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绘画语言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2.现代绘画教育中潜藏的危害
现代高校对于学生的发展要求很高，希望培养出一大批对社会和国家有作为、有用的高素质的、实战性的人才，从而为社会所服务，因此主要针对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间接地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的专业素养的提高，举个例子：学生在素描写作的时候，注重的是在不一样的光线下对抽象事物的具体形态、动作、体征、比例、明暗和虚实程度等各个方面的描写，而不是发挥个人的优势进行创新，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与探索知识的兴趣，不利于教育的实施；另外，高校都在加大对学生的招收量，而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影响，比如说人数的增加，教学秩序相对的松弛，学生的整体素质偏低，那些所谓的高级院校逐渐地走向下坡路，这些因素都从侧面影响了现代绘画教育的发展。对于这些发展的诸多问题，高校需要勇于面对，敢于挑战，从而不断创新与探索新知，逐渐地改善我们高校的教育体系与整体的理念。
二、把传统造型观念和现代绘画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造型艺术因其独特、深厚的魅力而成为了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方式，那么只有将传统造型观念与现代绘画教育相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打破传统、单一艺术观念的旧局面，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风格形式多样化的新格局。现代绘画教育风格无论从形态、形式上以及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都与传统的造型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不可以分裂开来。现代绘画的技术指导多来源于对传统的写实主义、主体主义、构成主义，还有一些整体化主义的吸收与传承，这其中有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也有西方的绘画风格。中国的传统造型观念主要表达的是以意境来描绘实物，创造出许许多多的艺术作品，用来为人们欣赏与参考。中国传统造型观念注重用美的形象来抽象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达到一种心情的美感，也就是说用绘画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并不是真正的为了与客观事物的具体描述，而重在用描绘的事物来表意，实际的物体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来为艺术而服务。而西方的传统造型观念就比较多样化、开放性、抽象化，给我们许多想象的空间，可以融入我们高校的教学之中，汲取其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造型元素为现代绘画教育增光添彩，以此来取得实质性的飞跃。艺术表现在简单的层面，与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绘画教育要求有着不同。但是同样有着许多丰富的美学思想（绘画设计的巧妙、绘画所表达的意境优美）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运用。那么作为民族的艺术文化，我们想要站在艺术的巅峰，就需要高瞻远瞩，敢于吸收，敢于继承旧的传统模式，彼此交错相容在一起。高校教育的发展中，素描、色彩等课程一直采用的是以写实主义为主，单一的写实方式使得学生的思维模式比较固定化，没有很好的开发学生的优势，影响了他们创造力的发挥。而对于传统造型观念中以意传神的这种优秀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高校在教育的过程中进行延用并且积极地宣扬。还有西方的造型观念由过去的具体向抽象化转变，由模仿具体的表象到深层次的探究其内在的美转变，逐渐地向视觉化的教育模式摸索前行。相对于西方绘画教育而言，中国现代高校绘画教育仍然很薄弱，语言的匮乏、形象的简单、写实主义等形式依然是主导，很显然并不是高校教育的目标，我们应该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慢慢地把其它的有利于绘画教育的方法都提到教育的日程上，达到高校教育的目的。对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应该有所创新，积极地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不要对他们实行简单的教的模式，那样会束缚学生的想象，影响学生绘画的发挥，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篇2
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一种已经形成并对后世发生影响的东西。在艺术范围内，可以说传统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传统都在影响我们，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它。继承发扬有利于艺术发展的因素，清除掉阻碍艺术发展的因素，真正能吃透传统的应当是精神非常强大的人，他既不畏惧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涌入，也不非难各种对传统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既吸收前人的养分，又不为之所困，始终以明智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创作，使我们的艺术更加饱满充实。
中国绘画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式，始终没有离开继承传统艺术的精神脉搏，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感动人的作品。有人主张完全摆脱自然和文化传统的束缚，也就是完全割裂传统的继承与开拓创造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过于夸张个性，这种个性一定是单薄和短命的。我们从西方绘画史了解到：无论是野兽派、表现派还是立体派，不论其造型方法如何各异或者表现主观感受的程度如何不同，他们最终都有一个明显的继承脉络。
人类浩瀚的优秀文化成果就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山花烂漫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采摘，从而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回顾整个中外艺术史，有哪位大师不是踏着前人的肩头向上登攀的？独创性总是相对而言的，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凭空的独创性的东西。艺术史上所保留下来的，是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这些环节织成一张大网，每一种艺术品在此都有一席之地，这张网就是传统，没有传统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使艺术家向上跳跃，跳跃的结果构成另一高度，又成为下一跳跃的基础。我们判断一件作品是否有创造，也是基于传统框架下决定的。
我们更应认识到，开拓创造是艺术传统得以发展的动力，只一味墨守成规那是对传统作无意义的重复，更难言发展了。傅抱石先生曾说过：“时代变了，笔墨不得不变”。其意义就在于他认识到了传统的真正精神所在的同时，也认识到突破传统的重要性。正因为他的这种认识，才使他创造出了“抱石皴”，事实上传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包容了诸多逆传统而行的因素，才使传统变得愈加丰厚。中国水墨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也出现过如徐渭、石涛、林风眠这些不守成法的艺术家吗？中国传统的精神历来是宽容创造鄙视守旧的。历史证明，守成型的画家多，开拓型的画家少，但美术史总是由开拓型的画家来书写的。
创新与传统的关系是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做到借古开今，既继承优秀的传统精神，又不囿于古人成法、陈法,这关系到艺术家的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个人努力探索等方面。人人皆知艺术要创新，从古至今的从艺者可谓众矣，然而真正能做到创新者的并不多。这与社会人文环境、画家个人秉赋等诸多因素都有关系，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原因。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应逐渐培养对事物的敏感判断力和认知能力。如果这个时期不能使自己的感觉提升到一定水平，那么，艺术家的成年至老年很可能在其作品中显现感觉上的迟钝，表现出僵化保守。这就是有的画家一生都在画着同一个水平的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大师如凡·高、高更虽然从事绘画较晚，但在此前他们一定具备敏锐的感觉，所以后来才有天才的发现。又如齐白石先生六十岁后的变法并不仅仅是陈师曾等人的提醒，关键是他具有敏感的艺术神经从而形成超常的创造力。一个艺术家如发展到高层次的感觉和感情的升华阶段，他可以靠敏感的直觉发现常人不易觉察的自然和内心之间那无限的丰富感，其艺术作品自然会表现出独到的新鲜感。:
在人类文化史上，尤其是艺术史上，每一次艺术形式、意识、审美经验的嬗变都是一些具有“先锋”性质的创新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西方艺术史上从法国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均产生于对陈旧的艺术形式的扬弃。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开拓、没有创新，作品的价值就会降低。艺术的开拓与继承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关键在于你的认识、你的选择。学习过程不仅是技艺的提高，而是艺术品位、艺术素质的培养。这样就有了一个高度，我们尽可以在这个高度上再向上攀登。
参考文献：
篇3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篇4
由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差异，不同民族对待同一种动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当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动物名称来表达相同或相近的含义、寓意时，则表现出了对等性。相反，如果一个民族用一些动物词汇来表达特定含义，而另一个民族没有这样的表达，或者选择的是不同的动物词汇，则呈现出非对等性。在表达某一语义时，两种语言可能会借用同一动物名称，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动物。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分析对比。
猫（cat）在英语中常被用来象征尖酸刻薄、爱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女人，还用来喻指泼辣或心地恶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气坏的老太婆”。而在汉语中，猫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它通常给中国人温顺、神秘的感觉。英语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来形容“如坐针毡”、“局促不安”，而汉语中用“狗急跳墙”、“热锅上的蚂蚁”来表示这种情况。英语文化里中西方国家的人对狐狸（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英语中也有“oldfox”来表达相同意思。此外还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诈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头。英语中的fox还有褒美之意，喻指“开朗活泼的漂亮女人”，这与汉语却有不同。中国人认为狐狸善于魅人，因此汉语中用“狐媚”喻指“用谄媚、阴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将“以人的女人”称为“狐狸精”。
篇5
在设计中虽然强调创新性，但设计者更注重实用性。因为设计是与生活有着密切关联的一种视觉语言，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机器大生产以后，依附性是现代设计在商品经济中的本质反映。设计作为商品在为市场服务时必须具备“包装”价值与“使用”价值。要想赢得客户的信任与满意、最终实现设计的价值，就必须通过市场竞争的考验。设计的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通过美化产品而最终实现促销的目的。现实中几乎每一位设计师在为客户提供设计服务时，都会尽量去迎合和满足客户的需要。一方面，设计师必须站在客户的角度去体验消费者的心理，以使自己的设计作品得以通过；另一方面，客户可能对市场的把握、了解远胜过设计师，设计师不得不服从客户提出的要求。
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绞尽脑汁去思考、去解释自己的作品，也许自己认为很满意了，但最终的评判者还是客户。设计对商品的依附性还体现在“市场”是设计的指挥棒，市场的强劲与疲软将直接影响设计行业的起伏。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产品要投入到市场的竞争中，对于产品的外观和图形的要求是至关重要的。美观的产品竞争力势必要比粗陋的产品有市场。所以客户和商家对作品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设计者就必须要附和大众（消费者）的审美观点去进行设计。这势必在设计的创作中要考虑加入消费者的观点来设计，这样就阻碍了设计者个人情感的表达。所以说设计与绘画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商品的依附性存在上。对美的追求是绘画艺术的本质体现，绘画与设计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运用，不仅仅体现在“个性化”与“依附性”方面，还体现在对形式美规律追求的差异性上。“混沌”一词是“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景象”。中国人喜欢含蓄，认为“含蓄”就是美。“混沌”本身就体现着一种不确定的、耐人寻味的特征，这和中国的古老哲学及宗教有关。中国古典绘画所表现的“空灵”“气韵”，以及“墨分五色”，用有限的笔墨表现无限的意境等美学思想，都在于这种“混沌”之美。这些手法在设计中也偶尔能见到，但一般来说仅是借用绘画的表现手法，以增强设计的艺术性而已；但它们不是设计的最终目的，我们从杉浦康平等大师的作品中就可以体会出这一点。具体来说，杉浦康平为敦煌设计的系列丛书，从表面上他是在追求中国画“空灵”“气韵”之境界，而更深刻的内涵是他把敦煌中的图形元素运用现代设计的基本构造原理加以组合了。这种“空灵”美的境界只是作为设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希望最终能真正反映出这套系列丛书的内涵，这充分表现在大师的独具匠心和对绘画与设计关系的把握上。
绘画对“混沌美”的追求还体现在对材料肌理的选择上。何种题材、何种效果需要何种肌理，是绘画追求混沌美的表现之一。尤其是现代绘画，在一幅作品中选择综合材料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地，多种材料的运用旨在加强画面的“混沌美”的效果，通过扑朔迷离不确定的材质肌理的运用，以达到变化多端的目的。所以在形式美的追求上两者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所述，绘画与图形设计有着巨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两个不同性质行业之间的关系——是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功能区别；是多层次、多社会性的理性思考与情感宣泄的差异；是表现个性才气的与服从社会需求的关系；是体现工业化的生产技术水平与个体艺术者之手工技巧的关系。虽然在此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但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如早期绘画与设计的起源、艺术规律的相似性、图形设计必须具有绘画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等等。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们只有正确地把握绘画与图形设计的异同，掌握其中的奥秘，理解二者的共性与个性，才算对两者之间有了客观、深刻的科学认识，才能很好地促进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庄稼编译.现代色彩设计.轻工业出版社，1962.
[2](瑞士)约翰尼斯·伊顿著.朱国勤译.设计与形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篇6
一、层层皴染绘春景
《春》是朱先生早年的作品，作者对春天深沉赞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说”，而是通过含情的画笔，描绘春天的各种风景画来抒写的，赋予各种景物以鲜明的感彩。开篇，作者抓住春天的主要特征，粗略地勾勒了春天的轮廓画：“……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由于抓住春天的特征来点染，给这幅轮廓画抹上了一种迷离的色彩，创造了一个动人的意境；然后，作者从容不迫地推出五幅“特写”，细致描绘春天的动人景象。先绘春草图，“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突出草的嫩绿，描绘春天绿草如茵的情景。次绘春花图，“桃树、杏树、梨树，……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画出春天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接着是春风图，着力刻画春风的“温馨”“鸣唱”，描绘出春风送暖的胜境。第四幅是春雨图，渲染春雨“轻柔”“湿润”，画出夜雨和郊外的美丽画面。最后作者绘制了一幅迎春图：天上风筝多了，地上孩子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一个个都出来了。作者用工笔画的技法细细描绘，慢慢涂抹，层层皴染，描绘出一幅花草争荣、生机勃勃的迎春图。
二、水晕墨章显荷香月色
《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作者那时在清华大学教书，他描写的荷塘就在清华园。那原是一个平凡的荷塘，然而经过作者的渲染、着色，却变得十分美丽。一般来说，荷塘容易描写，月色则难描绘。画家做画，不怕画断山衔月，就怕画月色笼罩，因为月下的波光林影时刻在变幻着，很不容易在画面上表现出来。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画笔所不能描摹的景致，那自然更吃力。然而，朱自清先生却能够把一个月夜死荷塘写得那样的饶有生趣。我们在这篇不到一千六百字的《荷塘月色》里，看不到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作者只凭着一时的感受，委婉细致地写来，却十分迷人。
作者把荷叶比作亭亭的的裙，赋予荷叶动态的美。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突出其晶莹闪亮、隐约闪烁的特点。“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通感的运用把其中内在的和谐的美表现得恰到好处。又把月光比作流水，无形的月光给人以有形的实感，月光不仅能看得到，而且能触摸得到。当描写叶与花的颤动时，“像闪电”，像“一道道凝碧的波痕”。此时叶子底下“脉脉的流水遮住了，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达到了中国画中“水晕墨章”的至臻境界，层层晕染开，逐步渗透；恰似投入湖心的石子，泛起淡淡涟漪，圈圈泛开。这种感觉正像我们忙了一天后，忽然看到宋人的山水画卷一样。
三、“没骨”有骨都是绿
“没（mò）骨”也是中国画技法，不用墨线勾勒，直接以彩色绘画物象。《绿》就是通过描绘梅雨潭的绿绿的潭水，抒写作者之情的没骨之文。《绿》中的比喻有二十个之多。如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异——“满是奇异的绿呀”。又把梅雨潭的绿比作一块融化了的蔚蓝的天，突出其鲜润。文中还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侧面显示绿的特征：“她松松的皱缬着，像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从视觉、触觉、感觉等几方面形象地再现了绿的柔美、明亮、软嫩、纯净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作者的笔触，不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那微微泛起的绿色涟漪，而且我们的指肤间仿佛还能感触到那闪着光亮的绿波的跳动，一种柔和、明快、亲切的感情也会从心头漾起。作者甚至把她想象为“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想拍她、抚她、亲她，别致地把她叫做“女儿绿”。那明艳多姿的画面，那逸趣横生的情怀，多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在这饱含诗情、充满生趣的绿意中，透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爱，升腾着作者向上的激情。
四、白描手法画背影
《背影》中作者白描的技巧很高。请读下边的文字：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
父亲的背影，儿子是太熟悉了。但这次要描写的，却不是那常见的背影，而是在特定场合下，使他极为感动、终生难忘的那个背影！作者不施浓墨，不用重彩，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记写了当时父亲的穿着打扮体态动作，特别着重描绘了过铁道的情景。怎样走去，怎样探身下去，怎样爬上月台，攀上爬下，移脚倾身，都细细地如实写下。我们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我们当时也在场，盈盈泪光中也看到了一位仁慈的父亲对儿子的关怀和体贴的情景。作者没有什么形容的笔墨，也不去渲染它，用极朴实的文字，却生动地勾画了父亲的形象。那父亲送行的一幕，是发生在八年前。作者用白描的文字，极为传神地把当时的动人情景再现出来，我们不能不佩服朱自清的描写技巧。
另外，秦淮河的灯影波光、弦歌画舫，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城的风流与古朴……时而如一卷工笔画、时而像幅一油画，读来，无不带给我们一种视觉的享受。
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郁达夫说：“朱自清虽则是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了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就他了。”的确如此，在朱自清丰富多彩的散文世界里，有情感的真实袒露，有情韵的微妙倾洒，有如诗般的意境构造，有带着音乐旋律的演奏，有如画般的景物描摹，更有鲜明的美学色彩。让我们重读先生文章，再品先生细腻、清丽的文字吧！
参考文献：
[1]《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蒋荫楠、严迪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冯锡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朱自清散文艺术论》吴周文、张王飞、林道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生命如背影——读朱自清散文〈背影〉》欧秀蓉，《名作欣赏》，2005（16）。
篇7
一、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问题
这是规范会计工作及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会计改革贯彻新《会计法》，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水平和质量的迫切需要。
会计电算化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及时解决，否则将严重阻碍我国会计电算化向更深层次发展。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程度不够。我国电算化事业起步较晚，人们的思维观念还未充分认识到电算化的意义及重要性。一些人认为。会计电算化为时过早，实现会计电算化就是编程序的过程，是单纯利用计算机代替手工记账，是会计部门的责任等等。另外，多数单位电算化都是应用于代替手工核算，仅仅是从减轻会计人员负担、提高核算效率方面人手，根本未认识到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重要性，导致现有会计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为企业决策及管理服务。再次，在软件更新及硬件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由于传统的手工记账方式长期被人们所接受，出于使用习惯的制约，人们对会计电算化数据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2目前，我国颁布的有关法规中也存在着阻碍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规定。例如，有些涉及软件技术开发上的具体细节规定，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反而因规定的太死抑制了软件的自我发展，影响了会计电算化的普及。另外。由于法规的不健全使电算化犯罪的控制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对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不能仅靠现有的一些法规，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因为会计电算化犯罪毕竟是高科技、新技术下的一种新型犯罪，为此制定专门的法规对此加以有效控制非常必要。
3社会上大部分的会计基础工作也不符合电算化的要求。会计基础工作主要指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规程是否规范，基础数据是否准确、完整等。这是搞好电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证。计算机处理会计业务，必须是事先设置好的处理方法，因而要求会计数据输入、业务处理及有关制度都必须规范化、标准化，才能使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顺利进行。部分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不健全，从而使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无法处理无规律、不规范的会计数据。
4从目前会计从业人员的结构层次来看，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单位的会计人员接受新事物、创新观念的意识较低，在计算机技能方面素质较差。只能机械性地使用财务软件。对计算机的软硬件知识了解甚少，一旦计算机出现故障，就束手无策。虽然商家在安装会计软件时都做了系统的培训，但是，部分会计人员由于接受能力较差。在上机时经常出现错误操作，一旦出错，可能就会使自己很长时间的工作成果付诸东流，使系统数据丢失，严重者导致系统崩溃。
5在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方面做的也远远不够。财务上的数据，是企业的绝对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目前软件厂家来说，真正研究数据保密问题的厂家屈指可数。所谓加密，无非是对软件本身的加密，防止盗版。另外，在进入系统时加上些诸如用户口令、声音监测、指纹辨认等检测手段和用户权限设嚣等限制手段，不能真正起到数据的保密作用。安全性上，更是不尽人意，系统一旦瘫痪，或者受病毒侵袭，或者突然断电，很难恢复原来的数据
6当前会计电算化涉及范围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目前，我国会计电算化仅仅实现了财务会计的电算化，没有实现管理会计电算化，更不是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完整意义的会计电算化应该是财务会计电算化和管理会计电算化的有机结合。既然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数据同源，管理会计电算化就可以采用财务会计电算化提供的数据，生成管理报表。然而，由于管理会计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及财务会计，因此，其在企业推广较难，这就使管理会计软件开发步履蹒跚。虽然有少数软件开发商已涉及到ERP，但其技术还不够成熟，离企业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7在会计电算化审计发展上还不能够与国际接轨。我国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0号——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指出：在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手工审计方式，计算机辅助审计方式，获得审计证据。尽管有这种规定，但是，各类审计组织在审计过程中极少实施计算机辅助技术，大多采用手工方式操作。虽然手工操作取得的审计资料更直观、更具体，但是，影响审计结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容易疏漏，因而审计风险比较大。导致电算化审计陷入疲软状态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审计人员尚未掌握计算机审计技术，仍旧沉湎于传统的手工审计技术；其次是审计软件开发速度慢，由于受利益驱使，许多软件开发商并不看好审计软件的开发，而更热衷于会计软件的开发；三是相关审计准则的制定以及计算机审计实务工作滞后于经济形势。
二、加强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途径
加强发展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实现会计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是推动会计改革，充分发挥会计治理职能的重要保证。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要害在于信息的竞争。加强会计电算化事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研究制定总体发展规划，以引导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制定出台会计电算化治理体制，逐步把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引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加强会计软件市场治理。搞好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工作，推动我国会计软件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开展会计电算化人员岗位培训，培养一支符合时代要求的会计电算化人才队伍。
会计电算化怎样才能适应会计改革的要求，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经济过程的监控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呢，笔者认为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1制定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总的目标是，力争达到有40％～60％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在账务处理、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核算、材料核算、销售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会计报表生成与汇总等核算业务方面实现会计电算化；其他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开展面应达到10％～30％。基层单位要基本实现会计电算化，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单位会计信息处理手段落后的状况。各级政府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要在摸清本地区、本部门会计电算化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需要，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发展规划。
2加强会计电算化人才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缺乏，是制约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要害环节。要大力培训会计电算化人才。目前，要立足于在职会计人员的会计电算化培训。培训可分为操作人员、系统维护人员、秩序设计和系统设计人员等层次进行，从培训抓起，逐步提高。具体要求是，力争使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会计人员有60％～70％接受会计电算化知识的初级培训，把握会计电算化的基础操作技术。
3加强会计核算软件治理。会计核算软件是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基本环节。我们加强对会计核算软件开发、应用、推广、服务等环节的治理，推动会计开发研制的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促进会计软件质量的不断提高。要推动会计软件的社会化，进一步引导会计软件市场的健康发展。
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财务部门要加强会计电算化治理制度建设，对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的基本功能、会计核算软件开发的基本程序、实行会计电算化后基层单位开展会计电算化的基本要求、会计电算化知识培训等一系列问题，应逐步规范会计电算化的治理工作，指导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逐步实现会计治理的法制化。
5改革财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工作职能。实行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既要把握会计专业知识，又要把握相关的计算机知识、网络知识、信息治理知识等，因此，会计电算化将促进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向既博又专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篇8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篇9
二；共同的用笔用墨技巧；笔墨是中国书画的特色精华、物化载体与精神折射。不同的行笔、和墨色的千变万化会使书画作品变得更有情有趣、有气有韵。如果一幅作品中缺少笔墨，就难言成为传统的中国书画。两者在用笔和章法的错落处理上简直如同出一辙。最基本的也就是同为用线传力度，用形传情感，讲究线条与墨点的连贯性。两者用笔方法同为依靠手腕和手臂来控制行笔的速度，都是通过笔的中锋、侧锋、顺锋、藏锋、露锋、逆锋相互转换，与提、按、顿、挫、疾、徐等虚实变换的有机结合，并着重于手、眼、心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让笔下的线条有骨有肉、有质有韵、险劲率约、刚柔相济，产生出较强的形式美、拙重美、厚度感与节奏感。就如唐代韩方明《授笔要说》中提到：“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太流则浮滑，浮滑则俗”。
在用墨方面，也许有人对书画的相同会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在国画中墨色运用非常讲究“墨分五色”，通过那焦、浓、重、淡、清之间的相互转换与结合，干湿明暗对比来达到画面中骨肉相益，血脉相通，但书法就非也。他们认为书法作品墨色基本单一，整幅作品只有黑、白两种全概括。也就不需要什么黑色变化之说，其实，此看法差矣！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仅看线条、结体、章法，墨的浓淡、干湿、重轻是同等重要。墨的运用，可以说就是一个书家生命节律的折射。作品中如墨过湿，干后灰平，写出的字有肉无骨。反之，墨过浓过干，笔下的字则有骨无肉。欧阳询《八法》中曾说过“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字的血与肉就是通过水墨之间的相互调节，如果得当，才能产生“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理想效果。当然墨与水相互调和时要先考虑到书写的毛笔的大小、字的风格，字体、尺幅、与宣纸的渗透力强与弱等等，用墨浓淡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并不是那么随意性。所以墨的浓、淡、润、燥、等等在书法创作中是一样极其有讲究的。要达到那精、气、神、骨、肉、血六点齐，方称完美。缺一而不成书也。
三；共同的审美与意境追求；书画艺术的审美是属于意识思维中的高级层面。二者虽同源、同作为视觉艺术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嬗变中，是以遵循着一个共同循则，同气连根，互动互通、又是独立性来发展。书画艺术的审美价值都蕴含在作品的意境里。强调“以形写神，以形写意”（当然绘画的形是具象，而书法是抽象），用形意抒情来表现人生，来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提炼和升华。比如，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首先并不是看局部，而是先观其整体、画面的起承开合、气势脉络，然后注意笔法、再观察字的结体或画的层次。书法里面的一笔一划，国画里面的一点一块，都讲究形、意、神。同是通过笔墨的表达，来创造出有筋骨血肉、有强烈生命活力的艺术风格形象。追求那种气势、韵律、节奏、的结合，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善、美！当然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学识、修养、个性和笔墨功力运作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出作品所表露出情感意境的粗浅、深厚、单调、丰富。还有，在一幅真正完美的书画艺术作品中,里面的一笔一点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都是书画家的苦心经营，让各点线紧密衔接，达到“遗貌传神”。如一幅行草书作品，我们要是单单看里面的某一个字，或许会觉得写很败笔。或字体变形、或多笔少画、或重心倾斜，让观者感觉摇摇欲坠，极不顺眼。但，如果同时留意上下左右相邻的字，整体来欣赏时你或许会为书家那绝妙的章法布局而叫绝。举例；一个字的重心向左下方倾斜，而下面一个字的左边偏傍书家故意往上提，起到补救与稳定上字重心的不稳（就好比如一车子轮胎爆了，车子倾斜，就得先用千斤顶将其托起，让车子停稳）。这是让作品在险中求稳，在变化中求统一，达到气势连贯和完整，构成了艺术之美感。书法艺术往往就是在履行实用的同时，在那方寸的点划间，体现出书家本人的思想寄托与文化取向。都是表现在笔墨，落实在人文精神中。
篇10
篇11
中国和日本虽同属汉文化圈，但两国在社会风俗、语言习惯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成为造成文化冲突或误解的主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教学中要透视两国语言间的差异，了解两国人民的语言习惯，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冲突及误解的产生。在众多言语行为中，笔者选取电话中的请求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请求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伤害他人面子、造成他人不快的言语行为。而且，以电话的方式实施请求时，双方均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只能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因而有利于我们研究语言本身的技巧及策略。本文从“礼貌”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的使用差异进行考察，为跨文化语言教学提供借鉴。在礼貌理论中，布朗与列文森的礼貌理论及宇佐美的DP理论颇具影响力，从而成为分析言语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真实再现电话中的请求言语行为，本文中的语料均选自中日两国的影视作品及书籍。
二、会话礼貌理论
“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中一项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为了维护人际和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本文涉及到的礼貌是一种语用学概念。早在20世纪，Brown和Levinson（1987，以下略称B&L）提出了礼貌的定义。他们指出，“礼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他们的礼貌概念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①根据B&L的理论，人们都有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或理解的积极面子，以及其行为不受他人干预妨碍的消极面子。而人们为了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语言策略来避免或消除威胁面子的行为。B&L礼貌原则的提出对当时的礼貌现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B&L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B&L理论仅用于对单句、单个表述层面进行分析，而不能用于分析整个会话表述是否恰当。为了填补这一不足，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提出了会话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略称DP理论）。她提出研究语言不能只局限在单句或单个表述本身恰当与否，而应该纵观整个会话表述过程，研究这个过程的“基本态”，即某段特定会话的连锁模式（発話の連鎖のパターン）。以下笔者以中日电话会话为例进行说明。
三、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笔者通过研究得出了14个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类型，归纳如下。
表1：
笔者通过对71段中日电话会话的分析，分别得出这些连锁模式类型的使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根据DP理论，凡是使用率超过了50%的会话连锁模式就可以认定为此会话的“基本态”。因此，从以上两个表格就不难得出中日电话会话的“基本态”。
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挨拶「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会話終了
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配慮「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再び依頼「後話題の挿入「会話終了
四、对跨文化语言教学的启示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中日两国电话会话的不同的“基本态”。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态”显示，中国人打电话时在表明身份和简单的寒暄之后马上进入主题、表明打电话的目的，而委托完事情以及进一步补充说明后就结束通话了。而日本电话会话的连锁模式就相对复杂，在表明身份以后，日本人通常会顾虑到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而向对方进行确认，得到肯定回答后再继续对话，而且日本人习惯委托事情后再一次拜托对方，随后闲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再结束通话。
所以在日本电话会话的教学过程，单纯教授电话会话相应的日文表述是不够的。如果不对日本电话会话的“基本态”进行说明，让学习者充分了解日本人打电话的语言习惯，而是让学习者按中国人习惯的电话会话模式进行的话，很可能在以后与日本人的交流中给对方带来唐突的感觉。同样，在日本人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也需要学习中国电话会话的基本模式，如果还是生搬硬套日本那一套的话，可能会让作为听者的中国人觉得啰嗦或另有深意。
通过简单的电话会话我们可以看出，跨文化语言教学不能只局限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对场景会话的整个结构模式进行把握，了解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语言习惯模式，才不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会或摩擦，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Thomas（トマス）.[浅羽亮一監修].『語用論入門―話し手と聞き手の相互交渉が生み出す意味―.研究社，1998
[2] 宇佐美あゆみ.『談話のポライトネス.国立国語研究所，2001
[3] 宇佐美あゆみ.「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言語問題.『国立国語研究書巻冊の報告書.凡人社，2001
[4] 小泉保.『入門語用論研究理論と応用.研究社，2001
[5] 小泉保.『言外の言語学-日本語語用論.三省堂，1990
[6] 小泉保.『言語学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大学書林出版，1995中国語：
[7] 何自然、陈新仁编著.《当代语用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篇12
近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概念界定、范式建构、田野调研等问题已成为业界专家议论的焦点。他们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求得统一，但还是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区域神灵信仰研究上更是如此。
“民间信仰”由日本学者婶崎正治于1897年率先提出，随后像掘一郎、冈田谦、滨岛敦俊等做了较多研究。西方汉学界的关注始于20世纪中叶华裔学者杨庆堑，随后像欧大年、弗里德曼、王斯福等也多有涉猎。国内的研究源于清末民初的“封建迷信”批判，而真正把它当作科学进行研究的，自顾领刚先生于1920年代对北京妙峰山进香活动的调查开始，之后像柳治微、林耀华等都有涉及川。当前内地的学者像乌丙安、赵世瑜、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王铭铭、汪毅夫、林国平、王日根、行龙、叶涛、朱海滨等也给以较多关注，当然像台湾的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也建树颇多。一是得益于清末以降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史学派等的学术影响，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民生的改善、社会环境的变迁、文化的自觉等关系密切。
尽管如此，目前对它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王健认为，以往研究侧重于信仰与形式、信仰与社区发展，而没有从社会整体角度做更深层挖掘川。范正义提及，以往的研究局限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而忽略区域与全国的空间张力。张英魁说到，民间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并且在意识形态理念与实践形式两个层面都存在着冲突现象。王守恩则认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考察，缺少更深层次历史内涵的挖掘和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另外，陈勤建指出，大多论者只注意其信仰的层面，缺乏它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周振鹤强调，多数民间信仰研究者往往只注重社会经济因素而较少关注政治因素。滨岛敦俊提到，必须立足于掌握各个地域的历史、社会特性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各地神灵的由来、特征、变迁等。
由此而知，以往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从国家与社会、小传统与大传统、小历史与大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于它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着重对它发生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秩序也就是文化传统和社会责任两方面作简单介绍。
二、内在理路与外在秩序探讨
“内在理路(innerlogic)”最早是由余英时先生提及，并以此作为他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他指出，近来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在外缘之外，我们还要特别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们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它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只能对于某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者学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坚持的论点是: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从外缘着眼，而不深人‘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总的来看，余先生所说的“内在理路”是旨在对清代思想史发展脉络把握时要善于发现它内部所固有的线索条理。
那么作为反映普通百姓思想意识、生活态度的民间信仰是否也有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呢?如果有，又该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成长的“线索条理”就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它植根于我国独有的文化生态—半封闭的大陆一海岸型地理环境、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以及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专制社会;二是它在当前社会已达到一种“文化自觉”，以期获得“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生态才能孕育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进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民间信仰，而一旦民间信仰在今天达到一种“自觉”状态，它便具有了蔚为大观之势。
有学者指出，相对于“明治维新”来说，清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负担太重，后来经过一系列变革，纵然丢掉了许多不适宜的东西，但是华人心底最深处的思想即文化传统却依然保留至今，并成为广大民众言行举止的心理支撑。比如安土重迁、尚农重农心理，敬天保民、天人合一思想，中庸之说、大道自然观念，和同、宗法尚礼情节等等。正是由于它们的传承，才逐渐演变出名目繁多的神灵信仰，进而成为广大民众普遍遵从的生活态度。像福建、台湾等地普遍信奉的妈祖、保生大帝，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对碧霞元君、玉皇大帝(俗称老天爷)等的信仰。其中对“弘仁普济、福佑群生”的“天妃”妈祖的信仰和对“育化万物、始生乾坤”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信仰都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主生思想”的切实体现。再就是现如今城乡间在举办红白喜事或者修路建房架桥时，一般事先都要请风水先生看“好”，以便在良辰吉日进行等。细究一下会发现，这种种心态和行为都是可以从我国几千年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依托和根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迷信成分，不过这种向善、保民、遵从天道自然的信仰理念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所以一定要正视它们的存在，把有利于民生的精华发扬光大，违背民意糟粕则坚决祛除。
从“理路”视角了解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后，我们再从“秩序”方面作相关认识。
秩序，《新华字典》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状况”。而《说文解字》说到:“秩，积也”;“序，东西墙也”。它们所表达的总体意思都为“多而有序”。另外，如翻阅有关思想史论著就会发现，很多学者都把它视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史华兹指出先秦思想家的共同文化取向是“秩序优位权(primacyoforder)”概念，弗洛伊德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秩序情节”，潘乃德(RuthBenedict)则强调中国文化的形貌由“追求秩序”这个主题统合起来，张德胜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大抵沿着“秩序”这条主脉铺开，而葛兆光认为战国时代思想史上“秩序”是一个很中心的话题。从他们的论断来看，思想(泛指正统)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相辅相成、表里如一。
篇13
On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ulture and City Evolution on Cuju
LIU Changwei, CHEN Yazhong
(Football Section,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From the angles of soci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urbanology, the origin, movement form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ese Cuju are compared with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and city evolu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so the movement form and social features of Cuju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ritish folk soccer. In some way, such differences mislead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occer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antagonism.
Key words: Cuju;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origin of city; comparative research
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从社会文化心理、城市演变及发展几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足球运动“蹴鞠”与英国古代民间足球演变及发展过程，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足球运动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探讨足球运动行为背后的深层层次的人文关系，以便在未来的训练与比赛中更新理念，促进中国足球运动水平的全面提高。
1 社会文化心理对足球运动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中有两种文化心理因素对蹴鞠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一种是尚“和”观，一种是“面子”观，本文通过对这两种文化心理观对蹴鞠运动的作用分析，探讨社会文化对蹴鞠运动的影响。
1.1 尚“和”观制约了“蹴鞠”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自先秦以来就非常推崇“和”，如果说“竞争”是西方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基本手段，那么，尚“和”就是中国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根本手段[1]，《尚书》中把“和”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自作不如，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孔子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谈论人际关系《论语，子路》 ，老子用“万物负阴而包阳，充气以为和”描述世界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和”文化心理深深根植与中国社会，如果从马克思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出发来分析“和”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和”文化有其极深刻的社会背景，
首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大多数人靠农业谋生，种植农业必须依靠土地。土地是不动的，依附于土地的人也很少流动，只有天灾人祸时，才能使一部分人流动，寻找新的生存土地[1]。在这种固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导致人际关系相对稳定，人与人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熟人社会”[2]。这种“人情社会”是一种温良恭俭让的社会，是一种讲究礼仪、繁文缛节的社会，是一种把冲突与竞争降到了最底点的社会，这种社会为中国人的尚“和”心态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其次是较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迫使中国的先民不得不通过尚“和”来求得生存与发展。只有依靠众人齐心协力，才能克服难关，艰苦的生存环境使人们意识到集体的重要性[1]，形成了重集体轻个体的极强的中华文化特色的集体观，这种集体观又衍生出一些的独特的文化品行，社会把集体观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和”，“大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和“中庸”，推崇以德服人的“天道”鄙视逞强和强加于人的“霸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的思想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尚“和”和“崇文”社会意识极大的影响社会存在与社会行为，这种尚“和”心态主要体现在处世态度上以“和”为贵，遇事谦让，畏惧争端和冲突。这种中国特定的生存环境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心理大相径庭，中国人入世尚和、西方人入世尚争[3]，西方原始体育的暴力性与中国文化的温良恭俭让格格不入，如果说“蹴鞠”在产生之初可能还存在某些暴力与对抗的因素，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已深深被“和”这一中国古文化所影响与改变，从初唐时的强烈对抗的“秦王破阵 ”到盛唐时的“霓裳羽衣”的演变，从激烈拼杀的“唐代马球”到宋金“单球门马球”的进化，无不显示出“和”文化对“蹴鞠”运动的巨大影响，其结果是使“蹴鞠”运动无论从内涵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去掉“蹴鞠”中有可能影响“和”的动作，使之符合“和”的要求，在“和”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以“和”“双赢”的心态参与“蹴鞠”游戏中。使“蹴鞠”这项从一项竞争激烈的对抗性军事训练手段渐渐演变成一种技巧游戏，最终沦为一种展现女子美感的肢体表演。
1.2 “面子”观决定了蹴鞠运动发展的特殊轨迹 与尚“和”观一样，面子观同样对蹴鞠运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什么是“面子”？在这里引用一位在中国生活54年的美国传教士 在1890年写的一本书《中国人的人性》有关中国人“面子”的一段话；“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就使他们失掉了“面子"……如果说，中国人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还未被我们打开，那么，“面子”便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4]。“面子”是社会赋予的一种地位，是人生中个人努力、社会地位的脸谱化过程[5]，这种比生命还重要的“面子”文化心理形成的背景有以下几方面。
1.2.1 从社会背景角度上看 中国的农业社会使家族与个人长久的生活在固定的土地、固定的群落中，人们在这种固定的环境下重复交往，相互间重复视觉时间长，频率高，这种熟人社会是一种面子社会，保护好“面子”有助于巩固已有的家族或个人的形象并在以后的交往中的获得“利益”。
1.2.2 从社会文化角度上看 “面子”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儒家的理想社会秩序是有阶层性的社会，是“差序格局” 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人们要用不同的标准来维持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6]，维持这种“差序格局”靠两方面，一是靠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习俗等有形成分，还有一方面是靠文化差序的无形成分，在无形成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靠“礼”，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具体、最实际的“脸面”体现。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7]。人们可以从“脸面”中看出他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关系。
1.2.3 从社会发展角度上看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源，“脸面”还具有交换的功能，自古“来而不往，非理也”到现在社会所言的“人情”，这种“资源”的交换似轻实重，无形重有形。中国的这种“面子”心理渗透到包括“蹴鞠”在内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中，中国人在讲究自己的“面子”同时也讲究给对方留面子，与他人共同有“面子"的圈子越大，就越能安然渡过困境[7]。在“蹴鞠”盛行的战国和唐朝时期，为保全“面子”，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是不会同场竞技的，即使社会地位与“面子”相同的人，双方也不喜欢在“蹴鞠”过程中把在几代人艰辛努力获得的“面子”短时间内在游戏娱乐中丢失或被他人奚落，因为任何不符个人地位的行为都会贬低个人的品格。感受到尊严的损失[7]，同时人们也鄙视那种通过游戏场上的暴力得到在社会奋斗中没有得到的“面子”。在比赛中，为保全双方的“面子”，要人为的去掉一些有可能破坏“面子”的行为，在这种长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与熏陶下，“蹴鞠”运动渐渐的由一种男子竞争行为演变成一种能给双方下“台阶”的“文明”与“友好”的行为就不足为怪了，与古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同，古欧洲的文化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与中国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儒家思想截然相反，这种思想在社会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崇尚个人奋斗，崇尚竞争，崇尚暴力，古欧洲民间足球的本质――竞争性和暴力性恰恰满足了这种文化心理，使这种文化心理得以充分的发泄与满足，因此可以说文化心理的不同是这两项运动不同发展轨迹的内在动力。
2 城市的起源与构成对“蹴鞠”和英国民间足球的影响
2.1 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运动发展 中国的“蹴鞠”与英国的“现代足球”变革与发展的转折期与中国与欧洲的城市的快速发展在时间上是吻合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欧早1 000年，中国的城市产生也早于欧洲1 000多年，2 000前是中国古代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当时中国古代城市之多，面积之大是世界各地无法比拟的[8]，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蹴鞠”的鼎盛时期，欧洲也是如此，19世纪初的英国的城市快速发展是英国民间暴力足球向现代足球演变的关键时期。城市的快速发展，为足球运动质的演变提供了最佳“瞬间”的土壤，这种土壤包括城市结构、人口的密度，城市社会的需求。从“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的发展过程与城市的人口关系就能看出这一点，“公元2年，成都的人口为381 280人与1841年的英国的曼彻斯特的人口353 000人相当”[9]，这两个时期也是“蹴鞠”与“现代足球”的快速发展时期。
2.2 城市产生的原因对“蹴鞠”与英国民间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城市产生的原因不同决定了城市的功能上的不同。以经济为纽带而自然形成的城市，是以民众的自然生活为前提的。这种自然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民间类似足球”或者说“暴力足球”活动行为和所需要的场地空间。也就是说，城市的自然发展使英国的民间类似足球随农民转成市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完成了“农转非”过程。反观中国城市的产生过程则不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付筑夫对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中国的城市性质及其发展道路与欧洲封建时代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国城市产生的原因是政治原因[8]。四川的三星堆[1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11]和后来河南洹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几千年前中国城市的产生之初就有城墙，还有具今两千多年前的四合院――河南内黄杨庄的汉代聚落遗址，这种城有墙居有院的城市布局极大影响了“蹴鞠”的发展，统治阶级对城市的影响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制约了“蹴鞠”运动的健康发展，主观上；城墙范围的大小是以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和城市空间意识形态为依据的，而这种城市是建立以自身利益及安全基础为前提的，并没有考虑民众的需要。因此这种用城墙围绕的城市从来就不存在公共使用的场地空间，客观上；由于围起城墙后，城市的安全性和生存机率大大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生活的空间日益拥挤，在这种空间下“蹴鞠”的运动形式必然要发生改变，这也就是说“蹴鞠”的场上行为是城市所提供的空间为转移。
2.3 城市内部的结构对足球运动的演变过程的影响 城市产生的原因的决定了城市的结构，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的城市结构最显著的区别是城市广场，城市广场（Agora）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古欧洲城市产生的自然性、社会性决定了城市需要一个宣读政令、公告公示，集聚议事的公共空间平台。从这点上讲，城市广场是欧洲城市演变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广场功能也逐步多样化。由于古欧洲城市广场具有空间性大和公共性强的特点，使得古欧洲的民间“类似足球运动” 自然的随着农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过渡，并在运动的原始性及运动形式上得以了保留，为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实践空间。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城市结构要复杂的多，至今，考古学家通过对国内的四千年前的几个城市遗址考古研究，包括四川的三星堆[3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和洹北商城的城市布局来看，都没有发现广场遗迹。城市史学家认为，中国城市从产生之初其形成与发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的设立主要体现在宫殿、陵寝，以及大型园林等院落。这种开敞性的空间只属于皇家贵族，供王公贵族们休闲、娱乐，城市中没有供民众交流的公共空间平台，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中国古代城市的唯一公共场所是寺庙，这种场所对公众开放是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庙会是平民集聚的唯一场所，也是最热闹的一个活动场所。由于没有公共场地，官府处决死刑犯时只能在菜市场执行[12]。城市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决定了中国“蹴鞠”的运动性质及运动形式，城市空间平台的贵族化限制了大众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在屋前房后狭窄的街区进行“蹴鞠”， “穷巷蹴鞠”就描写了当时的场面。为适应这一环境要求，保证在这种随时变化的，狭窄的空间运动的安全性，保持运动的兴趣性，保证他人的人身财产的安全及不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规则和比赛方法、规定比赛场地范围、限制某些动作以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空间的需要就成为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种随场地的不断变化而随时改变的竞赛规则与现代足球运动规则的产生原由截然不同，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蹴鞠运动在史记上没有留下一份较为统一规范的竞赛规则，这说明蹴鞠运动空间决定了运动性质及运动形式，从“蹴鞠”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蹴鞠”的发展过程有过不同的运动形式，这些形式的不同是以场地空间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足球运动发展的不同的道路，这一点可通过对我国最早的一场国际足球比赛的场地看到，中国最早的国际比赛的场地是在天安门广场，也就是在皇宫内进行。
3 结 论
1)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文化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主观上对蹴鞠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文化心理深深的影响着蹴鞠运动的行为方式，这种文化积淀潜意识的影响我们对现代足球运动的本质的理解。
2) 通过研究发现城市的起源、发展过程、城市的结构客观上也对蹴鞠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间的内涵决定了蹴鞠运动的内涵和运动形式，这种空间的设定决定了思维的方式，其对现代足球运动影响体现在比赛过程中的对技巧的崇尚与追求，限制了我们对足球运动的认识，欧洲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不同点，欧洲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来源于经济，在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民众生活的自然性没有受到限制，这使其人们自然生存生动写照――暴力足球的根本性――暴力性始终没有更改，随着文明的进步，这项运动对某些极端的动作进行了某些修正，但其运动行为、运动空间没有改变其这项运动的本质性――暴力性，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深刻认识足球运动的内涵，有助于我们以这一认识为切人点来了解足球运动本质，有助于我们在训练和比赛中把握住足球运动的核心。
3) 现代足球运动的本质特性代表了西方文化精髓，现代足球运动的演变过程是西方文化的行为化过程，对从事中国足球运动的人来讲，提高足球运动水平首先要了解这一点，了解这项运动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内涵的核心，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基督教的“因信称义”其文化和行为表现为“以暴力为本、以个人为本、以实力为本”。对暴力和个人能力的忽视是中国足球从业者的共性，因此。深刻了解现代足球运动的这种文化背景，在训练手段的选择上强化对抗能力、强调练习的实用性，尊重和鼓励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将有助与提高我国足球运动水平。
参考文献：
[1] 汪风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5.
[2] .熟人社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9.
[3]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6,12.
[4] A.H.Smithz.中国人的人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10.
[5] 林语堂,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98.
[6] .差序格局，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9.
[7] 黄国光，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付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生活•读书•新知[M].三联书店,1980,1.
[9] 汉书地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