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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绘画教育中潜藏的危害
现代高校对于学生的发展要求很高，希望培养出一大批对社会和国家有作为、有用的高素质的、实战性的人才，从而为社会所服务，因此主要针对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间接地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专业素养的提高，举个例子：学生在素描写作的时候，注重的是在不一样的光线下对抽象事物的具体形态、动作、体征、比例、明暗和虚实程度等各个方面的描写，而不是发挥个人的优势进行创新，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索知识的兴趣，不利于教育的实施；另外，高校都在加大对学生的招收量，而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说人数的增加，教学秩序相对的松弛，学生的整体素质偏低，那些所谓的高级院校逐渐地走向下坡路，这些因素都从侧面影响了现代绘画教育的发展。对于这些发展的诸多问题，高校需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从而不断创新与探索新知，逐渐地改善我们高校的教育体系与整体的理念。
二、把传统造型观念和现代绘画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造型艺术因其独特、深厚的魅力而成为了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那么只有将传统造型观念与现代绘画教育相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打破传统、单一艺术观念的旧局面，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风格形式多样化的新格局。现代绘画教育风格无论从形态、形式上以及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都与传统的造型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不可以分裂开来。现代绘画的技术指导多来源于对传统的写实主义、主体主义、构成主义，还有一些整体化主义的吸收与传承，这其中有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也有西方的绘画风格。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主要表达的是以意境来描绘实物，创造出许许多多的艺术作品，用来为人们欣赏与参考。中国传统造型观念注重用美的形象来抽象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达到一种心情的美感，也就是说用绘画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与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而重在用描绘的事物来表意，实际的物体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来为艺术而服务。而西方的传统造型观念就比较多样化、开放性、抽象化，给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可以融入我们高校的教学之中，汲取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造型元素为现代绘画教育增光添彩，以此来取得实质性的飞跃。艺术表现在简单的层面，与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绘画教育要求有着不同。但是同样有着许多丰富的美学思想（绘画设计的巧妙、绘画所表达的意境优美）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运用。那么作为民族的艺术文化，我们想要站在艺术的巅峰，就需要高瞻远瞩，敢于吸收，敢于继承旧的传统模式，彼此交错相容在一起。高校教育的发展中，素描、色彩等课程一直采用的是以写实主义为主，单一的写实方式使得学生的思维模式比较固定化，没有很好的开发学生的优势，影响了他们创造力的发挥。而对于传统造型观念中以意传神的这种优秀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高校在教育的过程中进行延用并且积极地宣扬。还有西方的造型观念由过去的具体向抽象化转变，由模仿具体的表象到深层次的探究其内在的美转变，逐渐地向视觉化的教育模式摸索前行。相对于西方绘画教育而言，中国现代高校绘画教育仍然很薄弱，语言的匮乏、形象的简单、写实主义等形式依然是主导，很显然并不是高校教育的目标，我们应该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慢慢地把其它的有利于绘画教育的方法都提到教育的日程上，达到高校教育的目的。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应该有所创新，积极地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要对他们实行简单的教的模式，那样会束缚学生的想象，影响学生绘画的发挥，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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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种已经形成并对后世发生影响的东西。在艺术范围内，可以说传统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都在影响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继承发扬有利于艺术发展的因素，清除掉阻碍艺术发展的因素，真正能吃透传统的应当是精神非常强大的人，他既不畏惧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涌入，也不非难各种对传统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既吸收前人的养分，又不为之所困，始终以明智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创作，使我们的艺术更加饱满充实。
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式，始终没有离开继承传统艺术的精神脉搏，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感动人的作品。有人主张完全摆脱自然和文化传统的束缚，也就是完全割裂传统的继承与开拓创造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过于夸张个性，这种个性一定是单薄和短命的。我们从西方绘画史了解到：无论是野兽派、表现派还是立体派，不论其造型方法如何各异或者表现主观感受的程度如何不同，他们最终都有一个明显的继承脉络。
人类浩瀚的优秀文化成果就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山花烂漫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采摘，从而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回顾整个中外艺术史，有哪位大师不是踏着前人的肩头向上登攀的？独创性总是相对而言的，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凭空的独创性的东西。艺术史上所保留下来的，是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这些环节织成一张大网，每一种艺术品在此都有一席之地，这张网就是传统，没有传统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使艺术家向上跳跃，跳跃的结果构成另一高度，又成为下一跳跃的基础。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否有创造，也是基于传统框架下决定的。
我们更应认识到，开拓创造是艺术传统得以发展的动力，只一味墨守成规那是对传统作无意义的重复，更难言发展了。傅抱石先生曾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其意义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传统的真正精神所在的同时，也认识到突破传统的重要性。正因为他的这种认识，才使他创造出了“抱石皴”，事实上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包容了诸多逆传统而行的因素，才使传统变得愈加丰厚。中国水墨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也出现过如徐渭、石涛、林风眠这些不守成法的艺术家吗？中国传统的精神历来是宽容创造鄙视守旧的。历史证明，守成型的画家多，开拓型的画家少，但美术史总是由开拓型的画家来书写的。
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是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做到借古开今，既继承优秀的传统精神，又不囿于古人成法、陈法,这关系到艺术家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个人努力探索等方面。人人皆知艺术要创新，从古至今的从艺者可谓众矣，然而真正能做到创新者的并不多。这与社会人文环境、画家个人秉赋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原因。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应逐渐培养对事物的敏感判断力和认知能力。如果这个时期不能使自己的感觉提升到一定水平，那么，艺术家的成年至老年很可能在其作品中显现感觉上的迟钝，表现出僵化保守。这就是有的画家一生都在画着同一个水平的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大师如凡·高、高更虽然从事绘画较晚，但在此前他们一定具备敏锐的感觉，所以后来才有天才的发现。又如齐白石先生六十岁后的变法并不仅仅是陈师曾等人的提醒，关键是他具有敏感的艺术神经从而形成超常的创造力。一个艺术家如发展到高层次的感觉和感情的升华阶段，他可以靠敏感的直觉发现常人不易觉察的自然和内心之间那无限的丰富感，其艺术作品自然会表现出独到的新鲜感。:
在人类文化史上，尤其是艺术史上，每一次艺术形式、意识、审美经验的嬗变都是一些具有“先锋”性质的创新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西方艺术史上从法国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均产生于对陈旧的艺术形式的扬弃。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开拓、没有创新，作品的价值就会降低。艺术的开拓与继承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关键在于你的认识、你的选择。学习过程不仅是技艺的提高，而是艺术品位、艺术素质的培养。这样就有了一个高度，我们尽可以在这个高度上再向上攀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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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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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差异，不同民族对待同一种动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当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动物名称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寓意时，则表现出了对等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用一些动物词汇来表达特定含义，而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表达，或者选择的是不同的动物词汇，则呈现出非对等性。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可能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物。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分析对比。
猫（cat）在英语中常被用来象征尖酸刻薄、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还用来喻指泼辣或心地恶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气坏的老太婆”。而在汉语中，猫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它通常给中国人温顺、神秘的感觉。英语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来形容“如坐针毡”、“局促不安”，而汉语中用“狗急跳墙”、“热锅上的蚂蚁”来表示这种情况。英语文化里中西方国家的人对狐狸（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英语中也有“oldfox”来表达相同意思。此外还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诈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头。英语中的fox还有褒美之意，喻指“开朗活泼的漂亮女人”，这与汉语却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狐狸善于魅人，因此汉语中用“狐媚”喻指“用谄媚、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将“以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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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德是20世纪初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桥社”最有才华的成员之一。他的作品构图饱满，画面简洁，造型夸张，色彩强烈，笔触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悯，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将当时北欧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普遍蔓延的世纪末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
一、何谓绘画中的宗教意味
人类最早的艺术基本都与宗教有关。欧洲艺术在文艺复兴之前，几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为绘画和雕刻艺术创作的题材，艺术家通过艺术手段传播宗教教义，为当时的教会服务。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纪绘画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宗教神秘气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纪以后，宗教题材的绘画才渐渐被现实题材所代替。但是，后来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内向的，喜欢沉思冥想的艺术家，依旧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作品中表达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这种情感以动、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现为对某些事物的极端热情或痴迷;另一种则为沉思冥想，悲天悯人的悲枪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体验，这种情绪来自于艺术家内心的压抑、痛苦，想寻找一种心理平静或精神寄托。这两种情感反映在绘画当中，我们称之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欧的传统绘画中，自中世纪起就开始有了一种表达悲剧感和神秘体验的倾向。从文艺复兴的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到19世纪的佛里德里希、布莱克，及后来的凡高、蒙克、恩索尔、霍德勒，直到诺尔德，他们的作品当中始终贯穿着悲剧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画家采用内敛的、细腻的、沉稳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多数则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羁的表现手法，如凡高、蒙克、诺尔德等人的作品。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画家们，继续开掘德国艺术中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一度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艺术家们在对当时现状不满或不解的背后，试图去寻找一种能表达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现主义手法，诺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诺尔德绘画中宗教意味的体现
1.选择宗教题材表达宗教情感
诺尔德于1909年创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直接选材宗教故事，这是一个曾为众多古典艺术家描绘过的不朽经典题材，最著名的是达芬奇的同名作。而诺尔德的这幅作品与古典大师常用的细腻写实的手法含蓄地描绘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极为夸张的表现主义手法来表现。诺尔德将基督与其门徒的形象无限放大，直到挤满整个画面，基督和众门徒的脸上满是忧郁与绝望，用红、黄两种明亮的纯色和暗黑绿色铺满画面，强烈的色彩对比，加上以基督为中心的戏剧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气氛。
19世纪以后，直接选择宗教题材的画家不多见，而诺尔德却将一个经典的宗教题材作为表现对象，这与画家想要表达的情绪有关。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战争的阴云笼罩下的德国，无望的悲观和狂躁不安是人们的普遍情绪，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许是最好的出路，诺尔德就这样将宗教故事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诺尔德通过描绘与宗教相关的事物，如基督、传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风车、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将人们带人无垠的神秘时空中，引起种种神秘的宗教体验。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从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风景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以描绘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传达宗教意味的传统表现手法在诺尔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
2.通过绘画语言体现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画的构图中，诺尔德没有采用达芬奇式的将众多人物一字排开的构图方式，置于一个有着强烈透视感的和空间感的画面当中，而是将所有的人物无限放大，挤满整个画面，消除了深度空间和精确透视，巨大的张力似乎要冲破画面，悲愤的情绪因此得到有效释放。
同样的构图手法还反映在另一幅作品《传教士》中。这幅画除了中上悬挂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个人物几乎占满了画面，一位传教士正对着双膝跪地背着婴儿的部落女人宣讲圣经，或是这位传教士在倾听女人的忏悔。原始面具、传教士、部落女人的画面内容，再加上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夸张的造型是诺尔德绘画宗教意味得以体现的另一途径。《传教士》一画，象征宗教的传教士双手紧抱圣经于胸前，几何方形的脸上张大的嘴巴露出满嘴的牙齿，说明他正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教义，虔诚的女教徒双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
极其夸张的手法，传教士好似方几何石块的堆砌，或是随手撕纸粘贴而成的，双目、嘴巴、牙齿和胡须随意地勾画而来，墙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极尽夸张之意，惟有妇女和婴孩的造型稍微严谨一些。夸张的造型手法将教士传教这一宗教事件凸现在观者眼前，观者感受到了画面当中传达出的浓郁的宗教气氛。
作为早期表现主义团体成员之一，诺尔德也擅长于运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最后的晚餐》、《围着金牛犊的舞蹈》、《狂热舞蹈的孩子们》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笔触表达强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诺尔德使用了炙热的色彩与狂乱的笔触渲染出画面的宗教气氛。《围着金牛犊的舞蹈》中强烈的黄色与紫色，加上笔触的任意挥洒，表现出舞蹈者动感十足的疯狂跳跃，反复旋转，如醉如痴的癫狂状态，将激越的情绪尽情流淌在画布上。诺尔德曾从凡高、蒙克和恩索尔等表现主义先驱那里继承了用色彩和笔触表达情感的手法。与“桥社”其他成员不同的是，诺尔德更多地表现悲悯、伤感的情绪，这种悲悯的情感或情绪来自于画家对自然世界及现实人生的深人感受，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思默想，是画家独特的心理体验，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桥社”其他画家，更多地描绘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喧闹的背后是一颗颗无所寄托的游魂，而诺尔德却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灵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灵得到解救。所以，看诺尔德的画，必然要经历一次次心灵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来，去自我追问或思考，这就是诺尔德绘画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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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gotsky派的学者都认为学习是社会化的。Lantolf提出：“发展的原动力是在环境中产生的，而非个人。”（Lantolf 2006： 726）也就是说，任何知识，首先都表现于社会层面，接着通过一系列的交互式活动和调控，才逐渐转变为人的脑内知识，为个人所熟知和运用。Wells认为，在学习者不断提高和掌握思维工具的同时，学习过程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而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则被认为是最核心的工具（Wells 1999： 319-320）。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James Lantolf开始尝试将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运用于第二语言学习中。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社会文化理论探索第二语言学习的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包含多个方面，而在这篇文章中，更强调的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以及“新手”和“专家”或者同水平学习者间的交流。
社会文化理论主张学习首先是社会化的，其次才是个人化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其次才是个人的行为。新的知识通常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活动而逐渐积累。而且，学习常被看做是一个由学习者本身或他人调控的过程。在学习的初期阶段，学习者或孩子经由协作过程，被引入知识的学习。接着，知识经由社会化的调控最终进入他们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学习依赖于面对面的互动，例如集体讨论或集体解决问题等。因此，成功的学习可以被定义为“由协作式脑力活动转变为自发式脑内活动的过程”（Mitchell，Myles 2004：195）。
一、最近发展区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ZPD）定义为：“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以及在成人或更有能力的同辈人的指导下所决定的具有潜力的更高级的发展水平”（Vygotsky 1978：86）。此外，最近发展区标记出由他人指导所完成的学习及自身独立完成的学习之间的距离。
根据上述定义，ZPD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域，即学习者未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在适当的指导下，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要使学习发生在ZPD，学习者将学的知识就不能太难，超出其能力范围，必须在学习者所能适应的范围内。这和Krashen的“输入假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输入假说理论”提出，给学习者输入的新信息必须在其能力范围内，这样才能够被学习者吸收。然而，有学者指出，ZPD和“输入假说理论”有质的区别，ZPD更强调学习者的“协作学习”，而非内在因素。Swain和Lapkin说：“和‘输入假说理论’不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协作活动中产生的才是学习。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在‘表现’外产生的，它发生在‘表现’当中。而且，学习是一种积累性的、自然发生的并且持续发生的行为。”（Swain，Lapkin 1998：321）这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即ZPD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学习者的知识增长而变化。由此可以得出，知识和ZPD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交流”将两者联系起来——知识在ZPD内，通过不断的协作活动获得，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ZPD的范围就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将会有更多更高级的新知识可以为学习者学习。
二、支架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和“最近发展区”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将“支架式教学”定义为：一个孩子在大人的引导下，逐步完成一个任务的学习过程 （Wood， Bruner，Ross 1976）。
“支架式教学”是一个单向过程。现在，很多专家认为，这种教学不仅存在于“专家”和“新手”或者“大人”和“孩子”之间，而是把它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范畴——即这种教学也存在于同龄人的相互协作中。“在ZPD的范围内学习，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有指定的老师；只要有人在活动中相互协作，其中有人能够指导其他人学习，这种过程都可成为‘支架式教学’”（Wells 1999：333）。因此，只要存在协作，“支架式教学”也就存在。
而问题在于此，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无论是受社会文化调控还是受自己调控），为什么需要他人的引导（scaffold）呢？“支架式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习者在适当的引导下，能够快速发现新知识的要点。而引导者（scaffolder）的作用是使得新知识不会太难或太简单（Drury 2007：53）。Wood为“为什么需要给孩子提供‘支架式教学’”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当孩子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领域时，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感，而这种不确定感会削弱他们的学习能力。所以，引导者（scaffolder）在这里的作用，是将困难的问题肢解为更简单、更容易上手的小问题，降低新问题的不确定性，提高学习者的发展潜力。“孩子们通常是生活中的‘新人’，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所以他们选择、记忆和计划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限的。如果没有别人引导他们，他们很有可能被这种不确定感所吞没”（Wood 1998：165）。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尤其是程度较低的学习者），他们就像是正在认识新世界的孩子，需要足够的指引（scaffolding）。
根据Wood， Burner和Ross的研究，“支架式教学”起到以下作用：
1. 使学习者产生学习兴趣；
2. 使问题简单化；
3. 保持学习者对目标不断追求；
4. 标记出已经掌握的和需要掌握的知识间的差距；
5. 控制学习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沮丧情绪；
6. 展示出最理想的学习过程的范本
（Wood， Bruner，Ross 1976：89-100）。
简单说来，“指引”（scaffold）某人学习，就将系统地将学习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联系起来（尤其是有学识的社会成员），让学习者在交互式活动中获得有效“指引”，并使学习发生在ZPD内。
三、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由Vygotsky派的学者A.N.Leontiev提出，他将活动定义在社会文化的范畴中，而互动、相互主体性及被“指引”的“表现”都会存在其中。他认为，一项活动必须包含主体、客体、行为及操作（Mitchell，Myles 2004：199）。让每个活动不同的因素即是活动中的客体。当然，就算所有主体所面对的客体相同，他们所采取的学习方式也大相径庭。而“操作”则是指主体做出何种行为以达到客体的要求（Donato，McCormick 1994： 455）。总体来说，活动就是由客体所引导的，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也是根据客体要求所制定的。
这些年来，社会文化理论（包括“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及“活动理论”）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二语学习中。因为语言是所有脑力行为的必需工具，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密不可分。
社会文化理论学家认为，孩子的早期语言学习是通过和其他人的交流活动进行的，如父母、看护人、同龄人等。通过这些活动，语言成了一种“制造意思”的工具（Mitchell，Myles 2004：200）。同样的，二语学习者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用二语交流的活动，达到语言学习的目的。
Vygosky派的二语学习研究者将二语学习看成一个这样的过程：二语学习者将二语逐渐变成自身用来思考的工具，就像孩子在学习母语时一样（Ortega 2009：220）。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理论也面临质疑。有学者认为，有的二语学习者就算不通过人际交流活动也能够达到很高的二语水平，而有的二语学习者尽管经常和将其要学习的二语作为母语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二语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促进二语学习过程的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而不是社会文化活动。
尽管存在以上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学习产生重要的影响，而这个理论在二语学习中的运用对二语教学者及二语学习者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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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这是规范会计工作及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会计改革贯彻新《会计法》，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质量的迫切需要。
会计电算化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将严重阻碍我国会计电算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程度不够。我国电算化事业起步较晚，人们的思维观念还未充分认识到电算化的意义及重要性。一些人认为。会计电算化为时过早，实现会计电算化就是编程序的过程，是单纯利用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是会计部门的责任等等。另外，多数单位电算化都是应用于代替手工核算，仅仅是从减轻会计人员负担、提高核算效率方面人手，根本未认识到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重要性，导致现有会计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企业决策及管理服务。再次，在软件更新及硬件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由于传统的手工记账方式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出于使用习惯的制约，人们对会计电算化数据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2目前，我国颁布的有关法规中也存在着阻碍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规定。例如，有些涉及软件技术开发上的具体细节规定，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反而因规定的太死抑制了软件的自我发展，影响了会计电算化的普及。另外。由于法规的不健全使电算化犯罪的控制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对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不能仅靠现有的一些法规，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因为会计电算化犯罪毕竟是高科技、新技术下的一种新型犯罪，为此制定专门的法规对此加以有效控制非常必要。
3社会上大部分的会计基础工作也不符合电算化的要求。会计基础工作主要指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规程是否规范，基础数据是否准确、完整等。这是搞好电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证。计算机处理会计业务，必须是事先设置好的处理方法，因而要求会计数据输入、业务处理及有关制度都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才能使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顺利进行。部分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不健全，从而使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无法处理无规律、不规范的会计数据。
4从目前会计从业人员的结构层次来看，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单位的会计人员接受新事物、创新观念的意识较低，在计算机技能方面素质较差。只能机械性地使用财务软件。对计算机的软硬件知识了解甚少，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就束手无策。虽然商家在安装会计软件时都做了系统的培训，但是，部分会计人员由于接受能力较差。在上机时经常出现错误操作，一旦出错，可能就会使自己很长时间的工作成果付诸东流，使系统数据丢失，严重者导致系统崩溃。
5在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方面做的也远远不够。财务上的数据，是企业的绝对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目前软件厂家来说，真正研究数据保密问题的厂家屈指可数。所谓加密，无非是对软件本身的加密，防止盗版。另外，在进入系统时加上些诸如用户口令、声音监测、指纹辨认等检测手段和用户权限设嚣等限制手段，不能真正起到数据的保密作用。安全性上，更是不尽人意，系统一旦瘫痪，或者受病毒侵袭，或者突然断电，很难恢复原来的数据
6当前会计电算化涉及范围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仅仅实现了财务会计的电算化，没有实现管理会计电算化，更不是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应该是财务会计电算化和管理会计电算化的有机结合。既然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数据同源，管理会计电算化就可以采用财务会计电算化提供的数据，生成管理报表。然而，由于管理会计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及财务会计，因此，其在企业推广较难，这就使管理会计软件开发步履蹒跚。虽然有少数软件开发商已涉及到ERP，但其技术还不够成熟，离企业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7在会计电算化审计发展上还不能够与国际接轨。我国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0号——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指出：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手工审计方式，计算机辅助审计方式，获得审计证据。尽管有这种规定，但是，各类审计组织在审计过程中极少实施计算机辅助技术，大多采用手工方式操作。虽然手工操作取得的审计资料更直观、更具体，但是，影响审计结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容易疏漏，因而审计风险比较大。导致电算化审计陷入疲软状态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审计人员尚未掌握计算机审计技术，仍旧沉湎于传统的手工审计技术；其次是审计软件开发速度慢，由于受利益驱使，许多软件开发商并不看好审计软件的开发，而更热衷于会计软件的开发；三是相关审计准则的制定以及计算机审计实务工作滞后于经济形势。
二、加强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途径
加强发展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实现会计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是推动会计改革，充分发挥会计治理职能的重要保证。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要害在于信息的竞争。加强会计电算化事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研究制定总体发展规划，以引导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制定出台会计电算化治理体制，逐步把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引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加强会计软件市场治理。搞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工作，推动我国会计软件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展会计电算化人员岗位培训，培养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会计电算化人才队伍。
会计电算化怎样才能适应会计改革的要求，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过程的监控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呢，笔者认为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1制定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总的目标是，力争达到有40％～60％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在账务处理、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核算、材料核算、销售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会计报表生成与汇总等核算业务方面实现会计电算化；其他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开展面应达到10％～30％。基层单位要基本实现会计电算化，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单位会计信息处理手段落后的状况。各级政府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在摸清本地区、本部门会计电算化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需要，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发展规划。
2加强会计电算化人才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要害环节。要大力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目前，要立足于在职会计人员的会计电算化培训。培训可分为操作人员、系统维护人员、秩序设计和系统设计人员等层次进行，从培训抓起，逐步提高。具体要求是，力争使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会计人员有60％～70％接受会计电算化知识的初级培训，把握会计电算化的基础操作技术。
3加强会计核算软件治理。会计核算软件是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基本环节。我们加强对会计核算软件开发、应用、推广、服务等环节的治理，推动会计开发研制的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会计软件质量的不断提高。要推动会计软件的社会化，进一步引导会计软件市场的健康发展。
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财务部门要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对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功能、会计核算软件开发的基本程序、实行会计电算化后基层单位开展会计电算化的基本要求、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等一系列问题，应逐步规范会计电算化的治理工作，指导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逐步实现会计治理的法制化。
5改革财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职能。实行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既要把握会计专业知识，又要把握相关的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信息治理知识等，因此，会计电算化将促进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向既博又专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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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劳动者的减少和务工人员的增多。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从表1可以看出，从1980到2012年间，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有逐年下降的趋势。2012年，从事第一产业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3．1%，还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详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从行业分布和从业时间两个指标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虽然有些人看起来仍在从事农业，但实际上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服务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者人数会越来越少，而务工人员的人数则越来越多。这是农村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
3．知识取代经验，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型因素;相应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轻人地位上升。在传统中国，经营或生活模式都比较固定，所以经验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经验，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导社会秩序。但在农村改革后，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农村工业的兴起，还是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都超出了传统的经验。因此，知识相对于经验就显得更重要。由于年轻人在学习新知识上的能力更强，所以在经营方面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决策权。笔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镇调研时，就证实了这种说法。当地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废品回收。收废品需要一定的知识，不同种类的塑料、金属，价格差别很大。年纪大的人在辨别能力方面，显然不如年轻人。所以，这里的年轻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是现金开支)也主要由年轻人掌握。知识对于经验的取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或经营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上。日新月异的家用电器、新式服装、新的文化娱乐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与传统不一样。在新风气迅速取代旧风气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叹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将更多的决策权移交给年轻人。例如，在家庭消费品购置和翻盖房屋方面，年轻人都有很大的话语权。
4．在社会组织方面，家族让位于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家庭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运动打破了这种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组织———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但因为这种组织的无效率，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村经济改革又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农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普遍，村委会仍然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组织。但在农村市场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经济组织已经发展起来。首先是企业，大量存在的企业已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例如，威海市大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在企业就业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东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13784个，合作社总量达到70336个。2013年，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社员数量为53户，入社农户比例达到了16．1%。可以看出，各类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重要经济组织。同。在传统的地方秩序维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类纠纷基本都靠各个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协商解决，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家族。但现在，家族势力有分化、衰落的迹象①。各类民事纠纷，也更多地靠公权力解决，而不是靠家族协商或调解。例如，在纠纷中如果发生打斗现象，很多人会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叫自己的近亲来帮忙。通过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也逐渐成为农村的时尚。
5．传统伦理的衰落和物质欲望的泛滥。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遭到破坏。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义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的人情，而且导致了很多违法现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农村，儿女不养老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了房产、养老等问题而导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违法为耻。只要能够挣钱，即使是违法，也会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农村社会结构和阶层分化的基本动因:农村专业化趋势和农民职业分化
(一)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都没能摆脱自然经济状态。从表3可以看出，1952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6．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95%。1980年，虽然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仍然达到93．0%。可见当时产业是非常单一的，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都在农业部门就业。此后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分化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多年以来的自然经济格局，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乡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进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不到总数的一半，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已经到工商业部门就业。以前农民的财富积累几乎完全靠农业经营，而农村改革以后，工商业成为农村财富积累的新来源，而且工商业财富的积累要比农业快得多。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了家庭财富的迅速变化。由于家庭财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阶层分化，所以产业分化是阶层变化的重要动因。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国达到了43．55%，山东则更高，达到了46．40%。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全国和山东分别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全国仍有大约23%来自二三产业。家庭经营收入，2012年山东没有三次产业的数据，但从2011年的数据看，其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资性收入基本是通过在非农产业就业得到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占到了纯收入的50%以上。这说明，来自农业的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二三产业。随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专业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主要体现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保持了较快增长的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6．1%。2012年，山东全省农机化综合水平超过了81．5%，其中粮食机械化程度达到88%，经济作物达到58%。在粮食作物中，小麦机收率超过97%;玉米机收率达80．8%［20］。由此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很多作业环节都已经外包给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或个人，农业专业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提高。
(二)专业分化导致的农村人员流动性增强，社会交往的距离拉长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相适应，中国传统乡村是相对比较封闭和稳定的，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农村改革以来，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导致了农村各种要素的流动性大为增加。其中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力的流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能够经常到外地特别是城市的人，在农村仍然是少数人。农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与外界联系比较多的人。随后逐渐形成的企业家阶层，基本上都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但此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流动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于出现了“民工潮”、“春运”等中国特有现象。从表5可以看出，山东农村劳动力虽然跨省流动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内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还是比较高的。2010年，外出劳动力达到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8．67%，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41%。从外出劳动力就业地点上看，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占到了绝大多数，而其中地级市和县级市是主要的就业地点，出省就业的人很少。在外出劳动力中，大多数人都从事第二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微乎其微。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之所以对农村阶层分化和形成造成影响，一是外出劳动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务工人员阶层，而且这个阶层将不断壮大。二是外出劳动力对本村原有的阶层形成了冲击，从而刺激着原有阶层的变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员回家创业，从而从务工人员阶层跃升为企业家阶层。
(三)现代知识多途径输入农村农村阶层的变迁与现代知识向农村传输不无关系。现代知识进入农村，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代知识对农村的影响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代科技向农村的传输，不仅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而且提高了年轻人的地位。因为年轻人接受现代知识更快，在积累财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强。二是现代知识和现代风尚改变了农村的风俗和风气。例如，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较高。但现代知识显然更注重平等，从而间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轻人显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们对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间接地削弱了传统的风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对110警察快速反应机制和法庭的诉讼机制，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现代知识影响下，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权威主义，从而间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最主要的途径是媒体。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在农村的普遍应用，都能够使农村居民特别年轻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触到现代知识和文化。电视和网络不仅打破了城乡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国家界限。此外，人员流动对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也起了很大作用。无论是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还是城市居民流动到农村，都能够将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维方式传输到农村。公共服务向农村的普及和推广，显然加快了现代知识向农村的传输。交通设施的改进有利于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流，特别是人员交流。现在，年轻人没有到过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在农村的普及，都成了现代知识在农村传播的有效途径。
(四)农村专业化与组织多样化农村的专业化导致了很多新兴经济组织的产生，例如，企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这些新兴组织和政府组织无疑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阶层状况。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产单位，越来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业等经济组织。家庭的收入也已经不再依赖于家庭本身，来自企业、公司、合作社等组织的收入越来越多。几千年来牢固无比的家庭结构，在市场和经济力量的侵蚀下正逐渐瓦解，农村正在进行千年未遇的结构重组。政府组织向农村的渗透，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权威:村民们可以越过村干部，直接与政府组织打交道。以上四种农村社会变迁现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来解释。是农村的产业分化导致了劳动力转移和新兴组织的产生。现代知识输入农村，则是城市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分工深化的结果。
三、农村阶层变化对社会管理的后果和影响
农村阶层变化虽然有积极的效应，但同时导致了很多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精英大量流失城乡交流的不断增加在促使大量现代因素输入农村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优质因素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贫血。1．农村经济精英的流失。农村的经济精英通过两个途径流失:一是农村的企业家正大量地向城镇转移，目前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和各地出台的吸引资本进城的优惠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个进程。城市优良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文化和教育环境，对农村的富裕群体有很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农村高收入群体，特别是企业家群体转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壮年劳动力正大量流失。在发达地区，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镇寻求就业，导致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乡村，很难找到年轻人了。在不发达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导致了村庄的空心化。2．农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镇化浪潮中，大量的农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镇。例如，在平阴县、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现了大量村干部到县城购房并居住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农村的治理。
(二)管理队伍的频繁更迭和农村治理的内卷化农村治理内卷化是指农村治理陷入一种停滞或徘徊的圈子，而无法进化为另一种高级状态。当前农村治理有内卷化的趋势。首先，村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不仅在公共服务供应上，农村没有达到城市的标准，而且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利一直没有保障。农村土地仍然保持着集体所有制，政府可以随意征用农村的土地，而土地补偿款却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农村的住宅却一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农村的财产无法用市场价格定价。在社会治安方面，以警察为主的国家机器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乡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劳务输出较多的地方，出现了盗匪横行无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鲁西南某些劳务输出比较多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盗贼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现象。农村赌博现象也很常见。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虽然村委会名义上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于选举过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问题。虽然在绝大多数地区土地都已经承包到户，且一定30年不变，但村干部及其亲属多占耕地的情况还相当普遍，土地问题仍然是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村集体财产问题。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体财产的地方，如何使用或处置这些财产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三是宗族关系问题。在一些宗族关系和谐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为某一个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成为宗族竞争的焦点。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村民委员会的竞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贿选、家族式竞争非常突出。例如，在集体财产数量比较大、征地数额比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机获得大量的好处，村干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贿选现象很严重。村民委员会竞选的白热化导致了农村管理班子的频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壳村，则没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传统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已经濒于失效，市场扩展以后新的治理机制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所以农村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或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秩序的紊乱。市场经济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农村，并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相关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农村居民法制意识淡薄，信任体系不完善，合同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其次，农村金融和信用制度体系很不完善，个体农户较难从正规的信用机构借贷。其结果是高利贷普遍存在，因此而发生的经济纠纷也不在少数。虽然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办法来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如几户联保，但总体来说，农村贷款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后，国家监管制度在农村地区比较薄弱。在城市难以生存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转移到了农村。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对农村市场进行有效监管的机制。2．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完善。近几年虽然各类保障制度已经延伸到了农村，对农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够。例如，农村大量的贫困人口仍然无法得到足够的救助，虽然新农合已经普及，但农村因病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东新农合覆盖率达到了99．88%，实际报销比率达到48．99%，新农合的大病报销比例达到了50%以上［21］，但对于很多农户来说，自费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负担。2013年，山东农村低保标准平均达到2406元，256万人受益［22］。但总的来说，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额度还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户的选择还有问题。很多村干部都优先选择自己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否符合低保标准。
(四)文化变迁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指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塑造了一种新文化。中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逐渐解体，而新的文化系统尚未建立。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和文化体系的变迁，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0］(P37－71)。1．从人情社会到拜金主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从传统农村盛行的婚丧嫁娶“随份子”的风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会的基本特征①。改革开放以后，对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最终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财富的变化导致了村庄阶层的重新分化，财富成为衡量家庭在村庄中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在此环境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会约束的弱化由于中国农村传统上是一个乡土性的、封闭性的社会，所以，农村的社会约束基本上是靠诺思所谓的非正式约束，亦即依靠惯例、习俗、习惯等。传统农村的封闭性使得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个熟人社会，特别是在村庄之中，熟人社会的特征就更明显。非正式约束是与熟人社会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约束。但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分工的深化和农村流动性的增加，村庄的封闭性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约束的效力就大为削弱。村庄的秩序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村庄中骗人和被人骗的事例大为增加。赚钱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从事非法交易，个别村庄里的很多人因为与盗窃犯勾结或为盗窃犯销赃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并不以盗窃和销赃而感到可耻。相反，因此挣钱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骄傲。3．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非观念的弱化在市场经济和金钱欲望的冲击下，农村社会出现了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村庄内部，往往金钱的多少决定着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物质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传统的乡绅阶层受到了冲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阶层有了新的划分。一批富裕起来的人进入了社会上层。在现阶段这个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约束正在失效，新的社会约束尚未建立起来。在金钱欲的冲击下，不顾社会约束而追求财富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了笑贫不笑的倾向。社会平等观念缺失，是非观念也大大削弱，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惟一标准。在这种风气之下，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有些村民频频更新住房，在一个侧面体现了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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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的用笔用墨技巧；笔墨是中国书画的特色精华、物化载体与精神折射。不同的行笔、和墨色的千变万化会使书画作品变得更有情有趣、有气有韵。如果一幅作品中缺少笔墨，就难言成为传统的中国书画。两者在用笔和章法的错落处理上简直如同出一辙。最基本的也就是同为用线传力度，用形传情感，讲究线条与墨点的连贯性。两者用笔方法同为依靠手腕和手臂来控制行笔的速度，都是通过笔的中锋、侧锋、顺锋、藏锋、露锋、逆锋相互转换，与提、按、顿、挫、疾、徐等虚实变换的有机结合，并着重于手、眼、心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让笔下的线条有骨有肉、有质有韵、险劲率约、刚柔相济，产生出较强的形式美、拙重美、厚度感与节奏感。就如唐代韩方明《授笔要说》中提到：“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太流则浮滑，浮滑则俗”。
在用墨方面，也许有人对书画的相同会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在国画中墨色运用非常讲究“墨分五色”，通过那焦、浓、重、淡、清之间的相互转换与结合，干湿明暗对比来达到画面中骨肉相益，血脉相通，但书法就非也。他们认为书法作品墨色基本单一，整幅作品只有黑、白两种全概括。也就不需要什么黑色变化之说，其实，此看法差矣！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仅看线条、结体、章法，墨的浓淡、干湿、重轻是同等重要。墨的运用，可以说就是一个书家生命节律的折射。作品中如墨过湿，干后灰平，写出的字有肉无骨。反之，墨过浓过干，笔下的字则有骨无肉。欧阳询《八法》中曾说过“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字的血与肉就是通过水墨之间的相互调节，如果得当，才能产生“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理想效果。当然墨与水相互调和时要先考虑到书写的毛笔的大小、字的风格，字体、尺幅、与宣纸的渗透力强与弱等等，用墨浓淡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并不是那么随意性。所以墨的浓、淡、润、燥、等等在书法创作中是一样极其有讲究的。要达到那精、气、神、骨、肉、血六点齐，方称完美。缺一而不成书也。
三；共同的审美与意境追求；书画艺术的审美是属于意识思维中的高级层面。二者虽同源、同作为视觉艺术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嬗变中，是以遵循着一个共同循则，同气连根，互动互通、又是独立性来发展。书画艺术的审美价值都蕴含在作品的意境里。强调“以形写神，以形写意”（当然绘画的形是具象，而书法是抽象），用形意抒情来表现人生，来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提炼和升华。比如，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首先并不是看局部，而是先观其整体、画面的起承开合、气势脉络，然后注意笔法、再观察字的结体或画的层次。书法里面的一笔一划，国画里面的一点一块，都讲究形、意、神。同是通过笔墨的表达，来创造出有筋骨血肉、有强烈生命活力的艺术风格形象。追求那种气势、韵律、节奏、的结合，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善、美！当然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学识、修养、个性和笔墨功力运作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出作品所表露出情感意境的粗浅、深厚、单调、丰富。还有，在一幅真正完美的书画艺术作品中,里面的一笔一点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都是书画家的苦心经营，让各点线紧密衔接，达到“遗貌传神”。如一幅行草书作品，我们要是单单看里面的某一个字，或许会觉得写很败笔。或字体变形、或多笔少画、或重心倾斜，让观者感觉摇摇欲坠，极不顺眼。但，如果同时留意上下左右相邻的字，整体来欣赏时你或许会为书家那绝妙的章法布局而叫绝。举例；一个字的重心向左下方倾斜，而下面一个字的左边偏傍书家故意往上提，起到补救与稳定上字重心的不稳（就好比如一车子轮胎爆了，车子倾斜，就得先用千斤顶将其托起，让车子停稳）。这是让作品在险中求稳，在变化中求统一，达到气势连贯和完整，构成了艺术之美感。书法艺术往往就是在履行实用的同时，在那方寸的点划间，体现出书家本人的思想寄托与文化取向。都是表现在笔墨，落实在人文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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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间共同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会文化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且独特的概念是人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各种中介来联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电脑等，和符号工具，如音乐、艺术和最重要的语言（Lantolf,2000,p.80）。根据Vygotsky，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语言系统本身，比如语法和词汇等，而应该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人们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将外界的社会言语（socialspeech）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Vygotsky，1978）。
通过协同对话——中介，儿童或初学者能被诱导着培养成一种共享的意识，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于他们自己个体意识中，因此成功地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这种协同对话过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关于学习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最广为人知的最充分的阐述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他（1978，p.85）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大量的指导性参与活动，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不仅关注在相关情境中合理、灵活使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发展学习者分析、评判、识别课堂内外的不同行为方式。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外语课堂中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的总体目标相似，但在课堂中创设的各种教学情境有些不一样。有些多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生活环境是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还有些以学习者和知识为中心，其设计的学习环境不仅要帮助学习者理解课堂内外的生活环境，也要开阔他们的交流视野并融入其他的环境中去。
（一）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学习（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这种方法始于学习者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该方法的目标是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提问法的三个基本成分是：听（listening），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观察学习者，并界定其所关心的问题；对话（dialogue），将以上的关心的问题作为起点，教师和学习者以关注或问题及其看法和反应为内容相互对话；行为（ac-tion），这些探讨帮助学习者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课堂外。
（二）课堂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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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虽同属汉文化圈，但两国在社会风俗、语言习惯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成为造成文化冲突或误解的主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教学中要透视两国语言间的差异，了解两国人民的语言习惯，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冲突及误解的产生。在众多言语行为中，笔者选取电话中的请求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请求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伤害他人面子、造成他人不快的言语行为。而且，以电话的方式实施请求时，双方均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只能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因而有利于我们研究语言本身的技巧及策略。本文从“礼貌”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的使用差异进行考察，为跨文化语言教学提供借鉴。在礼貌理论中，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理论及宇佐美的DP理论颇具影响力，从而成为分析言语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真实再现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本文中的语料均选自中日两国的影视作品及书籍。
二、会话礼貌理论
“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中一项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为了维护人际和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本文涉及到的礼貌是一种语用学概念。早在20世纪，Brown和Levinson（1987，以下略称B&L）提出了礼貌的定义。他们指出，“礼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他们的礼貌概念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①根据B&L的理论，人们都有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或理解的积极面子，以及其行为不受他人干预妨碍的消极面子。而人们为了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语言策略来避免或消除威胁面子的行为。B&L礼貌原则的提出对当时的礼貌现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B&L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B&L理论仅用于对单句、单个表述层面进行分析，而不能用于分析整个会话表述是否恰当。为了填补这一不足，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提出了会话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略称DP理论）。她提出研究语言不能只局限在单句或单个表述本身恰当与否，而应该纵观整个会话表述过程，研究这个过程的“基本态”，即某段特定会话的连锁模式（発話の連鎖のパターン）。以下笔者以中日电话会话为例进行说明。
三、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笔者通过研究得出了14个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类型，归纳如下。
表1：
笔者通过对71段中日电话会话的分析，分别得出这些连锁模式类型的使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根据DP理论，凡是使用率超过了50%的会话连锁模式就可以认定为此会话的“基本态”。因此，从以上两个表格就不难得出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挨拶「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会話終了
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配慮「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再び依頼「後話題の挿入「会話終了
四、对跨文化语言教学的启示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中日两国电话会话的不同的“基本态”。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显示，中国人打电话时在表明身份和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进入主题、表明打电话的目的，而委托完事情以及进一步补充说明后就结束通话了。而日本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就相对复杂，在表明身份以后，日本人通常会顾虑到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而向对方进行确认，得到肯定回答后再继续对话，而且日本人习惯委托事情后再一次拜托对方，随后闲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再结束通话。
所以在日本电话会话的教学过程，单纯教授电话会话相应的日文表述是不够的。如果不对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进行说明，让学习者充分了解日本人打电话的语言习惯，而是让学习者按中国人习惯的电话会话模式进行的话，很可能在以后与日本人的交流中给对方带来唐突的感觉。同样，在日本人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模式，如果还是生搬硬套日本那一套的话，可能会让作为听者的中国人觉得啰嗦或另有深意。
通过简单的电话会话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语言教学不能只局限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对场景会话的整个结构模式进行把握，了解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语言习惯模式，才不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会或摩擦，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Thomas（トマス）.[浅羽亮一監修].『語用論入門―話し手と聞き手の相互交渉が生み出す意味―.研究社，1998
[2] 宇佐美あゆみ.『談話のポライトネス.国立国語研究所，2001
[3] 宇佐美あゆみ.「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言語問題.『国立国語研究書巻冊の報告書.凡人社，2001
[4] 小泉保.『入門語用論研究理論と応用.研究社，2001
[5] 小泉保.『言外の言語学-日本語語用論.三省堂，1990
[6] 小泉保.『言語学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大学書林出版，1995中国語：
[7] 何自然、陈新仁编著.《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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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范式建构、田野调研等问题已成为业界专家议论的焦点。他们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求得统一，但还是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区域神灵信仰研究上更是如此。
“民间信仰”由日本学者婶崎正治于1897年率先提出，随后像掘一郎、冈田谦、滨岛敦俊等做了较多研究。西方汉学界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华裔学者杨庆堑，随后像欧大年、弗里德曼、王斯福等也多有涉猎。国内的研究源于清末民初的“封建迷信”批判，而真正把它当作科学进行研究的，自顾领刚先生于1920年代对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调查开始，之后像柳治微、林耀华等都有涉及川。当前内地的学者像乌丙安、赵世瑜、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铭铭、汪毅夫、林国平、王日根、行龙、叶涛、朱海滨等也给以较多关注，当然像台湾的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也建树颇多。一是得益于清末以降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的学术影响，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民生的改善、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的自觉等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目前对它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王健认为，以往研究侧重于信仰与形式、信仰与社区发展，而没有从社会整体角度做更深层挖掘川。范正义提及，以往的研究局限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而忽略区域与全国的空间张力。张英魁说到，民间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并且在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形式两个层面都存在着冲突现象。王守恩则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考察，缺少更深层次历史内涵的挖掘和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另外，陈勤建指出，大多论者只注意其信仰的层面，缺乏它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周振鹤强调，多数民间信仰研究者往往只注重社会经济因素而较少关注政治因素。滨岛敦俊提到，必须立足于掌握各个地域的历史、社会特性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各地神灵的由来、特征、变迁等。
由此而知，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它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着重对它发生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秩序也就是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两方面作简单介绍。
二、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探讨
“内在理路(innerlogic)”最早是由余英时先生提及，并以此作为他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指出，近来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在外缘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们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它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只能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者学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人‘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总的来看，余先生所说的“内在理路”是旨在对清代思想史发展脉络把握时要善于发现它内部所固有的线索条理。
那么作为反映普通百姓思想意识、生活态度的民间信仰是否也有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呢?如果有，又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就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它植根于我国独有的文化生态—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以及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二是它在当前社会已达到一种“文化自觉”，以期获得“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生态才能孕育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民间信仰，而一旦民间信仰在今天达到一种“自觉”状态，它便具有了蔚为大观之势。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明治维新”来说，清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负担太重，后来经过一系列变革，纵然丢掉了许多不适宜的东西，但是华人心底最深处的思想即文化传统却依然保留至今，并成为广大民众言行举止的心理支撑。比如安土重迁、尚农重农心理，敬天保民、天人合一思想，中庸之说、大道自然观念，和同、宗法尚礼情节等等。正是由于它们的传承，才逐渐演变出名目繁多的神灵信仰，进而成为广大民众普遍遵从的生活态度。像福建、台湾等地普遍信奉的妈祖、保生大帝，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对碧霞元君、玉皇大帝(俗称老天爷)等的信仰。其中对“弘仁普济、福佑群生”的“天妃”妈祖的信仰和对“育化万物、始生乾坤”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信仰都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主生思想”的切实体现。再就是现如今城乡间在举办红白喜事或者修路建房架桥时，一般事先都要请风水先生看“好”，以便在良辰吉日进行等。细究一下会发现，这种种心态和行为都是可以从我国几千年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依托和根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迷信成分，不过这种向善、保民、遵从天道自然的信仰理念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所以一定要正视它们的存在，把有利于民生的精华发扬光大，违背民意糟粕则坚决祛除。
从“理路”视角了解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后，我们再从“秩序”方面作相关认识。
秩序，《新华字典》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状况”。而《说文解字》说到:“秩，积也”;“序，东西墙也”。它们所表达的总体意思都为“多而有序”。另外，如翻阅有关思想史论著就会发现，很多学者都把它视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史华兹指出先秦思想家的共同文化取向是“秩序优位权(primacyoforder)”概念，弗洛伊德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秩序情节”，潘乃德(RuthBenedict)则强调中国文化的形貌由“追求秩序”这个主题统合起来，张德胜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大抵沿着“秩序”这条主脉铺开，而葛兆光认为战国时代思想史上“秩序”是一个很中心的话题。从他们的论断来看，思想(泛指正统)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相辅相成、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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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ulture and City Evolution on Cuju
LIU Changwei, CHEN Yazhong
(Football Section,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From the angles of soci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urbanology, the origin, movement form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ese Cuju are compared with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and city evolu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so the movement form and social features of Cuju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ritish folk soccer. In some way, such differences mislead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occer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antagonism.
Key words: Cuju;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origin of city; comparative research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从社会文化心理、城市演变及发展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足球运动“蹴鞠”与英国古代民间足球演变及发展过程，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足球运动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探讨足球运动行为背后的深层层次的人文关系，以便在未来的训练与比赛中更新理念，促进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的全面提高。
1 社会文化心理对足球运动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中有两种文化心理因素对蹴鞠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一种是尚“和”观，一种是“面子”观，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文化心理观对蹴鞠运动的作用分析，探讨社会文化对蹴鞠运动的影响。
1.1 尚“和”观制约了“蹴鞠”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自先秦以来就非常推崇“和”，如果说“竞争”是西方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基本手段，那么，尚“和”就是中国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根本手段[1]，《尚书》中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自作不如，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孔子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谈论人际关系《论语，子路》 ，老子用“万物负阴而包阳，充气以为和”描述世界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和”文化心理深深根植与中国社会，如果从马克思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出发来分析“和”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和”文化有其极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大多数人靠农业谋生，种植农业必须依靠土地。土地是不动的，依附于土地的人也很少流动，只有天灾人祸时，才能使一部分人流动，寻找新的生存土地[1]。在这种固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熟人社会”[2]。这种“人情社会”是一种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是一种讲究礼仪、繁文缛节的社会，是一种把冲突与竞争降到了最底点的社会，这种社会为中国人的尚“和”心态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其次是较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迫使中国的先民不得不通过尚“和”来求得生存与发展。只有依靠众人齐心协力，才能克服难关，艰苦的生存环境使人们意识到集体的重要性[1]，形成了重集体轻个体的极强的中华文化特色的集体观，这种集体观又衍生出一些的独特的文化品行，社会把集体观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和”，“大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和“中庸”，推崇以德服人的“天道”鄙视逞强和强加于人的“霸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的思想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尚“和”和“崇文”社会意识极大的影响社会存在与社会行为，这种尚“和”心态主要体现在处世态度上以“和”为贵，遇事谦让，畏惧争端和冲突。这种中国特定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心理大相径庭，中国人入世尚和、西方人入世尚争[3]，西方原始体育的暴力性与中国文化的温良恭俭让格格不入，如果说“蹴鞠”在产生之初可能还存在某些暴力与对抗的因素，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已深深被“和”这一中国古文化所影响与改变，从初唐时的强烈对抗的“秦王破阵 ”到盛唐时的“霓裳羽衣”的演变，从激烈拼杀的“唐代马球”到宋金“单球门马球”的进化，无不显示出“和”文化对“蹴鞠”运动的巨大影响，其结果是使“蹴鞠”运动无论从内涵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去掉“蹴鞠”中有可能影响“和”的动作，使之符合“和”的要求，在“和”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以“和”“双赢”的心态参与“蹴鞠”游戏中。使“蹴鞠”这项从一项竞争激烈的对抗性军事训练手段渐渐演变成一种技巧游戏，最终沦为一种展现女子美感的肢体表演。
1.2 “面子”观决定了蹴鞠运动发展的特殊轨迹 与尚“和”观一样，面子观同样对蹴鞠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什么是“面子”？在这里引用一位在中国生活54年的美国传教士 在1890年写的一本书《中国人的人性》有关中国人“面子”的一段话；“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就使他们失掉了“面子"……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4]。“面子”是社会赋予的一种地位，是人生中个人努力、社会地位的脸谱化过程[5]，这种比生命还重要的“面子”文化心理形成的背景有以下几方面。
1.2.1 从社会背景角度上看 中国的农业社会使家族与个人长久的生活在固定的土地、固定的群落中，人们在这种固定的环境下重复交往，相互间重复视觉时间长，频率高，这种熟人社会是一种面子社会，保护好“面子”有助于巩固已有的家族或个人的形象并在以后的交往中的获得“利益”。
1.2.2 从社会文化角度上看 “面子”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儒家的理想社会秩序是有阶层性的社会，是“差序格局” 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人们要用不同的标准来维持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6]，维持这种“差序格局”靠两方面，一是靠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习俗等有形成分，还有一方面是靠文化差序的无形成分，在无形成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礼”，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具体、最实际的“脸面”体现。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7]。人们可以从“脸面”中看出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关系。
1.2.3 从社会发展角度上看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源，“脸面”还具有交换的功能，自古“来而不往，非理也”到现在社会所言的“人情”，这种“资源”的交换似轻实重，无形重有形。中国的这种“面子”心理渗透到包括“蹴鞠”在内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中，中国人在讲究自己的“面子”同时也讲究给对方留面子，与他人共同有“面子"的圈子越大，就越能安然渡过困境[7]。在“蹴鞠”盛行的战国和唐朝时期，为保全“面子”，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是不会同场竞技的，即使社会地位与“面子”相同的人，双方也不喜欢在“蹴鞠”过程中把在几代人艰辛努力获得的“面子”短时间内在游戏娱乐中丢失或被他人奚落，因为任何不符个人地位的行为都会贬低个人的品格。感受到尊严的损失[7]，同时人们也鄙视那种通过游戏场上的暴力得到在社会奋斗中没有得到的“面子”。在比赛中，为保全双方的“面子”，要人为的去掉一些有可能破坏“面子”的行为，在这种长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与熏陶下，“蹴鞠”运动渐渐的由一种男子竞争行为演变成一种能给双方下“台阶”的“文明”与“友好”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与古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同，古欧洲的文化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与中国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截然相反，这种思想在社会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崇尚个人奋斗，崇尚竞争，崇尚暴力，古欧洲民间足球的本质――竞争性和暴力性恰恰满足了这种文化心理，使这种文化心理得以充分的发泄与满足，因此可以说文化心理的不同是这两项运动不同发展轨迹的内在动力。
2 城市的起源与构成对“蹴鞠”和英国民间足球的影响
2.1 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运动发展 中国的“蹴鞠”与英国的“现代足球”变革与发展的转折期与中国与欧洲的城市的快速发展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欧早1 000年，中国的城市产生也早于欧洲1 000多年，2 000前是中国古代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当时中国古代城市之多，面积之大是世界各地无法比拟的[8]，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蹴鞠”的鼎盛时期，欧洲也是如此，19世纪初的英国的城市快速发展是英国民间暴力足球向现代足球演变的关键时期。城市的快速发展，为足球运动质的演变提供了最佳“瞬间”的土壤，这种土壤包括城市结构、人口的密度，城市社会的需求。从“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的发展过程与城市的人口关系就能看出这一点，“公元2年，成都的人口为381 280人与1841年的英国的曼彻斯特的人口353 000人相当”[9]，这两个时期也是“蹴鞠”与“现代足球”的快速发展时期。
2.2 城市产生的原因对“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城市产生的原因不同决定了城市的功能上的不同。以经济为纽带而自然形成的城市，是以民众的自然生活为前提的。这种自然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民间类似足球”或者说“暴力足球”活动行为和所需要的场地空间。也就是说，城市的自然发展使英国的民间类似足球随农民转成市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完成了“农转非”过程。反观中国城市的产生过程则不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付筑夫对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中国的城市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国城市产生的原因是政治原因[8]。四川的三星堆[1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11]和后来河南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几千年前中国城市的产生之初就有城墙，还有具今两千多年前的四合院――河南内黄杨庄的汉代聚落遗址，这种城有墙居有院的城市布局极大影响了“蹴鞠”的发展，统治阶级对城市的影响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制约了“蹴鞠”运动的健康发展，主观上；城墙范围的大小是以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和城市空间意识形态为依据的，而这种城市是建立以自身利益及安全基础为前提的，并没有考虑民众的需要。因此这种用城墙围绕的城市从来就不存在公共使用的场地空间，客观上；由于围起城墙后，城市的安全性和生存机率大大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生活的空间日益拥挤，在这种空间下“蹴鞠”的运动形式必然要发生改变，这也就是说“蹴鞠”的场上行为是城市所提供的空间为转移。
2.3 城市内部的结构对足球运动的演变过程的影响 城市产生的原因的决定了城市的结构，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的城市结构最显著的区别是城市广场，城市广场（Agora）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古欧洲城市产生的自然性、社会性决定了城市需要一个宣读政令、公告公示，集聚议事的公共空间平台。从这点上讲，城市广场是欧洲城市演变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广场功能也逐步多样化。由于古欧洲城市广场具有空间性大和公共性强的特点，使得古欧洲的民间“类似足球运动” 自然的随着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并在运动的原始性及运动形式上得以了保留，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实践空间。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城市结构要复杂的多，至今，考古学家通过对国内的四千年前的几个城市遗址考古研究，包括四川的三星堆[3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和洹北商城的城市布局来看，都没有发现广场遗迹。城市史学家认为，中国城市从产生之初其形成与发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的设立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寝，以及大型园林等院落。这种开敞性的空间只属于皇家贵族，供王公贵族们休闲、娱乐，城市中没有供民众交流的公共空间平台，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中国古代城市的唯一公共场所是寺庙，这种场所对公众开放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庙会是平民集聚的唯一场所，也是最热闹的一个活动场所。由于没有公共场地，官府处决死刑犯时只能在菜市场执行[12]。城市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决定了中国“蹴鞠”的运动性质及运动形式，城市空间平台的贵族化限制了大众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在屋前房后狭窄的街区进行“蹴鞠”， “穷巷蹴鞠”就描写了当时的场面。为适应这一环境要求，保证在这种随时变化的，狭窄的空间运动的安全性，保持运动的兴趣性，保证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安全及不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则和比赛方法、规定比赛场地范围、限制某些动作以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空间的需要就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种随场地的不断变化而随时改变的竞赛规则与现代足球运动规则的产生原由截然不同，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蹴鞠运动在史记上没有留下一份较为统一规范的竞赛规则，这说明蹴鞠运动空间决定了运动性质及运动形式，从“蹴鞠”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蹴鞠”的发展过程有过不同的运动形式，这些形式的不同是以场地空间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足球运动发展的不同的道路，这一点可通过对我国最早的一场国际足球比赛的场地看到，中国最早的国际比赛的场地是在天安门广场，也就是在皇宫内进行。
3 结 论
1)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化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主观上对蹴鞠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文化心理深深的影响着蹴鞠运动的行为方式，这种文化积淀潜意识的影响我们对现代足球运动的本质的理解。
2) 通过研究发现城市的起源、发展过程、城市的结构客观上也对蹴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间的内涵决定了蹴鞠运动的内涵和运动形式，这种空间的设定决定了思维的方式，其对现代足球运动影响体现在比赛过程中的对技巧的崇尚与追求，限制了我们对足球运动的认识，欧洲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点，欧洲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来源于经济，在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民众生活的自然性没有受到限制，这使其人们自然生存生动写照――暴力足球的根本性――暴力性始终没有更改，随着文明的进步，这项运动对某些极端的动作进行了某些修正，但其运动行为、运动空间没有改变其这项运动的本质性――暴力性，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深刻认识足球运动的内涵，有助于我们以这一认识为切人点来了解足球运动本质，有助于我们在训练和比赛中把握住足球运动的核心。
3) 现代足球运动的本质特性代表了西方文化精髓，现代足球运动的演变过程是西方文化的行为化过程，对从事中国足球运动的人来讲，提高足球运动水平首先要了解这一点，了解这项运动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内涵的核心，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其文化和行为表现为“以暴力为本、以个人为本、以实力为本”。对暴力和个人能力的忽视是中国足球从业者的共性，因此。深刻了解现代足球运动的这种文化背景，在训练手段的选择上强化对抗能力、强调练习的实用性，尊重和鼓励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将有助与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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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付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生活•读书•新知[M].三联书店,1980,1.
[9] 汉书地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