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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物不是专门为人类而生存。当人类被生态危机逼到了生存的险境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审视大自然。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杀仙鹤的野蛮行径。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中，众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权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别人的大衣”，人类的蛋白质资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温驯、哀伤、悲戚。羊为自己生的权利祈求过挣扎过:“我见过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馆前。几只羊被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壮的厨工面前，前腿一弯跪了下来。羊给人下跪，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另两只羊也随之跪下。厨工飞脚踢在羊肋上，骂了一句。羊哀哀叫唤，声音拖得很长，极其凄枪。”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剥夺羊的生的权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为泉水会捧着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护羊的生命，给羊以温情。在鲍尔吉·原野散文看来，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不仅指鸟兽鱼虫与人类，也指草木稼蔬，还包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青蛙鼓腹而鸣，小腻虫背剪淡绿的双翅，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这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与众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为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创作思想。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和尊严，人类应敬畏自然，关爱生命，让人类的良知觉醒。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关爱，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种血缘感，.作家对待自然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保持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物。鲍尔吉·原野在《门大爷》中写道:“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仪蝗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鲍尔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认为:“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种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伦理关系。从传统的伦理学来看，本来自然和人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但在她的笔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她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亲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弃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生命形式进行了一种伦理关怀。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别人仙鹤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对野鸟们的那份情感，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鲍尔吉·原野写到:“我走近时，蝴蝶把双翼小心合拢，仿佛是为了让我捉。我把手缩回，更不好意思把它们用大头针钉到墙上，尽管它是一条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笔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树枝下悬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开探照灯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毡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妈妈，草芽是草妈妈的孩子围着母亲探头探脑。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灵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个平等的大家庭，中国自古就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道家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庄子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有着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毁灭了自然，也就等于毁灭了人类自己。按照的观点，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自然异化即自然被压迫后生出一种反对人类，同时也反对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机的集中表现。”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关系。自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对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严厉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动物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猪，全体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没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他勇敢地宣称: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视为处于一种和动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伤害了动物，就等于伤害了人类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类在肆意地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就是在毁灭人类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扬弃异化，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态伦理思想打破了人文与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共生共荣性，不可分离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地相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伦理思想建立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元文化观。李松涛在《sos—紧急呼救》中明确指出:“耍惯了派头的人类，/不知明目张胆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苇海日出》中指出:“芦荡日出竟是这样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间却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移动的动物，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篇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篇3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
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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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分的行政依赖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来看，高等教育的实质性管理权，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高等院校自主办学的张力相当缺乏，政府对高校集权式管理的惯性让高校产生了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政府集主办权、管理权、评价权于一体，高校相对缺乏办学的自和决策权。在办学定位、发展目标、特色培育等方面，不少高校只需听命于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只需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计划负责，这从根本上弱化了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相对学术型本科院校而言，其本质决定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办学理念、变革思路等一系列问题必须与社会、市场、生产等具有高度匹配性，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然状态与应然愿景还存在较大落差。
(二)稀缺的教育资源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其承载力已达到了最大的负荷，高校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有失水准、财务状况恶化风险增大、教育教学质量下滑、就业供求失衡等使高等教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在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这些高校多为传统的大专甚至中专院校升格而成，均具有应用学科少、实验设备少、实训场所少、应用师资少、投入经费少等诸多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中，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注重规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有限的人财物力，举办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
(三)淡化的教育特色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型”作为其本质特征是应有之义。然而我国教育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正陷于“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在层次上:中专学校想升格为大专学校，专科院校想升格为本科院校;在门类上:单科院校想扩展为多科院校，多科院校想扩展为综合型大学。在类型上，教学为主型院校想追赶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想追赶研究为主型院校。高等院校在升格、扩展、追赶中，越来越失去自我特色，在办学定位上出现“钟摆现象”。尤其一些应用型本科院校，本可抓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机遇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国家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但却都办成了趋同化的大众化院校，丧失了发展机遇。
三、生态理论视野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审视
应用型本科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新生事物，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产生诸多困惑，如果站在生态理论的视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相关问题予以审视，则能拓展视野和思路。
(一)在“生态位”中找准发展定位
所谓高校发展定位是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现状出发，对自身在某一时期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工和协作关系中所处位置和角色特征的选择，它包括确定高校的类型层次水平及发展方向等［2］。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如同复杂的生态系统，如果一所高校找到了自己合适的生态位，则可以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能达到层级类别分明而减少同质高校的竞争，这样就能使高等教育呈现较为科学而合理的生态结构，成为生存竞争的潜在动力。当前，参考国际惯例，我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分为三类，即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型。按照这一归类方法，应用型本科院校不管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其办学的应然定位都应是教学为主型院校，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应是技术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而，应用型本科院校如果在办学中找不到自己的“生态位”，一味与研究型高校展开同质竞争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二)在“多元化”中彰显办学特色
按照生态理论的观点，多元化是生态环境得以保持的先决条件，生态群落之间，由于多元化最后导致稳定性，没有多元化，就没有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没有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3］。我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多样性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多样性最为主要的表现即为办学类型，在高等教育系统中，既要有研究型大学、更要有应用型大学。在我国，属于研究型的重点大学的数量只占普通高校的5%，它们继续承担着培养精英———研究型人才的任务。在数量上更多的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因而诸多地方的、新建的、专业的高校切忌再盲目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之路，应该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特色，进而在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三)在“胜汰性”中培养竞争力
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群之间在竞争中最终取得生存机会且具有种群优势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生存的物种，均具有了相对的竞争力，这就是生态学中的胜汰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都存在竞争并优胜劣汰。在如同生态系统的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级各类高校的竞争也时刻没有停止，要想生存得更好，就必须提升竞争力。对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于多数大学生而言，大学学业主要还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性训练，以满足多数学生就业的需求。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在研究型与技能型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4］，这就充分说明，应用型本科院校走“升格式”“扩展式”与“追赶式”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不在办学的层次、门类、类型上精准定位，就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失去自己应有的“生态位”。
(四)在“共生式”中寻求发展
“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是一种自然状态，也是一种可塑状态;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5］。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生态系统十分相似，生态系统内部的共生机制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持续发展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应用型本科院校内部的共生机制可以认定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系统内存在内在联系的企业单位、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机制。共生机制的本质是系统内主体间的内在联系机制，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控制影响共生机制形成的相关因素，构成协调机制、选择机制、保障机制、监控机制等确保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目标实现的亚机制。
(五)在“整体性”中整合资源
开放性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开放性把应用型本科院校与外界相连，构成了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应用型本科院校不断地从外界吸收养分，整合资源，发展壮大自己。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成功案例看，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最为突出的特征，更是培养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坚实载体。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就可以将政府机构、生产一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等按照各自的职责、优势给予系统化组合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合作范式，将有效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以及促进应用性科研技术共同开发和成果转化等形式的运作。如同生态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交换，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态因子相协调，才能达到外部环境的平衡，实现质与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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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1.人与自然是统一体
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就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在人与其他自然物分离后，人类社会也伴随着自然长期进化发展。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自然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和人类开始处于主导地位的阶段。在随后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转变为有机一体的关系，也就是成了统一体，这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方向。
2.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相互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互相生成的变革存在关系，具有相互性，彼此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制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不能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与人类具有相互性的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类的朋友、改造的对象、人活动的产物而存在着。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变得广泛和深刻。
二、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是和谐社会中的人与自然
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建立长久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质量，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浪费，只能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因此，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保证人与自然的相处和谐，是当前生态伦理问题的本质。从人类主观的角度出发，应该完整地认识自然、正确地使用自然、效率地开发利用自然、真诚地保护自然。只有完整地全面地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本质、规律，才能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合理使用和充分利用自然，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难免会造成一些破坏，所以还需要保护，使破坏不超过自然可以承受和恢复的程度。完整认识自然是基础，正确使用自然是过程，效率开发利用自然是结果，真诚保护自然是保障，这四部分内容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生态伦理观，这一新的生态伦理观需要有原则性的要求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行为，并且指导和评价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因此，树立正确的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基础性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包括：和谐发展原则、正义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1.和谐发展原则
和谐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原则，不单纯强调以人为中心或者以自然为中心，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人类在生态环境中出现之时，就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人类从生态自然环境中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能源，不断适应天气、季节、自然现象的变化，而自然也同样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悄然地改变着自己一些固有的规律，在一段时间内，人类盲目地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是生态环境的享有者，自然只是单向地为人类服务，在这种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中，人类忽略了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索取的越来越多，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时候，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而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也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而遭受重大影响。在这时，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主观单向的思想，只能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深受其害的只能是人类自身，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则。
2.平等公平原则
平等公平原则在人类的角度看，应该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其一是当前横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共同与自然相处，共同参与和分享自然固有的资源和能源，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是平等、公平地享有资源与环境，不因为人的职位、个体差异而在享受自然的馈赠时有所区别。其二是纵向的平等公平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与自然的相处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去看，这就要求当前的人与后来的人平等地享受自然资源，要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而不是当代资源当代利用，不考虑后代的生存生活问题。目前，人类过度享用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行为，只能由人类的后代来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不平等和公平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态度。此外，在自然界本身，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平等与公平，自然环境中除了人类外还有其他生物物种，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规律，这种规律包括当前物种之间的规律和物种自身的遗传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处，不但是人与自然界的平等公平相处，也包括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共处的基础是对其他物种和自然规律的尊重。因此，平等公平原则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人走出自身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思想，真正与自然、自然界的物种平等公平地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平等公平的相处并不是以牺牲人类自身生活、生产、发展为代价，而是更为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公平。
3.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注重的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通过人类自身对自己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去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一个适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健康、绿色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体系。可持续发展原则应该同时具备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相处。从微观的角度上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人类能够充分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去刻意破坏自然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保证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共处一体的整体性，实现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实现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中不单有自然界，同时也包括诸多的自然物种，在变化过程中，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在变化中不断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保证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发动智慧，充分思考如何解决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开发性与后代人科学、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一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人与自然相处中人类必须尊重的规律性原则，破坏了这一原则，人与自然之间是无法和谐相处的，其结果是人类自己一步步走向危机，直到灭亡。
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内容
在确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内容加以分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态度上看，就是人类如何去维护自然，在充分享受自然给予的资源和能源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自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上看，就是如何把人类自身的生活、生产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从人自身的角度上看，就是如何规划好和管理好人类自身的行为，使人类自身的行为既尊重自然自身的规律，又能通过自然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发展。
1.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
自然界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应该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是在生物物种的自然竞争法则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在自然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应被称之为自然权力。人类应该从尊重自然权力的角度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角度上看，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关系的内容第一点就是尊重自然界中的人和其他物种，使生态系统平衡发展。这其中，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上应该充分认识到人与其他物种一样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这一整体环境。因此，人类尊重自然权力、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维护自然发展和平衡所应有的态度。
2.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选择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和自然界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存在、发展只是一个阶段，但是就是这一个阶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自身的发展始终是在自然界中完成的，依托于自然界产生人类，同时人类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如何利用好自然资源和能源，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核心问题。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存在诸多的现实问题，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迫切需求，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是人类所追求的，但是在追求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时也应该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处理好眼前发展利益和生态平衡的长远利益，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
3.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抉择
人类自身的行为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先，人的行为反映出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其次，人自身的思想观念和对事物的判断又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人之所以高于其他生物物种，在于人的独立思维，但是人类的这种思维又不是完全合理的，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行为目的的短期性和盲目性，缺乏统筹考虑，只考虑行为的可行性，而不考虑行为的合理性，因此，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先后顺序选择上，应该注重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实质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类行为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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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超级秘书网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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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生态系统要素
信息生态系统是信息自身与生命体及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狭义的信息生态研究发轫于本世纪中叶，当时它不包括人和社会环境的内容，仅局限于生物信息的产生、传递和接受等内容，如今广义的信息生态研究应包括人和社会环境的内容【1】。信息生态系统的要素特征决定其复杂性、多样性、系统性以及演化性的基本特征，且这些特征具有普适规律，所以本文将信息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大的环境来分析其背景下的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及管理规律。
1.3企业生态系统
企业生态系统就是借用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组织内部及企业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企业组织不是孤立存在的，企业与生活在他周围的其他相关企业和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其外部环境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统一体。企业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变化越来越剧烈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其生态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企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企业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此外，企业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转化过程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企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当显著，比如科学技术的进步、政策的变化、体制的改革等等都会使企业生态环境发生极大的变化【2】。对于企业外部来说，物质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是影响企业生存以及发展的重要信息因素。企业生态环境是指围绕生命主体、占据一定空间、构成生命主体存在的条件的各种物质实体和社会因素。除了物质、经济以及社会环境之外，企业的竞争对手也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也是企业在制定和确定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制定企业战略重要的参考因素【2】。企业生态系统是以企业为核心的，特别是拥有核心能力的主导企业，从其构成成员的紧密性和重要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生态系统、扩展生态系统、完整生态系统。核心生态系统主要包含主导企业及其供应商、分销商、顾客等要素：扩展生态系统是在核心生态系统包含这些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供应商的供应商以及顾客的顾客要素；涵义最为全面的是完整的生态系统，他还包括政府组织、风险承担者、竞争机构以及外部宏观环境要素等等。对于企业内部环境来说，高度集成化的信息生态系统根据职能划分为驱动力（信息生产者），工作流为主线（信息传递者）将信息反馈到企业内部各部门或者企业外部的供应商（信息消费者），进一步进行信息处理工作，在企业内部每天处理业务的同时，会有大量的信息在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产生，形成大量的信息流在各部门或层级之间流转，从而推进工作流的进行，信息的产生、传递、消费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以目前较为发达的SAP系统为例，其中包含了生产计划（PP）、物料管理（MM）、销售管理（SD）、财务会计（FI）、管理会计（CO）、财产管理（AM），以上6个模块为企业运营的核心模块，另外还包含了：质量管理（QM）、项目管理（PM）、人事管理（HR）、信息管理(IS)、工作流（WF）、项目系统管理(PS)。SAP系统是高度集成化的企业管理软件和信息生态系统，支持多接口可与多种系统集成，内部有开放的代码编写环境，开发人员可以进入软件的底层，直接利用系统提供的计算机语言或者自定义表结构来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由于企业内部的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模块的紧密联系以及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集采购、库存、生产、销售以及财务相互作用为一体的负责的企业生态系统，因此也决定了SAP系统的高度集成化，每一个业务模块从采购到库存以及生产相关的环节都在业务流程上有着相互影响和制约。在受到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时，企业有可能在竞争的环境中经历共生发展、协同发展以及蜕变或者企业种群变动的变化。
2企业生态系统中的复杂网络
2.1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它由种类繁多、数目庞大的企业以及复杂的企业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而构成，更重要的是这一系统还包括最复杂的系统——人，由于人类的理性以及非理性更增加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经过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得出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
（1）演化性。
即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特性，它是所有复杂系统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企业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更表现出典型的演化特性。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诞生也就是最近200年的事。当时，企业的数目还不多，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几乎没有，企业的雇员被当作会说话的机器只是简单地完成固定的工作，企业生态系统刚开始形成，整个系统相对来说是简单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类型的企业不断出现，企业雇员的素质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生态系统也逐渐由简单变得复杂起来。演化特性造成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复杂性。
（2）理性与非理性。
虽然企业是企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基本单位，但是企业及其生态环境都少不了人类的参与，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性上必然要打上人类理性及非理性的烙印。一方面，在竞争性的企业生态系统之中，博奕者的理性（智慧、策略等）产生局部最优与全局最优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情感、偏好、意志等非理性的存在使得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大大增加。
（3)自组织、自催化性。
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有明显的自组织及自催化现象，即企业生态系统由于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而不断进化。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协同进化。
（4）层次性与多样性。
企业生态系统是由大量的处于不同层次的组分相互作用构成的，首先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它下面有不同的战略单元或部门，部门下面有各种不同的团队，而构成团队的又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人。从宏观审视，企业之间可以建立企业联盟、企业的上下游可以构成企业生态链，相同性质的企业可以构成行业群落、同一地域的所有企业构成企业群落、企业群落与环境相互作用又构成区域企业生态系统，各个区域企业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才构成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中不同层次、不同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了企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复杂性。
2.2信息生态系统中企业生态系统的复杂网络
企业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信息子处在不同的生态位上，如果生态位重叠的部分较大则构成竞争关系，如果重叠的部分较小且依存程度较大的为共生关系，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信息子也有可能既是协同发展的关系也是共生关系。如果不同信息子之间的交叉程度较大则会形成较为复杂的网络，形成拓扑关系（一个节点有多条边）。在企业外部生态系统中，企业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更重要的是要受到变化越来越剧烈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企业对其环境的影响也比生物体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大得多。企业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其他生态环境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企业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企业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此外，企业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转化过程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企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也相当的显著，例如科学技术的进步、政策的变化、体制的改革等等都会使企业生态环境发生极大的变化。在企业内部生态系统中，销售订单会直接指导生产计划，生产计划产生之后就会对物流需求计划提出要求从而引发采购行为，在采购收货的时候库存管理会被触发，同时收货的时候会产生发票校验以便财务对账使用。这一系列的业务活动产生于供应链上，且每一个活动可以作为一个信息子来看待，它们的关系是共生关系也是协同发展的关系，每一个信息子之间的信息链的断裂都会影响整个流程的正常进行。而当这些信息流在供应链上流转的同时，质量管理、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也同时在进行，这些信息子之间没有必然的共生关系但是却协同作用于整个供应链中。质量管理贯穿整个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帮助企业整合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其质量管理模块支持企业的质量管理需求；项目系统管理可提前拟定出计划，指导生产、备料以及采购优化流程管理，并且项目系统管理贯穿于整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有监督管理的作用；人事管理，包括人力资源总体规划、员工招聘、员工培训、员工职业发展规划、考勤管理、薪资福利、员工绩效和员工关系等。
3企业生态系统复杂网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
3.1系统动力学相关理论及模型概述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分析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也是一门认识系统问题和解决系统问题的交叉综合学科。从系统方法论来说：系统动力学是结构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统一。它基于系统论，吸收了控制论、信息论的精髓，是一门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横向学科。构成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元素包含“流”与“元素”。“流”分为“实体流”和“信息流”；“元素”包括“状态变量”，“速率”和“辅助变量”。系统动力学建模有3个重要组件：因果关系图、流图和方程式。因果反馈图描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系统动力学的重要工具；流图帮助研究者用符号表达模型的复杂概念；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结构主要由微分方程式所组成，每一个连接状态变量和速率的方程式即是一个微分方程式。系统动力学中以有限差分方程式来表示，再依时间步骤对各方程式求解，呈现出系统在各时间点的状态变化。
3.2企业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分析
下文将利用系统动力学的因果关系模型图来分析企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信息因子对其运行机制的影响，以及企业生态系统的内部各个核心模块中的信息因子的作用关系。反应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科技、市场需求以及政府和科学技术的支持都对企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反应了企业生态系统内部信息因子的作用关系，形成了以生产和销售拉动需求的正负反馈因果关系图，每个箭头都有信息因子流入，被箭头指向越多的信息节点说明在企业生态系统内部的能级越高，它的变化会带来联动的影响。无论在企业生态系统的内部还是外部，各信息因子间都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一部分是制约一部分是促进，从而形成了竞争和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每一个因果关系图中信息流都顺着箭头的方向进行流转，为了保证信息能顺利且准确的传递到下游，必须控制好每对信息因子之间的信息链有无断裂或者不对称的现象。而且可以根据关系图直观的看出哪些因子是处于信息生态链的上游，哪些信息因子处于信息生态链的下游。在做出正确的分类和判断以及影响分析之后，管理决策者可以划分其管理的优先级，并合理地安排人力物力于此因子上发生作用。并且在容易发生信息生态链断裂的区域重点监控防御以便适当降低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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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兴学科，由美国的斯图尔德首先提出, 他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在他那里，文化生态学是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研究不同种族、宗教的地域环境制约因素。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在美国仍然是人类学系或人文地理系的课程。这一状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变，随着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体的流行，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新旧媒体的文化生态关系，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变化中的传播》一书；日本学者也发起了“传播新技术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究；1999年9月在吉隆坡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目前，文化生态学已进入“大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探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斯图尔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应用、媒体伦理学、文化资本、城市信息环境与文化生态、儿童成长与媒体生态、媒体的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传播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尤其是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新媒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多媒体与社会改造、后现代思想与新媒体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文化生态学已成为世界文化研究的新的前沿性学科。但在国内，文化生态学只是在某些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中有简单介绍，以及有数篇文化生态学主题的论文，尚未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出版。也就是说，文化生态学虽然已经问世数十年，但概论性质的基础理论还不成熟，而这正是戢著的着力点。他在书中初步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历史、特点、任务以及文化生态的系统、资源、环境、态势和规律等内容，在文化生态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成为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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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5.57%；林木绿化率达到56.63%；水土流失初步治理率达到92.6%，退化土地治理率达到81.1%；矿山土地治理面积13093亩，矿山土地复垦率达到57.83%，受保护地面积占到全部陆地面积的49.7%，有力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使区域内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城乡环境面貌大为改观。门头沟区生态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短期行为，后期维护管理不到位门头沟区生态修复工作依托的是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项目完成后，后续管护资金跟不上，无法维持生态修复工程的持续性，使生态修复的效果得不到有效保护。
配套资金不足，资金筹措难度大门头沟区是典型的石质山区类型，山高、坡陡、土层薄、水源匮乏等自然条件造成生态修复难度大、成本高，而生态修复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生态修复的范围急需进一步扩大，因此门头沟区生态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这就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坚实后盾予以保障。目前来看，财政资金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本区财力的限制，资金明显不足，筹措资金难度较大；二是一些预算单位项目申报时研究报告缺乏可行性，导致项目批复延误或者不被立项。
生态修复处于示范阶段，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几年来，重点对108、109国道沿线、风景名胜区周围可视范围内的废弃矿山山体进行了修复，其他大面积废弃矿山还没开始修复，急需总结成熟的经验进行大面积推广，加大生态修复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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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生态理论出发，以浙江传媒学院寝室文化建设为例，针对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和具体研究，探讨创建一种生态意义上的大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新模式。以面向未来的高度探索学生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探索和建设，分析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的机制和对策，实践生态文明寝室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一、生态理论下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内涵
大学生寝室文化，是指大学生以寝室为主要空间共同学习、生活及人际交往等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环境与氛围的总和。①它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范畴，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寝室的基本设施、整体布局、环境卫生、规章制度等硬件部分，是大学生寝室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是指寝室成员的生活方式及多种多样的课余活动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心理素质等各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是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核心。
从生态理论意义来看，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把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融入了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之中的。作为大学生生活的物理空间，寝室具有生态环境的基本构成要素，同时，作为精神空间也具备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智慧、生态道德文明习惯和生态能力等生态意义上的世界观范型。因此，加强以大学生寝室文化为中心的寝室建设，依托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创建特色文明寝室，能够以一种更为宏阔的思想道德教育视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学会热爱自然、享受生活，积极培养大学生爱护周围环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觉养成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
积极、健康、向上的大学生寝室文化体现着寝室作为高校素质教育中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三课堂的辅助地位和作用。然而，伴随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的生活环境改变已经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不和谐，人性贫乏，人格萎缩等造就了二十世纪以来生态道德的破坏，也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作为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大学生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这种影响在寝室这一大学生最为私密的物理和精神空间中则体现得十分直接和充分，使其蒙上了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加强生态理论下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通过寝室文化建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起人与生态的友好型校园文化，已经是当今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生态理论下大学生文明寝室建设的机制和对策
生态寝室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许多高校十分重视寝室文化建设，通过各种途径来努力提高学生自觉习惯的养成品格和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要全方位实现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目标，还必须引入生态理论教育，引导学生确立新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在生态理论指引下，浙江传媒学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植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并与社会生活保持和谐一致，依托专业文化特点，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进行文明寝室建设的生态性建构，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也为培养传播和引领先进文化的高素质传媒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
1、坚持"六个一"，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人性化寝室文化创建制度，打牢寝室文化建设的基。
响应《浙江传媒学院深入开展学校文明寝室建设的实施方案》，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特点，提出"六个一"的工作思路，即一个主题--依托生态理论教育观念，结合专业文化特点，创建特色文明寝室；一个团队--转变观念，以生为本，树立"我与母校是一家"的团队意识；一个目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平衡、珍惜资源、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全面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一个主线--以习惯养成、品质锤炼为基础，以学生竞争力提升为重点，注重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一个平台--定期开展学生工作论坛，培养一批稳定、优秀的学生自我管理的工作队伍；一个典型--树立生态文明寝室先进典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并据此制订相关制度措施，如统一制定学生寝室值日表，确保寝室卫生打扫明确到寝室每一个成员，全院学生签定"文明寝室创建工作承诺书"，培养学生"我爱我家，共建靠大家"的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把量化了的寝室卫生状况与学生年度综合测评、文明班级评比、优秀导师评选等挂钩，充分调动学生讲卫生、爱家园的积极性，营造优雅清新的寝室环境，培育大学生爱护周围环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自觉养成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道德文明习惯，确立全新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生态寝室文化建设是学生自身习惯养成与能力培养提升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把文化修身、文明修行的大文化建设贯穿到文明寝室创建中，走出寝室的闭锁空间，拓宽文明寝室创建的天地，与美丽校园建设相结合。发挥学生专业文化特点，开展"爱生活、爱寝室、爱自己"为主题的系列寝室文化活动，提升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寝室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得到熏陶，提高素质。在寝室文化建设中，培养学生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义务感，并注重实践体验，实现由知到行的生态理念的转换，从而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综合素养。
2、坚持软硬共建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大学生寝室精神文化建设的提升。
在传媒氛围熏陶下的传媒类高校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生态文明寝室建设往往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如多数学生家庭背景优越，导致对前沿消费的狂热追逐，重视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而责任感较弱；专业开放性特点使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不拘常理；文明寝室建设活动专业特色明显，追求个性化、时尚化、精致化等。因此，依托生态理论的教育观念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成为寝室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精神因素。
广泛动员学生，使其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发挥学生在寝室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提升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主要方式为聚集寝室文化建设的内核，形成寝室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以集体商讨的方式加强全院上下的凝聚力，如全院学生大会、寝室间交流会、寝室文化建设论坛、导师与学生座谈会等，宣讲整个社会教育背景下生态文明寝室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弊端和建设的意义，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索新思路、新方法。
制定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寝室文明规范制度，如寝室作息制度、寝室安全注意事项、寝室文明公约等。以寝室长为主要负责人，寝室成员之间互相监督、督促自觉遵守校规校纪，抵制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的言行举止，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寝室长负责专门记录每一位同学的习惯养成情况，由同学签字确认，从而进行量化，纳入年度综合测评的范畴，以此督促学生遵守各项制度，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高尚文雅的环境氛围。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大学生寝室管理队伍，将入党积极分子全部纳入学生公寓自律委员会，包干到户。入党积极分子、助理班主任全部一对一接洽相关寝室；同时，加强对学生干部的培训，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素质涵养，以寝室为基地，以自身先锋模范作用为标榜，带动整个学院学生。
转变教师重教学轻育人的教学理念，制定统一的建设计划、方案。古人云"亲其师则信其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寻求最恰当的解决方法，互相理解，形成合力，寓思想教育于传授知识中、于师生的交往中，促进学生主动、乐意地接受教师的培养塑造，实现教学相长。
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让寝室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让优雅清新的环境，宽严相济的制度，健康向上的情趣，丰富多彩的生活，高尚文雅的情操，团结友爱的风气，求知探索的氛围，拼搏进取的精神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成长点。总之，大学生寝室建设要通过生态理论教育，引导建设者和管理者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感、生态义务感，为美丽温馨的寝室及校园建设，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而奋斗。
注释：
①文平.试论大学生寝室文化建设与综合素质的培养[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2）
参考文献：
[1]朱法贞主编.教师伦理学[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2]侯琦.校园文化建设方法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4）
[3]吕红梅.高校宿舍文化建设的原则与对策探讨[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4]武丕才，冯宏岩.论可持续发展的德育观--生态德育[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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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理论家，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脆弱的星球》等几部著作中，通过阐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走出生态危机的制度替换之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且他对当代生态问题所做的多维度揭示，对于当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发展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
福斯特认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怎样保持发展与环境的协调一致?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过去，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
福斯特强调，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不会自动解决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通过采取诸如消灭城乡之间敌对分工、注重人口的合理布局、实现工农业的有机结合、实现土地营养物质的恢复和改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等具体措施，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始终是和他对生态可持续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
福斯特的发展观，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在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第一，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从环境与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战略向人类提出了一条新的发展原则:经济的发展既要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又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既要给现时的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又要给后续发展留有空间，同时还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这就要协调好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经济系统与生存系统的关系、人化自然与原生自然的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应该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人经济运行。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目前，我国已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已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在坚持继续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内部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以前高投人、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第四，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过去多年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把GDP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不可或缺，但GDP总量或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发展的社会成本，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和实际的国民财富，尤其不能对是否实现了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它还助长了一些地区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地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陷人了“拼资源求发展”、“有增长无发展”、“有发展无幸福”的困境。因此，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势在必行。
二、生态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观的探寻
福斯特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在于，他强调，必须认识到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且努力保护它。当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我们不能避免改造自然，因为我们就工作并生活其中。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可持续的方法改造自然，制定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规则。”
然而，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本身、自然和社会关系却出现异化，其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间的剧烈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造成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及产品远距离贸易是其直接原因;第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本身异化、自然和社会关系异化是必然的。
福斯特积极倡导自然的社会化，极力反对自然的私有化。在他看来，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所谓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种，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特有的那种环境问题。”自然的社会化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认为，“自然越是被置于人民的保护之下—一般来说，这种保护是通过决定可持续规则的民主过程进行的—情况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自然交给了资本，那么我们就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可持续性这个集体目标的各种形式的私人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私人利益集团，人口中的大多数在反对拥有和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强大的少数人意愿的时候，就会丧失保护自然和自己的能力。相反，如果我们把一些事物置于公众领域，我们就会把这些事情置于一种可以运用民主原则的政治控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社会化代表一种民主的和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一种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策略。
福斯特强调，在生态问题上必须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
透过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最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必须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以此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建立全民生态文明观。生态价值观的确立，离不开正确生态文明观的引领。生态文明观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观，进而使人们达成以下共识:一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子。自然孕育、哺育了人类，使人类得以产生和发展。二是，发展使人类变得不断强大，强大又使人类自我意识膨胀，使自然之子自以为是自然的主人，没有限制地向自然索取，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引发生态恶化。三是，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其它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和自然要协调发展。四是，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念，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角度，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第二，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衣食住行及精神需求，即为了消费。然而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需求无限扩大，构成了一对矛盾。因此，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正确的消费观，以引导人们合理消费，任重道远。具体来说，可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倡导适度消费，崇尚节俭生活。适度消费就是对环境友好的合理消费，它要求我们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标准，而不是鼓励对物质资源的无止境占有。无节制的高消费是一种脱离现实生存环境与合理需求的消费方式，它以享乐、挥霍为特征，使人们对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增加到自然界无法承受的程度，既有害于自然生态，也有损于健康。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反对一切挥霍性、奢华性、铺张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二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这应该成为实践消费道德的一种新境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应当自觉抵制对生态环境有消极影响的物质产品和消费行为，主动购买对环境友好、对健康无害的绿色产品，用正确的消费导向引导生产经营者向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向转变。
第三，健全生态法律制度。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价值观确立的刚性制度约束，其作用在于用刚性制度约束人类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惩罚破坏生态文明的行为。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的现况来看，当务之急是要完善如下制度:一是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生态补偿须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三是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尤其是刑事责任的追究制度，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
三、生态伦理观与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
福斯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态问题上还存在不道德行为。任何一种破坏环境并使未来几代人在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上更为贫困的制度，就是一种高级不道德。“人类不拥有地球，我们只是使用地球。必须为未来几代人保护好地球，维护它的完整。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所有可持续性问题的基本道德原则。”
在福斯特看来，要解决这种在生态问题上的不道德行为，第一，需要进行一次“道德革命”，即一次不仅针对个体消费者、政治家以及首席执行官们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和决定，而且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高级不道德”的革命。通过这样一次革命，以取代我们目前对待环境的不道德或至少是非道德的做法。第二，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福斯特指出，自15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倡保护环境被看作是对人们自由权利的限制。这种道德价值观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支持下，形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的关系模式，并最终一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福斯特强调，通过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生态道德，可以引导我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至于这种新的道德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在福斯特看来就是“绿色思维”。由此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社会变革和建立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缺一不可的。当然，在福斯特看来，我们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并非社会道德的关键，关键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体制。
福斯特的生态伦理观，给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现实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进行伦理道德体系的重构，重视生态伦理的培育和倡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可抓住以下主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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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打造水景观美化两岸
在恢复增江自然生态、优化水环境的同时，增城区注意结合本地故有的文化资源与人文历史积淀下来的审美情趣，对流域沿岸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面发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全面系统地打造了增江两岸的水景观和水文化。“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曾经是岭南水乡景色的生动写照，整治后的增江水景观再现了这种美景。打造一新的“增江画廊”水景观带，由东西两岸组成，由南向北溯流而上，利用增江沿岸优良的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了100余种乔木、灌木和草本、水生植物，对所经过的村庄和乡间村道进行绿化、美化。同时，结合田园风光和原有人文历史资源，精心打造了初溪体育公园、仙姑家庙、小楼人家古村落、天然沙滩泳场、鹤之洲湿地、亚运龙舟赛场、荔江公园、莲塘春色、白湖水乡及湖心岛等众多景区和历史古迹等文化节点。既延续和展示了当地千年不朽、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又为增江的水生态和水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温床，孕育出了种类繁多的水文化景观。如今，清新俊逸的河道景观，静谧典雅的水乡风情，有机地融合在增江两岸，从初溪水利枢纽至湖心岛景区，全长约40km的河道，营造了“一江春色醉游人，两岸百花望荔乡”的美景，犹如一幅绵延的天然山水画，成为人类文明的又一经典杰作。
2.2建水上绿道整合人文资源
2008年，本着充分利用本地水乡优势，突出本地自然风貌，发掘本地历史资源，彰显本地人文内涵的理念，增城率先在广东省开展绿道规划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因地制宜地规划建设了自驾车游绿道、自行车休闲健身绿道和增江画廊水上绿道等3条绿道，全长超过50km，其中尤其以“增江画廊”水上绿道最具特色。“增江画廊”水上绿道，以增江两岸为主轴，将始祖仙山荔枝园、荷花游鱼八仙湖、三教合一报德祠、小楼人家、仙姑景区、荔江公园、莲塘春色、白湖水乡、增城广场、鹤之洲、天然沙滩泳场、亚运龙舟赛场及湖心岛等当地历史人文资源及景点连成一线，把生态保护、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等功能融为一体。绿道沿途设有多个驿站或综合服务区，如西堤公园自行车绿道驿站、三忠古庙驿站、桥头绿道综合服务区等，每个站、区内均设有小卖部、交通提示、洗手间等服务设施，还提供有自行车租赁服务，配置了停车场、自行车棚、凉亭，更有乒乓球桌、篮球场等设施，均免费供游人使用。
2.3优美江景促民生发展
增江的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不仅改善了当地的投资和居住环境，拉升了增城的地价，让周边的房地产业赢得丰厚回报，而且也带动了当地服务业的空前繁荣。特别是绿道建成后，将沿线一个个古迹、村落、景点变成了一个个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节点，让城市人留下来休闲、消费，让当地农民实现就业、增加收入。在各条绿道的沿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据统计，绿道建设共提供购物、餐饮、旅业、导游、园林、环卫等直接岗位2500个，沿线农村土地租金提升50%，绿道经过的村集体经济增长速度比非沿线村要快53.6%。“增江画廊”水上绿道的建设，是增江古老水文化历史的延续，也是增江河水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它的成功，带动了广东全省后来达2000多km的绿道建设，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3延续增江治水史的又一新壮举
2013年，增城又以全面启动挂绿湖扩建工程为新契机，规划投资51.5亿元，全力打造水资源合理利用、水安全有效保障、水环境生态自然、水文化异彩纷呈、水管理高效科学、水经济持续发展的岭南生态水城。挂绿湖扩建后，将实现增江、西福河、挂绿湖南北湖贯通，两湖区与人工运河连成一体，具有湿地保护、防洪排涝、农林灌溉、饮用水储备、气候调节、生态地标等综合功能。在湖区周边和增江两岸规划建设的千亩花园、百亩挂绿荔枝园和荔枝博览园等，将成为增江流域人水和谐、城水共生、天人合一的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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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泾县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泾县县委、县政府非常关注生态农业发展，确定了“生态立县”的发展目标，2005年11月，《泾县生态农业发展总体规划》通过省农委组织的专家组论证，2006年4月泾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批准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泾县生态农业建设的实施，使泾县在生态农业建设工作中呈现出了认识上逐步统一、治理上逐步科学、投入上逐步加大、速度上逐步加快的良好局面。
1.1农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以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业投入品监管、生产环境和农产品质量跟踪监测等环节为重点，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行动”，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综合治理，通过严禁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推广平衡施肥技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病虫草综合防治技术等一系列措施的使用，化肥使用强度由2004年的325kg/hm2降为2006年的295kg/hm2，病虫综合防治率由2004年的45%提高到2006年的60%，农膜回收率由2004年的20%提高到2006年的2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由2004年的38.8%提高到2006年的49%，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由2004年的74%提高到2006年的80%。至2006年，全县建成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15个，面积1.7万公顷，其中2666.7hm2茶园被授予全国绿色食品（茶叶）原料生产基地达标县，有16个农产品取得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质量认证。2006年在全市率先推行农产品产地编码卡试点，制定农产品生产技术及操作规程9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年均抽检样品500份，合格率97%。
1.2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通过实施“国家公益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县林业用地面积达到14.2万公顷，有林地总面积12.8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5%；围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完成综合治理面积3800hm2；制定实施了《泾县土地资源利用发展规划》《泾县矿产资源利用规划》，对无证开采矿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泾县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3畜牧业和农村沼气建设发展加快
畜牧业作为我县农业发展的支柱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5年泾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3.3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0.5%，农村沼气新能源建设日新月异，至2005年底全县共建沼气池586口。新农村建设示范村16个，其中查济（星吾公）村被列为农业部乡村清洁工程建设示范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在全市处领先地位，综合利用率达到49%，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同步改善和提高。
1.4龙头企业成为引领生态农业建设的典范
一批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企业开始涉足生态农业建设，为生态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以种、养、加为一体的安徽祥泰公司，开发荒山荒坡种植青梅67hm2，建起了集林、果生产加工、生猪养殖、沼气建设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
2存在的主要问题
泾县生态农业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生态的现象依然严重，部分基层干部群众生态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化肥、农药使用严重超标，乱砍滥伐林木、乱占滥用林地资源的现象屡禁不止。二是体制不顺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工作上缺乏协调，职能上存在交叉。三是生态建设投入不足，虽然县财政在生态农业建设上投入逐年加大，但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
3对策与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能够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功能，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根据建设要求和发展方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泾县生态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己批准实施，要严格按照规划目标组织实施，减少随意性，做到整合资源、统筹发展。要建立生态农业建设专门机构，明确职能部门的责任，加强对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和监督，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生态农业建设的强大合力。
3.2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保证财政预算逐年增加，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采取财政贴息、投资补贴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生态农业，逐步形成政府投资为导向，农民与企业投入为主体，信贷投入为补充的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建设投入新机制。
3．3抓好示范点建设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点上求突破，在质上求提高，要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结合泾县的环境特点，重点做好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试点建设，开发观光农业，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为生态农业建设的整体推进提供经验。
3.4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