态后，两者的关系也将向正常水平回归。
第二，应保持贷款投放节奏平稳。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节奏平稳要防止大起大落，特别要防止前松后紧、前增后减。均衡不是绝对的，但大起大落一定不是均衡。前面爆发性增长，后面贷款收缩，这就是大起大落；前面金融机构送贷上门，后面广大企业申贷无门，这也是大起大落。从区域的角度，只要保持在全国的占比和历史上的时序占比基本平稳，就不能算是大起大落。另一方面，节奏平稳也绝不是季度间或月度间的平均分配和强制拉平。平稳是符合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规律的均衡投放。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各类企业生产经营规律和变化趋势，在追求金融机构自身利润与适应企业生产经营节奏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应实现信贷结构的稳步优化。2009年信贷投放结构中基础设施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较多，这与当时民间投资不旺，需要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来恢复经济增长信心密切相关。随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逐步恢复，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结构和信贷结构面临的调整压力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目前，从短期需求角度分析，综合看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财政收支，2010年全国经济增长8%以上的希望是很大的；但从中长期生产函数分析，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劳动力素质、管理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度提高缓慢，这是结构失衡的要害所在，也是制约我们长期较快发展的核心所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担当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任。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信贷结构要着重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政府投资项目向民间投资项目转变，二是从基建项目向产业项目转变，三是从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中长期贷款对新开工项目与在建项目的投放比例问题，应保持合适比例。这样做，一方面是不希望留下“半拉子工程”，如果不继续支持在建项目，不仅会造成“半拉子工程”，而且对前期投入的资金也是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不希望把固定资产的盘子撑得过大，新的要投，老的也要投，但盘子总是有限的，所以在新老项目之间要有个配比。另外，要紧密结合实际。2009年开工的项目主要是政府引导的项目，大量是基础设施；2010年民间投资开始复苏，产业项目投入在增加，这些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因此，不是说老的项目都要支持，更不是说新的项目都要加以控制，而是要看方向、看效益、看发展。
第四，应加强对潜在信贷风险的防范。当前，金融体系显性的风险不大，但金融领域中存在的潜在风险需要予以密切关注，主要是流动性过剩、信贷总量持续过大、资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强化、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中长期贷款占比持续提高等。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尽管银行业坚持“有保有控”的信贷原则是一贯的，但也有部分银行受利益驱使，没有很好地控制对有关领域的信贷投放。从长远发展考虑，需要认真审视信贷快速投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隐患；从大周期视角，需要积极防范信贷周期、经济周期和产业调整周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预防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向金融体系扩散。在后危机时期，“有保有控”的信贷理念尤其需要强化，必须始终坚持“绿色、低碳、高效”的原则，严控信贷资金进入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突出的行业，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
3加强重点领域的监测分析
监测分析是金融调控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宏观政策动态调整的基础，也是正确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基础。2010年，金融宏观调控面临十分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与经济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权衡中，经济金融形势可能会异常复杂，货币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问题、困难有可能多于往年。从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角度，根据政策调整和形势的最新变化，应在四个方面加强监测分析，抓住动态变化，加强数据分析，立足国际视野，拿出有说服力、有份量的监测分析成果。
一是关注在货币政策动态调整过程中，各类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和变化趋势。要充分利用现有调查资源，针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建立不同时间跨度的连续性跟踪调查制度，根据今年政策调整频率可能加快的特点，加快数据和信息收集频率。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发挥立足一线、贴近市场的优势，加强与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沟通，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掌握并反馈一手数据和信息。
二是关注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变化。研究不同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变化对金融机构经营理念、信贷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对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影响；分析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监管要求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制约和影响，研究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对商业银行信贷及产品创新的影响。
三是关注通胀预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目前从总体来看，全球推动物价上行的因素要大于推动物价下行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现在差不多比低位时翻了一番。我们国家对大宗商品需求非常旺盛。如果大宗商品价格在2010年持续上涨的话，必然会通过进口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影响。其次是我国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价格改革和税费改革正在推进，这些改革也会在客观上强化居民的通胀预期。再次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仍处高位。今年1月份M1增速为38.96%，M2增速为25.98%，这两个数据都处于近10年的高位。再加上史无前例的低利率环境，客观上也容易滋生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点，重点关注资产价格、消费价格、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研究通胀预期的实现机制和表现形式，未雨绸缪，有效规避经济金融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四是关注结构调整。就江苏而言，当前已总体步入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正加快融合。在经济提档升级的过程中，作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应在支持、配合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中，动脑筋、想办法，对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进行积极研究，对金融支持结构调整中存在的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使信贷投放既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又实现自身的增量优化和存量调整。
4在业务创新和深化改革上下工夫
改革创新是各项工作的活力之源。今年，尤其应在六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尽管2010年的信贷增长目标略低于2009年，但对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创新市场机制、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分支行的角度，要围绕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开展工作。加强对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融资券、集合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产品的推介宣传。
二是加快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目前，江苏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房地产投资信托试点已经在积极申报过程中。下一步，要做好试点制度的学习、宣传、解释和培训工作，与各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协作，保障试点的顺利开展。对试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需求要认真研究新办法、采取新措施，为进一步完善试点制度提供支持。
三是提炼推广各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机制、产品、机构创新成果。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已经将2010年定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年”，并计划通过开展创新产品推广、创新服务推介和“征信系统试验区建设”等系列专题活动，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四是完善机制，继续推广商业承兑汇票。面向县域骨干企业，以再贴现作为引导，进一步发挥商业承兑汇票在中小企业拓展融资渠道方面的作用。要借助“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逐步拓宽商业承兑汇票的使用范围。
五是积极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农村金融始终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重要领域，要对安排春耕备耕和扩大涉农信贷资金不足的县域金融机构法人，按规定条件和程序及时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支持。要运用支农再贷款工具，支持辖内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强支农资金实力。大力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设立，加强在利率定价、支付结算、征信服务、外汇管理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和服务体系。
六是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发挥再贷款、再贴现、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正向激励作用。扎实做好专项票据兑付考核后续监测工作，对已兑付专项票据的农村信用社要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加强后续监测考核工作。对经过改革，经营财务状况明显改善、支农服务功能显著增强的农村信用社，进一步加大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涉农投放比例高，资金相对不足的农村信用社，优化支农再贷款的地区分布，提高使用效率。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改革重大问题的专题调研，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动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进省联社履职方式、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构建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问题等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5协调各方形成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合力
篇13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