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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点还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应当重视虚词。如果说语文教学还应当让学生学一点语法的话，那么虚词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词序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靠语感，而虚词的使用则理性得多。另一方面，虚词，特别是连词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日常口语。只有学好虚词，才能自如地运用书面语，并提高口语的水平。而且，虚词的使用与思维的发展关系密切。当然，虚词的教学也应当是动态的，结合语用实际的。比如副词“才”，可以以“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为例。这句话表达了对焦裕禄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让学生去掉“才”试试，立刻变得冷冰冰的；再换一个“已经”试试，更糟糕，好像嫌他活得长了。这样学生就能生动地领悟到恰当使用虚词的重要。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因素。不必说句法结构的基本格式“主—谓”和“动—宾”贯穿古今，也不必说“天”“地”“山”“水”“生”“死”“上”“下”这些基本词汇活跃始终，单是具体的表达方式就很多。现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汉语“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骛伏矣”中的“犬坐”“蛰伏”都是名词作状语，“发扬光大”“严肃党纪国法”中的“光大”“严肃”是古汉语中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表达方式的继承，“天地之间”“为语言的纯洁而斗争”中“之”“而”的意义和用法与古代汉语完全一致，这样的表达式仍然非常能产。就连作为现代汉语一般词汇的大量双音词，其词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词汇。
从这一特点出发，必须重视文言文的教学。文言文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们的现代汉语水平。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可以了解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种文化积淀又可以成为他们运用现代汉语时的宏观语境。那些文言文读得多学得好的人，在运用现代汉语时，也往往多一份雅致和凝重，少一份苍白和飘浮；多一份精练和轻灵，少一份芜杂和笨拙。教材的选文，如果说现代文应当多选优秀时文，那么文言文则应当多选传统名篇。文言文的教学更应提倡诵读，让学生在诵读中体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境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境界，领悟孔孟的庄重与热烈、老庄的智慧与洒脱、墨家的思辩与求实。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课外可进行对联鉴赏和属对练习。属对是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集语音、词汇、语法于一身、沟通古今的极好形式。
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使用，与汉语少形态变化、多同音词的特点有关。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是字形有意义。从符号的编码系统来说，汉字符号是多码的。它不仅有音码、义码，而且有形码。符号的编码越多，信息量就越大，给人的刺激和联想就越多；同时，掌握的难度也越大。汉字的多码性至少决定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初学难，另一方面是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易解、多解和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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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表达的意见态度、思想感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诗人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将其在诗中涉及的场景、所记叙的事件、描写的人物及其内心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好诗如画，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就绘成了一幅怡人的长安早春景色图，言少而意丰。呈现人们眼前的是:细雨霏霏，街道湿润，像涂上一层乳酪，细腻而柔软，洁净而又有光泽。土地解冻了，人们如果在湿润的地上行走，感到脚下软软的，还有点弹性。一场清新的春雨之后，原野上绿意盎然，遥望可知是春草初露嫩芽，清新可爱，又正因是早春，草还没有长高长大，走近再看，才见依稀的嫩芽，并不能形成绿色一片。正是这句描写草色的传神之笔，将我们带入了意蕴朦胧、如诗如画的早春景色之中。仅寥寥数字，就将一幅精美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充分体现了语言文字的精炼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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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特点还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应当重视虚词。如果说语文教学还应当让学生学一点语法的话，那么虚词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词序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靠语感，而虚词的使用则理性得多。另一方面，虚词，特别是连词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日常口语。只有学好虚词，才能自如地运用书面语，并提高口语的水平。而且，虚词的使用与思维的发展关系密切。当然，虚词的教学也应当是动态的，结合语用实际的。比如副词“才”，可以以“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为例。这句话表达了对焦裕禄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让学生去掉“才”试试，立刻变得冷冰冰的；再换一个“已经”试试，更糟糕，好像嫌他活得长了。这样学生就能生动地领悟到恰当使用虚词的重要。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因素。不必说句法结构的基本格式“主—谓”和“动—宾”贯穿古今，也不必说“天”“地”“山”“水”“生”“死”“上”“下”这些基本词汇活跃始终，单是具体的表达方式就很多。现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汉语“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骛伏矣”中的“犬坐”“蛰伏”都是名词作状语，“发扬光大”“严肃党纪国法”中的“光大”“严肃”是古汉语中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表达方式的继承，“天地之间”“为语言的纯洁而斗争”中“之”“而”的意义和用法与古代汉语完全一致，这样的表达式仍然非常能产。就连作为现代汉语一般词汇的大量双音词，其词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词汇。
从这一特点出发，必须重视文言文的教学。文言文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们的现代汉语水平。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可以了解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种文化积淀又可以成为他们运用现代汉语时的宏观语境。那些文言文读得多学得好的人，在运用现代汉语时，也往往多一份雅致和凝重，少一份苍白和飘浮；多一份精练和轻灵，少一份芜杂和笨拙。教材的选文，如果说现代文应当多选优秀时文，那么文言文则应当多选传统名篇。文言文的教学更应提倡诵读，让学生在诵读中体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境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境界，领悟孔孟的庄重与热烈、老庄的智慧与洒脱、墨家的思辩与求实。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课外可进行对联鉴赏和属对练习。属对是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集语音、词汇、语法于一身、沟通古今的极好形式。
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使用，与汉语少形态变化、多同音词的特点有关。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是字形有意义。从符号的编码系统来说，汉字符号是多码的。它不仅有音码、义码，而且有形码。符号的编码越多，信息量就越大，给人的刺激和联想就越多；同时，掌握的难度也越大。汉字的多码性至少决定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初学难，另一方面是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易解、多解和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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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文字异同及文字发生
关于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最具权威和代表性：“文字表现语言”，“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该观点在国内外依旧主流。若针对拼音文字及语言，不愧是不刊之论，倘若谓之汉字与汉语，则未必适切。国内对之反思最深切剧烈的当属徐德江先生。徐氏认为：“文字分为两大类：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人类最初产生的文字是非字音文字，如图画文字。这个阶段，文字与口说语言尚未结合。当文字与口说语言结合时，人类文字的发展步入第二阶段：字音文字。‘形义法’是区别于口说语言的一切文字的共同本质。‘音’只是文字的一种―‘字音文字’的特质，认为没有‘音’就没有一切文字是不对的。‘形音义法’只是‘字音文字’的特点。”[2]上述观点发人深思。
“文字起源于图画”[3]，是学界的主流看法。本文据此认为，文字本源上是一种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一种与语言完全不同质也未必有关联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而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以音表义方式的听觉性质的交际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人类交际的需要。需注意，语言与“文字”的相互作用中，人类对语言于文字的作用更敏感，许是语言对文字的影响更大些。文字作为一种成熟、简明、便利的表义系统是建立在对语言借用乃至表达基础上的事实，支持了这一点。因此成熟的文字系统，往往是一种兼形音两种表义方式的视听的交际工具。换言之，自源性质的成熟文字系统，是一种在坚持自身本源中以形表义优点又最大可能地继承口语（语言）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优于语言的认知和交际工具。
那么，如何认识徐氏的“非字音文字”呢？笔者前文提到，文字本源上是一种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一种与语言完全不同质也未必有关联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图画、手势等一切能够据形表义的方式都可以看作这样的表义手段。比之语言，它们存在表义不简明的严重缺陷。然而图画类的以形表义方式潜在的跨时空性，又恰是语言的天然所短。这许是文字起源于图画的道理。同时离开对语言的借用乃至表达，又难以形成一种成熟、简明、便利的以形表义性质的交际工具。这或许是学界坚持用是否表达语言以及能否完备地表达语言，作为衡量图画类形体是否算文字及成熟文字体系的道理。
因此，“非字音文字”可看作一种诸如图画、手势之类粗糙、简单的以形表义方式的视觉性质的表义手段。但须知，通常所说的文字，是指人类为克服语言交际的局限而创立的一种兼形音两种表义方式的视听的更优的新交际工具。它是在借用乃至表达语言的前提下，坚持自身本源中以形表义优点，又最大可能地继承口语（语言）优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2.文字表达语言方式与文字类型
上文提到，离开对语言的表达，便难以形成新的更优交际工具，即通常所指的文字体系。由于语言是语音与意义的对立统一体，文字表达语言自然具有两种基本方式或可能。一种为文字形体主要通过直接表词或语素意义、间接表其音的方式。因而形体与意义关系密切与语音关系较为疏远，汉字为典型代表；一种为文字形体主要通过直接表词或语素音从而借以表其意的方式。因而形体与语音关系密切，与意义关系较为疏远，拼音文字都属该类。值得注意的是，前者一般是自源文字的语言表达方式，代表文字表达语言的天然路径和趋势；后者通常是借源文字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前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自然变体。
简言之，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是“写意”的文字。字形系统主要通过“据义而构形”[4]的方式形成。走的是形体表意理据性的道路，也就是，字形构造与所表意义之间的直接相关性和可解读性。因而，许多汉字古今构字理据虽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但“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5]，还“因为汉语语素意义的变化比语音的变化慢”[6]，使得汉字字形的演变不但缓慢而且有迹可循。以上因素使表意汉字往往具备较强的沟通古今的能量，以其为载体的书面语，比之拼音文字，在历时平面上能够起到卓越的传播文化遗产的功效。同时，该类文字在坚持据义构形原则的前提下，仍沿着内在规律发展简化，以更好地发挥共时平面上交际工具的价值。
比之汉字，拼音文字是“写音”的文字。字形体系主要通过“据音而构形”的方式形成，本质上走的是形体表音理据性的道路。也就是，字形通过表达语音的方式自然而巧妙地表达了语音所负载的语义内容。纯粹“写音”表意的方式，大大解放了“字形直接表意”对文字本体的束缚，使字形的最大简化和书写的最大便利化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却大大减损了文字本体的价值，使得字形本身不再能直接携带任何意义信息，只能依赖其所约定表达的本就携带意义内容的语音来间接表意。文字本源于直接表义的图画形体，其形体本该能直接携带一定的意义信息，表意的汉字多少还保留着这一点。在表意文字体系中，意义是由字形和所约定表达的语音协同传达的，字形本身的表意度不容忽视。
因此，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书面语，在历时平面，虽然不能否认也具备传承文化遗产的功效，因为其有形的物质外壳也一样可以传于异地流于异时。但由于其所“映射”的口语具有变化快的特点，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后，作为其物质外壳的拼音文字为了能较好地记录口语的新面貌，就不得不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文字体系面貌频繁变动的情况，大大削弱了以其为物质载体的书面语沟通古今、传承文化遗产的功效。而文化传承于人类的重要，却不言而喻。
3.结语
表意和表音是文字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两大基本理据和两种自然路径。自源文字通常倾向于沿着表意的天然路径演变下去；借源文字则往往在改造某种自源文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走上文字表达语言的第二基本路径即表音，并将沿其内在规律发展下去。两种文字类型各具特点和价值。在表意汉字于汉语应用的实践中尚未被淘汰及对其尚未得出透彻的认识之前，断言汉字落后乃至废除汉字是不科学的。
参考文献：
[1]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47页。
[2]徐德江 《浅谈文字语言―1981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中主要学术观点综述》，《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3]周有光 《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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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篇7
篇8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的学生根据索绪尔上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书中他从符号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的本质，认为语言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本文主要对索绪尔对语言文字的关系的看法做一个简单地述评，并谈谈自己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索绪尔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
索绪尔《教程》绪论第六章的标题――文字表现语言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从属于语言。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听觉形象基础上的符号系统。与某一概念相联系的听觉形象，是语言的本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更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共有6个小节，分五个层次进行论述：
第一层：语言和文字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必须区分开来。他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绪尔以照片做例子，说我们认识语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认识的，而是借助文字这种外部手段，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不看其本人，而是看他的照片，结果被表象所迷惑，不能清楚地看待文字的本质。
第二层：语言不依赖文字独立发展，而文字是依赖语言的。他以立陶宛语在今天仍旧反映印欧语系的状况为例，说明语言是离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此外，他还讲到“有些很细微的语言事实是不依赖任何符号记录的帮助而被保存下来的。”
第三层：很多人并不区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们甚至把文字看得比语言更重要。索绪尔认为是不对的。论证这一层观点时，他说就连像葆朴这样的人，都没有把字母和语音明白准确地区分开来。在语言学领域的权威人士，直到今天，还是把语言和正字法混在一起。
第四层：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世界上有两种体系文字，一种是表音体系，另外一种是表意体系，首先，他把汉字看成表意文字，但也看到了汉字表音的倾向；其次，汉字只对于汉语而言，在汉人看来更不易区别。
第五层：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原因及其后果。写法和发音矛盾的原因很多，索绪尔只谈了最重要的，“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在某一时期合理的记音，过了一个世纪就成了不合理的了。”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民族需要借用外来字母时，借来的字母又不能适应新的书写体系，就只能采用随机应变的方法；还有就是词源上的原因。当写法和语音发生矛盾就会产生一系列后果，例如,语言本来的面貌被文字遮掩了，文字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假装，我们把文字看得比语言重要，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另外就是人们总是在语言和文字不一致的时候，以文字为标准。
二、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
索绪尔在《教程》中讲到：“在他们（汉人）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乍看这句话，好像是索绪尔在给文字下定义，但是仔细理解的话，其实他只是用了一种比喻的修辞方法，将汉字比喻为第二语言，是为了突出文字对汉人的重要性。他说表意体系中的一些文字，有的已经失去了表意的功能，变成了单纯表音的符号。他讲这些时，已经意识到了汉字中的形声字出现了。所以，他也意识到汉字不仅表意，而且具有表音的功能，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结合而成的单位。汉人遇到同音词时，就会借助书面语来区别意思，表达思想。他以方言为例，说明相同的书写符号可以表示不同方言表现的同一现象。他觉得汉字可以跨越方言而存在。汉字对于汉语来说是不同的系统，与汉语本身的系统并没有纠结在一起。
三、对索绪尔观点的评价
总的来说，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为《教程》的观点服务的，他专门开辟一个章节讨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就是为了说明语言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这个观点。他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看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矛盾。
（一）合理性
他对汉字的看法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意识到汉字里也有表音的成分，即形声字。我们说汉字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结构单位。它的含义广泛、模糊、没有专一的所指。我们平常跟人说话，如果对方讲的太快，就会说：“别着急，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说：“你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即使语言学家也不例外。显然，这里的“字”指的就是语言的结构单位。这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说明，“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这就是说，字首先是说的单位，从汉语形成的时候开始人们就用字说话，而后才把这种说的字写出来，至今还只有几千年。索绪尔对汉字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只把他研究的内容限于表音体系。
（二）矛盾性
尽管索绪尔看到了语言和文字发展的不同步性，但他仍然坚持“文字表现语言”，而且强调“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于是在他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时就说出了“(文字的)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如果文字是表现语言的，语言变化了，那么文字也应该随之而改变，既然语言变了，文字可以不改变，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怎么明明看到了文字不表现语言的现象，还坚持它应该表现语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索绪尔一方面举出具体的实例来论述“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是一种假装”，文字是如何不表现语言的；另一方面又坚持“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这是他在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四、笔者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
（一）文字是为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媒介来传递信息的，只是依靠口耳相传而流传下来的，它不具有超时空性，不利于保存，因此不能适应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反过来，文字的产生对语言也有积极的作用。它的超时空性、稳固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可以永久保存。
（二）人类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它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字就不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早期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比如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建国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交流。只不过，后来有了文字，他们的生产活动才有了更加详尽完备的记载。
（三）就存在形式而言，语言以语音为物质材料，文字则以书面符号为物质材料，不论文字的书面符号是否直接记录并表示语言的语音，这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差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有声语言，也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者在掌握和使用上的差异。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人们如何争论，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当今社会，语言和文字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利用好语言和文字，为的是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篇9
满族被称为“马背民族”，1644年进入中原，建立了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它不仅对东北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清代历史的瑰宝。但当它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却被后代遗忘，甚至到了濒临灭亡的惨状。
一、满族语言文字兴起的时代性
应运而生的语言文字。满语来源于古代女真语，是由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文臣俄文德尼等创制的语言文字，“老满文”因此诞生。但 “老满文”的缺点很大。“纵观‘老满文’，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一个音节可以有几种读音，不是一个音节有一个固定的写法和固定的读音，给学习和使用带来诸多的不便和麻烦。”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因此，说它是应运而生的文字。
独特的社会作用。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都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在1629年下令成立文馆，首开满文广泛应用的先河。1637十二月，清朝开始颁布施行立法。此后，清朝所颁行的时宪历书均匀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在世祖福临时期。满文得到君主的大力推崇，但汉文以一种顽强的“民族意识”最终使满文被同化。但满文增强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凝聚力。
二、满文衰亡的历程
历史进程中被同化。满语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当面对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汉文时，它却显得那样脆弱。在康熙之前的几个时期，满文在满族内部被广泛使用，而对汉文的学习还是较少的。到康熙时期，满汉两文的使用情况可以说是难分伯仲。康熙时期，满族的达官显贵与凡夫俗子都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清弘历时期满汉交流更加频繁，更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使用汉文。总体上说，满文衰弱形势已无法阻止了。汉满两种文字在历史进程中互相取长补短。虽然历史选择了汉文，但满文却以自身的特点深刻的影响了汉文化。
现实社会中逐渐消融。虽然满族语言文字被汉文同化，但它并未消失，一直在满族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今天满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之后，严重的民族偏见几乎使满文满语一度从历史上消失。虽然现在满族人口数量近1000万，但 “满语及满文的使用在满族中却日见式微。”据有关调查显示，满族已完全以汉语为交际工具，仅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三家子村是中国最后一个满语村，被称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这个村子中仅有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
三、濒临灭亡的中华瑰宝
满族语言文字衰亡的反思。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各时期、各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文化体系。满族语言文字伴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记载着清王朝的起起落落。
满文产生、发展、改革、兴起的过程，凝结了多少人的智慧，体现了多少民族元素！它的灭亡将意味着这个语系从此消失了。满文对满族的发展的确有自身的局限性，人们倾向于汉文是自然的。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每种民族语言的流失都会影响到汉语资源。可以说，母语强大是中国在世界中发展的基础。满族语言文字的存在与否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
保护满族语言文字。满语是清朝的官方语言，现在却濒临灭亡。这虽然已引起官方的关注，批准它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整个社会仍关注不够。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社会变革，政策变化大。像前面说过的旧中国时期，那种不利于满语发展的客观环境使满语文字的价值被覆盖。而相关部门未能采取及时有力的抢救措施。
（二）满族群众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抢救母语。像三家子村中，除少数老人把满语作为母语之外，年轻的一代都没有学满语的意识。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当成一种落后的语言文字去看待。
（三）在当今的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于经济，导致满语满文的研究力量微乎其微。
四、结语
篇10
三是有利于抓住语言的根本，分散识字难点。汉字是音、形、义三个因素的结合体。字义代表客观事物，了解字义就是认识事物，这是语言的根本。字音是代表字义的声音符号，有了音和意的结合，就形成了口头语言。
儿童在入学前，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已初步掌握了大量的口头语言材料。口头语言是儿童学习书面语言的基矗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汉语拼音的训练，为向书面语言的学习架起了桥梁。我在教学第一册“看图读拼音识字”，“看图学词学句”之前，进行过一次字义的摸底，得出的结果是：儿童在入学前，对这部分教材所包含的生字在字义方面，几乎没有陌生的。这时的教学方法只需以图画和具体事物为媒介，再凭借汉语拼音这根拐棍，字音字义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时识字的难点侧重于字形的教学应教给儿童一些笔画、笔顺、基本字、偏旁，以及由基本字的偏旁、基本字与基本字结合构成汉字的知识。在字形教学时，一定注意尽可能多地与语言结合，防止为识字而识字。当儿童的识字量达到一二百字之后，阅读的愿望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教师要通过学句来满足儿童的求知要求，为下一步的看图学文和学习讲读课文、阅读课文打下基矗
篇11
关键词古汉语异读字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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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的某些字词要异读，原因是很多的。其中，由于通用假借、古今字、外来语以及古书注解相沿
所致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现象有如下几种：
1.通假字的本义和假借义读音不用。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常有这样的情形：本来有的字不用，却用
另一个字来代替，造成读者的不同。如“信”字，其本义是表示“诚实”、“信任”、“的确”、“任意”
、“使者”等意思，读xìn。
例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但有时却假借为“伸展”、“伸张”的意思，即与“伸”同义，读为shēn。
例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隳（《孙子·九地
》）
又如“归”字，其本义是表示“返回”、“归还”、“女子出嫁”、“归附”等意思，读guī。
例执讯获chǒu＠①，薄言还归。（《诗经·小雅·出车》）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归有光《项脊轩志》）
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但又假借为“馈”，即赠送的意思，读kuì。
例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论语·阳货》）
2.古今字由于其分工不同，读音亦不尽相同。在上古时代，特别是先秦时代，汉字的数量比后世要少得
多，一个字往往要表示几个不同的含义，这就造成某些字“兼职”过多的现象。譬如“说”字，就兼任“解
说”、“讲”、“言论”、“劝说”、“喜悦”等义项。当其表达“解说”、“讲”、“言论”等意思时，
读shuō。
例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墨子·公输》）当其表达“劝说”的意思时，读shuì
。
例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史记·魏公子列传》）
而当其表达“喜悦”的意思时，通“悦”，读作yué。
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
为了避免一字兼职太多，后来才造了“悦”字，分担了“喜悦”的义项。
再如“责”字，本为“债”字，读zhài。
例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左传·昭公二十年》）
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当其在兼任“索取”、“要求”、“谴责”、“处罚”等义项时，则读zè。
例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聊斋志异·促织》）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后来，由于有了“债”字，就将该条义项区分出来。
又如“贾”字，兼有“买卖”、“商人”、“价钱”、贾姓等义项。表示“买卖”、“商人”等意思时
，读gǔ。
例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
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白居易《琵琶行》）
表示“价钱”之义，读jià。
例有美玉于斯，韫＠②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表示姓氏，读jiǎ。
后来由于有了“价（jià＠③）字，才分担了“价钱”这一义项。
3.许多人名、地名、物名保留了古代的读音，与今音异读。如“食”、“其”等，在用于人名时，“读yì，“其”读jī。
例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史记·淮阴侯列传》）
“射”在用于古代钟名时，读yì。
例噌＠④者，周景王之无射也，kuǎn＠⑤坎镗＠⑥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苏轼《石钟山记》）
在用作草名时，读yè。
例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劝学》）
“房”在作古宫名时，读páng。
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阿房宫赋》）
4.有些来自外族语言的国名、人名、姓氏名等，读音也较为特殊。如“大宛”是古西域的国名，“宛”
则读作yuān。
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汉书·张骞传》）
“可汗”，是对古鲜卑、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的君长的称呼，读kèhán。
例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乐府诗集·木兰诗》）
“氏”，汉代西域有大月氏、小月氏。“氏”读zhī。
例（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史记·大宛列传》）
又如汉代对匈奴王后称“阏氏”，“氏”读zhī。
例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汉书·李广苏建传》）
古汉语某些字词异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破读”所致。所谓“破读”（亦称“读破”），就是
用改变一个字词的读音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或者不同的词性。这实际上是词义引申发展的结果。语言中的某一
个字词，当其产生了新的意义或新的语法作用时，为了在读音上有所区别，并使之表达得更加明确，就把这
个字词读为另一种读音，以表示差异。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如下两类：
1.有的字词的不同含义，是用不同的读音来加以区分的。如“殷”字，在表示“众多”、“富裕”、“
深厚”等意思时，读yīn。
例刘璋＠⑩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陈寿《隆中对》）
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宗臣《报刘一丈书》）
当其表示“震动”的意思时，读作yìn。
例熊咆龙吟殷岩泉，lì＠⑦深林兮惊层巅。（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当表示“赤黑色”时，则读Yān。
例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左传·成公二年》）
再如“恶”字，在表示“罪过”、“凶恶”、“坏人”等意思时，读è。
例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文天祥《〈指南录〉
后序》）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贾谊
《论积贮疏》）
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讨厌”、“憎恨”等意思时，读wù。
例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黄宗羲《原君》）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上》）
而当表示“怎”、“如何”等意思时，则读wù。
例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2.有的字词的不同词性，也是靠不同的读音来予以区分的。这里有几种情况：其一是名词改换为动词时
所造成的不同读音。譬如：
“王”字在充当名词时，表示“帝王”、“诸侯王”的意思，就读wáng。
例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吕氏春秋·察今》）
而当其充当动词、表示“成就王业”、“旺盛”等意思时，则读wàng。
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孙丑上》）
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又如“度”字，在作名词、并表示“计量长短的标准”、“限度”、“法制”、“气度”、“度过”等思时，读dù。
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贾谊《论积贮疏》）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
》）
在作动词、并表示“计量”、“揣测考虑”等意思时，读duó。
例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贾谊《过秦论》）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二是形容词改作动词、名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
“好”字，在充当形容词、并表示“美好”、“友好”等意思时，读hǎo。
例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诗经·郑风·叔于田》）
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在充作动词，表示“喜好”的意思时，读hào。
例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孟子·梁惠王上》）
再如“臭”字，在充当形容词，表示与“香”相对的意思时，读chòu。
例一薰＠⑧，十年尚犹有臭。（《左传·僖公四年》）
在作名词，表示“气味”时，读xiù。
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礼记·大学》）
其三是主动词改作被动词时造成的不同读音。如“见”字，在作主动词、且表示“看见”、“召见”等
意思时，读jiàn。
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在表示被动、作“引见”义，或作“显现”时，读xiàn。
例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马。（《左传·昭公二十年》）
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无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
关于古汉语异读字的异读音，大抵来讲，有四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韵母相同，声母不相同。如“乘”字，在表示“驾”、“坐”、“趁”的意思时，读chéng。
例二子乘舟，汛汛其景。（《诗经·邶风·二子乘舟》）
而在代表“车辆”和作“四”的代称时，读shèng。
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再如“亏”字，在表示“减少”、“毁坏”的意思时，读kuī。
例不亏不崩，不震不腾。（《诗经·鲁颂·bì＠⑨宫》）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屈原《离骚》）
而当表示“差异”的意思时，同“诡”，读guǐ。
例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吕氏春秋·察今》）
第二类是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如“读”字，在表示“诵读”的意思时，读dú。
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
而表示“句读”（即不足一句，读时须稍有停顿之处）的意思时，则读dòu。
例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韩愈《师说》）
又如“泛”，在表示“漂浮”、“广泛”的意思时，读fàn。
例余感焉，以杜君之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方苞《狱中杂记》）
而在表示“覆、翻”的意思时，读fěng。
例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贾谊《论积贮疏》）
第三类是声调不同。如“创”字，当表示“始造”、“首创”的意思时，读作chuàng。
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在表示“创伤”的意思时，读chuāng。
例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类是声、韵母均不同。如“罢”字，在表示“停止”、“罢免”等意思时，读bà。
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方苞《狱中杂记》）
当表示“困疲”的意思，通“疲”，读作pí。
例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左传·昭公三年》）
又如“女”字，在表示女性的意思时，读nǚ。
例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乐府诗集·木兰诗》）
在表示“以女嫁人”的意思时，读nü。
例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孟子·万章下》）
而在作人称代词时，则通“汝”，读作rǔ。
例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魏风·伐檀》）
一些常见的异读字，因其流传的历史久远，而且有的已进入现代汉语的书面或口头语之中，有了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同时许多工具书和古书的注本中，也都注明了它的读音，因此应按传统的习惯去读。而那些较
为少见的、也未保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异读字，或者人民群众已改读为一般读音的字词，就应按照现在的习惯
去读。我们今天不必耗费精力去研讨它的旧读音，以免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山东费县的“费”，
旧读为bì，现已改读为fèi；“叶公好龙”的叶，旧读为shè，今一般读为yè。再如“暴露”的暴，传统
的读音本应是pù，但现已约定俗成，读作bào，就不必固执旧读了。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社科部责任编辑：孟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酉加鬼，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匚加卖，为半包围结构。
＠③原字为价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口加肱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穴下加款，为上下结构。
＠⑥原字为革加搭的右半部，为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忄加栗，为左右结构。
篇12
二是无畏。因为无知，所以无畏。我们好多做父母的什么班都敢给孩子报，不管这个课程的难度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不管孩子对此是否有兴趣和爱好，不管孩子是否愿意都一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三是无私。好多父母的爱其实并不是无私的，他需要孩子用优异的学习成绩作为回报，需要孩子好好做人，出人头地来报答父母付出的爱！想想吧，我们的孩子在这样“无私的”爱的教育下，压力该有多大！
四是无奈。正因为父母处于这种无知、无畏、无私的状态，导致孩子的无情、无义、无理，最终父母会陷入茫然无助与无奈中。
二、日本家庭教育的现状
日本的传统家庭教育重点在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上，系统功课的学习基本委托给了学校，父母只做督促和支援。对于孩子自发的游戏，如攀树爬墙、猎奇探险等，一般也比较宽容，他们有句谚语：心爱的孩子要让他出外闯荡。
重视自立教育，日本家庭从小就培养孩子自主、自立的精神，大部分家庭要求孩子做家务劳动，包括吃饭前后的帮忙、烧饭；让孩子收拾整理自己的房间及身边的东西；让孩子自己去买东西等等。
重视挫折教育，重视对孩子毅力的培养，日本的小孩子走路时摔跤，父母不是主动扶他起来，而是鼓励孩子自己起来，大一点的孩子受到挫折，父母就鼓励他们自己去克服困难。
重视创新教育，日本家庭教育从小重视对孩子创新人格的培养，重视教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父母都要尽量解答。从小就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孩子有独立的想法、看法。
与此同时日本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多让人悲伤的地方。日本文部省前不久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儿童缺乏正义感和道德观念，这是家庭教育落后，家长疏于子女管教所造成的恶果。
三、家庭教育中日对比
在某次中日中学生夏令营活动中，艰苦的训练使不少中国学生半途而废；而面对同样的困难，日本学生却全部坚持下来。对于生活教育，中日家庭有什么不同认识？（中）陈晨，是北京某区重点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陈晨父母亲都是小学教师。（日）山井泽二，是东京一所中学高一学生；山井父亲是一位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1.让孩子学会生活是教育的核心（中）陈先生：我觉得孩子生存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学校教育里可以完成，家庭教育更多的是帮助他学会如何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日）山井先生：日本家庭很重视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简单说就是让孩子学会照顾好自己并且照顾好生活中需要照顾的人。
2.在礼仪中进行生活教育（中）陈先生：因为是独生子女，现在的孩子受到更多宠爱，因此家教中都不太重视礼貌教育。陈晨对我和他妈妈说话的时候，很少用“您”，他都是“你”这样称呼，他觉得这样更显得亲切。还有，平时我们家吃饭也都是我们给他做好、盛好饭端上桌他只动筷子吃就行了。（日）山井先生：日本家庭很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礼仪。比如在家里，他母亲做好了饭只有告诉他可以吃了，他才能上桌吃饭，而且在吃饭前，必须先说一声“那就不客气了”，还要等长辈先动筷后才能自己吃。
3.在自立中学会生活。（中）陈先生：我认为陈晨和很多独生子女一样，最欠缺的就是独立能力。陈晨高一参加军训，从收拾行囊到打背包都是他妈妈和我帮他干，结果到了营地，他自己连蚊帐都支不好。
（日）山井先生：山井5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去买牛奶和啤酒。上小学开始，他自己学着收拾自己的房间。上中学以后，他每天洗晚餐餐具。只有这样他才知道父母的辛苦，才理解生活不容易。
从以上实例中不难看出中国家长特别强调自主性、情绪的稳定性和勤劳，但过于溺爱孩子却使他们丧失了独立自主能力。而日本的家长重视礼节，行为能力的培养以及团结互助的精神，但他们这种从小的过于磨练，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也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四、新时代需要怎样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反思中国教育的时候，就有必要对我们的家庭教育进行反思。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更有利于孩子健康的成长。
1.家长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是孩子的关心者和期望者，我们每天都在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忙碌，关心孩子身体状况、学业等问题。但是仅仅这些还嫌不够，我们还要关心孩子的情绪、品德、心理健康。
心理学研究发现：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欣赏、被夸奖，孩子更是如此。但是不管是奖励、评价还是约束、惩罚都要恰当、适度。不恰当的奖励、评价、约束、惩罚不但无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还能起相反的作用。
2.关于爱的思考。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生活水平高了，很多人自己小时候吃了苦、受了罪，生怕自己的孩子再受委屈，于是把爱加倍地倾注到孩子的身上。现在大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好多的爱就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使得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成了天上的星星，成了海里的珍珠，成了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稀有动物！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将来，请我们的父辈们在给孩子爱的时候，能够做适当的保留，我们要舍得下孩子，有时候还要狠得下心来。舍得让孩子做事，舍得让孩子受苦，舍得让孩子流泪，舍得让孩子受伤！要让孩子在做事中明白责任，在受苦中懂得珍惜，在失败中获得毅力，在流泪中铸造坚强，在疗伤时学会拼搏！
[摘要]中日两国虽然在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及家庭结构各方面相异，但是两者对家庭子女教育方面，整体上都是比较满意和乐观。家长们均对家庭教育给予重视。本文认为中日两地在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内容和方法上彼此可作借鉴，互为补充，并设想了新的教育方式。
[关健词]中国日本家庭教育劳动父母子女
社会的竞争，决不仅仅是知识和智能的较量，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不仅仅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东方国家中也存在着差别。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它们之间的异同，让我们的家长进一步的反思怎么样教育子女，怎么样让他们有独立自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解文.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百科全书.新华出版社，2006.
［2］林格.全部都是爱（中国家庭教育8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0.
篇13
1.2君子文化
文化即“以文教化”。君子文化是：“以‘礼’为中心的文化。强调规范，尊礼重信，以诗学为修养言辞之用，为从政治之用。”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1.3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
语文教育的课程是：“发展语言、发展思维、传承文化、培养人格、促进人的社会化、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和文化品位”。古诗文是国华民族的经典，其内涵丰富，用词简短，干净利落。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离不开古诗文教学，它作为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载体，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君子文化在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现状和意义
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传统文化修养，在中国大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君子文化成为博大精深的重要组成部分
2.1君子文化在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的现状
“君子”一词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过，如：在《诗经》《孟子》《论语》中都曾出现君子一词。在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先秦诸子选读”中，有八个板块对先秦诸子进行讲述。每部分都选取一些诸子百家的先进思想和主要思想进行讲述。但“君子”一词集中表现在孔子的著作《论语》中。君子之道是孔子主要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完成孔子主流社会思想的历史继承者。语文教学活动不仅是老师单纯地教授课文，传授知识，而是更加注重人的培养。这也符合语文的基本属性中“人文性”的要求。但在现实的授课过程中，我们离新课标的要求确有一定距离。作为拯救学生所缺失的文化的教师，对于课文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1）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对君子文化的传承。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古诗文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直接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君子”概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相应的“君子”人格就变成人们树立思想道德的标准。但这样高尚的文化，却鲜有人熟知。甚至有很多青少年都没有系统地读过诸子百家的著作。这无形中对君子文化的传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也在告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君子文化已离我们高中生的思想越来越远。因为在高中生的心中缺少对“君子”内涵的理解。中国人用数以千年的时间来选择做君子，但却没有用时间教会成长的学生怎样成为君子！
（2）学生受现代技术的感染，缺少对君子文化的思索。
语文本身就是高中生心中“学与不学差别不大”的科目，在他们思想意识中对语文知识和文化的理解是不深刻的，然而他们又是一名与时代共同成长和进步的高中生，这就促成他们缺乏民族的认同感，缺乏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国优秀的君子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小众文化，使高中生认识上已经极为模糊。这时就需要教师的绝力反击。
（3）受学校升学率的影响，有关君子文化的课程开设有限。
作为选读教材，学校可以根据学校自身情况有选择性地进行讲解。由于很多学校为了追求高的升学率，花费大量时间备战高考，关于传统文化的课程直接没有开设，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结构，学校更不会花费一定时间进行系统的讲解。
2.2君子文化在古诗文教学中的意义
我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中国的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现实意义的莫过于“君子文化”。
（1）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德行修养，促进德育的发展。
高中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他们需要正确的指引，通过《论语》等著作引导学生“心怀仁心，心存善念”注重礼节，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素质，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2）有助于培养健康人格，争做高尚君子。
通过对古诗文的学习，传扬中国人理想的人格，进而重构健康人格，这对正在发展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将君子文化铭记于心。鼓励学生争做高尚君子。
（3）使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培养其爱国情怀。
语文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爱国精神是中国人的崇高精神，无论是祖国，还是人民，都是非常让人敬佩的。通过古诗文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的团结力和凝聚心。
3通过古诗文教学实施君子文化的策略
朱绍禹说：“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和目标之一就是要弘扬语文课程所具有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了更好地让高中生理解和体会君子文化的内涵以及它的重要性，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学习策略。从而促进君子文化的传播。
3.1挖掘君子文化古诗文，培养学生感悟君子文化
由于高中语文教材中绝大多数古诗文作品都写到了古人的立身处世，包括古人的思想、人格、理想、志趣、还有他们对人生、社会的看法。这使得后人从中认识到了古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更加了解中国古代的道德文化和礼仪文化。在高中语文人教版选修教材《先秦诸子选读》中“君子”一词公出现三十次。“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都是孔子精心塑造的君子形象。“先秦诸子选读”《论语》部分有许多篇幅谈及君子，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首先，孔子认为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而是应该具备多种才能，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基础，以礼仪来实行，以谦逊来表达，以忠诚来完成，这样才算得上是君子。其次，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十分重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就是说，君子要端正自己的容貌，注意自己的言辞。使人对你尊敬、信任，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君子的修养。最后，作为君子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
3.2开展古诗文鉴赏活动，拓宽学习君子文化的途径
开展丰富多彩的语文学科活动不仅满足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语文学科的教育规律。让学生通过各种语文学科活动进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拓宽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渠道。通过学习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提高学生的人格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可以举行传统文化中有关于君子文化的问答活动；或者让学生搜集带有“君子”字样的名言、名句；还可以进行展现君子文化系列实践活动等。《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中国人教育事业的一座里程碑。短小的话语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在授课之余，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有关于君子文化的篇章吟诵及表演比赛。学生们可以集体背诵《论语》，通过横纵对比，分小组作报告，把教材内的相关知识读懂、读透。进而将《论语》这部著作中有关“君子”文化的句子全都记下来。进行有效的课外拓展，及时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