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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二：中国经济货币化分析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篇2
(一)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超级秘书网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持续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并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的资本由于利差和汇兑差的吸引,大量进入我国包括房市、股市等领域。由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大量热钱进入我国后,央行为了对冲大量外币资产,必须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具体转到国内购买力上,就表现为包括资产、消费品价格在内的大幅度上涨,从而出现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国内贬值的现象。
综上,压抑的对外升值会加剧对内贬值。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货币在国内贬值的倾向。而且,考虑到劳动力供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轨、内需提振以及经济的强势性等因素,这一现象很可能具有长期性。这一新的货币现象给予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而,需要树立中长期目标,大力鼓励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扩大在国际市场本国产品的定价权。此外,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运用诸如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通过买卖央票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篇3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篇4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的数据，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柬埔寨，其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200％。从2001年到2005年，东亚各国的开放度平均值高达129.88％，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这说明东亚各国对外部的贸易依赖程度很高，是具有吸引力的。
(二)东亚各国政策目标相似性
根据IMF及ADB的统计数据，对1987年～2004年东亚国家(地区)进行比较发现，1987年至今，东亚地区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存在财政赤字，但就相对规模而言，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的财政赤字规模相对较小，财政政策倾向相对比较谨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近年来财政赤字水平较高。由于政府财政状况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倾向，财政赤字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对本国货币铸币税的控制，因此进行货币与汇率合作的成本越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来看，东亚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增长相对平缓，反映其经济发展相对成熟而宏观调控能力比较高。从利率水平看，经济开放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利率差幅最小，而金融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利差则比较大，反映出不同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为进行货币合作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综合上述诸项分析，可初步作出以下判断，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或是通货膨胀率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东亚货币合作中的障碍
(一)内部阻力
1、缺乏区域内的主导货币
欧盟在其成功时期是以德国、法国为核心主导国，以德国马克作为锚币来推动货币一体化进程，因此，不管是区域经济或是货币合作都是不能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尚无法形成这样强有力的依托。日本虽是东亚经济和金融势力最强的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加之由于二战中日本侵略给东亚各国造成的苦难，使其在东亚国家中缺乏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基础。这使得日本要成为核心国，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障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尽管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不贬值，但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体系，使得人民币难以成为锚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以区域内货币为核心展开货币合作存在一定困难。
2、政治障碍
欧洲货币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区域货币合作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盟相比，东亚汇率协调的障碍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为竞争对象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对待其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侵略灾难历史的态度。同时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是造成东亚内部政治复杂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存在大量的领土、岛屿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如日韩的“独(竹)岛”之争、中日的之争等等，造成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二)外部阻力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外部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东亚大部分国家与美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贸易为例，依据IMF2005年贸易统计年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额的17.7％，菲律宾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17.3％，中国的这一比例也高达13.7％，东亚地区对美国的贸易额占该地区贸易总额的13.4％。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增强了美国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了东亚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毫无疑问会增强东亚货币的实力，这无疑会影响到美元在东亚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美国否定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就是例证。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构建思路
(一)推进区域内大国间的协调
经验表明，在区域合作进程中，关键性大国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在本地区两个大国——中国与日本中，任何一国在目前条件下都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中国是本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但金融领域相对薄弱。日本则在贸易和金融领域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尤其是日本对东亚其它经济体均有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妨碍了日元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但作为发达国家，日本金融部门较中国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在此条件下，中、日两国若想通过单边努力推动乃至主导区域金融合作进程，都会面临很大困难；若两国在该领域产生竞争，则会产生更加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实际上，中、日两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中国所能提供的巨大市场和日本的金融资源结合起来，恰恰能够满足其它东亚经济体对出口市场和储备资产的需求。因此，两国应当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深入发展，使其摆脱对“美元体制”的过度依赖。(二)区域货币区(Sub—clusters)的形成
由于东亚地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但可以先在东亚内部形成3个次级货币区，即依据地缘经济政治交往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中华货币区、东盟国家货币区和日元区。这些次级货币区将为进一步深化东亚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中华货币区
中华货币区是包含港澳和大陆的货币区。首先，香港和澳门已经具备了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从货币层面上看，由于澳门实行与港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两地间的汇率相当平稳；从实物层面上看，两地的人均GDP相差不多，经济增长速度较为接近，经济结构都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两地的失业率也几乎相同，两地又都是高度开放的地区；从现实基础来看，两地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创造了两地货币统一的基础。
其次，人民币和港币正在逐步融合。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等方面较为接近，两地的贸易和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大陆已成为香港首要的贸易伙伴，而在东亚地区，香港也已成为大陆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港币和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正逐渐形成，因此港币和人民币之间正在不断融合。
2、东盟国家货币区
东盟近年来经济趋同性越来越高，为区内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开始进行金融改革进程，重组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东盟国家意识到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是抵御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东盟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东盟正在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3日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大幅度降低关税(几乎所有的商品关税都降低到了0％－5％)。特别是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和相似，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更加容易。
3、日韩货币区
日本和韩国都是地区经济大国，地理位置接近。由于地缘优势以及它们分别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双方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1999年3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21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迈向21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WTO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展合作。2003年，两国正式开始建立双边FTA谈判并争取尽早完成实质性谈判。2004年，日韩两国贸易总额达664亿美元。
篇5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篇6
Keywords:CurrencyEssenceCreditorsrights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关于它的本质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如“金属货币论”、“货币名目论”和“一般等价物”理论。但从货币的起源、演变及交换者的角度来看，货币的本质应该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1.货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日常生活中，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满足他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生存和发展，各主体不得不用自己相对富余的资源，换回自己缺少而又必需的资源，即交换是主体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需要。然而交换的对象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了顺利实现交换，客观上就要求存在一种能够将世间万物按一定的标准（买方所需要或关注的因素：体积、重量、某种有效化学成分等）折合成同一种社会经济学量的量存在，使万物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个社会经济学量就是价值。货币就是用来量化、反映和记录这种价值的,如按美元计价、按黄金计价、按人民币计价等，具体即表现为价格。所以说，价值、价格、货币都是客观存在的，就象重量和千克、长度和米、电流和安培、电压和伏特等自然科学界的物理量一样，价值、价格和货币是社会经济学界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学量。
2.货币的本质是债权
人类社会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如1只羊换2把斧头等，但这种交换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时需要对方的物品时，交换才能实现。物物交换方式造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交换难以实现，交易者急需的物品难以及时换回，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此后逐渐产生了以羊、金、银、铜、纸币等充当交换的媒介，使世间的商品交易变得轻松、便捷。但不论用何种物品充当交换的媒介，交换时，卖方卖出商品的根本目的都不是为了直接消费交换媒介，而是想通过交换媒介的周转流通作用，最终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卖方卖出商品时，必然会要求买方留下相应的凭据，以划清相互间的风险、收益，确认相互间因物品转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原先的意识上有，到凭据化、书面化），以免以后发生不必要的纠纷。这个凭据便是交换的媒介。可见，交换媒介的本质属于债权。此后，当卖方再将这个凭据转让给他人，用以换取他人物品时，这个凭据便成了通常意义上讲的货币。所以说，货币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是买方开给卖方的表明商品所有权转移，确定和确认双方存在一定量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即货币的本质是债权，而充当货币的物品则属于可用于流通的债权凭证。
3.防伪性是选择和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根本原因
防伪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技术上，难以复制；②经济上，取得（制造或复制）的成本不低于它所代表的债权价值，或者是制造者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
防伪性对充当货币物品的选择及推动充当货币物品不断演变的列表分析。
技术防伪性经济防伪性优点缺点普通物品差差羊强较强寿命短，易损耗，维护成本高金、银强较强损耗小重，不便于携带铜币强一般重，易锈蚀损耗纸币较强差轻，便于携带易损毁电子货币较强差更轻便易损毁作为债权凭证的货币，买卖双方都很关心它的防伪性。防伪性的高低成了决定某种物品是否能成为货币的关键。
普通物品，由于它的防伪性太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货币。
羊具有很强的防伪性，但它的寿命有限，易损耗，且饲养、维护成本很高，所以它只能在科技水平比较低的年代暂时充当货币。
金、银的防伪性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高，又具有不易损耗、数量适中等优势，所以金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在充当货币。但由于他的经济防伪性（冶炼技术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在逐渐降低，防伪性变弱，加之其密度大，储量有限，不能被做成大面额的货币（因为按重量计价），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现在已逐渐被纸币代替，只作为一种储备性货币存在。
铜在一定历史阶段充当了货币，但它的经济防伪性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已变得一般，加之有密度大、储量大、易生锈等缺点，它的货币功能现在已基本丧失。
纸币：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纸币被制成了具有很强技术防伪性的物品；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伪造，使纸币又具有了很强的经济防伪性，加之其质地轻、便于携带、数量和金额易于掌控，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它逐渐成了现代货币舞台上的主角。
电子货币：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种具有与纸币防伪性相当，但质地更轻、制造成本更低、更便于携带和交换的电子货币开始出现，并有逐渐替代纸币的趋势。
篇7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绐终是货币政策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尤其是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年份，“单目标论”的法律在当时背景下容易通过。1997年以后中国进入负通货膨胀率，不仅理论上“单目标”与“多目标”之争仍在继续，而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这些目标有：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多目标约束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这可以从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银行分行长会议主报告看出。
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均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各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摇不定。但象中国这样明确要求货币政策实现多个目标还属少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二是多重目标之间能否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在西方货币理论中被称为“货币中性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最先提出货币中性论。弗里德曼（1963）认为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而无法影响真实产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由于公众理性预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产出和其他真实经济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证检验非常精确地拟合了产出、就业、消费及其他主要经济总量的实际方差和协方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货币作为产出波动的解释变量，其解释力度并不显著。展开的分析可见吴易风、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专著第193－199页。
尽管货币中性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结论，尤其在短期内，诸如价格和工资粘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货币波动能够影响产出，但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理论同样不主张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从短期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在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优。具体地说，当中央银行利用预料外的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后会丧失信誉(credibility），公众产生高通货膨胀预期，最终结果是产出恢复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社会福利发生了净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长期不成立，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货币理论太抽象，现实中有两个实例。一是如何评价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美国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实际上美联储1993年7月就放弃了M2调控目标，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是美联储每年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或贴现率），并且每年都有几次是不调整。很显然，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是高技术带动的，美联储的作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低物价基础和前瞻性信息，货币政策本身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日本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积极和扩张，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不振。这两个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实证分析和计算这种有限的贡献率更是难上加难，目前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当国际收支盈余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典型的“米德冲突”便出现了；简·丁柏根论证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蒙代尔则进一步提出了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论”。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证明了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则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中至多能同时达到两项。
综上所述，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是“要求过高”，它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货币政策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
二、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1999年11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0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26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29个月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年第4期）。如果仅从物价下降（单要素论）来看，通货紧缩已毋庸置疑。更麻烦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价格负增长幅度缩小或扭转的迹象，两年来克服通货紧缩的各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新世纪前两年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如果把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3％）与1999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图：经济增长率7％，税收和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净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储蓄存款、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均保持正常增长速度，个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正常增长。上述指标无论是横向国际比较还是本国时间序列比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价之外，不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投资和就业。问题究竟在哪里？近年来国内外分析通货紧缩的论文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仅以“内需不足”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货币是外生变量这一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前提，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所以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都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竟然没有对付通货紧缩的理论。经济现实总是与货币理论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玩笑。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货币供应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再看历史，才知道人类还没有以货币政策成功对付通货紧缩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美国和欧洲18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有人形象地将货币政策比喻为绳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经济过热，但却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此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微观解释，同时都认为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是个客观事实（吴易风、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对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不尽人意，另一方面是前两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消极等待通货紧缩自然消失更不是办法。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驾驭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与现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有关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一点，总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大有所为。因此，只要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就不得安宁。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行为。从基础货币的投放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行为、经济体制约束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目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分别为3542亿元、6182亿元和3764亿元，1998年比上年减少589亿元，1999年预计增加2000亿元。（戴相龙，1999）。
中央银行贷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经消失。从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2000亿元下降至4900亿元。特别是近年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银行贷款，每年是净还款。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其负债总额的6.3%。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也许是1994—1996年期间贷款太多了，1997年开始贷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后，几乎不需要增加再贷款。1998年净减少1000亿元，1999年净减少300亿元。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汇占款增速减缓，1998年仅为438.59亿元，1999年估计为900亿元。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动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容量较大，1999年末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国债和政策金融债券有1.05万亿元。1999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加政策性金融债券共7500万亿元，约占其总资产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银行1998年债券持有量仅增加702亿元。1999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1907亿元，占央行当年新增基础货币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减去外汇购入，债券购入量约为900亿元。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客观上形成了垄断。从1996-1998年，全社会贷款增量的68%是由这四家银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这四家银行的行为所左右。这种状况世界少见，在大国几乎没有。此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这四家银行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充分（寡头竞争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行动。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终作用到经济运行之中，取决于这四家银行如何运用自己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这里的关键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由此，在国债市场上可以压低价（利率）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不一定即时去寻找贷款客户，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贷款风险较大时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分支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更为奇特的是，我国存款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信誉不对称，公众认为，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就更需要央行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反而有一定紧缩效应。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利率调整可以越过信贷渠道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成本，并发挥信息作用。
因此看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诸多制度问题：如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
四、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投放计划和指令性的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5年以后，现金计划和贷款计划的作用明显无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还要定指标。
1996年中央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并宣布“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平均增长23%左右，M1年平均增长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17.32%、15.34%，1999年11月末M1增长率为16%，M2增长率为14%。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由此面临的挑战是：贷款指导性计划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没有用？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具有可测性、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相关性三个特点。但无论实际现金投放、实际贷款额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频繁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种偏离是顺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实践看，中央银行也难以纠正这种偏离。理论上对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争论很大，如果是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适宜作为中介目标。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性如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根据预定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倒推出来的货币增长目标，作为约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必须市场化，计划经济的时代已彻底结束，如何完成货币政策由计划手段向市场化手段的转变也构成对新世纪货币政策的重要挑战。
五、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
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八种，但真正能自主运用，并且有预定效果的工具却不多。
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合并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贷款总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真的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他们也可能增加购买国债，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备付金存款。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是一例。而且，目前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纪可用余地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债交易量小是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程度一致的：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没有把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自己流动性管理的场所，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又不能进入。至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考虑的是汇率目标，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998年再贴现余额仅332亿元。中央银行贷款在1993—1997年期间曾经是中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再贷款逐步归还。调控余地已经不大。1998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是12525亿元，比1997年末减少了2000亿元。其中给政策性银行的6754亿元几乎不可调控。
窗口指导或称“信贷政策”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央银行连续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外贸信贷的指导意见，文件下发不少，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性工具，也不是价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种道义劝说，是一个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从货币理论看，许多信贷政策手段，诸如允许房地产抵押贷款、助学金贷款、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股票抵押贷款等，实际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近几年使用最多，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筹资成本、推动个人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减轻企业财务负担2600亿元。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扶持，利率下调的结果往往是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存款人和银行收入减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难反映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贴水，利率结构也易于扭曲。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价负增长局面不改变，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信贷政策、中央银行贷款、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和政策性贷款（发债）计划这八项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银行还不能“自如”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而且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六、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
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或有规律变化的，由此才有可能为中央银行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某些技术支持。
谢平、俞乔(1996)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与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尽管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仍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货币乘数的可预测性及其精度就成为货币当局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总量的技术操作基础。
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中国学者提出了若干方法：一是将当期货币乘数与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货币乘数与13个月前货币乘数之差的函数。(一默、马明、1993)；二是先就货币乘数中各因素作经济计量分析，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总体模型(徐诺金，1989)；三是就决定货币乘数中有关各种因素，分别按其定义确定其值，然后代入货币乘数公式中计算。
尽管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从事后统计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数为1.15、1.17、1.30，M2的乘数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1、0.91、0.83，波动很大。下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不确定性强，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预测模型很难期望它在将来也有良好的预测表现。由此，对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额的事先预测和调控就相当困难
七、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因为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只要不是实行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其国内货币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美国近年来每次调息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利率变动。Levy和Halikias(1997)的实证研究发现：德国短期利率提高对法国长期利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国短期利率的影响。在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尽管未加入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一体化组织，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21世纪初至少有三个金融开放举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制度也将面临大的改革。金融业开放不仅使金融监管面临新课题，而且也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
假设十年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动会加强。如果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坚挺，那么货币当局只能被动地吞吐外汇，这样如何保持国内货币政策不受干扰便成为难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而且会影响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1997-1999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应付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样将来对亚洲金融市场还是影响很大。
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也会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中国也必然如此。中央银行如何根据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平衡好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是一个难题。
WTO尽管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协调和调解各缔约方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贸易，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劳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国加入WTO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外资银行的引入至少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两方面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如何尚难预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反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种难题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手段丰富的国家也出现过。
八、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现短期融资的货币市场，后出现长期融资的资本市场，中国则是先建立了证券市场，后完善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时至今日，货币市场仍发展滞后。
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股票市场评估企业价值，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中国更看重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国有企业上市意味着大量不需还本资金的流入。本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但把为国有企业筹资作为首要任务，势必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下，投资者短期行为盛行，最终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
难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有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任务，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顾及证券市场的反应，有时还出台一些“利好“来“培育”证券市场发展。例如，利率下调时，央行主动说要“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允许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等等。这些事情作为一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利用这些事情（信息）来影响股票市场就是另一回事了。货币理论一直告诫人们，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财富也有相当部分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基金上。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既不担心股东“用脚投票”也不担心会被兼并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关心的就是增资扩股又能“圈”多少钱。这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会使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都受到损害。九、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
1998年以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整顿和撤并。上述这些机构负债额巨大，且相当部分是对自然人负债（即吸收了个人存款）。因此，在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或市场退出时，各地纷纷向中央银行要求流动性支持，使央行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予贷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来，风险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和信贷扩张，有利于防范通货紧缩；如果不予支持，则一些金融机构或农村基金会出现挤兑，社会不安定，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很大。
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这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创造者的一项特殊功能，但这一职能本身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以缓解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这绝对是角色冲突，但在中国却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但是，此例一开，可能为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不少难题。
现在看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有多种方式：省政府通过地方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承诺在若干年后还款并付较低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央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贷款；其他紧急救助贷款。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贷款在金融机构清算过程中起了存款保险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这些钱以后，将来能偿还多少确实令人担心。
尽管在通货紧缩时期，由“最后贷款人”机制出去的资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不会有矛盾。但是从长期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看，还是有若干问题需引起重视：一是数量控制，如果数量过大，这些被动出去的央行贷款收回难，就没有反向调控作用，会对今后货币政策造成被动；二是不能成本（利率）过低，这些贷款期限很长，如果按现在利率水平把长期利率都锁在过低水平上，将来会引起很大套利行为，扰乱货币市场利率，于货币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时公布通过“最后贷款人”出去的资金，这实际与财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长远的制度健全，不能走关系，谁本事大谁得钱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员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让犯罪分子放水逃脱；六是最大的道德风险还在人民银行，一看出风险不可收拾了就给钱，人民银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监管。
如果以凯恩斯《通论》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起点，距今已有64年。在中国，从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统一的参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也许就是货币理论的魅力所在。上述九个方面的挑战还仅仅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也许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面。例如：网上金融交易将使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甚至使货币供应量指标毫无意义；将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能使本国央行职能消失，也就没有本国货币政策；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全球支付系统可能会开辟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交易；等等。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参考文献：
（1）、一默、马明：《我国货币乘数运行规律及预测公式》，《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5年第9期
（2）、徐诺金：《货币乘数：理论与实证》，《金融研究》1989年第10期
（3）、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2期
（4）、戴相龙主编：《中国货币政策报告：199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5）、吴易风、王建、方松英：《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
（6）、戴根有：《迎接债券市场新发展》，《金融时报》2000年1月5日，第12版
（7）、CoverJ.P.:AsymmetricEffectsofPositiveandNegativeMoneySupplyShock,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2,pp1261-82
（8）、FriedmanM.&SchwartzA.: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1960,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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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evyJ.&HalikiasI.:AspectsofTransmissionMechanismunderExchangeRateTargeting:TheCaseofFrance,IMFWorkingPaper,97/44
篇8
二、关于损益的确认
准则依据稳健的会计原则，将非货币易划分为同类和非同类交易，同类交易中以低价确认资产，尽量不确认收益；非同类交易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市价与帐面价值间差额确认损益。这样处理对于限制非货币易的发生、防止人为地虚增资产与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些问题：其一同类交易与非同类交易间区分标准容易被人为操纵，使得利润不实失去可比性；其二，如果同类交易不确认收益，那企业应不应该为此交纳所得税？准则中对于税的问题一采取满足纳税的要求，比如增值税，无论企业非货币易属于哪种类型，涉及的增值税都需按照交易的公允价值计缴，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中货物”等行为片收的税金，对非货币易征收增值税显然是将其视为销售活动，既然如此，就应按昭交易的公允价值与交换资产的帐面价值差额视同为销售利润征收所得税，那么，准则实际上把交换损益看作“永久性差异”。诚然，会计与税法间允许存在这类差异，然而，笔者倾向于尽量减少该种差异，因为这显然会使实际工作变得复杂化。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所有非货币易都可视同销售确认损益，在住处披露中把这部分损益予以单独列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使实际操作工作变得简洁，同时损益的计算也有一个统一标准，增强可比性。
三、关于资产价值确认
篇9
（一）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减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只有与最终目标保持直接、稳定的关系，才能成为判断最终目标变化及其趋势的依据。而从我国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关系来看，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就业的相关性不强，尤其是2000年以来相关性下降的趋势愈加明显。通过对1996年到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1996年到1999年，M1、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6和0.19，2000年后均下降到0.1以下，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相关。1996年到1999年，M1、M2增长率与物价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8和0.99，但2000年后急剧下降到0.2以下，表明200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直接关系正在逐步偏离。货币供应量与就业率的相关度也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货币供应量总体上不能有效反映并影响国民经济的变动，即使货币供应量目标得以实现，也无法有效作用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二）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必须能在短时间内接受操作工具的影响，并按货币政策设定的方向和力度发生变化。然而，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来看，由于货币供应量存在内生性，中央银行对其进行控制的效力较弱，而且近几年受政策导向、公众预期及金融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公众的持币意愿发生了较大波动，货币乘数很不稳定，操作工具难以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调整。
（三）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存在问题。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并能迅速给中央银行提供准确的资料数据。就我国而言，一方面金融创新使货币供应量的内涵和外延日趋模糊。如某些理财产品既具有活期存款的流动性，又具有定期存款的收益性，若不将其计入货币供应量不合理，因为它确实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若将其计入货币供应量，则既可计入狭义货币M1，又可计入广义货币M2，这种不确定性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准确测定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众多且不易控制，造成局部货币供应量规模测度困难，中央银行分支行难以掌握辖区内的货币供应量，无法通过货币供应量了解货币政策在辖区内的实施情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局部范围内失效。
由于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控性和可测性均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效力弱化，货币供应量的实际增长率与每年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长率出现较大偏差。1996年到2004年9年间，M1、M2的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偏离度各有3年达到20%以上，其中1998年M1的偏离度达到了30%，2002年M2的偏离度达到29.23%.由此可见，货币供应量效力弱化，已不适合作为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效力弱化的理论根源探析
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基于货币学派的货币数量论。货币学派提出货币数量论时，做过几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但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不具备这些前提，这是货币供应量效力弱化的根本原因。
货币数量论前提假设之一：货币供应量是独立的外生变量，不受经济体内其他变量的干扰。但是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有明显的内生性，中央银行无法有效对其进行控制。如为了拯救因坏账累积而运转不良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先是出资购买17000亿元的不良债权，后又注资充实国有银行资本；而为了救助农村信用社，中央银行也被迫投入上千亿资金实施“花钱买机制”的改革，这些举措都相当于投放基础货币；又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的，我国房产等实物产品不断货币化也造成了大量额外的货币供应；另外，由于中央银行难以控制货币乘数的大小，更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是导致货币供应量内生性的重要因素，2006年上半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高达1万亿元。
货币数量论假设前提之二：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流动性偏好等制度因素决定的，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没有明显关系。而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对货币流通速度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近几年来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发展，货币替代品层出不穷，使货币供应量的外延更加广泛，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货币数量论假设前提之三：商品交易量取决于劳动力、生产技术水平等供给方因素。而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现象较为突出，商品交易量主要由国内总需求和出口等需求方因素来决定，这是造成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效力弱化的又一原因。
同时，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能够反映经济周期的变化，即货币供应量增加表明经济处于增长阶段，减少则表明经济衰退。而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对经济体流动性的一种测量指标，具有内生性，会在经济拐点发出完全相反的政策信号。当经济由繁荣进入衰退时，不确定性增大，公众的流动性偏好增强，将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果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则会得出经济繁荣的错误信号，导致货币政策决策失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曾指出，1929年大萧条时，美联储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加快而错误地收缩了市场流动性，结果导致了大范围的金融恐慌。
由于不具备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前提，因而我国货币供应量不适合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中介目标，必须寻找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情况的新的中介目标。
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不成熟
在寻找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发达国家经常采用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但是通过对这两个目标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还不成熟。
（一）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政策延伸。但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利率形成机制决定了凯恩斯理论的假设前提在我国不成立。
凯恩斯理论假设前提之一：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政府支出是对总需求的调整变量也可忽略，因而国民收入由消费和投资决定。而近年来我国的净出口出现平稳上升势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其占总需求的比重非但不能忽略，还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
凯恩斯理论假设前提之二：利率是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富有弹性。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不高，利率管制造成货币市场利率无法与金融机构和公众形成关联机制，难以影响整体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不能准确反映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从而造成消费和信贷对利率不敏感，利率不能充分发挥对消费和投资的激励或抑制作用。
凯恩斯理论进一步将以上假设延伸，认为中央银行完全能够调控利率。其他经济学家就此提出了异议。弗里德曼指出，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利率下降，当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投资和产出增加。随着产出和就业增加，收入相应提高，进而推动物价上涨，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增加资金需求，又导致利率回升。因此，利率是经济体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无法有效地控制利率。
另外，我国还没有作为一般资金价格的完整统一的基准收益率曲线，Shibor作为基准利率的雏形，其形成机制尚不完善，对其他市场利率，特别是商业银行利率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将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不成熟。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在特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对货币政策目标做出的取舍选择。它放弃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其作用机理是基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之间的稳定关系，而且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物价水平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而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资源、资金等价格尚未完全放开，不同价格指标的变动趋势也存在不一致现象，因此，要在短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不太现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公开表示，选择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考察在何种特定条件下，货币机制和货币政策能产生效能，而对于兼具新兴经济和转轨经济特点的中国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等成熟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机制是不合适的。四、汇率是现阶段开放经济下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
在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通货膨胀目标都不适合作为最主要的中介目标的情况下，要重新界定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及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具体要求。
（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来看，在“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已成为核心目标。
我国目前处于外向型经济主导阶段，对外贸易对我国就业、价格和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首先，贸易部门，特别是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创造了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增量就业机会。据测算，每出口1亿元的工业品可为1.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按2005年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估算，我国加工贸易可为近5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其次，对外贸易能够引起国内价格的波动。进口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会直接影响国内厂商的成本；而国内产能过剩又增大了出口压力，如果出口急剧萎缩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第三，国际贸易对经济的贡献率迅速上升，2005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63.86%，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8%，较2004年上涨了323%.由此可见，对外贸易已成为增加总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国际收支是直接反映对外贸易总额变化的目标，因此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就成为影响就业、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应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放在突出位置，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收支平衡已成为四大目标中的核心目标。
（二）汇率是与国际收支直接相关、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变化情况及趋势的经济变量。国际收支动态平衡成为宏观调控核心目标，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中介目标必须与国际收支密切相关，并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的变化。在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中，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水平和汇率等都能够影响国际收支的变动，但其作用机制和效果截然不同：
1.货币供应量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是基于约翰逊的货币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和货币需求量的差额决定了国际收支，而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可以控制这一差额。这一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因为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内生性，货币需求量受多种因素干扰也不易控制。
2.利率对国际收支发生作用的前提是利率能够完全反映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利率上升会使本币升值，资本流入增加，出口减少；反之则反是。但我国利率的非市场化制约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资本流动没有完全放开也从制度上削弱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向的作用。因此，利率无法按照政策意图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
3.物价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是根据克鲁格曼的预期理论，即物价上涨会使公众产生贬值预期，导致外汇储备流失和国际收支恶化。但经过对2001年来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制度性改革、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等引起国际收支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并未带来国际收支顺差的逆转，而是形成了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状况。在我国现阶段，国内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不明显。
4.汇率发生趋势性变动势必影响国际收支，这是由于国际收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和资本品的价格，而汇率变动又会对贸易和资本品价格产生直接的影响。通过对1994年至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国际收支季度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见下表），1997年之前，汇率与国际收支相关度很低；随着1996年底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利用外资环境得以改善，汇率与国际收支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进入2000年后汇率与国际收支的关系更加密切，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8.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利率和物价水平与国际收支变动的联系有限，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它们都是直接与汇率发生联系，进而影响国际收支。汇率是唯一与国际收支直接相关、能够迅速反映国际收支变化情况及趋势的政策变量，因而适宜作为我国现阶段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三）汇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通货膨胀相比，更适合货币政策实施的要求，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合理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1.与货币供应量相比，汇率在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和可控性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首先，汇率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从而间接影响价格、就业和经济增长，因而汇率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其次，国际收支尽管会影响汇率，但这种影响是中央银行可以预见并能够通过对经济指标的调节进行控制的，而国际收支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却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不可控性。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理论上会影响汇率，但是目前我国的价格机制还不完善，经济主体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不灵敏，价格的变化基本上不会影响汇率；而我国利率水平低于其他国家，理论上应导致资本流出，本币贬值，但由于我国对QDII实行管制，所以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不大。因此可以说，汇率是最具外生性的政策变量。
2.与利率目标相比，汇率发生作用的机制对我国现阶段而言更加现实。利率目标要求有成熟的基准收益率、基准利率和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而汇率的目标区间更容易确定，汇率目标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要求又恰恰符合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
3.与通货膨胀目标相比，汇率目标不要求中央银行有较强的独立性，相反，越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差的国家，汇率中介目标对经济的促进越明显。独立性差的中央银行采用汇率中介目标，使本国货币区间盯住或直接盯住强国货币，可以依赖强国经济的稳定性，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大量的外汇占款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削弱了中央银行的控制效力；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削弱了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抑制投资的政策实施效果。外向型经济主导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差，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汇率中介目标能够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4.汇率目标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合理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了汇率浮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中央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中央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同时，中央银行通过对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外汇交易收盘价的掌握，对汇率的浮动进行管理。因此，以汇率作为主要的中介目标有利于中央银行及其分支行及时、准确地观察辖区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并运用各种操作工具对其进行调控，使汇率在合理区间内浮动，保持其变动幅度的相对稳定。
（四）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符合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的发展战略。近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处于被动局面，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升级、出口突发性减少等情况使得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将陷入低迷状态。而且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形成价格优势，以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出口结构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必须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扩大内需，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转变出口产品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才能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对国际收支规模和贸易结构进行调控，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
汇率可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影响国际收支的规模。汇率影响经常项目主要表现在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国际收支发生变化。但是对加工贸易而言，汇率还能影响其生产成本。如果汇率上升，出口价格上升；但同时生产成本中用于进口的费用减少，总成本下降，厂商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汇率对加工贸易的调节作用较一般贸易要小。汇率变动对进口的影响是直接而且明显的，人民币汇率越高，进口商品价格就越低，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进口数量。因此，汇率中介目标对经常项目调控可以着力于一般贸易平衡和进口增加。资本项目方面，当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时，会吸引国外短期资本流入，反之则导致资本流出。
汇率中介目标还可以促进贸易结构的调整。不同的出口产品，其生产成本中进口要素的投入不同。如汇率上升时，生产成本中进口要素越多，成本下降越明显，利润水平受影响越小。这种状况持续下去，资源就会流向进口投入多的部门，一方面促进了进口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贸易结构。因此，以汇率为中介目标，通过调整生产成本和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在扩大进口的同时，淘汰那些依靠资源的高消耗生产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企业，符合我国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向的发展战略。
（五）以汇率为主要中介目标，符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纵观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发展历史，英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在其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都曾实行汇率目标制。这一特殊阶段的首要特征就是经济开放程度高。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迅速增长，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为缓解贸易摩擦，日本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控制货币供应量转为稳定汇率，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征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十分相似，采取汇率目标制应是有效的。而且，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来直接调控经济，而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变量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从而造就了近10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伯南克近期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也指出，中国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用以买入美元，就是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
篇10
（一）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影响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1.在市场货币供求均衡或货币供应量小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打破市场供求的平衡，加剧市场的不平衡，导致货币供应紧张，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物价跌落，经济停滞，即通货紧缩现象。这对保险市场非常不利表现为：首先，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个人对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应减少。从企业投保需求来看，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不足，使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被淘汰出局，生产经营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不足，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利润下滑，许多企业因此发生不同程度的支付困难和偿付困难。为了节约费用开支、降低成本，企业一般会选择自保或其他转移风险的方式，尽可能扩大自担风险的限额，减少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因此通货紧缩使保险投保人的投保愿望、投保能力、投保需求降低。其次，紧缩性货币政策使保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降低。一方面由于保险市场有效需求减少，市场规模的偏小，保险市场的竞争显得尤为激烈，为了拓展市场，开拓新业务，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降低费率，加大业务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将是许多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将影响他们的承保利润；另一方面，通货紧缩，资本市场萎缩，减少了保险资金投资运用的机会，增大投资风险，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保险公司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二者的减少必然降低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削弱其偿付能力。
2.在市场货币供求平衡或货币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如果运用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货币供应超过市场对其需要的量，过多的货币投入将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这对保险市场发展仍然不利。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保单保值和增值能力下降，保险的预期保障程度降低，使人们投保的积极性大受影响，表现为退保的大量增加，保单继续率下降和新业务发展困难。同时，在费率缺乏弹性的条件下，由于保单实际赔付率（或给付率）小于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而投保人所交的费率却是按名义赔付率（或给付率）来确定的。这样实际上是减轻了保险人的实际经济责任，损害了投保人的经济权益，保险人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状态会使保险公司获利丰厚，并诱使更多的资本、机构和其它稀缺资源挤进保险供给行列，导致保险市场供过于求，引起市场的失衡。
（二）恰当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险政策作用的发挥
在市场货币供大于求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减少通货膨胀；反之，在市场货币供给小于需求时，则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正确运用可使社会经济走向健康之道，并消除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对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保险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保险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保险政策的正确与否将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正确的保险政策可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而不合理的保险政策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例如在通货紧缩时期，国家一般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研制开发新产品，降低产品成本，生产价廉物美，适应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提供风险保障，鼓励新兴产业发展。（2）通过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保险业务，为商业银行开办个人消费信贷业务解除后顾之忧，以增大个人消费信贷规模，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3）通过开办各种个人保险业务，为社会公众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身风险提供经济保障，解除顾虑，激发其消费欲望。（4）扩大保险资金直接运用规模，调整资金运用方向借以影响公开市场业务，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又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过度膨胀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可：（1）通过开办各种财产保险业务，为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社会商品供给能力，实现社会商品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均衡。（2）增加保险商品供应，提高服务质量，刺激保险需求，推迟居民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改变储蓄和消费的比例。（3）缩小保险资金直接运用的比例，增加国债或银行存款规模，以控制信贷规模。
可见，通过保险活动一方面可鼓励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或控制社会产品总量；另一方面又影响货币供应量，刺激或抑制社会需求，双管齐下，有利于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而稳定货币。当然，如果保险政策运用不适，则会抑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三、近几年我国的利率政策及其对保险市场的影响
在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为了抑制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控过程中，国家将利率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自1996年5月第一次降息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中已连续8次降息，扩张性利率政策的频繁出台，利率的连续下调对我国保险市场（特别是寿险市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动摇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度，使投保人的投保意愿下降
连续下调利率，迫使以银行利率作为保费计算基础的我国寿险公司不得不随之频繁调整寿险保费的预定利率（如下表），不断上调保险费率，这有违费率应相对稳定的原则，社会公众对此感到无所是从，难以接受，从而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信任。同时，由于我国的寿险产品储蓄性过强，保险宣传不当，公众保险意识尚欠成熟，使许多人买保险时总是将目光紧盯住资金回报率，单纯地将费率与银行利率相对比，因此，费率的不断上调必然会影响到投保人的投保意愿，近一两年储蓄性险种销售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二）对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造成极大的冲击，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利率的调整一方面影响着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另一方面每一次利率的调整也形成了高利率保单热销的景况，使我国保险业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境地。
1.利率调整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影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受《保险法》规定的限制，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和国务院批准的其它方式。1998年10月保险资金允许进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保险资金获准通过买卖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由于国债市场、债券市场容量有限，进入证券市场方式以及其它资金运用渠道的限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大约为30%～50%）存放于银行。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收益主要由银行存款利息、债券收益和证券投资收益构成。前二者收益直接与银行利息挂钩，后者的收益也间接地与银行利息发生联系，这是因为股市的波动与经济的增长率和利率的变化息息相关。由于银行利率的连续下调，使我国寿险公司的损失达280亿人民币。因此，银行利率的下调，对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的影响极大。保险资金运用收益难以弥补前些年较高预定利率险种所带来的巨额利差损。
2.利率的调整使我国寿险步入严重的“利差倒挂”的境地。由于我国保险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不注重效率，盲目追求保费收入的问题，使得各保险分支机构将其保费收入最大化作为其利益的唯一硬约束。此外，由于银行利率下调与保险预定利率下调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每一次银行利率的下调都大大地刺激了寿险需求，形成了公众购买保险的热潮，各保险公司以此为契机，大量销售高利率保单拓展业务，带来保险公司业务的高峰，其结果是寿险公司积累大量的利差损失，形成严重的“利差倒挂”，极大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给付能力，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
扩张性利率政策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显著的，但它对我国保险市场也有着促进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利率不断下调，保单预定利率也随之下调，促使保险公司从以往的以高预定利率保单为主的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而转向产品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进而促使保险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2）利率的下调迫使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战略，放弃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模式，转向通过调整险种结构、控制经营成本、提高资产质量等来缓解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对我国保险市场建设，保险业的稳健经营有着直接的制约、促进和破坏作用。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险政策，消除利率政策变动对我国保险市场的不利影响，是我国保险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韦生琼。人身保险[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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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估是指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方法、参数和条例等，从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出发，由有关部门站在项目的起点，应用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拟建投资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条件、生产条件、产品市场需求、工程技术、财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并就该项目是否可行提出相应职业判断的一项工作。项目评估是投资决策的依据、项目实施的前提，是建设程序和决策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1.2我国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的现状
我国项目评估方法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1983年中国投资银行推出了《工业贷款项目评估手册》，对项目评估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在我国起到了极好的探索与示范作用。进人新世纪，风险投资在我国己经引起广泛重视，许多院校都做过相关的课题研究。同时。学术界对项目评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探讨，还有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指标及投资风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学者对风险投资评估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初步的探索阶段，他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运营特点，但对微观层面的问题涉及不多。同时国内的风险投资在实践中还处于起步中，目前的主力是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公司，存在的问题在项目选择评估中比较侧重于项耳的技术先进性。忽视了其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性，缺乏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大多数投资公司基本上是站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来评估项目，进行项目的投资，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估缺乏深入量化研究。与国外风险评估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的内容
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以企业利润最大为目标，一般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机会成本、边际效益和投人产出效果等因素，从动态的角度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价。
2.1财务评估的基本目标
风险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估主要是考察项目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和外汇平衡能力，因此，财务评估的目标也就是这三项。盈利能力是反映项目财务效益大小的主要标志。项目的盈利能力主要是指建成投产后所产生的利润和税金等。在项目财务评估中，应当考察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是否有盈利，盈利能力又有多大。是否可以满足项目可行的标准。清偿能力目标主要是指项目自身能够偿还建设投资借款和清偿债务的能力。而外汇平衡目标是指对于产品出口创汇等涉及外汇收支的项目，还应该编制外汇平衡表，把项目的外汇平衡作为财务效益分析的一个目标。2.2财务评估的程序
2.2.1财务数据的估算
进行项目财务评估首先要求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数据进行分析审查，然后与评估人员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如果必要，可以重新进行估算。因此。财务评估工作也要对项目总投资、产品成本费用等基础效据进行估算。
2.2.2编制财务效益分析基本报表
在项目评估中，财务效益分析基本报表是在辅助评价报表基础上分析填列的，集中反映项目盈利能力、清偿能力和财务外汇平衡的主要报表的统称，主要包括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资产负债表及外汇平衡表。在项目评估时，不仅要审查基本报表的格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而且还要审查所填列的数据是否准确。如果格式不符合要求或者数据不准确，则要根据评估人员所估算的财务数据重新编制表格。
2.2.3分析财务效益指标
财务效益指标包括反映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和反映项目清偿能力的指标。反映项日盈利能力的指标包括静态指标(如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资本金利润率、资本金净利润和投资回收期等)和动态指标(如财务内部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和动态投资回收期等)；反映项目清偿能力的指标包括借款偿还期、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对财务效益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估，一是要审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I二是要审查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如果计算方法不正确或者计算结果有误差，则需要重新计算。
2.2.4提出财务效益分析结论
将计算出的有关指标值与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基准值。或与经验标准、历史标准、目标标准等加以比较。并从财务的角度提出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
2.3财务评估的基本方法
当前财务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为静态分析法，其对投资项日进行经济分析时，不考虑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对方案进行粗略的评价，这种方法计算比较简单，在实践中也比较实用。
2.3.1投资利润率法
投资利润率是反映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它是指投资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一个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与投资项目总投资额的比率，计算公式为：投资利润率=年税后利润／总投资×100％
其中，年利润总额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也可以计算出生产期平均年利润总额，就是用生产期利润总额之和除以生产期。二者之间的选择，要根据项目的生产期长短和年利润总额波动的大小而定。如果项目属于短期项目，生产期比较短，并且各年的利润总额变化较大的话，一般选择生产期的平均年利润总额：如果项目的生产期比较长，年利润总额在生产期这年内也没有较大的变化，那么就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投资利润率同样要与规定的行业标准投资利润率或行业的平均投资利润率进行比较，以低于相应的标准为准。
2.3.2投资利税率法
投资利税率是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的一个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与项目总投资之比，公式为：投资利税率=年利税总额／总投资×100％
公式中的年利税总额，可以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与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也可以选择生产期平均的年利润总额与销售税金及附加之和。和投资利润率相似，要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应该依据项目生产期长短和利税之和变化程度的大小。计算出的投资利税率同样要与规定的行业标准投资利税率或者行业的平均投资利税率进行比较，如果计算出的投资利税率大于相应的标准，那么认为项目是可行的。
2.3.3资本金利润率法
它是项目年利润总额与项目资木金之比，资本金利润率的公式为：资本金利澜率=年利润总额／资本金×100％
而其中的年利润总额也同样有两种选择：正常生产年份的年利润总额和生产期平均年利润总额。选择的方法和其他指标相同。其中的资本金是项目的全部注册资本金。计算出的资本金利润率与行业平均资本金利润率或投资者要求的资本金利润率进行比较，大于相应的要求，认为项目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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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3）“轻徭薄赋”，稳定宏观税率
为保证财政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保持目前宏观税率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开拓才能有利地支撑税收的增加。同时，继续清理乱收费现象和推进费税改革，减轻企业与居民负担，支持经济增长。
4）社会保障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举
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还是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支持消费的快速增长。扩大消费的唯一方式是将居民储蓄变为当期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政府机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改革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采取诸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实行这一政策，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当前刺激内需的重点尤其要放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上。同时，在供给方面，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发挥财政、信贷乃至民间资金“投资”带动“投劳”的作用，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
5）将刺激内需和外需结合起来
篇13
1994年我国进行了汇制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并轨运行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实现可兑换。自此，我国的外汇管理也形成了半开放格局，即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仍实行汇兑管制。根据权威人士评估，就资本项目汇兑程度方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纵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目前我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项门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二、货币政策运行的经济结构环境
以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我同现阶段的经济，笔者认为以外汇资金的可得能力为标准，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典型的二部门经济：涉外部门和非涉外部门。这里的涉外部门既包括对外贸易领域也包括部分非贸易但已对外开放投资的领域。这些部门可以通过实物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获取外汇资金，也可以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方式获取外汇资金。而非涉外领域则是那些尚未获得外国投资又走内向型发展道路的经济部门。比较两部门经济发展中对资金的筹措能力，涉外部门无疑比非涉外部门多了一条外汇资金的渠道。正是这一资金筹措能力上的不同，在当前外汇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国的涉外部门得到了保护性的发展优势，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开放的格局。
三、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
经典的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传导的流程图，其作用的方向是自左向右并具有不可逆性，隐含的—个前提假设是货币供应是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引导一些相关的中间变量(如利率、资产价格)，继而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及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产出。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货币政策在外汇领域的传导机制扩展为以下图式：
MOrAeXM(NX)ADY(1)
(1)式的文字含义为货币供应量MO(由央行控制)的增减，会导致本币利率r降或升，形成的本外币利差引发套利行为A，进而导致本币汇率e的下降(本币贬值)或—上升(升值)，从而影响出口X、进口M和净出口NX，由此带动总需求AD和总产出Y的变化。但如果汇率是固定的，则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将发生方向性变异，如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等其它途径来影响进出口和总产出。我国目前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涉外部门的经济活动不受汇率波动的调节，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扩张还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内生忭的需求。因此，可将上述传导流程式(1)改写为：
MOrAe(Stable)MO……(2)
从(2)式可以看出整个传导流程不再是自左向右不可逆的，相反从纯货币运动来看是—个可逆乃至循环的流程，从而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干扰。
为了保持总量的稳定，央行需要采用对冲手段来回笼多余流动性，为达到操作效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象只能是包括对外部门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在涉外部门存在可逆性，而其他部门传递机制相对有效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两大部门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表现为涉外部门少受或不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而其他部门较多地承受了紧缩政策的影响。
四、货币政策外汇传导惯性下的二部门经济结构
从企业层面看，外向型企业只要有出口定单就可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相比较其他内向型企业而言，后者可能会遭遇信贷配给或紧缩时期的可得信贷资金限制)。企业出口收汇后即可将所得外汇卖给银行(银行结汇)获得人民币。同样地，企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款及随后的境外借入款均能以合理的理由获批结汇成人民币。因此，如果国内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只要有渠道从境外获取外币资金就可予以避开。所有的外币资金都可以在进入产业领域(实体经济)后以合法的理由结汇成人民币，构成对货币供应的内生需求，且这种需求具有强约束性。同样地，当出现高于境内的境外获利机会时，涉外部门也可较容易地将人民币资金转换成外汇流出境外逐利。
从中央银行层面看，来自外汇的货币投放扩张性需求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原则下不得不给予满足(由银行结售汇制度下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运作机制所决定)。为了保持总量稳定，中央银行采取在公开市场卖出国债、发行央行票据或提高准备金率锁定部分银行资金等于段来对冲或回收基础货币。但是，借助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安排，涉外领域资金的可获得性要大大高于其他部门；而央行对冲手段实施对象却是无歧视的，即央行为回收流动性而从市场上抽取的基础货币相对平均，并不专门针对涉外领域。因此，基础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渠道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
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结售汇业务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有着中央银行的“保证”，并在结汇的同时兑付给了客户；而央行回收流动性时却是无针对性的。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边是通过结售汇渠道已经给涉外企业兑付了资金，另一边是中央银行以一定价格条件开㈩的资金回收条件(央行为了确保回收成功开出的条件是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有时可能是行政性的强制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要配合央行的这种回收就要减少可贷资金的数量，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资金运作的紧张继而收紧贷款活动，对非涉外领域的部门采取信贷配给等紧缩性措施。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是导致我国涉外领域发展迅速而非涉外领域发展滞后，沿海开放地区发展迅速而内陆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客观上它确保了经济中涉外部门的资金需求。应该说，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与我国坚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银行结售汇制度以及稳定汇率的政策导向安排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度的政策框架下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本币资金保障。
据此，笔者将式(2)扩展为：MOrAe(Stable)MO外向型领域扩张(3)
这里的含义是无论货币供应是扩张还是紧缩，外向型经济领域始终能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的保护下得到发展，且这种保护效应还从国际可贸易商品的领域扩展到了所有外资进入的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同经历的这一经济周期来看，这种保护效应还刺激了跨园投机行为。
下面一组数据的比较也许能说明以上的观点：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境外的贡献即净出口(NX)占比为2.30%(2002年)和1.78%(2003年)，而同期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我国“流通中现金”来源中“国外净资产”占比却达50.24%(2002年)和57.84%(2003年)。虽然两者的概念内涵不完全一致，—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但从后者的增长率上也可看出央行新增加的“国外净资产”规模远远超过净出口增加额。
表1以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再以中同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银行概览统计中资产方面的“国外净资产”与“国内信贷”的两项季环比增长数据来看，“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大多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
表3数据显示尽管“国外净资产”的绝对数远不如“国内信贷数据”，但由于“国外净资产”投放的人民币均为高能的基础货币，进入经济领域后的倍数扩张能力远高于同内信贷部分，因此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容小觑。此外，“国外净资产”增长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也说明了这几年涉外领域获得的资金比非涉外领域要多，而且“国内信贷”也会有相当数量投向涉外部门。
五、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上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也在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只是国内问题，它受到了广泛的全球性的关注。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已上升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庄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亚洲国家尽快走出了危机困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外汇制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从1981年到2003年的23年内，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833.55%；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年度规模增长了8260.94%。然而，涉外部门的异常繁荣发展带来的经济瓶颈现象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能源供应问题以及对外依存度偏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并引起了各方注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我国面临进—步开放的经济格局，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应对全面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挑战以及外部冲击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统筹协调外汇、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逐步改变一以惯之的偏重涉外部门的政策取向，实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培育和发展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建议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