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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危机；企业边界；有限理性；经济调节主体
一、企业的有限理性导致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企业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出企业的信息较多，但是信息仍然不完全。企业层面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某个市场的过渡繁荣或经济泡沫。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企业整体的非理性，损害到经济主体的整体利益。因企业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某些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使单个企业的实力增强，获取利益的能力增强。垄断企业的异化，使企业受制于自己生产的商品，企业的命运由商品决定而不是企业来决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商品越来越作为企业的对立面而存在。企业法人企图超越市场和国家，却代表着企业的利益，即企业就是为了赚取暴力，从而进行财富分配。企业的出现集聚了大量财富。国家将企业看作与市场一样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是错误的。国家是市场和企业存在的制度保障。市场是中立的。
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都可以导致某一领域的极端失衡，都是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基础。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共同起作用。垄断使企业实力增强，从而加剧了异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异化使企业不能以人的意志来左右企业的发展，而是由资本的意志和商品的意志推动企业中的人为资本和商品的逐利性和内在价值的实现而服务，从而加剧了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内在驱动性；信息不对称是现实存在的一种状态，企业有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内在动力，企业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来为自身盈利服务，这就加剧了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进一步为垄断和异化创造了条件。当引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现实基础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若政府的监管不力就容易导致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信息不对称的庇护下不为多数人所知，一旦这种结构性失衡被识破，就会引起整个经济体的风险规避行为，从而使经济危机发生和蔓延。
三、企业边界网络化拓展的财富分配机制酿造了危机
企业本身是一种财富分配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公平性不同，企业配置资源有缺陷。正因为以往人们将企业配置资源的缺陷归咎于市场，所以才造成各种国家干预措施无效，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机制不能起到理论上所讲的资源配置作用。企业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远远大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如果市场发挥了作用，企业就不能从中获利。能够约束企业行为的只有国家，因为市场是中性的。所以，国家应该研究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是单纯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市场、企业与国家的边界的确定，有助于解决经济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有利于做到公平分配利益和资源。
四、企业边界的网络化拓展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从现实的联系到虚拟的网络联系，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这表现为企业内部母子公司之间边界的模糊和企业外部边界的模糊。母子公司之间由于统一管理与本地融合之间的权利配置，逐渐变得灵活和柔性，因此，母子公司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企业外部边界由于外包、战略联合等使企业的边界网络化拓展，虚拟化拓展，实际的边界缩小，而企业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企业的虚拟边界更大了。
从企业的空间边界来看，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全球化生产网络。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来看，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受资本、资源等限制不能无限扩张；虚拟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可以网络化无限扩张。下表展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较严重的5次经济危机，从危机波及范围、危机走势、企业边界变动和危机中政府角色4方面进行了描述。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边界拓展了，危机发生的范围和领域也拓展了，而政府在其中干预强度不断增大。随着企业边界的拓展，企业层面的垄断、异化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加剧了危机产生的现实基础。垄断特点由私人垄断、对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实体经济中的垄断过渡到超级垄断与自由放任并存、金融垄断占主导、以金融资本控制工业资本、虚拟经济中的垄断。异化的特点由实体经济中企业的异化、商品和劳务与企业的对立过渡到虚拟经济中企业的异化、资本、知识和信息与企业的对立。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由资本不能实现“惊险的一跃”、生产与消费脱节、工农业生产过剩和过渡信用消费过渡到金融领域各种相互监督和制衡的企业之间存在道德风险共同酿制危机、从实体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对称过渡到虚拟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边界的拓展使得危机酿制的现实基础从实体经济领域扩展到虚拟经济领域，从一国范围拓展到多国范围，使得危机的现实基础越来越雄厚和普遍，从而导致危机的复苏越来越乏力，危机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在企业边界明晰时，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主体有较强的调节意愿，因为企业边界较小，经济危机发生波及的国家和地区较少，不调节会使本国经济衰退严重，但调节能力较弱，调节手段有限，危机就产生了。当企业边界网络化拓展后，虽然经济调节手段和经济调节力度增强，但资本主义经济调节主体的调节意愿减弱，因为危机的发生不但影响本国经济，而且会转嫁和波及其他国家，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治理领域。
篇2
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第三次工作革命作为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的制度调整,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一些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但是不管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整,资本主义的性质都不会改变,只要资本主义还是以私有制为其制度的核心,那么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矛盾圈子,因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制度下的分配调整只能是一种折中的方法,没有办法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真正地得到充分的发展。本文主要着重研究全球化水平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怎么样影响全世界,而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又将要怎么样才能调整好自身,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到稳定有序的发展。
战后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占领了时展最前沿的技术要素,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制度上出现了封锁技术出口的禁令,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可以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时,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突飞猛进。由此可知,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技术上占优,就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转移,对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过去由本国生产出来产品再寻找发展中国家去进行销售的情况一定不会再出现,因为此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出口技术和资本就能获得高于自己生产再销售的利润,因此,对于熟练地运用自己制定的经济游戏规则的大国而言,利用资本到各国去投资再销售到当地或其他国家,甚至于自己的国家一方面能获得超额的利润,还能使得本国的环境保护取得较大的进展,赢得本国人民的支持。
篇3
一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金融创新。由于美国金融行业急剧发展，尤其是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过度投资金融衍生品而造成了此次金融危机。二是，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认为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使市场的流动性资金过大，使得资本家们过剩投资，造成不可挽回的生产过剩。三是，房贷条件的降低及滥用。
其实纵观这三个危机产生的原因，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都是好事，可是问题在于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了，才引爆了这次经济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它本身的内在规律，那就是一方面不得不无限制的发展生产力，就好像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有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才是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
1、经济陷入"大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下降3.7%。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曰本大地震拖累，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相当艰难，尤其欧元区经济或陷人技术性衰退。据IMF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只能增长1.2%,其中欧元区经济将衰退0.5%。经济低迷使西方社会对前途迷茫。
2、失业率居高难下。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失业难题。据DECD统计，2010年其成员国的失业人数比危机前（2007年）增加2100万，失业率上升到8.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悲观预测，到2019年美国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失业水平。
3、西方制度忧势遭质疑。危机使西方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削弱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
三、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革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西方走出危机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历过三次变革，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第四次变革。这场变革将改变市场与政府之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经济/政治精英与普通居民收人分配之关系等等。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运作更加灵活。我国在实施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正确影响，也要看到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影响。灵活地实行宏观调控，才能更好的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会给危机的爆发留下隐患。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此外，政府还需下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其敢于消费，愿意去消费。
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贫富悬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完全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注重效率，以调节高收入，限制离谱的高额利润。
篇4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既然商品交易的成立，需要交易双方明确不同商品的内在价值，并就交换价值量达成一致。那么，这种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大小区分的交换价值，就需要产生一种市场上的中介来行使其交换职能。最初的人类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交换价值的中介尚未介入商品交换之中。物易物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很多具体条件的制约，很有可能某次具体的交易因为不能满易双方的使用价值而无法成交，所以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需要一种一般等价物来充当商品交易的中介，货币就应运而生了。货币是一种具有特殊商品属性的一般等价物，它既含有具体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也含有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它在商品交易之中，恰好满足了商品流通手段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这个经济要求。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商品经济告别了以物易物(W- W`)的阶段，商品交换被转换为商品—货币—商品(W-G-W`)的过程⑦，此时的货币仅仅是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此时的商品经济依然是简单商品经济，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
本来，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不同的使用价值，货币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合理度量不同性质的使用价值。但是，随着货币的出现，它自身具有易于贮藏和便于携带的特性，致使这种特殊的商品给商品经济带来了新的可能—商品交易可以实现买与卖的时空分离，于是货币的贮藏功能逐渐取代流通功能而被交易者所重视。对于货币的贮藏功能而言，它是货币退出流通、以社会财富的形态被贮藏起来的职能。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要将货币从现实的商品交易过程中抽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储备对未来商品的购买力，之所以要储备未来的购买力，则是因为货币持有者源于对未来消费欲望与购买力的不确定，而货币对买卖时空分离的这一功能恰好实现了货币持有者的上述愿望。所以时空分离之后的商品交易行为就从W-G-W`分裂为W-G和G-W`，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可能，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商品的交换可以利用货币的贮藏功能而安排未来的消费，以实现未来货币购买力的最大化。这种新的商品交易模式，正是由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所造就的商人阶层所发明，在商人的眼中，商品交易应该是G-W-G`，即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在另外一个时空，高于其购买价格销售，获取盈利，实现资本的增值。从此，商业活动有了自己主动的目的—资本积累，不再是单纯地、被动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再生产。
正是因为商人发明了资本积累，经济活动的目的就从满足消费变为追求货币增值，交换的最终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抽象的价值，货币则是具体商品的抽象通约物。所以贮藏货币的意义就在于占有抽象劳动，只不过占有自己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W-G，而商人阶层通过交换等手段占有他人所创造的抽象劳动的公式是 G-W-G`，资本积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权力控制和无偿占有，这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和终极目的之所在。
但是，要实现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资产阶级就要保证G-W-G`这个循环链条不能中断，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是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者缺一不可，如此循环才能不中断。资本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也需要其他要素的配合，才能完成其自身的积累，所以资本内部就隐藏着自身的局限性，资本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保证其进行下去，而这种外部环境恰恰遭到了不受阻碍的资本积累破坏。正是因为不受限制的资本积累，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货币愈加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用于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则由于缺乏用于消费的货币而滞销，最终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从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产阶级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采取的几种方法
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选择即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寻找到其他新的方法，来缓和或者对外转嫁国内的矛盾。对外转嫁矛盾主要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和建立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海外市场来实现的，具体操作方法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关注的则是资本主义若干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种种内部经济调控手段，这些调控措施其目的就在于恢复受到经济危机损坏的资本积累循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流动性不足，但其实质并不是货币的稀缺，而是此时货币的贮藏功能超越了其流通功能，从而导致货币沉淀在资本所有者手中。对于资本家而言，给其制造新的消费欲望，并不会使其大规模释放其流动性，欲使资本家所贮藏的货币投入到资本积累循环之中，资产阶级主要使用了如下几种手段：
第一种方法，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二次分配领域，对货币贮藏的领域征收高税负，并通过高福利的方式投入到低收入人群手中，给社会创造资本主义初次分配所无力创造的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这种方法就是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开创的福利国家模式，其思路是用最直接的外来力量来抹平货币分配的不均，强行使货币从贮藏状态转为流通状态，重新激活资本积累循环。但是，这种方法导致了资本家对国家征税的抵抗—资本家逐步将自己的企业从高福利地区转移到低劳动力成本的低福利地区，毕竟资本是可以做到跨国境流动的，同时这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第二种方法，叫做借贷消费。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社会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一部分在资本家手里，不具备购买意愿，或只具备特定领域的购买意愿，以下“购买力”均为“具备购买意愿的购买力”)，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总价格。那么为了把这两者能够实现对等，一种方法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消费他们所没有的钱，或是国家向资本家借钱替资本家消费，也就是向未来借钱花。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未来的钱会比现在的钱更不“值钱”，因此这个钱的差价就可以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欧美各国的信用卡透支消费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体现，其本质是透支劳动者未来的劳动收入来消化当今过剩的产品，以实现资本家所拥有的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但是这种方法是有极限的，它会导致层层累积的债务，甚至造成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形成债务危机。
第三种方法，叫做滚动投资。滚动投资也就是让资本家把积累的货币投入流通领域，弥补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价。只要资本家总是把货币投入到投资领域而非贮藏，就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这是一种根本性解决方案。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持就是要靠投资—收益的循环，而非一次性的消费。然而资本家的个体投资也是很困难的，为了给剩余资本提供投资渠道，现代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了。现代金融体系能广泛寻找可以投资的项目，把资本家所拥有的闲置贮藏货币用各种方式快速地投资出去，投资获得的收益也可以迅速再投出去，形成滚动投资。货币一直在流通之中，就不存在购买力与总价格之间的差距了。各种票据交易和风险投资都是在这种资本投资的压力下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对经济危机的恐惧而使得这些模式出现，它们只不过是资本寻求自我增值的本能和规避经济危机的方向恰好一致罢了。
但是，对于任何投资而言，既有回报也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失败的可能。一旦投资失败，就造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危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始于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目前仍未走出萧条的全球经济衰退。欲使投资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新的科学技术，利用新的生产力开辟经济体内新的增长点，全球资本主义在这两百余年来的快速增长，也是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但是目前能否开发出新的生产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一厢情愿的事情。
第四种方法，叫做货币宽松。货币宽松的执行方式包括降低存贷款利率、银行准备金率和量化宽松等政策，其着眼点不是资本家因为投资前景不明而贮藏的货币，而是给市场注入新的流动性，以解决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困难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新的货币流通性，在信用货币手段，最有可能导致的是通货膨胀，因为它稀释了原先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亦有明显的副作用。
小结与展望
篇5
2.危机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的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是为了创造利润。这就使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然，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商品必须具备使用价值，否则它不能被销售。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消耗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利润。因此，有时候，工人可以通过加薪的方式来降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程度。这其实是20世纪7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
竞争使得资本家更具活力和动力，但也导致了持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不被吞并，企业必须扩张。这就要求抓住市场需求并继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向市场投放的许多新产品，可能并不是人们需要或负担得起的。任何企业，行业，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时要求方方面面的调整。而现在并没有组织能够实现这一调整。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价格机制致力于实现市场均衡，但也只能是通过极端的市场混乱。
3.利润率
竞争使得企业投资新技术和新设备，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企业淘汰竞争对手，获得利润。随着其他企业竞相采取新技术，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来领先者失去了优势。同时资本家也将更多的不变资本投向购买劳动力，或者可变资本。而当他们必须支付资本的全部价值给那些制造机器的资本家时，工人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增加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会相应地导致花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费用减少。这才是利润率降低的趋势。
最简单的扩大利润的方式就是直接降低工资或减少福利待遇。美国是执行这一野蛮手段最一严重的地方。工人被迫增加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数百万的人们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当然也仍然要背上债务。在发达国家，作为国民收入的部分，工资，即使不是绝对工资部分，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在1975-2006年间，平均的降低幅度大约是75%到66%。与此同时，富人重新获得的利润和高收入增加了财政供给。在金融市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贷款。
4.投资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1990到2007年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己从国家收入的22.5%降低到了20.7%。这一数据似乎并不惊人。但数据却将实际投资和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衡量GDP的手段，却和人类福利无关的军事开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为资本家享有共同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机去从事可能会增加生产规模的经济，社会活动。到了2007年，美国只有7%的投资用于制造业，40%用于房地产。企业以它们的利润为生，并利用利润进行投机活动。一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生存领域耗费较少的行业。一幅漫画讽剌全球化是一场社会底层的竞争，因为企业总是迅速地冲向世界各地去剥削最廉价的可用劳动力。
5.强制一体化
许多不发达国家被强制纳入一体化进程中。这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整政策的其中一项。就像现在的紧缩政策，整合既包括降低国内消费（工资和公共支出），也包括扩大出口一赚取硬货币来偿还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这种高速发展转移了实际收入。但在中国，作为社会总财富的工资也出现了降低的情况。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需求问题，因为它的大量商品销往外国，发达国家的市场。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00亿美元。即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小于美国财政赤字的二分之一，投资额，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意味着对进口的过多依赖，只能通过继续提高债务来买单。
美元在全球范围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沉浸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而幸存贸易逆差的现状。大部分的贸易都通过美元交易。而美国也要美元来偿还债务。贸易顺差的国家积累了美元储备，并通过维持他们自身货币的价值和支持美元体系来获得既定利益。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存在保险库里而是用于再投资，特别是投资于贷款给美国以帮助美国人维持利率水平，进行股票投机活动。
让工人花钱，是资本家们唯一真正了解的策略。紧缩政策加剧了那些触发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大量的失业和持续的工资降低己经减少了美国的消费（包括它的进口），也降低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这同时增加了全球范围的需求问题。在金融信心被重拾的地方，也会出现新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就是明证。
6.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
篇6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篇7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篇8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篇9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篇10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在《资本论》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产生之前，一次商品交换行为既是买进又是卖出，买卖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步进行，鲜少出现生产过剩，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但在货币产生后，商品的买卖成为了两个阶段，商品所有者要将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成货币，再用货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商品买卖脱节、生产过剩的情况，这其中也就酝酿着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首先，一方面，每一个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使得企业生产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长期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越加贫困。因此，市场的发展必定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最后，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意味着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了阻碍者，这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的“被革命”。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种生产过剩是相对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其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本积累以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继而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升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灵；失业率和利率上升。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一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阶段是起点；进入萧条阶段后生产逐渐恢复，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没有破产的资本家加紧改进技术，投入生产，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生产不断扩大，逐步进入高涨阶段。而在繁荣的背后，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存在，这种“周期性现象”就不可避免。
二、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如今，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成为了2012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点议题，但是仍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法，这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实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放任金融创新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此次金融危机与传统的经济危机有很大不同，表现为消费过度而并非消费不足，而导致危机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创新过度等金融市场的自身因素，而事实上，此次危机同时存在着物质产品与虚拟产品过剩的问题，金融产品过剩刺激着虚假的消费需求，产生了许多经济泡沫，一旦这些经济泡沫破裂，危机便无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是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次级贷款这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了“需求过度”，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过度的需求导致了违约率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了经济泡沫的破裂。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仍然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特点
此次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以银行信用危机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实体经济的有别于以往的新型经济危机。这场新型的经济危机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传统的经济危机由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领域，此次危机是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其二，信用对危机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其三，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非核心地带，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相对较小，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颇大，甚至还导致了当今的世界性难题——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资本论》热”，他们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之道。巨额救市方案与《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都只是治标之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但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在我国，市场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继续存在，贫富悬殊也较大，加之我国经济具有的开放性以及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经济危机也具有的全球性，使得我国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为指导，提高警惕，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一）正确认识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信用的缺失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这在虚拟经济极为发达的今天尤其引人深思：虚拟经济必须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虚拟经济的发展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讲还处于“幼年期”，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也反映出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成熟，开放性不够。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推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要监督虚拟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虚拟经济泡沫和恶性投机行为，引导虚拟经济走上优质轨道，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实理二者的协调发展。
（二）加强金融监管
次贷危机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缺位、金融创新过度以及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更正。事实证明，金融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和金融市场自身具有的内在缺陷表明金融行业’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我们必须要防范和控制好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创新中应当坚持适度原则，过犹不及，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市场将资金带来时，也带来了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足，这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同时也说明我国金融业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较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势必会融入全球金融圈中，这时，加强金融监管就显得十分迫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金融监管经验，加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通过立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三）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孕育着经济危机。所以，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有形之手”也不可或缺，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形之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有进有退，实现政府职能的收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弥补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
（四）刺激内需
经济危机表现为消费不足，因此，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在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当前扩大内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致力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在小城镇兴办小型微型企业，拉动农村和小城镇经济以拉动内需；合理规划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五）控制房地产业过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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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探析其中的制度弊端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回顾与展望都呈现着一派忧虑和迷茫，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事件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此次财经危机既凸显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矛盾变化的集中体现。西方世界持续的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等情况，加剧了社会失业率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如何尽快的摆脱经济和财政金融困境成为西方国家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发生财经危机的西方国家存在 一个共同点，就是国内储蓄水平较低，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依托欧元区以及社会福利还比较容易筹集资金，一旦经济状况不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缩，这些国家就难以筹集充足的资金来满足双赤字与偿还到期债务的需求，从而出现债务危机。
有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政策方面寻找原因，普遍认为当前的财经危机 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自由主义，由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引发社会经济危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劳工关系的不平等加剧了原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辩护都是从多个层面展开的，当然，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源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原因。
二、对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的制度困境分析
（一）国家资本主义泛滥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19世纪末的西欧，就有学者已将其提出。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和扩张，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作用下，剩余价值和生产量难以均衡时，就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很多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弊端和制度原因，也有国家政府相继对经济运行和财富分配的直接干预，以50、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实施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获得广泛发展。这种依赖政府解除危机的方式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使得国家债务急剧上升，从原有的社会私有企业破产转变成国家公有破产。
（二）金融资本主义失控
资本主义经济在利益的驱动下，金融资本的运作越来越独立化，让西方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为了实现金融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对各种金融资本进行限制，试图削弱其他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权力。自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鼓噪和极力推行的私有化、松弛市场管制、弱化金融监管的恶果，美国制造业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率从1975年的约50%下降到2005年的不足15%，这也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彻底破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财经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源配置和分配结果看似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但实则不然。近几年的经济社会现实也越来越验证了这个猜想。西方国家发生财经危机以后，社会失业率明显增多，且社会失业率显示了社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被视为中产阶级社会中坚力量也在明显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决定了财富必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加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难发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欧盟国家脱离实体的经济政策衍生出养懒汉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国民不愿意劳动乃至不懂得如何劳动。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不管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或者支持哪个政党给出20%最富有人群拥有大约60%财富的猜测，明显不符合财经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这个比例也将会不断扩大。
（四）周期性财经危机加深危机矛盾
西方经济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普遍共识，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更多地是由世界经济内在因素引起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每一次激化，由此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严重打击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与发展，如何判断世界经济的某次波动是否周期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金融变动也必然会引起表现其波动规律的世界经济周期或非周期性的改变，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已难以改变危机矛盾，西方经济出现了繁荣期拉长、衰退期缩短、波动幅度减小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西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新市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物品进入西方国家，全力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为西方国家政府对财经危机后经济调控提供新空间。
三、结束语
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周期性出现，给世界经济全球化带来较大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全球纵横联系这一世界经济走向，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现状，分析西方国家财经危机，认识引起西方国家财经危机现实原因，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洪流中，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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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不能仅仅从体制运作层面来寻找危机的原因，而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寻找它的深刻根源。这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本质上同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这次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自身一些产品如房屋、汽车等生产过剩，还包括流通领域各种金融产品的过剩，形成虚假的购买力，刺激了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时候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交往不少，主要是以资源换取装备和技术，以此来进行五年计划的建设，蓬蓬勃勃地发展经济，并没有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两种社会制度，受到两种社会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社会主义的苏联没有被卷入上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被卷进去了，受到危机严重冲击。GDP的增长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第四季度降幅为同比6.8％，使我国的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与前苏联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时遇到的情况全然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正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涨阶段的长周期相适应。此时中国经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初段阶段的要求，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产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中国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越来越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GDP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40％的空前高度，致使我国经济相当大的一部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发生了周期性危机，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就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这不能不说是这次我国经济急剧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只是造成我国经济困难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才是根本原因。内部的因素，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投资消费比例的扭曲，房市股市的周期波动等影响外，在经济体制方面，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比重的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的相对下降，市场化改革的突进和国家计划调控的相对削弱等等原因，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经济中起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大。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就很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卷进去。
中国遇到困难 但表现不俗
中国这次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其性质其实是与世界各国基本一样的，就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中国因“内需”不足，多余的生产能力要靠外需出口；一旦外需出口遇阻下滑，就要回过头来找内需补上。但是“内需”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年来，事实上投资一直上升得快，消费上升得慢，这种趋势是不能长久持续的。因为投资需求除了转化为工资的少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对生产资料的中间性需求，投资最后的产出供应能力，要靠最终消费需求来消化。这次扩大内需，仍主要是靠投资需求，但是如果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上不去，单靠投资需求，补不了外需出口的下降，内需不足问题还是难以解决。所谓“内需不足”，换一个角度说就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制度和积累规律导致两极分化以及人民大众有支持能力的需求不足带来的不治之症，被迫周期性地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
我国这些年来过度追求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和鼓励私人逐利，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的0.28，近年上升到0.47，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富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贫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没有钱不能多消费，而低收入的贫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数，就把总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拉下来，把最终的有效消费需求拉低。所以，中国的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实质上是类似的，就是人民大众有购买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不能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所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其实过去中国并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是“卖方市场”，科尔耐称之为“短缺经济”。这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以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校正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的现象，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差额为储备和机动)的有限“买方市场”，这当然是在国家计划调控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当初设定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买方市场目标，决不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
现在，中国虽然卷入了世界经济危机，受到严重的损失，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欧、日本经济增长率变为负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下降比中国都大，只有中国还在2008年保持了9％的增长速度，可说是一枝独秀。外国有不少人也相信中国经济可以率先复苏，甚至于期望“中国救世界”，“中国救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在危机中中国能有这样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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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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