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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很多人认为，从作品出发是阅读和诠释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解读作品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解释。在创作时，创作者要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或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的深刻领悟，再以精心挑选的语言文字将其置换为文艺作品或理论作品。而语言本身具有准确性与模糊性双重性质。作为解读者，我们如何凭借具有双重性的语言文字去揭示出作品的真实面目？如何将作品的真实意图还原出来并呈示给人们？比较正确的解释仍得益于阅读。有论者指出“：在纯粹消极的阅读中，人们没有试图理解它们（引注：句子及其投射的对象），特别是没有综合地构成它们，所以在消极阅读中没有发生同虚构对象的任何交流。”“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发生交流。”[9]在这里，英伽登针对读者仅仅对作品的字面意义的阅读与解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消极的阅读并不会给理解作品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只有真正地既理解了作品的字面意义，同时又通过对作品字面意义的深层次的领悟，并将字面意义指向其应当指向的对象，阅读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与飞跃。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完全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品的全部内涵，作品只能对我们敞开它可以敞开的心灵。正如戈德曼所说：“我只能解释我所理解的东西。相反地，如果我不能解释某种东西，那是因为我没能理解它。”[10]当我们面对作品时，尽管作品不会如现实中的人那样产生敌对情况，但语言文字本身也会具有一种阻拒感。正是这种阻拒感让我们不能顺利进入它的深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解释作品。原因主要在于字与字组合成词、词与词组合成句、句子与句子组成段落与篇章，是一个按照某种规则与序列进行的排列。我们可以先从表面去考察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继而探讨句子的内涵。当然，对词语的理解不能拘泥于词语的本义，而要联系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进行解释。因此，我们在阅读乃至诠释任何作品时，不能仅仅将作品中所出现的词语作为一种孤立状态去解释它的意义。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及其语言文字的处理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之外，我们还要将特定作品由语言文字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以及理论阐释与创作作品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即抛却个人的经验去理解作品，这样会更接近作品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诠释作品时，不应掺杂过多的个人的经验之见，而应当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并与作者共同来思考。
篇2
1.芝加哥学派及其“规则－越轨”范式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E•帕克指导自己的博士生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包括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在内的各类亚文化现象进行参与式研究，并用“社会解组”理论来解释都市亚文化群体产生的根源。1955年，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提出了“问题解决”概念，认为下层阶级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用以解决自己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挫败问题的独特方式。芝加哥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霍华德•贝克尔在其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标签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互动与博弈中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建构过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强势群体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制造出各种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则给边缘群体本来无可厚非的行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芝加哥学派从越轨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社会规则的建立以及解组展开研究，开创了亚文化研究的“规则－越轨”范式。这一范式涉及了越轨行为的动因、越轨人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文化对越轨行为的塑造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伯明翰学派及更晚近的亚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伯明翰学派及其“抵抗－收编”范式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开创了具有政治实践旨向的文化研究事业，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他们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融入了英国本土将具体文化现象置于社会历史之中进行考察的学术传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更是从欧陆哲学中吸取营养，将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文化霸权理论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引入亚文化研究。将亚文化现象看做是边缘人对主流文化和霸权文化的抵抗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研究方法。其研究表明，亚文化抵抗是通过一种亚文化成员共同享有而又与主流文化迥然有别的“风格”来实现的。他们从阶级和权力的视角出发，努力从“风格”之中挖掘弱势青少年群体进行“仪式抵抗”的潜能。与“风格”相对应，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收编”。他们认为，亚文化抵抗的“风格”形成之后，处于支配地位的强势文化和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遏制和收编。收编通常以两种途径进行:一是商品的方式，即把亚文化符号和风格转化为大量生产的商品，从而消解其先锋姿态和价值深度;二是意识形态的方式，即主流文化通过自己支配的媒介对边缘群体的“异常行为”重新加以界定，并贴上相应的标签。由此，我们可以将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思路概括为一种“抵抗－收编”范式。这一范式通过揭示抵抗的权力和阶级背景，抵抗所借用的“风格”及其实践策略，主流文化和强势媒体对亚文化风格的塑造与收编等方面，向我们呈现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发生、发展的社会学机理，对我们研究今天的青年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极具开创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如对风格和抵抗的过分强调，对亚文化只采取了共时性的态度，缺乏历时性的分析，过多的强调了阶级等宏大结构的决定性等问题［1］(P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语境中，人们开始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思路进行反思与修正，“后亚文化理论”应运而生。
3.世界新图景与后青年亚文化研究
我们知道，伯明翰学派曾经将“文化”和“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化却使这种稳固的关系发生了动摇。在思想政治领域，一度影响深远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一方面，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逐渐在欧美盛行。这种政治经济思潮主张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从而从根本上冲击了阶级观念和阶级政治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在实践层面宣告了阶级政治的失败。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世界一体化进程，与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新的地域性文化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处在了全球性\地域性、世界性\民族性的多重张力之中。这些新变化促使文化学者们纷纷修正以往的阐释模式，以便把全新的现象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由于世界图景的如上变化，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思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学界出现了“后亚文化研究”、“后亚文化理论”之类的提法，旨在阐释亚文化群体在繁复多变的新媒体时代和日益普泛的文化符号消费时代所产生的身份混杂现象。“后亚文化”研究吸收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各种新出现的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场景”、“部族”和“亚文化资本”等新范畴。“场景”一词最初是指音乐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现场位置，后来被威尔?斯特劳等人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化，从而用来真实地描绘各类人群、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状态和一种变动的文化空间［2］(P18)。“部族”概念则是学者马弗索利针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日益流动性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所提出，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那些偏爱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3］(P16)。萨拉•桑顿借鉴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而提出了“亚文化资本”概念。他认为，当某种风格成为青年们所推崇的“亚文化资本”的时候，便会催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链，而对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被消费，便能够获得一种共通的品味感和文化归属感。“亚文化资本”向我们揭示了伯明翰学派的“风格”概念在消费时代的发展和变异，它淡化了“风格”的抵抗姿态，而呈现出与商业文化的共谋性。后青年亚文化理论对当前社会中青年亚文化所呈现出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的研究，显示了其思路的灵活性和非本质主义的包容性，这对于我们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资源考察更为广泛的当代文化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二、从青年亚文化看青年艺术
1.同构与变异———青年文化、青年艺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探讨
从字面上看“青年艺术”与“青年文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自从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用“青年亚文化”取代了“青年文化”的说法之后，这种边缘青年研究好像就和更为广泛的青年文化行为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对青年亚文化现象成因的不同阐释模式，结论就会有所改变。对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机制，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结构论和世代论两种分析模式。前者认为阶级、种族等社会结构在亚文化生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是下层阶级青少年对父辈文化所面临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伯明翰学派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明确提出了“青年亚文化”的说法以区别于笼统的“青年文化”概念。而后者强调不同代际的年龄差异所形成的代沟对青年亚文化产生带来的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的研究表明，青年亚文化所揭示的问题或隐或显的存在于一切青年之中，强调青年人共同的行为模式。伯明翰学派的努力深入地揭示了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阶级根源，但却又因为对阶级结构的过分强调，几乎将青年亚文化研究推向了本质主义的境地。实际上，在经过了后亚文化研究对以往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反思之后，任何本质主义的青年亚文化分析模式都不能令人满意。既有基于青年的年龄特点和行为模式的普遍动因，又有不同结构要素所决定的独特语境，可能更符合青年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也确实未对“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进行截然区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以及日本学者滨屿郎等编纂的《社会学小词典》都将“青年文化”定义为青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亚文化［4］(P9)。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与青年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同构－变异”的关系。青年亚文化以一种更为具体和鲜明的方式，典型化的呈现出青年文化所共有的表意方式以及与主文化的互动模式，而这种表意方式和互动模式对于作为特殊青年文化形态的青年艺术同样具有阐释力。运用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青年艺术现象，将会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
2.从关注趣味到深入情境———青年亚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艺术理论界对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分析大都是围绕艺术家的创作原则及其所选择的美学趣味来展开的。孔新苗先生在其《“民族情怀”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景观》一文中就把当代中国艺术用主导趣味、学院趣味、大众趣味和先锋趣味四个层次进行概括［5］(P82－85)。这种划分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对当代艺术形态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在当代艺术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模式日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正如孔新苗先生指出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所形成的多元趣味格局，是一种正发生着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现象，显示了处于‘过程中’的特点。”［6］(P228)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领域日趋多元的组织形式和愈加灵活的运作模式日益消融了以往四种趣味之间的清晰界限:一向以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为己任的主导趣味，在近年来陆续推出的国家及各省市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愈加显示了它广采博收、突破自我的包容品格;一些学院趣味的画家在各类商业性展事活动中频频亮相，反而学术性的展览、获奖倒成了他们推销自己的筹码，以前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面孔已不复存在;先锋艺术的变化更是值得玩味，2005年由吕胜中牵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实验艺术专业(后改为实验艺术系)，以往作为先锋艺术主力军的实验艺术被正式纳入了学院教学模式之中。2009年11月，张晓刚、方力钧、曾梵志、岳敏君等先锋艺术的领军人物一同进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摇身一变成为了这家官方机构的首席艺术家。诚然，当代艺术形态的趣味划分本来就是在美学定位的意义上使用，而并非在从属机构的角度对艺术作品或艺术家的归类。但是，随着时展，中国当代艺术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学院、先锋、主流等概念俨然已经抽象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文化符号，学院趣味与学院已经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主导艺术主要是一些艺术家为了积累资本而完成的参展作品或政府定件，先锋姿态变得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7］(P103－106)，“大众”这一概念也不再能够清晰的传达它的所指。或许艺术趣味视角在对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时仍然有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划分去界定与这一作品对应的艺术家，其阐释力度已经大打折扣。上述语境的转变，更加凸显了运用青年亚文化这一社会学视角，从“边缘－主流”、“年龄－代际”的维度切入当代艺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犹如后亚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部族”概念来应对青年亚文化成员身份的流动所带来的“风格”对身份区隔作用的消失一样，“青年艺术”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们在趣味界定方法的阐释力削弱之后，通过从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视角，对艺术从业者的艺术经历、成长环境以及不同艺术家在特定语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艺术策略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演变机理与实践逻辑。
篇3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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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篇4
货币金银文化是央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人民银行改革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体现央行货币金银工作职业特征，引领货金系统干部职工统一思想、规范行为、凝聚力量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模式。作为央行员工，货币金银部门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遵循央行核心价值观和央行精神，在履职中的一言一行，首先展示的是央行文化。但是从职能与业务性质来看，货币金银部门在人民银行各职能部门中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货币金银文化具有央行文化的一切特性，同时又因货币金银工作的特殊性而具有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物质层面的货币金银文化表征
货币金银文化的物质层作为外显的文化载体，从宏观方面看是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性质、在央行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工作环境、被赋予的工作任务，从微观方面看是员工对内的行为方式及行为结果，是办公室的情境布置、库房的设施配备、的履职环境等。具体说就是员工之间的合作共事和人际协调，是点捆卡把、实物处理、账务核算等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现金服务领域的监督管理，以及印章、密钥、凭证、账表、登记簿等对货币金银工作理念的外在展示，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员工表现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
（二）支持货币金银文化的价值观
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是需要货币金银员工共同遵守的理念，体现为货币金银员工的日常行为准则、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贯穿于对工作目标的确定、工作方法的选择以及对员工角色的理解上。货币金银文化的支持性价值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项：
1.严防风险。
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对象是国家待发行的货币准备基金，属于直接与现金打交道的部门，所以防范和控制风险是货币金银部门首要和永恒的主题，发行基金的运动和处理过程包含交接、运输调拨、出入库、库内保管等等，无论哪个环节都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都不能违规操作和出错出乱。
2.加强监管。
现金服务涉及全社会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是受众面最广的金融服务。作为管理人民币流通的货币金银部门，必须勇于担责，加强监管，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他们按规定做好残损币兑换及回收、小面额货币投放、假币收缴治理等工作，不断提高流通领域人民币整洁度，完善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进一步压缩假币生存空间，使假币危害降低到最小范围，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现金服务。
3.责任意识。
货币金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货币金银员工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首先是各级库主任、库副主任、部门负责人等管理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严格按相关规定落实好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要落实好查库制度，要按照规定的频率、内容和方式进行查库，要坚决杜绝走过场、形式主义的查库行为。其次是库房管理、会计核算、反假货币等岗位操作人员要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增强制度执行力，要严格执行“先进先出”、“同进同出同操作”、“账务核对”等操作流程及规章制度。
4.正确的义利观。
货币金银人员每天面对巨量现金，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利益的巨大诱惑，必须正确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把道德修养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结合起来,建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5.爱岗敬业。
相比央行其他部门，货币金银部门工作更为繁杂具体，特别是库房管理工作，体力劳动强度大、责任重、环境恶劣、内容单调，但因工作场所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他们的付出与辛苦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要做好货币金银工作，不但要不畏艰难，还要甘于奉献，甘于默默地付出。
6.学习的理念。
随着时展，货币金银工作日趋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既有搬票子进、扛箱子出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会计核算、调研、监测、分析等复杂的脑力劳动，完成货币金银工作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智力因素越来越高，货币金银人员必须加强自我修炼，拓宽知识面，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7.倡导创新。
随着我国现金流通量的持续增长，传统的人民币流通管理模式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客观上要求货币金银部门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货币金银管理手段、更新业务操作技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三）基本假设在货币金银文化中的表现
货币金银文化基本假设层，是那些早已在货币金银人员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信仰、价值观、规范等。当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反复运用并被证明其正确性与价值后，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比如在货币金银的实务操作中，组织中任何一个人违反制度（价值观）执行了违规操作，立即因其违反制度的行为得到了相应的惩戒与教育，受到了领导以及同事的负面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被不断地强化、定型,证明它的价值，久而久之，成为不被意识到的、理所当然的处事之道,则合规操作、严控风险的理念就会在违规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头脑中生根，最后演变成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会主动约束个人的行为，并指引他去评价与纠正他人的违规行为。个人的合规意识融入群体的合规意识，就演变成了组织文化中基本假设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个人的违规行为经常发生且很少被纠正，对货币金银文化的直接影响就是，制度（价值观）永远停留在“应当是什么”的层次，进入不了“是什么”的层次，也就是说永远都是挂在墙上的制度，变不成人们心里的制度。
三、几点启示
（一）注重利用物质层彰显货币金银文化价值内涵
加强货币金银文化物质层建设，一是搞好办公场所的外观文化、门厅文化和楼道文化，制作准确反映货币发行文化精髓的标识。要做到严谨庄重、统一协调，达到展示货币金银文化成果、增强货币金银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的作用。二是统一规范办公室设置和办公用品的标识。办公物品的摆放、电脑桌面的设置、墙面饰物的悬挂，都要体现货币发行文化的韵味。办公用信笺、工作标牌、服务指示牌等要统一规范，充分体现货币发行特色。三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体现货币金银文化特色的文体活动，使货币金银干部职工在活动中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和升华思想。一个好的环境，起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创造人”的作用，所以要注重通过各种有形的文化设施、形象标识以及集体活动等来表述货币金银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职业精神和价值内涵。
（二）建立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基础
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枝和梗，是组织的精神脊梁，是任何一个组织维系其正常生命力不可缺少的支撑力。在货币金银文化建设中必须注重构建体现货币金银特色的价值观，并注意使其与个人价值观高度融合。首先要对货币金银多年形成的文化进行梳理，传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废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其次是根据单位实际和部门历史，结合地域文化，总结和提炼核心价值观，并进行系统地设计和规划，建立价值观建设的长效机制。采用各种手段将价值观细化为具体的工作规范和行为指引，使之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能落地。
（三）形成稳定有效的基本假设是货币金银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货币金银文化建设远不是挂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建设货币金银文化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在正确价值观的支撑下形成稳定有效的货币金银基本假设，成为货币金银员工潜意识中关于货币金银工作的信条。这些基本假设应当被货币金银员工牢牢记住，指引他们在碰到各种情况和问题时作出正确反应。只有形成了稳定的基本假设，并且这些基本假设与员工的个人价值观得到高度统一时，货币金银文化才能发挥最大的传播效能。要形成货币金银文化的基本假设，有赖于充分有效的沟通与互动，更重要的是建立货币金银文化的刚性运作模式，真正将货币金银文化理念内化到员工一切集体行为中去，使所有员工每天的决策、做事的方法都符合这一运作模式。
篇5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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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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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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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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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671- 5918（ 2017） 14- 0153-03
[本刊网址] http：//hbxb.net
国内的英语教学领域，教学理论纷呈，目前已进入各种教学法并存的后教学法时代，也有一线教师认为教无定法，而推崇集多种教学方式为一体的多模式教法。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已达成共识，即语言是一种工具和人际交流的媒介，学习语言必须在使用语言中达成。在二语或者外语教学领域，课堂互动是不可避免的研究主题。国外对课堂互动研究较早，国内教学界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发表多篇有关课堂互动教学的论文，包括互动策略培训实践研究、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作用等。教?W实践方面，近十年来高校英语教师被校级领导听课检查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开展课堂互动；但是根据作者从教多年的经历和观察发现，一线教师虽然有互动意识，但是何种互动形式有效，如何开展高质量的互动，以及课堂互动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对这些问题很多教师知之甚少。
本文从课堂互动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社会文化视角人手，首先介绍社会文化理论，接着分析该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的研究状况，探讨交际互动中的外语学习，分析互动教学的理论渊源、互动教学的研究发展，尤其是国外研究成果对中国国内英语教学界的启示，在回顾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课堂互动研究可进一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
一、社会文化理论概述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v，SCT）内容丰富，本文关注的是与学习相关之领域。社会文化理论源于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 Vygotsky）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即文化历史心理学（cultural - historical psychology）。社会文化理论并非如字面所表述之研究社会文化，而是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功能发展的影响。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学基础是关乎语言和语言学习的交际观。根据该观点，语言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产物，人不能只学习静态的语言。社会交际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是动态语言，它在人的心智功能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语言学习要在交际活动中开展。社会文化理论关心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秦丽莉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既涵盖社会视角的研究，也涉及心理语言学视角，所以社会文化理论应该归属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范畴。同时，该理论源起于社会学，所以可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参考。
最近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DP）是维果茨基认知发展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分两种，一种是实际水平，另一种是潜在发展水平。前者儿童自身能力可以达到，后者指儿童经他人的协助将来可以达到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称之为最近发展区。学习者从实际水平跨域到潜在发展水平，需要借助他人的协助，在交互活动中他人的协助被称为“支架作用”。这一理念被应用于语言学习中，倡导课堂上教师为学生积极创设语言使用场景，和语言使用机会，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为学生提供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输入和支架作用。最近发展区的概念剖析了学习、教学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教育学科领域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和实践，帮助二语习得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二语习得研究概述
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但在国内起步稍晚，直到80年代中期才起步，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与语言学、认知科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密切相关，共同发展。
作为新兴的理论框架，社会文化理论为传统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开辟新的视角，引领人们对语言习得的本质和过程产生全新的认识。社会文化视角与认知视域一起构成二语习得两大对立流派。认知派发展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派发展于80年代。该派别对二语习得的认识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发展起来，代表人物包括Rod El-lis， Diane Larsen
- Freeman， Jim Lantoff， Elaine Tarone等。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受到西方心理学界的关注，到90年代被用以研究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该理论被更多学者用以研究二语习得领域。社会文化理论主要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研究二语习得，强调学习者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关注互动对人的语言构建、思维和认知的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James Lantolf与Steven Thorne共同撰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是社会文化二语习得研究二十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社会文化派对语言和语言学习所持有的观点是，语言是人走向社会化的媒介或工具，人学习语言学习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派研究二语习得，侧重于学习者对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情况，侧重于互动研究。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过程依旧是认知机制的事实；另外一个研究不足之处，是理论上提出社会因素是影响语言习得的重要方面，但没有具体探讨社会因素影响习得的方式和过程。社会文化理论用于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在国外成果颇丰，但在中国国内研究数量少，仅有的研究多是理论文献的推介，缺少大量的实证实验研究，研究成果质量低。
三、外语课堂互动研究
课堂互动的理论来源之一是Long（ 1985，1996）的交互假设理论（ interaction hypothesis），交互假设是对Krashen输入假设（ input hypothesis）的修正和?l展。课堂互动的第二种理论来源是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Allwright指出课堂教学只有通过互动过程才能进行。课堂互动为学生提供了最大程度参与语言交际的机会，互动中师生问答、意义协商和反馈提高了学生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数量和质量，促进了第二语言能力的发展。
课堂互动包括师生互动和学生之间互动两种基本形式，在第二语言课堂上，师生互动的主要模式是发起一回答一反馈，简称IRF（ iriitiation resporise - feedback）模式。外语课堂互动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主要从以下层面开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分析教师课堂话语质量，教师和学生之间话务量，以及会话的话论次数，IRF，课堂提问，课堂支架作用，教师问题类型对学生学习空间的创造，学生互动合作方式，同伴互助等等。在国内，作为外语型的英语教学环境，是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现状。缺少真实的社会语境，和大量目的语的输入，学生最主要的途径是课堂学习，通过课堂互动接触活生生的语言，因此，课堂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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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进文化的特质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不断地从创新中汲取力量、开拓进取的历史。无数事实一再向人们确证：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及时而有效地赋予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时代精神，使其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自"五四"以来，特别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其生命的灵魂和前进的动力始终都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对于蕴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与精神的文化来说，任何形式的守旧和停滞都意味着对社会进步的扼制和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创新，就是文化的源头活水，就是体现自身特质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论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其本身无疑是对经济社会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经济基础有着能动的反作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文化功能的不断强化，其作用越来越巨大，它不仅体现和反映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同时还以其特有的性质和功能引领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与旗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世界文化形态的新变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势必更为紧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
文化理论创新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它充分体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两大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因素，物质和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论创新的力度，才能生产出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有力地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理论创新的途径与要求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
树立问题意识，加强实践，拓宽当代文化视野，是文化理论创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的产物。为了增强文化学的当代性，理应加强对文化创作、文化批评和文化思潮的跟踪研究，不断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对与文学相关的文化现象，对具有文学性的社会精神现象，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体验、文学经验和文学实践进行学术概括和理论提升，努力创构富有时代感和当代性的文化学的新质态。
对重要的基础理论和文化观念进行梳理、综合与创新
坚持和发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诸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中国特色的发展形态的新时代的，理应成为中国化文化科学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为了增强文化理论的建设意识和创新意识，应当把基础理论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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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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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教学理论强调，“为了领会事物的本质特征，就必须注意它与其他事物有何差异。要注意到该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不同，在差异的比较过程中，逐渐掌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在教学策略上，变异理论指出，‘分离－变异－对比’的教学操作模式正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理解事物的关键。”这种以变异、对比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明确目标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对于学生已有的相关知识结构进行细致考察，然后客观筛选和提取学生前知识中，能够有效构成目标学习内容正反例的知识信息，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关键属性的差异对比，深入理解和掌握目标教学内容的本质内涵。基于教学实践并结合对于这一科学教学理念的反思，笔者对于如何将上述操作模式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总结如下。
2.1分离基督教文化的关键属性
首先，基督教文化知识体系是庞大而繁杂的，有效分离出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中的关键属性能够“化解知识难度，揭示知识的内在道理，使庞大数量的知识呈现出清晰而严密的内在联系结构，又能使结构复杂的知识体系清晰化，简约化。”基督教文化中的关键属性主要包括神论，人论，救赎论和末世论，而基督教对于人性的观点即是这四个基本教义的基础也是其联系纽带。“作为一种善恶两重的人性思想，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学习和掌握基督教的人性论是把握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精髓的一把钥匙。由此可见，在基督教文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与其它次要属性区别并分离开来，并将其作为基督教文化教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
2.2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
其次，对关键属性进行变异，即在学生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中寻求能够区分人性论这一关键属性的相关信息。“在变异理论看来，不经历可替换的事例就不可能掌握任何一样东西。”显然，“人性”是一个具有理解难度的抽象概念，但是对于熟悉儒家思想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也并不陌生。“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一般认同传统的儒家伦理意识模式并加以承继。”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主导价值观。“著名的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曾在《中国思想史论》中阐明‘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为，风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而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如所周知，至少可以归结为四种：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孟子提出的性善论。《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孺皆知的经典。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相反，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又被称为“原罪”的观点，指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随着生殖行为传给子孙后代，成为人类各种罪恶的根源，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它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迥然不同又互为变异。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所熟悉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观点为引子，循序渐进地引出基督教文化中“人之初，性本恶”的论点，这既能在对立观点的碰撞中激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能迅速开启学生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记忆与思考，启发学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重新审视自身已有的对“人性”的理解和判断。
2.3运用变异的反例展开对比
最后，将基督教文化人性本恶观与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论，从理论基础和社会意义以及理论局限性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的比较，以引导学生形成对于不同文化知识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并构建自身更加完善的文化知识系统。具体来说，在提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同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探索和发掘这两种论断产生的不同理论前提和基础。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论的理论前提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群体的本质，它是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做出的判断；而基督教人性恶的观点是以人作为上帝创造物的本质为前提，从宗教历史渊源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承认并畏惧“原罪”的观点也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政府权利的制衡。与此相反，儒家文化人性本善观反映了对人性和人生积极的态度，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也维护了人的尊严。但是性善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往往只是强调贤人政治和道德意识培养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法制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两种文化不同人性观进行对比是学生深化“人性”概念的理解、拓宽文化视野、完善文化知识结构体系的过程。“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系统运用变异理论的课堂在帮助学生学习上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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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美国化学家路易斯发展了柯塞尔的理论，提出共价键的电子理论：两种元素的原子可以相互共用一对或多对电子，以便达到稀有气体原子的电子结构，这样形成的化学键叫做共价键。例如，氯气分子是。
科塞尔和路易斯的理论常叫原子价电子理论。它只能定性地描述分子的形成，化学家更需要对化学键作定量阐述。
1927年，海特勒（W．H．Heitler，1904——1981）和伦敦（F．London，1900－1954）用量子力学处理氢分子，用近似方法计算出氢分子体系的波函数和能量获得成功，这是用量子力学解决共价键问题的首例。1930年，鲍林更提出原子成键的杂化理论（杂化轨道理论）。1932年，洪德把单键、多键分成σ和π键两类。σ键指在沿着连结两个原子核的直线（对称轴）上电子云有最大重叠的共价键，这种键比较稳定。π键是沿电子云垂直于这条直线方向上结合而成的键，这种键比较活泼。这就使价键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使经典的化合价和化学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上述的价键理论对共轭分子、氧气分子的顺磁性等事实不能有效解释，因此本世纪30年代后又产生一种新的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