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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改革方向确定之后,“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转型之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贺强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按照央行预定的工作时间表,2006年政策性银行将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的“个性化”改革方案均已完成,并由央行上报到了国务院。
政策性银行要“变脸”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对其职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之后,3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了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据介绍,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承担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柱产业重大项目的长期融资;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是农副产品收购贷款;而进出口银行的成立则是搭了前两家的顺风车—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进出口贸易中机械设备贸易还只是少量。
而目前,国内对资本利用的手段和技术都与以往有天壤之别,中长期商业性资金已经能够较容易较安全地进入过去需要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机电产品领域。因此有专家认为,国内政策性银行市场化经营的条件业已成熟。
据公开资料显示,10年前,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只有31.4%,而到2005年,我国机械装备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例达到55.6%。出口竞争能力加强,要求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除了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政策性银行自身多年来累积形成的不良资产,也令其难以再按既有的模式负重前行。
“政策性银行现在的坏账不比商业银行少。”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说,政策性银行成立之初,只是为了完成政府所需要的项目,并没有考虑资产质量,以及是否需要足够的资本金,是否要像商业银行一样管理等问题。但运作了几年后,这些问题都凸现出来了。
对于政策性银行的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说法并不统一。如有学者和媒体估计,进出口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在百亿元人民币左右,农发行不良贷款的规模更大,约有数千亿元,而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较低,但相当部分是10年以上的长期贷款,短期风险难以显现。新方案猜想
根据央行的规划,政策性银行将尽快转变为有竞争力的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但“一行一策”的改革方案对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国经济周刊》曾致电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新闻处询问,得到的都是“还没有具体方案消息”的答复。
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日前撰文指出,3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的初步设计系由中央银行研究局人员参与,在行长周小川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他认为,尽管3家政策性银行在功能定位、业务范围、产品服务、资产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改革方案也将采取所谓的“一行一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面临的改革内容和目标却有相当多的共通之处。
他举例称,所有者权益比率及资本充足率过低的问题在3家政策性银行中普遍存在。因此,新方案必定要包括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本金补足机制方面的内容。
从中国目前状况来说,既然确定了“纯国有血统”不变,那么,资本金的补充只能由财政注资、汇金公司注资以及在国内外市场发债券这三个渠道来完成。
另外,既然开发性银行在功能上兼具政策、商业双重特性,那么,开发性银行在财务管理和考核上也理应采取分账管理方式。分别设立指令性账户和指导性账户可能为一种解决办法。
其中,指令性账户用于记录和反映完成国家政策性任务目标的资金、财务状况,指导性账户则用来记录和反映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战略所从事的各项自营性、开发性项目的资金与财务信息。而一旦设立了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类账户,3家开发性银行的资金来源、运用、风险管理、监管主体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新的变化。
“变脸”难题
“3家银行要转向开发性金融,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缺少法律支撑,监管部门正常的监管也缺乏相应的依据。”北京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健不无担忧地表示,由于部门利益冲突,争议近三年之久的《政策性银行管理条例》草案到目前还无法顺利通过,这样会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如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界定无法律依据等。
国务院研究与发展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对于“商业性”与“政策性”的划分,无论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希望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这样才能各司其责,各安其位,如果不从法律上加以明确的话,规划再好也会出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就政策性银行转型定位,央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采用分账管理,设立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国家账户专司政策性业务;银行账户则统筹《商业银行法》允许开展的所有业务,不享受政策优惠。
“但是,参与方案设计的财政部更强调政策性。如果几大部门不能达成一致,转型工作就很被动。”上述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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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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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银行业发展的动力。银行业竞争力的体现集中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是否发育良好,运作是否国际化和一体化。中国银行业经历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完全垄断,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兴起的过程,金融市场结构不断演变,竞争程度日渐提高。特别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近年来的长足发展,以及从业人员的金融风险意识的加强,为提升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但与世界上的主要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在资本金充足率、盈利能力、不良资产率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银行的综合竞争力总体上还不强.其主要表现为:
1.目前我国银行业纷纷上市,但由于受以往国家所有制的影响,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完善的独立董事会制度,从而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董事会制度为企业提供长远目标和战略方向;监督公司绩效(包括战略和其实施);和监督公司行政领导的任免,评估管理绩效。这造成了银行的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2.我国的主要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省级层面上享有相当大的自,其决策往往带有浓重的省级政府政策而非以市场为主导,而总行亦无法直接掌握它们的日常业务,严重削弱了总行的领导地位,从而不能有效地保证整个银行为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及方案而努力。
3.一些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和一些地方性的银行业务易受政府影响。出于维护地方性或国有企业的利益的目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对银行的贷款、信贷政策进行干预,使其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这也加大了银行的风险。使其不能对贷款风险进行很好的控制。
4.不能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缺乏良好的人才激励和制约机制。许多银行都存在着以下问题:(1)以员工资历(和其他不透明的因素)而不是以能力来确定报酬和事业发展机会的体制;(2)不完善的绩效管理(绩效的评核、奖励措施、和对员工明确的期望和指标)(3)五大人力资源管理程序(业务规划、要求定义、人员招聘、绩效管理和员工发展)相脱节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使我国银行业在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竞争力大大下降。
5.不能为客户尤其是一些“黄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发展细分服务的能力不强。有效地革新、开发和推广产品的细分服务能力,是提高银行竞争力的又一个关键的因素。有数据显示,在中国10%的大客户提供大约60%的银行利润。而约有10%-20%或更多的银行账户,许多只有不到100元人民币的余额,这就导致了银行资源的浪费和占用。目前我国银行业在这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不能根据客户的特点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如为有利可图的客户群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不盈利的客户群提供更合乎经济效益的服务(如把低价值客户转移到电子服务渠道);不能进行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不能通过产品组合优化改善客户群回报率以及不能通过有效的交叉销售,拓展产品使用程度以保留高价值客户。
6.大多数银行未能建立起巩固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文化。不良资产问题是制约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业相比较,普遍存在不良资产率过高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银行竞争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大多数银行中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的机制和风险管理的制度,以及未能在银行内部培养起员工对风险回报理解的文化。
7.许多银行存在着运营成本过高的问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利润或总利润与国外大银行相比差距甚大。要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必须削减成本。我国银行业的分支机构较多,许多营业网点的经营状况不善,从而形成了高额的成本支出。另外,管理人员对成本控制随意偶然的行为也导致了高成本的产生。还有,对一些IT项目如金卡工程的管理不善使得资源大量浪费也造成了大量的成本支出。
8.我国银行普遍存在员工尤其是一些一线服务人员素质较低,服务态度较差的问题。与国外的银行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与我国银行缺乏对员工职业道德的培训和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关。
二、提升我国上市银行综合竞争力的对策分析:
根据目前的现状,预计在金融领域开放后的2-5年中,随着各项减让措施的逐步落实,银行的市场竞争将日益激烈,不断升级,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今后的5-10年将是决定中国商业银行市场格局的关键阶段,作为我国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领头羊的上市银行,虽然在某些指标和业务与外资银行还可以抗衡,但在其它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上市银行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实现组织创新,提高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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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我国上市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低于巴塞尔资本率的要求势必会加剧银行的风险,从资本充足率指标连续性来说,我国五家上市银行这几年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到2005年资本充足比率只有招商银行超过10%,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均在8%的最低限上下,而深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小于8%,达不到巴塞尔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资产不断增加,几家上市银行都在补充资本金,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由于上市银行的再融资速度明显跟随不上规模扩张的速度,由此导致了几家上市银行再融资之后资本充足率仍显示不足。
2、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从制度上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是投资者选择银行的重要依据,也是存款者愿意把资金存于银行的重要因素。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机制和总经理经营负责。通过强化法人监管职能、及时准确披露信息、提高银行经营管理透明度等途径,充分保护银行投资者、存款者和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股东利益与存款人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优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当大股东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当股东利益与企业利益发生碰撞时,要维护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确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思想,为提高银行整体经济效益提供保障。
3、率先与国际接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我国上市银行应率先与国际接轨,应加强与外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外资银行在外汇存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己经分别占领了21%和35%的市场份额,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头寸资金的需求和在地域、机构网点设置的局限,会使得它们发展业务和机构设置的矛盾较为突出。这样,它们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需求必将增加。上市银行可以抓住机会,积极与其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开展金融租赁、票据交易、大额要转让存单、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创新,可以与外资银行通过在境内、外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全能银行试点,学习和掌握国际银行业发展情况和金融创新情况,可以同外资合作组织银团贷款等。吸收外国银行资本参与自身经营,对我国上市银行自身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4、大力发展银行中间、表外业务,创新赢利模式。我国上市银行虽然发展很快,但其市场定位仍然模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其它银行是雷同的,盈利模式仍处于单一状况,基本上都靠传统的存贷利差获利。目前存货款利率都降到历史最低,利差空间越来越小,银行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客观上需要银行进行综合经营,创新盈利模式即要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其他一些新兴业务并提高其贡献度。
5、完善风险控制机制,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失职,将使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上市银行与外资银行相比差距最大的就是不良贷款指标,相对于我国上市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情况来说,不良贷款比率的高居不下对于上市银行来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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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公司治理。首先,引进外资直接优化了中小商业银行的股东结构,并进而改变了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约束条件,为中小商业银行改进公司治理提供了“原动力”。目前,国内中小商业银行主要都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控股或相对控股,从而产生趋同的企业行为模式。引进外资可以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其次,外资股东加入公司治理的博弈过程,必然引入其在公司治理上的先进理念和成熟制度,这为中小商业银行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对公司治理进行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制度参照。从已经完成引资的几家中小商业银行看,在引入外资股东的过程中及引入后,其公司治理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恒生银行等三家境外投资者对兴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改进进程非常关注,在兴业银行开展的新一轮公司章程修订过程中,三家境外投资者都十分积极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很多意见和建议,例如对股东大会、董事会职权的划分,对董事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规定等,都要求严格参照国际先进银行的治理标准,这些都对兴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产生了积极作用。
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一是管理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商业银行比较薄弱的战略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客户管理等方面,通过引进外资股东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技术和管理模式,可以使中小商业银行在管理上获得一个全面、快速的提升。二是业务促进作用。通过引进外资股东成熟的金融产品和技术,可以使中小商业银行在传统产品完善、特色产品创新、产品定价管理以至业务经营模式转变等方面获得较大的帮助。三是品牌促进作用。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普遍具有实力雄厚、品牌卓著的优势,通过股权联盟和业务合作整合其品牌资源,将大幅提升中小商业银行在国际国内市场的品牌形象和地位。
当然,对中小商业银行而言,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必然改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必然增强。要使引进外资切实成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举措,一方面需要中小商业银行本身具备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另一方面,引资具体对象的选择、发挥外资作用的方式也很重要。具体而言,就是要注意区分引资对象的参股目的、参股主体以及其经营特点,同时要解决好向外资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
引进外资一一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契机
引进外资不仅为中小商业银行加紧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外资股东加入公司治理博弈后,必然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尽可能地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公司治理。这也是增强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健全公司治理组织和制度。在组织架构上,加紧引入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以及外资股东委派董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人员组成结构;加紧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辖属专门委员会,例如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同时,修订公司章程,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监事会及其下设委员会、高级管理层议事规则,完善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和规则。
明确权责划分和决策程序,完善运行机制。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权责,建立规范、高效的决策程序和运行机制。在具体操作上,要遵循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规律和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坚持三个标准:一是权责划分清晰,边界明确,没有或很少存在职能交叉或模糊的领域,应摒弃“银行领导班子集体负责”等笼统的提法,公司治理各方是分权、分责的关系,该是谁的权责就由谁承担;二是相互制衡,既确保公司治理各方权责能够得到充分行使,又要能使各方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本义,实现应有的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三是权责对等,有效问责,确保治理各方真正负起治理责任。在此过程中,还应注意建立起清晰有效的公司治理传导机制,完善经营管理层内部的运行机制,促进各项经营管理行为与公司治理要求和目标保持一致。
强化激励约束,确保权责落实。重点是完善激励约束手段,畅通激励约束传导机制,确保激励约束落实到位。具体而言,一是完善薪酬体系,在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的基础上,让薪酬真正体现经营者以及员工的贡献水平,同时着眼建立经营者和员工分享经营成果的长期激励制度,如期权期股、员工持股制度等;二是推进各级人员选用聘任的市场化,彻底打破“官本位”,真正让公司治理各层级人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以至银行各级干部员工都来接受市场检验;三是强化股东的最终控制和约束,建立股东诉讼追究制度,实现股东对银行及其决策机构的最终责任追究。
健全兼顾多元主体利益的协调机制。商业银行作为利益牵涉主体多元、影响面广泛的特殊企业,兼顾多元主体利益是改进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而言,一是自觉接受监管机关监管,确保各项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二是不断健全各项信息披露制度,全面、及时、准确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增强经营管理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保护存款人利益;三是健全内部员工参与民主管理途径,保护员工利益,四是健全中小股东参与议事、决策有关机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发挥外资优势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加强战略管理。重点是借助外资股东经验和智力资源,对短、中、长期的战略目标、战略定位以及实现不同阶段目标、定位的基本战略举措等进行详细规划,并指导银行的经营管理。这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下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对业务增长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定位和规划,研究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创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率先走出当前国内市场存在的严重同质化格局。
再造业务流程。重点是借鉴外资股东先进的业务运作模式,按照扁平化、专业化、集约化的要求,稳步推进组织架构和劳动组合创新,全面提升市场响应速度,提高经营管理质量。
改进财务管理。重点是引进外资股东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和技术,还原银行价值管理的根本经营目标,提升财务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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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我国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以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了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初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不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缺乏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投资效益低下使金融体系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其次,为解决收购资金“打白条”需要。1994年以前,我国粮棉收购资金采取“地方财政、购销企业和农行各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地方财政和购销企业资金经常出现缺口,给农民“打白条”现象严重,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为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需要。专业银行既按国家要求办理政策性贷款,又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商业性业务;另一方面,专业银行经办政策性业务掩盖了实际经营亏损。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央行调控基础货币主动权,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8年以来,三家政策性银行每年近3,000亿元的信贷投入,成为我国GDP年均增长7.7%的重要推动力量,2002年末我国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12.16%。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业务运营。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立法,成立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也没有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修订,成为政策性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外政策性银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设立并经营,金融制度通过立法确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和补充,如《日本开发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法》等。
2、国家信用和担保内容缺失。开发银行属于政府独资经营的政策性银行,享有准财政资信等级,这是开发银行运营的基础。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信用缺乏实质性内容,在资本金补充、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与国际上规范的政策性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3、资本金及充足率不足。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尚未形成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有下降趋势。而国外政策性银行除了实收资本外,还注重增加资本准备,资本充足率与政府给予的国家信用支持相匹配,通常高于一般商业银行。
4、银行功能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到位。近年来,国外开发性银行正由专业银行向综合银行转变,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上开拓资本市场业务。而我国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过于狭窄,主要资产业务仍为单纯贷款业务,缺少国外同业所从事的债券、股本投资以及担保等创新业务,难以运用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政策性目标,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开发程度的深入,将难以满足客户日趋多样化的需求,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5、缺乏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国外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构筑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保证贷款回收和防范化解风险,其核心是建立可靠的担保体系,优先清偿债务,以及资产证券化等。而我国政策性银行这方面的支持和手段较少,运营中有较大的风险。因此,提高信贷决策质量,建立和改进信贷风险管理是政策性银行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要性
回顾历史,我们在1994年建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时,基本思路是模仿日本模式,即以政府补贴和非盈利为目标,该模式此后逐渐陷入困境。进入21世纪,改革政策性银行的呼声日渐高涨,而国家开发银行也通过有效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最成功的典范。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曾经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的重大制度突破。随着金融问题逐渐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金融体系中各个层面的制度优化问题再次摆到了我们面前。其中,对于政策性金融在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重新定位,也成为推进金融改革与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突破点。改革开放多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是进一步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必然选择。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在国际上已有百年历史。从各国的实践看,开发性金融通常为政府所拥有,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用建设制度和开发市场的方法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承担着支持经济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及相关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并且在另一方面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全球化的竞争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如何在与国外优秀商业银行的竞争中保持自身的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政策性银行在未来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商业化改革后,依靠自身的优势和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逐步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并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支持。
通过分析,在当今金融体系发展及改革的形式下,为了尽可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政策性银行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对政策性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势在必行。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改造为其他政策性银行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实现政策性银行的改制,我们应该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为依据,通过规范化改革,将政策性银行办成机构体系完善、经营目标明确、治理结构科学、资产状况良好、业务管理规范、内控机制健全、管理手段先进、具有较强政策执行能力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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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积极影响
(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商业银行流动性
降息使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下降,商业银行得以补充大量流动性,缓解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同时可贷资金增加,也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的瓶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累计降幅达到3个百分点,从17.5%下降到14.5%,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从17.5%下调到13.5%。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可以为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6600亿元,总共可以为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至少16000亿元,从而大大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降低了商业银行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几率。
(二)储蓄增长刚性与资金成本降低保障流动性供给
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偏高,长期以来我国储蓄呈刚性增长态势。金融危机后,国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下降,使得国民储蓄得以增长,我国商业银行因为储蓄的稳步增长,使得流动性能够得到补充。同时,经过2008年五次密集大幅度的降息之后,商业银行使用资金的成本降低,而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由此释放的资金可以流向具有高回报的债券或者贷款,使银行资产多样化,盈利机会增加,同时银行间拆借利率也会降低,降低了银行筹措短期资金的成本,这对于商业银行灵活管理流动性,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降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利影响
(一)通货紧缩效应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贷项目和贷款规模都很有限,增加盈利的预期并不高,并由此升高了不良信贷资产的预期。而且经济中的风险有可能向金融领域转移,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在高风险环境下,银行出于对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的考虑,贷款会变得谨慎,保有较高的超额准备金。根据货币供应理论的基本模型,商业银行增加持有一定量的超额准备金,用于创造信用货币的准备金数量相对减少,因此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创造存款的能力降低,货币乘数减小,货币供应下降,加剧通货紧缩。
(二)增加了流动性管理难度且不良资产可能上升
在国内国际需求普遍降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速减缓,而央行的连续大幅降息,使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快速增加,在慎贷甚至惜贷情况下,流动性在银行体系内积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但是资金投入后产生效益尚需时日,银行资产质量承受的压力将加大,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也可能成为未来不良资产的源泉,再考虑市场不确定性,以及世界经济大环境,这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流动性陷阱”风险
随着大幅连续降息政策的执行,我国正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当利息率下降到低于正常水平时,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流动偏好)增加,当利息率降低到一定限度时,人们都预期利息率已无法再低时,作为财富持有的货币需求变成完全有弹性,即人们愿意无限持有货币现金,而不愿从事消费和投资。由于短期内的连续大幅降息,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得到大幅补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趋于宽裕,但实体经济领域流动性却不容乐观。由于前期紧缩政策而导致的融资成本过高、通胀压力而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以及受制于需求下滑而导致的销售收益减少,企业再生产再投资困难重重,信贷意愿锐减;而商业银行在面对加大的信贷风险时也倾向于采取惜贷的措施。这直接导致了银行货币信用创造动能的下降,最终表现在货币供应量的增速急速下滑,并且致使我国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
(四)可能出现突发流动性逆转
这场金融危机说明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市场流动性可能因为突发事件发生转变。我国商业银行要充分认识到,在流动性充足的背景下仍然有可能发生突然的信贷紧缩和流动性不足,因此,商业银行要提高自身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强对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分析和研究,增强抵御突发流动性逆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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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竞争对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1.1创新者进入
创新者进入后,行业内的竞争者数量增加,供应过剩,规模经济日渐消失,由此将会使整个行业承担着很大的潜在风险。此时,若是新进入者或是业内效率较低的银行破产,都将产生负的外部性,导致系统的脆弱性增强。举例来说,假定新进入者为渗透市场在广告上投入大笔资金,并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贷款利率。同时,管理当局为刺激竞争,提倡引入易携带的存款账户,并要求银行提供更详细的经营状况报告。这时,银行客户将会把目光投向这家新进入者,并把业务转向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业内其他银行将被迫降低贷款利率,并经营较高风险的业务,从而破坏了负债比例,导致整个行业更易于受到外界的冲击。在这个例子中,新进入者使得行业的脆弱性增强。
1.2业务雷同者进入
业务雷同者进入行业只重复生产业内已有的产品,而没有创新。这类竞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外国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经营国内银行相同的业务。假设某国外银行接管本地一家中型银行且信息透明化,能使本地消费者更了解新进入银行的经营状况。因为存在更高的成本收益率(否则外国银行将不会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国外银行付出少于本地银行的成本就能得到其相同的收益。因此,新进入的外国银行会占有相当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在这种竞争压力下,本地银行在成本上已无竞争优势,只有扩大其贷款额(如抵押贷款)以期望获得高收益。当越来越多消费者增加其抵押贷款时,资产的实际价格迅速下降,于是产生了泡沫。此时,银行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剧,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业务雷同者进入也可能不会增强银行体系脆弱性。因为业务雷同者进入往往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局政府通过对其进行监管,一旦出现危机的苗头,可以及时制止补救。
1.3业内银行间的激烈竞争
1996年后,除了信用风险外,巴塞尔各银行还加入市场风险来计算资本需求量。此外,银行还可以运用其自身的风险价值模型来测算市场风险。1999年中期,巴塞尔政府还规定要在信用风险上计算资本支出。这项改革使得各银行可以在其自身经营的信用风险上更独立的确定资本支出,同时还表明银行在确定资本支出时考虑了利率风险,经营风险等的综合影响。此时,银行建立了自身内部的信用风险模型。这种加强风险评估、将信息透明化的方法是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的。
2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对策
伴随着我国进入WTO,大量外资银行将涌入国内市场。从目前外资银行提供的服务来看,外资银行兼有创新者和业务雷同者的身份。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我国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银行系统的脆弱性。表现在:(1)优质客户的流失将削减中资银行的利润和竞争力;(2)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将导致中资银行垄断利润下降;(3)存款分流可能导致国内银行的流动性危机;(4)中间业务竞争加剧将缩小中资银行盈利空间。
尽管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建设一个更高效和更稳定的中国银行体系是有益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外资银行的参与会加剧竞争、减少中资银行的垄断利润,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增加难度,从而给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带来一定冲击。从长远来看,一个具有竞争性和稳定性的银行体系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在新的竞争与监管环境下,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稳定性可能出现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中国应继续充分利用外资银行进入的契机,逐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并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银行管理层的监督;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培育内部控制文化;三是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逐步建立覆盖所有业务风险的监控、评价和预警系统,并进行持续的监控和定期评估;四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审计体系,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同时,尽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体系,按照《有效银行核心监管原则》的要求,借鉴国外相关法规,并针对开放以来外资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一部规范外资银行经营行为的《外资银行法》,对外资银行的准入、市场运作和退出制定严格的法律依据。在该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同时遵守国际条约,并明确监管的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和监管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篇8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美国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在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来的,后来成为“核心竞争力战略”的理论基础。“核心竞争力”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企业战略理论划时代的文献。他们把核心竞争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的学识。可以说,核心竞争力是包含在企业内部,与组织融为一体的文化、技术与技能的组合。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是一种超越竞争对手的内在能力,是企业独有的、比竞争对手强大的、对手不能模仿的、具有持久力的某种优势。国内很多学者也是根据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的观点不断发展这一思想,并促进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笔者认为:现代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基本涵盖了核心业务、核心客户和核心人才三大层面。如何提高核心竞争力,实质上就是如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与效率的问题。核心竞争力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而打造培育现代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强化质量管理,提高掌控风险能力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过去讲的质量管理往往是狭义的质量,偏重于资产质量的提升,现在强调的是全面质量管理,是广义的质量;即涵盖资产风险监控、业务操作、管理考核监督、人员素质提升等经营、管理、服务活动范畴,是全面质量管理概念。强化质量管理、提高掌控风险能力也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关键。
1.在资产分类认定中查质量。对资产分类要严格把关,对可疑类、损失类贷款风险要逐笔计算。针对风险管理要细化办法,要准确分类、提足准备、做实利润。合理暴露风险,实事求是反映资产质量。信贷人员要及时、按期收集客户信息,保证信息的连续性及系统分析的可比性,加强对客户的流量、市场环境的综合分析。进一步更新观念,逐步实现现代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认定与国际标准相接轨。坚决纠正为获取短期利益而人为估算风险的行为,尽量缩小权威认证与现代商业银行自身认定的偏离度。
2.在不良贷款清收中提质量。坚持降低不良资产余额与降低资产损失并重的原则,突出现金回收。以不良大户清收为重点,制定清收方案,落实责任与进度。要不断创新清收方法,积极运用减免息、资产重组、盘活转贷等办法,适当运用以资抵债等手段加快处置,力争在短时间内,重点不良贷款项目实现新突破。
3.在管理考核中重质量。要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奖励与处罚并重的原则,加大监督考核和奖惩力度,将业绩和绩效考核同资产质量控制情况挂钩。不断强化问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彻底杜绝违规操作现象。
4.在核算管理中抓质量。要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执行从我做起”。结合各部室及营业网点日常监督检查所发现的问题,逐个梳理原因,健全制度,弥补漏洞,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的检查力度,切实杜绝各类风险隐患发生。
三、拓展零售业务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内容
零售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也是一项高增长、高回报、高盈利的业务。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是存差行,经营是以规模扩张为手段,以上存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具有中国银行业传统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这种集中、单一的业务发虔和盈利模式适应了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低层次竞争的市场环境。随着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传统业务遇到了强烈的竞争,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是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应该把发展零售业务作为经营模式转变的重点之一抓好、抓实。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以发展创新为主题,调整经营策略,转变传统经营模式,把工作重心向商业化经营转变,把收入结构向多元化创收转变,把资源配置向支柱型业务转变,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和存款结构,加大零售业务的营销力度,加快市场份额的争取和经营效率的提升,对传统资产负债业务,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资产业务、低成本发展负债业务、超常规发展中间业务的目标。抓住信贷政策导向,积极稳妥发展个人消费额度贷款,切实提高个人信贷服务效率,推进个人资产业务快速发展。
负债业务是银行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要加快开展个人负债业务,加大负债业务的营销力度,鼓励吸收低成本、稳定性好的存款,确保存款平稳增长,力争实现快速增长目标。针对区域客户群体特点,充分发挥个人金融业务旺季营销效果,各业务部门协调联动,组织人力物力向社会大力宣传金融产品和优质服务,从而努力提高经营效率。
四、发展公司和机构业务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内,存贷利差收入仍是商业银行效益的主要来源。要把重点项目营销工作作为资产业务发展的重点,在积极营销公司和机构存款基础上,紧紧抓住存量优质客户的存款营销,配套以差别化的服务手段,为其量身设计产品组合,不断满足客户需求,保证现有份额不流失。积极促进新兴企业的发展,重点加强基本结算账户的营销工作。激励营销基本结算户、工资户,全力促进市场份额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拓展对公存款业务,保持对公存款持续增长上,把公存工作的立脚点放在维系优质客户上,以高端客户单位作为资产业务发展的重点,强化公关和竞争意识,建立为优质大客户服务的“绿色通道”,用诚实、真诚赢得彼此合作的基础更加牢固,以此带动其他单位存款的回归。
五、超常规发展中间业务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增长点
中间业务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现代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发展实力。应将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充分挖掘现有产品的潜力,进一步加强现有中间业务优质客户的合作关系,实行商品化、差别化服务,不断扩大银行与企业之间、银行与个人之间的合作领域。要向基本结算户要效益,向中高端客户要效益。加快柜员及客户经理对客户的引导与培训工作,有效地引导高层次客户广泛使用自助设备、银行卡、理财产品及电子银行等新兴业务,减轻柜面压力,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渠道。积极发展国际结算、结售汇、外汇买卖等国际业务,保证现代商业银行各项战略性业务指标的顺利完成。
在大力发展传统资产业务的基础上,要超常规发展中间业务,积极开展中间业务的产品营销,要全员更新观念,逐步建立起中间业务的整体营销服务机制。一是从单方营销变为多方营销、由各专业营销变为银行上下联动营销,力争从源头、从上游抓客户。二是从单一化营销变为差别化营销。针对优质客户个性化、便捷化、效益化等特点,从机制、手段、效率、产品等各方面落实差别化服务。三是从分散化营销变为整体营销和交叉营销。四是从个人关系营销变为公共关系营销。
六、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客户是银行的利润来源,拥有客户才能保证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持续增长。为此,要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与客户的关系,实施客户关系管理,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客户关系管理(CRM)是银行与客户共同创造价值的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通过建立客户档案,对银行的大量客户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识别在市场竞争中最有价值的黄金客户群,确定目标市场,将客户通过多种指标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客户,实施不同的策略,为目标客户群提供一对一式的、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国际上一些权威的研究机构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分别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把客户的满意度提高5个百分点,其结果是企业的利润增加一倍”;“一个非常满意的客户其购买意愿比一个满意客户高出6倍”;“2/3的客户离开供应商是因为供应商对他们的关怀不够”;“93%的企业CEO认为客户关系管理是企业成功和更有竞争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商业银行的竞争和发展已经进入“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买方市场阶段。客户需求的差异化使客户不再被动地接受金融机构设计的金融产品,而是从自身需求出发对金融产品进行评价和选择,这也是商业银行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动力之一。当前银行的数据库中积累了大量的客户信息,但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数据挖掘系统进行信息分析,甚至连同一客户的不同账户也无从辨别,更不用说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服务。银行的各种数据不能有效结合,形成了很多“信息孤岛”,使金融机构很难将各种各样的客户信息统一起来,领导决策层也很难搞清楚数据系统的整体运作情况,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这就要求基层客户经理必须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通过有效的措施寻找真正的赢利客户,留住高端老客户,挖掘新客户的潜在价值,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创造银行价值和客户价值。
从实施客户关系管理以及关系营销角度看,商业银行产品的市场定位,实际上是银行与特定客户群体的关系定位。商业银行应专注于客户心中的希望,塑造出目标客户能感觉到的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更好、更具有特色的差异性优势。首先,要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正确估价自身优势和面临的挑战。要细致研究、分析市场带来的机遇,并据此设计出适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其次,要进行市场细分,确立目标市场,对客户进行科学分类,确立目标客户群体,为不同层次的客户提供相应的具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目前银行理财中心正在全身心地为目标客户制定理财产品组合方案,从而使该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也提升了客户对银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但是目前一些银行的客户和业务结构存在不合理因素:一是低效业务占比高。这些业务占用了大量柜面资源,而且经常需要集中办理,结果造成网点排队问题严重,影响银行形象。二是低效个人客户占比高。低效客户群具有年龄高、收入和学历偏低的特征,难以有效分流,以致排挤了高端客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点的经营效益。
七、再造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当前,银行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亟需扁平化以提高效率。为整合有限资源,合理布局,提升网点核心竞争力,应加强对金融业务发展的组织领导和战略策略的研究,统筹谋划,深入论证,进一步优化调整网点格局,积极筹划营业网点改造资金,坚持成本效益原则,撤并亏损网点,集中有限资源发展优势网点。切实加大网点综合化改造力度,推进网点经营转型。突破传统网点管理模式,把网点整合为多渠道销售中心,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清晰物理分区,对高端客户提供个性化和特色化服务,对普通客户提供标准服务,完善服务层次与体系。充分发挥物理网点与虚拟网点的协同效应。物理网点着重发展理财业务,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提高银行网点整体竞争实力。虚拟网点提供简单、重复和标准化服务,降低营运成本。合理规划和统一配置自助机具,提高标准业务的自动化服务水平。
八、实行人本管理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现代商业银行的竞争,是核心人才的竞争,它直接影着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积极实施全方位的人才战略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实行人本管理,是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通过加快推进优化结构、调整布局的步伐,改变单一的经营模式,合理配置有限资源,是为未来的市场竞争积蓄力量,努力锻造现代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有效手段。
篇9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及其优势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
邮政储蓄经营模式的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最初,邮政储蓄仅以吸收存款为主,存款全额缴存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按季支付邮政部门固定代办手续费,业务十分单一,利润也很有限,各方面对于商业银行都不构成威胁。从1990年起,为鼓励邮政储蓄业务发展,邮政储蓄存款由缴存改为转存人民银行,并获取转存款利息收入。此阶段,邮政储蓄进入了高枕无忧的时期,尽管只有存款业务,但是由于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可以稳获高额、无任何风险的利差收入。2003年8月1日,邮政储蓄存款实行新老划断,此后新增的储蓄存款资金由国家邮政局自主运用,原有约8290亿元的存款继续按4.131%的利率转存人民银行,此后的邮储中间业务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邮政储蓄经过恢复开办的这20周年,经受了风雨考验,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绩,也逐渐发展成为国内金融机构的有力竞争者。
随着邮政储蓄改革的不断深入,即将迎来了邮政储蓄银行阶段,即邮政储蓄机构将挤身于商业银行的行列。尽管具体的组建措施还没最后确定,但是新的邮政储蓄银行的基本经营模式是明确的:与之前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所相比,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应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在继续依托邮政网络经营的基础上,邮政储蓄业务与邮政业务实行分开。这些都表明邮政储蓄将全方位的参与银行业务市场,并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展开各项业务的竞争。
邮政储蓄银行的优势
网点优势上文已提到,邮政储蓄银行仍将依托邮政网络开展业务,这便成为邮储银行最大的竞争优势。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国内中小银行的优势也是分支机构繁多,但是较之邮政储蓄的网点分布,则相形见绰。因为邮储网点遍步城乡,真正可谓是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截至2005年8月,全国邮政储蓄营业网点已经超过37000个。其中县及县以下农村网点占到2/3以上。邮政储蓄有60%的网点、邮政汇兑有70%的网点分布在县以下农村地区。在国家政策逐渐向三农倾斜的基础上,这种网点的分布数量和结构都非常有利于邮储银行其他优势的发挥。
业务优势邮储银行在开展正常商业银行业务的基础上,仍保有其优势业务——邮政金融业务。邮政金融业务是指邮政部门利用邮政基础设施办理的金融业务,主要包括储蓄、汇兑和其他业务及与资金运用有关的资产业务。特别是汇兑业务,用户可通过邮政的众多网点把钱汇往全国各地。总的来说,邮政储蓄银行有充分利用邮政金融独特的服务品牌的优势,这在市场日益要求产品个性化、差异化的今天,是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商业银行望尘莫及的。
资金优势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来源的数量上具有优势。到2005年末,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一万三千亿元,存款余额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列第5位。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市场占有率目前已经达到9.56%。而这种优势在充分利用广泛的农村网点的前提下,邮储银行的资金来源仍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邮储银行在资金运用的质量上具有优势。目前中国邮政储蓄没有任何坏账之忧。未来邮储银行在借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利用与邮政在客户信息方面实现共享,以期在争取客户以及管理信贷风险、业务营销等方面保证资金运用的质量。这两方面对于商业银行都是十分重要的,是所有商业银行生存的根本。
政策优势邮储在农村的作用是商业银行不可替代的。在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之后,更加扩大了邮储的网点优势。这在各国有商业银行正在不断缩减分支机构的情况下,则明显提高了邮储银行的优势,而使邮储银行的竞争力在各种优势综合作用的基础上成倍的增强。
国有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
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优势被逐渐削弱的过程。在它还没有完全处理好来自其他银行的挑战的时候,又该迎接邮政储蓄银行的挑战。应对措施是明确的,即在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攻克体制关、业务关以及人才关,以做到扬长避短。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中不断地被推向市场,在已经完成了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基础上,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造显得有些缓慢,应加快其股份制改造。首先,实行股份制可以使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更有效,有利于规范经营,责权更分明。这样,可以对有关业务人员进行约束,进一步减少不良资产的发生以及避免银行腐败的出现,提高资产的运用质量。其次,股份制的建立也是商业银行在内部实行信用制度的基础。最后,加快完成股份制改造,可以使国有商业银行比邮储银行更早的成为合格的市场参与者,更好的去按市场规则办事,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实现经营目的。
区别对待各种业务
将所有业务进行区别对待,就是要有重点的发挥传统业务的优势、挖掘优质业务和培育特色业务,以实现各项业务利润的最大化。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而面对邮储银行强大的吸收存款的优势,以及邮储银行的前身邮储机构并未涉及过贷款领域,所以商业银行应把重点放在发挥贷款优势上。一方面,在巩固老客户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客户,以保证客户的数量。另一方面,在增加贷款品种的同时,贷款应向个性化方向发展。能够确实根据不同客户的要求,提供有区别的贷款服务。其次,挖掘优质业务。在把贷款做为业务重点的基础上,要在其中挖掘出质量更高的优质业务。一方面,由于在各种贷款中,居民的守信程度最高,因此应重点开展居民的消费信贷。另一方面,多多争夺效益好的企业客户,以保证贷款等业务的盈利性。只有突出业务的特色才能吸引客户。各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自己的人才、网点、技术等方面的相对或绝对优势,量身定制自己的特色服务,以避免与同行业的正面竞争。
防止人才的流失
人才流失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隐患。各种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在拓展市场过程中,都会把寻找人才的目光放到国有商业银行上,这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具有业务经验、客户等方面的优势,引入这样的人才可以立即受益。因此,在邮储银行组建阶段一定要防止人才的流失。这就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要完善人事制度,对于人员的流动要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也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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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降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积极影响
(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商业银行流动性
降息使商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下降,商业银行得以补充大量流动性,缓解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同时可贷资金增加,也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的瓶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累计降幅达到3个百分点,从17.5%下降到14.5%,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准备金率累计下调4个百分点,从17.5%下调到13.5%。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可以为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6600亿元,总共可以为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至少16000亿元,从而大大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降低了商业银行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几率。
(二)储蓄增长刚性与资金成本降低保障流动性供给
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偏高,长期以来我国储蓄呈刚性增长态势。金融危机后,国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下降,使得国民储蓄得以增长,我国商业银行因为储蓄的稳步增长,使得流动性能够得到补充。同时,经过2008年五次密集大幅度的降息之后,商业银行使用资金的成本降低,而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由此释放的资金可以流向具有高回报的债券或者贷款,使银行资产多样化,盈利机会增加,同时银行间拆借利率也会降低,降低了银行筹措短期资金的成本,这对于商业银行灵活管理流动性,防止发生流动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降息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利影响
(一)通货紧缩效应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贷项目和贷款规模都很有限,增加盈利的预期并不高,并由此升高了不良信贷资产的预期。而且经济中的风险有可能向金融领域转移,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在高风险环境下,银行出于对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的考虑,贷款会变得谨慎,保有较高的超额准备金。根据货币供应理论的基本模型,商业银行增加持有一定量的超额准备金,用于创造信用货币的准备金数量相对减少,因此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创造存款的能力降低,货币乘数减小,货币供应下降,加剧通货紧缩。
(二)增加了流动性管理难度且不良资产可能上升
在国内国际需求普遍降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速减缓,而央行的连续大幅降息,使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快速增加,在慎贷甚至惜贷情况下,流动性在银行体系内积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升了投资者的信心,但是资金投入后产生效益尚需时日,银行资产质量承受的压力将加大,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也可能成为未来不良资产的源泉,再考虑市场不确定性,以及世界经济大环境,这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三)“流动性陷阱”风险
篇11
调整贷款是世界银行(简称“世行”)设立的一种政策性非项目贷款,其目的是帮助借款国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其具体做法是: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贷款,用于支持该国宏观或部门经济结构调整。调整贷款可分为结构调整贷款和部门调整贷款。结构调整贷款是世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的,最初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而进行的经济调整,并促进其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机构改革,重点是支持国民经济宏观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贷款有双重目的:向借款国提供一笔快速支付的资金,帮助其缓冲来自外部的冲击;以贷款为杠杆,促进借款国实行政策和结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一些国家不愿或没有能力推行涉及面较大的结构调整计划,世行引入了部门调整贷款,着重支持一个或几个特定部门的政策调整与机构改革。部门调整贷款的实施扩大了调整贷款的范围,其只涉及单个部门,操作比较简单,政治上更易于接受,部门政策和机构改革通常可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和提高部门效率提供潜在的指导。部门调整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具体部门的全面政策和体制改革。如果借款国执行贷款项目的能力不强,总的经济管理水平或国民经济的规模尚不允许进行结构调整时,可选用部门调整贷款。随着形势的发展,平衡国际收支已不再是调整贷款的首要目标,当前其重点是促进借款国推行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机构改革。
世行的贷款条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强调通过财政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第二阶段改革增加了一项新的结构改革,特别是实行开放的贸易体制和农业自由化。第三阶段改革强调私有化(尤其是银行和电力部门的私有化)和政府改革。2000年以来,在世行贷款中,调整贷款的数额与项目数量有一定的波动,但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见表1)。
与项目贷款相比,调整贷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策性强。调整贷款不是用于建设特定项目,提高产出水平,而是直接以政策调整和机构改革为目标。使用调整贷款必须满足特定的宏观或部门经济政策要求,使用结构调整贷款的国家必须制定世行认可的结构调整计划,就贸易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投资计划、资金动员、机构改革等方面的调整作出承诺。具体的政策要求包括实行国有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含利率和汇率)自由化、放开价格、取消财政补贴、压缩公共部门投资、改革税制和机构改革等。第二,支付速度快。项目贷款评估一般需1~2年,而调整贷款的准备过程较短,只需6个月甚至3个月。第三,使用灵活。项目贷款需专款专用,各项贷款必须符合评估报告中规定的用途。而调整贷款的目的是为借款国提供一种缓冲,使之能缓解因实施调整计划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冲击。借款国在贷款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结构调整贷款可由借款国自行安排使用,部门调整贷款也可在-定范围内安排使用。
二、世行调整贷款的政策性附加条件
获得世行结构调整贷款的条件比较苛刻:第一,借款国必须是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陷入或面临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财政赤字剧增且一时难以扭转。第二,借款国必须与世行进行对话,承诺并制定结构调整计划,修改国家投资政策,并要说明长期目标和短期措施,以及可能取得的积极成果等。最初,与调整贷款的目的相应对,世行对借款国提出的政策要求是:必须实施紧缩性的短期稳定政策,通过有秩序地减少支出,对国内需求水平进行调整;必须实施结构调整,理顺商品的相对价格,改革各种规章制度,使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更有弹性,以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使经济恢复到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上来。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90年代以来,世行逐步确立了以“华盛顿共识”为调整贷款的条件。其核心是借款国必须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政策。
调整贷款自实施以来,在世行内外,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关于调整贷款的效益;关于调整与贫困阶层。其中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政策性附加条件是否必要以及执行效果。政策性附加条件是调整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和执行的关键。从世行统计看,使用调整贷款的国家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各国执行附加条件的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几乎全部执行,有的则基本没有执行。借款国在申请贷款时为能得到贷款,往往承诺接受各种政策条件,但在实际执行时往往由于各种实际困难而大打折扣。有些专家指出,在调整贷款作为快速支付手段和作为政策杠杆这两种职能之间,能真正实行的往往只是前者,后者则十分有限。
世行的贷款条件更多的是受到来自许多借款国的指责。有的认为,这种附加条件是以贷款为诱饵,将世行的主张强加于人,带有明显干涉他国内政的色彩,政治上难以接受。更多的观点是对附加条件本身的科学性产生质疑。有人指出,不发达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但各个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却各不相同。而世行开出的药方往往从概念出发,脱离借款国的实际情况。如,在附加条件中,世行强调调整和收缩公共部门投资,鼓励私人投资。而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国家收缩公共部门投资的结果往往不是私人投资的增加,而是减少。因为在这些国家,弱小的私人部门的发展需要公共部门的带动和依托,削减公共部门投资往往牺牲了必要的支持性活动,如基础设施等。有学者认为,全球化被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所控制,而世行是全球化的工具;世行贷款的条件损害了穷人的利益。梅茨尔委员会(theMeltzerCommis-sion)的观点是,世行贷款挤出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私人借贷,也纵容了受援国政府的腐败和浪费。世行经济学家的分析报告也显示,世行的结构调整贷款常常未能起到培育经济增长或减少贫困的作用,贷款条件已经损害了国有产权改革,并且许多世行投资项目几乎未能产生经济回报。但也有的观点认为,世行设定贷款条件是为了确保贷款偿还,从本质上说,是为保持世行的运转。对于IBRD来说,既要维持庞大的运行费用,又要对IDA提供资金支持,确保贷款的正常偿还和合理的收益(尽管世行贷款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应该是一个基本要求。因此,设立附加条件是必要的。
三、世行调整贷款实施的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调整贷款至今依然是探索中的贷款方式,它的产生与发展既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改革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世行业务重点向政策导向倾斜的倾向。可以预见,世行调整贷款将继续在世行贷款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管在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争论,但世行是不会放弃政策附加条件的做法,仍会将其置于重要地位。梅茨尔委员会认为,试图说服世行放弃这种有害的贷款附加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这种条件深深根植于这些机构之中。不过,世行也认为有必要减少贷款的附加条件。最近,世行发现其现行政策不够灵活,因而减少了一些附属贷款条件,特别是在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的要求。世行承诺将定期评价其政策条件的实施情况,但并没有计划去重新公开讨论那些政策本身。通过总结多年的经验教训,世行已认识到,只有当改革的措施真正成为借款国政府自己的主张时,这些措施才能得到更好的执行。因此,世行在制定条件时,将更多地强调借款国政府的参与,并尽可能使政策条件简化,集中于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因此,可以预期,世行将会继续实施调整贷款,并以项目贷款来补充调整贷款的作用。但在提供贷款时,将会强调改善商业环境的政策改革;重视公共部门的投资政策和私人部门的发展;在设计调整计划时兼顾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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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分析
1.1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
1.1.1公共政策合法化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程序必须符合一切适用的法规范。任何公共政策内容都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破坏政策执行的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置于法律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保证政策本身的合法性“政策合法,就能直接获得合法地位和权威”。事实上,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具有约束力。
1.1.2公共政策科学化程度。政策的科学性即公共权威系统做出的决策,内容必须是合理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决策对环境的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是科学理性的,而非主观武断地进行决策。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能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客观性和全面性。政策方案的科学性越强,执行的可行性和政策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高。否则,政策执行无论如何科学合理,其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同初衷背道而驰,可以说,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政策内在的科学性。
1.1.3公共政策目标的弹性程度。政策执行目标的弹性来源于政策本身的灵活性,实际上,即使政策量化目标规定的再科学合理,也总会有超过者和不及者,因而政策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条件下具有可调性和变通性。否则,执行者就可能被限定于原定政策目标框架之中,只能照本宣科,无法结合具体情况灵活执行政策,导致政策执行的低效。然而,公共政策作为社会行动的规范,具有原则性和刚性,所以公共政策的弹性必须有个度,以防止政策目标弹性空间过大和目标模糊多变,避免执行者因不能深刻理解、消化政策而曲解政策所导致的政策执行低效。
1.2政策执行者的因素
1.2.1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性。公共政策最终靠人(主要是官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去执行和实施。“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通常取决于官僚对它的解释以及取决于他们实施各项政策的兴致和效率”。[3]然而,政府机构及其人员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作为“经济人”的自利倾向,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着成本和收益预期,如果在政策执行中其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或者其本人收益与他人收益之间存在差距,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利益受损的心理直接导致执行中政策规避的产生。他们当然不会漠视任何决策对自己的实质损害,特别是当政策执行者身兼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双重身份,自身利益被其执行的政策所调整时,他们就处于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二难选择之中,这时要让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当官僚的职业(目的)与他们自身目的相矛盾时,官僚自身利益就可能在某种因素的刺激下,恶性的膨胀发展起来,出现了官僚的腐败行为”。[4]同样,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期望的东西不相符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当执行者千方百计使政策的执行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取向时,就可能使原有的决策达不到既定的目标,直接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
1.2.2执行者的素质高低程度。任何一项公共政策最终总是要由一定的执行人员去贯彻实施,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水平、行为意向、工作态度、知识结构、和组织能力等构成了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在科技与信息量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系统所要处理的社会事务迅速增多,公共政策执行的专业和技术化要求朝不断细化深化的方向发展,给公共政策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是低下,必然影响和阻碍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执行的素质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政策精神理解不透,学习不够,领会不准,因知识水平有限,对中央和上级的有关政策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要么凭经验主观片面理解和执行政策,使政策执行不能正确的体现政策目标;要么对上级政策作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使政策执行不能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二是对政策贯彻不及时,行动迟缓,消极待命,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弄虚作假,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三是业务素质低下,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公共政策不能有效的贯彻执行,从而产生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行为近视,思维滞后,执行僵化。
1.3政策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因素
政策目标群体泛指由于特定的公共政策决定而必须调整其行为的个人或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的对象。目标群体对待既定的公共政策在态度和行为上是否服从和接受,是政策能否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一般而言,目标群体在公共政策实施中,有两种选择:接受政策或不接受政策。目标群体服从和接受公共政策,政策执行就会顺利进行,取得预期政策效果。反之,该项公共政策执行会遭遇极大的阻力,执行过程困难重重,执行的有效性必然降低。
2.相应对策
2.1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合法化。政策制定的制度程序规范化是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的保证,公共政策只有产生于严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其次,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开化(不过公开是相对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特殊利益的公共政策不能公开或只能在一定范围公开)。这是政策制定规范化的内在要求。公共选择决策模式指出:国家和政府中的决策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都一样会犯错误。所以,必须限制公共政策制定者的特权,建立内外部约束和监督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透明制定,杜绝“黑箱操作”现象。第三,增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化。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决策民主化,它追求社会平等,强调公众参与,广泛集中民智,从而避免决策权力滥用和寡头决策,减少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风险因素。最后,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这有利于提高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很大,那么其预期障碍就大。
2.2调整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倾向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方案时,起码要有如下的考虑。首先,要充分利用政策执行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力推动对其自身有利的政策执行。其次,要尽量避免依靠那些受到政策不利影响的执行者去执行政策。事实上,由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常常是无法选择的,就特别需要用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两种手段来调整他们的利益倾向,但根本上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原来的复杂利益关系中脱离出来,真正置身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位置。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公务员管理机制,形成有关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独立完整的管理体制,避免他们受到某些不当利益因素的干扰。
2.3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公共政策合法化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奠定了基础,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合法化的公共政策并不能自动得到有效执行,所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首先,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政策执行活动应依据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于众,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公共权力接受监督提供前提条件,防治因权力错位而导致政策执行低效。其次,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当前,要通过健全体制,从制度上保证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不仅形式上有职而且实质上有权,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人大有效地履行其监督政府的职能提供更为完善的法律保障。第三,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为此,必须将监督机构现行的所谓双重领导体制真正变为垂直领导体制,改变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机构实际上受制于作为监督客体的同级党政部门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真正获得超然地位,从根本上建立独立运行的监督机制,独立行使监督权。第四,落实和完善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社会监督是政策执行中最经常使用且容易做到的民主监督形式,必须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监督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和社会监督行为的规范化。
2.4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涉及广泛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即政策效果与公共政策执行水平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所决定的。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实施中的能动因素,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能力素质的优劣决定着能动性发挥的大小。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强化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提高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提高政策执行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增强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能正确地预测“危机”,随机应变和积极进取地执行公共政策。
2.5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目标群体也是利益群体,也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策有利于目标群体,就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要想让目标群体接受政策,顺畅执行政策,一方面加大进行适当补偿和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策宣传、解释,使合法化的、科学化的政策的可接受性高。同时,强化目标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任何国家都要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渠道使人们完成有利于该社会制度的社会化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扩大对公众的政策宣传,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性和政策认同感,自动倾向于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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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银行来说,风险与收益同时存在。商业银行就是通过对风险与收益的全面有效管理来实现价值创造的,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在拓展盈利空间的同时也面临更为复杂的经营风险,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经营的过程中既要有效益观念,也要有风险观念、成本观念。尤其是现在我国商业银行已全面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商业银行经营将暴露在更多的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之中,承受更多的风险,要求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加强风险防范的意识、建立风险防范的机制、提高抗风险的能力,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正确判断和评估风险,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或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增加商业银行国际竞争的能力。总之,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强化全面风险管理的观念,重视和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以风险度量为基础,以定价覆盖风险成本和风险资本的配置为两大管理手段,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大风险进行既专业分工又综合统一的管理,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集中、垂直、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