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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篇2
人口流动频繁是我国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当前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压力，随着城市化过程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总量不断上升，给城市的安全问题带来了更大的隐患。同时城市的下岗职工、社会无业人员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大多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和一个正式、固定的工作，也就是说，当生活陷入困境时，不能通过一些合法有效的途径得到救济，从而便走上了犯罪道路，以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类犯罪来缓解一时之急，这样便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人心的不安。也是近几年“两抢一盗”案件高发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聚焦基层人民法院，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人民法院为例，深入分析“两抢一盗”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措施。经过统计和分析，2009年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基本情况可以用下图表示：
表格一：
刑事案件
抢劫
抢夺
盗窃
两抢一盗
共审理判决案件数量（单位/件）
385
65
6
155
226
共审理判决案件人数（单位/个）
629
147
11
244
402
占全年案件的总数
/
16.88%
1．56%
40.26%
58.7%
占全年案件人数
/
23.37%
1．75%
38.79%
63.91%
从表一可以得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共审理判决刑事案件385件（629人）。其中，抢劫案件65件（147人），占全年案件总数（人数）16.88%（23.37%）；抢夺案件6件（11人），占全年案件总数（人数）1.56%（1.75%）；盗窃案件155件（244人），占全年案件总数（人数）40.26%%（38.79%）。“两抢一盗”案件数（226件）占全年案件总数的58.7%，判决的“两抢一盗”罪犯人数（402人）占全年判决罪犯总数的63.91%。这说明“两抢一盗”犯罪行为越来越普遍，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的这种扭曲的金钱观在社会上越发的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此，就可以反应出“两抢一盗”的基本状况。
表格二：
时间：（单位/年）
2008
2009
抢劫案件数/人（单位/件/人）
49件（93人）
65件（147人）
从表二中可以得出：2009年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抢劫犯罪案件数比2008年（49件）上升32.6%，判决罪犯人数比2008年（93人）增加58%。
随着对“两抢一盗”犯罪活动的不断深入调查，我们不难发现“两抢一盗”案件占整个刑事案件的比重越来越大，无论是案件的数量，还是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等都出现出了一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抢一盗”犯罪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就我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劫案而言，2009年受理的犯罪案件就比2008年增加58%
其次：“两抢一盗”犯罪案件在各种犯罪中占有很高比例，特别是盗窃犯罪居高不下。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而言，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385件，其中“两抢一盗”226件，盗窃犯罪占155件，占据了总数的40.26％。盗窃犯罪一般主要以夜晚入室盗窃为主，同时，人流量众多的公共场所也是盗窃的高发地。
再次：“两抢一盗”案件犯罪主体的文化素质不高，犯罪嫌疑人接受的文化教育较少，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重最大，有些就没上过学。其中很大一一部分人员还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没有稳定的或固定工作，背井离乡，甚至没有任何亲人在周围，当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求助，而其本身又缺乏正确看待事物的能力，法制意识薄弱，从而便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最后：“两抢一盗”案件犯罪主体的年龄相对较低。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两抢一盗’’案件而言，在2009年判决的“两抢一盗”罪犯中，未成年人有65人，占全年“两抢一盗”罪犯的16.17%。尤其是抢劫犯罪，未成年人达36人，占全年抢劫犯罪人数的24.5%。这一阶段的人由于年龄较小，往往凭意气行事，法制意识薄弱，缺乏理性，不计后果，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其实，从“两抢一盗”案件的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多发的原因，比如说：
1防范意识差。人们安全防范的意识不高。在治安巡逻密度和力度较低，治安监管基本上一片空白，一旦发生“两抢一盗”案件，很难及时发现、有效控制；在我国的一部分农村地区目前还没有治安监管的意识和观念，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盗窃行径；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对自身的安全防范引起足够的重视，出外时贵重物品和钱包放在显眼的位置，这就很容易成为犯罪人的目标。尽管通过“严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预防措施和机制上还不健全，各部门机关协作力度不够，社会大众还未形成一个警民合一、快捷高效的防范网络。
2好逸恶劳，妄想不劳而获的错误想法。部分犯罪人他们形成可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享乐主义思想，没有钱了便问家人要，要不来时往往就去盗窃、抢夺、抢劫。我们不难发现，“两抢一盗”案件犯罪主体大多在生活上养成了不良的习惯，花钱无度，一旦手头无钱，便会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
3社会闲散，无业人员增多。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出务工人员下岗返乡或滞留原处无所事事，一些青少年学生过早流入社会，甚少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抢一盗”案件的多发和高发。
4民警破案难度系数比较大。在审理中发现，大部分犯罪分子都是流窜性的抢劫、抢夺和盗窃，作案过程迅速、灵活、隐蔽，作案后能够及时逃脱，增加了破案的难度，助长了犯罪气焰。
同时，我们对防治“两抢一盗”犯罪行为有以下几点建议：
1必须加大对“两抢一盗”犯罪的打击力度。始终把“两抢一盗”作为我们“严打整治”工作的重点，坚决遏止“两抢一盗”犯罪活动的高发态势。充分利用法院的各部门力量，以做到减少“两抢一盗”案件的数量。
2加强法制教育，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努力提高无业人员和文化程度较低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积极开展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社会大众的法律素质，引导社会大汇总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大一部分 “两抢一盗”案件的罪犯，很少知道法律，有的甚至是法盲。因此送法下乡，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事情。
3建议有关部门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丰富农村物质文化生活。很多“两抢一盗”的犯罪人员都是无业人员或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员，走上犯罪的道路一般都是由于生活所迫，没有稳定的收入和法制的意识，所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和丰富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公德观，是有效减少“两抢一盗”犯罪的重要途径。
针对当前的现状，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的措施。具体有：
首先、高度重视，强化组织保障。
在2009年初，省、市、区政法委部署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后，江北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要求院政治处、法警大队、办公室、装备处等部门对两抢犯罪案件的审理提供充分的人力、物力保障。优先使用审判法庭、优先使用办案车辆、优先用警，对审理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院审委会随时听取合议庭的汇报，讨论解决，确保后勤到位、支持到位。
其次、多措并举，严打犯罪。针对辖区“两抢一盗”案件发生的规律特点，采取针对性强、实效性强的措施和办法，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形成打击和防范“两抢一盗”犯罪活动的两位一体。并且始终对“两抢一盗”等多发财犯罪保持严打的态势，做到快审快结，确保案件在最短时间内得以审结。2009年该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两抢一盗”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为16天。
再次、加强宣传，营造舆论氛围。1是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项斗争的目的和意义；宣传公安机关侦破的影响大、危害大的“两抢一盗”案件，赢得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宣传在“两抢一盗”专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同“两抢一盗”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人民群众、保安力量和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2是在报刊上登载有关“两抢一盗”案件的发案规律、特点及防范措施等，帮助群众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从而减少“两抢一盗”案件的发生。并且通过向社会公布违法犯罪举报电话及奖励办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专项斗争的积极性。3将典型案例通过广播电台栏目、报纸等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震慑犯罪，而且还有利于提高群众防范犯罪的能力和与犯罪作斗争的信心，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篇3
通过对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2013至2015年办理的轻伤害案件分析，总结出轻伤害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较高的发生率。轻伤害案件在犯罪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看似不起眼的一起矛盾纠纷，在推搡扯拉过程中，都足以将人造成轻伤，虽然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但由于其在数量上的较大比重，使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为例，2013年至2015年，该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分别为25件27人、23件25人、33件36人，与2011年的8件8人、2012年的17件17人相比，轻伤害案件有着上升的趋势。
（二）遗留问题导致矛盾一触即发。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相互认识的，有很多是因为上一辈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矛盾再次发生。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利益纠纷，却将邻里之间的矛盾激化。如犯罪嫌疑人侯某某与张某某（女）因宅基地边界发生纠纷，后侯某某将张某某打成轻伤。从整个事件来看，以前张某某的公公就和侯某某因宅基地的事情吵过架，事发前，侯某某的儿媳在与他的儿子吵架时也抱怨侯某某因为和邻居张某某家地界根的事，把墙垒斜了，侯某某听到儿媳在埋怨自己，决定再与张某某说说地界灰角的事，从而导致纠纷发生。
（三）多为偶发性案件。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之间，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小矛盾而造成言语不和，引起双方之间发生殴打，不存在事先预谋，往往因情绪一时失控造成轻伤害的后果，属偶发性案件，社会影响和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案发后当事人往往比较后悔，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悔意，对此造成的影响也急于消除。如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郭某故意伤害案。郭某江在门口小卖部买东西时，因为让路的问题与邻居郭某发生争吵，郭某对郭某江进行殴打并将郭某江打倒在地，郭某的弟弟到达现场也对郭某江拳打脚踢，经鉴定，郭某江的伤情为轻伤二级。从当事人关系来看，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系近门，郭某应称呼郭某江大爷，两人却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冲突，造成轻伤的后果。
（四）批捕率相对较高。一方面，由于逮捕的作用是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有些轻伤害案件中虽然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不严重但鉴于嫌疑人是外地人的实际，审查批捕机关有时就想当然地认为该嫌疑人可能存在逃避审判的可能，索性就批准逮捕，以防不患，检察机关这种求稳怕错的心理导致“构罪即捕”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解的权利，因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只要负责案件侦查的办案部门出具双方不能调解成功的说明就一律予以批准逮捕。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至2015年逮捕人数分别是23人、20人、26人，批捕率分别为85.2%、80%、72.2%。
（五）轻刑判决率较高。捕后轻刑判决率是捕后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与捕后有罪判决人数之比。对于当事人捕前不能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办案人员担心不捕引发上访或影响诉讼，一般都会逮捕，而后期很多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导致法院对轻伤害案件判处缓刑、拘役、免予刑事处罚的较多。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捕后轻刑判决15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43.5%；2014年捕后轻刑判决9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45%；2015年捕后轻刑判决18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69.2%。
（六）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由于轻伤害案件发生的领域多为朋友、熟人、邻居等圈子内，处理不好，则极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以和为贵”，如果双方的矛盾到了对簿公堂的境地，对于群众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而言，已是双方关系到了冰点，很难再扭转，双方便会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力求司法机关能够支持自己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做好认真细致的工作，往往会造成累讼、缠访等情况。
二、审查批捕过程中的困境
（一）案件定性较难。一些轻伤害案件轻伤后果的认定距离案发有一定的时间段，这样容易导致后果与行为间缺少必要的因果联系，故意伤害的唯一性结论也将无法得出。部分案件鉴定因为程序不规范、依据不充分、分析不透彻、数次鉴定数个结果等，致使伤害后果难以确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再者，刑法对寻衅滋事犯罪与轻伤害犯罪的有关规定看起来较为相似，界限也比较模糊。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情形之一，于是在损害后果仅为轻伤的情况下，到底是定故意伤害罪还是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大的分歧，不利于案件的定性。
（二）取证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轻伤害案件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当事人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加上当事人案发后往往不及时报案等多方面原因，容易导致伤害现场遭到破坏。有的案件报案后，公安干警认为轻伤害案件不是恶性案件、重大案件，出警不及时，不及时收集、固定证据，而是等有鉴定结论后再行侦查，致使在被害人治疗、鉴定期间，多种状况发生变化，涉案嫌疑人也有机会谋划应对策略，最终造成证据变化或灭失，导致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三）证据采信难。首先，在轻伤害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证人证言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证人证言之间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大相径庭。有的目击证人因害怕得罪人而不愿作证，有的目击证人愿意作证但表述不准确，有的目击证人因与一方当事人素有交往、关系较好，就会在作证时不如实陈述，只提供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还有部分目击证人相互串证，与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言完全相反。这些都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对证据尤其是关键证据的采信带来困难。其次，实践中部分被害人未经侦查机关办案单位委托，或放弃侦查机关的委托，自行到其他人体伤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有的到两个鉴定机关进行法医鉴定，于是出现两个以上鉴定结论，对伤势的认定完全不一致，也导致证据采信困难。
（四）批捕权成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轻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方情绪往往比较激动，认为自己受了委屈，遭了罪，于是就急着让司法机关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因而都会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其真实意图多是尽快获得赔偿。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一般来说距离案发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提出高额的赔偿金，如果对方不能满足，便要求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否则便以上访告状来“威胁”。而检察机关从稳定被害人情绪、避免被害人闹访缠访等方面出发，只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使得批捕权这一国家公权力沦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批捕后感受到被监禁的压力，于是不得不拿出超出正常范围的赔偿金来取得和解。双方刑事和解时，有的被害人家属变相讹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索要高额赔偿款。在此情况下达成的刑事和解有违我国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这种巨额赔偿，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其感受不到司法的公正，对被害人而言，法律成为其获取高额利益的手段，同时也可能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埋下隐患。在上述所举的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因让路问题发生的矛盾一案中，郭某最终赔偿郭某江30万元，郭某江才不追究郭某的刑事责任及一切法律责任。
（五）刑事和解难。案发后由于涉案双方情绪激动，都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进行和解协商。另外在实践中，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中还存在强行和解、不和解的问题。强行和解即办案人员强迫轻伤害案件的双方服从和解，对不愿接受和解的，动辄以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进行施压。特别是对一些存有疑问、“可捕可不捕”案件，常存在强行调解的问题。和解之后，侦查人员往往会要求涉案双方出具要求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书面文件，此类文件在法律上可能不具有什么约束力，但是侦查人员可以此作为防止涉案人对此案提出异议的书面证据，防止案件出现反复。不和解即办案人员对于双方都有和解意愿，要求和解处理的，以法律无明确授权为由拒绝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和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办案人害怕麻烦，不愿深入地进行社会予盾的化解工作，以此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是办案人怕调解后此类案件出现反复，涉案双方再提出其他要求，为自己的工作留下后遗症。
三、解决路径
（一）准确把握轻伤害案件与寻衅滋事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加以区分：从犯罪动机方面，轻伤害案件的发生一般是基于邻里纠纷、日常琐事，甚至是报复等原因；寻衅滋事犯罪则主要是出于无事生非、肆意挑衅等原因。从使用工具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般会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如刀具、棍棒等；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则多不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从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还是能得到认同的，但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常常无事生非、起哄捣乱。
（二）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全面、规范地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召开联席会、发检察建议、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敦促公安机关在轻伤害案件发生后，及时出警，认真收集与妥善保管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现场具备勘验、检查条件的，应当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绘制现场图，对现场情况和被害人的伤情进行拍照。尤其要督促侦查机关重视对证人证言的收集，证人证言主要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如找不到目击证人，可积极寻找间接证人，通过间接证人再去找目击证人。对于证人不愿意作证的，要认真做好证人的思想工作。对于作伪证的，及时告知作伪证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着力消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点。检察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在书面审查的同时，对于明显相互矛盾的证据，应通过讯问、询问的方式主动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尽力消除三者之间的矛盾。发现有串证行为或故意作伪证的，除了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应重新取证。对鉴定意见，可出台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受案后，被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或者认为应当对被害人作伤情鉴定的，应当及时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被害人未经公安机关同意自行到非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对鉴定意见办案单位不予采用。
（四）准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应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听取被害方意见及 嫌疑人诉讼人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保持理性、平和、文明的执法理念，不能单听一方的片面之词。此时被害方往往夸大危害后果，否认自身过错，借此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办案人员在审查时应当保持客观中立，认真分析案由及双方过错，了解被害人的真正目的是获得赔偿还是需要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进行释法说理，缓和双方矛盾。对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可向当事人提供其他解决途径，做到严格审查批捕程序，保证处理案件的质量。对公安机关提请的证据充分，且被害人决定提起公诉的，对行为人采取其他措施可能影响案件进一步侦查的案件，应及时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篇4
（二）涉案人员一低二多。“一低”是指文化程度低。3件涉烟案涉案人员共12人，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7人，初中文化程度的5人， “二多”是指罪犯中农民和团伙以及本地人所占比例多，12人均是农民，其中本地人员7人，外地人5人，其中来自云南省1人，来自广西荔浦县3人，平南县1人。作案人数最少3人，最多6人。
（四）处罚结果上宣告缓刑居多。除主犯个别判实刑外，其余从犯一般以如实交待犯罪事实，退出违法所得，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等情节，从轻处罚，过多宣告缓刑，会出现烟贩“反弹”现象。在12人罪犯中被判实刑的 仅2人，而被判缓刑的有10人。
（五）犯罪趋势向组织化复杂化发展。涉烟刑事案件犯罪过程出现组织化以及向销售行为的上游蔓延的趋势，其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供应、生产、保管、运输、销售分工严密;同时案情越来越复杂，犯罪现象从早期单纯的销售假烟等行为向着更为复杂的生产、销售一条龙以及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向发展。
（六）作案方式隐蔽。涉案的主犯往往躲在幕后，租赁乡镇不起眼的民房作为窝点，雇佣临时民工对低档次卷烟进行加工，改装成高档香烟仿冒他人品牌包装成条后进行出售，并派专人负责运输、销售。如云南省罗平县长底乡本块村农民赵某于2007年6月至7月从云南省收购一车烟叶共120包（6000公斤）拉运到广西荔浦县城，以每包（50公斤）550元卖给广西荔浦县烟贩陆某，陆某又将烟叶贩给荔浦县的钟某等人，钟某在荔浦县青山镇永华村自己的家中加工成烟丝进行贩卖销售，于2007年7月至2011年6月间，钟某将加工的烟丝拉运到蒙山县城市场销售给蒙山人陆某等人，烟值70000元，从中获利6000多元。2011年6月28日，蒙山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在钟某家中扣押尚未销售烟丝烟叶359公斤。
（七）主要假冒畅销品牌。蒙山县陆某、陈某、黎某、廖某（夫妻）、杜某、韦某（夫妻）非法经营假烟一案，于2006年5月至2010年1月，从广东省顺德市勒流镇从当地烟贩手中购得冒牌的红塔山、红河、椰树、红梅、五叶神、红双喜等牌子的卷烟，通过班车托运运回蒙山县，6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负责，发货、接货、送货一条龙销售，用三轮车运送假烟到县城及乡镇等地销售，销售假烟烟值61万多元，从中获利。
以上烟叶烟丝，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检验，尚有使用价值，其他卷烟双喜、红梅、红河、五叶神、椰树等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伪劣卷烟， 12名被告人均无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而销售假劣烟。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联合执法协作机制。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建议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主动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凡是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要积极协助烟草专卖部门做好案件侦办、证据固定等工作，确保证据采集合法、及时、有效。同时，公安机关应定期向烟草专卖部门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销案情况，检察院应定期向烟草专卖部门通报涉烟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批捕、等情况，适时介入烟草专卖行政机关调查取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二是进一步完善衔接工作机制，发挥检察机关监督作用。在充分尊重审判独立这一重要司法原则的前提下，扩展衔接工作机制，形成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内的全方位司法协作机制。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加强对案件移送、侦查立案、刑事审判的全方位监督，及时将监督情况反馈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应加大打击制售假冒卷烟犯罪分子追刑力度，以判实刑为主，缓刑为辅，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二）多管其下，综合治理，逐步清除制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窝点的生存土壤，从源头遏制暴利中的“舞者”。
一是从源头上堵塞卷烟打假工作漏洞。在运输环节，针对假烟运输已逐渐由雇人运输发展为物流公司运输这一实际，建议由国家制定出台有关法律或条例，规定物流托运行业实行托运实名制，对所承运物品的安全性、合法性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在烟机生产环节，建议涉案地的烟草和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小型私营机械制造厂的生产和销售渠道，让假烟制造者无犯罪设备来源，彻底切断卷烟制假销售网络命脉；在消费市场环节，烟草部门要及时填补目前国内中低档卷烟的生产空白，以适应当前广大农村市场消费水平，占领“烟贩子”的市场阵地，不给“烟贩子”生存空间。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出租房屋或仓库的管理，使得制售假冒伪劣烟草窝点难以藏身。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喜欢将制售假冒卷烟窝点选择在郊区闲置农房或仓库的特点，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房或仓库出租活动的管理工作，可以采取农房或仓库出租登记备案制度，日常情况信息汇总制度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动态掌握农户房屋或仓库的出租以及承租人的有关经营情况，使得制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的违法犯罪人员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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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__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__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__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合同、委托()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 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 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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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特点
(一)拖欠工资主体主要集中在建筑业
从市本级投诉人的从业行业看，建筑业投诉涉及1520人，占投诉涉及总人数的90.48%。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进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最普遍的行业。
(二)投诉涉及人员劳动合同覆盖率低
20**年，**市本级接到投诉的涉及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发生劳务争议时很难提供必要的依据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三)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在市本级受理的被拖欠工资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20**年共立案42件，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有18件，占所处理案件总数的42.86%。建筑行业农民工，以乡土地缘为纽带形成各个作业班组，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乡土人情往往会使得他们趋向于走在一起，共同讨薪。极个别人员采取堵路、泼汽油、到政府部门游行等极端方式讨薪，从而酿成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产生原因
(一)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少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农民工求职心切，在受雇用时不知道要与老板签订书面的合同，常常仅是以口头形式和老板约定相关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在法理上很难取得有利对待。
(二)建设单位(业主)、施工单位的资金链出现问题。20**年受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及国家限制购房政策的影响，部分建设单位和企业融资困难，流动性资金不足，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建筑工程项目层层转包、违法发包情况严重，个人承包者无能力支付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建筑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并要求企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一般都是以包代管，将工程劳务发包给包工头，一个工程项目经过3-5次的转包普遍存在。由于包工头资金不充裕，承担风险的能力差，一旦出现包工头之间因结算存在争议或资金不及时到位，或者施工企业将工程款交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发放农民工工资，但包工头卷款逃跑工程等情形，都会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承包建设者为了扩张经营规模，承揽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适应的工程。工程项目的拨款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而且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节点拨付工程款。建筑公司采取层层分包、转包的方式要求包工头垫款施工。在承建单位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能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又将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形成恶性欠薪的循环。
四、对策及措施
(一)广泛宣传，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氛围。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门应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街道、社区、网络、电视媒体等方式宣传，内容紧贴企业主和劳动者关心的内容，引导企业严格遵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二) 建立劳动者维权援助制度，提高劳动者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完善劳动者维权免费法律援助制度。各级政府应当增加就业培训的投入，举办各种针对务工的各种就业培训及法律普及培训，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同时还应当尽可能的收集相关就业及工作信息，以及在就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当工资遭受拖欠时，一定及时找相关工会或劳动部门解决，如不能及时取得应得的工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高度重视，整治非法挂靠、违法分包行为。一是成立工程专项治理整顿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分步实施。 二是调查摸底，造册登记。对辖区内在建工程的基本概况、在建企业情况、违法违规事实等一个不漏登记在册。特别是弄虚作假，骗取工程的;不具备与工程建设相符的施工能力，经多次督促整改仍无改观的;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等要详细登记，表述清楚。三是明确职责，查处到位。只要认定为转包和违法分包的，一律视为无效。若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四是严格工程项目的审批管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企业不再审批新建项目。五是严格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担保管理，对没有按期完成清欠任务以及发生新拖欠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部门一律停止其新项目的招标投标。
(四)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机制。要建立健全严格的信用管理机制，完善各行业特别是建筑市场不良信誉记录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公示制度。对各个企业实行工资支付重点监控制度，对容易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重点企业和单位，专项登记造册，专人跟踪监控;被监控的用人单位要每月定期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书面报告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等情况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由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合法、科学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对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和企业劳动保障失信行为通过一定的信息平台予以公示，对多次拖欠工资或拖欠数额巨大的用人单位要在政府网络和新闻媒体公布，向社会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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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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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按照省局和州局的要求的频次和内容开展储汇稽查工作，采取突击检查、专项检查与常规检查相结合，对查出的问题和资金安全隐患进行追踪整改、督促落实。
五、认真按照《关于印发%26lt;xx州邮政金融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26gt;的通知》（x邮金管〔**〕105号）和《xx州邮政金融内控制度评价、现场处罚标准及打分表》要求，积极开展邮政金融内控评价活动。在开展内控评价的同时，对中间业务管理、网点三级权限管理、电子稽查和智能令牌管理、支票印鉴分管、出纳库存现金、银行账户、大额权限审批、特殊业务处理、重要空白凭证管理、金库“五大制度”、押运钞管理、营销排查等高风险环节开展经常性的检查，及时排除资金安全隐患，确保储汇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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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措施
学校全体教师会上学习安全文件和要求，利用班会，红领巾广播站和升旗仪式讲话对全体师生进行安全教育，要求各班队会安全教育有记录。全体教师要有安全意识和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
1、学校门卫要求24小时值班，来访人员进校需登记，禁止家长车辆进入校园。
2、重要功能室设防和110联网，解防设防专人负责，主要室配有灭火器。
3、在课间由大队部安排值日生在楼梯内值日，防止拥挤和踩踏。
4、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做文明学生，并致家长一封信，希望家长做好孩子表率，遵守交通规则。
5、在班级进行各种紧急情况的的紧急疏散和自救逃生的知识学习。
6、加强校内用电安全，严禁各班级和办公室私接电源。
7、甲流防控工作，安排教师值班，测量体温，做好消毒和通风，要求各班级一日两次的考勤，做好缺勤学生的记录和追踪，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六年级学生接种甲流疫苗。
三、经过全校性的安全排查，以下一些安全隐患需要教育局帮助解决
1、校园整个电路的线路老化，用电存在很大的隐患。
2、教学楼和综合楼楼顶都存在漏水的情况，需要对楼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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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取了华宇金城一号、政协家属院等8个典型的小区，对业主、物业公司及其员工做了全面的走访调查，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其中，佳源小区原为十一公司家属院，后由开发商接管。小区共分两期，一期建有198户，入住100余户，由十一公司自主管理，配备外墙红外线、摄像监控、跟踪棒定时巡查系统等安保设施，管理人员尽职尽责，小区安全保证有力，业主满意。二期建设规模360户，入住200余户，开发商自设物业管理部门，但无正规物业从业资质，共有人员10人，其中保安5人，小区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并能严格执行，小区大门处建有车辆管理系统，各类车辆出入有盘问，有记录，治安事件较少发生，业主对小区管理总体满意。金都雅苑、金都花园均为市住建局开发公司开发、建设、管理。其中金都雅苑建设规模600户，入住200余户，有物管人员13人，没有固定保安人员，没有成套物业管理制度，正在安装摄像监控系统，车辆被盗、入室盗窃事件时有发生，安保问题突出，业主意见较大。金都花园亦有类似情况。金城一号小区由华宇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并聘请具有正规物业管理资质的汇华物业管理公司管理。金城一号建设规模50000平方米，400户，入住率50%，物管人员11人，其中保安4人。物业管理制度完善，执行到位，管理较为规范，保安人员负责认真，并配备监控系统，以“硬件不足，软件补”为基本要求，使得小区安全有保障，业主对安保十分满意。馨泰佳苑原为水泵厂生产区，后由开发商开发建设，由西安金辉物业公司管理，建设规模12万平方米。金辉公司具有正规物业管理资质，共有保安人员8人，后期将增加5人。其管理制度完备，执行有力，采取封闭式管理，小区治安状况良好，业主对其服务甚是称赞。从选取的8个小区来看，安全状况良好的约占30%，较好的占50%，一般或较差的占20%。华宇金城一号、馨泰佳苑、佳源小区等小区制度完善，机制健全，物业管理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安全状况一直良好。还有一些小区虽然硬件略有不足，但由于领导重视，防范严密，制度健全，责任落实，群众对安全状况比较满意，如政协家属院等。一些建成较早的小区基础条件较好，但在防范工作中，存在物业管理者责任心不强，导致入室盗窃财物、小区内盗窃车辆问题比较突出，小区安全状况大不如前，如金都花园、金都雅苑等。
二、现状分析
（一）小区物业管理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目前，我市住宅小区物业招投标管理不规范，基本是谁开发谁管理，未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主要表现在：小区竣工交房阶段业主入住较少，基本是开发商自行选聘物业，在业主入住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社区管理工作缺位，没有单位牵头指导，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难度较大，业主很难选聘自己满意的物业公司。
（二）小区安全管理主体一元化，安全状况良好。这类小区包括厂矿企业所管辖的单位型小区和规模较大的社会型小区，厂矿企业所管辖的单位型小区有明确的管理机构，规模较大的社会型小区聘请有资质的物业公司。这些小区责任明确，呈现出有人管、认真管的局面。治安工作井井有条，资金投入到位，人力配备充实，安全责任明确，人防、技防到位，防控任务落实，小区综治力量集中，作用明显，形成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居民倍感安全。
（三）小区治安人员素质不高，权责不清，导致防控人员责任心不强。小区大门是小区安全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关系着整个小区居民的居住安全。调查中，物业管理人员未进行专门培训，整体素质不高和管理水平有限。一些小区虽有门卫人员和安保人员，但小区大门口没有安装门禁系统，人员和车辆随意出入，没有人盘问。单元门是维护业主居住安全的第二道屏障，但是不少单元门存在损坏或者不关的情况。据了解，仅清明节前一天下午，某小区就有两户业主家被入室盗窃，一业主家被盗走电视、电脑及现金，财产损失达10000余元。另一家被盗走电视、电脑、手机、相机、金银首饰、收藏品等，财产损失达60000余元。小区业主交纳了物业管理费和停车费，但是业主财产和车辆被盗后，物业公司未承担应有责任，未予适当赔偿，业主因此拒交物业费，导致物业人员不尽职，工作涣散，不负责任，造成防范不力，业主和物业人员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入室盗窃及自行车、摩托车、小车被盗事件时有发生，业主怨声载道。
(四）小区治安无人管理，小区环境混乱。由于认识上存在分歧，一些单位自建家属院，单位不想管，社区不愿管，有的小区对治安情况无人问津，有的轻描淡写，有的干脆与安全问题脱离干系，不愿负责任，不想插手治理。同时，建设时，开发商没有建物业办公场所，又入住户偏少，聘请物业公司负担较重。这些小区发生入室盗窃的问题较严重。
（五）小区住户认识多样化，阻碍了治安工作进展。由于小区住户的思想认识不同，个人觉悟有差异，围绕各自利益考虑，说话做事出发点不同，在对待小区安全问题上，有的人观念落后，大局意识淡漠，没有集体观念，缺乏无私奉献精神，做事只愿“自扫门前雪”，对小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对不正常现象熟视无睹。更有甚者，只图自己方便，进出对讲门不主动关闭，还有破坏对讲门的现象发生，为不法分子盗窃业主财物提供了机会。虽然这类人只占少数，但阻碍着小区对安全防控的统一部署、集中整治和综合力量的实施。表现在：有关费用不积极交纳，有关安全的事情不配合、不支持，甚至为了私利从中作梗，充当“绊脚石”的角色，严重影响了小区的治安工作。
（六）小区的治安防控物质基础薄弱，技防设施不力，影响了治安工作的效果。绝大部分小区目前物质基础十分脆弱，门房、围墙、车棚、警卫器械、消防器材等还严重不足，至于高科技防控措施更是欠缺，普及率极低，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小区的安全质量，也使“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治安工作方针难以落实。
三、措施对策
（一）明确治安管理的主体，形成集中治理的格局。把小区的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好，落实管理主体是前提。对于社会型小区来说，应尽快成立物业公司，并在社区指导下成立业主委员会，明确各自权利和责任，让其充分发挥职能，实现小区的全面管理。对于一些单位型没有统一管理的小区，应由社区或单位牵头，成立业主委员会，制定小区管理制度，充实管理人员，强化设施，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以利于小区安全防范工作的开展。
（二）依托社区居委会抓好小区的工作。无论是社会型小区还是单位型小区，社区服务中心应承担起管理责任，党委、政府应确立社区服务中心的领导地位，这样，才会“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更有效的推进工作。社区服务中心要把小区管理放在整体工作的突出位置，每年对物业管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邀请物业管理专家或有资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物业人员授课，使物业从业人员提高管理水平，成为物业管理的行家里手。定期深入辖区小区，了解存在的问题，发现先进典型，举办安全小区观摩会，推进小区安全管理进程。
（三）加强安全保卫队伍建设。物业公司要按照小区入住人口配足配齐物业管理人员和安保人员，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对小区特别是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严格昼夜巡查制度，增加巡视密度，及时发现可疑人员，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四）签订权责对等的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小区管理监督主管部门，应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审查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对于物业管理企业违约后，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条款，应及时纠正，并予以处罚，从而解决物业管理企业不尽责造成业主财产损失不适当赔偿的霸王行为，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五）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治安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政法机关要加大小区治安工作力度，充分发挥社会治安巡查团的作用，吸纳小区“五老”人员加入治安巡查团，坚持白天巡逻制度，义务为小区安全服务。同时，公安机关要适时开展各种专项整治活动，有效打击犯罪分子，保证居民安居乐业。如秦岭公安分局破获的大型盗窃团伙，既震慑了犯罪分子，也维护了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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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注重强化办案人员办案安全意识，运用各种方式加强办案安全教育，使办案人员深刻认识到办案安全的重要性和安全事故的危害性。我局不定期组织干警学习各地已经发生的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组织办案人员以发生的办案安全事故为反面教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案例剖析，在安全案例的学习中注重对照自己在办案中的安全措施和防范手段进行查漏补缺，居安思危。除了案例学习，我局还以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全体干警深入学习《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办案安全防范制度》，让各位干警结合自身实践，就自己的办案经验谈谈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加强学习效果。我局还建立了安全教育定期性和不定期性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实行安全教育月活动，局里每年选择一段时间集中进行安全教育活动，在这个月里对安全问题进行集中学习、对照查找，组织整改。通过教育使办案人员对安全问题真正做到深入人心。
虽然我局在办案安全防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我们也要预见到在具体办案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才能切实保证案件安全，将每一个案件办成铁案。
二、当前反贪办案中可能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办案监督工作仍存在薄弱环节。虽然检察院设置了案管部门监督案件进程，但由于《案管规则》出台比较晚，围绕办案监督工作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配套制度。现有办案监督制度还比较零散，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办案监督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主要侧重于对办案程序的备案审查，对办案过程监督还需进一步加强。
(二)办案点存在安全隐患，物资保障不足。我院反贪局现有办案点规模小，虽能满足平时的办案需求，但是在办理牵涉人员较多的大案时，办案点就不够用了。同时设施配套也比较落后，讯问点的消防设施配套不够健全，医疗保障不够健全，处理突发疾病的能力有待加强，达不到上级的标准要求，给办案工作留下安全隐患。同时录音录像设备配置不足，在我局实际办案过程中，除了在我院自己的警务区可以实现同步录音录像外，在外提审时由于没有相关的设备支持从而导致很多情况下不能实施同步录音录像，这也给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诬赖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留下了可趁之机。
(三)办案人员紧缺。我院反贪局虽然是检察院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但是相对于每年办理的案件量来说，人力仍显不足。一方面是侦查人员不足，我局专职侦查人才不足十人，经常会出现一人同时办多个案件的情况，办案人员经常是超负荷工作，虽然细心谨慎能避免问题的发生，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无疑加大了案件风险，不利于反贪业务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我院司法警察人员配置也存在的不足，全局司法警察只有三人，在面对大量的需要司法警察执行的工作时，经常出现司法警察身兼数职既要保障安全又要开车，以检代警的现象时有发生，难以充分发挥司法警察的警务保障作用。
(四)人员业务能力和素质欠缺。个别办案人员思想认识不到位，忽视程序正义，认为程序仅仅是形式而已，违反程序不过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欠缺，算不上大问题，并不影响案件的实质及处理;有的片面地认为只有惩处才是办案成绩，重结果轻过程，强调办案的功效性，忽视办案的合法性、有效性。部分办案人员疏于学习先进办案方法，办案方式老化，办案手段不先进。一些腐败分子作案呈现领域扩大化、手段现代化、方式隐蔽化等特点，而办案人员主要还是习惯一支笔一张纸等传统方法调查取证。遇到案件难以突破和翻供等情况时，往往束手无策，有的甚至采取一些违反程序、违反规定的方法来调查取证。另外在协调办案中，借助执纪执法机关手段调查取证，基层协调的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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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小场所存在的问题
1、九小场所多为家庭企业，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但管理模式多为家庭经营式；资金短缺、安全生产条件差、管理模式陈旧；生产车间、仓库、原材料、吃住基本都在一起；用电线路乱拉乱扯；消防设施不健全，一旦发生火灾，处于半封闭状态无处逃生，势必造成人员伤亡。
2、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这些场所的从业人员往往没有经过安全教育培训直接上岗就业。相对来说人员素质低，安全知识缺乏，安全意识淡薄，应急救援滞后。
3、生产场所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加工点都是用自家居住房屋或租赁的房屋进行加工生产，建筑本身就不符合有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吃、住、生产基本都是一条龙。存在的安全隐患可想而知。
4、落实法律法规有关要求困难，整改难度大。对执法人员下达的整改文书，小经营业主多为应付、敷衍了事或者置之不理。由于文化素质低，就连最基本安全管理制度也无法制定，更别说制定其他有关安全资料了。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建筑条件的制约整改基本等于重建。
5、监管难度大。由于九小场所分布广，人员流动性大，而监管人员力量薄弱，而且监管的职权不明确，出现无人监管的局面。
三、解决的措施
1、建立村级网格化监管网络，成立村级安全领导小组。九小场所往往分布在最基层，因此应该发挥最基层的安全监管力量，对辖区内的小场所严格排查，建立底册。首先建立网格化监管平台，健全村级安全管理制度，对辖区内的九小场所划分监管对象，做到村干部人人包片，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落实安全责任制。其次培养村级安全协管员，正确指导辖区内生产场所的安全管理。
2、加强宣传，提高小加工点主要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政府安监部门可以分片对辖区内的九小场所的主要负责人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负责人的安全管理水平，从思想深处认识安全的重要性。村级可以利用广播、张贴宣传画、学生安全教育课对村级小加工点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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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我区安置房建设的管理情况。从2011年开始，区政府明确了区住建局为区级层面拆迁安置房建设管理的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年度计划的编制、统计、督查以及提供行业指导，并协调各方的关系。街道层面的安置房由各涉农街道和慈城镇各自负责，主要采取二次代建的形式，第一次是出资人(拆迁人)委托属地街道(镇)代建，街道(镇)再招标确定代建单位(房产商)或bt融资投资人。2013年，区政府又明确了区国土储备中心储备地块的安置房由区公建中心统一承建。
(二)我区安置房建设的建设类型。我区安置房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拆迁安置房项目、农村住房制度改革项目、村民联建房项目。其中，拆迁安置房项目又可分为五种类型：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地收储项目、大型线型工程拆迁项目、区域开发项目以及街道(镇)旧村改造和零星线型拆迁项目。安置房项目的建设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代建制、bt融资模式和自建模式。
(三)我区安置房建设总体情况。近年来，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工作目标，不断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完善配套政策，全区安置房建设工作推进较快。截止到2012年底，全区共竣工交付安置房项目20个，总建筑面积152.8万平方米，套数12708套，总投资约40亿元。
**年，全区共有安置房续建项目20个，建筑面积286.6万平方米，年度计划投资21.98亿元，其中竣工交付项目7个，完成综合验收项目4个;新开工项目4个，建筑面积57.74万平方米;前期项目10个，建筑面积132.6万平方米。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重视，组织齐全。区政府始终把安置房建设及安置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的实事工程来抓，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区安置(保障)房建设领导小组，在区住建局设立区安置房管理中心作为安置房建设管理的牵头单位，各涉农街道(镇)设立安置房建设管理办公室，并落实相应的人员编制，形成了较完善的三级管理体系。同时，把安置房建设任务作为各街道(镇)、部门的个性化考核指标，为更好地开展安置房建设管理工作提供了保障。
(二)块抓条保，合力推进。为使我区安置房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区政府落实块抓条保的工作机制，以各安置房属地街道(镇)负责建设为主，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征地、拆迁、审批、配套等各个环节，以及各类要素的保障上，给予全力配合和支持，确保安置房每年度目标任务的完成。区政府还多次专门召开相关会议，及时研究和解决项目进展中遇到的具体难题，为安置房建设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区住建局能充分发挥其在安置房建设与管理中的牵头作用，不断加强组织、协调、服务、保障以及行业规范、项目监管等方面的力度，为我区安置房建设的实施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精心设计，以人为本。区政府及安置房的相关建设单位，坚持以人为本，把拆迁安置群众的利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完善规划的引领作用，使安置房的项目选址更加科学、合理。并充分考虑安置群众的现实需求，科学设计安置房户型结构,完善功能配套，优化建设标准，提升了安置房的整体品质。如湾头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采用人性化的太阳能热水系统等一系列节能、低碳、环保措施，并因此成为国内保障房类首个获得国家住建部颁发的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的项目。
(四)加强监管，保证质量。为规范全区安置房的建设，区政府及时出台了《安置房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并实施了安置房阳光建设工程，推出项目建设公示制度，邀请安置群众全程参与工程的招标、建设、管理等。同时，通过每月通报、每季检查、重大项目巡查、列入区重大决策执行监察平台督查等形式，加强对全区安置房项目的监查力度，实现对安置房建设项目的全面监管，确保了工程实施的进度和质量。
(五)周密布置，确保安置。安置好群众、让群众有一个安心、舒适的家，是安置房建设的最终目的。为了做好这个关键环节的工作，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各街道(镇)精心策划安置方案，积极做好有关预案，认真周密布置，公开公正操作，使拆迁群众得到了较好的安置，没有产生大的矛盾。如白沙街道在安置大庆新村群众时，动员了全街道的力量，精心安排好每个环节的工作，特别是在抽签环节，邀请了人大代表参与监督，公正员现场公正，全程进行摄像，使整个安置工作紧张有序，群众满意度较高。
三、存在问题
就目前安置房建设推进情况看，由于受到土地资源匮乏、出资主体多、审批验收环节多、建设管理人才少且经验不足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全区安置房建设及管理工作还存在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拆迁安置供需不平衡，部分资产闲置。据了解，我区现行法规和政策允许调产安置与货币安置可以任由安置户选择，实际上选择调产安置的比例一般在70%以上。而从全区现状来看，一方面，安置房建设的整体速度在部分地区还相对比较滞后，拆和建在总量和速度上不相匹配，导致部分拆迁户不能得到及时安置;而另一方面，部分安置房产处于长期闲置的状态，包括部分安置小区的店面房、车库、管理用房等，导致国有资产闲置。如慈湖人家等安置小区有闲置的大套型房产600余套。
二是现行建设体制与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区安置房建设出资主体多、实施主体多，且多数是二次代建制，由属地街道和代建管理单位负责项目的前期审批工作，完成后交由建设施工单位实施。这种建设体制，一方面由于街道(镇)人才少且精力不足，代建管理单位责任性不够强，容易造成审批周期长且与建设两者相互脱节，造成了个别项目审批承诺的内容与实际建设的情况不相符合，给后期验收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每个涉及安置房建设的街道(镇)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精力在项目的审批上，不但造成人力的浪费，而且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也不利于保护干部、不利于处理好基层干群关系，且增加了建设的成本。此外，调研中还反映，个别安置房项目未能较好地执行《**区安置房建设标准指南》，在绿化、装修等标准上存在不一致，导致若统一建造后，难以把握标准，群众会有异议;项目由区评审中心评审，虽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工期难以保证、评审与审计分离等问题;部分安置房地块确定后，周边道路尤其是电和排污管道等市政设施的规划、实施主体不明确，建设滞后，造成个别安置房项目竣工后可能难以及时用于安置。
三是资金、土地以及人才等要素缺乏保障。我区在建安置房项目较多，需投入的资金总量较大，加上近年来建设标准的提高和原材料的上涨，以及因拆迁安置过渡期所定时间短，后期过渡费双倍发放等因素，建设资金压力非常大，融资较难。由于涉及一个街道的出资人主体多，且一些项目出资人资金难以及时到位，导致各个街道往往疲于讨债与融资。土地方面，部分街道(镇)拆迁后安置房难落地，如慈城安置房缺口15～20万------平方米，现批而未用可供地1200亩，但多数为工业用地，安置房用地难落实，即使落实资金也不能平衡。此外，由于我区安置房建设主体过多，项目管理较为分散，专业技术力量难以有效整合，且部分街道(镇)并未将区编办新批的三名编制用于新招专业人才，因此造成现有的专业技术力量与所承担的建设任务量不相匹配，工作缺少人才的支撑。
四是农村住房改革项目推进举步维艰。我区共有四个行政村实施了农村住房改革项目，从目前推进总体情况看，慈城镇国庆村较为顺利，庄桥街道的灵山、西卫桥、东邵三个村，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进一步推进存在较大难度。特别是按照目前的推进形式，资金势必难以平衡，如果不及时调整建设思路，甚至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少建设单位还反映，市政府出台的农房两改(包括拆迁安置房)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由于部分事业单位、中介组织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导致部分优惠条款难以落实。此外，安置政策上还存在不一致，拆迁政策群众普遍欢迎，而宅基地政策较难落实。
四、几点建议
安置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涉及到群众切身重大利益的民心工程，需要区政府进一步加强领导，各部门齐心协力，协调配合，合力推进。针对调研中掌握的相关情况，提出以下几方面工作建议。
(一)充分提高安置房建设的认识，加强政策的宣传与引导。区政府及各地、各部门要树立长远意识、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到安置房建设，是我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建设美丽品质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有力举措，上下左右团结一心，全力推进我区安置房建设取得稳步进展。不断加强拆迁及安置房建设的宣传引导，做好相关法规政策的宣传解释和群众的思想工作，拆迁及补偿标准、安置方案以及农房两改政策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及时采取多种形式予以公示，提高安置工作透明度，取得安置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我区安置房建设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推进全区安置房建设的合力。要充分发挥好区安置房建设领导小组的作用，不断加大对全区安置房建设的组织协调力度，及时协调处理好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完善定期汇报、督查考核等一系列工作推进机制。相关职能部门要统一思想，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和效能意识，简化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不断加大指导、协调和服务的力度，及时通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在建筑领域有关建筑要求、收费标准等方面调整的文件和信息。在具体事情处理上既要指出问题，更要注重如何帮助解决问题，切实发挥好条保的作用。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还要加强与市级规划、住建、国土、供电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寻求配合，争取支持，及时研究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促进全区安置房建设进度不断加快。
(三)探索有效安置方式，努力破解安置房建设各种制约因素。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拆迁群众选择货币安置方式，以利加速农民真正转变为居民，减少今后同村同地居住可能带来的不稳定隐患。在确定拆迁任务的同时，要足额落实好安置用地，尽可能减少过渡费的支出。积极拓宽安置房建设的各种融资渠道，加大资金筹措力度，解决安置房建设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难题，缓解财政资金压力。切实落实有关税费补助政策，对于市级事业单位税费减免不到位的情况，区相关部门要积极向上反映，争取实行先按规定交费，后按政策予以补助的办法。要高度重视慈城地区安置房建设落地难的问题，按照就近安置的原则，做好与慈开公司的沟通协调工作，把因慈开公司开发建设而带来的被拆农户安置在新城内，或采取市场价补地价的办法，以解决当前安置房缺口大和资金平衡难的问题，也有利于慈城新城的早日开发和人气集聚。
(四)积极探索安置房建设的体制机制，提高建设效率。进一步改革当前的安置房项目建设模式，逐步由分散建设转为集中代建，相关街道、镇应由现在的直接参与逐步转为间接参与市场化运作。适当集中全区的建设人才，加强区安置房管理单位和统一建设单位的力量，明确区级管理单位、建设单位和街道(镇)的各自职责，切实发挥专业部门的专业化优势。具体建设模式上，可探索限地价、定标准、定工期、竞房价，按建设进度预拨款，通过公开招拍、择优选择信誉好的房产公司或公建中心建设的市场化模式。对代建管理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其职责，做到人员到位，并加大对其考核奖惩的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区安置房竣工验收综合服务办公室的牵头协调作用，各专业验收部门要确定专人负责，提前介入，加快安置房竣工验收协调推进的速度，进一步提高建设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