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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
2、申请人在财产保全期间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同意其撤回申请的;
3、人民法院确认被申请人申请复议意见有理，而作出新裁定，撤销财产保全裁定的;
4、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人民法院裁决的义务，财产保全已没有存在意义的。
申请人：___
住所地：___
委托人：___工作单位：____
贵院___第___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押申请人___(财产);现申请人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作出以前，申请人并不一定败诉，因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应受法律的'保护，申请人不应该承担因财产保全而带来的损失。财产保全措施的目的是保障将来的判决能够得以顺利执行。申请人如果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就不会影响将来判决的执行。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该解除财产保全措施。
综上，申请人愿意提供与保全财产等价值的货币作为担保，请求法院依法作出裁定，解除对申请人的财产保全措施。
此致
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签字或盖章)
_年_月_日
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2徐汇区人民法院：
关于原告__诉被告上海__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原告申请财产保全，同时提供坐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855弄18号202室房产作为担保。贵院于2009年3月26日作出(2009)徐民二(商)初字612号裁定，冻结被告上海裕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元人民币528000元。现申请人(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愿意用座落于落于____的房产向你院提供反担保。因此，特申请贵院裁定解除对被告上海裕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528000元的冻结。
特此申请!
申请人(被告)：
上海__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年月日
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3__有限责任公司诉申请人买卖合同纠纷已由贵院受理(案号为__法民__初字第__号)，原告__有限责任公司于年月日向贵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申请人位于__厂房及设备共计__元。
贵院已于年月日作出裁定，查封了申请人的厂房及设备。
申请人现特向贵院申请解除对申请人厂房及设备的查封，申请人愿以现金人民币__元作为担保，望贵院批准。
此致
__法院
申请人：__有限责任公司
年月日
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4申请人：闵__，男，汉族，1949年7月3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天福园36号201室，身份证号码320106194907031232，联系电话13951705729。
被申请人：南京市__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奥体大街69号新城科技园5号4层，
法定代表人：陈__职务：董事长。
请求事项
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贵院作出确认的保全事项。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院受理后，接受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对被申请人的下列财产进行保全：
户名：南京市__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账号：00000000000000000000
开户行：交行三元巷支行。
现因被申请人已履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宁商终字728号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9条之规定，依法申请贵院解除对上述财产的查封冻结，请予准许。
此致
______人民法院
申请人：
二0一_年十一月日
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5申请人:王__，女，白族，1983年07月16日生，住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__路__号11栋3单元2楼2号，身份证号码532901________，手机：139872_____。
委托人：马培杰，云南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3508724904。
被申请人：张__，男，白族，1971年12月07日生，云南省大理市人，住大理市经济开发区____职工宿舍3栋4单元202室，身份证号码532901______，联系电话138872_____,0872-23_____。
请求事项：申请撤销(2010)民保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保全事项。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离婚纠纷一案，贵院受理后，接受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2010).民保字第23号民事裁定书，对被申请人的下列财产进行保全：
1、定期存单：账户_______________，存款200000.00(二十万)，建行大理南诏分行开户;
2、活期账户：建行大理南诏分行开户，存款300000.00元(三十万)，卡号6227______________，账号_______;
现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愿和好，经协商一致愿意继续维持婚姻关系，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依法申请撤诉。特申请贵院解除对上述二项财产的查封冻结，请予准许，谢谢。
此致
篇2
原告明某诉称，原告在2009年事发后向法院，法院在主持调解中提出让原告撤诉，由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部分损失，诉讼费、律师费被告承担，并由银行领导设宴招待赔礼道歉。原告不同意调解，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二年之久，于2011年9月恢复诉讼。银行再次提出若原告撤诉，则以10000元作为赔偿，当场便给付，并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沟通后再给予原告；若不撤诉，10000元赔偿拿不到，法院若判败诉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于是原告不得不写撤诉书同意撤诉。但撤诉后，被告及其代表人并没有兑现诺言，被告既没有赔偿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等，也没有赔礼道歉，原告精神受到严重损害，要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10元、诉讼费用8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辩称，原告被告已于2011年达成调解，原告承诺被告支付其10000元后不再提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纠纷，被告已支付现金10000元，原告再行违背和解协议，请求驳回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日，原告明文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办理银行卡存款转存存折手续过程中，被人骗走20010元。2009年6月23日，原告向阳城人民法院提讼，要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1年12月5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在撤诉申请书中承诺在A银行阳城支行给付其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的纠纷，自愿放弃其他一切诉讼请求。被告于当日给付原告10000元，阳城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原告和被告均签收了民事裁定书。
法院认为，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了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在该次诉讼中，其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此次诉讼虽以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但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其也接受了被告支付的10000元，故原告再次因此事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明文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明文顺负担。
争议焦点与其反应的问题
银行对客户应负的责任问题
明某2009年时法院主持调解，以及本次诉讼法院的判决中，双方当事人对银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似乎都没有争议，只是对银行应予赔偿的数额没有以明示、确定的方式达成一致。而法院亦没有就银行对明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法律依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对于因第三人侵害行为造成客户权益损害的，该条规定并不能成为受害者直接的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责任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即银行既是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失限度内承担责任，又是在第三人无力偿还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受到双重限制。显然，第三人直接从事侵权行为，是第一位的责任人，只有在第三人不能向受害人承担责任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时，银行才承担补充责任；银行也不是就受害人未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的部分全部予以赔偿，而要考虑银行的过错程度。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银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在实务中，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具体分析，从多方面了解事实，寻求证据。如银行的安全保卫标准是否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银行的安保能力、侵害行为的力度、侵害发生时安保人员是否及时实施救济措施等。本案中原告称“银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以及环境、设施、措施等方面的不完善”，银行有较大过错，原告有权就不能从第三人处得到赔偿的部分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非原告期望的全部损失20010元。
关于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实体权利作出的处分
阳城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明某在撤诉申请书中已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故明某再次诉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因此判决明某败诉。明某的确书面承诺不再提出其他要求，表面上看是与银行达成了新的协议，但实际上不然。
其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第144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可见，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有处分权，当事人撤诉的事实并不影响撤诉后诉讼权利的再次行使，更不该影响再次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其二，撤诉申请书中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方面，申请书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撤回、终结诉讼的意思，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对诉讼权利的处分，而非对双方权利义务纠纷的实体解决。即使原告在撤诉的理由中可能涉及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也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可以反悔，或由于其他原因重新提讼。
因此，本案虽经过法院调解，但最终并非以调解书的形式达成一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结案，而是以原告明某撤诉的方式结案，申请撤诉处分的是诉讼权利，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明某在撤诉申请书做出“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的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承诺没有法律约束力，明某有权撤诉后再次提讼，法院以撤诉申请书中的承诺为由判决明某败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关于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证明责任的问题
原告明某诉称被告曾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说好再给”，明某撤诉后银行并没有兑现承诺。此处的“承诺”并非民法中与“要约”相对应的“承诺”的概念，而是一个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是当事人以口头方式而不用文字记载意思表示的合同，简便易行，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协议内容，如果双方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或权利义务的履行产生纠纷，调查取证时就相对困难，只能依靠其他证据类型，更加重视证人证言、手机短信、录音录像等方式。本案中，明某相对于银行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加之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寻求证人或录音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举证不力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只有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予以承认，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才可免于举证。双方既然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产生争议，主张协议存在的一方就应提供证据，否则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支撑的主张不会被法院采信。明某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在于A行阳城支行不认可曾对明某作出口头承诺，认为明某在撤诉书中已经书面承诺一次性解决纠纷，不再因此提讼，且向法院提交了当时的准许撤诉裁定书作为证据支持；而尽管存在银行私下许诺赔偿明某剩余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但明某未能对该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内容真伪提供证据支持，便要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法院如果基于明某的证据不足判决其败诉，则无可厚非。
对银行的启示
加强对营业厅的安全保护，减少工作人员的疏漏。银行营业场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等硬性规定，安装摄像监控以及报警装置，保证这些安全设施24小时完好，并定期检测运行状况；对自动取款机安装自动报警装置，遇犯罪分子用技术手法改造等非法侵害时自动识别并报警；确实执行“一米线”制度等；营业场所的安保人员要积极巡视，保持警惕，银行应定期对安保人员进行必要技能培训、实战演习，在侵害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客户利益。
做好安全提示，提高客户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银行对营业场所的环境安全保障是基本义务，但其防范和控制力度也是有限的，对侵害的防御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银行只对客户损失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所以提高客户的防范意识对预防事故发生尤为重要。银行应该在ATM旁等客户办理业务的地方显著设置提示标语、语音广播、动画视频来告知报警电话；告诉客户办理各类业务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提醒客户注意周围环境，提高警惕，一旦察觉不安全隐患，要停止相应的操作；取大额款项要避免引起公众注意而诱发犯罪动机。银行还可以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客户通报新型犯罪手段，使客户及时知悉，避免受害。
设置系统全面的监控录像。这不仅能够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监督和鞭策银行工作人员尽职尽责，预防侵害发生，避免银行过错。同时在客户因第三人侵害要求银行赔偿时，银行方面便于举证，能够提供案发时现场状况的客观证据，证明己方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有助于诉讼顺利进行。
银行可以为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和转移风险。我国目前的信用卡保险主要包括两个种类，信用卡信用保证险和信用卡意外责任险。信用卡意外责任险是保险公司以持卡人作为被保险人，对因信用卡丢失或被盗后在信用卡部规定的挂失生效期之前被他人冒用所造成的无法追偿的、本应由持卡人自负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这种保险的对象是持卡人的风险，对第三人侵害客户权益的情形，目前尚没有针对银行所做赔偿部分的保险机制。信用卡丢失或被盗，持卡人可能存在保管不善的过失，后被冒用，是客户财产权被第三人侵犯的情况；同样，本案中第三人侵害发生在营业厅内，银行可能存在安全保障不力的过错。前者是为持卡人投保，减少持卡人的损失，后者亦可以从保护银行的利益出发，为这种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银行要承担的风险。
篇3
2008年6月15日，有“网吧维权第一人”之称的老李来到邵东，小张向其讲述了自己去年的办理年检时的遭遇。老李一听，大为吃惊，因为按有关法律法规，就算是小张网吧超期年检的事实成立，工商局也不能马上罚款，还得下达“限期责令改正通知书”。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仍然故意不参加年检，才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哪来的一万元的说法？还有，就算是应当处罚，也得经过告知、听证、下达处罚决定书这一系列法定程序，经营者还有在二个月内向上一级工商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的权利，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哪能直接交钱？而且，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收缴罚款，必须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缴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邵东县工商局为小张出具银行的收款单据，是不能代替正式的财政部门的罚款收据的。行政处罚法还规定：行政处罚不经过法定程序的，处罚不能成立。而小张除了交纳“罚款”外，自始至终没有收到任何一张告知、听证、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行政处罚法律文书。
听了老李一席话，小张如梦初醒，当即决定依法维权，为自己交的这莫明其妙的七千元“罚款”讨个说法。
2008年6月20日，小张和老李来到邵东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状，诉讼请求是：要求邵东县工商局立即返还“罚款”及利息共计7840元人民币。法院行政庭经过审查，当即决定立案，并下达了受理通知书。
篇4
法定代表人：简小波，镇长。
第三人：卢洪煦，男，41岁，汉族，农民，住永定县坎市镇坎市街委会日新三组，系本案原告林晓荣之夫。
原告林晓荣与第三人卢洪煦于1979年8月登记结婚，领取了坎市镇结字第121号结婚证。1994年8月7日，原告林晓荣和第三人卢洪煦持户口证明、居民身份证、坎市街委会出具的介绍信、离婚协议、结婚证向坎市镇人民政府提出离婚登记申请。婚姻登记员在《离婚登记申请书》上填写了部分内容（离婚原因、子女安排、财产处理、其他协议以及有关单位调解意见等栏内未填写），并在双方申请人签字及领证人签字栏里写上了卢洪煦林晓荣的姓名，卢、林二人分别在上述两栏内各自的姓名下按上了指印。由于当时原告和第三人双方都未带照片，无法领取必须贴有照片并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方为有效的离婚证。当天下午，第三人卢洪煦独自带上自己及原告中学时的照片到镇政府办公室，由婚姻登记员贴上二人的照片并加盖坎市婚姻登记专用钢印后，将卢、林二人的永坎字第03号离婚证两本发给卢洪煦。事后，卢洪煦即到永定坎市水泥厂工作，没有将林晓荣的离婚证交给其本人。第三天，原告林晓荣向坎市镇人民政府提出反悔。数日后，第三人卢洪煦在婚姻登记员的要求下，将应由林晓荣持有的离婚证交回坎市镇政府，但林晓荣表示不领取离婚证，并向永定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1994年11月21日永定县人民政府书面复函林晓荣其申请不属复议范畴。同月25日，林晓荣向永定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坎市镇人民政府于1994年8月7日发出的永坎第03号离婚证。12月2日，永定县人民法院对林晓荣的起诉书面裁定不予受理。林晓荣不服，提起上诉。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月27日裁定撤销原审裁定，由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永定县法院受理后，将卢洪煦列为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
原告诉称：坎市镇民政办违反法定程序，在原告不在场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卢洪煦单独交照片发给离婚证的行为，违反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请求法院将该离婚证予以撤销。
被告辩称：坎市镇民政办是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办理卢洪煦、林晓荣二人的离婚申请的，申请人双方亲自到镇政府申请离婚，提供的证件、证明齐全。被告依法办理登记并发给离婚证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坎市镇民政办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人称，与原告林晓荣的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自愿协商离婚，并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也亲自到镇民政办申请办理离婚登记。协议书的内容完全符合《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请求法院维持坎市镇民政办办理的离婚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
「审判
永定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坎市镇人民政府在办理原告林晓荣与第三人卢洪煦的离婚登记手续时，在当事人没有带照片无法领取必须贴有照片并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方为有效的离婚证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先在《离婚登记申请书》“领证人签字或盖章、按指印”栏里按上指印，违反了离婚登记程序。原告没有领取离婚证而提出反悔，符合《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三目之规定，该院于1995年3月9日作出判决：
撤销永定县坎市镇人民政府1994年8月7日颁发的（1994）永坎字第03号离婚证。
一审判决后，被告坎市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卢洪煦不服，向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坎市镇人民政府诉称：其办理卢、林二人离婚登记的行为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材料齐全，手续完备，原结婚证已注销，应视为林晓荣已领到离婚证。一审判决否定客观事实，滥用法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第三人卢洪煦诉称：双方均在调解协议书和离婚登记申请书上按有指印，林晓荣口头委托其领取离婚证并实际履行了调解协议，原审法院否认这些客观事实，作出撤销离婚证的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坎市镇人民政府办理的离婚登记。
被上诉人林晓荣答辩称：她并没有委托卢洪煦代领离婚证，镇政府办理离婚登记，违反法定程序。林晓荣在没有领到离婚证夫妻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反悔离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坎市镇人民政府受理卢洪煦、林晓荣的离婚登记申请合法，但没有作出和送达对申请是否同意的书面决定即予以登记和在未依法制作送达离婚证的情况下要求卢洪煦，林晓荣在领证人签字栏中按指印，并收回注销坎革结字第121号结婚证的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因林晓荣、卢洪煦均未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坎市镇人民政府应对该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审法院判决得当，上诉人所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于1995年4月19日作出判决：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撤销坎市镇人民政府对卢洪煦、林晓荣离婚申请予以登记和注销坎革结字第121号结婚证的行为。
（三）由坎市镇人民政府对林晓荣、卢洪煦的离婚登记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评析
本案争议主要涉及如下法律适用问题：
篇5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
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月18日，区卫生局给其出具了“关于黄海生投诉一事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收回初次颁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作为废证处理。
2010年3月17日，黄海生与任
红艳由法院一审判决离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10年6月9日，任红艳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写了助产机构内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未携带新生儿父亲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说明，由第一医院开具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仍为原出生医学证明上的姓名）。
2010年6月29日，黄海生向怀
柔区卫生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医院在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怀柔区卫生局于7月12日给其答复，内容是：“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怀柔区第一医院开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本局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黄海生对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卫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请求市卫生局撤销该答复并责令撤销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北京市卫生局在行政复议决
定书中认为，怀柔区第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其在2010年6月9日给任红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怀柔区卫生局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故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原告黄海生于2010年11月15
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卫生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为其婚生女颁发的出生证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作出的答复。
【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黄海生不服出生医学证明的记载内容，其提出诉讼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途径，曾产生了不同意见。对于黄海生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将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列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能将原告的三个请求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在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释明工作后，原告黄海生以被告主体有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经审查，法院认为，起诉与撤
诉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原告黄海生申请撤回起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原告黄海生的撤诉请求予以准许。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准予原告黄海生撤回起诉。
【评析】
当前，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争夺表现得比较常见。通常在两个阶段比较突出：一个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父母争着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另一个是父母离异后通常选择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从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继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审理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性质认定，其是否行政行为？第二，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被诉？第三，原告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不服，可以选择哪种诉讼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根据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职责，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
故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
性质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按照行政法学观点，行政确认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或否定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其直接对象为与这些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认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虽然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行政主体往往也处在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下面我们结合出生医学证明
的具体特征来分析一下其是否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时间、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状况、体重、身长、母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父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接生机构名称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即是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证明行为。
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 可诉性分析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考虑原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直接利害关系等因素。之所以认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可以成为适格被告。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专门机构，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也构成行政主体。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该授权基于立法行为而产生。因此，被授权组织，例如本案中的妇产医院，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并在上面加盖“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
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乃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其既不能滥用职权，不予办理相对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也不可渎职，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对相对人的出生信息乱加填写。而且从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要素来看，它是针对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如此观之，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第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该行为与原告存在具体利害关系，故具备原告资格。如上分析，医院按照立法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做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状况、出生日期、体重等信息外，同时还负责登录母亲姓名和父亲姓名及双方的身份证号。因此，尽管出生医学证明行为并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权利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所标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受到影响。对婴儿来说，至少关系到被抚养权、继承权和户口登记、儿童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对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对子女血缘关系的证明，也关系到父母监护权、对婴儿姓名的协商决定权以及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使。由此，医院没能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录父亲信息，父亲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
第四，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为了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随后具体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确规定了几类不可诉的案件。按照确定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违法侵权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标准这三个标准，可以看出都没有将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该行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范围内依法受理。
三、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
容的诉讼救济途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的内容不服，可以将医院列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补办新的出生证明。
那么，除了行政诉讼，当事人
是否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也是可行的。这关系到父母的监护权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权问题。当姓名权行使有冲突时，该如何协调？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两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让女儿的姓跟随母亲姓，这导致了父亲的不满，进而引发诉讼。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属于亲权的范畴，而我国法律没有亲权的相关规定，这与我国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有关。应当认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监护权中包含了对亲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子女姓名权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人身和文化属性的权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不属于可以由单亲的家庭日常事务，因而只能由监护人双方共同决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让子女随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记父亲的信息，其行为涉嫌侵犯了父亲的监护权。
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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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诉制度是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必设的制度之一，它既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人民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民事诉讼中通常是在狭义上来理解撤诉的，当事人将已经成立之诉撤销，从而结束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多数情况是原告提出撤诉。但因为在诉讼中还有一些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相当于原告，如提起反诉的被告等，这一意义上的撤诉也就当然地包括了撤回反诉、第三人之诉及撤回抗诉等。本文的研究仅限于狭义的撤诉。撤诉制度对保障当事人具体诉讼权利的实施，保障人民法院公正快捷地审理案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撤诉制度自身的偏差却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造成了撤诉率的畸高。
（一）撤诉要件的规定不明确
撤诉既然能够产生结束诉讼程序的法律后果,撤诉的成立和有效就必须具备法定的要件。比如对撤诉的主体、撤诉意思表示、提出撤诉的时间、提出撤诉的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然而我国民诉法对撤诉要件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中的障碍。由于立法无明确规定,其撤诉申请能否得到准许,全赖法官的裁定。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法院似乎对于这项启动权属于原告的诉讼程序过于热衷，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动员撤诉、强迫撤诉、诱骗撤诉，或者无理由却不准撤诉、或无理由却任意撤诉等，其直接原因乃是"调解撤诉率"的司法政策直接影响了法官的心理，削弱了其依法办事的观念，扭曲了其正常司法行为。撤诉作为衡量法院或法官工作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法官在实践中大量促成撤诉，尽管不符合撤诉条件或者当事人的纠纷根本没有解决，从而营造出撤诉率的"虚假繁荣"。当原告滥用撤诉权可能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时,法官往往不能更好地比被告估计自己的损失而准许原告撤诉,在客观上怂恿了原告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我国撤诉制度中完全忽略了被告的权益，撤诉只是原告和法院的事，被告无权介入。不管是原告申请撤诉还是按撤诉处理，都不征求被告的同意，法院的裁定也不受被告权利的制约。被告只能因原告的行为而被动的参与诉讼。这样，一旦原告撤诉，被告为诉讼所作的各项准备和投入都将付诸东流，特别是在言词辩论之后，损失更大。被告对胜诉判决的期望也因此而化为泡影，而他所遭受的这些损失却无法获得赔偿，除了得到一个通知外，无任何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撤诉效力的设定不合理
所谓撤诉的效力是指撤诉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撤诉的效力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撤诉导致诉讼终结。诉被撤回后,基于诉之提起而引起的一系列诉讼上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诉讼因此而终结。撤诉后法院不得对该案件再继续审理,当事人也不得要求人民法院就原诉讼程序再行审理,撤诉是法院审结案件的重要方式。其次,一审撤诉后原告可再行。撤诉虽然结束诉讼程序,但当事人的纠纷却不一定得到解决,因而允许当事人在撤诉后就同一纠纷再行。这样规定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体现,但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否则就会导致权利被滥用,当事人应本着善意之目的行使撤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原告申请撤诉或是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的再行为又未作出任何限制。除了某些特殊性质的案件外，原告再次，只要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限，且符合法定的条件，人民法院就必须对原告的再次予以受理。这意味着原告可以就同一事由再次向法院循环、撤诉，这样不但为原告滥用撤诉权提供了合法的机会，而且还使法院和被告陷入无休止的诉讼痛苦中，也破坏了程序的安定，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按撤诉处理的设置不科学
关于按撤诉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可见，在我国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而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缺席判决。首先，原告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撤诉的意思表示，"原告之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行为与诉之撤回之意思表示在逻辑上尚非处于同一层面。是以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于原告间或生某种不利益。惟该不利益似仅为于此情形下其所提之诉在裁判上可得之保护可能性较其出庭积极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较小而已，要难生由受诉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而使原告所提之诉消灭之后果。" 其次，这种立法规定显然将原、被告置于不同的诉讼地位,同样的行为却遭到法律截然不同的对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原则。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它为当事人设定平等的诉讼地位、平等的诉讼权利,并以这种平等制度来保障民事诉讼的公正性。如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平等,认为原告的诉讼地位天然地优于被告,不仅不利于及时、准确、公正地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目的,而且有不利于司法公正。
（四）诉讼和解效力的界定不到位
诉讼和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就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后结
束诉讼的活动。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把诉讼和解作为当事人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明确加以规定，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诉讼中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予以规定。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诉讼和解后，以原告撤诉的方式来处理，无论在法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依照法律规定是不具有执行力的，这为被告欺诈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如果原、被告和解，原告向法院撤诉，事后被告反悔，不执行和解协议时，原告无其他救济权利，只能通过重新来达到维护自己权益的目的。被告的不诚信利用了诉讼和解无实质效力的弱点，逃避责任，同时造成撤诉率畸高，但纠纷始终不能彻底解决。
二、民事撤诉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撤诉制度的设置先天不足，因此导致了立法和司法的诸多偏差。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民事撤诉制度的设置与我国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进行比较研究，对可取之处予以借鉴。
（一）撤诉要件的规定
在德国，《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对撤回的时间范围、要件、表达方式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法院在撤诉上没有被赋予较大的职权，无论案件的性质和范围如何，只要原告将撤诉的意思表示向法院作出，法院都应当允许撤诉。在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之前，原告都可以撤诉。在法律所规定的不同时间段，撤回诉讼的要件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1)言词辩论之前撤回诉讼，不经被告同意；可以口头撤回诉讼，不必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应向法院表示。(2)言词辩论之中撤回诉讼，要经被告同意；可以口头撤回诉讼，不必以书面形式作出，但应向法院表示。(3)言词辩论结束之后，以及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未生效的），撤回诉讼要经被告同意；不可以口头撤回诉讼，只能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向法院表示。
在日本，包括撤回诉讼和拟制撤回诉讼两种类型。日本的民事诉讼法没有限制撤回诉讼案件的范围和性质，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案件的性质和范围如何，法院都应允许撤回。撤回的要件和表达形式也根据判决确定之前的不同阶段而定：(1)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提出答辩状之前，无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即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2)对方当事人对于本案已经提出答辩状，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3)对方当事人在辩论准备程序中已经陈述，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向对方当事人送达撤诉的书状；如果以口头形式撤诉，则送达该口头撤诉的笔录副本）；(4)对方当事人在辩论程序中已经开始口头辩论，须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5)辩论结束之后，判决之前，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6)判决之后，但尚未确定，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撤诉，而且须采用书面形式；(7)在判决之后，但尚未确定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和解，此时允许撤诉，但是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采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在上述七个阶段中，除第一个阶段外，其余各个阶段都系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方可撤诉，否则撤诉无效。日本把时间提前到对方当事人提出答辩状之时，在此之后，撤诉要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就时间而言，原则上在判决确定之前都可以撤诉。在撤诉的方式上，日本采用了严格的书面主义形式。
在我国台湾地区，撤诉分为撤回诉讼和拟制撤诉。对于撤回诉讼，应当由案件的原告提起，原告对于其所提起的任何种类的诉讼，包括婚姻事件之诉、亲子事件之诉，都可以撤回。并且，撤诉的时间范围也很宽泛。不论案件处于哪个审级、也不论案件是否经过言词辩论或判决是否已经做出，只要判决尚未生效，原告随时可以提出撤诉。撤诉的程序由于原告撤诉的时间不同，撤诉的生效是否须经被告同意也不同。在被告对案件进行言词辩论之前，原告的撤诉不需经过被告同意即可生效。原告以书状进行撤诉的，应在书状中应载明撤诉的范围，并提供与被告人数数量相等的善本。法院应将善本送达各被告。原告口头表示撤诉的，如果被告在场，法院应将撤诉的相关陈述计入笔录；如果被告不在场，则应将笔录善本送达被告。被告对案件进行言词辩论之后，原告撤诉必须经过被告的同意方可生效。原告以书状撤诉的，被告应于收到书状后10日内向法院或受命法官书面表示同意与否。如果被告逾期不表示异议，则视为同意撤诉。对于原告是否确有撤诉的意思表示以及撤诉是否合法，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如果当事人对此产生争议，则应在审查之后，以中间判决否定撤诉的效力，或以裁定确认撤诉的合法效力。关于撤诉的方式，撤诉应由原告向法院或受命法官做出。但"于准备程序期日、言词辩论期日、宣示判决期日及其他期日，到场者，均得以言词向法院或受命法官为诉之撤回"。 被告表示同意撤诉的，也适用上述规定。
在英国，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随时撤回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有多名被告，原告可以对所有被告或其中任何被告撤回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如果有多名原告，经过法院准许或其他原告书面同意，原告也可以撤诉。但是，在一定情形下，原告的撤诉权受到一定限制。如果法院已经签发临时性禁令，或者当事人向法院提供担保，则原告撤诉需经过法院准许。如果原告已接受中期付款，在其撤诉应征得进行中期付款的被告同意，或经过法院准许。在原告为多数人的共同诉讼中，部分原告撤诉需经其他原告书面同意或法院准许。另外，被告也享有部分权利。除了上述提到的在特定情况下原告撤诉需经过被告同意的情形以外，被告还可以向法院申请驳回原告的撤诉通知书。可见英国要求当事人在撤诉时做出以后不再的允诺，对撤诉后再采取以当事人同意为依据的限制。当然，被告的这项权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被告应当于撤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28日内行使该项权利。原告撤诉需向法院提交撤诉通知书，并向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撤诉通知书副本。通知书中需载明其已向其他各方当事人送达该通知书的副本。在撤诉需取得其他当事人同意的情形，通知书还需要附上他人同意书的副本。如果对多名被告撤诉，通知书还需载明撤诉所涉及的各位被告。
在美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规定了"自愿撤销诉讼"和"非自愿撤销诉讼"两种方式。依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第1款的规定，自愿撤销诉讼分为原告撤回诉讼、协议撤销诉讼以及法院命令撤销诉讼三种形式。(1)原告可以在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或即决判决的申请书之前的任何时间提出撤销诉讼通知书，并且不需要经过被告同意或法院准许，但如果原告在被告答辩后撤回的，则须经过被告同意或法院准许。(2)如果原告和被告在法庭外达成和解协议，则原告可向法院提交由出庭诉讼的双方当事人签名的撤销诉讼协议书，申请撤诉。(3)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原告申请撤诉必须依照法院命令或者法院认为有正当条件时，才准许撤诉。如果被告在原告的撤销诉讼的申请书向其送达之前提出反请求，该诉讼不能为了反对被告异议而撤销。但是，反请求独立于该诉讼进行审判并系属的不在此限。
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均对撤诉的主体、撤诉意思表示、提出撤诉的时间、提出撤诉的方式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撤诉是否须经法院同意，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原告撤回，无需征得法院许可，撤回与否，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除必须征得被告的同意外，法院对撤诉的职权干预较少；英美法系国家较大陆法系国家更强调法院对当事人的干预。对于撤诉被告同意原则，如果原告在被告答辩或提交书面答辩状后撤诉的，须经被告的同意。对此，两大法系国家均无异议。但被告对撤诉的同意权的限制，两大法系各国的法律规定略有不同。
（二）撤诉效力的规定
在德国，撤回有如下后果：其一，撤回诉讼后，可以重新。其二，判决作出并宣誓之后，而尚未确定的，撤回诉讼，则判决无效。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没有禁止原告于撤诉之后再次的权利，但 是法律规定了另外一种限制，即被告如没有受到在撤诉部分的诉讼中所支付的诉讼费用的偿付，其可以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诉讼。
在日本，关于撤回的效果，日本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终局判决作出之前，视为诉讼从未开始，故可以提起同一诉讼；另一种是终局判决作出之后，则视为本诉已经提起过，并作出了终局判决，要受到既判力的拘束，故双方不得提起同一诉讼。与德国比较，两国在终局判决作出之前，或者作出之后，但尚未确定的，都可以撤诉，并且一旦确定则不能撤诉。两者不同的是，日本在终局判决后撤诉的，以后不得提起同一诉讼，但德国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再提起同一诉讼的。
在我国台湾地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3条第1款规定，诉经撤回以后，视为未曾提起，当事人并不丧失其实体权利。因此，原则上，应当允许原告就同样的诉讼标的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但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权利，保护被告利益，同时保证程序的安定，对原告再次进行了限制。如果原告于判决做出后撤诉的，不得就同一事件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然而，被告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原告为对方当事人提讼。此规定与日本有细微的差别，都规定原告于判决做出后撤诉的，不得就同一事件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于被告是否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原告为对方当事人提讼的立场不同，日本是否定的，而台湾允许。
在英国，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原则上禁止原告撤诉后重新，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告可以对同一被告重新，但必须经过法院的准许：原告在被告提交答辩状之后撤诉的以及原告重新提讼依据的事实与所撤回诉讼依据的事实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否则不得再行。
在美国，美国民事诉讼规则对于原告撤诉后能否再诉也因撤诉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是原告自愿撤销诉讼，美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原告撤诉后可以再次提讼，如果原告在重新提起的诉讼中又一次行使撤诉权，并且法院予以认可的话，那么法院将做出不得再次的登记，原告的再次权则到此终止，因为如果原告已经在联邦法院或州法院并撤诉，再次后又基于或包括同一请求又要撤回，则该撤诉通知书将产生既判力，该原告以后不得再次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从而禁止原告重复。该撤诉通知书具有实体判决同等效力，即具有实体判决的既判力。当事人主张既判力必须证明两个诉讼涉及相同的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而且对此已经有一个有效和最终的判决。如果是非自愿撤销诉讼的情形，经过法院的审查，认可被告的动议，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驳回，并且原告不得再次。 所以非自愿撤销诉讼的效果比自愿撤销诉讼的效果更为严重。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均对原告撤诉后再行问题实施了相应的法律限制。两大法系国家出于不同的立法政策考虑，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如属大陆法系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在法院判决宣告后未生效前撤诉的，要受到禁止重新的限制。属英美法系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法院在准许原告撤回时，作为交换条件，法官一般会要求原告承诺就同一请求不得再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则设定了"二次诉讼规则"来制约原告再行行为，即如果原告曾经在任何联邦法院或州法院中行使过撤诉权之后就同一请求提起相同的诉讼，并再次行使撤诉权的话，则法院在准许其撤诉的同时，作出原告不得再次的登记，从而禁止原告重复。
（三）拟制撤诉的规定
两大法系中，日本的拟制撤回诉讼、我国台湾地区的拟制撤回诉讼以及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与我国的按撤诉处理的规定相似。
在日本，拟制撤回诉讼，又称为诉的准撤销，《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在口头辩论或口头辩论准备程序的期日不出庭或者在辩论或辩论准备程序中不进行陈述而退庭或缺席时，如果在一个月以内不提出指定期日的申请，则视为撤回诉讼。当事人双方连续两次在口头辩论或辩论准备程序中不进行陈述而退庭或缺席时，亦同。"可见，拟制撤诉是指在一审程序中，当事人双方在口头辩论或是辩论准备程序期日未出庭或者虽然出庭但是不参加法庭陈述就退庭，在一个月之内未提出指定期日的申请的；或者当事人双方在第二次期日仍旧不出庭或不进行辩论就退庭的，将被视为撤回诉讼。
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拟制撤诉，根据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延误法院指定的言词辩论期日，除非有相反规定，否则应视为双方合意停止诉讼。如果四个月内当事人不继续进行诉讼，则视为撤诉。在停止诉讼期间，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可以依职权继续进行诉讼程序。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的，也视为撤诉。
在美国，《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第41条第2款规定："被告可以基于以下理由提出非自愿撤诉的动议：原告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推动案件走向审判；原告没有出席预期的庭审或者审前会议；原告持续不断地延误时间或者申请延期延长了通常的期间。"如果原告提起的诉讼一经法院依据被告的动议驳回，则原告不得再次。因此，非自愿撤诉的批准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般很难获得同意。
由此可见，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与日本、台湾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被告的动议作出的。
（四）诉讼和解效力的规定
在德国，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一经进入法院笔录，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具体到撤诉制度上，德国民事诉讼法就规定，原告与被告和解的，原告对被告负有收回诉之义务，如果原告违反承诺继续诉讼，则被告可以抗辩的方式引证原告所答应的义务，这样则会导致原告所提之诉不合法而予以驳回。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规定与德国大致相同，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一经进入法院笔录，即可产生与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在英国，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法院把和解事项记载在判决上，从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在美国，和解协议经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合意判决后，具有与应诉判决同样的效力。
由此可见，与我国只是将诉讼和解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以规定，并未使诉讼和解真正独立的特征相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却将诉讼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规定，赋予了其实质效力。
三、我国民事撤诉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构筑，撤诉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其应有功能的有效发挥。我国撤诉制度结构中之所以会存在法院权力和当事人权利、当事人之间权利失衡等弊端，其根源在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民事诉讼目的及理念的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转变理念，把握好完善我国撤诉制度的指导原则，如强化处分原则、贯彻当事人平等原则和程序安定原则等。在正确的指导原则下，以现阶段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契机，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对我国的民事撤诉制度加以完善。
（一）科学设置撤诉的要件
法官应当在民事撤诉程序中保持消极、超然、中立的地位，这是审判消极中立原则的必然要求。而在实践中，法官失去了中立，过度热情地对原告撤诉权加以干涉。实践证明，赋予法院对撤诉的无限制的实质否决权，只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演变成为法官暗箱操作、武断专横的局面。因此，在弱化法院职权，加强当事人权利呼声高涨的今天，应当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法院对于撤诉行为的实质否决权，仅赋予其形式否决权。只要原告的撤诉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法院就应当准许其撤诉，"对于原告的撤诉行为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只能向行政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提出司法建议，而不能逾越司法中立的界限，成为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的代表，主动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然，这并不是说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不再过问。法院对原告的撤诉申请仍应进行审查，但这种审查是形式上的审查。审查的内容是原告的撤诉申请是否是其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申请人是否符合撤诉的主体要求，以确定原告撤诉的真实有效性等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法院审查 撤诉的条件过于简略和零散，又仅仅停留在制度宣示层面，过多着眼于国家(法院)权力的角度，如此的立法规定对于纷繁复杂的撤诉实践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撤诉的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撤诉的时间。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在法院宣判前撤诉，出于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其处分权的考虑，是否应当将撤诉的时间扩展至判决生效前，即法院宣告判决后，除了一经宣告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外，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的一段期间，原告都可以撤回诉讼有待商榷；(2) 提出撤诉的主体。原告及在诉讼中相当于原告的当事人(包括提起反诉的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经原告特别授权的诉讼人有权可以提出撤诉申请，但被告只能申请撤回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只能申请撤回参加之诉，这两种撤诉申请均对本诉不发生效果。此外，还要增加当事人对诉讼人撤诉的撤销权和追认权的规定。(3)撤诉的表示要件。即撤诉必须出于撤诉者的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胁迫或变相胁迫的方式使撤诉人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为撤诉行为。法官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强行动员当事人撤诉。同时，还要赋予当事人因受胁迫而撤诉情形下的撤销请求权。(4)撤诉的形式要件。即撤诉应当以书面行使提出，在法庭审理中可以用口头方式提出。
除此之外，撤诉还应当加上一个重要的要件，即撤诉以被告同意为生效要件。虽然被告没有撤诉的权利，但是撤诉与被告的利益息息相关，为保护被告的利益，实现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有必要赋予被告以撤诉同意权。首先，当事人双方均有权要求法院作出终局判决以结束彼此之间权利的争执状态，如果受诉法院无视被告的意愿而准许原告撤诉，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被告追求胜诉判决的权利。特别是在被告实际答辩后，被告的付出与原告的付出是相当的，这时还过于考虑原告负担的成本明显违背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其次，原告撤诉视为未，可于诉讼时效期间内任何时候再次提起同一诉讼，这意味着被告必须忍受可能再次被拖入诉讼程序的痛苦，这对被告而言未免有失公允。再次，赋予被告同意权还可以避免举证时限滋生的非正当撤诉，防止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不能取得有力证据，或者经过证据交换后针对对方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时日调取相反证据进行反驳时，原告往往选择撤诉作为"以退为进"的手段。撤诉制度中以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设立的对应性权利保证了双方攻击与抗辩的力量平衡，它最为直接地体现了程序公正这一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理念。因此，无论是立足于坚决贯彻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推进民事撤诉制度改革，还是从契合于世界各国民事撤诉理论的潮流出发，我国民事诉讼法均应赋予被告对于撤诉的同意权，以保障被告的权益。所以，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中增加一款："被告应诉后原告申请撤诉的，应当取得被告的同意。"这样，既保障了原告的撤诉权，又保护了被告的合法权益。
（二）合理规定撤诉的效力
诉的撤回使的效力溯及于时消灭，即视同为未。因此，撤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讼程序的终结，当事人不得再要求法院按照原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法院也无需对该案继续进行审理。从保障原告处分权的角度看，应当允许原告可以再行。如果对此一概而论也极有可能违背诉讼逻辑，而且允许原告撤诉后再行同时又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应。不仅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反而使得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秩序也因此长期不安定，这不但与民事诉讼解决私权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相去甚远，而且完全背离了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原则。"比较各国法律规定，美国允许撤诉后再，但从次数上加以限制，若原告就同一案件再后又自愿撤销的，就不能再次，日本对撤诉后再的规定也较为宽松，只是对于已做出终局判决后撤诉的案件，禁止再次提讼，英国则要求当事人在撤诉时做出以后不再的允诺，对撤诉后再采取以当事人同意为依据的限制。"
因此，基于我国未对原告撤诉再行作出任何限制的弊病，应与世界接轨，对于原告再行行为应实施相应的法律控制和制约。如果原告撤诉是在被告答辩之前的，可以允许原告再行，不作任何限制。因为，在被告还未对原告的作出答辩之前，此时被告尚未为诉讼作出实质准备，法院也未付出太多的资源，原告再行损害甚小。但如果被告己进行应诉答辩，法院也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告再行使撤诉权，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因为在此种情形下，原告再行，被告要为新诉作出相应的准备，法院之前的审理无效，一切又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原告在后种情形下的重新限定在两次内，赋予特定民事撤诉以既判力效果。如果原告在被告应诉答辩后撤诉的，法院对原告撤诉给与登记，如果原告后又撤诉的，就不再允许其再次，维护程序的安定。
（三）改革修正按撤诉处理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按撤诉处理制度，其立法目的在于对违反诉讼规则的当事人予以惩诫，但其制度设计显然未实现这一目的。可见，我国立法对原告缺席按撤诉处理、对被告缺席却为缺席判决的规定，不仅不能反映公平原则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同时也不利于迅速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会增加和应诉双方的诉累，有悖效率的价值取向，的确存在可改革之处。考察各国立法例，各国民事诉讼立法中都设立了类似的制度，如美国的非自愿撤销诉讼制度和日本民事诉讼法中的拟制撤诉制度。对各国的相关制度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设立都遵循了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注重原、被告诉讼权利义务的对等性。
从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出发，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诉讼公正，在借鉴国外有关拟制撤诉的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按撤诉处理制度与缺席审判制度相整合，只有在原、被告双方均不出庭日起过一定期限的情况下，法院才可按撤诉处理。如果仅有一方当事人缺席，为了维护程序的稳定，保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院应当继续审理，由出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陈述、辩论，并依照查明的事实、证据和缺席一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做出缺席判决。所以可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和第130条相应地改为："如果原、被告双方均未到庭，经过一定期间又未提出"指定期日"申请的，按撤诉处理。如果原告或被告一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把"一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的情况纳入缺席判决的范围，由缺席判决制度加以调整。同时，立法应该对"到庭与否的时间界限"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情形加以明确规定。
篇7
上诉人因诉被上诉人教育行政许可一案,不服某县人民法院 (2007)丰法行初字第41号行政判决,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院2008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法庭查明如下事实:上诉人设立于2004年8月,同年9月7日,被上诉人以该校系违法办学为由,对举办者刘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撤销某中学。之后,刘某向被上诉人重新提出办学申请。由于某中学于2004年8月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招生办学,被上诉人对该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撤销某中学,但该校自2004年秋以来未停止办学,未执行该行政处罚决定。同时该校未规定申请筹建的情况下,擅自选校址建校舍,并已经投入使用,未进行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只是由某县康居房屋安全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房屋安全性鉴定,其办学地址不适合举办初级中学校。被上诉人于2007年8月17日作出批复,决定不予批准举办某中学。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于2008年3月6日作出决定,撤销其于2007年8月17日作出的关于不同意设立某中学的批复,某中学明确表示不撤回起诉。被上诉人于2007年6月安排某中学2007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2007年初中结业考试,并向2007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上诉人某中学上辩称:(1)上诉人于2006年4月21日递交申办报告及所需材料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所有学生建立学籍,组织各种考试,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客观存在,上诉人现要求补发办学许可证。(2)被上诉人事实上已批准设立某中学,只是没有履行颁发办学许可证。被上诉人答辩:学生是无辜的,学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任何人均不能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鉴于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所办中学仅有的一、二年级学生建立了学籍,并在2007年对三年级学生组织了考试,这与事实上上诉人违法办学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二)对已具备办学条件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而不是对不具备办学条件的也要发给行政办学许可证。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为证1、刘某申办某中学的申请书;2、①某教行决字[2004]第1号教育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②《关于不同意设立某县某中学校的批复》;3、梁某、陈某的行政执法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梁某、陈某具备教育行政执法资格;4、某县三合镇教管中心《关于某中学校2007年春季学生人数报告》,证明某中学2007年春季初中一年级1个班54人,初中二年级2个班65人(一班30人,二班35人),初中三年级36人,三个年级4个班共计155人的事实;5、①刘某提供的2007年春季某中学任职教师情况,②某中学英语教师杨某小学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证明该校任职教师10名,其中具有教师资格的1名,但杨某的资格为小学英语。6、证人马某出庭作证,证明被告要求原告更改申请时间;7、某教[2007]42号文件,证明被告准许原告在校学生参加了2007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2007年初中结业考试; 8、丰[安]房(鉴)字2006第011号房屋安全性鉴定报告,证明某县康居房屋安全咨询有限公司对原告坐落在某县三合镇鹿鸣岩村5组的教学楼房屋鉴定情况;11、办学材料。法院认定,原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正确,,应维持原判。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8日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生效。 【裁判要点】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0条第3款、第56条第(4)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某县教育委员会于2007年8月17日作出的关于不同意设立某中学的批复违法;(二)驳回原告某中学要求补发办学许可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某中学和被告被上诉人各负担25元。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篇8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益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华融公司系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股东。根据华融公司的委托，联交所于2009年8月28日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将华融公司所拥有的银联公司450万股权挂牌转让项目的信息公告，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交易方式为“网络竞价——多次报价”。2009年9月22日，联交所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上述股权交易信息的变更公告，其中将挂牌期限变更为2009年9月22日至2009年10月23日，交易方式则更改为“网络竞价——一次报价”。
2009年9月25日，原审原告周益民委托联交所的执业会员上海泰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公司）向联交所递交了挂牌资料，并支付了保证金。2009年12月11日，联交所对华融公司挂牌出让的450万股银联公司的股权举行竞价交易，周益民亦参与了竞价过程，最终由案外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股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被告变更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无效。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被告联交所对于信息公告变更已尽到其合理的通知义务，而原告周益民作为系争产权的竞买人，产权信息的变更与其投资决策具有紧密联系，周益民对信息变更却未予以适当关注，有违常理。本案系争产权系经公告后，由各竞拍人提出举牌申请并实际参与竞拍后成交。整个竞拍过程经产管办监督及公证处公证，符合法定程序。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称：本案争议焦点应在于产权转让过程中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应遵守何种规则。一审法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上诉人就之前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是否有违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产权交易的行业规则。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实际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其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在我国相关法律及产权交易规则未对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情形及条件作出具体规定时，应在不影响举牌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适度保护产权转让人的交易自由，原则上可以尊重产权出让批准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本案而言，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变更前并未有人递交举牌申请书，而且，权利人已就交易信息的变更作出决议并存在合理的理由。据此，二审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效力及规则问题。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则未对此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对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变更的限制等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
一、要约抑或要约邀请：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对于挂牌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首先要明确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这是一个法律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前提，也是判定当事人权责的基础。
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指特定的主体希望不特定的对象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一般而言，要约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愿意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表达某种意愿的事实行为，其目的不在于订立合同，而是邀请对方当事人向其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其次，要约中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承受要约约束的意旨，要约人将自己置于一旦对方承诺合同即告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位；而要约邀请人对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有决定承诺与否的自由。[1]需要指出的是，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要约与要约邀请最根本的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在效力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要约将成立合同最终的权利交给了受要约人；而要约邀请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留给了邀请人自己。[2]
关于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还是要约的问题，其区分的标准应首先依照法律的规定。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本案挂牌转让企业股权信息公告与合同法规定的拍卖公告、招标公告一样均属于合同竞争订立的一种方式，法律性质相同，亦是通过公告的形式，对拟转让的标的物广为宣传，意在广泛地唤起有意购买者参与竞价，其实质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这仅仅是一种缔约意向信息的传递，是缔约的准备，出让人并没有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交给竞价人，故其性质应为要约邀请。竞价人随后所作举牌申请响应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的，该意思表示对竞价人具有约束力，故竞买人的竞买报价即构成要约。出让人对符合公告要求的竞价行为进行确认后，交易达成，此即为承诺。
二、随意变更抑或特殊限制：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未对要约邀请的撤回和变更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邀请人撤回、变更其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合同法又以举例的方式把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确认为要约邀请，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在合同成立中具有特殊性。这类要约邀请中通常包含了使合同成立的全部及必要条款，且邀请人在要约邀请中明示了部分交易条件，同时表示愿意受这些交易条件的约束，因此该要约邀请就依邀请人的意思产生了拘束力。这种拘束力表现为形式拘束力和实质拘束力。
（一）形式拘束力。形式拘束力，是指要约邀请人不得随意取消或更改要约邀请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一般包含了交易得以发生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转让标的、转让底价、价款支付、受让资格等一系列合同赖以成立的要件。对于这些内容邀请人不得随意更改。如我国法律对于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招标方式、招标时间、地点，都不许招标人随意改变，更不允许擅自撤回招标公告。招标具有很强的法律强制性，招标公告一经发出，就在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产生招投标法律关系。对于产权转让信息公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均明确规定，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公布的受让条件，一经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应当由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
（二）实质拘束力。从合同法理论上讲，要约邀请原则上不具有实质拘束力，但要约邀请中承诺交易条件或其他条件不变的，要约邀请就具有了实质拘束力。这种拘束力的内容是：要约人以要约邀请中的条件为要约的条件时，邀请人应当承认这个条件，邀请人不得以条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为由而拒绝承诺。在一定意义上，要约邀请的实质拘束力，最终表现为邀请人的缔约义务。[3]邀请人在转化为受要约人后，有义务按照要约邀请规定的交易条件和其他条件进行承诺。正如拍卖人在拍卖公告中所承诺的拍卖标的、拍卖数量、拍卖底价、拍卖期限等对委托人和拍卖人都有约束力，而且具有法律效力，其通过竞买人的要约及后续的承诺进入合同，构成合同权利和义务。
根据拍卖法、招标投标法、公司法相关规定，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等这些要约邀请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法律强制性，其目的在于规范要约邀请人的行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吸引要约人向其发出要约。本案中的挂牌信息公告亦如此，这种通过产权交易所向不特定主体公开的特殊要约邀请，其内容的变更或撤销，除受合同法的调整外，还应受相关产权交易市场的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产权交易所制定的相应交易规则的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且必要的，有利于保证交易信息的稳定、保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及维护交易市场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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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效抑或赔偿：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后的法律后果
企业产权交易挂牌信息公告一经，就会使意向受让人产生合理信赖，进而据此作出商业判断和决策。在此期间内，如发生原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的情形，很有可能损害已经履行一定准备工作的意向受让人的利益，而且在标的额较大的产权交易市场，这种经济利益的损失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分配和承担由此引发的民事法律后果和责任，这是产权交易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
从合同法上讲，当事人撤回或调整要约邀请不产生合同上的责任，要约邀请只发生在合同缔结的准备过程中，只要不发生后续的要约和承诺，合同尚不能成立，故要约邀请的变更和撤回不会导致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是，如果要约邀请的内容足以使相对人产生一定的信赖，相对人为此发出了要约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若因为邀请人的过失甚至恶意的行为致相对人损失，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是法律从加强缔约当事人的责任心，防止缔约人因故意或过失使合同不能成立或欠缺有效要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随附义务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在缔约阶段所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赔偿诉讼请求予以保护和实现。
具体在产权交易法律制度中，因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或撤回导致意向受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在认定出让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时，必须明确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问题。对于此种情况下判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合理信赖和履行准备工作。所谓合理信赖，是指尽管挂牌信息公告并非不可撤销，但是意向受让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要约邀请不可撤销，这通常要结合交易习惯等具体因素进行判断；其次，履行准备工作，是指意向受让人对要约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且基于这种信赖从事了履约准备。履约准备程度的认定应当坚持必要的标准，从常理上进行判断应当是对合同的履行是必要的。对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问题，一般认为是受害方因信赖对方并相信合同能够有效成立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包括为订立合同或准备履行合同而实际发生的直接费用损失及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机会所产生的合理的间接利益损失。[4]需要指出的是，受损方负有举证证明损失存在的责任，且间接损失应当限定在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
四、尊重交易自由抑或维护交易安全：挂牌信息公告变更规则的设定
鼓励交易自由和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两个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价值追求。意思自治是商法的基石，而交易安全则是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商主体特有的逐利性，使得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市场的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中，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方式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亦在日益加大。为了增强产权交易主体的安全感，调动市场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产权交易安全原则便构成了现代产权市场交易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
一个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必须有明晰、完善的产权转让规则。目前，《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等产权交易行业规则中均未对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作出具体规定，这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实际适用法律带来不少困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和完善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规则。
（一）在未收到受让意向申请时，确需变更的，应履行相应程序。产权出让人在编制出让文件时，应当尽可能考虑到转让标的项目的各项要求，并在信息公告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力求使所编制的出让文件做到内容准确、完整，含义明确。但有时也难以绝对避免出现文件内容疏漏或含义不清的地方；或者因情况变化需对已发出的转让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调整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信息公告发出后，产权交易机构尚未收到正式受让意向申请之前，允许出让人对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应属对出让人权益的合理保护，也有利于保证出让标的投资的合理和有效使用，符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和保障交易目的及效率的实现。
应当明确的是，这种允许出让人对已发出的信息公告加以变更的行为，应当在不损害意向受让人权益的前提下进行，且产权交易所作为交易活动的中介机构，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1.审核义务。在收到出让方重新编制的信息申请书时，产权交易所应履行更为严格的审核义务，包括对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的对申请变更事由的合理解释、重新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以及变更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审查等，以有效降低产权市场的交易风险，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推动产权交易内控机制的建立。2.告知义务。在交易信息公告变更之后，联交所收到举牌申请的，对于信息公告变更事项，应及时、直接、明确地予以告知，并将告知程序固定化、证据化。这不仅可以保证意向受让人获取交易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交易的成功率，也有利于增强产权交易机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3.说明义务。对于出让方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产权交易所在履行告知义务的同时，还应对变更事项所涉及的事实、正当理由以及通过审批的情况予以相应的披露和说明，以充分尊重和保护举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产权交易的顺畅流转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在收到受让意向申请后，涉及实质要件变更的，应严格限制。本案中，产权出让人变更挂牌信息公告时，联交所尚未收到意向受让人的举牌申请，故实际并不影响竞价人的权益。但如当有意向受让人正式提出举牌申请后，因出让人变更或撤回挂牌信息公告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如前文所述，意向受让人有权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失要求出让人及产权交易机构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对于在产权交易机构收到正式的受让意向申请之后，应严格控制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行为。但可对此项下的情况区别对待：1.涉及合同一般要件的变更。根据《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规定，出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产权标的涉及的基本情况，包括出让方、受托执业会员的名称、标的企业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出资人及份额、总资产等相关情况。这些基础性、一般性要件的变更通常不会影响交易对象的合法权益及交易的有效达成，故在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正当、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充分履行审核、告知和说明义务等程序义务后，一般可予准许。2.涉及合同实质要件的变更。产权出让人在发出转让标的的要约邀请之后，受邀请人信赖了该要约邀请，并为缔约接触进行了准备行为，如此时变更要约邀请中的重大、实质性要件，则将改变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直接损害要约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严格限制。具体来讲，参考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对要约实质性内容变更的界定，在产权交易信息公告中，凡涉及以下事项的，属实质性要件变更：（1）产权标的出让条件。包括转让价格、价款支付的方式和期限、交易方式等为达成交易而必须加以明确的出让条件。（2）受让方资格条件。包括在资信、资质、商业信誉、财务状况、资产规模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和优势条件。（3）交易重要信息。主要指审计报告和评价报告的重要揭示、企业存在的重大债权债务等将对意向受让方构成重要的决策因素的相关信息。（4）信息期限。包括无人申请举牌的情况下，信息公告的顺延和终止等要件。对于这些将构成交易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排除不可抗力、政府原因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后，均应严格限制其变更或撤回。这一规则的设定对于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降低交易风险，增强交易安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胡卫：《合同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2]隋彭生：“论要约邀请的效力及容纳规则”，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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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六条 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
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辩护人、诉讼人、当事人亲友等参与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第四百九十七条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与被告人和解。近亲属有多人的,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经处于同一继承顺序的所有近亲属同意。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八条 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法定人、近亲属依照前两款规定代为和解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应当由被告人本人履行。
第四百九十九条 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主持制作的和解协议书,当事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予以确认,无需重新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不具有自愿性、合法性的,应当认定无效。和解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双方当事人重新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主持制作新的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条 审判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及其法定人等有关人员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在庭外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听取其意见。经审查,和解自愿、合法的,应当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第五百零一条 和解协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并真诚悔罪;
(二)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涉及赔偿损失的,应当写明赔偿的数额、方式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
(三)被害人自愿和解,请求或者同意对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
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签名,但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和解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法院附卷备查。
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损失内容,双方当事人要求保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第五百零二条 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被告人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
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零三条 双方当事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
第五百零四条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双方愿意和解,但被告人不能即时履行全部赔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附带民事调解书。
第五百零五条 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
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第五百零六条 达成和解协议的,裁判文书应当作出叙述,并援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
第二十二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五百零七条 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后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第五百零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犯罪案件”: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
(三)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第五百零九条 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第五百一十条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二)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有关犯罪的情况,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三)是否附有通缉令或者死亡证明;
(四)是否列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五)是否附有查封、扣押、冻结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清单和相关法律手续;
(六)是否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及其要求等情况;
(七)是否写明申请没收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五百一十一条 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完毕,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二)材料不全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三日内补送;
(三)属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受案范围和本院管辖,且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
人民检察院尚未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或者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即将届满,涉案财产有被隐匿、转移或者毁损、灭失危险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第五百一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发出公告,公告期为六个月。公告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一)案由;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缉在逃或者死亡等基本情况;
(三)申请没收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期限、方式;
(五)应当公告的其他情况。
公告应当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刊登,并在人民法院公告栏张贴、;必要时,可以在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申请没收的不动产所在地张贴、。
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联系方式的,应当采取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直接告知其公告内容,并记录在案。
第五百一十三条 对申请没收的财产主张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在公告期间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应当提供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满后申请参加诉讼,能够合理说明原因,并提供证明申请没收的财产系其所有的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五百一十四条 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进行审理。
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没有利害关系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五百一十五条 开庭审理申请没收违法所得的案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先由检察员宣读申请书,后由利害关系人、诉讼人发表意见;
(二)法庭应当依次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并已经通缉一年不能到案,或者是否已经死亡,以及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否依法应当追缴进行调查;调查时,先由检察员出示有关证据,后由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出示有关证据,并进行质证;
(三)法庭辩论阶段,先由检察员发言,后由利害关系人及其诉讼人发言,并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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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销售、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许可证管理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等行为，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食品经营许可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食品经营许可实行一地一证原则，即食品经营者在一个经营场所内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应当取得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第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按照主体业态、食品经营项目及其风险高低实施分类许可。
第六条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以下简称市局)负责监督指导全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县局)、市局直属分局(以下简称直属分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辖区内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局应当加快信息化建设，在市局的网站上公布经营许可事项，方便申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经营许可申请，提高办事效率。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八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资格。
企业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申请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项目应当符合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申办单位食堂，以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社会团体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等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
第九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按照主体业态和经营项目分类提出。
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
第十条 食品经营项目分为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其他类食品销售。
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糕点类食品制售(含裱花蛋糕、不含裱花蛋糕)、自制饮品制售(不含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其他类食品制售等。
列入其他类食品销售和其他类食品制售的具体品种应当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执行，并明确标注。
具有热、冷、生、固态、液态等多种情形，难以明确归类的食品，可以按照食品安全风险等级最高的情形进行归类。
第十一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销售、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向申请人所在地区县局或直属分局提交下列材料(具体详见附件1)：
(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三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申请书等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四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对申请人提出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由申请人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当场告知的，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的，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
第十五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章 审查与决定
第十六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对经营场所涉及食品安全的布局流程、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仅申请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的可不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七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联合或者委派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受理的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现场核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核查应当由符合要求的核查人员进行。核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核查人员应当出示有效证件，填写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表，制作现场核查记录，经申请人核对无误后，由核查人员和申请人在核查表和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申请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核查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到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经营场所的现场核查。
第十八条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九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经营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发证日期为许可决定作出的日期，有效期为5年。
第二十一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认为食品经营许可申请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听证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二十二条 食品经营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组织听证。听证期限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查期限之内。
第四章 许可证管理
第二十三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分为正本、副本。正本、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市局统一负责本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印制、发放等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应当载明：经营者名称、社会信用代码(个体经营者为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所、经营场所、主体业态、经营项目、许可证编号、有效期、日常监督管理机构、日常监督管理人员、投诉举报电话、发证机关、签发人、发证日期和二维码(具体填写方式见附件2)。
在经营场所外设置仓库(包括自有和租赁)的，还应当在副本中载明仓库具体地址。
第二十五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由JY(经营的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和1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第二十六条 日常监督管理人员为负责对食品经营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日常监督管理人员发生变化的，在许可证副本附页上进行标注。
第二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应当妥善保管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
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第五章 变更、延续、补办及注销
第二十八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
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证副本附页上进行标注。
第二十九条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四)与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条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逾期提出延续申请的，按照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办理。
第三十一条 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四)经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的声明。
(五)与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二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对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第三十三条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
第三十四条 各区县局、各直属分局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请，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补办申请书。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区县局、直属分局网站或者其他区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材料符合要求的，应当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
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第三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食品经营者申请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三)与注销食品经营许可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
(一)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经营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第三十九条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延续、补办与注销的有关程序参照本办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经营者的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市局应当建立食品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查询。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将食品经营许可颁发、许可事项检查、日常监督检查、许可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记入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第四十二条 区县局、直属分局负责所管辖食品经营者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按照规定的频次对所管辖的食品经营者实施全覆盖检查，必要时，应当依法对相关食品仓储、物流企业进行检查。
第四十三条 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履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职责，应当自觉接受食品经营者和社会监督。
接到有关工作人员在食品经营许可管理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举报，市局、区县局、直属分局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四十四条 市局应当建立许可档案管理制度，区县局、直属分局将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的有关材料、发证情况及时归档。
第四十五条 市局应当组织对本市的食品经营许可工作进行督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单位食堂，指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二)中央厨房，指具有独立场所及设施设备的食品经营者，集中加工制作食品成品或半成品，并配送给具备相应制售条件的食品经营者，供其再加工后提供给消费者。
(三)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指根据服务对象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品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食品经营者。
(四)预包装食品，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五)散装食品，指无预先定量包装，需称重销售的食品，包括无包装和带非定量包装的食品。
(六)热食类食品，指食品原料经粗加工、切配并经过蒸、煮、烹、煎、炒、烤、炸等烹饪工艺制作，在一定热度状态下食用的即食食品，含火锅和烧烤等烹饪方式加工而成的食品等。
(七)冷食类食品，指一般无需再加热，在常温或者低温状态下即可食用的食品，含熟食卤味、生食瓜果蔬菜、腌菜等。
(八)生食类食品，一般特指生食水产品。
(九)糕点类食品，指以粮、糖、油、蛋、奶等为主要原料经焙烤等工艺现场加工而成的食品，含裱花蛋糕等。
(十)自制饮品，指经营者现场制作的各种饮料，含自制酒及冰淇淋等。
(十一)其他类食品，指区域性销售食品、民族特色食品、地方特色食品等。
本办法所称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按照分类管理原则确定的可以在商场、超市等食品销售场所销售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第四十七条 食品经营者在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取得的《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和保健食品《食品卫生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期间需变更或到期延续的按照本办法办理。
篇11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听证，是指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举行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通行政许可事项应当举行听证：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
（二）除前项规定事项以外，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它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三）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经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
第五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组织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申辩和质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以听证会形式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依当事人的申请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第六条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的，不组织听证。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七条行政许可听证当事人包括行政许可申请人、依法申请听证的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和本办法规定确定的参加听证的公众代表。
第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代表人参加听证；推选有困难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与有关当事人协商确定代表人。
一方代表人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十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适当增加人数。
第九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人。
人应当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条听证一般由一名听证员组织；必要时，可以由三名或五名听证员组织。听证员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指定，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员。
听证设听证主持人，在听证员中产生。
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拟听证事项的具体经办人员，不得作为听证员和记录员。
第十一条听证主持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规定的程序主持听证，合理控制听证进程；
（二）维护听证秩序，制止和纠正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
（三）按规定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者终结；
（四）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书；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十二条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一）与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人是亲属关系的；
（二）与本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主持听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其他听证工作人员、翻译人员，应邀参加听证的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人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三条参加听证会应当遵守下列纪律：
(一)发言、提问应当经主持人允许；
(二)要求录音、录像和摄影的，应当事先向听证主持人报告，并经听证主持人同意；
(三)确有特殊情况需要中途退出会场的，应当向听证主持人说明理由，并经其同意；
(四)不得使用侮辱性、威胁性语言和其它不文明语言；
(五)在会场内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不得鼓掌、喧哗、吵闹或者进行其它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
第十四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包括听证公告、听证告知、听证申请受理、听证通知、听证材料管理等在内的听证工作制度，制作听证申请书示范文本。
第三章听证准备
第十五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以下简称公告听证)。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公告听证的，所的公告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拟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以及所涉及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介绍；
(二)社会公众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三)组织听证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以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四)听证报名方式、报名截止期限和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的确定办法；
(五)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六)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六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行公告听证的，应当自公告报名期限届满之日起五日内确定参加听证的公众代表，并予以公告。
公众代表应当在年龄、性别、职业或者界别方面体现广泛性、代表性。公众代表一般不得少于十人。
公众代表的数量和构成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合理确定。
第十七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制作听证权利告知书，并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无法直接确定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通过公告登记确定利害关系人。
听证权利告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有关行政许可申请事项；
(二)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三)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的期限和被申请机关。
听证权利告知书应当随附行政许可申请事项的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或者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制作笔录，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听证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
(二)听证申请人的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收到书面申请，应当向有关当事人出具加盖本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九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并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需要确定代表人的，依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确定。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公告听证的，应当在确定公众代表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并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
第二十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自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之日起三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和协助听证的工作人员，并向听证主持人提供有关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听证主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指定一名书记员。
第二十一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向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必要时予以公告。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听证的时间、地点；
(二)听证工作人员名单；
(三)听证会的一般程序；
(四)委托人和申请回避的权利；
(五)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的法律后果；
(六)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二条听证主持人可以根据听证需要邀请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参加听证。当事人可以提出安排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到会的请求；是否允许，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二十三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举行听证前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并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书面记载。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不组织听证，但应当书面记载。
第二十四条听证举行前，已被确定的公众代表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听证的，应当及时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报告。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书面记载，并根据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及时增补公众代表。
第四章听证举行
第二十五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听证会应当允许媒体采访和报道。
媒体要求采访和报道听证会的，应当事先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登记，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作出统一安排。
第二十六条有关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必须参加听证。
第二十七条听证会由听证主持人主持。
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是否到会，宣布听证纪律及有关注意事项。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缺席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由书记员在听证笔录中记载。
第二十八条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介绍听证工作人员，宣布听证事项，告知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二)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提供审查意见及其证据、理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三)听证主持人根据需要向当事人、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或者其他人员询问；当事人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就听证事项向有关人员发问；应邀参加听证的专业人员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就听证事项的有关问题陈述意见；
(四)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五)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同意中途退出会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二十九条听证应当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听证事项，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听证的人员，并客观、公正地记录听证的全部活动。
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的，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辅助听证记录。
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和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签字或者盖章，再由听证主持人和书记员签字或者盖章。
听证笔录不能当场制作完成的，由听证主持人指定日期、场所供当事人和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阅读，并由其签字盖章。
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书记员书面记载。
第三十条听证主持人应当审阅听证笔录，并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书。在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将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书一并递交给行政许可实施机关。
听证报告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当事人意见的扼要陈述；
(三)听证主持人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依据及有无理由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不得将未经听证程序获得的证据材料作为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缺席，使听证会无法有效举行的；
(二)听证会开始前，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需要重新确定听证主持人的；
(三)其它应当延期的情形。
除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听证延期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人决定外，其他听证延期由听证主持人决定。决定延期听证的，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将延期举行听证的日期和地点通知参加听证的有关人员。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足以使听证无法有效进行的，中止听证：
(一)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死亡、终止，需要等待继承人或权利义务承受人表明是否参加听证的；
(二)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中的自然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当事人或者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继续听证的；
(四)在听证过程中，发现应当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未被通知参加听证的；
(五)其它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决定。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应当恢复听证。恢复听证的时间、地点和重新确定或补充通知的当事人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通知。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听证：
(一)在听证过程中，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声明放弃听证权利的；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同意，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中途退出会场的。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未听证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公告、告知、通知等程序和期限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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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条 〔诉的利益〕
因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具有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具有诉的利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下列情形下具有诉的利益：
（一）确认之诉，确认判决能够消除原告因法律关系不明确造成的不安定状态的，但原告能够提起其他类型诉讼的除外；
（二）给付之诉，债务已到期，但债权人已就该债权取得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的除外；债务虽未到期，但原告主张即使履行期届满被告也不会履行债务，或者根据义务的性质不立即履行会使原告蒙受重大损失的；
（三）形成之诉，法律、法规有规定的。
第204条 〔部分请求〕
当事人应当主张诉讼标的的全部。当事人主张部分请求，只有在有正当理由时才许可。
前款规定的正当理由，应当释明。
第205条 〔起诉状〕
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当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使当事人确定的基本情况：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应当表明姓名、性别、住所以及通讯地址，如有可能还应当记载当事人的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等自然状况，原告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为自然人的，如有可能应当记载其身份证号码；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其名称、住所、通讯地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三）表明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以及是否同意由独任法官来审理。
当事人的起诉状不符合前款规定的，法院有权指定期限命其补正，逾期不补正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206条 〔提交起诉状的效力〕
法院不得拒绝当事人的起诉状，法院在收到当事人的起诉状时应当做出受理案件的裁定或者依据第211条的规定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法院拒绝接受当事人起诉状或者不做出裁定的，以渎职罪论处。
当事人对受理案件的裁定不得上诉。
当事人将起诉状提交法院之时方式程序期间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不因撤回起诉、起诉被驳回、诉讼请求被驳回而受到影响。
第207条 〔禁止重复起诉〕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开始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提起诉讼。诉讼开始的其他效力依据本法及民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208条 〔禁止重复起诉〕
诉讼开始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提起诉讼。诉讼开始的其他效力依据本法及民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209条 〔诉讼标的〕
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为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
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为原告要求确认的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法律关系。
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告对被告要求法院裁判的可以引起某种法律上效果的形成权。
第210条 〔诉的合并〕
原告对于被告有数项请求，各请求虽然基于不同的原因，但只要属于同种类诉讼程序，且不违背专属管辖的规定，可以合并提起。
第211条 〔诉讼系属〕
案件于起诉后即发生诉讼系属。诉讼系属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行提起诉讼。诉讼系属的其他效力依据本法及民法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212条 〔驳回起诉〕
原告起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应以裁定驳回起诉：
（一） 案件不属于法院民事主管范围的；
（二） 原告或被告无诉讼权利能力；
（三） 原告或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而未由法定人合法的；
（四） 由诉讼权有欠缺的诉讼人代为起诉的；
（五） 当事人间就争议的事项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
（六） 起诉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原告的起诉明显没有法律依据的，法院可以不经过言词辩论，直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213条 〔新情况、新理由〕
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医疗费等案件， 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导致原判决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
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因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可以再行起诉；没有新情况、新理由且裁判发生效力后逾六个月的，也可再行起诉。
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的被告可就同一案件向法院起诉。
第214条 〔仲裁协议〕
当事人一方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后，对方当事人又应诉答辩的，视为该法院有管辖权。
被告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就仲裁协议的效力做出裁定，对该裁定可以提出上诉。
第215条 〔诉的变更〕
提起诉讼后，在被告或者法院认为不致过度拖延诉讼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此限：
（一） 补充、更正事实或法律上的陈述；
（二） 扩展或者限制诉讼请求；
（三） 请求的基础事实相同的；
（四） 因情势变更需要变更诉讼请求的；
（五） 必要共同诉讼中，需要追加不可缺少的当事人的。
被告对于诉的变更不提出异议而进行本案辩论的，视为同意变更。
第216条 〔诉讼标的的转移〕
诉讼开始后，当事人一方仍有权转让争议的标的物或者转移其所主张的权利与第三人。
前款转让或者转移对诉讼不发生影响。但第三人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承继诉讼。当事人不同意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法院以裁定许可第三人承继诉讼，对该裁定，可以提起上诉。
法院知悉诉讼标的转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将诉讼通知第三人。
第217条 〔反诉〕
被告可以针对本案的原告向本诉法院提起反诉，反诉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反诉的诉讼标的与本诉的诉讼标的相牵连；
（二） 反诉不属于其他法院专属管辖、级别管辖和管辖协议；
（三） 反诉与本诉属于同种类诉讼程序；
（四） 反诉不会使诉讼过度拖延或者并非当事人为故意拖延诉讼而提起。
提起反诉适用起诉的有关规定。
第218条 [反诉不合法]
反诉不符合前条规定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如下处理：
（一）反诉不符合前条第1款第（一）、（三）、（四）项规定的，裁定驳回反诉；
（二）基层法院对反诉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应当将本诉与反诉移送中级法院；
（三）反诉违反专属管辖与协议管辖的，法院应当将反诉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被告不同意移送的，裁定驳回反诉。
第219条 〔撤诉〕
原告可以在未经准备程序或者在言词辩论前不经被告撤诉。撤回反诉不需本诉原告同意。
撤诉后，视为未起诉。但诉讼时效自撤诉生效时重新起算。
如判决已做出但未确定，撤诉生效后，判决失去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案件提起诉讼。
第二节 准备程序
第220条 〔准备程序的指挥〕
合议庭应当指定合议庭成员一人主持准备程序。实行独任审判时由独任法官主持。
主持准备程序的法官可以将事务性的准备工作委托给书记员或者助理法官。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准备程序也可有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主持。
第221条 〔起诉状的送达与提交答辩状〕
除有特殊情况外，法院应将起诉状立即送达被告。
被告应在收到起诉状后15日内提出答辩状，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
答辩状应当记载：
（一） 答辩的事实及理由。
（二） 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
（三） 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证据做出承认与否的陈述；如有争议，应陈述争议及其理由。
被告不在上述期限内提出书面答辩的，原告可以申请法院直接依据原告的起诉做出裁判。
第222条 〔举证通知〕
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时和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及时主张事实与提出证据以及逾期主张事实、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第223条 〔提交证据〕
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应当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准备程序终结前提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第224条 〔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
在下列情况下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调查取证：
（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确定管辖、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三）必要情况下，法院可以命令提交文书、进行勘验鉴定等。
第225条 〔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三） 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准备程序终结前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做出裁定，对该裁定不得上诉。
第226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要求提交文书〕
除本法和证据法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及其律师可以在准备程序终结前要求持有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的人提出文书。文书持有人拒绝的，当事人及其律师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文书持有人应当负担当事人及其律师申请调查令而支出的费用。
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做出裁定，对该裁定不得上诉。
第227条 〔申请鉴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一般应当在准备程序终结前提出，但当事人依法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对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应当做出裁定，对该裁定不得上诉。申请鉴定经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
第228条 〔证据保全〕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法院应当在3日内做出是否同意证据保全的裁定，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做出裁定。当事人对于法院不准许证据保全可以提出上诉。
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制作笔录等方法。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人到场。
第229条 〔书面准备〕
在开始审理前当事人应当提交准备书状。被告以其答辩状作为准备书状。原告应当在收到答辩状10日内提出准备书状，法院应当将准备书状在3日内送达被告。准备书状应当记载：
（一） 请求或者答辩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
（二） 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
（三） 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证据做出承认与否的陈述；如有争议，争议及其理由。
在对当事人是否收到准备书状有争议时，由提出书状的一方当事人释明。
第230条 〔再准备〕
经过书面准备不充分的，法院经申请或依职权决定进行再准备，但一般不超过三次。
第231条 〔逾期提出请求或证据〕
当事人应当在书状中提出请求、抗辩和支持请求和抗辩的证据。当事人不提出，法院应当根据申请或者职权命令当事人以书状说明理由。
当事人逾期主张事实或者提出证据属于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不得再在以后的程序中主张事实或提出证据。
当事人对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理由应当释明。
第232条 〔不提出准备书状〕
当事人不提出准备书状，适用前条规定。
第233条 〔交换证据与书状〕
经过书面准备后，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与新的准备书状。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书面准备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与新的准备书状。
第234条 〔交换的期日〕
交换证据与书状的期日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约定后经法院认可，也可以由法院指定。
当事人约定的期日或者法院指定的期日为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状和证据的期日。当事人应当在交换之日提交证据与准备书状，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提交证据和书状的权利。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第235条 〔期限的例外〕
下列情况下不受前条规定的期限的限制：
（一）根据对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书状需要提交新的证据或者提出新的请求和抗辩的；
（二）对于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请求、抗辩以及证据材料，对方当事人同意的。
（三）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
第236条 〔举证期间的顺延〕
当事人在本法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提交证据的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
第237条 〔交换的程序〕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第238条 〔准备性辩论〕
法院认为书面准备不充分，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进行准备性辩论。准备性辩论的期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或者由法院指定。准备性辩论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辩论：
（一） 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证据；
（二） 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证据。
准备性辩论终结后，应当制作整理争点的书状。适用第234条、235条的规定。
第239条 〔禁止提出新的请求、抗辩与证据〕
当事人在准备性辩论中不得再提出新的请求、抗辩和证据，但有第236条规定的情形的除外。
第240条 〔一方不到场辩论〕
一方在法院或者当事人双方协议的期日不到场进行准备性辩论的，除有必要再行指定期日辩论外，法院可根据已进行的准备程序制作准备终结的书状。
第241条 〔阐明义务〕
在准备性辩论程序中，法官应命令当事人就争议事实及法律进行充分必要的陈述并提出证据，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主张事实、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
法官可就事实与法律问题与当事人讨论并提出问题，在当事人陈述、提出证据不充分时，法官应促使当事人补充。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阐明。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事实陈述，不能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法官应当要求原告明确或者补充。
被告如主张有消灭或妨碍原告请求的事由，但对其属于抗辩或提起反诉有疑义时，法官应当命被告明确。
在准备程序终结时，法官根据准备情况应向当事人阐明继续诉讼的利弊。
本条适用于辩论程序。
第242条 〔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重新确定管辖并重开准备程序。
当事人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负担对方当事人因此多支出的诉讼费用，但因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而变更诉讼请求的除外。
第243条 〔准备程序笔录〕
准备程序笔录应记载下列事项：
（一） 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请求、抗辩以及事实、证据；
（二） 对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抗辩、事实及证据的观点；
（三） 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法律依据、事实与证据；
（四） 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法律依据、事实与证据。
第244条 〔法官的准备〕
法院应当将审理法官及法官助理的有关情况在被告提交答辩状期间通知当事人。审理案件的法官也应当作好开庭审理的准备：
（一） 认真审核诉讼材料；
（二） 根据本法及证据法的规定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三） 依职权委托勘验、鉴定；
（四） 追加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
（五） 其他需要准备的事项。
第245条 〔准备程序终结书状〕
法院认为准备充分的，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书状，就双方的争点以及其他有利于诉讼终结的事项制作书状，送达当事人。对书状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法院更正。
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协议制作整理争点与协议的书状，并提交法院。
第246条 〔准备程序终结的效力〕
当事人应当受该书状的拘束，除下列情形外不得再主张新的事实、提出新的证据：
（一） 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的事项；
（二） 双方当事人同意变更书状的；
（三） 当事人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
（四） 依据其他情形显失公平的。
第三节 口头辩论
第247条 〔公开审理〕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双方当事人一致协议不公开审理的，应当不公开审理。
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应当不公开审理。
前款申请应当于准备程序阶段提出。
第248条 〔新闻媒体不得干预审判〕
在诉讼开始后新闻媒体不得针对法院或法官的批评，不得未加证实的有关案情的消息。
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律师以及涉案的证人不得向新闻媒体有关案件的信息。
违反前两款规定，足以影响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的，以藐视法庭论处。〔案外人提交法律意见书〕
第249条 〔法律意见书的接纳〕
应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的邀请或者法院的邀请，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涉及其利益的人或者其他人可以向法院提交法律意见书，法院应当接受。法院在做出裁判时可以斟酌其意见。
第250条 〔法庭秩序〕
任何人在法庭应当保持肃静，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大声交谈、鼓掌、喧哗；
（二） 未经法院许可录音、录像；
（三） 吸烟或者吃食物；
（四） 其他可能影响法庭秩序的行为。
第251条 〔开庭的通知〕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于开庭十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开审理的，应当在法院公告栏内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
篇13
其实,路牌广告出现在洛阳街头已经有4年了,中州路、九都路、南昌路……只要驾车行驶在洛阳的繁华街区,随处可见这些背面设有商业广告的交通标志牌。它们正面是一板一眼的交通提示,背面则是色彩鲜艳、抢眼夺目的商业广告。
刚开始看到严谨规范的交通标志与花里胡哨的商业广告“比邻而居”,我心里虽然觉得别扭,可也没太在意,后来和朋友聊天时,我们都觉得这么做不是很妥当。认真查了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安部相关法律法规,我还真找出了支持自己的法规依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满大街都是这商家那商家、这产品那产品的广告,灯箱、橱窗、标牌……铺天盖地,为什么我就跟交警过不去?原因很简单:交通标志牌是道路交通的安全设施,它所承载的交通标志是公安交通、公路管理部门向道路参与者传递的交通信息,是每一名司机在行车途中必须时刻注意并遵守的信号;而对商业广告,司机并没有关注的义务。
刚学开车那会儿,师傅交代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到路上一定要看交通标志,尤其到外地,路况不熟,更要看交通标志。何况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交通标志越来越多,图形越来越复杂,乍一看有些还不是很容易辨别。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却在市区多条主干道十字路口的交通标志牌上展示与交通指示无关的内容,如此一来,广告固然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但却严重干扰了司机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在车水马龙的瞬间准确做出判断。而且,交通标志牌属于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是国家财政拨款修建的,交警支队在上面打广告所得收益却是小集体、小部门的“金库”,这明显是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垄断优势来牟利,并不合法。
前不久,我特地考察了城区几条黄金地段交通标志牌的使用情况并拍照取证,最终将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告到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被告在市区交通标志牌背面设置或允许设置广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原告安全行车权,判令被告拆除设置的商业广告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我很高兴地看到,交警支队收到起诉状后很快就派人拆除了市区所有交通标志上设置的商业广告,并准备在原位置上安置交通安全公益宣传牌。其实,以前有一部分交通标志上设的就是公益广告,如“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画面简洁明快,设计挺不错。由于诉讼目的已经达到,我当即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申请书。说到底,我只是想让他们以后遇到类似事情要掂量掂量,要依法行政。
我本人也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诉讼有些了解。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觉得“民告官”之所以难,跟现行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有关,比如这次法院受理时,立案庭对“安全行车权”一说就权衡很久。对西工区法院,我挺钦佩的,毕竟受理状告这么重要的政府部门的案子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也做好了败诉的准备,没想到进展得这么顺利。以后要是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我还会尝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洛阳交警:
闻过即改,加强服务
听说我们被告到法院,大家第一反应都很吃惊。在交通标志牌背面设置商业广告,洛阳并非首创,全国有不少城市交管部门这几年都是这么做的,当初我们就是借鉴山东青岛的经验。
众所周知,交通标志的法定作用是指示、告知、提醒道路一侧来车方向的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标志内容通行。因此,国家并没有规定其背面不允许存在文字、图案信息。同时,背面的内容只有反方向的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能看到,而这个方向的驾驶人和行人又应该看自己行车、行走一侧的道路上方的交通标志,他不可能也不应该看道路另一侧(即左侧)的交通标志。况且,交通标志一般是成对设置的,特别是大型指路标志,在路口的两个方向分别设有不同内容的指路标志,告诉驾驶人和行人通过路口时正确选择方向。
经考察,我们委托一家广告公司,与广告客户签订合同后,在洛阳市内,我们共设置了100多个路牌广告。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广告自然都是设在交通繁忙的城市主干道上。而广告收入我们则一律冲抵办公开支,以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缓解经费紧张的状况。
这种做法在许多地方都司空见惯,我们最初也觉得并无不妥。接到起诉通知后,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派相关部门负责人与原告沟通,积极改进我们的工作。虽然与客户的广告合同并未到期,我们还是果断采取措施,迅速拆除所有带商业广告的交通标志牌。
目前我们正在全市推广“交通安全宣传走廊”,还是利用交通标志牌,不过背面改成交通安全公益宣传。我们已经组织人员自己动手设计交通安全温馨提示,统一颜色、统一样式,甚至融入卡通元素,力求以人性化的语言提醒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珍爱生命,提升洛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
我们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分感谢原告热忱指正我们工作的失误,今后我们会以此为鉴,时刻提醒自己要依法办事,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相关法规
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5条规定:“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和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同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7条也规定:“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不规范,机动车驾驶人容易发生辨认错误的,交通标志、标线的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