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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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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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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制度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点”。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操作规程严密的行业，使得电力企业在生产、管理等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为达到这一目的，严格的企业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宝”。正因为有这些长期形成的、严密的、规范的制度，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和“基点”。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制度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但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标准、纪律等形式来规范行为，强调外在监督，是企业的文化“底限”；后者则强调信念和道德，强调自觉和自律等“软”精神，是企业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没有规范的企业制度，企业就不能有序运转，企业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制度需要升级为文化，也就是让制度升级为企业全员认同的文化，让制度从外在约束变成自觉行为。总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互依存。企业制度作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盖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业文化作为软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补制度管理的软肋。所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先完善“基点”———规范的企业制度。
3.“以人为本”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人既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把以人为本作为“落脚点”。企业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第一原则，因为人是组成企业的个体，是企业获得财富和成就的根源。“以人为本”就是把员工当成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管理的根本，把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当做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电力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要求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也正因为此，电力企业切实要把“以人文本”落到实处。电力企业要落实以人为本就要打造适合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一是要从各方面为员工提供温馨服务，满足员工多方面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营造出一种“企业大家庭”的氛围；二是要抓好员工的学习培训，为员工时时“充电”提供必要条件，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方针的实现；三是要创建科学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建立一套“赛马不相马”的选拔机制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流动体制，给员工搭建足够大的“平台”，做到“人尽其才”。电力企业长期以来的“重用轻培少开发”的人才机制严重制约企业持续发展。作为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
因为有垄断的行业优势，历史上电力企业一度忽略了服务的宗旨，“电力衙门”、“电老虎”就是对这一历史最好的写照。市场经济下若继续保留这种缺少危机意识的经营管理理念，只能是托企业后腿，所以电力企业亟需改掉“官本位”思想，回归服务社会的角色，并让优质服务成为自身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服务性应该是电力企业的根本特征，也是占领未来的根本途径。随着电力行业市场化，消费者不再局限于用上电、用好电，而是需要好用电、电好用。这就需要电力企业转变观念，把“用户”当作“客户”，一切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优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继续倡导“一切从客户出发，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简化办事程序，缩短报装和检修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完善规章制度、建立科学、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使客户真正感受到“优质、规范、方便、高效”的服务。服务质量是衡量企业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文化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深入，未来优质服务必然成为市场竞争致胜的“利器”，成为企业文化的亮点。
5.良好形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终点”。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企业的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推动力和吸引力，支撑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是电力企业的致胜法宝，也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电力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过各种实践向公众展示企业的个性特征，增加在用户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终体现在自身塑造的企业品牌上。具体来说，电力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质量和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物美价廉的产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改变“电力衙门”等不好的公众印象，改进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员工队伍形象，加强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环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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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概念是1990年3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他认为：“由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2]并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能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3]。在2004年，他又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是“让别人也想要你所想要”的能力。[4]概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5]作为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电影具有文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属性，电影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传播语言。作为 “软实力”构成的电影文化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传播。国际经济学家指出电影产业是国家综本文由收集整理合软实力的体现，影视作品反映出的民族精神、渗透的社会价值观以及随之带来的强大经济效益，使得众多现代国家把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作为塑造国家形象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构成的软实力难以垄断，文化可以通过跨国界传播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巨大的软实力。”[6]作为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现代媒体，电影对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民族主体性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我们说，国家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实力，在客观上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更离不开现代大众媒介的想象性建构，而电影作品的广泛传播，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是帮助世界了解中国、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电影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凝聚人心，对外可以塑造国家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虽然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通过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输出开始有兴趣学习中国普通话，开始关注中国功夫、中国文化，来我国留学、工作，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见电影作品的繁荣能有效地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电影的传播形式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形象的构建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三、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的策略
（一）对外：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软实力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当前，中国电影频繁参加各类国际电影节，走出国门面对国际受众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一种潮流，还应是中国电影的责任，中国电影应立足中华文化，提高自身质量以争取更多的国际国内观众认可，在全球竞争中表达中华文化应有的自信。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现状和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差距，中国电影现在还不能够平等地与美国好莱坞电影进行对话。要想通过电影弘扬民族优秀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中华文化神韵，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业。
中国电影只有立足本国文化基础，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才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文化立场和策略，那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同时，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才能有影响力。中国电影在塑造中国国家文化形象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努力表现勇气、尊严、平等、自由、英雄、博爱等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通过电影传达东方式家国文化、儒道文化及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示东方文化的柔韧、博大。不过，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与时代特征相适应，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并与人民生活和国家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对世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二）对内：学习好莱坞运作经验，努力多出优秀作品
美国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好莱坞电影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巧妙地将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和当代中国，通过好莱坞影片展示出美国是自由、平等、博爱、公平的世界，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于美国。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美国商品同样成功。[7]
美国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2》全球热映，曾在国内引发大讨论，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化输出，还是美国文化入侵？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盛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及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先进文化。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的电影人守着中国文化巨大宝库，却无从下手，无法传递，这是谁的错呢？国产电影如果不反思自己，一味指责对方，显然是狭隘的。当前，最不该的是盲目抵制，而应该是学习。也许换个角度来看，好莱坞其实还帮了我们。我们一分钱没花，好莱坞就免费给我们做了一个全球广告。这比拿巨额外汇去做国家形象广告要好得多。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功夫熊猫》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丢失的“软实力”，中国文化资源和中国元素拥有广阔的国际市场，我们的电影缺乏的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
（三）自身： 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电影文化软实力需要考虑电影自身的特点，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电影其自身拥有的特点使之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体现商业价值，还体现文化价值；不仅具有娱乐性，还具有精神性；不仅满足人们感官的享受，还给人心灵以震撼与启示，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发展电影文化产业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特殊规律，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影视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扶持。美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发展至今，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国内，美国政府构建了一系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在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多种手段促使其他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8]制度的支撑是规范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我国政府可以学习美国经验，尽快建立完善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例如出台有效的版权保护措施；相对宽松的电影审查机制；调整电影制片方、发行、院线的分配比例等相关配套政策。总之，我国政府只有加大对电影业的扶持力度，建立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的电影行政管理体制，才能为电影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效提升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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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条件下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组织层面的学习行为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的源泉。培养企业的学习型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在组织建设以及学习修炼等方面都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对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 [1]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企业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导入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学习型企业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既重视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又重视企业和员工的协调发展，旨在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价值观，激励自我超越，以学习力提升创新力。与其他类型的企业文化相比较，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的明显特征。
1.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学习型的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主要是系统思维方法和心灵转向的自我超越，这是学习型企业文化源源不断的主体创造来源。在这种企业文化中，企业组织成员从最高管理层到普通员工都能系统、全局、动态地思考与认识企业各种价值链，都能注重成员自身的反省与体悟，是对分割的、片段的、静止的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
2.学习型企业文化与组织学习具有密切的联系。学习型组织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竞争更残酷，唯有通过提倡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来提升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组织在激烈竞争中的优势。因此，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学习。在学习型企业文化组织中，员工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学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进行修炼式的学习。
3.学习型企业文化重视组织成员的发展。在学习型组织中，人真正成为组织的中心，组织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利润，为了资产增值，更是为了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能施展个人抱负、进行自我超越的环境。因此，我们说学习型企业文化更关注员工的发展，它比传统组织更多地营造适合员工发展的组织环境，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4.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鼓励个人学习和自我超越的企业文化。倡导员工个人学习和鼓励自我超越是学习型组织企业文化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包括三个层次，即个人学习、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其中，个人学习是组织信息获取和加工的基础。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企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塑造，积极引导员工加强自我学习和能力提升，同时倡导员工树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业全体员工在这种学习型文化的影响下，建立与企业愿景一致的个人学习目标，全心投入，不断修炼，自我超越，将学习作为个人的终身学习。这样，企业就以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引导形成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
5.学习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共同愿景的学习文化。员工学习过程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将个人目标和组织愿景联系起来，建立企业的共同愿景。企业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工作和学习的目标趋向一致，激发出员工的创造力、进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团队学习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种促进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的企业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的使命，也是学习型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现代学习型企业文化具有诸多相通之处。现代企业在建立学习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孙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胜之道，以“主孰有道”为首，所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可见，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共同目标的建立，并希望通过“上下一心”来强化组织的整体意识，激发组织成员的共同理想，从而形成众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势。
共同愿景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和使命感。它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为组织学习提供了焦点和能量。共同愿景创造出众人一体的感觉，并传导到组织各环节中，从而引导人们团结协作、共同进退，提高组织的整体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念，能够唤起人们的希望，特别是内生的共同愿景，能够在员工心中注入活力，促进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个人愿景之上的，个人愿景的力量来自于个人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样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愿景的关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应该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个组织成员都能自觉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精简机构、效率提高的目标。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团队学习的形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同时，“和谐”观也要求人们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质的事物、不同特点的人之间，可以通过和合的方式，达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存在。先哲们的这一思想与现代的“团队”意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对于当今提倡团队学习精神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团队学习，它是建立在“和谐”和“好学”的基础上，是发展企业员工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动过程，它鼓励人们相互帮助，共同学习，形成整体大于个体的学习效果。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种增进团体智慧的过程。团队是最佳的学习单位，它必须学会如何萃取成员的智慧和才能，确保整个团队既具有创新性，又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团队学习是发展团体成员“整体搭配”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团队的搭配与和谐，减少组织成员内部的消耗和磨损，还可以共享知识，产生创意，使团体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的总和，而且在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做到比个人更有洞察力，更为聪明。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态，然后对他人进行判断。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一样，员工们不能总以原有模式来观察和分析世界，而应该不断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
心智模式是指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的经历的积累，包括社会道德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阅历和历史传统等。这些长期的积累导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误，获得成功。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心智模式的正确性，才能不断改善个人的发展水平和方向，获得进步和成功。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整体思维方式的构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传统哲学提出的“气一元说”、“阴阳五行学说”，甚至中医理论提出的经脉论、脉象论等，本质上都是系统论。这些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一种系统思考的方式。企业组织也是一种系统，是由一些部门、人员等相关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因素通过多种复杂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系统思考的修炼方式，就在于要求扩大人们的视野，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理解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能够顾全大局，从企业整体利益的角度处理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找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对策。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个系统，分清其中的组成部分和相互联系，并从总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处理和分析。根据系统思考的方法，对管理要素、管理组织、管理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旨在优化管理的整体功能。对企业组织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控制和协调的时候，不能局限于细节和局部，而应该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以把握长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静态和动态之间的关系。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自我超越的实现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可以视之为个人思想道德的成长过程，以及个人品性的修炼过程。儒家所推崇的“为己”和“为人”的思想，注重“内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炼思想与儒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庄子所追求的“逍遥”境界，就是要求人们摆脱各种名利的束缚，回归人的本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的自我修炼。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创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业员工突破极限，通过技巧的精熟，战胜自我，不断进步，实现个人技能和人格的升华。自我超越把企业愿景作为驱使员工前进的目标。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的学习修炼，它以提高个人才能为基础，却着眼于更高的目标；它关注精神的升华，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层面。自我超越需要人们全身心投入，不断进行创造和超越，这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终身学习。
由自我超越的员工所组成的企业组织，以个人的学习为起点，不断向更高的学习目标前进，形成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学习型组织使组织成员从契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从工具性的工作，转变成精神层面的工作，建立组织内良好的互助关系，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提高每个员工的学习兴趣，培养高尚的学习精神，从而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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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世纪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摄影技术出现，它使我们可以不依自身的感觉为转移看到物体，并可以充分表达细枝末节，使公众对写真的心理需要很容易得到满足，这对于写实性绘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wWW.133229.CoM
而为何要广泛应用这些写真图象呢？“我们明确人们对这样的图象是最容易接受的，被真实再现的事物比起抽象性的事物也更容易记忆，这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人们心理上总会不自觉的将以往的经验投射于图象之上，满足自身对写实性的心理需要。”生活中为我们传递大量写真图象并且也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电视”，它所播放的图象在观者的观念中知道所看到的是一种二维平面中的三维深度的感觉，但观看是自身意识却又把这些图象看作是真实存在的，这其中观看者心理投射去匹配这样一些情境则发挥着巨大作用。
公众在看到戏剧布景时总会沉浸于艺术家所设置的情景中，唤起自己以往的经验匹配于布景之中，完全它作为真实存在，这样一种心理投射无法避免。正如我们总会把天空中的云朵读解为一些图象。在所谓的“罗夏测验”中，把一批标准墨迹交给受试者进行解释，同一块墨迹会被解释为蝙蝠或蝴蝶，更不用说在用这种测验方法所积累的浩瀚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无数其它可能情况了，罗夏本人强调说，在正常知觉即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归档跟由“投射”引起的各种解释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时，我们就说我们在“解释”，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归档过程是就说“我们看见”。这完全取决于用已存储在自己心灵中的事物或物象去匹配的能力。 “我们得到的忠告是：有许多绘画应该隔一段距离观看，这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想象力回把一片杂乱无章的色彩转化成一个完美的物象，艺术家则把观看者拉入了他们所制作的圈子”。京剧艺术中挥鞭为骑马，人物立于两旗之中则为乘船渡河等等这样一些读解均为艺术家对观看者以往经验的唤起投射于情境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观看者或大众在心理上无法回避在经验与物象之间这种投射的匹配过程，并总是在寻找着写真性情境，而人们对这样写真的需要也将持续存在，并且我们不可否认，记述性绘画也许暂时可被人民忽略，但饱含要感情的，负载着历史的这样一些写实性绘画仍然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图象这一形式不仅唤起了生活经验，而且也在描述中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评论，是对经验的反馈与联想。“这个时代的每个人身上都深深的打上了这一时期的烙印，都不约而同的赞成着这个时代的见解、感觉、甚至错误。”在绘画中，艺术家则以基本写实的语言去关注显示人生，这时的现实主义绘画则被赋予了85新潮体现着艺术自由精神有着思想解放，但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也没有体现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一种盲目的抄袭与模仿阶段后，90年代，创造和丰富着都市文化的“新生代”这样一批艺术家的出现，则给当代中国美术史上增添了划时代的一笔。这时期的社会生活对艺术的发展与表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艺术家们在追求图象表现力的同时，更追求着对真实生活的表现，剖析着自我的内心亲情感。90年代初期一个真正现代的物质社会向中国走来，困惑、理想的失落、无聊，对物质利益的渴望充斥于都市的每个角落。新生代的艺术家刘小东、方力均、申玲等人则用基本写实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认识与感受。他们的绘画图象具备着纪实性、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有着不同的指向，可以指向完美、纯洁，也可以指向痛苦与虚无，指向所愿意真实表述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自身的心理上是不可回避的对写真图象切实需要的同时，我们更加欣赏这样一些具有时代深刻性的现实主义绘画，它们具有这样一种真实：时段性、背景性和现实性。不论时间过渡到何时他们都具有着实实在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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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文化中乐善好施
为了响应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投资家巴菲特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美国40位最富有的家族和个人承诺在有生之年或去世后，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给慈善机构，由此美国再一次被世界公认为最乐善好施的民族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虽然有雷锋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化身，然而“郭美美”、“卢美美”、“尚德捐赠门”等事件的发生，让中国人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遭遇质疑。尽管如此，中国的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伦理思想却有着很强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雪中送炭、与人为善、扶贫济困等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理念，这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慈善文化。
1.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崇尚道德，并把道德作为治世之道和衡量一个人文明素质高下的首要因素③。孔子思想的体系的理论核心“仁”，是中国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对中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仁”字构造为二人，也有互存、互助、互爱的涵义，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样的道德规范。儒学作为经世之学，追求的思想道德境界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而孟子主张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互助观，无不体现了儒家文化中追求乐善好施的社会慈善取向④。
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骨肉亲情为人间第一情。孟子所提倡的“仁”与“爱人”，即以事亲为始向更宽泛的非血亲人际关系推衍，“仁”由“亲亲”而推及“仁民”。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可见，中国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F于以家庭为基础的全社会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它要求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家庭，慈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慈爱社会中所有的人，让社会中所有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
目前，很多富者、名人、企业乐忠于慈善事业，一方面追求自我的精神价值的实现，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乐善好施慈善行为背后的“晕轮效益”，提升公众对其的认知度和好感度，赢得了社会的亲睐，对其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表面上，做善事花了钱，好像亏了，但是事实上没有哪个企业家会因为做善事把企业做垮，企业家做了善事，并且长期行善，其不仅体现了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与此同时，还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管这是一种经营手段，还是一种营销策略，姑且认为这是“仁”的善果。
2.道家：慈爱思想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十分有名的一章，文中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⑤”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由此可以看出，他批判仁爱，目的便是借大道而树立道家的慈爱。老子以“慈”为宝，以慈为善德，他提倡圣人应该效法天道、“善于”施与，这是老子的慈爱思想，也可以说是他的慈善思想。他认为慈善行为是要求极高的事情，做慈善的人需要掌握时机，心地诚恳，做到恰到好处，不贻害他人，尤其不能邀集名利，真正的慈善应该不留痕迹，不求名闻，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奉献。作为一个开道家风气的哲学家，道论是老子最大的理论创造，正是这一套有关道的论述蕴含着慈爱的哲学基础，他的慈爱思想就是从其道论中引申出的结论，道的哲学使得他的慈爱思想具有了特别的深度、厚度和高度⑥。
然而现代社会中有很多诸如陈光标这样高调的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他曾说，“一个人活着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并能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这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生命。” 或许，他的行善动机不那么“纯粹”，他认为自己做慈善是给自己的内心带来满足感和幸福感，他与那些被施与的人其实是互助的关系。这似乎与传统道家不图回报的思想有所冲突，然而只要陈光标等高调慈善者们在踏踏实实做慈善，没有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没有利用慈善搞经济或政治交易，社会应当海纳百川，万勿求全责备。人们要善于做慈善，最高的慈善应该像“水”一样，水性柔弱不争，利物而不争胜、不害物。
3.佛教：慈悲精神
佛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慈悲精神。佛教以慈悲为本，慈悲者，就是对他人不幸表示怜悯和同情，具体实践的途径即布施。《大乘义章》卷十二中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于他，名之为布；?芳夯萑耍?曰之为施。”布施行为是没有功利考虑的，完全出于对痛苦和不幸的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佛教还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必受乐，恶必受苦，告诫世人为了来世的幸福今生要多施舍、要行善助人，佛语云：“积德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一个人做了好事善事最不宜是自己宣扬出去，不然，“功德”就会全消或变小，只有在暗中继续行善才会使“功德”变得更加伟大。
马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生意做到一定程度没佛家思想不行，大部分生意人有三个商：第一EQ情商，IQ智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爱商，大爱之商，你如果没有对未来、对社会、对将来、对人之间有一种爱心的话，真正的人是不会跟着你的，这三个商合在一起，你才能成为一??领导者。佛教的普济众生、慈悲、示教利喜等思想，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关心帮助的良好风气。
三、乐善好施的现实意义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精神。就目前而言，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慈善救济工作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然而民间的慈善事业相对滞后，如今新兴发展起来网络平台上的救济也充斥着虚假欺骗等行为，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社会公众从事慈善行为的热情，但是，乐善好施的慈善思想却具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乐善好施的慈善伦理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发展，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弱势人群的工作，它的宗旨就是助人自助，即使是舶来品，但它也有很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在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其本土化。
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从村落家族的义社、义米、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善行，从政府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乐善好施的记载。从汉代的常平仓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从唐代的悲田养病坊至宋代的义庄，从明代的同善会到清代的安济堂，无不闪耀着人性慈爱的光芒。作为一种美德，乐善好施的慈善行为起源于家庭，而当其推及于社会，便是一种文化。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乐善好施文化愈深入民心，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对于灾民，对于贫困家庭和个人来说，一次及时的雪中送炭就有可能改变整个家庭和个人的命运；对于社会来说，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一种有效补充，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稳定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乐善好施精神有了极大的弘扬，乐善好施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围绕着扶贫、救灾、助老、助残、助孤、助学、助医等领域，创造性地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和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教化民众、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翟倩然：电视娱乐公益性分析，黑龙江大学，2013.
②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 2012年第1期.
③邹译萱：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伦理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商界?下半月，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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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到来，企业之间竞争显得愈发激烈，中小企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就有必要全面提升自己，使企业能够站稳脚跟，其中精细化财务管理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也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中小企业应抓住机遇，重视企业财务管理，使企业能够乘势而上。
20世纪50年代，日本丰田提出首次提出精细化管理又被叫做“精益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强调企业在加强服务与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要能使企业获得利润，该理论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需要企业能够一改往日的粗犷的经营形式，有针对性的制定企业目标，决策并计划企业的任务、生产流程、产品标准等，使企业文化、业务、营销等得到精细化管理。在现代企业中，不乏有成功的精细化管理例子，如：我国海尔集团和美国福特公司等。
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实力大小。因此，在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许多企业又提出了精细化财务管理，它是企业利用自身财务管理职能，优化企业在财务方面的管理方式或方法，扩展企业管理领域，对企业每个岗位与每项业务都要进行详细设计和规范工作流程，尽可能挖掘企业财务管理的潜在能力与内在价值，从而促进企业的财务利用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通过精细化企业财务管理使财务管理更趋于专业化，拓宽财务管理和服务职能，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系统化企业财务管理流程。
二、精细化财务管理的意义
财务管理可以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可靠的决策的依据，使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更加准确，保证企业能够正常运转。而精细化财务管理更能明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效，使管理者对企业的财务情况、发展方向以及投资情况更加明确，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及时解决问题；精细化财务管理还能在传统的财务管理的基础上，提供更加详细、准确的信息，使企业管理者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为公司找寻最佳发展方向；精细化管理能使财务工作者更加明确财务工作流程，使他们能够更加明确自身职责，提高其工作效率和质量；精细化管理能够反映出企业的一些细微的投资问题，使高层管理者能够提前进行风险控制，减少企业损失；精细化财务管理需要一部分员工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中，使员工能够对企业的运营有进一步的了解，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工作责任心，使企业上下团结一心，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
三、中小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许多企业在精细化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尽早发现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对策，才能使中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浪潮中生存下来。
（一）精细化财务管理的意识不强
中小企业一般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就更有必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并精细化财务管理，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随着市场的变化，中小企业的财务预算范围与目标已经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但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未能及时发现这种变化，仍然停留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思想阶段，使企业财务管理逐渐偏离了市场的轨道，给企业带来了危机。
（二）财务信息化水平低
随着市场的变化，许多大型企业开始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使企业能够跟随市场发展的脚步。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往往竭力进行成本控制，在财务管理方面还是使用最原始的手工帐等，财务管理效率低下，且不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与市场接轨，进而影响了企业管理者决策的准确性。
（三）财务管理手段单调
市场经济体制下，信息量极大丰富，信息传递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不再满足市场的需求。但现在多数中小企业没有采取科学的财务管理方式，对企业进行全面预算和质量管理，使公司不能通过正确的财务管理合理进行成本控制，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许多中小企业甚至还因此倒闭。
四、优化精细化财务管理对策分析
为解决中小企业在精细化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笔者提出了如下的意见和建议。
（一）提高企业精细化财务管理意识
中小企业应该跟随市场发展脚步，转变“会计即财务，财务即会计”的传统观念，使企业财务工作不仅仅停留在静态记账的形式，而应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精细化企业财务管理，使财务管理能够充分发挥其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对企业进行全视角、总过程的动态控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精化、分解、细化、再整合企业财务管理内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带动和促进企业发展。
（二）加强企业各部门间的合作
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手段，包括：成本管理、筹资管理、投资管理、权益分配管理等多个方面，因此要涉及到企业的多个部门，甚至是全部的部门，财务管理部门有必要和企业其他部门进行合作沟通，以便把成本控制和产品的开发、宣传、营销等进行结合，实现财务管理的全程参与，因此，精细化财务管理需要得到企业其他部门的鼎力支持，才能保证企业能够真正做到财务管理的优化，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
（三）加强企业财务控制
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首先，企业要按照“分解到项、总量控制、重点突出”的原则细化财务预算，将各项费用和成本进行细化，杜绝企业人为浪费，对企业各项费用和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其次，要细化财务结构，使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财务结构的动态优化；再次，要细化成本核算，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细化管理和监督，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最后，要细化监督考核。由企业预算审计、财务、劳资等部门合作成立企业管理监督小组，制定财务监督规则，严格奖惩制度，养成企业员工自我监督的习惯，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四）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要使企业财务管理得到精细化，就有必要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确保企业财务管理能够根据市场变化得到有效的推进。利用ERP系统，实现企业的科学化管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全程动态监控，通过先进的信息化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信息的网络化、业务的模块化、层级的扁平化和数据的一体化，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高效、准确的收集财务或其他业务的资料，并及时进行汇总、监控和分析，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此外，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还能实现企业集成化管理，降低信息传递中的成本和信息遗漏，提升了企业的信息收集速度，使企业能够迅速地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使企业建立起一套高效的企业运营机制和精细的财务管理系统，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五）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离不开高素质的财务人才的推动。因此，企业有必要培养或引进高素质的财务人员，使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有必要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加强财务人员的责任心，使其能够养成严谨、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明确自身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和激励，使企业财务人员能够掌握现代化的财务管理工具和管理方法，改进传统的财务管理方式和方法上的不合理之处，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精细化做好准备。
五、结语
企业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精细化财务管理是减少企业成本，提高管理者决策的准确性的必然选择。通过精细化财务管理使管理者能够准确了解企业各部门的情况和企业发展的各个细节，能够拓宽财务工作的空间与范围，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和挖掘财务人员的工作潜力，能够发现其在经营管理中的漏洞和死角，促进企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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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篇10
基督教与神学伦理
在西方国家之中，美国是一个宗教性色彩比较浓烈的国家。20世纪至今，美国共经历了基督教的两次复兴，由此能够看出宗教思想对美国的影响。文化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融合、互为参照的。在美国，神学就是他们一如既往所追求的文化形式。美国的基督教为了将这样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就采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手段进行传播，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好莱坞科幻电影，更是将宗教神学主义运用得入木三分。在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好莱坞科幻电影中都会加入基督耶稣的英雄形象，作品中所阐述的基督教的原型就是美国犹太人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反映。其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宗教旨在拯救人类，只有宗教才是人类的救世主，这无疑是在强化美国精神和神学理论的形态意识。
好莱坞科幻系列经典之作当属《黑客帝国》《地球停转日》及《超人》。这三部作品的主角都映射出了基督耶稣的救世主形象。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在剧情编写方面，三部作品都与基督耶稣的传说互相衬托。制作于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该作品主要描写来自外星球的柯腊图降落到了美国华盛顿，希望人类停止核试验，减少对大气的破坏。而科学家却没人听从他善意的提醒，甚至向其开火，试图将它杀害。剧情中柯腊图的形象就是基督耶稣的真实写照，他宽容、理性的性格特质与追求物质的现代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摄制于1978年的好莱坞作品《超人》与《地球停转日》相比则稍有不同，《超人》中所描述的基督剧情更具有指向性，且尤其清晰。甚至可以说《超人》的整个故事情节就是耶稣故事的一个转换。接受了残酷训练之后的淳朴少年克拉克蜕变为拥有神奇力量的强大超人，就如同经历过约波河洗礼之后的木匠耶稣蜕变为人类的救世主基督一样。克拉克的形象与耶稣的形象几乎完全一致。再来看1999年摄制的好莱坞电影《黑客帝国》，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能够随意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世界之间的弥赛亚。作品之中的智能人将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摧毁，人类只能流离失所，在这种苦难环境之下，人们内心深处只相信弥赛亚是拯救人类的第一人。而1999年以后，电脑3D视觉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延续着之前科幻片的制作道路，继《星球大战》之后，好莱坞一年基本就能够完成一部科幻片的制作，比如作品《星河战队》《指环王》《独立日》《黑客帝国》等。《星球大战》的整个故事情节充斥着浓重的、如同史诗一般的基督教的神秘救世色彩，纵使该作品运用了非常酷炫的科幻特效，也无法掩盖它的伦理特质。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现象被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电影《指环王》中，这样的伦理特质可以说被演绎得更为精彩绝伦。
三、儿童片重点阐述
无法磨灭的纯真与友爱
好莱坞迪士尼所出产的儿童片更是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观影者，并收获了非常好的评价。憨态可掬的卡通人物，仅仅从作品海报上就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童真。
在1930年的时候，迪士尼动画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到了1990年，迪士尼卡通片跨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狮子王》《冰河世纪》等。而在这一系列的佳片之中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海底总动员》。该片主要描写的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之中，鱼爸爸不惜长途跋涉地寻找着自己的儿子尼莫，途中遇到了热情帮忙的朵莉，鱼爸爸通过重重阻挠与残酷的考验，最后与自己的儿子团聚。各种性格鲜明的角色让整个作品充满了温情。
将人性的感情光辉植入到儿童片作品之中，是美国伦理文化意识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动画电影《精灵鼠小弟》，该作品将小老鼠的形象拟人化，赋予小老鼠斯图尔特非常人性化的光辉，斯图尔特从被影迷认识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近期，儿童剧作品更是为银幕献上了不少的佳作，比如《野外历险》《冰河世纪2》《怪兽屋》《篱笆墙外》《别惹蚂蚁》《加菲猫2》等，均获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友爱与纯真是全世界所有人内心最柔软之处，美好的向往不仅是儿童，成人的内心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情愫，这也许就是儿童片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四、言情片重点阐述家庭与爱情的神圣
亲情、友情、爱情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些情感最容易触动人类敏感的内心。在好莱坞电影中，言情片所占的比重相当高。电影剧情也会随着主人公情感的跌宕起伏出现戏剧化的转折，而男女主角的任何一个情绪都可能会感染观影者，并与他们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言情电影往往宣传和表达的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感情和事物，并且能够给社会和家庭以积极、正面的引导，所以其非常具有观众缘。
在1980年以后，好莱坞作品《克雷默夫妇》运用煽情的表述方式，将家庭破碎后所产生的夺子之战描述得感人至深。该片播出之后被称为首部最能赚取眼泪的作品。此后也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亲情的温情与隔膜的成功作品，比如《金色池塘》《普通人》及《母女情深》。在80年代，类似题材的作品几乎成为银幕作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比较早的经典爱情作品：《罗马假日》《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等堪称言情电影的鼻祖，这些作品至今再看也非常容易让人为之动容。这一系列的影片所展示出来的爱情是纯真美好的。主人公们都不屈于现实，并在久经考验后终成眷属。从1990年开始言情片仍旧延续着对于美好爱情的讴歌。《当哈利遇上莎莉》《人鬼情未了》《天使之城》《西雅图未眠夜》都赚取了观影者大把的眼泪。那个时期出现了一部风靡至今的大作《泰坦尼克号》。该作品不知影响了多少人的爱情观，每每提到这部作品笔者都是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至今该作品仍然是笔者内心深处最向往的童话，“与子携手、至死不渝”的爱情观也成为少男少女心中不朽的信仰。在男主角说出：“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必须活下去！”笔者也曾几度潸然泪下。虽然该作品是以悲剧结尾，但美好、忠贞、纯洁、神圣的爱情仿佛才刚刚开始。如果说人们因为《泰坦尼克号》没有大团圆结局而感到惋惜，那么《美味情缘》《K歌情人》《曼哈顿女佣》《诺丁山》《倒霉爱神》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些电影都是通过幽默、浪漫的基调融合真挚的人生哲理，向人们传递一种温馨式的幸福与美好。
五、灾难片重点阐述人与自然
需要和谐共处及生命的伟大灾难片可以说是好莱坞作品中气势最宏伟之作，其所涉及的角度非常丰富，并希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一种正能量的信息。近年来因为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雾霾、海啸等原因使得灾难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好莱坞所制作的灾难片画面真实，让观影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灾难片所传递出的科技伦理、生命伦理都是现代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理念。有研究者这样说过：好莱坞的灾难片将现代生态状况与生态忧患思想根植于作品之中，让广大的观影者感同身受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1970年以后，被人们所熟知的《大白鲨》《大地震》得到了全球观影者的推崇，受到了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欢迎。此后的《狂蟒之灾》《天崩地裂》《龙卷风》《空中危机》《侏罗纪公园》《水深火热》等一系列灾难题材的作品，通过各种极其真实的场面让观众对于未来生活担忧不已，并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好莱坞的灾难性题材作品可以分为“人为型”与“自然型”两种。所有灾难电影所体现的人类在对抗灾难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编剧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很明显地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危机，同时将这种危机意识贯穿于剧中，通过真实而紧张的剧情让观众产生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但这类电影所要传达的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
《后天》是好莱坞作品之中极为震撼的一部作品，该作品通过地球气候的灾变使观影者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强烈的担忧，虽然事实上这样的灾变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却无法影响人们对作品中环境恶化的深思。人们将这种从电影中获得的感悟付之于行动，不但更加注重对生存环境的保护，而且能够以身作则，起到正面的带头作用。同样还有一些科技色彩比较浓重的灾难片，比如《深度撞击》《绝世天劫》《未来水世界》等，这样一系列影片具备一些深度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伦理与理性的抉择问题，不过都是以宣扬积极、正面的思想为核心。
篇11
作为镶嵌在中国大地各个角落的古村古镇，有着相同的共性，都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居形式多种多样，但又受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从地理空间分布来看，中国古村古镇可分成北方、南方和西部三大区域系统。北方多为平原地区，古村古镇多分布在东北平原区、长城区、黄土高原区、华北平原区4个区域；南方系统分为长江中下游区、江南丘陵区、东南沿海区、西南区4个区域；西部系统分为北方牧业区、西北区、青藏区3个区域。由此可见我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总体上呈聚落型区域分布。
历史文化古村在全国有两个高密度区，一个是在晋中地区，另一个则是在皖南地区，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素有“北晋中，南皖南”的说法，这两地的人大多以经商致富，他们回乡后便投资家乡，兴建宅地，以此来光宗耀祖。这两个古村聚集区的形成是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晋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23个历史文化古村之多，民间故有“皇家看故宫，民居看山西”的说法。而皖南名村则包括安徽中南部、浙江大部、江西北部三大区域，这里有安徽宏村、西递等典型徽派建筑聚集名村。其古村聚落的形成是历史上晋商和徽商对家乡大量投资与文化沉淀的结果，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古村的历史文化。
不同于历史名村的商人投资建设家乡的形成机制，历史文化古镇往往与古代交通格局和商品集散动力相联系。历史文化古镇在全国也集中为两大区域，一个是以江浙沪交界带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是历史文化古镇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江南古镇大都分布在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拥有浙江乌镇、南浔、同里、西塘、上海朱家角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江南古镇经过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类聚居地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地。江南古镇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艺术载体，是江南鱼米水乡文化和丝绸文化的结晶，长期以来，它们形成了其它古镇所无法比拟的独特文化。
四川盆地则是另一个古镇聚集地。四川盆地古镇以四川东南部平原及丘陵地区为核心，是巴渝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集中体现。巴渝地区丘陵众多、水系发达，成为联系内陆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水上运输要道，在交通节点区位逐步形成交通枢纽古镇。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以及“南方丝绸之路”之称，长期以来济较为发达。其建筑大多依山而建，故吊脚楼成为其独特的传统民居形式。拥有上里、罗泉、摩西、龙华、铁佛、西坝等名镇。这些古镇的形成体现了山水兼容的巴渝历史文化以及特殊地形所形成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
二、古村古镇空间分布的相关性探讨
古村古镇是我国历史文化长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的典型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古村古镇的评选对当地旅游业的宣传和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在古村古镇中，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都较发达，如江苏的周庄、同里、木渎，浙江的乌镇，安徽的宏村、西递等，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重点推广我国各地的古村古镇参与国家级名镇名村的评选，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但在今后的评选过程中应适当考虑旅游发展及环境保护问题情况，在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与旅游发展对古村古镇的分布并无正相关关系，恰恰相反，现代经济和旅游开发可能给古村镇带来相对的改变，行为不慎就会带来一定的破坏性。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我们需要的是切切实实把文化特色融入到旅游中去，既要让人们饱览异域他乡的名胜文化，又要满足人们对异域他乡的历史风情、人文习俗的欣赏和了解，而非只是对古村古镇轻描淡写的观赏。古村古镇拥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必须正确认识人文旅游资源的价值。为了古村古镇所在地区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谨慎地保护遗产景观，合理地利用古村古镇文化，确立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确保旅游业稳步发展和古村古镇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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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必虎，肖金玉.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相关性研究[J].2012，7.
篇12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饱含了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高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重要意义，通过更新教育教学观念、丰富教学手段以及创设教学情境等形式实现传统文化与历史教学的融合，引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中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提高个人认识、提升自身修养。
一、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意义
1、 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腐朽文化和思想随之不断涌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以致出现了许多中学生热衷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却不知端午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内涵。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例如教师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时，可以将儒家的“孝”文化、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人格气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融入教学，这样将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2、 激发学生历史学习的兴趣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依然强调死记硬背，教师一味地让学生记忆历史时间、历史意义等，使得历史课堂教学枯燥无味，因此学生往往缺乏学习兴趣。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历史人物以及文学典籍等开展历史教学，能够给学生呈现一种全新的课堂感受，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程朱理学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在讲程颐、程颢的主张时可以加入“程门立雪”的历史典故，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这样学生既能了解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历史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习效率。
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策略
1、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传统文化储备
陶行知先生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一桶水”，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首当其冲要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教师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为此，历史教师首先要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结合历史教材的内容查找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并努力将两者巧妙地进行结合。譬如教师在讲授孔子教育主张这部分历史时，可以选取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一些教育名言，让学生通过理解领会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来学习和巩固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教师还注重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平时多结合教材看一些相关的传统文化资料，努力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储备。此外学校也应给予重视，积极采取措施优化师资队伍，如为教师购置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也可以针对历史教师开展国学知识培训和竞赛活动。
2、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还是摆脱不了应试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视了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让学生学习历史的最主要目的是让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从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今后教师要改变教育教学观念，重视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利用民族精神激励学生。传统文化中有着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对学生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适当插入一些历史典故来激励学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时可以插入“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让学生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中领略古人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气节，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3、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改善教学效果
新课程标准强调教师要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可是当前的历史教学方式太过死板单一，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要努力丰富教学手段，采取多种方式改善教学效果，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为此，首先教师在历史课堂中可以利用古典诗歌拓展历史教材的内容。古典诗歌犹如一部历史典籍，包含众多历史知识，对历史教材有着拓展和弥补作用，教师在历史课堂中适当引入古典诗歌，有利于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历史基础知识。如教师在讲授孔子的教育主张时，可以引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等名句来帮助学生理解孔子“学、思、行并重”的教育主张。其次，教师可以采取讨论法、演示法等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教师在讲授科举制这部分知识时，可以让学生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历史现象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4、积极创设情境，让学生切实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教师要想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之中，还要注重创设教学情境。首先，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形式，因此教师要认识到利用多媒体开展历史教学的重要性，通过视频、图画等资料来为学生创设教学情境，将传统文化知识以直观、生动的形式呈献给学生，让学生在历史教学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这部影片以直观的形式讲述了孔子的一生，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引用了大量《论语》中的名言，教师在讲授孔子时就可以借助这部影片展开教学，让学生在观看的过程中巩固和拓展历史知识，同时体验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次，教师要积极拓展第二课堂，通过开展一些课外活动来创设学习情境。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编排历史剧，历史剧的题材根据历史教学大纲选取，学生的台词则注重引用传统名言佳句，这样既能将传统文学与历史教学相融合，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之，高中历史教师要认识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之中的意义，采取多种途径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学好历史的同时提升品格、净化心灵。
篇13
一、传统文化中的选贤任能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选贤任能思想
1、关于选贤的思想
“凿石索玉，剖蚌求珠”。[1]人才选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步，必须经过细密的寻觅、访求、发现、挖掘。这样才不致使优秀人才被埋没在表象遮蔽之下，而难以得到崭露头角之机。唐代的韩愈在其《进学解》中，亦曾提出过“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之说，即“对人才必须要做一番精心的打磨和锻造，须重视通过后天的有效培养与指导，来为人才剔除缺点，增大亮色”。[2]
2、关于任能的思想
发现、挖掘出才能出色的人才，如何任用，怎么使用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着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唐代柳宗元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原则：“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3]即从全局的发展态势出发，抓住时机，为不同岗位选聘合适人才，并让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这是当今人力资源管理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工作境界。正所谓“任有七难，繁任要提纲挈领，宜综核之才。重任要审谋独断，宜镇静之才。急任要观变会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机相可，宜周慎之才。独任要担当执持，宜刚毅之才。兼任要任贤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内明外朗，宜驾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用群长。然而投之所向辄不济事者，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也。”[4]
3、关于人才考核的思想
古人考核人才有诸多方法，《庄子》中即提出过：“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5]这就是说，对人才各种品质的考察与论定，应该是放在各种相应事件的考验之后。关于对团队之考核，孙子亦有“校之以七计”之说，即所谓“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6]通过对该团体主要领导、次要领导、一般工作人员行为的观察，便能够大致断定这一团体具有何样的优势与劣势，发现问题，即应及时调整人员配备。以往静态的人员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竞争的快速变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7]这些话明确启示着我们：只有灵活地、动态地随市场变化而及时调节人才的组织架构，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二）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思想的影响
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在中国传统理念强调情、理、法，如果铁面无私可能在企业里面什么事都做不成，因为不合情理。“所以中国文化背景里面，很多企业里面强调处理事情，处事当方，为人当圆。”[8]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没有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无形之中也会折射于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中。企业因何以聘用人，人必因其心而待之。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人本主义的企业文化。如果能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打好文化这张牌，企业的管理就能提高到新的境界。
人才选择是否合适和合理，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对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特别关注。因此在招聘中我们要充分借鉴古代的识人之道――全面考察。首先通过其外在的着装和相貌来推断员工内在的品性；其次通过一定的测试方法来考察员工，通过测试结果来判断这个人的智慧与能力；最后要对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以便能充分合理的利用。
二、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古人云：“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务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9]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更是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所谓 “仁者爱人”、“爱人能仁”。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拥有持久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放在一切事物的核心位置，是一种‘人本位’的文化，讲究尚贤重才。”[10]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莅临，人才成为企业中最重要最短缺的资源而管理的中心是人的管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位”思想的核心。比如，海尔集团的管理就吸收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总裁张瑞敏提出“盘活资产首先应盘活人”，在企业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他还用“海尔是海，有容乃大”来形容海尔的企业文化，使每一个员工都融入企业文化中，以身为“海尔人”而自豪。
人力资源管理是随着西方文化进入我国的，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一些优秀的人力管理资源思想，所以，要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对管理进行创新，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之上思想及影响
有学者在比较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后，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称之为“技术理性文化”，而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概括为“伦理道德文化”，这并非没有根据。中国人特别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行为主体的主观自律规范），并尤其强调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作用。儒家以道德至上为价值标准，建构起一整套伦理规范体系：首先，把有无“德行”作为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即孔子倡言的“君子谋道不谋食”[11] “君子忧道不忧贫”[12]；其次，把道德作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14]，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无德之人不交；再次，把道德构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所看重的不是知识传承，而是通过道德教化造就符合封建秩序的理想人格；最后，把道德状况视作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以为“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15]
（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思想的影响
儒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其中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美德。比如诚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5]，即包含着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品德，是一个社会赖以存续的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乃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治经济。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诚信代表着它的基本品质；一个企业，如果不讲信义、不守承诺，就不会有好的市场前景，也就难以健康、稳定地生存与发展。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人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始终：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上，以诚信作为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进行公平、公正地录用、考核和奖励；在组织内部管理上，力求营造真诚、信任的工作环境；在企业经营和市场开拓上，必须树立重合同、守信用的良好企业形象。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立足之地，求取长久、稳定的发展。
当然，把道德抬高到文化价值体系至上标准的地位，也确实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造成中国人崇尚人文方面的知识、重视伦理关系的学问、习惯于虚伪的道德说教，而忽视对自然法则的研讨和科学技术的探究”[17]，导致多数人重人伦、轻科技，重关系、轻业绩的倾向，凡事皆从关系出发，在通达人情、熟谛世故方面耗费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其结果，使正常的人际关系越搞越复杂、越搞越神秘，增加了组织的内耗，干扰了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影响了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如今，职场竞争靠的是个人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技能，市场竞争靠的是企业的创新潜力和良好信誉，国际竞争靠的是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综合实力。与此相适应，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格外强调社会公德的全民性、职业道德的具体性、家庭美德的基础性。这就必须摈弃传统道德中的陈腐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庸俗做法。
四、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们尽管具有哲学命题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处世观念。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18]，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有序与平衡为价值追求。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谚语，则反映出民众贵和取向的社会心态。“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反对“过尤不及”。它既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儒家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中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9] “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为人处世的特有品格。
（二）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的影响
贵和尚中的价值追求，总的看来能有效避免过激式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但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却滋长了人际交往中的“情面”观念，导致人际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使得人际关系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往风格。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著，造就了民众忍让屈从的性格，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致使民族精神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匾乏。
对现代企业而言，贵和尚中不失为维系组织内部员工之间和睦、上下级关系和谐、各部门配合协调的“豁合剂”。因为“中和”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相容共处、团结互助的旨趣，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旨之一―“人本主义”的民主管理理念有相通之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始终强调将人力资源当作企业最可宝贵的财富，把吸引、保留、激励和开发人才，视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目的，十分注重企业对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互相尊重、关爱和信任，努力为员工提供充满人性的工作、生活条件，多方面满足员工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力求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以使员工能深切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进而以企为家、以企为荣，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创造出优良业绩。这样，现代企业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上佳与满足员工需要并举的双重目标和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现代企业，势必采取法制化的管理措施，建立优胜劣汰的内部机制，倡导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方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科学的生产规程、严格的工作制度，来不得丝毫马虎；能者上、庸者下的激励手段，容不得半点情面；敢为人先、勇领时尚的进取精神，将不断打破旧有的平衡。而这一切，则要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克服贵和尚中的价值追求所派生的“温情主义”、“嫉妒心理”、“保守思想”等负面影响，把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主要围绕调动员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进行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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