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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陪读
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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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保缴费人员大多选择低档次缴费,2013年参保补贴金额不高,仅为544.55万元。国家对中西部享受城乡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按55元/月全额拨付基础养老金,我省从2014年起对年满60岁人员额外增加基础养老金5元/月,因此地方财政没有相应的财政负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过5年的运行，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障水平低。由于大多数人员选择投保低缴费档次，造成个人账户存储额普遍偏低，造成养老保障水平不高。按照100元/年缴费档次计算，缴费满15年后，每月可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仅约15元。而目前没有建立起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缴费档次挂钩的合理调整机制，不能有效激励参保人员选择更高档次缴费的积极性，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养老金事实上是在不断地“缩水”之中，不仅难以吸引老百姓参保，更难以真正起到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作用。二是政策缺乏合理性与公平性。国家已连续10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而城乡居保从2010年至2013年基础养老金一直没有调整，2014年虽然调整增加了5元/月，但是和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调整的幅度没法比，甚至不如城乡低保的调整幅度。再者，同为女性，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年满50周岁就可办理养老待遇领取手续；而参加城乡居保的，要年满60周岁才能领取养老待遇，不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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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良好社会形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社保改革和进步的动力。只有让人们充分的体会和意识到社保带给人们的实际意义，才会有效的提高我国居民的社保参保率。为此，国家及相关机构应当充分的发挥舆论的作用，增强对社保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新闻介绍、公益广告、社会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普及社保的知识。同时社保机构应当进一步的提高服务的质量，可以从我国相关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展开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以及附加值服务,如开展免费体检、健康咨询、向客户提供再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及教育咨询，这样可最直接最有效地提高国民的参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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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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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膨胀而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为解决和处理对这些危机，理论界掀起了治理研究的热潮。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稳定形势堪忧、农民上访事件不断，甚至形成了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这些社会问题使得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它所面对社会治理困境不容忽视。本文拟从前人研究的基础出发，全面分析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实践及启示，并进一步提出深化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的建议。
一般说，社会治理能力是指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它是指公众对涉及社会管理的公共物品的需求与政府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水平之间的持续平衡过程。社会治理也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治理泛指所有与乡镇政治、行政、经济、社会变迁有关的管理体制和变革模式，包括政治上的村民自治或乡镇自治；行政上的乡镇管理机构、体制和方式；经济上的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具体就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和农民自治组织)的关系等。狭义的社会治理是指乡镇政府在社会管理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体制、机制、方式等各方面的改革与综合，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乡镇政府能够有效发挥其治理能力。这是因为：首先，这是由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决定的。虽然关于农村社会管理的范畴还处在争论之中，但至少包括上述列举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可以纳入公共物品的范畴，而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就涉及到政府能力的问题，因为能力建设是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其次，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突出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历史反复地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须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笔者更倾向于在狭义上运用社会治理的概念。因此，从内涵来看，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可以转化为乡镇提供的涉及社会管理等公共物品的能力，而供给的过程即是其能力作用的过程，包括获取要提供的公共物品资源的能力、决定提供何种公共物品和如何分配这些公共物品的整合和配置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涉及到乡镇政府职能划分、行政权力运用等问题。
二、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
(一)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
影响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首要因素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分税制改革后，乡镇政府公共财政能力偏弱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目前我国乡镇政府财权的配置主要源于1994年后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该体制基本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同时地方各级政府比照这种方式，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包括与基层乡镇政府财政职权的基本配置。中央拥有财政税收的最大权力，而乡镇政府财权空间则被逐级压缩，财权逐层上移。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使这种状况更加明显。乡镇政府的巨额债务即是一典型的例证，据保守估计，我国县乡两级的债务已经高达5000多亿元，并且每年以200亿元的速度递增。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制约了其资源获取能力，而资源获取能力的强弱影响了乡镇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直接表现在农村生产性公共物品和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或低效供给。
(二)乡镇政府权力虚置，存在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
政府能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使行政部门能够强而有力，所需要的因素是：第一，统一；第二，稳定；第三，充分的法律支持；第四，足够的权力”可见，政府能力的强弱与行政权的大小有关。虽然宪法赋予了乡镇政府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领导本乡镇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和计划生育等工作，但实际上这些权力因没有实际的机构载体而被虚置。乡镇政府在形式上设有包括农经站、农机站、水利站、林业站、畜牧站、文化站等名目繁多的机构，然而这些“七站八所”并不为乡镇政府管理，形成对乡镇政府实际上的授权不足。另一方面，在“垂直型体制”的作用下，乡镇政府为完成上级分解的政绩指标，在没有法律明确授予权力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如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执法工作又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授权不足与越权并存使得乡镇政府很难有效地整合和配置现有资源，大部分资源被分配到实现政绩指标上，而与社会治理密切联系的公共物品难以提供。
(三)乡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单一，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不足
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多是由乡镇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来决策供给，供给的主体多来自于政府。主要的提供方式是：预算内的包括财政拨款、购买服务等；预算外的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和捐款等。比如农村的主要公共物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农业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农机事业服务等都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而预算外供给的公共物品范畴更加广泛，无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的供给主体始终是政府，且大多采取行政性的手段，甚至是计划性的方式，较少采用市场的方式。而治理理论和实践表明，政府并非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网络中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只是各参与者中“同辈中的长者”，公共物品提供方式要包括市场化、私营化或公私合作等多种模式。当前由于乡镇政府单一的供给方式与农村生产和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造成了社会治理有效性不足。
三、浙江“强镇扩权”改革的启示
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状分析，我国乡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获取、整合配置和运用能力上都存在缺陷，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国地方政府进行很多有益的探讨和实践。目前在浙江省刚刚推行的“强镇扩权”改革即是其中之一，其做法是直接从影响乡镇政府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因素人手改革。2005年9月，浙江省首先在绍兴市进行了改革的试点，2006年又将试点扩展到嘉兴市，2007年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这意味着“强镇扩权”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启示有三个方面。(一)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财政权用以支持其公共物品的自主供给
“强镇扩权”改革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没有独立财权，其税收基本被上级(县、市)抽走，致使乡镇的公共财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浙江省政府在支持中心镇发展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将部分财政权力下移，如在中心镇范围内收取的规费和土地出让金，除上缴中央部分外，地方留成部分向中心镇倾斜。绍兴市作出的具体规定是，从2007年起除了上缴中央和省级财政的部分，增收部分不再由县镇两级共享，而是全部返还给乡镇。乡镇财权的扩大，能够促使基层政府将更多的支出应用到公共服务领域内，如嘉善县西塘镇原计划从2005年开始用3年的时间，每年从镇财政拿出420万元解决7个行政村的便民服务区的建设，但因为工程欠债不得不将原计划的每年7个行政村缩减为3个。“强镇扩权”使该镇具有了相当的财力，可以按照原计划实行了。可见，改革初步缓解了乡镇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矛盾，从而促进了其自主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
(二)通过权力下放赋予乡镇政府实际的社会管理权限
“强镇扩权”改革下放了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主要按照“依法下放、能放则放”的原则，赋予中心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照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了扩权镇政府农村科技、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规划建设、公共文化、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和法律援助等公共服务职能。权力下放的主要方式是县向乡镇委托授权。例如，为了填补乡镇政府在环保监管上的职能缺位，首先进行改革的绍兴县就通过书面授权的形式。在2006年底县委县政府与钱清镇等5镇签订委托行使管理职能协议书，明确规定了乡镇执法员可“对辖区企事业单位违法排污行为开展调查取证并提出处罚建议”。也就是说获得授权的乡镇环保执法员只要拿出相关执法证就可对发现的偷排污水行为进行及时处理，而不用再向上级汇报，由县级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处理。通过委托授权，理顺了乡镇与上级政府的权责关系，解决了其“有权管不了，无权不能管”的问题，化解了乡镇政府权能不符的矛盾。
(三)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实现多样化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确定了中心镇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和完善“一校(高标准的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二院(中心卫生院、综合性敬老院)、三中心(文化中心、科普中心、体育中心)”等设施，以及“一路(高标准的进镇道路)、二厂(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三网(自来水供水网、垃圾收集(处理)转运网、通村公交网)”等设施。当然这些公共物品的大量投入仅仅靠乡镇一级政府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改革过程中一些乡镇采取了市场运作的方式，通过走社会化、市场化、多元化道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诸暨市店口镇采取了BOT方式，由政府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占投资额的51％，其余49％由店口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出资，建立起国内第一个乡镇垃圾焚烧场。2006年该镇将一些道路、公交、公共区域广告经营权进行特许拍卖，当年即为政府筹措上千万元建设资金。乡镇政府通过BOT、特许拍卖等形式转变了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即从原来的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提供的主体也由政府单独提供转变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为以后发展成为多样化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奠定了基础。
“强镇扩权”改革以下放财权、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核心，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改革抓住了我国乡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应该成为我国乡镇改革的可选路径。
四、进一步改革的路径选择
浙江的改革刚刚起步，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改革才能持续下去，实现乡镇政府权责对等、乡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才会真正得到提升。
(一)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财政汲取能力不足。这源于我国现有不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因此仅仅着眼于乡镇政府的财权配置并没有抓住改革的关键问题。在单一制国家，乡镇的财政配置是从属于整个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制度的，因此要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仅要明确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财政支持，而且还要明确市级、省级甚至中央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持，具体的可以从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人手，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改变由上到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建立有效的约束和效益评估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乡镇政府具备应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基础。
(二)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监督体系
拥有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保证权力的有效合理运用，权力监督就成为关键。随着乡镇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和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增强，就需要建立起完善的监督体系，促使其权力不被滥用，发挥其应有的能力。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建议是，对乡镇建立起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定位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所以在绩效考核指标上应该淡化对经济指标的追求，而应该把农民增收、生态环境治理、污水垃圾处理、社会治安、乡风文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和规划管理等公共物品供给列入指标内。但这些监督考评的方式还是行政性的，容易滋生长官意志。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转变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监督方式，即从行政性的转向法律性的，主要是以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干预，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纳入到法治轨道。即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具有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法定义务，必须通过合法的行政程序来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接受来自权力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三)大力培育社会自治力量，发展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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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需求层面主要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保情况，对社会保险的了解程度、需要程度，对现行政策的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方面。供给层面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社保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用人机构在社会保险供给上所取得的成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
（二）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研究小组成员对宜昌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193份。受调查对象中，男性占75.6%，女性占24.4%，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建筑业领域农民工居多。受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小学及以下，初中两个层次。
（三）调查内容。调查问卷共设计五十个问题，内容分为基本信息方面，如年龄、性别、行业、婚姻、受教育情况等，和社会保险需求方面、供给现状方面。社会保险需求与供给现状根据社会保险种类分为五个部分：养老社会保险方面，医疗社会保险方面，工伤保险方面，失业保险方面，生育保险方面。从五个险种分别考察农民工对每种保险的了解情况，需要程度，参保现状，政策满意程度，意见和建议等。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需求状况。从五种社会保险总体来看，农民工对五种社会保险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37.3%的农民工认为养老保险最重要，32.6%的农民工选择医疗保险更重要，20.2%的农民工表示工伤保险最重要，而选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最重要的农民工分别占4.7%和5.2%。而单独考察每一种社会保险，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需求强烈，有73.8%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或者非常需要养老保险，只有11%的受调查者认为不需要养老保险；而且绝大多数受调查者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和降低领取养老金的缴费年限两个方面。72.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多缴纳费用以提高现行养老金水平，28.3%的受调查者明确指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保险金水平；34.2%的受调查者认为领取保险金缴费年限太长是参加养老保险最大的障碍，同时30.5%的农民工表示国家需要改进养老金缴费年限。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对其诉求也非常强烈，78.8%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或非常需要医疗保险，仅仅只有2.1%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需要医疗保险。而当被问及生病时会采取的措施，有40.9%的农民工选择会立即上正规医院检查、治疗；选择去街头小医院、私人诊所，自己去药店买药，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的比例分别占18.1%、33.7%、7.3%。另外，受调查者对简化报销手续，增加医保范围内药品种类提出了较为强烈的需求，79.9%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改进现行医保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的需求程度就更为强烈，81.9%的农民工都需要或非常需要工伤保险；其次就是对简化工伤保险报销程序的需求较强，占到了60.7%。同时59.0%的受调查者希望扩大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人群，使更多的农民工受益。相对于前三种保险，农民工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的需要程度较低，明确表示需要或非常需要这两种保险的受调查者分别占63.2%，52.3%，认为不需要的占19.2%和20.2%。在失业保险方面，41.4%的受调查者认为失业保险补贴比率低，32.3%的受调查者希望可以提高失业保险给付金额度。而在生育保险方面，64.8%的受调查者表示生育保险的产假达到需求，23.4%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就医规定范围内的药品、医疗服务设施，20.9%的农民工希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使更多人受益。
（二）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调查和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保险的了解情况。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受调查者并不了解社会保险或某种社会保险，甚至存在误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7%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养老保险，7.3%的人表示非常了解医疗保险，而对于工伤、失业、生育保险，仅有5.7%、4.1%、3.6%的受调查者明确表示非常了解。相对应的，受调查者中不了解或只了解一点点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占63.7%、57.5%、58.5%、77.7%、76.7%。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不了解或者误解直接大幅度降低了他们对社保的需求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收入状况。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一般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收入越高,其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就越强。调查发现，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0%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1001-2000元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2001-3000元的人群当中，有5.2%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3001-4000元的人群当中，有1.6%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4001-5000元的人群当中，有3.1%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月收入在5001元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有0.5%的人没有参加任何种类的保险。由于农民工之间收入差距并不是十分明显,因此收入与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我们调查数据当中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收入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需求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第三，行业的差异。由于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其职业稳定性和面临的风险不同，也会影响到农民工对不同种类社会保险的需求程度。建筑业的农民工由于工作强度大、工伤风险高，希望参加工伤保险比例较高，服务业则相反。用人单位的性质对农民工参保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些用人单位会主动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大大提高了社保的参保率。第四，婚姻状况。养老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67.0%）高于未婚农民工（49.3%）；医疗保险方面，已婚农民工的参保率（90.4%）也大幅度高于未婚农民工（71.2%）；而在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方面婚姻状况对于社会保险需求状况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五，工作稳定性。调查数据显示，随着每年更换工作的频率由1次及以下逐渐递增到6次及以上，受调查者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由60.3%逐渐下降到6.9%；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由60.2%逐渐下降到7.5%；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由56.4%逐渐下降到12.7%；失业保险的参保率由60.5%逐渐下降到0%；生育保险的参保率由64.9%逐渐下降到0%。明显可见，农民工参保率与更换工作的频率成反比，也就是说工作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状况。
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状况与影响因素
（一）供给状况。中国户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弊端明显。近年来，社会逐渐形成共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有效地提高了农民工的参保率。国务院总理还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确定，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但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现状仍不乐观。调查数据显示，只有51.8%的受调查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35.8%的受调查者没有与单位签订合同。当被问及是否有过参加社会保险后来又退保的情况时，80.8%的农民工选择了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有19.2%的农民工明确表示有过退保现象。而在发生退保现象的农民工中，有15%的受调查者退保的原因是收入不能保障持续交纳保险金，19.2%的受调查者担心交了保险金以后不能收回来，39.4%的被调查者是由于换工作或流动时办理起来很麻烦，25%的农民工觉得社会保险起不到什么作用。养老保险方面，参保率为60.7%，参保者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54.1%，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占45.9%。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为100元左右。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则十分可观，高达83.4%，其中64.4%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30.7%的受调查者参加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绝大部分农民工每年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为60元。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相比，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均比较低，分别为28.5%、19.7%、19.2%。从调查数据我们看到，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与需求相比，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现象，政府、社会以及用人单位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供给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养老保险方面，当被问及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否合理，29.0%的受调查者认为不合理或非常不合理。另外，25.4%的农民工对《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中规定的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不满意。医疗保险方面，17.6%的受调查者认为医疗保险的缴费比率不合理；当被问及参加医疗保险有没有减轻生活负担，15.5%的农民工表示医疗保险费用加重了经济负担，57.0%的农民工表示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效果不明显。而工伤保险方面，58.5%的农民工认为上班单位不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受工伤后，选择自己出钱医治与和雇主私了的农民工分别占20.2%、23.3%。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方面更是亟待提高，有70.5%的受调查者在失业期间依靠以前攒的钱，维持一段时间，只有4.0%的受调查者是依靠失业保险生活。
（二）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保险供给的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
1.政府及社会保险机构方面。第一、法律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督落实不到位。大部分用人单位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合同，所以并未履行为农民工办理社保的职责。相关政府机构对此监管不力。第二、社会保险宣传教育不到位。农民工由于本身知识水平有限，无法了解办理的程序，而社保本身宣传的不到位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知识严重缺失。第三、部分社会保险办理机构执行力不够，效率低下，使得本就程序复杂的社保办理变得更加困难，农民工因此而不愿办理。实际上因为本身程序复杂农民工办理的意愿就降低了。
2.用人单位方面。用人单位不负责，不愿分担农民工保险负担，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由于竞争的激烈，部分企业利用农民工的对自身状况的低要求，试图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优势。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企业应该给与的社保。
3.农民工个人方面。第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与农民工高流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与社保手续跨地区转移方面的限制使农民工的参保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农民工社保体系未能实现区域对接、城乡对接，这最终给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办理设置了障碍。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意识淡化与缺失。由于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状况，对工作的迫切，对待遇的低要求，以及文化程度较低，农民工大部分对是否有保采取了无所谓态度。第三、农民工的非正式就业方式阻碍了农民工及时有效的获得社会保险。
五、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险供需矛盾及其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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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化现象”的形成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隶属娄底市，自然环境恶劣，历史上灾害频发。新化县2007年总人口为130万，人均耕地不足0.5亩。[1]这种地少人多的刚性结构使新化人不得不“以技补农”。此外，当地的村办企业以及乡镇企业起步较晚、相对贫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成为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
“新化现象”最初是以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的形式出现的。邹联经是新化县洋溪镇做文印行业的第一人，正是他使这个行业发展壮大，遍布全国的。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他在西湖地区认识了一个林姓女士，其丈夫是上海打字机厂的工程师，邹联经由此掌握了维修打字机技术。1970至1977年间，邹联经在新化洋溪地区共带了三个徒弟，徒弟又带徒弟，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维修打字机，“新化现象”初步形成。
1979年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成立，学习打字机维修技术的人大量涌现。此外，邹联经继1980年到上海进修了维修打字机技术后，又在1985年到北京学习了四通打字机维修技术，回到襄樊后开办学习班，带徒弟形成了规模化、批量化。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新化现象”发展壮大形成规模的时期。
1992年，邹联敏在广州发现了二手复印机市场，揭开了新化打字复印从业者进行国际贸易的序幕。二手复印机市场的发现使复印店（2000年前后升级为图文店）在全国遍地开花，同时促使了国内的二手复印机产业以及相关耗材产业的蓬勃发展。至此，“新化现象”最终形成。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新化县共有12.8万多户家庭、20.6万人口从事文印产业，分别占全县总家庭和总人口的33.7%、15.5%。其中“新化现象”发祥地洋溪镇和槎溪镇有22 900余户、62 300余人从事文印行业，分别占两镇总家庭和总人口的71.9%、58.2%，分别占全县该行业从业家庭和人员的17.9%、30.2%。[2]
二、“新化现象”的特征
（一）师徒制
师徒制是“新化现象”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新化人有拜师学艺的传统，而且新化县被称为“中国武术之乡”。邹联经就曾拜师习武，这种师徒制被邹联经引进了文印产业中，成为“新化现象”裂变式发展的动力机制。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拜师学习维修打字机，主要是因为这种区别于传统的农民生计方式具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师徒制为产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技术与社会资本基础，为“新化现象”在全国扩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地缘扩散式发展
“新化现象”虽然起源地在新化县，但是其发展范围却没有局限在新化地区或其他某个地区，而是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发展，在国内呈现出省、市、县、镇逐级渗透的趋势，国际贸易方面呈现出由亚洲国家向欧美国家的扩散趋势。这种地缘扩散式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巨大关系网络，使在外开店的新化人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这个网络也在随着业缘关系的卷入而不断扩展。
（三）在混乱中发展
“新化现象”初期，没有正式的制度规范和约束。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成立之初，这个行业出现过短暂的正规化管理，可是随着邹联经的离开，混乱的局面出现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人在外流动维修打字机时做了一些偷盗、欺诈等违法行为；“开复印店”阶段，混乱主要体现在价格战上，为了揽生意将价格一降再降，有的老乡之间相互拆台、污蔑，有的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将对方挤垮；“做货柜”阶段，新化老乡之间诈骗、诽谤现象层出不穷，黑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卷入其中。
三、“新化现象”的社会文化动力因素
（一）亲缘、地缘关系与“新化现象”的关系
血缘、地缘关系认同对“新化现象”的兴起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化地区的宗族意识较强，重视房支与辈分的划分。改革开放后，很多村镇都重修了族谱与祠堂，有的人家还留有民国时期所修的族谱。大部分农户家在进门正对的地方都立有神祖牌，有的人家在上面摆放着祖先的遗像，每逢节日人们会对祖先进行祭拜，清明节时有大规模的祭祖仪式。此外，这一地区的人非常重视葬礼，以寨边村为例，一次葬礼最少要花费4万元左右，条件稍好一点的要花费5-8万元，最多的葬礼花销在10万元左右。这种对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认同，促使了“新化现象”以“裂变式”结构不断发展与蔓延。血缘、地缘关系先组成初级的“链条”关系，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裂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具有资金技术支持、社会保障支持、情感支持等正功能，使新化人在这个行业市场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二）婚姻制度嵌入行业发展
笔者在考察新化县寨边村的婚姻圈时发现，村民的婚姻范围大多没有超出洋溪、槎溪范围。在笔者访谈从事打字复印行业的家庭时发现，多数从业者配偶的家庭也是从事这一行业的。寨边村的一位村民说：“我们这相亲速度特别快，大概一两天，两三天。大家都在外面做生意，到年初的初三初四那样就相亲，这段时间可能马上就定下来，这个女孩可能就跟着这个男孩出去开店了！就是这么快！相亲主要看男方有没有打字复印店，店面有多大，有几个。”
村民们普遍认为，有无复印店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择偶标准是行业性质所致，因为一个人很难打理一个店，而雇人打理或请外人做打字员，自己就没有什么赚头了。所以当地人都说：“找老婆就是找打字员”，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有的从业者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找打字员比找老婆难！
在“洋溪信息港”网站的征婚广告中，大多数的征婚者都要求对方“是同行”、“最好是同行”，目标普遍是找一个帮自己打理店子或一起开店子的人。行业的性质促使了这种婚恋观念的形成，姻亲关系扩大了地缘群体范围，婚姻制度嵌入行业发展成为行业裂变式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
（三）地方政府间接推动和国家在场的作用
新化县政府对新化打字复印行业有过一次正式的管理，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化县洋溪公社打字机修备厂的成立。厂子是县领导对邹联经个人的赏识，并且为了稳定当地社会秩序而使流动维修打字机合法化而设立。由于其初衷并非是使这个行业走向正规化发展道路，所以随着邹联经的离开，厂子变的越来越混乱，随意带徒弟、冒充其他正规打字机厂员工、买卖假证明假发票的现象层出不穷，这虽然在间接上使行业得到了地域扩散，但也为后来出现的种种乱象埋下了隐患。
很多新化文印从业者都对笔者提到过“打球”一词，其实就是利用改革开放时我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以及法律的不健全。以下案例可以说明新化人在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挫折时是如何利用国家机构的力量来度过难关的。在二手复印机阶段专业市场形成初期，新化人在广州遭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台湾人将二手复印机大量地卖给广州当地商人而不卖给新化人。有人想请BZZ去帮忙。BZZ说：“台湾佬把4 000多台复印机卖给广东人，不卖给新化人。最后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从上海飞到了广州。我跟那个台湾佬说，你这些机器卖给哪里？他说卖给广东。我说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懂！我说你这个是走私物品，他不承认。我说好！我往海关打电话！我打国家海关，说我看到一个台湾佬走私。后来国家海关命令黄埔海关查这件事，没过十分钟，几十部警车开了过来。进来问，哪个是上海的师傅啊？我说是我。那个人和我说，来，我们协商协商。我说，这个是走私物品嘞！他说，我们知道，国家海关要我们查处的。我说那可不可以商量？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就对那个台湾佬说，那就卖给湖南人吧！那台湾佬也不点数了，那天晚上，我们洋溪开店子的人，有钱没钱的人都去拉机器，最少的十几台！十台就够发财的了，一台3 000，十台就30 000，所以这些人也都发了财了。”
这个案例不仅说明了关键人物的作用，更体现出了个人、地域性关系群体、国家力量的交互作用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四）新化人的性格
新化人素以阳刚之性著世，俗有“新化蛮子”之称。县民生性强勇、剽悍，对事敢作敢为。“新化人保留着梅山蛮的遗风，耿直、勤俭、勇敢。”[3]这些是新化人性格中优秀的一面，也是行业范围迅速扩散重要因素之一。而当地人认为，这种性格也存在一定负面性，在行业发展中主要表现为自私、不团结。曾在郑州开店的一位村民对笔者说：“浙江人宁愿赔死丢掉也不卖给你。他们比如卖一个什么东西要十块钱，那么这个地方的人都卖十块钱，很多是不还价的，但是换成新化人，说不准6块钱就卖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比如你在这里生意很好，我看你生意好就在你旁边开一家，我看到没生意我就降价，你降价他也降，他跟你拼，把你挤垮。”
新化人的这种性格使新化人开的复印店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扩张，但同时也是新化人没能结成一个团结的群体并形成地缘产业群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新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新化人既利用地缘与血缘关系进行业务往来，又对行业整体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新化人的性格对文印行业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深层的激励因素又是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四、小结
“新化现象”从初步形成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这种由村能人偶然掌握技术后带动起来的经济现象背后存在着一种必然性，那就是产业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力。本文以描述“新化现象”的形成过程及产业特征为基础，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产业的形成、发展与扩散机制做了初步的解答。
“新化现象”代表了一类地缘性产业扩散的经济现象，其发展基础是师徒制，这种制度的源动力是新化地区的文化与传统习俗。新化地区的宗族、亲缘地缘观念是师徒制以原子裂变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张的主驱动力，嵌入到产业中的婚姻制度使产业呈地缘性扩散。强烈的方言认同强化了人们对行业以及地缘群体的整体性认同，而新化人的性格又使地缘认同与行业竞争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地缘关系网络基础上，业缘关系不断被纳入，为行业发展过程中能够利用地方政府与国家力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文化因素与产业市场是一种互嵌关系，影响着产业的每一阶段的发展，也使当地文化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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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虽然法律的严格适用是司法本体意义之所在,机械地重复法言法语被认为法官成为了法律的工具,在康德眼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如果一味地只知道严格适用法律,而不知变通,那么就忽略了众多法条下所隐藏的立法者的初衷和精神,那么就有了法条教条主义的嫌疑了;究其深层原因,现实中的权利义务分配并不像法条中规定的那么一清二白;我们需要运用主观能动性,适用衡平等方法使得立法之本意体现出来,毕竟法律究其本质还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的。
以上仅就实现社会正义的两条路径展开论述,不一而足;毕竟方式途径的选择仅是工具,其目的仅就为了实质之实现——社会正义之实现,公民权利之保障。
三、我国的法治理念
(一)现代西方法治的基本内涵
1.在强制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一切物和行为必须依法而为。将此准则限制在行政行为中,那就是政府必须在立法所授权的范围内从事立法者所规定的行为。
2.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有限制的,非自由裁量权的规则或标准。在此制度下,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客观的、非政治化的,其标明了一种立场,无论包括何种核心内容,其标准也是必须被不偏不倚地被执行。
3.行政以外的他种制衡要素对于关系政府行为合法性或合宪性的准立法行为进行裁决。在英美或大陆法系中,出于社会均衡的考虑下,对于政府之恶的判决是所有国家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因为政府的单方独大可能是对整个社会、所有公民的一种欺凌。
4.法律的平等性对待所有主体。由于政府的权力强大于所有公民之集合,在适用法律中不免会有特权的可能,那么保持平等性的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对现代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解
1.凸显个人权利观
法治化的进展,不仅需要良法的存在,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法理念的人文关怀和权利导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这也就是说,政府的积极倡导下,需要公民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公民对于法律,法治,等基础性范畴的内在支持,并且在行为中予以体现。
2.主体参与意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宗法等级色彩不仅在个人之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内部也不免带有了一丝印记。公民本性中的个人欲望的发展才使得社会因素的发展。个体生命自由无视,身份差序格局的存在,地位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了国家本位思维的强化,公民内心对于参与国家管理意识的诉求的惨淡。
3.多重意义下的综合观念
法治主要包括诸多下位子价值: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社会生活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流环节君在法律的规范调整中,法律的根基在于对民主、人权的保护,使其能够对于社会、经济与公民共同有机统一的进展。国家权力不超越法律,反而在法律下位中规范地运行,国民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被非法剥夺,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与补偿。
四、社会正义的实现之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
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质核心,没有了正义,也就谈不上我国的国家性质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人类的社会一定要公正,没有了公正,不仅秩序破坏,这也是最大的恶。
(一)社会正义乃是法治国家的本质需求
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的向往与追求往往体现在公正的实现。“如果没有公平,就不会有效率,也不会有稳定。一个既无效率,又不稳定的社会,定然是一个不依法治国的。”正如《礼记·礼运》中描述的大同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正义实现的场景。提出的社会蓝图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目标远景:务使天下共享,有天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
(二)社会正义是法治保障的基本价值要求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诞生了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属于我国全体人民的,不过这当中也孕育了不少突出的危机,收入分配过大等矛盾已经有影响我国继续经济发展的趋势了,那么实施法治不仅有利于在法律的界限内解决矛盾,使其稳定地消散于无形之中;而且从宏观意义上说,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规范中最要重要的机制。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正义对于我国法治保障的作用不仅涉及理论,而且对于我国实践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学界关于此类的研究探讨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能在提出可行性建议的同时,对于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再深入一步,那么将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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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以金碧社区的研究为例
张和清 （2000年8月15日 北京）
摘要：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处理，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是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社会工作研究 方法论 范式 研究方法 选择
作者：张和清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学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把社会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有规律的实体。“对于创建者孔德来说，社会学将成为各学科的皇后，是一门具有实证主义性质的整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家们开始培养一种实证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与他们所秉持的现时取向结合在一起，便把他们推倒了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阵营里。”②到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发表，他采取了主客二元论和价值中立的态度，将实证研究发展到非常精细的程度，证实了许多先前的假设。③“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④因此，直到今天主流的社会学研究仍以实证研究为主。
社会工作研究是指“为了发展社会工作而进行的研究。”⑤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与社会学的研究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门学科的渊源和发展方向不同 。社会工作源于社会慈善事业和睦邻运动，它从一开始就关注弱势群体，注重解决社会问题，是一门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通俗地说社会工作是“先有实务，后有理论”，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实务。因此，“对人和社会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以人文学科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科学家不能通过寻找真理和本质、而是通过获得知识来理解自身和人类社会。”⑥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侧重在实践中助人自助，试图通过帮助受助者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其社会功能。社会工作研究从主流的方法论而言，由于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助人方法，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各种非实证范式的一些观念——“投入理解”（韦伯）、“共识真理观”（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哈贝马斯、阮新邦）、“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地方性知识（吉尔茨）、“强烈的价值介入”（韦伯、哈贝马斯、阮新邦等）、建构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的视角（这些概念参看后面的具体阐释）。
由于方法论的支撑，社会工作研究的趋势可能偏重解释与理解，对范式的选择也就自然更多地使用另类范式（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范式）。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研究中虽然应该侧重非实证研究和质的研究方法，但我们绝不能排斥量化研究（虽然笔者认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我非常同意林斌先生的观点：各种范式和方法应该是互补的。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我们落后于自然科学，应该给予客观的说明。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我们还很落后，应该注重社会事实范式。对于社会工作领域欲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下岗、吸毒等）实证研究很难解决，可以用社会定义范式甚至可以用行动研究，包括批判诠释方法。①
社会工作研究在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工作的制度分析等层面应该用计量方法，但在大部分介入层面的研究则采用非实证的质的研究方法。
下面笔者以金碧社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一个居委会）的研究为例，具体阐明方法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方法论的选择
方法论是根据本体论和认识论而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是思维层次上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②
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首先必须澄清价值和研究目的，以使社区介入工作更有效，同时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可能用一个中立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姿态去参与工作，而应该投入理解，深入到社区中做“深度访谈”，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样形成的认识最终才能有利地指导当地人的实践。比如我们发现金碧模式的核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五心工程”（真心、爱心、信心、耐心、心换心）。这个“五心”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和共识真理观，它不一定适合其它的文化处境，但一定适合金碧社区的实际情况。
这些认识的获得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实证方法论，我们坚信在金碧社区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于其它地区的真理，也不可能探寻一种永恒的规律，但只要我们愿意理解和沟通就会达成共识。
在这里的“五心”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当地经验中提升理论，“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③这样我们的介入就会更有效。
取得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需要我们有整体的说明和量化的数据，我们不能用个别的案例来回答政府的评估，否则政府很难下决心支持我们的项目。
例如，我们对金碧社区的戒毒工作进行评估时，用大样本调查的方法评估“治疗效果”和“戒断巩固率”：
四年来，社区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加强，社区14名戒吸学员中戒断巩固3年以上者3人，2年以上者3人，戒断1年以上者4人，1年以下者4人，两年以上戒断巩固率42.9%，因复吸送劳教的2人,占14.3%。金碧社区成为第一个自1996年至今无新染毒的社区，并于1997年9月通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评估。④
以上结论和数据增强了政府支持的信心，颇具说服力。
非实证定性研究和实证定量研究是互补和互相支持的。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如果是 探索规律，评估结果可能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如果是干预研究则较多地采取非实证的定性研究；即便在同一个研究中也可以两种方法并用。
另外，在方法论的选择中后现代的“女权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也是非常有效的。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60年代以后流行至今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对解构主义、语言和话语权力的问题的重点研究，使我们对叙述的威力更敏感，也更加认识到权力的地理——政治关系是第三世界妇女建构成‘她者’的根本原因。后现代女权主义因对普遍认识持怀疑态度，它对不同观点及解释较宽容，受到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热烈欢迎。”①女权主义方法论对我们的启示：在知识的建构中应该有女性的声音；用女性的视角看问题可以令我们得到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视角可以令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以增强女性的权力。②在金碧社区的戒毒学员中我们非常注意倾听女性、少数民族的声音，注意“贴近”他们，“与他们一起”叙述，使他们成为戒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简单的接受者。
后现代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持相对主义——现实具有地方性的特点，是具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认识论上持交往的、主观的认识论——研究结果是创造出来的；在方法论上持阐释的辨证的方法论。③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运用扎根理论试图建构一个新理论模式，然后再用这一模式指导实践。（参见具体研究方法部分）
二、范式的选择
社会工作研究是一个多元范式的并存，但应该侧重另类范式（主要是指后实证主义、社会定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实证范式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被证实。社会是主客二元的，具有普遍规律。可以采用实验的、操纵的方法论对假设进行证实；主要采用计量的方法（也可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实证范式在社会工作研究中可能主要涉及宏观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层面的问题的研究。
各类非实证范式（另类范式）使社会工作的研究显得丰富多彩。
各种非实证范式都强调解释中的理解。后实证范式强调知者对被知者可以进行“客观的”了解；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提出“投入理解”的概念“即研究者站到被研究者的立场，设身处地地理解行为者的内在动机，主观地判断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在原因。”④到了社会定义范式、批判范式和建构范式更强调“投入理解”，互为主体，理解是一个交往互动的过程⑤。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阐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强调“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⑥ 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我们非常注重对“地方性知识”（当地人的知识）的创造性阐释和双向理解，非常注重本地人的话语和感受。
金碧社区一名戒吸学员曾真诚地对笔者说：
从第一期活动起我就参加了，今天是第100期活动我还是坐在这里。说实话我曾经也有不想来的念头，为什么坚持下去了呢？因为这里给了我一个期盼，我们来这 里能够真正 找到自己，因为在这里能够找到我做人的尊严，从这里走出去我们可以昂起头、挺起胸，走在人群中我们不需要躲躲闪闪，贼头贼脑，我们可以很得体、很体面的站在别人面前，有一种人的尊严的回归。在吸毒的那段日子里，自己真的像魔鬼一样，一天就会昏昏欲睡，觉得自己和行尸走肉没有区别，每天只是挖空心思吸一口。我来到这里感到比在自己家里都心胸开阔。很多人是和父母一起来这里的，但他们的真心话是不愿意对自己父母讲的，在这里我们就愿意对陈大姐、李伯伯说。我觉得人一旦遇到困难不说出来太难受了，得不到信任，我就受不了，像我自尊心特别强，只要别人信任我，哪怕一点点，我都会很欣慰的。所以我喜欢到这里来，我来到这个“家里”可以从李伯伯他们那里找到自我，找到我的兄弟姐妹。这个“家”的含义在我的想象中太深刻了。我自己的家就似乎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在这个“家”里自己身心舒畅、人格得到尊重。这就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所以，我把这里称为“家”。①
通过批判阐释建立共识真理论（哈贝马斯语）这也是非实证范式的一个显著特点。社会科学没有永恒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有条件的、地方性的。哈贝马斯“共识真理论和相应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语句的真假值并非建基于人对外在世界的纯感官触觉的客观性上，也不存在不同演绎的基本现象。任何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都必然涉及了解者的演绎，而语句的真假值是由参与讨论者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而达的共识（consensus）来决定。”③我们通过在金碧社区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理解，在批判阐释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共识真理观——金碧模式实质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的至爱亲情的“仁爱”精神。”
价值介入是非实证范式讨论的核心问题。
人们对于“价值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实证主义者主张在社会研究中仿效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断好坏与善恶，而只在于判断真假或是否，因此研究者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社会研究应当像人文学科那样为人类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观。④
非实证论关于“价值介入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建基于韦伯的‘价值相关性’原则……价值相关所涉及的价值系统，通常不是指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指所属社群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阮新邦《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韦伯认为研究者在选题时应该“价值介入”而研究过程则“价值无涉”。
20世纪的诠释学者，特别是伽达默尔（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阐释学提出了“双向理解”和“视域融合”的思想支持了哈贝马斯（本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社会学家）“批判理论所倡议的强烈价值介入论”——“研究者必然会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阮新邦《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这相对韦伯的价值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了。
作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必然涉及“应当如何”的主观愿望，而服务对象也会有自己的态度，所以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必然有两种价值判断：一是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案主，这很可能引起价值冲突；二是先处境化地“双向理解”，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是最理想的价值介入状态。
价值的介入必然涉及到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在金碧社区的研究中发现在“家庭般温暖”的社区环境中，有时也存在工作者对学员的价值操纵（家长作风），缺乏平等意识、学员自决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我们试图在社区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反思价值观的整合。
因此，对价值观和文化的警惕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是研究者）的首要责任。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实证范式与另类范式从总体而言有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方法，二是质的研究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关系笔者非常同意陈向明先生的观点：“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们相互之间有许多相辅相成之处”①。在实证范式中主要是计量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质的方法；在另类范式中主要是质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除计量方法的使用。根据本文前两部分的论述，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研究中除宏观政策研究和回应政府方面可能采取实证的计量研究方法外，实务层面的研究大多采用质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质的研究具体方法中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深层描述”、过程中“扎根理论”方法和后现代思潮下的“行动研究”对社会工作研究最有深远意义。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情地、情境化描述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Peacock，1986）。我们对金碧社区的研究通过处境化的深层理解，详细描述戒吸学员的感受、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等（参见前一部分学员的话语和感受），以便掌握当地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找到适合金碧社区实际的情况的矫治方法。
在质的研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是1967年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风格，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②
金碧社区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具体运用：
第一步：一个真实的金碧社区—— 居委会、戒吸班、吸毒学员、政府官 员、规章制度等。
第二步：多样的观察方式——与学员和工作人员交谈、观察和个案记录、录音等，对工作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
第三步：形成低层理论——被称为社区“禁吸帮教五心”工程的金碧模式。
第四步：提升的理论——把爱心、真心变成对学员的尊重；把耐心、信心变成对学员价值的肯定；把心换心变成双方的一种平等意识，一种同理的态度。
最后，让我们关注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是20世纪30、40年代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等首先提出的，70年代后逐步流行。行动研究在今天对社会活动具有极为独特的价值，因为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的质量；强调研究过程与行动过程的结合，注重研究者与行动者的合作；注重参与和对实际行动的反思。
篇11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模拟法（模型方法）
篇12
社会论文的论点能表明作者对某一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作者立场和世界观的反映。作者为了形成他的论点，需要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抓住文本的论点能帮助读者把握文意，了解作者的观点。而社会论文的论点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论点的概括性强。社会论文反映社会问题，揭示社会规律，关键是靠论点的确立。因此，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篇首篇末或段首段尾的概括性强的句子，有时文章的标题就是文章的中心观点。
2.论点准确度高。论点如果表达不准确，就不能确切地反映社会现象，甚至还会给读者带来困惑。所以，学生在阅读时要关注语意明确的、直截了当的总结性语句。
3.论点的角度新颖。所谓新颖就是能关注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并具有创新性。当然新颖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这需要作者有敏锐的眼光，对社会现象作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
二、注意论证方式
社会论文肯定要通过讲道理使人信服。而为了充实内容，作者决不会一味翻来覆去地空谈抽象的大道理，而一般在确立了论点之后，会运用多种论证方法进行论证。
1.运用令人信服的事实论证。社会论文中的事实都是确凿可信的，因为事实是为观点服务的，在事实论证的前面或后面肯定要有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可以让读者顺藤摸瓜，找到文章的中心观点。
2.运用经典的或权威的理论论证。在社会论文类文本中，经典著作的原文或学科权威人士的原话可以作为理论论据，各门学科的理论也可以作为理论论据，而某些经过时间检验广为流传的谚语、格言等也能作为理论论据。和事实论据一样，理论论据也是为中心观点服务的。
3.运用区别鲜明的比较论证。比较论证包括类比和对比两种论证形式：类比论证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论两者在其他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对比论证则侧重于从事物的相反或相异属性的比较中揭示需要论证的论点的本质。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要格外注意这种区别鲜明的论证方法，从而迅速切入对文本问题的解答。
4.运用形象风趣的比喻论证。为了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说得透彻，深刻，社会论文的作者往往采取比喻论证，深入浅出、形象风趣地让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所以，学生在遇到这种论证方法时，就要考虑本体和喻体分别是什么，二者有什么关系等。
三、注意语言风格
社会论文如果提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并进行深入剖析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大体为庄重的、严肃的；如果它讽刺一定的社会现象，批判某种不良风气，表达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其语言风格往往又会亦庄亦谐。因此，学生在阅读社会论文时应先思考其主要内容，进而注意其语言风格，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
四、领会作者感情
作者在赞扬或批评某种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带着明显的感情倾向，而领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明确了作者的态度观点后，对文章的解读便可势如破竹。
当然，表现手法的分析、构思特点的说明、句子含义的揭示等在其他文本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在阅读社会论文时也应注意，这些题型的解题方法是相通的，我们可以灵活地加以运用，举一反三。
阅读训练一
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郑永年
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外界的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种机会；二是将其看成一种威胁。表现在政策层面，前者主张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后者则鼓吹要拖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发展。
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如何理性地看待自己。如果不能理性看待，不仅内部的持续发展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中国的外交也会产生影响。
中国的确正在崛起。但现实地说，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而经济上的崛起也只是一种数字计算而已。中国向外国政界解释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时候喜欢用乘法和除法，告诫人们不要光从数字来看发展。高速经济发展已经带来了很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能源短缺、社会分化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崛起。经济现代化尽管为军事现代化创造了良好基础，但是中国的军事发展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更受中国本身的国际战略的制约。如果经济上的崛起造就直接的军事崛起，那么中国就可能会步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尘。实际上，中国是否会把经济能力转化成为军事能力，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的主要问题。如果军事崛起必须避免，那么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呢？
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失。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尽管有人提倡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
政治上的崛起也尚未实现。这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也通过自身的变革适应和容纳了社会与经济的变迁。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如何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并且在平稳中取得成功，是个巨大无比的困难。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单方面的崛起不仅较之目前世界的诸多强国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而且较之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人把中国目前的崛起视为复兴，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包括在秦汉时代、隋唐时代、明清时代的崛起。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在当时，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在文化艺术和政治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在今天的亚洲国家仍然处处可见。当代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就是中国历史上全方位崛起的最好见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以往的崛起并非是军事上的崛起。近现代西方式国家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军事上的扩张。但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贸易是中国和各国交往的一种“双赢游戏”，而文化的传播则主要依靠其他国家向中国学习的动机。
由此看来，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因为“赶超”而崛起。而且，因为文化崛起和政治崛起的难度更大，中国仍有待建立起强大的制度机制来支持经济崛起的可持续性。因此，只有到完成文化和政治崛起之后，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选自《参考消息》）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同看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2.请简要概括中国目前崛起的现状。
3.文中画线句子有什么内涵？
4.为什么“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作者认为“诵经教育”与社会的变迁不协调，你赞同这种说法吗？请简要阐述理由。
阅读训练二
警惕“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
李扬
搬出“专家观点”似乎已成时尚。然而，专家意见的可信度似乎也在大幅度滑坡。
在调控政策之手逐渐引导房价理性归位时，不少专家在许多场合发表力挺房价的高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先后有两个楼盘恰在此时盛大开盘，房地产商竟盛情邀请专家作现场演讲，请他们“房价不会下跌”的观点。不管说得如何动人，其实都只不过是引你掏钱。试想，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
前不久，国内一家专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研究竟然得出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这个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相信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世时立即遭到质疑。很快，有报道“揭开了盖子”――这个环境研究课题是由一家汽车公司赞助的!此外，在“苏丹红”“雀巢奶粉”的风波中，专家的表现忽左忽右，难怪新华社记者感言：专家“别卖了科学精神”！
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受尊敬的群体。但以上这些专家的表现玷污了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良知道义和学术操守。
专家观点失却公信力的背后，是部分专家与某些利益没有了距离。少数专家与开发商等利益团体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所谓学术研究的公正与科学也就蜕化变质了。诸如此类的“专家观点”，尽管有“专家”在场，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操守却缺席了。这些学者凭借耀眼的学术头衔，手中的鉴定权、签字权等去堂而皇之地攫取一笔可观的费用，玩“学钱交易”，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结果，受利益主宰的专家意见又主宰了不知就里的善良听众。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愤言提出封杀“社会活动院士”，剑指的正是这类“利益的俘虏”。
如果最信赖的专家把屁股坐到“利”字上去了，日后谁还听专家的话？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什么是专家的责任？一是尊重科学的求真而独立的品格，二是全心服务公众的义务。做到这两点，也就自然远离利益的诱惑。
当越来越多的专家走进百姓生活、进入公众视野时，我们不仅要强调道德的自律，而且更要善用制度性的他律来共同维护专家观点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剔除那些“利益专家”，实现专家观点的“去功利化”，才能聆听到坚守科学精神又为公众服务的“专家观点”，如此既有益于社会，又裨益于学术。
（选自《新华日报》）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本文观点的提出有什么特点，第一段中的两个“似乎”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态度？
2.“他们跟售楼小姐比起来，恐怕只是多穿了一件叫‘专家’的外套”，这句话有什么深意？
3.作者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主要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4.请简要分析本文语言上的特点。
5.人格是专家的脊梁，中国工程院也告诫新增选院士要“自律”，请你结合社会现实谈谈专家学者应如何加强自律，保持操守？
本期参考答案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社会论文》
阅读训练一：
1.认同中国崛起的国家要积极参与中国的发展，而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威胁的国家则要阻挠中国的发展。
2.①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搞军事扩张。②中国人口多，把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就很少了。③经济的崛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3.现在盲目地追求浅薄的“现代化”，流行的是快餐文化，没有营养，没有底蕴，没有令人回味的价值，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美感。
4.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有过数次真正的崛起。②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不仅是经济上的崛起，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③在那几次崛起期间，中国影响力的外扩，依靠的是贸易和文化的传播。④现在中国的崛起只有经济上的崛起，没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对目前的经济崛起沾沾自喜。
5.不赞同。
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谱写了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文明、礼仪的光辉篇章，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精粹，做到不保守但有创新。如果从小学起就进行“诵经教育”，这能让学生从小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延续民族文明礼仪，做到“读圣贤书，立君子德，做文明人”，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精神品格和生活质量，使民族道德精神发扬光大，培养出道德高尚、学识丰富、勇于竞争、敢于拼搏的中华民族新一代。（说赞同也可，只要能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皆可）
阅读训练二：
1.开门见山提出了观点。
两个“似乎”是用看似否定的语气表达了肯定的意思，表达了作者对这类现象的不屑和鄙夷，引出下文辛辣的嘲讽和严肃的批评。
2.这句话把专家与售楼小姐相提并论，他们的行为都为利益所驱使，讽刺专家的为人不齿的行为。
3.目的是批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专家观点”成为“利益俘虏”的学术腐败现象，倡导专家远离利益诱惑，坚守科学精神，承担社会责任。
主要论证方法是事实论证和道理论证。如第二段与第三段列举了某些专家成为利益俘虏的所言所行，所举事例的性质越来越严重，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讽刺意味越来越浓。
4.①文章的语言犀利，如：“学者自贱，导致的将是学术自戕、文化自贬”一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家如果不能坚持操守的话，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篇13
例如2013年深圳市二模的新材料作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任时曾经被媒体问道：“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出口到英国了，你是否感到危机？”撒切尔夫人一笑，回答道：“等到中国的节目也输出到英国的时候你再来问我这个问题。”针对以上材料，你有什么感悟和思考？针对这则材料，考生可以立意为“软实力即文化已成为衡量强国的标准”，从而引发思考：中国文化到底怎么了？考生可列举现今中国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如“圣诞节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狂欢节，哆啦A梦成为中国小朋友梦寐以求的伙伴”等等，从而得出“中国文化贫弱，不能输出”这一结论，然后对其原因进行分角度探究。如首先可从个人角度，金钱的多寡依旧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显著标志；其次可从政府的角度，政府对文化漠视，唯GDP论；最后可从社会的角度，民族意识淡化、信仰缺失。使用分角度探究原因时，需注意的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现象，很多原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局限于以上角度。比如，就上述现象，考生还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进行探究，如崇洋之风盛行等等。总之文无定法，不能拘泥。
方法二：正反式探究
所谓正反式探究，是指既探究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探究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例如这则新材料作文：据报道，有人不惜花费近十倍于坐公交车的钱坐出租车去与“拒载”自己的公交车司机“理论”，追问“拒载”缘由。这种“较真”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市民的共鸣。但也有市民表示，有更多的精力，干嘛不去做更有意义的事？除非真是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否则无理较真等同野蛮！针对以上材料，你有什么感悟和思考？针对这则材料，考生可从正面立意，即“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较真”，然后对此立意进行正反式探究。首先可以从正面探究，分析要较真的原因，这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是对不公平现象说“不”。其次可以从反面探究，分析人们不较真的原因，如受自身受传统影响，意识淡薄。使用正反式探究原因时，需注意的是，在对正反两方面原因探究的同时，也可进行分角度探究。如从正面分析原因时，可从社会角度探究出这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是追求人民权益的体现；从反面分析原因时，也可从社会角度探究出这是社会缺少民主氛围和维权土壤等等。所以文无定法，贵在得法。
方法三：层层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