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学史明理交流研讨材料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2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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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4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5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图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图、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图洛书同异考》认为，河图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图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图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政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政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图）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图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篇6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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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韩流”和“三星”手机流行之前，我对韩国历史和文化就有所了解。韩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它既是陆上丝绸之路最东边的一个重要起点（或曰终点），又是海洋丝绸之路最东边的起点（或曰终点）。作为丝绸之路最东边的活动地域，韩国很早就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物质交流和人员往来。尤其是隋唐以后，与中国一衣带水，联系密切。保存完好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承载了这些交往过程的多重信息，对考古学研究和拓展现代丝绸之路文化意义重大。慧超、金乔觉、高仙芝等人足迹遍及亚、欧很多地区，在历史天空中划出绚丽多彩的生命轨迹，已然成为东亚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符号。慧超留下了堪与《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相媲美的著作——《往五天竺国传》。金乔觉（又称金和尚、金无相，传说为地藏菩萨化身，故而又名金地藏）入蜀后自开禅宗净众派。高仙芝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统帅，他曾率大军两次翻越“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以高超的山地行军艺术闻名于世。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勘察高仙芝行军路线后感叹：“数目不少的军队，行经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在历史上以此为第一次，高山插天，又缺乏给养，不知道当时如何维持军队的供应？即令现代的参谋本部，亦将束手无策……中国这一位勇敢的将军，行军所经，惊险困难，比起欧洲名将，从汉尼拔到拿破仑，到苏沃洛夫，他们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若干倍。”遗憾的是，这位杰出将领在“安史之乱”中被冤杀。如果唐玄宗听从高仙芝建议而不被奸佞谗言迷惑，那么，中唐以后的历史或许就要改写了。
飞机在茫茫云海中从容行进。下边应该是渤海，但被云涛相隔，看不到任何影迹。遥远天际，偶有飞机相向飞行，杳渺如梦幻。历史天空，因缘时会，历朝历代人事或相逢遭遇，或擦肩而过，唯一沟通的媒介，只能是滔滔不绝的文化。或许因为韩国同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飞向异域他国，我没有丝毫陌生感。
飞机开始下降，道路、水库、楼群、山地，地面景观逐渐清晰。尤其是一丛一丛马群般排列的黛色山岭，如堆如绣，柔和温顺。韩国导演金基德的电影作品东方文化味较浓，我比较关注。2012年1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时曾委托高丽大学郑广薰博士了解金基德近况。郑广薰博士很认真，回国不久即发来邮件，说金基德因为对电影界失望，在一个山村里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位在韩国颇有争议的导演是否就在这下面某座山中结庐而居？
飞机掠过几片平静海湾，稳稳降落在釜山机场。
前来对接的是中国留学生、韩语翻译王洁。
司机是韩国人，敦厚朴实，文质彬彬。他问我喜欢中餐还是海鲜。我说客随主便。他同王洁商量，决定到大邱广域市用中餐。
韩国高速路也很朴实。釜山的山丘平缓、连绵、随意，被绿树严实包裹，加之通透明亮的阳光抚慰，感觉整个大地都温润如玉。路旁靓丽秋叶偶尔灿然闪现，也属恬静风格。王洁说进到山里还会看到更多更美的秋叶。
“审一叶而知秋，够好了！”我说。
王洁款款介绍韩国文化。她说韩国人重视礼仪，对表情、言语、举止的“管理”比较重视，显得优雅大方。中国留学生到韩国，内心都会悄悄发生变化。漂亮女孩子经过这番“管理”，效果尤为明显。
两小时后，车子到大邱广域市寿城区。司机说这是大邱广域市富人区，相当于首尔江南区。我们在一家中国元素很浓的餐馆用餐。每种菜都味道清淡，一道一道地上，自始至终，无酒，无烟，很享受。国内有不少韩国餐馆，实际上还是中国风味；这家餐馆在白色墙壁上绘制山水画，写书法，刻意营造中国风格，但内涵确实是地地道道的“韩美味”。
韩国司机礼貌周到，待人真诚，细致入微。他再三替我夹菜，这倒挺中国化。
这个过程，我学会了韩国问候语“安宁哈赛哟”（你好）。
餐后，我们赶往庆州市政府。途中，低缓的青山脚下偶尔闪现几处巍然独立的明清时期飞檐建筑，白墙灰瓦，幽静、雅致，与周边环境互相映衬，十分和谐。还瞥见一处出卖瓷缸、瓷坛的小卖场。这些瓷器大概用于腌制韩国人喜爱的泡菜吧。
离开山湾、怀流，穿越田野，进入城区，竟然不拥堵，不喧嚣，不凝滞，就抵达安安静静的庆州市政府，颇感意外。
为拓展丝绸之路文化，庆尚北道成立专门办事机构——韩国丝绸之路项目部，负责人是金南镒先生。2013年7月21～23日，在兰州大学举办的“敦煌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我们相识。当时，金南镒先生拿着《丝绸之路》杂志，爱不释手，挚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名片背面印有两匹骆驼图案。开幕式结束，通过翻译，我们站在楼道里交流半个多小时。在新罗故地见面，很高兴。寒暄几句，他就满怀激情介绍韩国丝绸之路项目的主要成果及今后计划。2013年最大成果是，3月21日至4月4日从庆州到西安第一批探险队考察（76人，行程5000公里）和7月17日至8月31日从西安市到伊斯坦布尔的第二批探险队考察（24人，行程1.6万公里）。两批探险队循着新罗人祖先的足迹，耗时两个月，途经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完成了对陆路丝绸之路的激情穿越。他们将于2014年举行“海洋丝绸之路全球大”，寻求东西洋各种文化交流、创造性海洋产业发展及海洋民国之根，继承并发扬新罗人海洋探险精神，弘扬开放性与进取性的海洋文化。即将举办的“海洋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就是从学术、科学、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论证。
他多次崇敬地提到名僧慧超——那位在漫游和修行中度过一生的新罗人。
介绍完计划及实施情况，金南镒先生陪同我参观他们开展丝绸之路项目的办公室。几位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正在紧张工作。因为语言不通，无法随意交流，便从电脑上看他们穿越丝绸之路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许多地方熟悉，异常亲切。
他们的文化、热情、问寒问暖的方式，都是很好的桥梁。
之后，金南镒与他的同事们继续投入到繁忙事务中。接下来陪同我的是热爱文化、熟悉文化、言谈举止都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孙文植先生。他本来安排要转几处文化景点，但在宾馆收拾停当，天色已晚，便到一处树林环抱的幽静餐馆吃“参汤鸡”。下了车，孙先生指着夜色笼罩但轮廓分明的山影说：吐含山东山腰上有一处石窟庵，是著名洞窟寺院，刻有各种佛像。它与中国石窟不同，并非开凿而成，乃是制作后镶嵌进山洞。
王洁向我解释清楚后，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用餐时，我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确实有些困难。藏族人喜欢席地而坐。甘肃有些农村至今仍然习惯坐在炕上用餐，盛放饭菜的小方桌也叫“炕桌”。王洁翻译给孙先生。他略显茫然，似乎无法想象“炕”是何种建筑。
孙先生热情、开朗、健谈，滔滔不绝地介绍新罗历史文化，似乎要把这块古老土地上每个文化碎片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他以前学考古专业，现在虽然离开专业，但对文化的热情丝毫不减。他问及几个有关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问题，我耐心解答。历史上韩半岛与日本交往非常密切，但有些日本学者坚称他们的文化直接来自中国，并不经过韩半岛，这让他纳闷。我想起7月4日在兰州与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名誉会长、《丝绸之路》编委陶立璠教授交流时，陶教授说曾在日本参观“红花博物馆”，一眼就认出“红花”竟然是甘肃常见的刺玫花，日本人用这种花制作精细颜料、胭脂膏等。刺玫花最初产地是希腊、罗马，沿丝绸之路东传，翻山越岭，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等地，继续向东，一路飘香，最后通过韩国传到日本，落地生根。
日本是孤岛，任何一种文化传到那里后就停滞、沉淀下来。而韩半岛始终随着丝绸之路的脉搏不断跳动，同步发展。
受刺玫花传播路线启发，联想起王洁途中说的“韩国也有很多美丽的樱花”，便问孙先生：“日本樱花，最初会不会从新罗传过去？”
他憨厚地笑笑：“这个假设，日本人肯定不愿接受。”
用餐结束，孙先生提议到咖啡馆里继续聊天。我欣然接受。行驶大约半小时，他请我们下车，指着路边夜色笼罩的工地说：“这里出土过很多新罗文物。”
再走几分钟，到咖啡馆。对面百米外的地方，竟然是长着几棵古树，虽经历千年，但威仪不减的庞大王陵。孙先生打开手机中的文物图片，说这类墓葬结构和形式与斯基泰人极其相似。中国《史记》、《汉书》称斯基泰人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善养马，属南俄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游牧地从俄罗斯东部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鄂尔多斯沙漠。
遥远岁月长河中，斯基泰人与新罗人先祖有着怎样的联系？
大家探讨最多的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聊得很多，很远，在新罗历史文化中徜徉。
我感慨说：“多年来，这是首次在距古代文化遗址最近的地方喝咖啡。”
“不是距离最近，你就坐在文化的中心！”孙先生微笑说。
古老而鲜活的新罗文化
10月29日，清晨，高丽大学郑广薰博士来访。见面后，我们才弄清他与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在庆州参加的丝绸之路学术会议是另一个会，与“海洋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无关，他们将于明天下午3点返回首尔。我们为这个小误会畅笑一番，同到现代饭店，拜会崔溶澈教授。
在咖啡厅交谈半小时，喝杯松子酒，告别。
孙文植先生做向导的庆州带文化遗址考察活动正式开始。
新罗文化发源地庆州位于庆尚北道东南庆州盆地中部，四面环山，东有明治山，西有玉女峰、仙绦峰，南有金鳌山，北有金刚山。又有西川、南川、北川三水汇流，环绕城邑，山河壮美。公元前57年，古代新罗王在此建都，历三国鼎立时代、新罗统一全朝鲜时代至923年被高丽所灭，绵延繁荣近千年。记述朝鲜半岛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正史的《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古都仿造唐长安城而建，昌盛时人口超过百万，是今庆州市总人口的九倍。庆州是韩国、朝鲜半岛历史文化及艺术文物最丰富的地方，被誉为“没有围墙的文化博物馆”——历史遗迹遍布于市区和郊区，星罗棋布，有50多座王陵，有新罗时代外城（山城）、王宫（半月城）及新罗第五代婆娑王所筑的满月城，有曾经举行曲水流觞之宴的离宫旧址，有亚洲最早石建天文台之一的“瞻星台”（7世纪新罗时代善德女王所建，用365块石头建成高9米观测塔，利用底部水镜观测天文），有文武王所建水湖枣雁鸭池（出土过很多文物），有受隋朝影响雕刻的三体石佛，还有芬皇寺、皇龙寺遗址、金庾信将军墓、良洞村、佛国寺、石窟庵、鸡林、石冰库等历史文化遗址，即便走马观花，短期内也根本无法全部观瞻完。
孙先生选择最合理路线，争取让我多看几处文化遗址。
首先是静卧于庆州市江西面六通里的兴德王陵。汽车在天然“氧吧”中行驶，丝毫不觉得乏味。山间秋叶色彩斑斓，令人陶醉。路边常常有喜鹊悠然飞翔，欢快叫唤，声音与甘肃兰州、白银、古浪、民勤等地同类一样，听不出方言障碍。
走一阵，孙先生指着路牌说：“这是标示通往李彦迪家乡良洞村的。”
李彦迪是朝鲜时期李朝哲学家，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他非常崇拜朱熹，1530年任司谏期间受排斥，在庆州紫玉山隐居七年，从事理学研究。1537年出仕，10年后，又被流放江界，直至逝世。李彦迪著《晦斋集》13卷，哲学代表作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记堂书》、《大学章句补遗》、《中庸经衍义》、《求仁录》、《奉先杂义》等。
宋明理学传播到韩国，并且影响如此之大，以前竟然不知道，惭愧啊。
汽车穿过一片静谧田野，到达兴德王陵区。阳光明媚，天气晴朗，远山温润，近林清幽，烘托王陵之肃穆气氛。平缓山坡上，松林苍翠，古意盎然。松树香气清新，滋润心肺。我们怀着崇敬心情，瞻仰王陵。松林尽头，豁然开朗，朴素简约的兴德王陵出现。通向陵墓的神道满地绿茵，两边松树整齐如新。守卫神道的是两对站立翁仲，一对武官，一对文官。武官石像竟然是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大眼阔脸、八字胡须的西域人形象！我推测其原型是粟特人。孙先生说，曾有中亚游客来此，也认定是他们的先祖相貌特征。兴德王用外族武将为自己守灵，思想解放，胸怀开阔。也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才能促进物质文化交流。据说中国茶叶是兴德王执政时传入的。《三国史记》记载：“大廉以使臣身份去中国后，回来时带了茶种，大王命其种到智异山。茶从圣德王时期开始就有，但直到此时才盛行起来。”
基于对兴德王的崇敬，大家在翁仲像前流连忘返，探究品评。翁仲原指匈奴人祭天神像，但历史上确有其人。翁仲原名阮翁仲，勇猛超常，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铸其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称 “金人”、“铜人”、“金狄”、“长狄”、“遐狄”。其后，人们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再后来，又专指陵墓前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翁仲石像从匈奴到秦汉、到唐朝，再到新罗，分明是一条穿越历史、跨越民族的文化交流之路。
我们踏着柔软草地，躬身前行，一步步，到达封土堆。兴德王陵状若馒头，圆形，以石为基，有围栏。护石围绕一周，雕刻着牛、虎、蛇、猴、兔等十二支神像，虽经受1200年风风雨雨，但依然栩栩如生，憨态可掬，仿佛沧桑岁月没有在它们的心灵中留下任何痕迹。这些可爱的神灵与翁仲石像、松树、鸟鹊、白云、阳光一起，默默陪伴兴德王及王妃章合夫人，不舍昼夜。据说，兴德王登基后第一年，王妃与世长辞，兴德王悲痛不已。11年后，他辞世后与章合夫人合葬。另据《三国遗事》记载，兴德王曾养过一对鸳鸯，母鸳鸯因病死去。兴德王将镜子放入鸟笼，希望它借己形象忆“亡妻”。公鸳鸯却误以为镜中影像是母鸳鸯，拼命叩啄，最终死亡。这段悲情故事让人动容。
正惬意享受王陵区的恬淡幽静，忽然，一头小鹿从左边松林中跃出，蹦蹦跳跳，跑过山地草坪，进入右边松林。我们内心更加欣悦。
王陵左侧百米外，原有大碑，遭毁，现存一些碎片，据此确定陵墓主人。碑碎了，赑屃仍然忠心耿耿地趴伏。这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元素。中国古代传说龙生九子，赑屃是老六，又名霸下、龟趺，力大可驮负山岳，多为石碑、墓碑下装饰座兽。中国大陆，这种座兽驮负的巨碑并不鲜见，而在距长安5000公里外的庆州出现，令人惊叹。
接下来，参观东国大学博物馆。东国大学由佛僧初创，有100多年历史，总部设在首尔，庆州是分校。在校学生都得选修佛教方面的课程。
到达时，正逢课间，学生个个朝气蓬勃，精神饱满，快乐并明媚着。
汽车一直开到博物馆大楼前，竟然没有门卫或保安，也看不到围墙。博物馆负责人李东宪先生迎接。我们到接待室座谈，获赠三本考古文物方面的书。之后到展室参观。进大门，一扇扇古老文化的窗户在这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中心陆续打开，大家尽情享受古新罗人在庆州创造的东方文化饕餮盛宴。鸭形土器、骨壶、土偶、莲花纹瓦当、鬼面瓦、塔像文砖、平瓦当上的万历四十年铭文、金铜佛像、金铜菩萨像、石造罗汉像、蜡石制十二支像片、壁画、蜡石制舍利壶、铜镜、龙钮、华严经石碑残片、文武大王陵碑石残片等等，每一物件都是一部绵长历史，每一形态都是一段美丽生动的文化交融故事。我深深感到，对于丰厚的艺术和思想而言，即便文字能够做到像赑屃那样善于驮负，即便洋洋洒洒地书写历史，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更无法触及到每个细致入微的层面。
没想到，韩国竟有如此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艺术。我在惊叹中浏览，在浏览中惊叹。孙先生见我如此真实地陶醉，浑身上下都流溢出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他对文化的挚爱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国学者。
参观完博物馆，将近1点钟（韩国比北京时间快一小时）。李东宪先生受邀与我们一同到附近的谷食店用餐。这家餐馆大门两边贴有对联：“立春大吉，建阳多庆。”里面陈设简朴，极富生活气息，半块笑脸雕塑，一串红绿辣椒，不知名的干花，中国书法作品“龙”，随意布置。客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配菜多是韩国风味泡菜，主食是一大碗面。此前，我以为兰州牛大碗独霸天下，端起这个碗，觉得更像小盆子，称为“碗”都屈才了。
用过餐，告别李东宪先生，马不停蹄，匆匆前往坐落在庆州南部的圣德王陵。道路两边，近处是农田，远处是披满华丽秋装的山，随心所欲，自然开合，有诗意，有禅意，有古意，城市化痕迹被消解得干干净净。
圣德王陵主人是新罗第38代元圣王金敬信（785～798）。新罗从第13代国王味邹王开始，绝大部分国王都是金氏。据传，庆州金氏始祖阏智诞生于鸡林。新罗脱解王时代，瓠公在一片叫始林、鸠林的树林听到鸡啼，走近，看到一只金柜挂在树枝上，立即向皇上报告。皇上取下金柜，打开盖子，里面有个姓金的小孩，便为他取名金阏智，树林也改称鸡林。历朝历代，鸡林备受重视，现在成了游览胜地。
圣德王当政时实行“读书出身科制度”选用人才，很有作为。圣德王驾崩下葬，地下有水，棺材只好挂着，因此王陵又称 “挂陵”。挂陵，规模大于兴德王，中间的松软草地带延展到陵墓封土处，两边是松林、华表石、文武翁仲像、石狮子等。
武人石像也属西域人形象。
陵墓封土外的面石上，依然是十二支神像，护卫一周。十二支（地支）是记录时间和方位的神灵，在统一新罗时期由中国传入，最初以土偶陪葬品形式出现，此后慢慢演变为陵墓的守护神，也是佛塔、浮屠、石灯等佛教艺术中阳面雕刻的主要内容。
与圣德王陵毗邻的是九政里方形坟，坐落在大德山南侧丘陵末端平地上。南侧墓门敞开着，我同王洁沿渠道爬行，进两三米，有双石门扉，里面是石室，西侧是放置遗体和薄木板的石台，外侧下部也有刻着十二支神像的护石。据说，角落原本有刻着武人像和狮子像之石柱，已移往国立庆州博物馆展览。
这座坟的主人至今未考证出来。它距离圣德王陵非常近，是不是被允许陪葬的功勋卓著的文臣或武将？
国立庆州博物馆
国立庆州博物馆由考古馆、美术馆、雁鸭池馆和室外展览四部分组成，是仅次于汉城国立博物馆的高水平博物馆。它毗邻新罗皇室墓葬群、瞻星台、庆州月城，成立于1945年，初为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庆州分部，以后不断扩建，1975年升级为国立庆州博物馆，主要展出史前时代、古新罗、伽倻文化圈到统一新罗时代的各种文化遗产。
抵达博物馆，正逢庆州中、小学生被老师引导着在露天石雕像前参观学习。孩子们天真烂漫，欢声笑语，为沉重丰厚的历史氛围中平添许多生机。
我们首先拜谒馆外的圣德大王神钟。这尊大钟用青铜铸造，高3.36米，重23吨。为保护神钟，没有安置撞钟的古木，只是播放古拙苍凉、浑厚深沉的钟声录音。传说，当年铸钟时曾将一名9岁女童作为祭品，铸成后发出“爱米莱”的声音（韩语，妈妈），故又称“爱米莱钟”。钟体上有铭文和手持香炉的飞天像。飞天构图、形象几近敦煌壁画中的唐代飞天，明显不同处是敦煌飞天多自由舞蹈状，而钟体飞天却呈跪姿，由此可见圣德大王心心念念欲往极乐世界的愿望是多么深切，多么虔诚。
这时，孙先生接到电话，说著名文化学者、韩国文明交流研究所社团法人、韩国檀国大学史学科郑守一教授从首尔到庆州了，他要去迎接。我和王洁在馆外绿地休息，等候。几位活泼可爱的小女生以神钟为背景，摆出千手观音舞蹈造型，拍照。周边鸟雀欢飞鸣叫，分享这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美景。一只蜻蜓寻寻觅觅，轻盈地落在石佛、石塔之类雕塑物上，似乎也在好奇地叩问历史谜团。
不大工夫，孙先生陪伴郑守一教授来了。郑教授是朝鲜族，曾在中国生活过30多年，交流很方便。“乐莫乐兮新相知。”我们一起参观，随时讨论。
考古馆展出的文物把庆州历史上溯到54～56万年以前的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是蔚山细竹里贝塚、庆州隍城洞、庆州下西里和蔚珍厚浦里遗迹，出土了用岩石、鹰翅骨加工而成的鱼叉，以及陶器、石器、饰物、岩画等，还有青铜器、铁器、项链等文物。它们延续了古老的历史文化，并且随着人类文明长河的波浪不断向前推进，公元前57年，新罗建国。以后，又陆续兼并伽倻、百济和高句丽等国，完成统一大业，进入全面繁荣期。中国崇尚玉，而新罗推崇黄金，素有“黄金之国”美称。天马冢、98号古墓出土的新罗金皇冠、金制冠帽、蝴蝶状冠饰物、腰带等金器体现了新罗人的非凡智慧和卓越技艺。与胸饰、项链、垂饰搭配的饰品中，常常可见一种造型像鱼的弯钩形状物件，韩国民间称作“曲鱼” 、“曲玉”，学术界则叫“勾玉”。 勾玉虽然以玉为名，但制作材料除了玉，还有玻璃、水晶、金、石或烤制的黏土。勾玉流行于韩国、朝鲜、日本一带，虽然距离红山文化盛行地很近，但易华先生认为渊源上可能与遥远的库尔干土丘墓有关联。
天马冢出土的金器、玻璃盏和大量勾玉似乎幽幽诉说遥远岁月里，新罗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交流的传奇故事。
郑守一教授介绍，韩半岛通过海路与南方海路沿岸地区间的交流遗迹非常多，至今存在着一些语言学“活化石”。百年前，美国传教士豪末·赫尔波特就提出此问题，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前不久，郑教授与其他学者到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调查，发现韩语与泰米尔语发音、语意相同的词竟达500多个。这肯定不是偶然巧合。
展品中，除了十二支神面石像，还有以其为表现题材的青铜秤砣、蜡石像、石雕像、泥塑像、青铜像等，都是人身“支”首，有的精巧华丽，有的细节逼真，有的神情生动，有的简洁朴拙，它们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古代新罗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态度。
考古馆中，特别设立菊隐纪念厅。菊隐是李养璩雅号，他把毕生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庆州博物馆。其藏品以体现三国时期骑马武士风貌的骑马武士角杯、出土地明确的成套青铜器、反映对日交流的母子曲玉、形态多样的瓦范、带有铭文的舍利容器等文物为代表。有一串玉项链，极似甘肃常见的齐家玉。但隔着玻璃，无法细看。如果这串项链能够证明是齐家玉，而且出自蔚山，那么，叶舒宪、古方、叶茂林、易华等学者苦苦追寻的玉石之路就从陕西榆林石茆沿着鸡林路一直延伸到庆州，或者经山东，从海路到达韩国。
佛教美术厅文物中，不管是形制独特的砖石塔、土塔、舍利供养容器，还是绿松石、玛瑙、玻璃珠、水晶石、玉珠、海螺、金银器之类供养品，抑或用汉文书写的塔志碑，都呈现出韩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佛教艺术的繁盛。三国时期的新罗屋瓦也独具特色，有莲花纹、宝相花纹、唐草纹、人面纹、迦陵频加纹、麒麟纹、龙纹等。莲花纹在表现形式和雕刻手法上各不相同。庆州灵庙寺遗址出土的人面纹表情安静，面带微笑，使人联想到希腊、罗马的健美雕塑。迦陵频加纹则一点都不陌生，是敦煌壁画中的常见题材。
佛教艺术第二展厅中大多陈列金铜佛像、石雕佛像、摩崖佛像、十一面观音菩萨像、明活山城筑城碑、北汉山真兴王巡守碑、壬申誓记石、意次顿殉教碑等雕塑。石刻艺术品手法朴拙，技艺高超，温润而不失大气，含蓄却不觉拘谨，它们组成强大的石雕艺术阵容，彰显着新罗时期人们的审美能力和辉煌成就，也透露出那个王朝之所以强盛、繁华的历史密码。
近年，有学者研究证实，陕西兵马俑曾受古代“韩流”影响。韩国金安顺历史咨询机构东亚史学研究专员薛和宏认为，中国先秦时期，韩半岛汉江下游的马韩已流传有类似兵马俑的人偶制作技术。公元前210年，秦王付重金让马韩开国大郡安排4000余手工精湛的艺人赴秦烧制人偶。根据协议，半数产品要运回本土，以庆祝马韩对辰韩的庆州大捷。秦王统一六国，这部分人偶被秦国占用。韩国瓮器民俗博物馆马韩士兵人偶与兵马俑的制作风格、人物形态等特征有相似乃至相同之处，极有可能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倘若有更多的证据能支持此观点，那么，这种制作技术会不会对中国汉朝开始兴盛的石雕艺术也产生过影响？
我们在每一件文物前都驻足许久，不忍离开。不知不觉，闭馆时间到了。大家抓住最后一段时间，匆匆浏览，“狼吞虎咽”般地狂扫，勉强为本次参观划上一个顿号。
出展厅，夜色微茫，寒气袭人。走在静谧的路上，内心充实，愉悦。
这种文化大餐，太珍贵了！
晚上，金南镒先生在一家雅致的餐馆举行小酒会。参加者除了郑守一教授，崇实大学名誉教授、张保皋研究会会长、主攻中国历史的金文经教授等人文领域专家学者外，还有东海研究所所长金东成先生、国立韩国海洋大学校教授兼国际海洋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文殊先生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
两月来一直与我保持联系的田有珍女士也相见了。
大家坐在榻榻米上，畅所欲言。金南镒身材清瘦，但激情充沛，兴致勃勃地述说2013年七八月两支探险队穿越陆上丝绸之路的种种见闻和经历。尽管我听不懂韩语，还是被他们的情绪感染。觉得我有兴趣或重要地方，田有珍女士便耐心地翻译过来。
席间，上了盛在瓦钵中的韩国米酒，用碗喝。听说只有5°，每次我都一饮而尽。
田有珍女士关切地说：“后劲挺大的，你怎么样？”
郑守一教授却微笑着，以赞赏的目光打量我，并不断邀请我碰杯（碗）。
散席后，大家在院子里合影留念。金南镒倡导大家喊口号，并且将拳头紧握胸前，齐声喊：“Fighting！”（加油）。这个动作与西域武官翁仲几乎完全相同。韩国人待客彬彬有礼，含而不露，却在雕刻护卫王陵的翁仲像时，创造性地让他们一只手握兵器，另一只手放在胸前，头微微一歪，仿佛对历史长河中的跋涉者喊道：“Fighting！”
古代新罗雕刻艺术家借用西域人形象表达民族精神，或许，这才是文化交流的本质特征。
夜色稀薄，天气很凉，内心却热乎乎的，为韩国人对文化的尊重和用心。天地之大，还有什么比齐心协力为共同的高尚目标奋斗更有意义？
山的坚韧，海的开阔
前两天接地气，接人气，看博物馆，对韩半岛通过陆路、海路与世界的历史状况有了感性认识。以前掌握的一些相关文献知识也在它们的故土复活了，鲜活了。
这是一次难得的跨国田野考察。
10月30日，“海洋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在庆州希尔顿酒店举行。
庆尚北道行政副知事朱洛荣先生、庆尚北道丝绸之路事业推进部总括企划首席处长金日焕先生、韩东大学空间环境工学部教授李大俊、庆尚北道丝绸之路事业推进部探险队运营首席处长金惠麟先生、东海研究所所长金东成先生、建筑学专家裴奎星等先生陆续到达。儒雅的朱洛荣先生同我交换名片后，说：“我是朱熹的后代。”
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大学教授、学生150人左右。
学术会议准时开始，内容分为开幕式、政策发言、主题发言和综合讨论。
先是庆尚北道行政副知事朱洛荣先生致开幕词，然后是金文经等教授发表演讲。
韩国学术会议组织得非常严谨，每个环节都很细致。学者发表演讲，都严格遵守时间。田有珍女士一丝不苟地翻译。在她帮助下，我听了韩国学者的报告《从文物看史前时代的韩日文化交流》、《海洋丝绸之路的交流港口》（韩国东南亚大研究所洪喜俊教授）、《张保皋与亚洲的海上交易》（李有珍教授）、《海上丝绸之路与东海：历史与未来》（岭南大学独岛研究所裴桂成）、《慧超看的印度与中央亚西亚》、《推进海洋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史的意义》、《张保皋船团的海上活动与交易》、《通过张保皋原船舶的新罗船复原事例》、《为确保海洋丝绸之路探险船舶的安全性的提案》、《根据古代气候与海流，研究海洋丝绸之路探险航路》、《在海洋丝绸之路探险上，海洋科学的活用》等。
尽管田有珍非常敬业，仍然赶不上学者发言速度。即便如此，我还是了解到一些新的历史文化交流知识，得到很多启发。例如，通过李有珍教授演讲的《张保皋与亚洲的海上交易》，我首次了解到这位对海上贸易做出重大贡献的将军。张保皋，790年生于新罗，好武术，善水性。807年与好友郑年入唐参加武宁军，屡建战功，819年擢迁至武宁军小将。824年在赤山（今石岛湾）建立赤山法华院。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新罗人在这里集聚，载歌载舞，欢度节日，赤山法华院遂成为新罗人文化活动中心和往返大唐的驿站。日本国佛教天台宗高僧圆仁随遣唐使滕原常嗣一行西渡求法，先后三次客居法华院，得到当地官吏、居民和法华院僧侣资助，再往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圆仁归国后，为感谢赤山人民的情意，让弟子在日本京都小野山以赤山为名修建赤山禅院。他还编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使赤山法华院名扬海内外。
张保皋转战十几年，所见“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他忿然不平，决心回国荡平日本海盗。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奏请兴德王批准，清海镇成立大本营，招募1万岛民组成军队，荡平多股日本海盗。他又组建庞大船队往返新罗、中国、日本，进行海运和商业贸易，并在莞岛象皇峰、济州岛河源洞建法华院，与山东半岛赤山法华院互为海运贸易联络点，形成以清海镇为大本营，以赤山（荣成石岛镇）、登州（山东蓬莱）、莱州（山东莱州）、泗州（安徽泗县）、楚州（江苏淮安）、扬州（江苏扬州）、明州（浙江宁波）、泉州（福建泉州）及日本九州为基点的海运商业贸易网络。新罗入唐经商、求学、从业、居留的人迅速增多，仅赤山一带就有10多个新罗村。从赤山到文登、 牟平、 登州、 青州、 临淄、长山等地沿途有许多专为新罗人提供服务的新罗院。
张保皋掌握东亚海上贸易，是韩国历史上杰出的开展海外经营的伟人。不幸的是，他被迫卷入新罗王室内部纷争，于841年被杀。张保皋和高仙芝，一个在晚唐，一个在盛唐，一个在东海，一个在西域，遥相呼应，以武功立身，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都以悲剧形式拉上生命帷幕，让人叹惋。张保皋被韩国人奉为民族英雄，而高仙芝则少有人提起，这与他们活动的地域及其影响有关。
学者们提到的另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是新罗僧人慧超。慧超大约出生在700年，723～727年前往五印度诸国巡礼，先后到东印度、中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北印度，再经波斯、阿富汗、帕米尔、喀什、龟兹、焉耆返回长安，著有《往五天竺国传》，记录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地理、、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原书三卷，已佚。慧琳所著《一切经音义》中有摘录。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唐人节录的 一卷本，并附有五言汉诗三首。此传残卷发现后，引起学界重视，纷纷考证、笺释、翻译。
此前，金南镒、郑守一等先生也多次提到过慧超。29日夜晚，郑守一教授看我的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到次日凌晨3点。开会前，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写到慧超和《往五天竺国传》？”
我如实回答：“在中国，《大唐西域记》的影响确实比《往五天竺国传》要大。而且，斯坦因最崇拜的两个人是玄奘和高仙芝。而《敦煌遗书》的主要人物是斯坦因。”
郑守一先生沉默片刻，诚恳地对我说，如果中国发现《往五天竺国传》全卷，一定告诉他。但愿中国学术界能够早日慰藉这位韩国老学者的殷切心愿。
人文学者演讲完之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学者发言。他们对考察船性能、排水量等进行论证，甚至涉及“遇到海盗如何应对”这类严肃命题。
比较有趣的是，人文学者希望能驾驶新罗时代的帆船出航，那样更真实，更有意义。而科学家们则认为安全是第一要素。对我而言，首次如此深入地接触到海洋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次饕餮大宴。开会间隙，我在接受《庆北日报》记者金吉泰和《韩国日报》记者全俊虎采访时，表达感受：
第一，韩国是丝绸之路最东边的起点。不能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西安、洛阳等少数地区，那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韩国曾是中国与日本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途经地。
第三，韩国与中国有着广泛而长久的交流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可以延伸到史前。
第四，韩国出土了造型优美、数目可观的玻璃杯，这证明韩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直接进行交流。
第五，佛教文化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韩国后，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
第六，这是一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际的学术会议，为海洋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向未来拓展奠定了基础。
当记者要我对韩国发展丝绸之路文化提出建议时，我说，韩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有待进一步研究、挖掘、弘扬，韩半岛的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学术成果、民间文学要向世界介绍，让人类共享韩国古代文明。希望中、韩之间开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交流，在考古考察、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新时代的、富有历史新内涵的丝绸之路。
学术会最后讨论部分，有两位学者向我提问，我也围绕这些观点做了回答。
扎扎实实的会议结束后，晚宴中，同桌有位建筑学家。他在蔚山设计过一个足球场，目前正在建造一座半地下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