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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篇2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3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篇4
日语中的吴音源自隋唐以前的长江中下游的吴楚地区,后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形成日语音读中的吴音。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政府间来往甚密,日本朝廷以中原音为标准音,聘请有学问的隋唐人来日本教授中原音,并将这种读音叫做汉音。汉音是日本朝廷推崇的语音,自上而下在全日本推广,吴音则受到压抑。
学生们平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被汉字的读音所迷惑,特别是吴音和汉音的区别是什么?目前我国从微观方面研究中国方言与日语音读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长音化与日语汉字读音》(白继宗)、《汉语韵尾与日语音读长音的对应关系》(成春有)、《中日入声音对照研究》(成春有)等,但是单独从汉语拼音R去看日语汉字读音技巧的文章还很少。日本政府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表》,收汉字1945个,其中读吴音的汉字467个,读汉音的935个,吴音汉音同体的577个。从上面统计来看,吴音汉音读音不一致的占大多数,在吴音汉音不一致的汉字中,有的是辅音(子音)不一致,有的是韵母(母音)不一致。形成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问题点。
汉语拼音声母为R的汉字,中古音韵一般为日母、以母、云母和禅母,移植到日语读音时读音也是不同的。这类汉字在《常用汉字表》中一共有32个,其中日母为26个,以母为4个,云母1个,禅母1个。我们通过大量的调研,翻阅文献,从中得出日语汉字读音的一些技巧,并将其规律列入表中,以供参考,对于每个汉字首先列出它在中古音中的所属,然后分别列出其吴音和汉音,并在常用的读法上添加阴影,以便读者参考。
2.日母
日本汉字音读来自中国,应该按照中国的读音习惯来读,为什么吴音读作ナ行音,汉音读作ザ行音,和中国的读音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吸收日本汉字读音有时间上的差异。最早引用汉字读音的是在6世纪之前,中国吴楚地方(现江苏省中部和南部)的人士前往日本,形成日语的吴音。二是方言的影响,6世纪以后,日本开始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引进中国的中原方言[1]。三是受发音结构的影响。当我们学习外来语言时,会尽可能用特有的语音结构去发外来音。当时,日语语音结构中没有“R”音,日语原本有的“R”音和中国汉语中的“R”音是完全不同的。日语“R”音和中国音“L”很相近。
当然,语音是会变化的,只不过变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例如“入声音”,自南宋起就开始在官方语言中逐渐弱化,到了今天,在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中(除了极个别地区)已基本消失,但在南方方言中却还存在着,在广东话和客家方言中还保留得比较完整。6世纪前的吴楚方言和6世纪后的中原方言中日母“R”的发音和今天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在当今的《苏州方言词典》中,没有“R”的发音,日母汉字声母多发成声母“?a”音,与日语的ナ行声母“n”接近。如“日ri”,《苏州方言词典》为“?ain”,日语发音为“にち nichi”[2]。日本汉音吸收的汉语方言主要是西安方言和洛阳方言,据《西安方言词典》(同前)和《洛阳方言词典》(同前)记载,现代汉语拼音声母“R”发成“?拮”,与日语的ザ行声母“Z”接近。“j rang”西安和洛阳方言词典都为“?拮a?耷”,日语发音为“じょう zyou”。[3]
1.1现代日语多用吴音的见下表1。
表 1
1.2现代日语多用汉音的见下表2。
表 2
1.3现代日语中吴音汉音都用的见下表3。
表 3
日语还有一种读音为惯用音。惯用音也叫“百姓读音”,相当于中国的读白字。如“耗”字,本来读音为“hao”,“ha”日语读为“か”,“o”读为“う”,合起来读为“う”,现代日语中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为“こう”。日本老百姓将“耗”取一边,读作“mao”,“ma”,日语读作“ま”,“o”读作“う”,现代日语读作“もう”[4]。日母“染”和“”日语吴音读作“ねん”,汉音读作“ぜん”,但是吴音汉音现代日语都不用,却用惯用音。“染”日语惯用音将浊音错读成清音“せん”。如:染色 せんしょく、染料 せんりょう、A染 おせん、感染 かんせん、蝗 でんせん。“” 惯用音读作“なん”,现代日语用惯用音,如:化 なんか、球 なんきゅう、骨 なんこつ、式 なんしき、弱 なんじゃく、水 なんすい。
3.以母
在中古音韵中,声母以母汉字在现代拼音里多为“y”,日语吴音汉音多读作ア行音或ヤ行音。这类汉字在日语《常用汉字表》中有59个(延、沿、c、演、野、夜、液、~、宴、羊、洋、P、、、、e、|、G、a、曜、以、z、移、易、役、疫、、U、逸、翌、k、翼、引、庸、勇、踊、用、悠、由、油、q、[、T、余、愉、与、予、育、浴、欲、裕、誉、A、K、I、F、悦、、S)。也有几个经过多年的音韵变化,以母声母在现代汉语拼音中演变成“R”,它们是“容”、“溶”、“融”、“”等4个。日语用的是中古音韵的音,因此,“容”、“溶”、“融”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ヤ行音,但元音不一致。现代日语用其汉音。“”日语吴音汉音都读作ア行音“えい”。
表 4
4.云母
在中古音韵中,声母云母汉字在现代拼音里多为“y”,这类汉字在日语《常用汉字表》中有27个(炎、w、永、泳、、]、友、有、又、右、羽、雨、芋、域、宇、摇⒃、T、援、@、猿、h、院、越、、\、)。中古音韵时,云母汉字声母读作“y”或“?揿”。“y”在日语中读作ヤ行音。“?揿”读音和“w”相近,日语读作ワ行音。ワ行音本身有:わ(ワ)、ゐ(ヰ)、う(ウ)、ゑ(ヱ)、を(ヲ)5个音。按照1946年颁布的新假名使用方法的规定,ワ行音中除わ(ワ)以外,を(ヲ)只用于助词,ゐ(ヰ)、う(ウ)、ゑ(ヱ)、を(ヲ)改由ア行音い(イ)、う(ウ)、え(エ)、お(オ)来标记。“选笔粲颇,本应该在汉代拼音中声母读做“y”,但是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在现代汉语拼音中声母读成“R”。日语仍旧根据中古音韵,吴音读作“よう”,汉音读作“えい”。现代日语用其汉音,如:盐 えいい、讶A えいか、压 えいかん、芽 えいこ、压 えいこう、堰_ えいたつ。
5.禅母
在禅母汉字中古音音韵声母为“?廾”,日语吴音一般读作ザ行音,汉音读作サ行音。“瑞”中古音韵声母属于禅母,它的语音发展过程为:dhiua(古代音)?廾Iue(中古音)sIui(近代音)ru?藜i(rui 现代音)。转为日语吴音汉音的中古音韵时期,吴音读作“ずい”,汉音读作“すい”,现代日语基本上用的是吴音,如:瑞木(ずいぼく)、瑞(ずいき)、瑞兆(ずいちょう)、瑞花(ずいか)、瑞名(ずいめい)、瑞命(ずいめい)、瑞相(ずいそう)、瑞祥(ずいしょう)、瑞雪(ずいせつ)、瑞B(ずいちょう)、瑞(ずいうん)、瑞(ずいむ)、瑞(ずいえん)、吉瑞(きちずい)、祥瑞(しょうずい)、c瑞(けいずい)、瑞(れいずい)、奇瑞(きずい)……
6.结语
中国汉字中同样含声母“R”的汉字,它们的来由不同,演变轨迹不同,在日语中形成的读音也不同。日母因该属于“R”的正统,它们占日语《常用汉字表》“R”汉字的82%。这类汉字吴音读作ナ行音,汉音读作ザ行音。
以母的声母由中古音韵的“y”,逐渐演变成现代汉语拼音的“R”。日语《常用汉字表》有4个这样的汉字,占12%。这类汉字吴音汉音一般都读作ヤ行音,个别读作ア行音。
云母的声母由中古音韵的“y”或“?”,逐渐演变成现代汉语拼音的“R”。日语《常用汉字表》有1个这样的汉字,占3%。这类汉字吴音汉音一般都读作ヤ行音,个别读作ワ行音。现代假名使用法使ワ行音的表记归到ア行音。
禅母的声母由中古音韵的“?”,逐渐演变成现代汉语拼音的“R”。日语《常用汉字表》有1个这样的汉字,占3%。这类汉字吴音读作ザ行音,汉音一般都读作サ行音。
总而言之,日语汉字音读来源自中国的中古音韵,因此汉语拼音和日语音读是同源,对于中国学习日语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福音。但是,语言是发展的,虽然音韵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但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时期,其变化还是惊人的。我们要研究中日音韵的对应关系,不仅要懂得音韵学的知识,而且要从浩瀚的资料中寻找研究内容必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后我们将以日本政府颁布的《常用汉字表》为研究范围,逐个搞清每个汉字读音的来龙去脉,然后进行研究梳理,整理出一份有用的材料,给学习日语者提供一个快捷的通道。
参考文献:
[1]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267―268)(122、123).
篇5
一、汉字教学的原则
（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这个原则在汉字教学中体现为从独体字到合体字，从笔画、笔顺、部件到整字，从象形字、指事字到会意字、形声字，从最常用字、次常用字到不常用字。具体教学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可以为合体字的部件分析打下基础，教合体字时，又可以复习学过的独体字。对于合体字中的会意字，只要讲解字本身的理据性，就有利于记忆。
（二）音义结合，形成系统
要充分利用意符表义的特征，来教学生认字，扩大识字量。可以在学一个字的基础上，认识一些同一部首且意义相关的常用字。有意识地将同形符的汉字系联到一起，可以充分展现汉字作为表意体系文字的特点，引导学生掌握文字学意义的偏旁、部首。
（三）增加趣味性，讲究形象性
汉字教学，要尽量避免枯燥乏味的机械练习，这就要求教师在趣味性、形象性上多费一点心思。适当地编制一些顺口溜、口诀、歌谣等。例如：为了让学生记住“颐、姬、熙”三字的声旁不是“巨”，可以编造出“颐和园里演蔡文姬，观众熙熙攘攘”这样的句子来帮助记忆。
汉字教学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笔画、笔顺、部件、结构的教学；还可以设置一些不同的练习，比如用描写、临写、抄写，根据拼音写、用汉字组词等方法，让学生掌握字的形、音、义。
二、教学策略
（一）利用比较法教字形
字形相近的字学生容易写错，如“狗”和“拘”等。在学生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后，可在教学中进行相似相近字的对比，以巩固偏旁部首和形声字的运用能力，通过比较让学生认清近似字的细小区别增强对汉字的辨认能力，克服书写中的错别字。
在教学中使用对比法，不但可以使学生掌握新学的汉字，还可以温故知新，加深对已学汉字的理解。
（二）实行语音、文字、常用语三线交叉
汉字书写教学的主要内容是：1）汉字的基本笔画，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 、“下”、“人”、“大”、“头”、“水”等汉字的造字方式；2）名称及书写，如“月”、“休”、“ 围”等；3）基本笔画组合及笔画顺序，如“打”、“吃”、“说”、“清”、“草”等。以上内容都应该结合常见的简单汉字进行，这些汉字以意义比较实在、用法比较简单的为好，要求学生能十分熟练、快速地书写这些字。同时利用实物图片认识一些常用的汉字，如“学校”、“邮局”、“银行”、“电话”、“钱”、“宿舍”、“卫生间”、“饭店”等，常用日常对话，如“你叫什名字”“谢谢”“多少钱”等情景、声音来学习，不一定要会写汉字。
（三）以基本字带新字
在汉字教学的初级阶段以后，可以以一些组字构词能力较强的常用字和基本字为中心 ，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相同类型的组合字列出来，让学生进行辨析，认清其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同时，将新学的以字归人这一系列中去，可以举一反三，促进学习。
（四）结合课文讲解汉字理据意义
从理论上推断，正确讲解汉字理据意义，对学习者记住汉字字形、理解汉字本义以及汉字所记录的汉语词的引申义都是有利的。由于汉字与汉语发展的不平衡性，汉字的理据意义并不完全等于汉字所记录的汉语词的概括意义，但是字义与词义确实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因此 ，抽象讲解字义与词义的关系容易流于空泛。结合课文具体讲解汉字的理据意义以及字义与词义的关系，能将复杂抽象的规律讲得简单具体。
参考文献：
[1]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探讨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赵明德.全方位加强汉字教学[A].对外汉语教学探讨集[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6
一、谐音双关
汉语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语音对应几个字形”，也就是“多字谐音”。下面是各种场合中巧妙的“谐音双关”。
“谐音”可用于“诗句”、“对联”、“谜语”中：
①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晴”谐音双关为“情”。
②贾岛言醉非假倒，刘伶饮酒不留零。
“贾岛假倒”谐音；“刘伶留零”谐音。
③冰冻兵船，兵打冰，冰开兵走；
泥污尼鞋，尼洗泥，泥尽尼归。
“冰兵”谐音；“泥尼”谐音。
④谜语：在“金、木、水、火、土”之中，谁的腿最“长”？
二、拆字
有一种文字游戏叫“拆字”，即把“字”的结构灵活“拆”开，根据场合随意附会成趣。“拆字”之巧是其他文字难以企及的。
（一）“拆字”可写成“诗词”或“对联”
①何字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②二人土上坐；一犬人边伏。
③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此+木柴”，“山山出”；“因+火烟”，“夕夕多”。
这有关伐木工人的生活。伐木工人不烧煤，只烧山上到处都有的“柴”；每天中午在林中吃干粮而不做饭，只在傍晚时才下山回家做饭而冒出缕缕炊“烟”。
（二）“拆字”可用于“酒令”之中
1.“酒令”是筵席上的一种文字游戏，有很严的格式，谁违背了格式就罚谁饮酒。
甲：一个“出”字两个“山”，
二字同旁“锡”和“铅”，
不知哪座“山”产“锡”？哪座“山”产“铅”？
乙：一个“吕”字两个“口”，
二字同旁“汤”和“酒”，
不知哪一“口”喝“汤”？哪一“口”喝“酒”？
2.通过“拆字”的“酒令”，各人可以说出不同的意见：
张、李、刘、陈四个人是朋友。陈犯了错误，由李负责处理。陈托张和刘去请李吃饭，席间通过“酒令”说出了看法。
张希望李看在朋友情面上，高抬贵手，不要处分陈。
张：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心”变成“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
李坚持要依法处理，不看面子，劝张不要管这件事。
李：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水加“雨”变成“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刘听到李不讲朋友情面，仍要处分陈，就说李是仗势欺人。
刘：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水加“欠”变成“欺”。
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谜语
（一）关于“物”的谜语
①一个亭，斜柱撑；上边有水流，下边有人行。
②珍珠白玉女，身穿绿叶装，穿衣去洗澡，脱衣上牙床。[节日食品]
（二）关于“字”的谜语
①争先恐后。
②两个幼儿去爬山，没有力气到山巅，
回家恐怕别人笑，躲在山中不肯还。
③床前明月光。
四、对联
“对联”的特点是一“对”二“联”。所谓“对”是指形式上的成双成对，即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相对的字词要词性相同，结构相似，平仄相反，节奏相应；所谓“联”是指上下联的思想内容必须紧密联系、相互照应，或者相对、或者相反、或者相关地融于一个意境中，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汉字字形的“方块”性和字音的“平仄”性，恰巧适合于“对联”的“规整对称，妙趣横生”的表达方式，没有“方块”的汉字，就没有对联。
例如河北赵县赵州桥的对联：
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名词“水”对“人”，“碧玉环”对“苍龙背”，动词“去”对“行”，介词“从”对“在”，方位助词“中”对“上”。联中“碧玉环”、“苍龙背”联想丰富，比喻精妙。全联动静谐和，既描述了赵州桥的静态美，又写出了“水去”、“人行”的动态美。此联只用14个汉字就描绘和赞美了赵州桥的风采和雄姿。
（一）“对联”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1998年问世以前，我国没有语法著作，在语文教学中也没有语法教学。”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我国长期的行之有效的传统语法教学方式就是“对对联”。著名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及传统启蒙教学中“对对联”用的《笠翁对韵》等都是语法著作或语法教材。认真研究我国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笠翁对韵》等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及传统启蒙教学用“对对联”方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语法教学，对当前国内的语文教学和国际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对对联”教学和训练对学习者的要求：
下联字词的“义类”跟上联对应字词的“义类”相同。
下联的“语句结构”跟上联对应的“语句结构”相同。
传统启蒙教学中用“对对联”的方式进行了十分有效的语法教学，专门为“对对联”教学编写出版了许多教材，如清代李渔（字笠翁，1611-1679）编写的《笠翁对韵》，列举许多富有文采的“对子”供学龄儿童朗读和背诵，对儿童的语法教育具有很大作用。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新编的《笠翁对韵新注》，现摘录该书的片段：
[冬]
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封。
金菡萏，玉芙蓉。绿绮对青锋。早汤先宿酒，晚食继朝饔。
唐库金钱能化蝶，延津宝剑会成龙。
2.对一些“对联”的分析：
①“犬行雪地梅花五，鸡过霜桥竹叶三”的分析：
“犬、鸡”是“家养动物”，“行、过”是“自身移动”。
“雪、霜”是“冬季气候”，“地、桥”是“空间处所”。
“梅、竹”是“观赏植物”，“花、叶”是“植物构件”。
“五、三”是“基本数目”。
传统“对对子”教学要求学生学的“义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比现代语法教学要求学生学的“名词”，要细致得多，深入得多。
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词类的知识：（括号内是现代的术语）
“鹂、鹭、柳、天”皆为“物名”（名词）。
“黄、白、翠、青”皆为“属性”（形容词）。
“鸣、上”皆为“行动”（动词）。
“两、一”皆为“数目”（数词）。
“个、行”皆为“单位”（量词）。
③关于结构的知识：
“两+个”、“一+行”都是“数目限定物量单位”（“数词”限定“量词”）。
“黄+鹂”、“白+鹭”、“翠+柳”、“青+天”都是“属性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名词”，即“定语”限定“核语”）。
“两个+黄鹂”、“一行+白鹭”都是“数量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量词”，即“定语”限定“核语”的“定核结构”）。
“鸣+翠柳”、“上+青天”都是“行动及于处所”（“动词”及于“名词”的“述宾结构”）。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主体做某事”（“主述结构”形成的“主述型单句”）。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法教学”，而是有行之有效的语法教学方式，即“对对联”的教学方式。正是这种传统的高效的“对对联”式的语法教学，才培养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众多文学大师，才创作出唐诗、宋词、元明戏曲和《水浒传》、《红楼梦》等灿烂辉煌的世界名著。
（二）对联的技巧和魅力
1.古典诗词中有许多对联情感深挚：
①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②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2.有些对联言简意赅、巧妙工整：
①观海天作界；
登山人为峰。
②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3.有些对联一句之中有反义词或循环语：
①四面灯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
一年事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
②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
尺量地面，地长尺短短量长。
4.有些对联字词重叠妙语连珠：
①月月月圆逢月半；
年年年底接年初。
②峰上栽枫，风吹枫动峰不动；
路边宿鹭，露落鹭飞路未飞。
③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天空；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5.有些对联用语通俗平易近人：
篇7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154-01
留学生在习得汉语时一般都要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1.拼音。汉语拼音是用26个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所以外国学生学习起来很轻松，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掌握拼音的读写法。
2.基本词汇、汉字。留学生掌握汉语拼音之后，就要学习基本的词汇和汉字了。大一部分留学生开始感觉汉字非常难学。
3.背景文化。在基本词汇和汉字掌握的基础之上，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等个方面进行学习。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第二、三阶段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汉字。虽然有的留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基本对话，但是其掌握的汉字却有限，有的是会读不会写，有的是会读会写但错别字特别多。所以找到好的教学方法才是突破汉字教学的关键。
一、 汉字难学的原因浅析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种―――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表音文字用固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节，作为标记词语声母的字母。一般来说，一定的音就用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音。人们掌握了字母的发音和拼写规则，就能够听词而写，见词而读。而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不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它用不同的笔画构成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音节语素，从而代表了语素的声音。因而汉字常用的意符就有几万个，常用的也有几千个。汉字构形时，部件数量的多少、采用哪些部件、部件之间的组合方式及位置等都是依据它所记录的语义而决定的。因此汉字的各个构形元素之间存在相应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这导致了汉字复杂的结构。
日本、韩国等国的语言里保留了很多汉字，所以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学习汉字的情况要稍微好些。而欧美等国家的留学生由于语言差异，学习汉字则相对困难。
二、 六书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应用
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大多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熟，而《说文》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学专著，对汉字的解释和阐述在现在看来依然系统且完备。因此将六书理论应用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认清字形，识记字音字义，为汉字教学提供一定的辅助捷径。
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就是描绘事物性状的造字法。古代象形字有的像事物的整体轮廓，如“舟、车”；有的像事物的特征部分，如“牛”像牛角向上弯；“羊”像羊角向下弯；有的除具体的事物外还有必要地附带部分，如“瓜”
（上面古文字分别为月、牛、羊、车、舟、瓜）
这些描述自然子午的字大多比较易懂，在课堂讲解时我们可以拿些真实的图片和古文字对比，提高留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汉字毕竟不是图画，因此该部分内容只是作为一个入门的作用，稍微点拨下即可。
会意和指事。指事是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大多是在象形字上附加指事符号。而会意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指事意义的符号组合成一个，见而知其新义。如以下的几个古文字：
（上面的古文字分别是上、下、三、本、末、朱、甘、刃。）
会意字和指事字动态集中地表达意义，视觉效果强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如果说象形字是一幅图片，指事就是用软件在图片上加上标记，而会意则是一种FLASH动画，它用静态的画面表现出动态效果，让人们通过分析画面中所画事物的关系来理解字义。所以可以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来教授，如可以拿刀的图片和刃对比，让学生理解刃就是刀上的锋利部位；再如“本”字，先在黑板上画出树的图形，然后让学生理解“本”就是“木”字在下面加了一横，用来突出树的根。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识过程，学生拼读汉字的能力会进一步提升。
形声。形声就是由表示字义类属的偏旁和表示字音的偏旁组成新字。形声字是由形符和声符组成的。形符的来源主要是象形字。声符的来源是象形、指事，也有一部分会意和形声，这些字转化成声符后就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成为表音成分。形声是一种最能产新字的造字法，大约占现代汉字的50%。讲形声字时，当抓住汉字形旁和声旁的特点，从汉字的表意特色切入。形声字有表音成分，同语言的声音有一定的联系，同一个形旁加上不同的声旁可以造出意义有关而读音不同的字。如形旁“木”，在通用字中就有“朴、根、杠、杖、村、材、杨、”等大量的意义同木有联系的形声字。有时也有声旁相同而形旁不同的字，其读音相似且意义有一定的关联，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这些字都以“戋”为意义，同时“戋”也是他们的读音。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把相关联的字放在一起，学习一个字，可以把相关的字也列出来，让留学生比较分析。学生通过反复练习，对相关联的形声字就会产生感性认识，从而为认识批量汉字打下良好基础。这些形声字应让学生反复练习以加深映像，这样学习完一批形声字后，留学生就可以触类旁通，在阅读的时尽管有些字不认识，但是可以通过他们的形旁或声旁来推测其意思。此方法可以有效提高留学生阅读中文的能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记汉字形义的关系比记形音关系更容易。仅从形音的角度，汉字在留学生眼里不过是一个个抽象符号――凭抽象符号去记音，再加上同音字的混淆，就更加重了记忆负担。而以六书分析汉字的形义关系，让学生先理解再记音，那字形就会成为记汉字音义的拐杖。因此，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教师应该把六书理论同教学实践相结合，以便让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理解音形义的关系，达到最佳的汉字识记效果。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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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中，采用过先语后文、语文并进、集中识字等教学方法，本文对先语后文和语文并进两种教学方法进行分析。
（一）先语后文
最早的汉字教学采用的是先语后文的方式。1950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先语后文的两次试验，在后期对外汉语的发展中，国内外也对这种汉字教学方式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并就此提出了各种相应的理论。如赵金铭先生曾在2008提出的汉语四步教法，并在2011年的《初级汉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先语后文”辩证》中从三方面论证了先语后文的科学性。提出了基于汉语和汉字特点的“先语后文”；依据心理学原理的“先语后文”；符合教学规律和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的“先语后文”。
这种识字方法采用前期只学习语音、听说等内容，到后期再进行汉字的集中学习的方式，在前期的对外汉语教学中降低了学习者的学习难度，符合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但这种将语文分开的方式容易造成学习者读写能力与听说能力脱节的现象，很多学习者和教学者易产生重语轻文的态度，对于汉字的重视程度下降。
（二）语文并进
语文并进是一种以语带文的汉字教学方法，采用的是随文识字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于汉字及读音等听说读写的技能的同时培养。现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有许多采用的是这种汉字教学方式。这种方式的汉字教学虽然可以达到技能的较全面培养，但其汉字的出现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因其属于随文识字，会出现学生一开始就会遇到“您、谢”等汉字的学写要求，具有难度性，不利于学生对于汉字的掌握，同时也加大了教学者汉字教学的难度。
二、汉字教学教材简介
现有的汉字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随文识字的，也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语文并进式的教材；另一种是单独识字的教材，用于独立的汉字课堂。随文识字的主要有《阶梯汉语―初级识字》《体验汉字―入门篇》《新使用汉语课本―汉字册》等；独立的汉字教材主要有《汉字识字课本》《汉字速成课本》《张老师教汉字》等。本文主要选择《汉字速成课本》《张老师教汉字》《新编汉字津梁》三本独立的对外汉语汉字教材进行研究。
（一）《汉字速成课本》
《汉字速成课本》共收录汉字851个，部件134个，是一本适用于初级阶段学习者的汉字教材，尤其是非汉语、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初学者。全书共20课，每课分为“汉字知识”“奇妙的汉字”“学习建议”“复习”四部分，在“汉字知识”部分对于笔画、笔顺、造字法等知识点进行讲解；“奇妙的汉字”部分采用有趣的方式对于汉字进行讲解，在“学习建议”部分给出一些汉字学习的小贴士；并在最后“复习”部分对于学习内容采取一定的复现和练习。
（二）《张老师教汉字 汉字识字课本》
《张老师教汉字》是主要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来华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教材，该书共25课，分为上下两册，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收录汉字780个，包括630多个甲级字，120多个乙级字以及少量作为部首的丙丁级字。主要由基本知识和本课生字两部分组成，对初学者进行常用的甲级字的讲授。
（三）《新编汉字津梁》
《新编汉字津梁》是针对初学者的汉字教学教材，收录常用汉字1200个左右，其中90%为大纲中的甲级字和乙级字，并有少量丙丁级字及超纲字。从基本的笔画、笔顺等讲起，到具体的汉字，采用同偏旁集中讲解的方式，对于初学者进行汉字的讲授。
三、教材汉字的编写情况
本文以《汉字速成课本》为例，对于汉字教材的编写情况进行分析。该教材共计20课，我们对于其每课的生字数量进行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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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本书的所有课节生字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从第一课到第二十课的生字数是大体呈现递增趋势的，可以看出在对外汉语的汉字教材编写中，是由易到难，生字数量由少到多的，这一点是符合学习及教学规律的。
四、教材评估
（一）教材评估界定
对于教材的评估，赵金铭曾指出，教材应多少体现当代语言理论、语言教学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汉语事实本身认识的最新研究成果，一定要吸收到教材中，以便为教学服务。具体而言就是从教学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大纲、学习者情况、语言材料、复习六大部分，对于教材进行评估。本文对于上述三本独立的汉字教材从知识点排列及笔画数量角度出发，对于其教学目标、学习者情况、复习等方面进行评估。
（二）知识点排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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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中三本教材知识点排列的对比，可以发现三本教材中都对笔画、笔顺、书写规则、部件等基础性知识进行了讲解和说明，并都从传统六书的角度对于造字法进行了讲解，从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类型对汉字进行了区分，并进行分别讲述。而对于简繁字、查字典等内容则有区分。
根据学习者处于初级水平的情况，三本教材都对基础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基本符合学习者的学习现状，对教学目标和学习者情况进行了较好的掌握。此外，《汉字速成课本》采用了“复习”单元的方式，对于生字达到一定的复现，符合复习的要求，有助于学习者的汉字学习。
《?h字速成课本》和《张老师教汉字》两本教材都有查字典的教学内容，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目标出发进行讲授，利于学生自学方面的后续发展。而《张老师教汉字》和《新编汉字津梁》两本教材都涉及简繁字的内容，鉴于繁体字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主要起到推动理解的作用，并不需要掌握具体写法，本文认为这一部分的教学只属于总体汉字教学的辅助手段，不属于必有的内容。
（三）笔画数量评估
通过对三本教材中所选生字笔画数量的对比，可以发现《汉字速成课本》的前一百个生字中没有多于10画的；《张老师教汉字》的第10画的汉字出现在43个，为“哥”；《新编汉字梁津》的第10画汉字出现在第85个，为“留”。可以看出三本教材的前100个生字都是较简单的，几乎很少或者不出现10画以上的汉字，汉字的选择是大纲中较为简单的甲级字，这符合初学者汉字水平掌握程度低的状况。尤其是《汉字速成课本》的编写中，前100个生字中没有出现任何10画及以上的汉字，这对学习者的初级教学是有利的，本文对于该编写方式持有肯定态度。
五、教材编写建议
（一）考察大纲，编写独立汉字教材
首先，教材编写者对于汉字编写应有足够的责任心。编写者应意识到教材是教学的前提，认识到其重要性，充分投入责任感，认真编写，同时认识到语文相同的重要性，编写独立的汉字教材。对《大纲》进行深入了解，并能意识到常用字词的标准等。对《大纲》进行充分深入考察研究，并与相关编写者及教学者交流探讨，以达到能够编写出实用、与时俱进的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材。
（二）编写符合学习者情况的教材
研究不同水平学习者情况，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制定对应的教材，对于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有区别的教材编写，如对于初学者编写以大纲中甲级字为主的教材。同时注意编写原则由易到难，笔画数由少到多，与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相对应。
（三）教材编写要注意国别化
现今的对外汉语教材对于国别化重视度较低，因对外汉语教材学科本身有其特殊性，编写时应具有国别性的意识，对于不同国家的学生，应有按照其不同国家学生特点编写的有针对性的教材。同时对于在来华留学的汉字教材以及在国外当地使用的汉字教学教材应有区分，按照两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有区分的教材编写。
（四）注意汉字的选择和排序
篇9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 lu 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 lu 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 lu 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 lu 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 lu 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10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篇11
（一）基本的汉字教学原则1、赵金铭先生曾提出过“先语后文”的四步教学方法先进行口语交际，只学口语，不学汉字；初步掌握口语以后，开始识字，只看字不写字；认识300个汉字之后，学习描红；学习写汉字，听说读写同时进行。2、合理安排识字顺序有关识字顺序的安排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体现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吕必松（1999）指出：教授汉字应当遵循如下规律，笔画由少到多，由独体字到合体字，由结构简单到结构复杂。先教常用部件字,为以后学习奠定基础,让学生能够像滚雪球一样扩大认字数量。
（二）汉字教学的基本策略
1、针对初学者的教学策略
新说文解字法：
使用一切认知手段：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兼用理性和荒诞，来帮助初学者学习和记忆汉字。“形象法”：例如“口,日,山”之类的象形字。“描绘法”：如“早”:太阳(日)在教堂上的十字架上升起,预示早晨的到来“;联想法”：如“左右”:“左”下边是“工”字,可以联想成Z，是zuo的首字母;“右”下边是“口”字,人们用右手吃饭,这样便可以形象地区分“左右”二字;“说明法”：如“休”字:人在大树边,表示人在树荫下休息;如“男”字:男人在田里劳动。“谐音法”：“离”与Leave谐音“;哭”与cry谐音。“比较法”“,千”与“干”“,此”与“比”等字应通过比较来鉴别。“组合法”：如“解”字,“角刀牛”即为“解”;“赢”字,“亡口月贝凡”即为“赢”。
2、学生入门后应采取的教学策略
（1）以教学部件为主的教学策略部件是汉字的基本组成部分。学好部件是学好汉字的基础。崔永华（1997）认为,汉字拆分出的部件单位越少,越容易被记住；汉字拆分出来的记忆单位的可称谓性越强,越利于识记字；汉字拆分出来的记忆单位的有理性越高,越利于识记。跟笔画和整字相比,部件是最理想的。部件教学的基本原则：重视独体字的教学。优先考虑构字率高的独体字，在教学中要提早出现，为后面的汉字教学做铺垫。如“人、口、八、木”等字；注重对比分析。一是形似部件的对比。如“牛、午，广、厂，木、禾”；二是结构对比。如“兑、况，呆、杏，部、陪”；注重汉字结构教学。不但要教授一个汉字是由哪些部件组成的，还要强调部件的排列方式。
（2）重视声符的表音作用策略
重视现行汉字声旁的表音功能。这样既能利用汉字表音功能的积极作用，又能充分发挥留学生从小就形成的善于将字形和字音相结合的习惯。柯彼德(1995)认为，在说明形旁所表示的意义之外，在汉字教学中应更加注重发挥声旁的潜在优势，应当努力完善从汉字的表音功能出发的汉字教学体系。柯彼德进一步提到了实际的教学方法,例如,学生学会“太”和“心字旁、三点水、金字旁、肉月旁”等形旁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教授“态、汰、钛、肽”等汉字,为的是使学生学习带有“太”声旁的汉字,了解汉字的声旁与形旁的互补作用,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字义，也不要求其会写会用。
（3）重视意符的表意作用策略
篇12
（2）因人而异的任务布置
教师结合教材和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设计学习方案，编写教学材料，帮助学生学习汉字。同一个班的留学生中文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偏重口语，有些擅长读写，一般而言，东南亚学生的汉字学习能力较强，欧美学生相对较弱，学习意愿也相对较弱。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布置任务时因人而异地分配不同难度的内容，有利于增强学生自信心，从而激发更大的学习兴趣。比如说，像越南、韩国、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风格与中国学生类似，认读与抄写汉字并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读音中的“Z”“C”“S”等声母掌握不好，因而在安排任务时，可以遵循其学习特点，加强字音的训练。另外还可以针对一些学生的学习要求，例如HSK考试，有意识地进行相关训练。而欧美学生则由于语言类型与文化特点的大相径庭，对于汉字的字形、结构与笔画等缺乏先天感受，再加上对中国文化缺乏认同和亲近，因而对汉字的畏难情绪相对较重。因此在布置任务时要注意其学习特点，避免枯燥地抄字、听写等练习，而应该以拼字、连线等游戏形式进行反复训练，使他们在不经意间巩固记忆效果。
2认写分流，多认少写
在教学中应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增加认读量、减轻书写量，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增强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在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学生对于动辄四五十个字的生词表相当害怕和排斥。教师可以根据日常使用频率的高低，要求学生将生字分组记忆，一部分要求会读写及运用，即写字组，一部分认读即可，即识字组。在这种模式下，每课生字都分为写字组和识字组，写字组汉字是识字组的一部分，约占13左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只示范写字组汉字的书写，对其他字则不作书写要求。这种分组的方式明确了生字需要掌握的程度，降低了汉字的认知数量，对于提高识字能力有显著效果。对此，吕必松先生明确提出了“汉字本位、随文学语、口语教学和书面语教学逐渐分流”[4]的教学原则。这样的处理对学生建立学习兴趣和信心非常重要，学生不会被庞大的生字群吓跑，又能循序渐进学到汉字的书写规律，他们在阅读时常常发现自己可以理解成句的话，而听写也并不困难，这样学生自然更有成就感。
3合理引入文化内容
由于语言体系的差异，汉字成为汉语学习中最难攻克的内容。而汉字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特殊的字形美感，又是其他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因此教师在讲解汉字时，可以有效地借助一些象形意义很强的独体字，从文化角度进行阐释，激发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向往以及对汉字的兴趣。比如说，在分析“礻”字旁时，可以先引入“示”字，说明偏旁的来源和意义。从造字法来看，“示”字属象形字，古字很像由一横一竖两块石头搭成的供桌，用以祭祀天地、鬼神、先祖等，因此“示”或“礻”做形旁的字往往与祭祀、鬼神等意义有关。[5]另外在进行文化内容讲解的同时，教师还可以在黑板上展示祭台的形状，“示”字的甲骨文、小篆、隶书和楷书，从而让学生了解该字的字源变化，使其产生直观感受。通过对字源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日、韩等学生具有较强的文化亲近感，而欧美学生则感觉汉字背后的文化含义神秘而有趣，因此，这种从文化角度的讲述是相当必要的。而这要求教师有着较深的古文字知识的积淀，很多汉字从简体字中根本看不出原有意义，教师只能通过展示不同的字形变化，从图片到甲骨文，再到小篆，再到楷书繁体字，最后引入现代规范简体字，才能使学生更准确地掌握该汉字的意义与构成方式。而这部分内容的讲解，要淡化理论性，尽量通过直观的图片、绘画、书写进行展示。另外在准备展示的汉字时，应选择具有较强象形意义，便于绘画和解释并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汉字，比如：京、高、美、典、册等字。[6]
4合理设计课堂教学中的游戏环节
在教学中增加游戏和活动环节，是对外汉字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留学生的学习习惯与汉语母语学生有一定差异，对于大部分留学生来说，汉字像一幅画一样，无从下手，只有通过教师不断的重复、再现，才能增加他们的熟悉感，从而加强对汉字的认知能力，但以怎样的方式重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是简单枯燥的展示和听写，会让学生产生厌烦情绪，而通过寓教于乐的游戏环节，使得学生在彼此的良性竞争中，产生对汉字的直观感受，从而巩固对于汉字的记忆。因此有必要在每一次的课堂教学中，组织一些有趣的游戏环节或是竞赛活动，以增强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最常用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1）拼字游戏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深刻感觉到对于生字采取不同的展示方式，会得到不同的认知效果。在上课之初，教师将一个生字的形旁、声旁分别写在两张卡片上，以合体的方式向学生展示，之后再进行拆分，让学生认识该字的各个部件。在每次课堂教学结束时，将已学过的汉字的卡片全部拆分、打乱，让学生以打扑克的形式进行两两组合，最早完成任务的获得胜利，而最后完成的人则要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这个拆字游戏不仅增加了学生对于汉字部件的熟悉度，更刺激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学习主动性。
（2）顺口溜记形近字
教师根据汉字的构字规律，用顺口溜形式进行字形教学，既有趣味性，又有思考性，符合认知特点，学生也喜闻乐见。比如说：晴、睛：有日天就晴，有目是眼睛。泡、袍、跑、炮、饱、刨、抱：有水吹泡泡，有衣做旗袍，有足飞快跑，有火能点炮，有食能吃饱，用刀刨一刨，伸手来拥抱。[5]另外，这个顺口溜还可以用填空的形式来进行汉字部首识别的练习。
（3）循环造句
在学生已学过的汉语词汇中选取一部分，将每个词写在一张卡片的左上角，每个学生抽一张，用卡片上的词语造句，并写在卡片上，交给教师。教师将卡片顺序打乱后，再让学生抽一张，学生抽到卡片后，把写在上面的句子大声念给全班听，让大家来评价句子的对错，然后学生再用同一个词另外造一个句子，并写在这张卡片上，交给教师。像这样循环四五次后，每个词都有四五个句子。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认读、语法，还练习了汉字书写，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4）加笔画写新字
教师在黑板上书写出一些学生已经学过的简单的独体字，让学生思考如何给增加笔画，使它变成另一个字。比如说，王、头、尤、今、大等字，在增加笔画后可变为玉、买、龙、令、太等新字。在这个练习中，要注意所选取的汉字在变形前与变形后都比较常用，不能出现生僻字，否则不利于教师讲解，也不适合用于学生扩大词汇量。
篇13
2、认识大、小写字母，熟记字母表，按顺序写出大、小写字母。
3、累计识字3000个左右，常用字会读、会写、能用（音、形、义结合） 4、硬笔书写楷书，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顺序，能初步体会汉字的书写（笔画、笔顺、结构、部首、偏旁）的匀称，整洁美观。
5、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理解运用字（词）。
6、学会（三种方法）、词典等工具书理解字（词）。
（二）词汇（成语、叠词、近反义词、相对词、多义词、对子、短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
1、重视词语的积累，能分类识记，理解运用。
2、能独立联系上下文（语言环境）理解词语，并区别口语、书面语、褒义、贬义、表面意、喻意，多种意思的表达中正确运用。
3、初步了解关联词，能恰当运用在语言环境中。
（三）语句（名言、警句、诗词句、关联句、修饰句、改写句、扩充句、改病句、组句成段、给句加标点等）
1、能在语境中积累运用名言、警句，并理解关联句、修饰句、诗词句。
2、能恰当地改写句子，使句子具体生动，富有情趣。
3、能准确感悟句子，学会修改病句，理解句子蕴含着的意思。
4、能从句子中想像并运用音乐、图画等表达方式，体悟句子意境含义。
二、复习安排
三、复习题：
一）汉语拼音基础及提高
1、按字母表的顺序排列下列字母，并在括号里写出相应的大写字母。
t q r n m b l a h d （ ）
2、将下列字母分类
zi ɡ yu w u ɑnɡ yinɡ inɡ ch chi
声母（ ） 韵母（ ） 整体认读音节（ ）
3、写出对应的大写小写字母
G（ ） q（ ） m（ ） f（ ） R（ ） e（ ）
4、给带点字的音节补充完整
舅舅（j ） 推举（j ） 蕃茄（q ） 缺少（q ） 供应（g ） 湖泊（ o） 堵塞（s ） 广厦（s ）
5、拼音写字组词
jiānɡ：（ ）要 豆（ ） 冻（ ） 边（ ）
chnɡ：（ ）实 （ ）市 （ ）现 （ ）认 路（ ） biàn：（ ）论 （ ）别 （ ）子 （ ）更 （ ）地 yōu：（ ）闲 （ ）静 （ ）愁 （ ）秀 性命（ ）关 mù：开（ ） 羡（ ）（ ）碑 （ ）色 （ ）捐
（ ）浴 （ ）录 放（ ） 和（ ） 肃（ ）
jìnɡ：门（ ） 洁（ ） 寂（ ） （ ）赛 （ ）然
环（ ） 宝（ ） 尊（ ） 疾风知（ ）草
jīnɡ：（ ）彩 （ ）莹 jǐnɡ：风（ ） （ ）察 pīn：（ ）凑 pín：（ ）困 pǐn：（ ）尝 pìn：（ ）请
shì：（ ）界 （ ）样 （ ）卷 形（ ） 装（ ） （ ）言 （ ）合 教（ ） 解（ ） 宣（ ） jiǎo：（ ）猾（ ）幸（ ）洁 打（ ）（ ）纳（ ）健
6、读正确下列字，写出音节
拈（ ）轻怕重 丢三落四 瞠（ ）结舌 刚愎（ ）自用
辣（ ）椒 勉强（ ） 宁（ ）愿 省（ ）悟
棘（ ）手 倔强（ ） 安宁（ ） 破绽（ ）
会（ ）计 邮差（ ） 喝（ ）彩 的（ ）确
7、根据拼音在括号里选择一个正确的字或词画上“√”
shēnɡ（森 生 胜） xīnɡ qī（星期 新奇） fǔ（虎 斧 服）
8、读拼音、写词句、用标出整体认读音节
kānɡ kǎi kuí wú xiá xiǎnɡ ào mì zí xún
( ) ( ) ( ) ( ) ( )
kù’ ài pí ǎo tú àn lián ǒu jī
( ) ( ) ( ) ( ) ( )
xīn shǎnɡ ān wi chánɡ shì jiàn kānɡ yùe ěr
( ) ( ) ( ) ( ) ( )
yú l shū cài bài fǎnɡ wi xi mánɡ lù
( ) ( ) ( ) ( ) ( )
yōu lǜ diǎn zhuì yán jùn yún chn qīnɡ ch
( ) ( ) ( ) ( ) ( )
m fàn dān wù jiǎn yu miǎn lì jùn qiào
( ) ( ) ( ) ( ) ( )
qīnɡ xī biān jiānɡ duàn liàn là zhú yōu yǎ
( ) ( ) ( ) ( ) ( )
jīnɡ yínɡ shùn jiān táo y hǔ p là jiāo
( ) ( ) ( ) ( ) ( )
yí hu guān jiàn qíng xù zì hài fēng bēi
( ) ( ) ( ) ( ) ( )
bǎnɡ yànɡ zēnɡ yuán zhān yǎnɡ liú lǎn hú di
( ) ( ) ( ) ( ) ( )
xiōnɡ yǒnɡ png pài jīnɡ táo hài lànɡ bǐnɡ zhú y yu
( ) ( ) ( )
xiōng yǒu chng zhú diào bīng qiàn jiàn shǎng xīn yu mù
( ) ( ) ( )
guānɡ mínɡ lěi lu xīn yu chnɡ fú hū lún tūn zǎo
( ) ( ) ( )
xuě zhōnɡ snɡ tàn jū ɡōnɡ jìn cuì sǐ r hu yǐ
( ) ( ) ( )
zhǎn dīnɡ ji tiě jīnɡ chnɡ suǒ zhì, jīnɡ shí wi kāi
( ) ( )
yì sī bù gǒu guān yīn sì jiàn , rì yu rú suō
( ) ( )
二）、汉字
1、选择自己喜欢的汉字，规范整洁写在田字格上。（5个）
添 晰 疆 勃 试 寄 磊
序 率 蔑 幽 粼 忌 抑
2、先加偏旁构成不同的汉字，越多越好，再选一个组两个词。
直 （ ）（ ） 俞 （ ）（ ）
颛 （ ）（ ） 每 （ ）（ ）
逡 （ ）（ ） 肖 （ ）（ ）
佥 （ ）（ ） 莫 （ ）（ ）
3、写出带有下面偏旁部首的字，再选两个各组一个词。
门 （ ）（ ）十 （ ）（ ）
山 （ ）（ ）疒 （ ）（ ）
4、请在“”、“日”、“木”字上各添两笔，写出尽量多的不同的字。
口
日
木
5、选字组词
（暮 幕 慕 墓 摹）爱（ ）开（ ）扫（ ）银（ ）（ ）色降临
（燥 躁 澡 噪 造）（ ）诣 （ ）音 洗（ ）干（ ）急（ ）暴（ ） （练 炼）锻（ ）熟（ ）老（ ）提（ ）磨（ ）教（ ） （在 再）（ ）接（ ）厉历历（ ）目（ ）所不辞 （ ）三考虑
（仿 妨 防 访）（ ）碍（ ）备（ ）害（ ）造 （ ）患未然
预（ ）拜（ ）模（ ）何（ ）明查暗（ ）
6、写出“1——10”这十个数字的大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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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啄木鸟治病，改正广告语滥用成语的字。
百衣百顺（ ） 随心所浴（ ） 快治人口（ ）
骑乐无穷（ ） 闲妻良母（ ） 默默无蚊（ ）
爱不湿手（ ） 有杯无患（ ） 咳不容缓（ ）
别具衣格（ ） 终身无汗（ ） 口密腹健（ ）
一明惊人（ ） 一写钟情（ ） 燃煤之急（ ）
8、写出带点字的不同意思
东张西望（ ） 张牙舞爪（ ） 开张大吉（ ）
张灯结新（ ） 张口结舌（ ） 虚张声势（ ）
张皇失措（ ） 张弓搭箭（ ） 两张油画（ ）
丢盔弃甲（ ） 甲天下（ ） 甲骨文（ ）
9、下列汉字、读音全部正确的一组是（ ）
A、机械（ji） 惬意(xi) 省吃捡用 遵敬师长
B、萝卜（bu） 允许（yǒnɡ） 入场券（quàn） 阻塞（sāi）
C、苍穹（qinɡ） 娱乐（yú） 唇亡齿寒 拾金不昧
三）、词语
1、选择恰当的词填空，剩下的自己搭配好
民主 决心 力量 技术 榜样 团结 方法 友谊
树立（ ） 增加（ ） 提高（ ） （ ）
发扬（ ） 改进（ ） 增进（ ） （ ）
2、学习填空
“益”字在字典里查 音序， 部首，再查 画，字典里的注释：①好处；②更好；③有好处的；④增加。下面各句中的“益”分别是什么意思。
（1）养花，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
（2）生日那天，我祝爷爷：福如东海，益寿延年。（ ）
（3）猫头鹰、燕子都是益鸟，我们应该好好保护它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