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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各项存款净增2600万元;各项贷款净增xx万元;不良贷款按五级分类下降100万元;实现总收入1800万元;四季分类较年初持平;全年不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和重大责任安全事故。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责任制，为确保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重点抓好以下各个方面工作。
一、大力组织存款，壮大资金实力。
一是强化宣传、广泛联系。各分社(储蓄所)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社会对农村信用社的认知度，拓展农村信用社的市场份额。密切社农关系，让更多的农户、居民和社会公众了解、熟悉农村信用社的各类金融产品，增强农村信用社市场竞争力。扎实开展企、事业单位业务联系会、储户座谈会，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努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的社会信誉。二是优化服务，树立品牌。各分社(储蓄所)以改变服务方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入手，引导全社员工以优质的服务稳住老客户，吸引新客户，不断扩大吸储空间。三是稳定储源，竞争客户。各分社(储蓄所)加强对资金市场信息的收集，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扎扎实实地做好吸储公关工作，尽可能地为黄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稳定黄金客户群体。四是提倡继续推行业余揽存考核办法，每个网点员工下达人均20-40万元的业余揽存任务，充分调动职工揽存积极性。五是继续优化存款结构，加大对公存款组织力度，积极争取地方党政的支持，争取企事业单位到我社开户存款，大力组织低成本资金，优化存款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促进存款快速递增。六是突出难点，狠抓蜀信卡存款。各分社(储蓄所)必须利用蜀信卡全省通存、全国通兑、手续费低廉的网络结算优势，向外出务工人员及家属宣传农村信用社存、贷款政策和结算知识，加大发行蜀信卡的力度，动员和组织外出务工人员储蓄，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存款份额。七是有效利用业务。要通过开展的粮补、家电下乡补贴等各种业务来有效扩大存款来源，从多方面、多渠道加深客户对农村信用社的了解和认识，增加存款来源。八是落实任务，严格考核。各分社(储蓄所)要层层落实组织资金任务，并坚持从严考核，ji发员工内在动力。
二、拓展信贷渠道，强化贷款营销。
20xx年，我社的信贷工作一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载体，进一步巩固农村市场，积极拓展支持“三农”的新领域;二是积极支持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中大力拓展城区业务，加大对城镇居民，国家公职人员的放贷力度，重点支持好城区个体工商户的发展，解决好城区居民就业、生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问题，支持好涉农龙头企业主发展。三是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信贷政策，对房地产业贷款实行有保有压，对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高耗低效项目不予支持。四是持续开展汽车按揭贷款业务，继续摸索汽车按揭贷款的操作流程，简化不必要的操作过程，扎实做好贷前调查，严格把关贷时审查，全面落实贷后检查，严防假按揭。五是进一步完善贷款评级授信工作。各分社要认真执行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管理暂行办法，扎实、准确地建立农户经济信息档案，继续打造小额农贷“黄金”品牌。在此基础上，根据县联社关于开展XX年公司类和个人类客户评级授信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搞好城镇居民、国家公职人员、个体经营户和法人客户的评级授信工作,完善评级授信档案,全面了解和掌握信贷市场需求,争取潜在贷款客户。六是持续做好贷款本息核对工作，不定期地开展贷款“回头看”工作，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七是加强贷款动态管理，落实防范风险责任。各信贷员要认真按照贷款风险五级分类要求，切实做好新增贷款的贷前调查工作，要认真分析第一还款来源，认真预测市场风险，搜集信贷相关资料，建立风险分类工作底稿，建全风险分类台账，确保分类准确。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实行动态调整，科学反映潜在风险。要按照五级分类管理要求，落实责任，切实防范信贷风险。八是积极配合，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好信用体系建设，收集资料，整理档案，认真开展信用村、信用社区的评级授信工作，形成完善的征信数据，继续打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信用氛围，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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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报告从产生开始就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而其产生与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矛盾权衡的过程。一种观点认为，分部报告对会计报表信息使用者，尤其是决策制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符合“决策有用观”；另一种观点认为，从规范研究中可以得出分部报告的重要性，以及对报表使用者的有用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尽管国外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分部报告对投资和信贷决策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仍有人还是对分部报告的有用性产生置疑，理由是国内的投资者大多是投机型的，决策制定者根本不去分析企业提供的各种报表；相反，企业提供分部报告不仅会提高企业的信息成本，而且报表使用者的不利用还有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这使得分部报告有悖于“成本与效益”原则。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分部报告的需求明显增加。中国证监会在1994年颁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试行)》(以下简称“准则2号”)中首次对上市公司分部的信息披露要求作了模糊的定性描述。该准则在1995~2003年间经过多次修订，对分部信息披露的要求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会计报告中披露具有分部报告雏形的分行业资料，到如今要求披露较为详细的分部信息。1998年财政部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提供分部信息的范围包括上市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要求企业按行业和地区提供分部信息。2000年财政部的新《企业会计制度》取代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并明确规定企业要将分部报告作为会计报表附表的组成部分，并对如何编制分部报告做了初步规定，这些规定涉及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的定义、报告分部的确定以及分部报告的内容等。为了更系统的对分部报告的编制方法及提供的信息进行规范，以便更好的规范企业的分部报告实务，财政部于2001年了《企业会计准则一分部报告》(征求意见稿)。并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分部报告准则》，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执行。
1980年FASB在其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期《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首次提出了优良信息应该具备的质量特征，并指出会计信息最高质量特征是“决策有用性”。分部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决定分部信息如何披露及应披露什么的关键。目前国内关于分部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主要采用的是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分部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进行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在本文中作者尝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分部报告的信息有用性，并对完善分部报告准则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分部报告信息有用性的研究综述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分部报告在实践中的价值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实证研究结果为分部信息的规范提供了基础。目前对分部报告信息有用性实证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行业分部披露与企业对信息的预测能力
作为该领域的第一位研究者，Kinney于1971年对分部报告披露与预测能力的关系展开了研究。他分别利用合并基础模型(Consolidated-BasedModels)和分部基础模型(Segment-Based Models)，对24家公司的1967年和1968年的收益(获利能力)进行了预测。研究的结论是：分部基础模型优于合并基础模型，这表明财务报告行业分部披露有较强的预测能力，或者说财务报告行业分部揭示有利于提高企业对合并数据的预测能力。Kinney作为财务报告分部披露预测能力的首创者，其创新性、贡献及研究成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存在的缺陷是研究的样本过小。Collins(1976)克服了该缺陷，采用了包含96家公司的样本，并在研究中采用除Kinney的模型外的另外四个模型，其研究的结论是：行业分部数据如在辅以政府关于行业增长率的预测无疑比行业数据有更强的预测能力。Emmanuel和Pick(1980)通过对39家公司从1973年至1977年的销售收入和收益进行预测，发现分部基础模型比合并基础模型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Silhan(1983)通过研究在季报中提供分部信息对预能力的影响扩展了财务报告分部披露预测能力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下列项目都用了特定的模型：合并收益，合并销售收入和合并边际利润，分部销售收入和合并边际利润，分部销售收入和分部边际利润，分部收益。最后，他们的结论是：Kinney和Collins的结论不但对年度预测能力适用，而且对季度预测能力也是适用的。这些关于财务报告行业分部披露与预测能力的关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其预测能力指标都选择销售收入或收益。Baldwin(1984)研究在预测能力指标的选择上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即选择每股收益(EPS)作为其预测能力指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财务报告行业分部揭示有利于提高公司对其每股收益的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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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我的高考成绩离本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差一点距离，本想重整旗鼓，但父母似乎对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重整了两次，那个时候对一纸文凭的追求是一种潮流，现在想来，这种单纯对文凭的追求不免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求职过程中，尤其是一些竞争激烈的岗位，对学历的要求依然是一个门坎，这似乎是一种证明。不过，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最好的证明是在现实中去用心成长，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去触摸你的梦想，一纸文凭可能是一份职业的叩门砖，而生活的大门却要我们用心灵来开启。95年大学毕业，因为客观原因，我和同学们没有机会进入当时梦寐以求的塔石化炼油厂，不过，幸运的是另外一扇大门向我们打开--南疆一座新成立的股份制小炼油厂，仰望厂区上方的灿烂星空，心情是那样激动，毕竟，我可以养活自己了，和第一次找到工作的朋友们一样，心情简单而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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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周凯北，内蒙古北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住所地：包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服务楼。
法定代表人：杨泽繁，主任。
委托人：张凤鸣，内蒙古法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头润华永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包头市青山区体育场圈楼。
法定代表人：何润槐，董事长。
委托人：赵连友，副经理。
委托人：顾先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包头市东河区环城西路路南。
法定代表人：马立厚，经理。
委托人：宋长进，公司职员。
委托人：王建华，内蒙古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创业中心〉为与包头润华永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华永庆公司〉、包头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包头二建）工程款结算纠纷一案，不服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管委会委托人时建中、周凯北，创业中心法定代表人杨泽繁、委托人张凤鸣，润华永庆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润槐、委托人赵连友、顾先平，包头二建法定代表人马立厚、委托人宋长进、王建华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本院审理查明：1993年10月25日，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创业中心。1995年5月16曰：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为管委会下设三级单位。1992年底，包头二建综合队负责人何润槐利用其挂靠在该队的设备和人员，与包头市海外工程贸易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海外公司〉一起申请将该公司所属的建筑工程公司变更登记为包头润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华公司〉。1993年1月20日，润华公司成立，资质等级为三级。1995年2月2S目，润华公司与新加坡永庆私人有限公司合资组成包头渭华永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润华永庆公司〉，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等级为二级。1996年9月16日，经包头市工商局审核，何润槐与何美丽等人以设立登记的形式将润华公司变更登记为包头市润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华建筑公司〉，更换了部分股东，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包头市工商局在1999年10月6日出具证明，润华公才是润华建筑公司的前身，该公司是在《公司法》实施前设立的，《公司法》实施后，依照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和国家工商局《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登记实施意见》的规定对该公司名称及有关公司登记的其他文件按《公司法》的要求进行了规范，重新登记为包头市润华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在1997年公司年检之前，润华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仍在使用，年检之后即开始启用润华建筑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所以在1997年度的润华建筑公司的《公司年检报告书》印鉴式样一页上，同时出现了上述两种印鉴。1997年3月15日，包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合资润华永庆公司终止合营，终止后不对外公告，所有债权债务由合营甲方（即中方）承担。4月25日，包头市工商局以包工商外企字（97）第001号外商投资企业注销通知书核准注销了合资润华永庆公司。同年3月19日，润华建筑公司及何润槐、何美丽等人向包头市工商局申请设立润华永庆公司，4月3日，包头市工商局核准了该申请，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润华永庆公司的建筑企业资质等级仍沿用合资润华永庆公司的二级资质。对此，包头市建筑工程管理局于1998年11月25日证明，合资润华永庆公司注销后，自治区建设厅已将其资质证书副本作了变更，润华永庆公司继续沿用该资在证书。1999年元月6日，经包头市工商局批准，润华建筑公司与润华永庆公司合并，前者的权利义务均由后者承受，同时办理了润华建筑公司的注销手续。
1992年11月9日，管委会的前身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公室（以下简称开发区办公室〉与包头二建签订了创业中心一期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一期建设工程补充协议》，约定由包头二建承担创业中心一期工程的施工任务。包头二建将该工程中的中试楼和一号库的施工任务交给了其下属的三队。该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科贸主楼（即三区工程〉和二号库的施工任务，交给了其下属的综合队，工程于1992年12月28日正式开工，1993年后，由润华公司继续施工。1993年l月5日，开发区办公室向包头二建拨付磊程预付款171万元，其中含三区工程预付款111万元，由包头二建转给了何润槐负责的综合队，3月9日开发区办公室拨付第一次工程进度款390万元，含三区工程款380万元，由包头二建转给润华公司。以后，开发区办公室按月审核润华公司报送的工程进度表，核准每月应付的工程进度款，并将部分工程款分50笔直接付给润华公司。1993年4月2日，润华公司编制了创业中心《科技综合楼整体现浇平板、密肋板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开发区办公室加盖公章表示同意。在施工中，按管委会要求，润华公司将创业中心主楼由原定的六层增加至十层，管委会在上述工程的检查记录中予以签字认可。创业中心与润华公司、包头市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共同对科贸工程图纸进行会审，并签署了图纸会审会议纪要。开发区办公室驻现场的工程监理人员证明润华公司成立后，该工程由润华公司承建，有关手续由润华公司直接与开发区办公室办理，包头二建不再管理此部分工程。
1993年11月10日，创业中心与润华公司就创业中心二期工程（即四、五、六区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创业中心在1994年8月包头稀土节期间已将部分工程投入使用。从1994年8月25日起，为配合稀土节，润华公司暂停施工，施工现场部分机械设备及人员处于窝工状态，10月5日创业中心筹备处通知润华公司和包头二建，告之“工期暂告一段落”，要求在“10月15日前全部清理现场”。1995年9月20日创业中心与合资润华永庆公司就创业中心的水电控制中心部分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996年9月14日，双方就创业中心院内外网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12月8日双方再次签订创业中心院外排水工程施工协议，上述合同已履行完毕。
创业中心在1994年4月20日的《用户意见》中承认润华公司从1992年底开始承建创业中心项目。1995年1月19日，开发区办公室给中国建设银行包头中心支行的《证明》中认可润华公司承包的创业中心科贸部分的土建工程，到1994年底已完成该工程75.2％的工作量。1995年4月13日，创业中心对润华公司已完成的稀土大厦展厅、国际会议厅进行验收，出具了验收证明书。另该中心还于1997年5月13日向润华公司发出验收2号库的通知。包头市建设工程质检站于1996年9月16日证明，润华公司承建的创业中心大楼，主体结构为优良。包头二建1997年4月12日证明，在润华公司成立后，原综合队承建的科贸主楼和二号库工程移交给了润华公司，由润华公司执行一期合同的有关条款，已口头通知了开发区办公室和创业中心负责人，工程施工中的经济往来、质量监督等有关业务均由润华公司对建设单位负责，该公司再未参加该项目的管理、监督、结算工作。1997年5月16日，原包头二建的法定代表人侯淮证实：原由综合队承担创业中心项目的科贸主楼和二号库施工任务，由于开工不久何润槐担任了海外公司组建的润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考虑到何润槐在此工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完成了部分基础工程，其他施工队无力承担该施工任务，公司决定由何润槐继续负责此项工程，向管委会负责人通报过，管委会表示认可，所以自山3年4、5月期间甲方拨付工程进度款即直接付给了润华公司，包头二建再未收此部分工程款，有关施工方面的问题，包头二建也不再过问，由管委会直接找何润槐。
1997年3月14日，开发区规土局通知包头二建和润华公司，要求终止合同，23日创业中心又通知润华公司终止合同，包头二建和润华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终止合同，要求管委会和创业中心继续履行义务。但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未予理睬，24日，创业中心强行磋开润华公司在科贸主楼的库房，将存放于其中的工具和用于该工程的材料等堆放院中，造成部分工具和材料丢失或损坏。对此，润华永庆公司提供了1996年12月28日库存材料盘点明细表及1997年12月7日至10日双方共同派员对堆放于院中的物资进行清点的明细表。1994年10月5日创业中心发出“工程告一段落”通知前，润华公司为该工程定制但未安装的成品半成品价值28303元。1998年9月30目，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受一审法院委托，对润华永庆公司已完成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结论是已完工部分造价为19952371元。管委会先后以开发区办公室和稀土开发区名义共支付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13952328元。根据创业中心1994年5月lo目与常州市腾腾装饰设计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腾腾公司）的装修合同，管委会应付给腾腾公司装修款206.8万元，其中直接付给腾腾公司76.8万元时，另外130万元已包括在管委会付给润华公司的工程款中，由润华公司付给了腾腾公司，故应在欠款总数中扣除76.8万元，因此，管委会尚欠润华公司工程款5232043元。
1997年4月，润华永庆公司以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拖欠工程款为由，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请求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支付拖欠的工程款6000043元；赔偿违约金及利息损失4757661.39元；赔偿该公司因停工、窝工、搬迁、材料丢失等经济损失1480965.85元；赔偿因单方终止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909006.64元；由于管委会和创业中心长期拖欠工程款，该公司已无法继续完成合同规定的剩余部分工程，要求解除合同；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管委会和创业中心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润华永庆公司的名称变更与本案争议事实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管委会虽与包头二建签订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但履行义务的是包头二建和由包头二建依法分立的润华永庆公司，对合同主体的变更，双方虽未采取书面形式，但管委会在建设中直接与润华永庆公司发生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应视为对合同主体变更的默认。创业中心作为其余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润华永庆公司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该公司要求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支付工程款、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管委会辩称施工合同与润华永庆公司无关不能成立，管委会和创业中心长期拖欠工程款致使润华永庆公司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该公司要求解除二期工程合同应予准许时，该公司为工程定制定购的材料构件，管委会和创业中心应予接收并支付价款正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拖欠工程款应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润华永庆公司的停窝工损失。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擅自将润华永庆公司存放于工地库房的物品搬至院中，致使部分物品损坏，应予赔偿。管委会作为创业中心上级单位，以自己名义支付工程款，掌握全部工程款的结算与支付，应主要由其承担民事责任，创业中心承担连带责任。润华永庆公司其它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管委会在诉讼中经多次敦促拒不提供于其不利的证据，并放弃庭审质证机会，应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创业中心虽对鉴定报告提出质疑，但在举证期限内没有举证，鉴定报告应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6〉7号《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依据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判决：一、解除润华永庆公司与创业中心所签的二期工程施工合同；二、管委会给付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6000043元、逾期付款违约金4753662.58元；三、管委会给付润华永庆公司停窝工损失783497元；四、管委会赔偿因侵权所致润华永庆公司物资损失154936.06元；五、管委会接收润华永庆公司为工程定制定购但尚未安装的材料构件，并支付价款283303元；六、管委会给付润华永庆公司上述二、三、四、五项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七、创业中心对上述二、三、四、五、六项内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八、驳回润华永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内容于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执行完毕。案件受理费75748.38元，由润华永庆公司负担以6817.35元，管委会负担6万元，创业中心负担8931.03元。鉴定费10万元，管委会负担6万元？创业中心负担2万元，润华永庆公司负担2万元。
管委会和创业中心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管委会称：润华永庆公司与上诉人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原告条件；上诉人未与包头二建解除合同，润华公司没有履行上诉人与包头二建约定的权利义务，上诉人不欠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只欠包头二建部分工程款，原审判决认定拖欠工程款数额有误；原审认定润华公司并入润华永庆公司与事实不符，实际并入润华永庆公司的是润华建筑公司；上诉人没有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更不该赔偿窝工损失，也不应承担被上诉人成品、半成品费用，润华公司曾派人参与搬迁，因此不能认定上诉人侵权，不应由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润华永庆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创业中心上诉称：该中心只与润华公司签订了创业中心二期施工合同，与润华永庆公司无任何利害关系，该公司没有承继润华公司的债权债务及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判创业中心承担连带责任错误，管委会发包、包头二建承包的是一期工程，创业中心发包、润华公司承包的是二期工程，主体不同，合同内容也不同，不能连带；原判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润华永庆公司辨称：该公司已完成创业中心大楼和仓库的活工，管委会一直向其支付工程款，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包头二建始终未参与合同的履行，管委会应当支付所欠工程款，并对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包头二建辩称：整个创业中心一期合同均是由其履行的，要求管委会与其进行结算。
本院认为，润华公司是何润槐以其挂靠在包头二建综合队的人员、设备、资金，与海外公司将该公司建筑工程公司经变更登记成立的，原审判决认定润华公司从包头二建分立出来与事实不符。润华公司成立后，创业中心的科贸和二号库工程即由该公司组织施工，此后包头二建再未插手该工程，管委会实际上也将润华公司视为施工单位，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关系，润华公司直接向管委会报告工程进度，管委会直接向润华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双方还对施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与核定，以上事实表明包头二建已明确此部分工程由润华公司承建，润华公司基本上是按照包头二建与开发区办公室的施工合同来施工的，也得到了管委会和创业中心的认可，尽管二审中包头二建又主张这部分工程是其履行并完成的飞，管委会和创业中心也否定润华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的事实，但包头二建事实上并没有履行科贸楼和二号库的施工任务，润华公司和管委会形成了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润华公司于1996年9月变更登记为润华建筑公司，合资润华永庆公司注销后，其权利义务由中方润华建筑公司承受，润华建筑公司后又于1999年元月并入本案被上诉人润华永庆公司。因此，由润华公司完成的三区和二号库工程，润华公司与创业中心的二期合同，及合资润华永庆公司与创业中心订立并完成的水电控制中心工程、外网工程、给排水工程合同，其权利义务都应由本案被上诉人润华永庆公司承受，该公司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二上诉人称其与润华永庆公司无关的理由不能成立。
由于管委会和创业中心在工程部分完工后即将润华永庆公司清理出建筑工地，双方未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双方对管委会和创业中心拖欠工程款的数额存在很大争议，本案计算欠款数额应以一审法院委托建筑工程定额总站对已完工程量作出的鉴定结论为基盐，扣除管委会已经支付的工程款。管委会提出另有76.万元装修款由其直接付给了腾腾公司，该款也包括在总造价中，应在欠款总数中扣除，润华永庆公司认为按合同约定，装修由该公司负责，管委会直接付装修款与其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对管委会的该项上诉请求应予支持。因此，管委会实际拖欠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为5232043元，原审判决第二项责令管委会给付拖欠润华永庆公司的工程款6000043元不当，应予变更。由于管委会和润华永庆公司没有书面协议，双方形成的是事实合同关系，其中并未对违约金作出约定，原审判决管委会向润华永庆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予撤销，但管委会应当支付长期拖欠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的利息。
二上诉人对原审判决其支付润华永庆公司停、窝工损失、赔偿侵权造成的物资损失和接收润华永庆公司为其定制定购的材料构件存有异议，认为不构成侵权，也不应承担上述给付义务和赔偿责任，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至于管委会提出在将被上诉人的物资搬出工地时，该公司有人在场对物品进行清点和接收，但被上诉人予以否认，不能证明该公司同意终止合同，也不能推翻二上诉人构成侵权的事实，因此，对此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创业中心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创业中心尚处于筹备阶段和成立之初，没有独立的财务，整个创业中心项目包括一期、二期工程及外网、水电控制中心、院外排水工程等的工程款，都是由管委会统一支付的，管委会和创业中心虽以各自名义发包工程，但却是由管委会统一支付工程款，而且付款时也未注明具体付的哪部分工程款，鉴于上述情况，原审判决责令创业中心对管委会承担的给付义务和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对创业中心称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八项；
二、变更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管委会支付润华永庆公司工程款5232043元；
三、变更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管委会支付润华永庆公司本判决第一、二项中的款项的利息（从1997年3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四、变更高级人民法院（1997〉内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七项为：创业中心对本判决第一、二、三项中的管委会应承担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管委会和创业中心其它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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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信用报告发展历程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前身是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2005年，人民银行启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升级工作，将总行、省、市三级分布式数据库升级为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06年7月该数据库正式在全国联网运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最初提供简版、详版2个版本的企业信用报告，主要供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也可由各级人民银行查询网点为企业提供查询及打印。企业信用报告的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企业的基本信息，包括工商注册号、税务登记号、组织机构代码，所属行业及经营范围，法人及高管人员，办公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二是企业的信贷记录，包括贷款、保理、票据贴现、贸易融资、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信贷业务记录及相关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信息，主要来源于各商业银行等信贷业务发生机构；三是除银行信贷信息之外的非银行信息，主要包括政务信息、公共服务信息、司法信息、登记信息、社会保障信息等。在实践中，由于简版报告的内容太少，多数时候满足不了企业的需要，企业要求打印详版，而详版报告的篇幅太长，存在部分冗余信息，也不便于企业解读。
为满足客户需求，改进征信服务，2012年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企业信用报告进行了优化升级，设计开发了银行版、自主查询版、政府版和社会版等4种企业信用报告，其中自主查询版就是为便于企业了解自身信用状况而设计的版本。
2012自主查询版企业信用报告于2012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主要包括基本信息、有直接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信息概要、信贷记录明细、公共记录明细和声明信息明细等6部分内容。其中：基本信息描述信用主体的身份信息、主要出资人信息和高管人员信息等；有直接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列示了与企业存在一级关联关系的企业名称，包括集团企业关联、企业投资关联、企业担保关联、出资人关联等多种关联类型；信息概要是企业信息主体信用状况的概括性描述，能让信息主体迅速了解自身信用报告主要包含哪些内容；信贷记录明细逐笔详细描述信息主体在金融机构的当前负债和已还清债务信息；公共记录明细展示信息主体在社会公共部门所形成的正、负面信息，反映其还款能力和经营能力；声明信息明细展示无法与具体信贷业务相关联的报数机构说明、征信中心标注和信息主体声明等信息。
二、企业信用报告的新变化
2012年自主查询版企业信用报告较之旧版本信用报告相比内容更丰富、结构更清晰、用语更简洁，为企业了解自身信用状况提供了便利。运行4年多来，企业信用报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在内容涵盖更广，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大量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证券公司等也开始向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数据；同时，优化了金融机构及企业十分关注的关联信息和负面信息的展示。
1.企业信用报告在信贷业务中增加“类贷款”业务，包括融资租赁公司报送的融资租赁业务、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融资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信息。
2.有直接关联关系的其他企业中，“关系”调整为展示到细类。如集团企业关联包括家族企业、母子公司，企业投资关联包括对外投资、被投资、相互投资，企业担保关联包括相互担保、被担保、对外担保，出资人关联包括兼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兼个人出资、兼个人担保等，更便于企业理解、核实。
3.在信息概要中，描述性文字增加当前负债余额、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其中：当前负债余额指截至当前未结清的垫款、贷款、贸易融资、类贷款、保理、票据贴现、担保代偿、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债务等业务的余额汇总；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指截至当前未结清的五级分类为后三类的垫款、贷款、融资租赁、贸易融资、保理、票据贴现、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债务等业务余额及截至当前违约的股票质押融资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余额汇总。
4.新增“历史欠息”内容，包括“历史最高欠息金额”、“首次欠息发生日期”、“最近一次结清日期”和“欠息类型”等数据项，反映历史欠息情况。
三、企业信用报告使用中的常见问题及相关建议
1.企业如何修改信用报告中的基本信息
2012年底，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整合企业征信系统和机构信用代a系统信息更新机制的通知》，随后征信中心了《企业征信系统数据采集接口规范（机构基本信息）Ⅴ2.2》并组织实施了企业基本信息采集机制整合工作。经过改造，目前企业信用报告中基本信息的来源已调整为经企业征信系统整合后的机构基本信息档案。
2014年底，贷款卡发放核准行政许可取消之后，企业无法通过贷款卡年审或信息变更等原有的途径更新信息。当企业信用报告中的中征码（原贷款卡编码）、组织机构代码、登记注册号码、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等标识项有误时，应由企业的基本存款户开户行负责在代码系统中进行更正。当企业信用报告中除标识项以外的信息有误时，由该信息的提供机构负责进行更正。如果错误信息是基本户开户行和人民银行录入的，则可直接在代码系统中更正。如果错误信息是信贷业务发生机构提供的，则由该行的征信部门上报企业基本信息报文进行更正。当企业基本信息发生变化提出更新要求时，应到基本户开户行或仍有信贷业务的银行提出申请，待银行更新本行系统后再报送至征信系统。企业在基本信息发生变化后应及时到基本户开户行、信贷业务发生行更新信息，已确保信用报告中的基本信息、关联信息等展示正确，为后续业务办理提供便利。
2.企业如何查询担保明细信息
企业信用报告“对外担保信息概要”会展示担保业务对应的主业务余额信息。“所担保主业务余额”根据其五级分类状态，分为正常、关注、不良等三类进行展示。企业查询信用报告时，往往对不良类的对外担保信息十分重视，但目前信用报告中没有对外担保的明细信息。企业想要了解担保对应的主业务明细信息，需到当地人民银行进行查询。人民银行查询用户进入“信用报告明细查询模块”，通过“担保信息”选项，查看企业相关担保合同对应的主业务汇总及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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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只负责查询信用报告，不负责提供信用记录良好或是不良的书面材料。
鉴于信用报告的解读有一定专业性，人民银行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对信用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说明，但报告中不得出现信用记录良好或不良的字样。
人民银行应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积极与各相关单位协商，制定一套比较适用的信用报告内部解读方案。
适时考虑建立信用报告评分制度。为了规范信用报告的使用，更好地满足有关部门对信用状况的了解，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有必要进一步利用数据库资源，研究开发企业和个人信用评分系统。
人民银行成宁中心支行 陈志
银行对账单收回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为防范内外账核对环节中的风险，近几年，金融部门加大了内外账务核对力度，对存贷款对账单的收回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措施，以确保对账单收回率达到100％。
但是，笔者在审计中发现，对账单收回率虽然达到100％，但对账单质量却不高。对账单收回中存在的“猫腻”，应引起金融部门的重视，
一是对账单上的名章有出入，张冠李戴，打马虎眼。如某市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贷款对账单上加盖的是某市皮革服装有限公司的印鉴章，不细看就会被蒙混过关。调查后发现，两家公司是经营相似产品的不同单位，因某市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在银行信誉度高，贷款相对容易，因此被顶名贷款。
二是包办盖章，逃避责任，风险暗生。明明是分厂贷款，对账单上却统一加盖总厂的印鉴章。其实总厂只对分厂进行账务汇总，没有实权。这是某些企业惯用的金蝉脱壳计，容易引人上当。
三是公章代印鉴章，此地无银三百两。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看似更具权威性，不容质疑，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账务核对有问题，财会人员最清楚，但又怕担责任，就把责任推给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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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征信方面，征信机构对需求者提供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可以看做是消费者偿付其债务的历史记录。一般包括：鉴定信息、当前和以往的贷款清单、公共信息。在征集了上述个人信息后，征信机构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信用评估，最终形成信用产品。征信产品可以销售使用，美国的个人征信机构数量庞大，竞争激烈，出现了并购重组。
在监管方面，美国征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其运作完全市场化，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干预其日常运作，但必须受相关的法律约束。美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范征信机构、数据的原始提供者以及信用报告使用者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美国国会于1971年制定并于1997年修订的公平信用报告，旨在保护所有消费者的基本权利，确保信用报告的准确性。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律师总局被授权实施该法案。该法案规定了消费者报告机构即信用局、信用报告使用者、信用信息原始提供者的行为准则。到征信机构调用其他人的个人信用资料要得到被调用者的同意或司法部门授权，目的是防止个人信用资料被滥用。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在这波澜壮阔的伟大工程中，包括征信体系建设在内的信用体系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美国征信体系建设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启示之一：美国征信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以法治和诚信为基础，而我国的征信体系建设基础性制度环境远不如美国。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尽管重视诚信，但重义毁信时而有之，事实上，多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法律元素，而法治和诚信恰恰是现代征信体系建设的基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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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
对于信用(credit)概念的基本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界说。《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信用(credit),指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我国《辞海》的解释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李纪建则指出,信用是基于交易理性体现契约精神的一种关于各种财产跨期交易活动的制度规则。喻儆明等认为信用是二元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以某种经济生活需要为目的,建立在诚实守信基础上的心理承诺与约期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我国儒家文化提出了许多强调信用的行为规范,如:“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
信用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类型。根据授信对象性质的不同把信用划分为三大类型: 公共/政府信用(public credit)、企业/商业信用(business credit)、消费者/个人信用(consumer credit/personal credit)。因而,信用这一概念大致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 一个是社会道德层面,一个是经济法律层面。社会道德层面上的信用,是指人们诚实守信的品质与人格特征,是一种价值观念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即一种基于伦理的信任关系。在经济效用层面上的信用,是指有条件地让渡商品或货币,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信用是债权人( 授信人) 和债务人( 受信人) 对资金、商品或服务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让渡。在这个层面上,信用是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关系,因而是一个经济法律范畴。
(二)信用的特点
1.信用的文化性和历史性
个人信用的起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历史、道德和经济发展水平,而社会习俗和规范,尤其是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内化,也会成为个人信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譬如生存、发展意识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虽然也具有一种文化引导机制,但所育化的不是商业社会中的理性精神,而是关系社会中的个体为获得血缘群体的接纳,获得生存的安全感而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智慧。忠就要是真的忠,孝就要是真的孝,言语发自内心,言行一致,这就是信用。中国传统信用特征必然是一种以德性、自律为特征的内在信用。同时,它也制约着中国传统信用观无法在广泛意义上超越血缘、地缘等关系限制的人文圈。美国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的信用是处在亲戚、朋友的较低层次上的信用。在美国社会,工商业的发达、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平等观念,使人切实地感受到信用自律能为自身带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信用”成为持久的物质和精神动力,从而激励人们化为自觉的行动。
2.信用的社会性
学者殷孟波认为,消费信贷在西方国家发展较早并已经成熟,是与它们超前的消费观念有着重要联系的。西方文化的传统是尊重人权、特别是个人隐私权,对于征信服务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将涉及个人隐私和公司商业机密的数据和合理的征信数据区分开来,既要保护个人隐私和公司商业机密不受侵犯,同时又要使征信从业人员的业务工作有法可依。学者孙杰指出: 公民享有隐私权,并不等于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公开其姓名、使用其肖像和与其个人相关信息。一些有关不法行为和不当行为的信息,特别是有关失信行为的信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社会披露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各种权利,又出现了知情权、选择权、公开化等新的要求。在美国,无论是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及金融机构的银行和普通公民,都要把自己的有关信息,包括部分相对秘密的信息向某些机构公开,做一定限度的披露,以供出于合理目的的查询。美国有《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市场主体在取得授权以后能公平合理地取得和使用相关的信用信息。
3.信用的外部性
当绝大多数人都保持并提供信任(trust)时,少数人的无信用行为就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如拖欠贷款后就根本找不到交易伙伴,从而使其拖欠贷款的成本变得极高;如拖欠银行贷款,就没有哪一家银行再愿意贷款给他,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个人信用的正外部性效应。在美国,个人信用的外部性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非常巨大。如果某个征信机构了解到某人有不诚信行为,如拖欠水电费等,普遍存在的风险规避心理就会驱使银行认定,即便这个人获得了贷款,也不会及时归还,这样的话,此人就会因此失去得到贷款的机会。
4.信用的资源性
个人和组织诚实的品质,具体地说,即以往能够证明其操守的记录和一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都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的负债由国家和政府的财政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共同承担,呈现出比较合理的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风险由社会成员共同均衡、合理地分担。从银行角度讲,西方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家庭、个人,即消费信贷,他们利用信用这种资源进行消费。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信用搭建了健康的金融体系,信用和信任造就了繁荣的经济和社会。
二、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
美国信用制度的建立对形成诚信的社会道德规范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美国信用制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信用体系发展得非常完善。美国信用状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数据、证据和事实来说明的,个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获得支付能力而进行消费、投资和经营。在美国,公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每个公民的信用状况都可以通过资信机构做出的信用报告而得到评估。这种报告为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和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信用依据,同时也将能够终生地制约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有过失信记录,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将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在美国,信用制度建设方面,不仅有完善的信用档案登记机制、规范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灵敏的信用风险预警、管理机制,而且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用方面的法律体系。这一切都使得信用意识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人信用成为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而社会信用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基石,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诚信的道德规范。信用制度已成为美国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信用档案被美国人看作第二身份证。因此,信用制度的建立对于美国形成诚信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建立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简称FCRA)是美国规范个人信用的一系列相关法律的核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71年制定《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以后于1996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作了重大修改。法律直接规制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征信业务链和授信业务链这两条主线上。在征信业务链,着重体现和贯穿了信用信息公开、负面信息修复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合理界定原则;在授信业务链,则突出体现了平等授信、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
(一)《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
1. FCRA的内容
根据FCRA,信用报告一般由以下几个主要部分组成:
个人识别信息:包括本人姓名、新旧住址、社会保障号码、电话、出生日期、过去和目前的雇主名称,甚至可能还会包括配偶的姓名等。
信用历史: 即交易信息。包括一个人对于银行、商店、金融机构、房屋贷款商和其他曾向他提供过贷款的机构的偿债记录。对每笔贷款的开户日期、账户类型、款项额度、月还款额等,均清楚记录。已清偿完毕或关闭的账户也一一载明。如果有欠债未付或未按期支付的情况,就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公共记录:一些向公众公开的信息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可信程度。例如欠税而尚未清偿、法院不利判决尚未执行完以及曾经或正在宣告破产等对评价个人信用有价值的公共记录。
信用查询:本部分列明所有曾收到某人信用报告的所有授信人和潜在授信人,包括所有其他经授权查看该人信用报告的人。另外,还包括所有其他得到该人姓名、地址以便主动向他提供信用的公司。这些公司并未真的查看他的信用报告,但用其他途径把他列入合格的信用、保险或其他服务对象,这也就是人们有时会接到那些无需申请已获“自动批准”的信用卡的原因。
争议记录:大多数信用机构都允许消费者和信贷机构对信用报告中有争议的地方进行声明,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声明都会记录在信用报告中。
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规定,信用报告一般不包括银行账户余额、种族和、健康状况、性取向、刑事犯罪纪录、收入情况和驾车记录等信息。
按照法律要求,信用报告机构通常向不同的索取人提供不同版本的信用报告。消费者版本包括上述各项信息,以及所有查询纪录。而商户版本除包括上述各项信息外,仅列出为“允许的目的”而查询的公司的名单。这里“允许的目的”一般指消费者一方已申请某项服务,而不是商家自己主动向消费者“拉”生意。
2.关于信用报告的使用
谁有权获得信用报告?《公平信用报告法》(FRCA)中规定了谁可以访问信用报告,以及在什么情况或原因下能够访问信用报告。这里用美国三大信用管理局之一的Experian公司的信用报告为例进行说明。
硬查询: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可以由与他有业务往来的机构和人员查看,例如信贷机构、房东、信用卡公司、雇主等单位或个人。但他们必须经过消费者的允许才能获得信用报告,他们的查询会记录到信用报告中。
软查询:一般的公司也能从信用管理局得到消费者的姓名和地址,目的旨在给消费者邮寄预先批准的信用卡申请,或打电话向消费者推销产品。但这些公司只是得到消费者的姓名和地址,并不会看到消费者的信用报告,而且这些询问不会记录到信用报告中。
自查:当前消费者自己也能够从信用管理局得到信用报告的副本。通过这种查看,消费者可以发现并改正信用报告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另外,如果消费者满足一定的条件,便可以每12个月免费获得一份信用报告副本,这些条件是:诈骗行为的受害者,信用申请因为某种原因被拒绝、正在失业并计划在60天内找工作、正在接受社会福利救济。
3.关于信用报告的使用方式
合法信用报告获得者得到信用报告之后,根据信用报告所给出的个人信用等级高低,在决定是否批准消费者申请时,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和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信用评分:信用评分与信用报告是完全不同的,信用评分是利用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将这些信息通过一些计算,得到一个简单数字,它并不是信用报告的一部分,简单讲信用评分是将信用报告中所有的信息浓缩成一个3位数的数字。通过这个简单的3位数,信贷机构就能够方便地决定是否批准消费者的申请。这个数字的范围是在300到850或950之间,数字越高表示授予消费者信用的风险越小。
个别栏目信息:信用报告本身记录了消费者与贷方的往来历史,其中某些信息也许对消费者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对于授信于你的信贷机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可能因此而不予授信。不同的贷方的标准不同,但比较敏感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查询次数:过多的查询次数可能暗示着一个人现在的经济状况需要很多信用,也有可能暗示一个人正在累积债务。专家认为,6个月之间如果有6次信用查询就有危险了。
开设信用账户:如果申请了许多信用账户而不经常使用,这也会影响信贷机构对消费者信用的判断,因为这会增加信用总数。
欠款:付款记录对个人的信用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出现拖欠,即使最后偿还清欠款,拖欠的历史也会在信用报告中保留7年之久。
债务与收入比例:如果某个消费者的债务已经超过年收入的20%,信贷机构很可能不予贷款;即使可以再贷款,利率也会很高。
超过信用限额:如果个人的信用报告中有一条或两条超过信用额度的记录,便会警示信贷机构。这预示消费者由于某些原因在财政上有困难。
4.关于信用报告错误信息的修改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信用报告上有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赋予消费者改正的权利,信用管理局也有责任改正错误。在修改信用报告的过程中,消费者所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保留一切处理事务的记录,并且保留送交的所有文本的副本。
(二)FCRA下的美国信用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信用管理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FCRA给予美国信用体系强有力的保障。美国信用体系不仅渗透到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而且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1.FCRA下的信用消费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
FCRA下的美国经济发展为一种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已成为美国生产力增长的助推器。据统计,美国居民消费信用余额保持了长达50年、 以年均12%的速度快速增长,总额已达到17万亿美元。居民信用消费的持续放大,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80%以上,而美国居民的各种各样的信用消费方式占美国国内产品总消费的2/3以上。与之相比,欧洲的消费者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但他们所获得的信用贷款总量要比美国消费者少1/3。因此,美国经济学家Walter Kichenman将美国的信用体系称为“美国经济活力的秘密成分”。
2.信用法律制度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
与FCRA信用法律制度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是金融业,因而FCRA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金融业。FCRA不仅为金融机构识别金融欺骗与风险提供了甄别机制,同时也为金融业务的拓展与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如信用消费方式及其产品,就是在FCRA体系内的消费者信用报告制度规范下迅速发展起来的。目前信用消费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业中盈利空间最大、利润来源最稳定的业务之一,它不仅为金融机构带来了利差收入,同时也带来了信用卡业务收费等非利差收入。数据显示,美国的银行贷款利润50%以上来自个人消费信用贷款。信用消费以其流动性高、分散性强和客户面广的特点,一方面加速了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周转与增值; 另一方面通过“杠杆销售”,带动了其他金融业务的发展。由此形成的金融组合模式,有效地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目前美国银行信贷违约率一般控制在1.5%左右,杠杆贷款和风险债券违约率低于2% ,信用卡逾期率5%左右。资本运营的低风险和高收益率,吸引了国际资本不断涌入。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如美国 45%左右的商业、产业贷款是由外资银行提供的,国外资本几乎撑起了美国信贷市场的“半边天”。
3.FCRA下的信用交易方式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法律保障下的美国市场交易方式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现金交易向现代信用交易方式的转变,信贷投放速度加快,成本降低。目前,美国75%以上的居民个人使用信用卡消费,80%以上的企业间经营活动采用信用交易与信用支付方式; 金融机构做出为上大学,购买住房、汽车和房产保险等提供贷款的重大决定所需的时间是以小时或分钟计算。2005年的数据表明,美国86% 的汽车贷款申请者在一个小时内就得到了贷款,25%的汽车贷款申请者不到10分钟就得到了贷款,许多零售商在两分钟内就可以为顾客开设新的付款账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前任主席Timothy J. Muris 说“因为有了信用报告体系,才能够有这样快速信用服务的奇迹”。在信用服务效率提高的同时,信用交易成本也不断降低。
交易方式的转变也直接导致了以信用交易方式为基础的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1997―2007年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以年均34.9% 的速度增长,10年时间放大10 倍,2007年美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全球总额的71% 。美联储主席Alan. Greenspan 坦言: 电子商务发展极大地加快了市场信息流通速度,削减了企业成本开销,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利润率。
4.FCRA下的平等授信扩大了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空间
信用已经成为一种财富和准货币。 只要信用好,无论眼前的现金存量与收入状况如何,都可以信用贷款和信用消费,甚至是身无分文时也可以凭借自己的信用维持生计与发展。平等授信给那些不富裕的人群、年轻人和居住在边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平等授信条件下的信用支付方式,为20%的美国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 66%的美国家庭通过按揭方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1/3的美国家庭通过贷款购买了汽车。信用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救济方式。据美联储的金融调查表明,在过去的30年里,最低收入家庭获得消费贷款的比例飙升到接近70%。
三、FCRA对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启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以及带来的问题日益凸现。2000年,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约6 000亿元,无效成本至少为 GDP 的10%―20%,中国 GDP 每年因此至少减少2个百分点。信用缺失对银行资产造成的风险,对公共资源造成的浪费,对市场环境造成的损害,对社会风气造成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成为社会的共识;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已经纳入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已成为中国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目前正处在起步阶段。1999 年 7月,国内首家地方性征信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成立; 2000 年2月,国内首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颁布。上海的试点拉开了中国信用体系建设的序幕。2008年5月,在陆家嘴论坛期间,成立了长三角征信中心。至此,全国一些省市相继开始了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中国信用体系建设开始由点及面推进。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颁布了相关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台湾于1995年公布了“电脑个人资料保护法”用来规范电脑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权利。香港个人信用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66年底个人信用仅为3.8亿港元,占香港本地使用贷款的比重仅为6.9%,至1978年,贷款总额已达88.65亿港元,所占比重上升至15.7%。1978―1998年,受经济和居民货币收入大幅增长、贷款结构的变化和银行业务不断创新的影响,致使住宅按揭贷款需求增长较快,个人信用总额年平均递增达24%,其中住宅按揭贷款年平均递增26.1%,信用款贷款递增36.7%,其他私人贷款递增9.9%。香港于1996年颁布《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将电脑处理个人信息和非电脑处理个人信息一并纳入保护范围。现在总的状况是: 制定了一批地方性信用法规,但全国性信用法律尚未出台; 建立了一批地方性和行业性信用信息数据库,但规模普遍小、覆盖面窄,且彼此封闭,全国性、综合性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 各地成立了一批征信评信机构,但普遍处于探索和市场拓展阶段,适应全社会的征信评信制度尚未形成。
根据中国的实际,借鉴FCRA的经验,笔者认为,中国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去把握、推进。
(一)发展模式采取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
政府推动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动力。美国现代意义上的信用经济是与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相伴而行的。初期的信用制度实质上就是银行信贷制度和资本市场融资制度。美国政府从20世纪 30年代开始通过对信贷制度和融资制度创新,推动了美国征信评信制度的确立; 在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通过加强信用立法和执法监管,弥补了法律和管理缺位的问题。政府持续有力的推动,使美国的信用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完善和形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国情与北美不同。人们在消费意识、金融意识、风险意识、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与法律体系健全程度还正在深化和提高之中,信用产品的生产受到诸多限制并相对匮乏。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覆盖千家万户的庞大系统工程,考虑其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时效性,权衡信用扩张与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联动关系,因此,中国可以吸取以北美尤其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模式,结合政府主导模式的优点,在信用体系建设的初期,一方面,加大政府推动的力度,使政府成为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 另一方面,采取特许经营、股份制等市场化运作形式,稳健地放开征信市场,鼓励国内外知名企业投资征信评信业,聘请和咨询国际评信机构、资信专家给予帮助。如美国的全联公司已经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开展了业务,其中在6个国家建立了征信机构,他们对中国市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一个信用体系后发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高效率地推动信用资源的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筑起信用体系的框架,避免盲目建设、一哄而上; 可以减轻政府巨额投资的压力,防止政府垄断投资、垄断信用市场,造成政企不分。一旦信用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基本确立,政府的作用应回归到监管、服务上来。
为了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国务院于2004年成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笔者认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一是研究与借鉴国内外尤其北美的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研制信用法律体系总体规划,确立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思路、原则、方法和步骤,稳健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二是盘活存量,引进增量,充分利用和盘活现有的分散在各部门、各行业的电子政务系统和信息数据库,引进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与专业的战略投资伙伴,整合全国信用信息资源,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统一的、标准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三是加强立法与监管,依法规范推动,抓紧国家信用法律法规的制定,探讨行业监管体系、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行业自律等问题。
(二)完善信用法律监管体系,重视信息公开的法制建设
法律法规的确立和健全(金融有关立法,非金融有关立法,失信惩罚机制)是社会信用制度及管理体系建立和实施的保障。世界各征信国家和政府对之都高度重视,作为信用最发达的美国尤其突出。信用法律环境的确立能够使政府和信用管理专业公司的征信数据的收集做到快速、真实、完整、连续、合法、公开取得;能够限制消费者个人数据的使用范围和限制数据自由传播,从而合法地传播和经营经过处理的数据;同时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使与消费者个人进行信用交易的金融机构和赊销商取得授信的依据。
重视信息公开的法制建设,能够为建立信用体系提供丰富的政务信息资源。信息公开 ,其主要含义是,政府有义务公开政府在行使行政管理权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信息,或者说公民个人或团体有权知悉并取得行政机关的文件、档案资料和其它信息,又称行政公开。譬如美国建立了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是《信息自由法》(1966年)、《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2年)和《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6年)。这三部法律是美国政治、法律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核心思想是,原则上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开,不公开即保密是例外;政府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一切人获得信息的权利是平等的;政府对拒绝提供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供拒绝的理由;政府机关拒绝提供信息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美国法律还要求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向公众公开,允许公众观察,每次举行会议时,合议制机关应在一星期前发出举行会议的通告,而举行不公开的会议要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
当然,在信息公开的同时,美国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出发,对信息保密也相当重视。美国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保护国家秘密。
为了保证信息公开,美国实行了定密官制度和定密制度。在所有的政府秘密中,中央情报局占52%,国防部占44%,国务院占2%,司法部占1%,其它政府部门占1%。大量公开的政务信息,为信用服务公司收集与信用有关的政务信息提供了重要来源。
完善信用法律监管体系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保障,我国法律监管体系建设可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相结合。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目前,中国的信用法律法规几乎是空白。中国现行的 《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以及银行、证券等金融法律法规中,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这些原则规定不是直接约束和规范社会信用行为的。同时,由于信用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信用立法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信用法律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时不我待。因此,中国信用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是,确定立法原则,制定立法计划,在此基础上重点推进,逐步完善。在这一推进过程中,一是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先行一步,为加快全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创造条件,积累经验。中国的一些省市,如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等,已经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信用法规。二是从信用体系的关键问题入手,抓紧研究制定国家的信用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银行代国务院拟定的《征信管理条例》,也 包括征信体系建设整体方案 ,对征信行业的市场准入、行为规则、征信数据库的建立与开放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应抓紧审定颁布; 立法机构要开始启动主要信用法律的立法程序。此外,在执法监管体系构建上,应该确立的原则是,谁立法谁监管,地方立法,地方政府监管,行政立法,行政主管部门监管。
(三)加强信用法律体系教育和研究,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要使信用社会概念深入人心,信用制度有效实施,教育普及、研究和培训(大学常规教育、员工在职培训、信用管理研发)必不可少。信用发达的美国高度重视信用管理的教育。教育先行非常重要。信用管理专业教育是信用管理人力资源的基础,信用管理行业的工作岗位分布于各个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资信调查、信用评级、市场调查、统计模型、数据库、信息检索、信用管理咨询、信用管理教学、信用管理法律咨询、信用保险服务、保理服务、专业软件开发、财产评估等技术或技术服务岗位,以及信息产品生产、销售、客户服务、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市场开发、风险控制、商账追收、现场调查的制造和服务性岗位。发展信用管理专业正规教育的主要目标既要适应就业市场需要、培养和造就信用管理专业人才,还要为各级别信用管理经理人员的从业执照考试提供专业基础培训,以规范商业市场上的信用管理人力资源的受培训水平,推动信用管理专业有关的研究和发展。
美国等西方信用发达国家,都大力投入信用管理的研究。信用管理的科研主要分理论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信用管理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信用管理有关法律、信用经济学、信用管理方法论、信用管理对于企业和社会伦理的影响等。信用管理的应用研究包括资信评级的数学模型及新技术手段、新服务方法、行业标准等。各种专业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高等院校、专业协会、信用管理专业公司、专业评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国家实验室和大企业的研发部门,共同构成了信用管理研究的主体。
现阶段我国要大力培养信用法律制度及征信行业的专业人才,加强信用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与科研,培养,提高征信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执业水平,这是提高我国信用体系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我国要加快电子商务立法人才的培养,也要积极引进相关人才,使电子合同、电子签名、安全认证、知识产权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法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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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公平信用报告法于1971年4月开始实施。FCRA所规范的对象主体是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和信用报告的使用者（银行、贷款商）。消费者信用报告指的是书面、口头或其它资料形式的报告，其内容含有关于消费者信用评价、信用状况、信用能力以及个人消费特点、生活方式等。
对消费者而言，FCRA保证了他们有权了解任何一家信用局对自己信用状况的评价及依据，并具有对不实负面信息的申诉权利。比如，对于消费者报告中的负面信息，在指定的年限后，可以在调查报告上删除。例如：破产记录保存年限为10年，偷漏税和刑事诉讼记录保存7年。
对于消费者资信调查机构而言，FCRA规范了消费者信用报告使用和传播的范围，明确了资信调查机构的经营方式。比如合法使用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的机构或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同意也属违法行为：1.与信用交易有关; 2.为雇佣目的; 3.保险业; 4.与合法业务需要有关; 5.奉法院的命令或有联邦陪审团的传票。FCRA还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他人个人资信调查报告的，将被处以一年以下徒刑，同时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
1996年，国会又有两个法案出台，分别修改和补充了FCRA。它们是“情报授权法”（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Act）和“债务催收改进法”（Debt Collection Improvement Act）。前者在原法律规定的合法取得消费者信用报告的5种情况中，授权联邦调查局（FBI）可以侦察目的为理由，取得所需的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后者修改了FCRA的第4款，新修正案授权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在债务催收活动中，根据需要取得消费者信用调查报告。
由此可见，FCRA及其修正案是确立贷方、信用报告公司和消费者三方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
FACT Act中的重要条款
FACT Act将在FCRA的基础上，进一步帮助所有的美国大众建立良好的信用，有效地对抗身份盗窃的问题。以下是FACT Act条款所涉及到的与消费者有关的一些关键方面。
要求借贷机构或银行基于消费者完整和全面的信用历史，而不是含歧视的旧观念来决定是否贷款。自1996年全国的统一标准清晰地规定了什么样的信用报告公司有权收集消费者个人信用之后，超过100万的美国人获得了信用贷款。FACT Act继而使得全国的一致性标准永久化。
改善消费者信用报告的质量，保护个人身份不被盗窃。由于FACT Act规定消费者每年能够免费从信用局获取自己的基本数据报告，保证了消费者可以监察和及时发现盗用伪冒或任何不合法的活动。如果消费者怀疑身份被盗，可以免费获得多份报告。
FACT Act要求商家在客户的购买收据上只列出信用卡的后5位数字，以防泄露身份账号。
建立全国性伪冒检测系统。过去，身份被盗的受害者必须要电话通知所有的信用卡公司以及全国三家主要的信用局。FACT Act实施之后，受害者只要通报一次，记录就进入全国性伪冒检测系统，自动保护受害者的信用评级，极大地简化了消费者报告伪冒盗窃的程序。
建立全国性的伪冒报警系统。如果消费者报告机构收到来自受害者的报警，对未来任何与这个消费者有关的询问申请，都有责任进行身份确认。FACT Act法律还使得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士兵能够申请对他们的信用记录加入特殊记号，以防伪冒。
FACT Act要求法规监管机构设计标明身份盗窃的红旗警告标志。在监管机构定期监察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时，如果金融机构无视红旗标志的警告所做的决策导致消费者的损失，将被罚款。
FACT Act要求借贷机构和信用报告机构在得知犯罪之前就要采取防范行动，制定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条例，以协助识别身份盗窃的可疑模式，创建一些方法以在损失发生之前就制止伪冒。
催收机构必须通知债权人关于伪冒的信息。总而言之，FACT Act这项法律使得广大消费者能够在动态选择信用产品的同时，具备前所未有的工具来防范身份盗窃的威胁，更好地保护他们自己与家庭。
影响银行的主要部分
银行是债权方，以下是FACT Act条款所涉及到的与银行有关的关键方面。
FACT Act要求银行专门建立在识别身份盗窃方面对消费者保护的测量。银行需要把这些新的保护措施，纳入现存的信用政策与操作程序中。
FACT Act延长了现存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对美国州法律的优先权，并使之永久化。
如果银行在审批某个贷款时，由于使用了消费者信用报告，而这一报告与其他大多数人的报告相比处于不利地位而导致银行的贷款决策不利于这个申请者的话，则银行需要对这个申请者提供口头、书面或电子邮件的通知。通知的内容至少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告知消费者所得到的信用产品的条款是基于消费者信用报告的信息的；标明提供此信息的信用局的名称；告知消费者可以免费从信用局获取他(她)的信息报告的影印件；提供该信用局的联系方式(如免费电话等)。由于需要对这些收到与众不同贷款的借款人采取新的处理方式，银行增加了大量的文字措辞工作以及处理公共关系的问题。
FACT Act增加了银行与其它合作方分享客户个人信用信息的限制。
FAC TAct为那些对信用记录报告局提供信息的银行机构建立了新的标准，包括防止提供已被身份盗用后的非属实信息。
在向信用记录报告局提供负面信息之前，要求通知消费者(或报告之后的30天之内)。
限制对医疗信息的使用。
如果一个新卡户在收到卡的30天之内改地址，信用卡与借记卡的发卡行必须验证持卡人的地址。
借贷机构在消费者的报告上必须公开自己机构的联系信息。
商家与银行不能在任何收据上打印出客户的信用卡或借记卡的有效期，不能打印出信用卡的完整账号(只能暴露卡账号的最后5位数字)。对使用现存设备的商家与银行，实效期为5年。若换新的设备，2005年1月1日开始生效。
如果消费者的身份被盗，银行不能把这些受害者的非属实信用信息送到信用局，以防止进而再被信用局错误地传递给信用报告的使用者（银行、贷款商）。严格改善信用报告的质量，提高数据的准确度。
如果消费者的身份被盗，金融机构必须在受害者要求的30天之内将伪冒的购买交易记录提供给消费者。
银行必须调整政策和程序以纳入处理那些含有伪冒报警标志的信用记录，防止向这些客户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发放新的信用卡和增加信用额度，除非他们提供足够的证明以示身份的真实性。
篇10
一、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的发展
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最初在1970年通过。1989年开始，美国讨论FCRA的现代化问题，并且在1996年形成了《客户信用报告改革法》（Consumer Credit Reporting Re-form Act），该法严格限制债权人和其他人对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完成的数据的使用。这一法律修订案于1997年10月1日生效。
公平信用报告法主要规定了客户在信贷调查时，有权要求告知信用调查的性质和范围、正在编辑的信息种类以及收到报告的人员姓名等。客户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对调查请求作出响应。客户有权利要求任何错误的或误解的材料重新调查，并且，如果未经核实，就必须从档案中删除。如果对报告中某部分正确性有怀疑，客户有权利在档案中存入他们自己的一百字左右的声明，来阐明他们关于这件事的立场，这些声明将成为永久记录的一部分。客户有权充分了解任何一家信用报告机构对自己信用状况的评价，并且具有对不实负面信息的申诉权利。当事人有权取得自身的资信调查报告和复本，其他合法使用客户资信调查报告的机构或人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同意也属违法行为。[1]
1996年，国会又出台两个法令，分别修改和补充了公平信用报告法，它们是智能授权法和债务催收改进法。前者在原法律规定的合法取得客户信用报告的五种情况中，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侦察目的为由取得所需的客户信用调查报告；后者授权联邦政府机构可以在债务催收活动中，根据需要取得客户信用调查报告。[1]
2003年，国会又对FCRA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公平和正确信用交易法》（Fair and Accurate CreditTransactions Act/FACT），增加了客户改进信用报告正确性，预防身份窃取，限制金融机构使用共享的敏感信息推销金融产品。该法增加规定，从其他机构获得客户信用报告信息的金融机构，不能使用这一信息对客户进行市场行销，除非金融机构明确显著地向客户披露这一信息，并且给予客户选择接受这一市场行销的机会（注：FACT Act§214）。FACT的很多规定，涉及披露信用评分、向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的信息的正确性、客户对信息提供者直接提出异议的权利、提供给信用报告机构的负面消息的披露、风险等级的披露、处理包含了欺诈警告的客户信用报告的程序，以及向客户提供被偷盗的文件的规则。此外，该法还规定每年信用报告机构提供一个免费的信用报告，并且要在合理的费用基础上，保证客户对信用评价的访问。[2]
美联储的规则V是为了执行FCRA而制定的，2004年7月16日，该规则进行了修订。
二、客户信用报告的相关法律关系
（一）公平信用报告法的适用
公平信用报告法主要适用于调整“客户信用报告机构”的有关行为，以及对“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包括“完全或部分地从事收集或评估客户信用信息或其他信息，以便将客户信用报告提供给第三方当事人”的机构，不论是收费性质的或合作性质的（注：FCRA§603（d），FCRA§603（f），15 USC§1681a（f））。“客户信用报告”一般是“由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做出的有关客户信誉、信用级别、信用度、品质、一般名誉、个人特性或生活方式的报告，它全部或部分地用作或将用作确认客户是否适合获得客户信用、受雇或其他本法规定的目的”（注：FCRA§603（d），15 USC§1681a（d））。因此，如果一家公司在内部为自己的商业活动使用信用信息，不向第三方当事人提供，它不构成“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如果它只向第三方当事人提供并不属于“客户信用报告”的信息或文件，它也不构成“客户信用报告机构”。[2]
（二）客户信用报告的内容
按照FCRA的规定，客户信用报告机构不可以在客户信用报告中包含如下信息：10个月之前破产案件，七年前的民事诉讼、民事判决和逮捕记录，七年前的已支付的税务案件，七年前的用于盈亏收款或付费的帐户，七年前的其他不利的信息，但刑事犯罪记录除外；前款规定的排除，不适用于如下目的的使用：一个主要金额超过150000美元的贷款交易；价值150000美元的人寿保险；年薪达75000美元的个人雇用（注：FCRA§605（a））。如果客户对客户信用报告的有关信息存在异议，并且通知了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必须在每一份客户信用报告中包含这一客户异议（注：FCRA§605（f））。
当信用报告的使用者做出一个不利的信用判断，使用者必须将这一判断通知客户。使用者不需要为不利的信用判断解释原因，也不需要为客户公开文件，以使客户了解什么信息实质上导出这一不利的信用判断（注：FCRA§615（a），15 USC§1681m（a））。当不利的信用判断部分地从信用报告之外的信息源得出，则要求使用者将这一信息本身告知客户，但不必告知信息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必须告知客户有知晓这种信息的权利（注：FCRA§615（b），15 USC§1681m（b））。客户可以选择将客户的姓名和地址从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提供的目录中删除，并且客户应当通知客户信用报告机构，这一请求在5日后生效，有效期限为5年（注：FCRA§604（e））。应当注意的是，在形成客户信用历史的过程中使用的那些信息，可以用于开发其他产品，诸如欺诈预防产品、信用风险管理产品等。
（三）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目的
在FCRA第604和第625条中，列举了所有客户信用报告可以使用的情况，甚至包括不是为了建立信用目的的使用。
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只能在如下情况下提供客户信用报告：（1）按照有权发出指令的法院的指令，或按照在联邦大陪审团前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发出的传票，而提供客户信用报告。（2）按照客户的书面指示而提供。（3）向有理由相信具有如下目的的人提供：为信用交易或信用延展、或检查、收集客户帐户的信息、雇用目的、涉及该客户的保险业务、判断客户是否适宜接受由政府机构批准的许可或其他救济，该政府机构按照法律有权审查申请人的金融能力或情况；作为潜在的投资者或服务提供者，或现有的保险者，希望使用这些信息，用于评估或估价现有的贷款责任的信用或预付风险；其他对这些信息有合法商业需要的人，该人将信息用于由客户发起的商业交易，或者用于检查帐户，判断客户是否继续符合帐户条款。（4）按照州或地方儿童抚养执行机构的负责人的要求而提供，如果该机构向客户信用报告机构证明：客户信用报告对于判断个人做出儿童抚养支付的能力或判断这种支付的适当水平是必需的；客户和该儿童的父子（女）关系；这些机构至少在十天前通知客户，将要求该客户信用报告，并且客户信用报告将只被用于儿童抚养目的，不会用于其他民事、行政或刑事诉讼中，或用于其他目的（注：FCRA§604（a））。
在为雇用目的而提供客户信用报告时，使用该客户信用报告的人，要向客户信用报告机构保证来自客户信用报告的信息将不会被用于违反联邦或州的公平雇用机会法或规则，并且在该报告被获得或导致被获得之前，要向客户做出清楚和显著的书面披露，披露该报告将用于雇用目的；客户也要以书面形式，授权由该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提供报告。如果为雇用目的使用客户信用报告，在全部或部分地以该报告为基础，作出对客户不利的决定之前，该机构应当向客户提供报告的复制件（注：FCRA§604（b））。
（四）对客户的披露及相关问题
信用报告机构应当告知客户如下信息：（1）披露客户信用报告中的所有信息，但有关信用评分或其他风险评分或对客户的预测的信息除外；（2）信息的来源，但是，用于构成客户信用报告的单独获得的信息来源，以及实际用于其他目的的信息来源除外；（3）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接受报告用于雇用目的，在客户申请的两年内；如果接受报告用于其他目的，在客户申请的一年内，每一个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者的身份标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注：FCRA§609，15 USC§1681g）。
信用评分向客户进行披露时，要按照客户对信用评分的要求，向客户提供一份报告书，指出信息和信用评分模式可能不同于由贷款人所用的信用评分，以及一份包含下列内容的通知：客户当前的信用评分或以前为信用延展目的的信用评分；在所用的信用评分模式下，可能的信用评分范围；在所用的信用评分模式下，对客户信用评分有影响的所有关键因素；信用评分产生的时间，以及做出信用评分的人或机构的名称（注：FCRA§609（f））。客户有权利对信息提出异议，一般来说，有权要求信用报告机构调查有关的异议。作为调查的结果，信用报告机构必须删除有关的错误或在文件中写明有关的争议点。信用报告机构必须应客户的请求，将删除的情况或争议点向客户指定的接受者发送，以挽救客户的信誉。信用报告机构必须向客户告知提出异议的权利（注：FCRA§611，15 USC§1681i）。客户还可以接受他的客户信用报告的复制件，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复制件是免费的（注：FCRA§§609（a），612（a）（b）（c）；12 USC§§1681g（a），1681j（a）（b）（c）．）。例如，失业的客户在寻找工作时、寻求社会救济金以及客户相信他受到欺诈时，都有权利要求客户信用报告的免费复制件（注：FCRA§612（b）（c）；12 USC§1681j（b）（c））。
三、身份窃取行为的预防
为预防身份窃取行为，公平信用报告法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警报，二是阻止来自身份窃取行为获得的信息的使用。警报又分为两种：一次性欺诈警报（One－call Fraud Alerts），二是长期警报（Extended A-lerts）。
一次性欺诈警报，是指按照客户的要求，如果其以善意声称，怀疑客户已经或正成为欺诈或相关犯罪行为（包括身份窃取）的受害人，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应当：（1）在该客户的文件中包含一个欺诈警报，并且与使用这一文件而产生的信用评分一道提供这一警报，时间上从这一要求之日起不超过90天，除非该客户要求在这一期限届满之前取消这一欺诈警报，并且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收到这一取消要求的适当证据；（2）向其他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提及这一欺诈警报。
在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将欺诈警报包含在客户文件中的情况下，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应当：向客户披露，客户有权按照第612（d）条规定，要求客户文件的免费复制件；并且在披露之后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内，向客户提供按照第609条所要求的全部披露，不向客户收取费用（注：FCRA§605（A）（a））。
长期警报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应当：（1）在客户文件中包含这一欺诈警报，并且与使用这一文件而产生的信用评分一道提供这一警报，时间上从这一要求之日起为七年时间，除非该客户要求在这一期限届满之前取消这一欺诈警报，并且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收到这一取消要求的适当证据；（2）在要求开始之后的五年时间内，将客户从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制作的客户目录中取消；并且（3）向其他客户信用报告机构提及这一长期警报。
在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将长期欺诈警报包含在客户文件中的情况下，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应当向客户披露，客户有权按照第612（d）条规定，在申请之后的12个月内，要求客户文件的两份免费复制件；在披露之后不超过3个工作日内，向客户提供按照第609条所要求的全部披露，不向客户收取费用（注：FCRA§605（A）（b））。如果要求警报的客户指定了电话号码，用以身份校验目的，在授权新的贷款计划或信用延展之前，这一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者应当使用这一电话号码或采取合理的措施与客户联系，以校验客户的身份并且确定是否批准新的贷款计划，这不构成身份窃取（注：FCRA§605（A）（h）（1）（B）（ii））。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对客户信用报告进行转售时，应当包含由其他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发出的欺诈警报（注：FCRA§605（A）（f））。对来自身份窃取行为的信息使用的阻止，是使客户信用报告机构负有阻止在客户文件中报告这些信息的责任，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对客户阻止请求的责任，应当是阻止这一信息在今后的使用。如果客户视这些信息来自于声称的身份窃取行为，在收到这一信息之日起不超过4个工作日，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应当迅速通知信息的提供者：该信息可能来自于身份窃取；身份窃取报告已经制作为文件；客户按照本条规定，已经做出阻止使用的请求；以及阻止的生效日期（注：FCRA§605（B）（a）（b））。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可以解除这种阻止，如果客户信用报告机构合理地确定：信息被错误阻止使用，或客户错误地要求阻止；信息被阻止或客户要求阻止，是基于对事实的误传；客户因阻止交易或交易而获得了商品、服务或金钱（注：FCRA§605（B）（c））。
四、我国信用报告制度的现状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制定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用报告本人查询规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和《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各地也制订了个人信用征信管理的地方规定。
200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建立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全国部分金融机构试运行。2005年8月31日，全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全国联网。2006年1月1日，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投入运行。2006年1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中心负责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商业银行作为信息提供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信息数据库标准及其有关要求，向信用数据库报送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商业银行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可以向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采集数据的权威性、时效性都要强于地方征信公司。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地方征信公司目前处于相互补充并且相互竞争的状况。同时，暂行办法还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未经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或变相建立的信用信息数据库，提供个人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只能用于如下目的：（1）审核个人贷款申请；（2）审核个人贷记卡、准贷记卡申请；（3）审核个人作为担保人；（4）对已发放的个人信贷进行贷后风险管理；（5）受理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贷款申请或其作为担保人，需要查询其法定代表人及出资人信用状况。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信用信息安全，2009年2月28日，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2009年10月1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对于信用信息的界定、类型，征信机构设立标准、征信机构收集、保存、加工、提供信用信息的限制条件、不得收集的个人信息类型等作出了详细规定，非常有特色的是，该征求意见稿意图建立“中国征信中心”，负责全国统一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并且对其经营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目前该《征信管理条例》正在审议完善当中。
从我国信用信息管理体制来看，我国信用信息立法和管理存在着如下几点问题：
（一）信用信息内容薄弱，质量不高
目前，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只局限于自然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基本信息、商业银行提供的企业和个人在贷款、信用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信用信息数据库更加侧重于金融信用领域的信息资料，但是通过这些数据库并不能形成全面明晰的客户信用评价。在信用信息的收集中，也欠缺不可以收集项目的详细清单，对于不应进行收集的客户敏感信息并未形成比较明确的立法规范，各地征信机构掌握标准不统一。目前信用信息的征信范围较窄，信息时效性不高。因此，信用信息资料质量和范围的局限，必将影响着今后对客户信用水平的客观评价。
（二）征信服务中心的职能单一、整合性不足
目前，我国主要的征信服务机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征信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征信中心。该征信中心的职能过于单一，只负责采集、整理、保存金融方面的信用信息，为商业银行和个人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为货币政策制定、金融监管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用途提供有关信息服务。此外，在工商、海关、法院、公安、统计、质监、医疗、零售业、人才市场等部门，也保存着大量个人信用信息。这些征集机构行政关系复杂、职权不清，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协调共享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导致对于客户信用信息的管理混乱、多元收集重复收集问题比较突出，这也增加了身份窃取的风险。由于各部门等级不同、地域不同，难以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信用征集机构，无法对客户信用信息进行整合，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客户信用的评价结果。
（三）客户信用信息使用目的单一
目前，客户信用信息的使用目的仅局限于审核贷款、信用卡、准贷记卡申请；审核个人作为担保人的信用状况；对已发放的个人信贷进行贷后风险管理，以及查询其法定代表人及出资人信用状况。对金融机构收集的信用信息只能由商业银行使用，不能由其他机构使用。客户信用信息的使用还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务方面，信用报告在通信、就业、安全认证、司法部门强制执行等多样化的使用形式，还未完全充分开发和应用起来。
（四）客户信用信息的保护水平较低
目前，我国关于客户信用信息的保护，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各种信用征集机构有利用自己收集的信息的冲动，金融机构使用共享信息进行市场行销，也是今后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我国相关信用信息的立法仅规定了根据个人申请提供其本人信用报告的情况，对于信用信息的商业性利用、共享等，还欠缺明确详尽的规定，这导致了客户信用信息保护水平较低。
（五）欠缺身份窃取行为及其预防措施
身份窃取行为及其预防措施，是客户信用报告规定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在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刚颁布之时，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定。在2003年，则专门制定了《公平和正确信用交易法》，预防身份窃取行为。我国对于身份窃取行为，未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体现出来，这不符合信息社会对身份保护的时代要求。
（六）《刑法修正案》（七）相关规定的局限
《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对于单位范围的限定过于狭窄，仅仅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主体限定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一规定并不能完全涵盖目前众多的信用征集机构的种类。将受到侵害的“公民个人信息”仅限于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范围过于狭窄。如果不是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并不能适用这一规定，这会使许多信用征集机构利用该漏洞免责。此外，“非法提供”的概念也比较模糊，因为我国相关信用信息的法律规定并未完全充分地明确合法提供的类型，因此“非法提供”就难以在实践中加以明确适用。最后，该条规定仅限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于企业信用信息保护并不能加以适用，而企业信用信息的保护同样重要而迫切。
五、我国客户信用信息制度的完善与身份窃取的预防
（一）建立信息征管机构的统一信息协调机制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客户信用信息的征信机构非常零散、不系统，缺乏统一的协调共享机制。目前最主要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虽然其数据库庞大而权威，但也仅仅局限于金融业务中的信息，有些信息并不如地方征信机构更加全面、更有针对性。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征信机构，长期处于多元化、各自为政，以行业为主导的特点非常明显，因此导致长期以来征信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分割、信息获取与共享困难等问题，也导致各征信机构各自形成自己的信用评估体系，久而久之必将导致信用评估标准难以统一、评估报告矛盾冲突多见的问题。
《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意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征信机构，但有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征信机构目前还为时过早。《征信管理条例》所试图建立的中国征信中心本身的定位还存在许多争议，中国征信中心能否担当起客户信用征管的核心机构，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确认了征信中心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基础数据库运行维护者的法律地位，相应地明确了金融机构向征信中心提供客户信用信息的法定义务，赋予征信中心自行收集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证券、期货、保险、外汇等金融信用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依法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开展信息共享权利，并规定其收集个人信用信息时不需要征得信息主体同意，数据库中的信息，也不允许个人删除，从而保证了征信中心充分发挥其公共征信机构的市场角色。但是，《征信管理条例》的这一设想未必能够实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信用征集机构过多，难以通过中国征信中心这一机构的建立就能加以协调统一，中国征信中心的建立实质上需要以政府主导的信用信息协调机制作为前导。
建立专门的客户信用信息协调机制的益处在于：
提高客户信息管理的效率，在暂时无法建立统一的征信中心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该机制将众多的征信机构的工作加以整合。同时，可以提高受理身份窃取的咨询、投诉、调查及处理的效率。以一个机构为主导，辐射其他组织，将全国征信机构的数据库和相关工作成果加以整合，是建立高效、统一、权威的中国征信中心的基础。
此外，客户信用信息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将一个征信机构发出的身份窃取警报，通过该机制及时向其他征信机构通告。这样可以将不同来源的身份窃取事件加以共享，例如发生在邮政、社保、税收等领域内的身份窃取事件，可以与金融、通信等领域中的个人信用记录相关联，从而建立灵活高效的客户信用保护体系。在美国，也是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与美国三大信用报告机构密切配合，甚至与联邦调查局、邮政局、社会安全局、国税局等部门紧密联合，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
因此，在目前信用征信机构比较分散的状况下，建议对客户信息以目前已有的信用征信机构为主导，建立客户信用信息统一协调机制，加强信息主管机构的统一管理，并且为此制订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
（二）明确征信机构的信息安全责任
征信机构应当负担信息安全责任，征信机构不能只管征信，不管信息安全，甚至通过出售信息而营利。征信机构应当保障信息准确完善及时有效，不能滥发信用卡，人为增加客户信用信息出现不良记录的风险，甚至人为导致身份窃取行为的增多。
建立客户信用信息披露限制机制，所有披露行为不得损害客户隐私。在进行信息披露时，征信机关要综合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包括披露能否增进社会公共福祉、公共安全，客户信息是否准确或可信，客户信息是否涉及第三方的收入、资产、债务等情况。客户信息的披露，不能损害政府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经济利益，关联公司共享被征信人的信用信息也应征得被征信人的同意。应当建立数据公开的范围限制，应当通过立法，将征信机构对于客户信用信息的披露范围加以明确规定，以避免目前针对客户信用信息擅自使用的混乱现象。
此外，征信机构应当负担起保护个人隐私的主要义务，为防止身份窃取建立防范机制。应当建立信用信息使用人的身份认证制度，严格明确信用信息的利用目的，并且建立信用信息提供前向客户的通知机制，超出立法目的的信用信息提供，客户有权禁止使用，从而维护客户保护信用信息的权利。征信机构应当负有保证信用信息正确的责任，当信用信息发生任何变更时，应当进行及时更新。此外，征信机构应当使各种客户信用信息便于查询和访问，应当为此建立廉价高效的访问机制。征信机构为确保信用信息的安全，要加强征信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内部人员不能擅自对于信用信息数据进行处理或窃取。
（三）建立明晰、高效的错误信用记录更正机制
征集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确保个人信用信息登记的正确性，并且确保信息的及时性，一旦信用信息出现错误或遗漏的现象，应当加以完善补充。在征信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的差错或其他原因导致了个人信息输入出现错误或没有及时更改过时的信息，会造成个人信用报告的不真实，影响征信机构的信誉，也会给客户今后办理相关业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信用报告上的记载实际上对于个人与银行之间发生的金融业务、客户个人的就业等都将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这就要求客户个人信用信息必须准确、及时，且保持最新状况。因此，对于出现的不正确、不完全或错误的信息，应当建立机制确保这种信息能够被立即改正或者删除。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中，异议处理环节较多，速度较慢，客户对此抱怨较多。[4]因此，应当简化个人消除错误信息、更新过时信息的步骤，使这一步骤在成本上更为经济，更为便捷。如果客户按照规定的步骤完成了消除不良信息的各种步骤，征集机构应当保证错误信息不出现在客户的信用报告上，从而防止给客户今后造成不必要的信用影响。此外，有必要建立错误信用的连带更正机制，即提供客户信用信息的机构与征信机构必须都对客户信用信息的更正负有连带责任，以防止只有征信机构更正，而错误信用信息还在整个征信系统中存在的现象。
此外，错误信用信息一般都是由征信机构“单方记录”的，在出现错误信息的情况下，个人往往并不知情，因此，应当及时向客户通告信用报告，让客户及时了解个人信用信息的变动情况。
（四）建立认定不良信用信息的科学评估机制
我国目前的信用报告，并不能区分客观失误和主观恶意违约，征信机构对偶尔逾期与主观连续多次的大额恶意失信并不能够及时地加以区分。从调查来看，异议查询中被征信人对负面信息有异议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欠信用卡年费，二是未足额还款产生的几元几角几分的利息等。[3]如果因这些原因导致客户信用评估下降，并不科学合理。因此，应当加强银行办卡管理，防止大量推销信用卡导致一人多卡且从不使用，人为导致信用卡年费欠缴的现象增多，而给客户带来不必要的信用损失。
在《征信管理条例》颁布之后，可以预见到的是，许多个人日常生活资料，例如水、电、气缴费等情况都将纳入信用记录中。这些费用的欠缴原因更为复杂，许多情况下是因为疏忽而发生的。因此，如果将此类个人信息计入评估结果，必将导致个人信用评分的下降，而这事实上并不能够反映个人信用的基本面貌。判断是否构成不良信息，需要征信机构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建立判断信用状况和信用评估的机制。
因此，应当建立信用评估的科学体系，将客户各种信用信息进行汇集，并且对不同的指标进行赋值，以便进行量化处理，形成比较科学完整的个人信用评价标准。
（五）建立信用信息征信与监督分离机制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征信系统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以欧美为代表的征信业，经过近20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私营系统、公益系统、复合系统。这些模式的征信系统，都需要在经营机构之上设立信用监管机构，避免对于客户信用信息经营上出现偏差，以及产生严重的身份窃取现象。
美国的消费信用报告机构虽然绝大多数为独立的商业机构，但行业自律较强，相应的法律也很完善，已形成一个行业自律、政府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管的完整的三方监控体系。一方面消费信用报告机构之间有各种行业协会，如影响巨大的联合信用署公司（Associated Credit Bureaus Inc/ACB）等；另一方面根据公平信用报告法的授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负责对整个消费信用信息报告业进行监管。[4]我国也注意到征信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分离问题，例如，200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也将其征信中心与征信管理局分设，但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征信与监管分离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征信机构对于信息的征集、管理、利用等方面，有可能存在违法利用和损害客户利益的现象，这些都需要监管机构及时加以掌控和管理。
目前，《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确定中国征信中心是全国统一的征信机构，是独立的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外提供有偿服务。然而在《征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征集与监管分离机制的表述并不清晰。应当将客户信用信息的经营机构与监管机构区分开来，在建立完整的信用信息协调共享机制的前提下，有必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征信机构，并且将信用信息的征信评价机构与监管机构加以区分。
因此，应当解决客户信用信息管理机构的监管不力的问题，加强个人信息管理机构的监督，强化对于征信机构的管控，否则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将不能得到较好的落实。建立客户信用信息监管部门，对于信用信息收集、保存和利用的情况，进行及时检查，尤其是对于身份窃取活动及其规范加以严格监督，都是非常必要的。
（六）加强中介机构的管理
目前，我国银行业通过中介办理信用卡或贷款的现象比较常见，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规范中介机构提供信用信息、使用信用报告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建立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制度。众多中小中介机构资质不清、良莠不齐、经营管理不规范，这种现状非常容易导致客户信用信息被窃取，损害客户信用信息的安全。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某些银行业务员和中介受利益驱使，为一些没有正当职业或固定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等不具备还款能力或还款能力较差的客户通过包装为其办理信用卡或贷款。二是易产生欺诈行为，被冒名人的征信记录出现负面信息，既影响其正常经济活动，也使金融机构形成呆死账或陷入法律纠纷。因此，出现了本人从未办过信用卡却被银行告知信用卡透支逾期未还，信用报告中也显示其确有某银行的信用卡的现象。有的客户把身份证借给他人办理担保，结果变成自己的贷款；有的客户是为他人作担保，被担保人贷款逾期不还；有的客户是直接把自己的信用出借，即出借自己的信用卡或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替他人贷款；有的客户是通过车行贷款，还款时委托车行或他人帮助还款，他人的逾期行为均记录到自己的信用上；还有客户对到银行办贷款或信用卡程序不熟悉，为了省事到中介或通过第三方办理，个人的信用报告也提供给中介或第三方，使商业银行的信用数据或个人的基本信息被泄露。[5]在美国，收集、记录、整理各种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是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收集个人信用信息数据、使用信用信息受到法律制度的严格规范。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做法，加强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对于信息中介机构，应当建立准入退出机制、设立具体有效的管理机制加以规范和管理，对其使用客户信用信息的行为加以严格监控。
（七）建立身份窃取警报与保护机制
身份窃取警报机制，是征信机构为客户提供的一种增值服务。征信机构使用自动化设备和软件，实时监管客户的信用报告，一旦有人使用客户的姓名开设银行帐号、信用卡，甚至使用信用卡等支付工具进行未经授权的使用，该系统都会自动向客户发出警报，并且向客户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客户搜集证据，这些证据也可以在此后发生的索赔诉讼中加以使用。
例如，在美国，身份盗用保护服务每月的费用为10美元到20美元不等，如LifeLock和TransUnion公司，Suze Orman公司的Identity Theft Kit和IdentityGuard服务项目，就提供这种服务。这些公司会监管客户的信用报告，一旦有人用客户的名字开设帐号，服务会向客户发出警报，并帮助客户打赢欺诈官司。此外，这种系统还可以为客户提供其他增值服务，例如在线信用报告、在线信用证人，以及管理与改进用户信用评级的工具，[6]有些信用监管机构还可以通过扫描整个网络，查找是否有人在线上使用客户的信息进行交易。Identity Guard的Total Protection计划每月收费17美元，能提供信用监管、信用积分、安全软件和公共记录搜索等服务，以及用来辨别姓名、地址和其他与客户身份相关的特性，其中还包括通行证、欠税财产和有无犯罪史等。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客户信用报告中每一次做出的改变。[6]有些信用监管机构还可以为已发生的身份窃取行为承担责任。例如，TrustedID承诺将为重新恢复客户的身份买单，偿还客户合法的费用，以及最高提供5000美元的丢失补偿金。LoudSiren也提供盗贼盗用的金钱、辩护律师的费用和丢失的金钱。Debix提供的25000美元也能覆盖到客户的花费、辩护律师的费用，最多也能提供2000美元的丢失补偿。[6]
因此，我国征信机构应当通过身份窃取的预警和保护机制，将巨大的信用信息资源盘活，利用信用信息的庞大资源进行增值性经营。建立身份窃取预警和保护机制，可以保障身份窃取行为一旦发生，用户能够及时了解身份窃取事件，可以保障身份窃取现象对于重要客户不会发生，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及时重要的线索，以追查身份窃取者。在这种服务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也可以由征信者为已发生的身份窃取行为承担责任，从而减轻客户的身份窃取损害风险。
（八）建立信用安全冻结机制
客户使用安全冻结机制，可以将自己的信用状况冻结，在这种情况下，征信机构就不会给客户发送信用报告，同时客户自己的通信、就业、贷款等活动和服务，也将无法办理。冻结信用机制，可以使得客户选择特定的时间，对自己的信用报告进行冻结，在特定的时间内防止个人敏感身份资料被窃取。例如，在客户出国时，或者当发生了身份窃取事件之后，客户都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申请冻结自己的信用状况，从而使“身份窃贼”利用客户的名义进行通信和金融等活动时，无法调取客户的信用报告。因此，在我国建立信用冻结机制，也是一种预防身份窃取的必要措施。
综上所述，我国个人信用信息及其使用还有相当多的方面需要完善，应当借鉴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及其相关规则，建立我国个人信用征信及使用的完善机制，切实保障客户信用。我国《征信管理条例》的制订与完善，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征信中心，但该机构的建立，应当以建立信用信息协调共享机制为前提，尽快结束目前我国信用征集机构多元化、多样化、协调共享性差的现象。应当借鉴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的规定，提高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效率，开拓客户信用报告的使用领域，将客户信用报告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建立身份窃取行为的预防机制，完善《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从征集管理条例制订之初，对身份窃取问题加以规范，从而保障客户信用信息的安全。
注释:
[1]周宏亮，穆文全．信用卡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Donald I．Baker，Roland E．Brandel＆James H．Pannabecker．The Law Of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Systems[M]．New York：Warren Gorham and Lamont，2004．
[3]关伟．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处理面临的困难及建议[J]．西部金融，2010，（11）：60－61．
篇11
征信公司之所以能够从事信用信息的咨询服务活动，提供具有权威性的信用报告，关键在于征信公司能够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用信息和数据，并形成规模庞大的数据库系统，从而非常全面、完整地掌握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状况和信用行为特征。在美国，各征信公司信用信息数据的规模和丰富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从数据库的数据总量来看，邓白氏公司（Dun & Brastreet）在美国的数据库拥有7000万个美国企业的数据，覆盖了全部美国的企业；而益百利(Experian)、全联(Trans Union)和Equifax这三大消费者征信企业在美国的数据库中，消费者信用档案的数量则分别高达2.4亿份、3亿份和1.8亿份，平均每份消费者档案有20个信息项目。
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完整性还体现在信用信息内容与来源的多样化方面。就信用信息内容而言，消费者的信用信息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容，以益百利公司的数据库结构为例，一是消费者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话、社会保障号码及征信公司赋予的个人代码；二是消费者的信用记录，包括信用卡、消费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租赁等信用交易及其付帐记录，既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拖欠、收帐等负面信息；三是公共记录信息，如涉及个人财产、犯罪的法院判决记录、个人破产信息、欠税信息等；四是查询信息，这是根据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要求设置的，用于记录和监督消费者信用信息的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以保障消费者信用信息的使用符合法律规定的用途，避免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不必要的侵害。相比较而言，企业的信用信息内容比较复杂，以邓白氏公司的信用信息数据库的结构来看，其信用数据包括了三个组成部分，九类信息内容。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是企业的基本信息，分为三类，一类是包括企业名称、地址、电话及邓氏编码（D-U-N-Number）的身份信息，第二类自然状况信息，如企业的规模、雇员人数、业务范围、年销售收入等；第三类是组织信息，包括企业的总部、主要投资者、分支机构及企业的部门结构等。第二部分数据主要涉及企业的信用记录和状况，一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包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各种收益率、发展趋势和信用等级评定情况；二是企业的付款和银行记录，主要包括企业各种应付帐款情况、付款记录与特点、银行开户及贷款情况等；三是法院及其他公共信息，包括诉讼、判决等法院记录、欠税情况、破产记录以及企业在政府的登记注册信息。第三部分主要是关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方面的信息，如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主要业务领域、品牌等。
征信公司信用信息的来源也是十分广泛和多样化的。从企业信用信息的主要来源来看，既有从公开的信息渠道获得的，如政府、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体，也有专业化信息公司提供的，例如有专门从事收集地方法院判决信息的专业化信息服务公司；还有许多是向银行、金融公司、投资者和各种工商企业采集的，如银行贷款情况、帐款拖欠的记录等，特别是拖欠帐款的信息一般是由债权企业提供，需要征信公司向债务企业核实后录入数据库。从消费者的信用信息来源来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包括银行、信用卡公司、零售企业、租赁商、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等授信机构提供的消费者信用交易和付款记录；二是政府机构或公共部门的公开信息，如税务机构的欠税名单、法院对个人拖欠借款、破产、犯罪等方面的审判和裁决信息、公用事业部门的收费记录等；三是其他信用信息报告机构提供的信息，如住房租赁者协会提供的消费者房屋租赁信息等。
从征信公司的信用信息内容和来源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征信公司是把分散在社会生活中各个角落和各种机构中的、有关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集中起来，形成能够全面、真实、详细地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行为的数据档案；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信用信息加工成信用报告等信用信息产品，并反馈给各种授信机构和其他信用主体。可见，征信服务是建立在对信用信息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的，信用信息资源就成为征信活动开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二、信用信息的使用与共享机制，是征信活动得以进行的制度保障
如上所述，信用信息的内容涉及面广，来源也比较复杂，而且在采集与使用过程中还会涉及到许多非常敏感的问题，如工商企业的商业秘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以及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等。如果对信用信息的采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征信公司就会在信息采集方面遇到很多障碍，甚至无法采集其所需要的信用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对信用信息的使用不进行必要的限制，而任由征信公司滥用信用信息，就会危及到工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乃至国家的信息安全。因此，规范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就成为征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信用信息的采集和使用需要从五个方面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第一，信息基本法，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用来规范全社会各种信息主体采集、传播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第二，针对政府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殊信用信息的法律法规，以满足社会对特殊信用信息的合理需求，并依法保护企业、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企业法》《隐私权法》、《统一商业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要求政府机构、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披露和公开其掌握或反映自身状况的各种信息，并对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给予严格的保护。这种信息公开的制度为征信服务提供了良好的信息环境和丰富的信息来源，为征信服务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基础。
第三，针对信用信息内容的法律规范，以保证信用信息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公平信用报告法，此外在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准则、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 Repair Organization Act）等、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Act，以下简称GLBA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涉及到一些信用信息的规定，由此构成了对信用信息内容的法律规范。在信用信息的内容方面，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中非常强调信用信息的完整性，除对拖欠、欠税、破产等负面信息和涉及个人隐私等信息的使用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外，对正面信用信息的共享和使用则没有过多限制。
第四，信用信息的使用和共享范围方面规定，以促进信用信息的合理使用。在信用信息使用范围方面，《公平信用报告法》对征信公司的信用报告规定了明确的使用目的（PermissiblePurposes），即只能用于与消费者获得信用、贷款、就业、保险等法律允许的用途。而在信用信息的共享范围，特别是消费者信用信息的共享方面，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重点，一是严格界定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及其相关的保护措施，二是对于非隐私的个人信息则允许银行、工商企业与第三方之间进行共享，但它们必须告知消费者拟共享的信息内容和对象。在这方面1999年颁布的GLBA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对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共享作出了明确规定。该项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应在与消费者建立客户关系时告知其拟同第三方共享的、有关消费者的信用信息内容；消费者有权决定其信用信息不能与第三方共享。如果消费者在被告知后30天内没有表示不同意共享，则金融机构有权将消费者的信息同第三方共享或向第三方机构“出售”消费者的个人金融信息。而且GLBA法还对金融机构告知消费者的时限、方式等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GLBA法的颁布，意味着信息共享的范围会比以前更广泛，效率也更高（以前金融机构的信息若同第三方共享，必须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但同时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也开始主要由消费者个人决定。
第五，防止信用信息滥用的相关措施。在美国，各种信用信息能够进行充分交流和共享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对滥用信用信息的行为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和惩处措施。例如，公平信用报告法中对违反信用信息使用目的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损害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惩罚措施，包括违法者必须承担的赔偿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还要求征信公司必须建立信用报告查询记录系统，对所有购买和查询信用报告的企业及其使用目的进行记录。这个记录不仅可以让被征信人（消费者或企业）能够了解自己的信用信息的使用情况，而且为被征信人和征信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提供了便利，可以有效地防止征信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对信用信息的滥用。与此同时，公平信用报告法还对滥用信用信息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滥用信用信息的企业和个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惩罚。
在这样的法律框架和制度条件下，美国信用市场中形成了以征信公司为中介的信用信息共享的格局，征信公司不仅能广泛收集政府部门公开的信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各种授信机构、贷款人、企业或其他组织都能够自愿地向征信公司提供和反映信用信息，从而使征信公司能够全面掌握每一个企业或消费者信用状况的全貌，并据此向社会提供信用信息的查询、报告、评估等项信息服务。根据美国消费者信用信息行业协会的资料，美国征信企业平均每个月接收的消费者信用数据总量高达20亿条，仅全年销售的消费者信用报告就达11.4亿份。
三、完善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仅有助于信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能够有效地监督和激励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行为
信用信息共享实际上解决的是信用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为信用交易的各方带来了多方面的好处，也对整个社会信用规模的扩张和信用行为的规范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首先，信用信息共享大大降低了信用交易的成本和时间。在美国，由于征信公司能够收集和汇总全面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征信公司能够方便、及时地为银行、工商企业提供信用信息和相关的信用报告，从而大大减少了银行、工商企业的相关业务活动及其授信成本。例如，美国各商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在对消费者发放贷款时，向征信公司购买信用报告的成本不足1美元，一般仅为0.5美元左右。而且由于采用了互联网等在线服务方式，获得信用报告的时间也大为缩短，实际上已达到了同步的程度。
其次，信用信息共享直接促进了信用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信用资源不断向信用状况好的企业和个人集中。在信用信息充分共享的情况下，授信者能够更加全面地、准确地了解信用申请者的信用状况，减少或避免授信者因缺乏信息或仅凭主观判断而出现的决策失误，有利于授信者把握授信的风险程度，并根据不同申请人的信用状况确定信用额度和利率水平，从而做出合理的授信决策。在美国，对于信用状况较好的企业和个人，银行、信用卡公司和投资机构可以优先给予其信用支持，而且通过更为优惠的利率鼓励其使用各种信用资源。其结果是，银行贷款等各种信用资源不断向信用状况好的企业和个人集中。二是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机会选择优质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可使授信者发现更多的潜在的优质客户，也同时面临着失去其已有的优质客户的风险，因此每一个授信机构都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就促使授信者必须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更好的服务为信用状况好的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产品。其结果是，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就成为银行、商业企业等授信机构竞相追逐的重点，也因此能够赢得更多的选择机会，以得到更为优惠、满意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事实上，这对于信用领域、特别是银行之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全面共享信用信息对失信者具有惩戒效应，并能够消除或抑制多头、过量借贷的不良动机。当授信机构能够共享企业和个人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违约行为等负面信息时，授信机构就会要求那些有负面信息的申请者支付较高的利率来获得贷款或规定更为严格的赊销付账条件，这既是授信机构防范风险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失信者的惩戒。因此，在美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获得良好的信用记录以获取低成本的信用资源。信用信息共享不仅仅需要知道企业和个人的负面信息，更需要了解它们的总体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因为，企业和个人可以利用多头借贷来维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而这种多头、过量借贷的企业和个人一旦不能履行债务或宣布破产，其给授信机构带来的损失将是很大的。例如，香港的消费者信用信息共享只限于负面信息，而近年来由于多头、过量借贷而导致的个人破产出现了快速上升趋势，香港每名个人破产者平均向12个金融机构举债，欠债总额达到月薪的55倍，而美国个人破产的欠债平均水平是月薪的21倍。因此，全面的信用信息共享才能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行为起到惩戒和约束的作用。
四、经验启示和政策建议
(一)征信体系发展和信用制度建设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律规范，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开放、透明和公平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促进信用信息的合理使用
美、英等信用体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信用信息是征信活动开展的基础，而规范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是征信企业公平、合理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并为全社会提供征信服务的基本制度保障。目前，征信行业在我国的发展已有近10年的历史，但至今行业规模依然较小、市场信誉尚未形成，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还未确立信用信息公开、共享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征信企业无法稳定、合理地从银行、工商企业、政府机构收集和获得相关的信用信息，因此很难掌握和了解各种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全貌，并提供令人信服、权威的信用报告，征信企业在获得和采集信用信息方面仍然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在促进征信体系发展和信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信用信息共享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认真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促进信用信息资源合理使用，而不能简单地用建立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来解决信用信息共享的问题，更不能用其来替代征信体系的制度建设和从事社会化征信服务的征信企业。
(二)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信用信息共享和合理使用提供制度保障
考虑到我国有关信息使用和传播的法律规定还十分缺乏，信用信息共享会涉及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订或修订，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在着眼于长期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完善的同时，目前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信用信息的合理使用和共享问题。
首先，必须对征信行业可以收集和使用的信用信息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对政府信息公开、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没有明确立法，因此，有必要对征信机构采集和使用的信用信息内容，采集方法和使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对禁止采集和使用的信息作出清晰的界定，在确保征信公司不侵害政府、企业和个人等信息主体的正当权益前提下，使征信服务获得充分的信用信息。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公平信用报告法》的一些主要做法。
其次，尽快明确政府机构的信息公开办法。特别对工商、税务、法院、技术监督、统计、中央银行等掌握信用信息的政府部门，需要尽快明确其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具体方式，为征信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能够公平、方便地采集和使用政府的信息资源创造条件。
第三，尽快明确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信息等特殊信息的保护措施，保证征信企业能够合理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
(三)打破信用信息垄断，注意防止征信服务领域中可能出现的利用信用信息的寻租行为
篇12
数据原始积累
国内信用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数据采集。
作为中国大陆首家个人信用征信业务试点机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4年间建成了覆盖全市主要消费信贷活跃人群的征信数据库，并向金融机构出具了数十万份个人信用评估报告，更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银行和其他授信主体使用第三方信用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习惯。
大量基于消费者个人基本特征及其信用行为的数据，是个人信用评估的“原材料”。这些数据大部分掌握在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如公安、法院、人事、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等部门，以及金融、公用事业单位、通信、保险等非政府或亚政府机构，处于极端分散和相互屏蔽的状态。
行政部门长期形成的本位主义，给获取个人信用信息设下层层关卡；而缺乏相应的立法和政策作为支撑，更使这种数据采集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势介入协调，仅凭信用局自身来干，难比登天。而没有数据的信用局，就好比没有存款的银行，一切都无从谈起。
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管了大用。在上海资信项目启动伊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便专门下发文件，要求上海市15家中资银行把1998年以后的个人消费信贷数据交给上海资信；同时要求，在发放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时，这些银行应该向上海资信付费查询相关的个人信用报告。
对于各商业银行来说，要将部分业务数据交给一家自己无法控制的第三方机构，无疑会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弹。据上海市信息中心主任、上海资信第一任董事长陆国liang先生回忆，“几次协调会都争得面红耳赤”。“反方”的论据主要有三条：其一，担心信用局将有关数据转卖给其他银行导致客户流失；其二，对于查询信用报告要付费感到难以理解，“凭什么拿了我的数据还要反过来赚我的钱？”；其三，担心交出数据将引发客户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的法律诉讼。
但在交数据的问题上，各家银行之间的态度也有差异。一些大银行认为，自己是数据贡献大户，将自己的数据和小银行共享，自己明显吃亏了；而小银行的态度则都比较积极。
为解消银行方面的顾虑，2000年1月，由上海市信息办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牵头，组建了“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数据中心理事会”。两家主管单位、15家中资银行和上海资信成为第一批理事成员单位。在上海资信的数据使用和经营范围上，该理事会拥有相当大的裁决权。
最初，理事会给上海资信定下了几条“规矩”：1.限定了信息使用者的资格，规定只有理事会成员才可以查询上海资信的信息，没有信息贡献就不能享受信息查询；2.限定了信息的使用范围，规定上海资信只能将其信息产品服务于以审核贷款资格为目的的查询；3.规定新加入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必须征得理事会全体成员的同意。
成立有政府和商业银行参与的理事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资信的经营自，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这种“准市场亚政府”的特殊面孔，对打消银行方面的顾虑确实很灵光。在个人征信项目启动初期，15家商业银行向上海资信提供了110万人的个人信用信息，使上海资信完成了信息的原始积累。
加量减价
陆国liang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2000年6月28日，上海资信在“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数据库”建成开通的同时，出具了中国大陆第一份个人信用报告。系统开通后不久，马上发现有一个人先后向7家银行申请了住房贷款。“这等于是借银行的钱来炒房地产。如果不把各家银行的数据联通的话，根本就查不出来，你说风险大不大？”。
在以上案例中，银行是靠与其他银行的信息资源共享发现了风险隐患。然而，如果信用局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消费行为数据，这些隐患无疑会生成一笔笔银行坏账。对消费者行为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量化分析，使银行等社会授信主体系统地了解个人的信用状况，避免信贷风险，就是信用局存在的前提。
在发达国家，信用局可免费获取银行消费信贷数据，而银行查询信用报告时，则要向信用局付费。然而在上海资信建立之初，国内银行尚没有养成使用信用局产品的习惯，加上信用局的数据量也不丰富，导致上海资信初期所出具的信用报告很单薄，还不足以替代银行的信贷审核流程，银行当然不愿意掏钱将原本由自己提供的数据再买回来。
此时，政府又一次出面斡旋。在政府方面的建议下，上海资信设计了一个双向付费流程：银行方面每提供一条原始数据，上海资信付给1元钱，以后每更新一条数据付0.1元；银行每查询一次信用报告，付给上海资信10元。不久，上海资信采取了一种“心理安慰”的做法，即一次性将费用泵交给银行，存入专门账户，以后每次银行查询的费用从中抵扣。为此，上海资信向15家银行交纳的费用少则几万元，多则五六十万元。
这种近乎“免费试用”的做法，使银行查询信用报告的次数开始逐渐增多。在使用信用报告的过程中，银行方面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至少觉得在审核信贷发放时有了较为直观的佐证。与此同时，上海资信又扩大了数据采集范围，逐步加入了公安、移动通信、公用事业等单位的数据，丰富了产品内涵。当上海资信给银行的预交款即将用完时，上海资信又主动与银行方面协商，将查询信用报告的费用由每次10元降为5元，而且上海资信不再向银行支付数据费用，平滑地完成了朝银行单向付费制度的过渡。
随着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善，各商业银行使用该系统的频率也逐渐攀升。目前，该数据库的信息采集已覆盖301万上海市民，日均查询量也由最初的每天50次上升到目前每天近3800次。这个数字意味着，在上海市每天发放的6000余笔消费信贷中，至少有一半参考了上海资信的评估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银行已实现了内部网络与联合征信系统的互联，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了61家支行在办理每一笔信贷业务时，都要查询数据库。银行方面已经意识到，联合征信系统是进行风险控制的重要辅助工具。
从行业征信到联合征信
2001年初的两大动作，使上海资信的业务模式向“社会联合征信”迈进了一大步。
3月，上海资信与上海市公安部门在个人身份信息的查询和校验领域开展合作，大幅度改善了征信系统个人身份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了信用报告的查得率。5月，上海移动通信公司、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和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等三家单位被接纳为理事会成员。两大通信公司的加盟，标志着原先的“银行同业征信”壁垒被打破。
与移动和联通的合作，是上海资信“主动出击”的成果，并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默许。移动通信行业一向采取的“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使其成为当然的授信主体。而手机欠费又恰恰是法律上的空白点。国内一般欠费金额在1万元以内，不值得打官司。而在美国，手机欠费被认为是较为严重的信用污点。为了解决欠费问题，两家通信公司主动将注册用户的缴费记录免费提供给上海资信。
“移动和联通加入我们的联合征信系统后，无形中给了欠费者很大的压力。我们实际上起到了商账催收的作用。由于银行方面非常重视我们在移动通信业的表现，因此对我们的信心更强了。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上海资信总经理陈志国对此相当自豪。
有了移动通信业的成功先例，主动上门要求与上海资信合作的单位也就纷至沓来。2001年8月，两家公用事业单位――上海市北煤气公司和市北自来水公司也正式与上海资信开展合作。
上海资信与上述单位开展合作后，这些单位的账务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不仅客户的缴款及时率大幅提高，一些屡催不缴的客户慑于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的威慑力量，也纷纷归还了拖欠的款项。
此后，“滚雪球效应”益发彰显：市财政局、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上海租赁协会、上海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等，先后都成为上海资信的合作伙伴。
2002年10月，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与上海资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作为一种尝试，这样的合作在更大层面上具有探索意义：法院要解决执行难问题，一定要找到一个社会公示平台。要把这些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人的信息，全部纳入上海社会征信数据库系统，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极大制约，让他们“要钱无法贷、有钱不能用”。
把“行业征信”推向“联合征信”，在陈志国看来，是近两年上海资信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点。其中政府各部门的参与示范，无疑产生了助推器效应。
产品上台阶
信用局是什么？有人说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将失信者与单一授信机构的矛盾，放大为其与整个社会的矛盾，在司法管辖无法涉及的空白处，建立起社会性的“失信惩戒机制”。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信用局的产品/服务体现的。
在征信产业发达的美国，消费者个人信用报告是各大信用局的主流产品。具体又可分为标准信用报告和专项个人信用报告（包括购房贷款信用报告、就业报告、商业报告、人事报告等）。此外，依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各信用局还设计开发了许多个人信用产品，包括：个别消费者来自法院和其他方面的公共记录；对发生不良记录和个别客户的破产可能性评分；关于异常信贷活动的警告信息以及信用欺诈数据；个人抵押品信息；等等。此外，信用局还向银行等重要客户出售风险评估模型和信贷决策控制软件。
上海资信最早提供的产品就是消费者个人信用报告。但由于数据来源尚不丰富，初期信用报告显得还不够“解渴”。然而就在此时，陈志国又提出要改变单一产品结构。他果断决定，开发更高一级的产品――信用评分。当时，公司内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连信用报告都没做好，就敢做信用评分？
而陈志国的考虑是：“单就信用报告这个产品而言，没有5～7年的积累，数据不可能丰富。解决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等着它丰富起来，然后做一份很详细的信用报告；另一种办法是用相对抽象的评分来佐证信用报告的判断，弥补其不足；换言之，用高端产品拉动低端产品的发展。”
2002年11月25日，作为项目二期工程的上海资信个人信用（风险）评分系统建成开通。该系统以分值的形式，对具有相同信用表现的消费者的行为进行评估和风险预测，为金融机构直观了解个人的信用情况提供了解决方案。
据陈志国介绍，在产品梯度上，上海资信准备用5～7年的时间，完成从低端（信用报告）到中端（信用评分）再到高端（各类资质证明或称评分卡）的发展过程。
双驾马车要跑多久？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和征信产业，要涉及诸多环节：法律体系的建立、有效的行政监管、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增强、以及征信机构良性运作等。因此，仅靠信用局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大干快上的。
在上海市征信体系建立的第一阶段，政府以行政指令和有效协调的方式，扮演了积极介入的角色，使上海资信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制度交换成本迅速成形。
“在上海资信的成长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恰如其分。他们一开始便要求我们以企业形式运作，不希望办成事业单位。不是说上海市政府养不起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看清征信产业的未来走向。在企业经营层面，他们没有过多地干预。”陈志国如是说。
但是，随着逐步脱离“襁褓期”，上海资信对政府的作用也提出了更高的期望。“目前的信息采集毕竟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现的，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政府这支‘拐杖’我们不可能拄一辈子。希望政府能够在制定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和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以征信产业非常发达的美国为例，消费信贷的授信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雇主、司法部门、消费者个人，都是个人信用产品的主要需求者，甚至连加油站和许多大卖场商家，也都有授信行为。美国三大全国性信用局（Equifax、TransUnion、Experian）以及1000多家地方信用局，共收集了近2亿成年人的信用资料，每年出售6亿多份消费者个人信用报告，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的征信产业有严格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共有16部与征信业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方面。
此外，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也对信用体系起到了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信用管理协会、信用报告协会、美国收账协会等一些民间机构，也行使着征信行业的自律管理责任。
据中孚德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涂志云介绍，信用局在美国是先民间后官方，可以说是个瓜熟蒂落的文化产物。美国有悠久的民间信用采集文化，三大信用局鼎立的格局是由数千个民间小信用局通过竞争淘汰和相互兼并逐渐形成的。目前，美国三大信用局均采用最著名的信贷风险评估公司--Fair，IsaacandCompany（FICO）的信用评分。涂志云曾在FICO做过4年信用局评分经理。
相比较而言，中国几乎没有民间采集信用的传统，也少有以此为生的民间信用机构。因此，建信用局不会是文化成果，而只能是制度产物。如此一来，政府显然不可轻易言退了。所幸的是，中国信用市场也正在迅速崛起，滚滚而来的需求，将使信用局建设显得不那么生硬。
有两件事情使陈志国对上海资信的赢利前景充满信心：首先是银行信用卡发行力度的加强，其次是外资银行的抢滩登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以上时，人均信用卡持卡量将达到1.5张。上海有600万消费信贷活跃人群，如果人均申请1.5张信用卡，总量就是900万张，即使分10年发完，每年的发卡数量也将达到90万张。这将给上海资信带来更大的业务空间。
目前，已有汇丰、渣打、东亚和恒生4家外资银行成为“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数据中心理事会”的正式成员。外资银行的涌入，对改变国内银行传统的营销观念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资金融机构不会把个人零售业务做成像‘钓鱼’那样的方式，它们一定是用鱼网捕鱼。比方说，它们做1000笔业务，只要能把坏账控制在10笔以内，就会有可观的利润。这就需要借助我们。”陈志国说。
篇13
2006 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专门负责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同时为落实《物权法》关于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职责规定，征信中心于2007年10月1日建成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并对外提供服务。2013年3月15日施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了征信系统是由国家设立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定位。目前，征信中心在全国31个省份和5个计划单列市设有征信分中心。征信分中心主要负责信用报告查询等征信服务和异议处理等征信业务。
自2004年至2006年，人民银行组织金融机构建成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向主要的授信机构和信用主体提供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其中个人消费者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信用报告查询。截至2015年底，征信系统收录自然人8.8亿多人，有信贷记录3.8亿人，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近2120.3万户。征信系统全面收集企业和个人的信息中，以银行信贷信息为核心，还包括社保、公积金、环保、欠税、民事裁决与执行等公共信息。接入了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征信系统的信息查询端口遍布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网点，信用信息服务网络覆盖全国。形成了以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为核心的征信产品体系，征信中心出具的信用报告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证”。
央行征信系统的征信数据具有“大样本、跨周期、全覆盖”的特点，推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征信产品和服务，除了不同版本的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外，还提供对公和个人业务重要信息提示和企业关联查询等服务。多年来，央行征信中心已经研发了多版个人信用评分（目前称为数字解读），其中最新一版吸收了美国费埃哲公司的成熟经验，有相应针对消费者信用状况的数字解读内容，目前正处于商业银行推广和用阶段。由于有央行这样强大公信力平台做支持，央行征信系统应用广泛、成效显著。征信系统已经在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管理中广泛应用，其中个人信用报告2015年全年累计查询6.3亿人次，企业信用报告为8819.2万次，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了社会公众融资的便利性，创造了更多的融资机会，促进了信贷市场发展。
根据2014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征信系统拉动我国GDP多达0.33%。未来央行征信系统继续朝着“立足金融、辐射经济、面向全社会”的方向发展。
市场化征信机构
2015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允许8家机构进行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被视为中国个人征信体系有望向商业机构开闸的信号，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鹏元征信有限公司、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位列其中。截至2016年6月底，在人民银行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约为140家。
虽然第一批个人征信牌照还没有落地，个人征信的热潮不减，据报道，京东、百度、万达、复星、均瑶、小米等互联网和电商纷纷布局征信。
这些市场化征信机构生于草根，往往从零开始，积极地搜集国内可得的征信相关数据，不断和各种的金融机构探讨征信服务的应用，从反欺诈，身份验证到获客和追债等征信服务环节积极尝试。
目前具有代表性市场化征信产品是阿里芝麻评分（其他个人征信机构紧跟阿里其后，纷纷推出各自的评分），其核心数据来源于支付宝数据以及和阿里系合作的金融消费场景。虽然目前阿里芝麻评分对于支付数据和阿里系平台的依赖性较强，缺少金融数据和违约样本，缺乏足够的数字解读和信息披露环节，并且和成熟的费埃哲信用评分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目前阿里芝麻评分已经应用于一些小微金融机构、共享经济和银行信用卡申请阶段，作为传统信用评估的替代数据，在一些金融消费场景下取得了效果。
虽然在起步阶段有着明显的同质化和基础薄弱等缺点，国内这些市场化的征信机构都在努力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征信之路。
目前，国内至少有几十个金融科技公司也在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解决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中的风险评估问题，例如闪银科技、量化派和银联智策等，分别对电信、支付和一些互联网金融消费行为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匹配、交叉验证和挖掘，量化评估普惠金融服务人群的信用风险。
一些互联网巨头也在大数据信用风险评估的领域跃跃欲试，抢滩普惠金融的制高点。
2015年6月底，京东集团宣布投资美国金融科技公司ZestFinance，同时双方宣布成立名为JD-ZestFinance Gaia的合资公司。2016年7月18日，百度宣布也将向ZestFinance进行数额未明的投资，后者将利用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融合为百度提供更加精准的信用评分。目前这些国内外的利用大数据信用评估技术的尝试虽然不够成熟，但是已经初见成效，对于特定消费场景和特定的普惠金融人群，还是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未来的中国征信业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