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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股权再融资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股权再融资政策满足了优质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对于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保证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增加了投资者的信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效率。因此，股权再融资政策的变迁影响着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必然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就是说，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考察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的经济后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关于股权再融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后频繁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而展开的，他们认为上市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意味着之前募股公告所承诺的项目有可能是拼凑的项目，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圈钱”。刘少波和戴文慧（2004）以发行股票融资的公司为例，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募集投向变更现象普遍且程度较大。朱云，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用1998～2001年配股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募集资金滥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股东的圈钱动机。而唐洋和白钰（2014）认为，一个项目在初始决策时可能是可行的，净现值大于零，但是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在随后时期由于各种无法预测的因素使得项目开始变差，净现值变负，这时需要企业果断停止投资，放弃该项目，因此改变资金用途并不等同于资金被滥用。因此，他们从再投资续扩的视角研究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引导作用，从信息不对称角度、问题角度、融资约束角度研究发现，随着股权再融资门槛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再投资续扩行为得到了缓解。
王正位和朱武祥（2006）通过构建了一个模型，说明在一个非有效市场程度较高的证券市场中，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融资侵占外部公众投资者利益。证券发行管制可以限制经营能力较差的公司为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融资。进一步，他们在对融资和投资分离的研究还表明，限制上市公司融资规模可以减少管理层基于自我利益的过度融资和低效率投资。
二、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市场时机假说（Equity Marketing Timing）认为，当股票价格被高估时，上市公司倾向采取股权融资。然而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融资的市场条件、还是监管部门的政策目的等都与西方发达市场的情形有明显的区别，在流通股市价被高估的市场条件下，再融资政策是导致再融资次数差异的主要因素（刘星，2007）。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资金保值增值提供渠道。再融资政策在不断松紧变化，一方面是证券监管机构要支持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资金；另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利益；证券发行准入条件的宽严变化显著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股权融资功能（朱武祥等，2004）。齐寅峰等（2005）在对我国企业投融资现状进行调查显示，企业融资决策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他具体政策影响较大。王正位，王思敏和朱武祥（2011）研究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再融资政策的变更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
自1993年12月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送股的暂行规定》以来，上市公司开始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1993～1999年上市公司配股门槛在逐步提高，从对预配股公司的ROE没有强制性要求到要求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且ROE三年平均在10%以上，进而又提高到每年都在10%以上。1999年《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要求公司ROE三年平均在10%以上的同时，内任何一年的ROE不得低于6%。在此阶段，进行配股融资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受到政策变迁的影响，但是由于此时股权再融资政策比较单一，整体上配股融资的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上升的。
2000年证券市场对公开增发的企业要求较低。因此，部分上市公司选择公开增发融资，到2002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融资规模都超过了配股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为达到再融资门槛，会扭曲会计信息，增加虚假披露的频率（平新乔和李自然，2003；鲍恩斯等（2004），并且，股权再融资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不断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的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2001年《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在对企业计算ROE时要求：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这就防止了利润操作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2002年《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在对融资规模做了要求总募集资金有具体要求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ROE平均不低于10%，且最近一年ROE不低于10%。门槛的提高使得2003～2004年公开增发的上市公司数量下降。而此时，采用可转化债券融资方式的上市公司数量增加。
2006年《办法》出台，上市公司可以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以下简称定向增发），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对ROE没有强制性要求。从此拉了定向增发的序幕，由于其融资门槛较低，上市公司纷纷选择定向增发这一股权再融资方式。2006年至今，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数量逐渐增多，目前，已经成为上市公主要的股权再融资方式，取代了配股和公开增发。
三、结论
本文从投融资角度考察了股权再融资政策变迁的经济后果。总体上说，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对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股权再融资政策的不断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募集资金效率，保护了中小股东利益，优化资源配置。（作者单位：西京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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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公路建设投融资历史
2013年6月，国务院召开新闻会介绍《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情况，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底，我国公路总里程424万公里。其中，国道17.34万公里、省道31.21万公里、县道53.95万公里、乡道107.67万公里、专用公路7.37万公里、村道206.22万公里，我国公路建设已颇具规模。
2014年3月，交通运输部召开2014年度第二次例行新闻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扬在会上表示，前两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基本平稳，客货运输生产稳中趋缓，港口生产开局平稳，投资较快增长。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004亿元，增长28.8%。
回溯历史，我国公路建设投融呈现出了量与质的双重飞跃。1981年，广东省率先提出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设想，为此，在自筹资金8000万元的基础上，交管部门对外集资了1.5亿元港元，改建了广深线和广珠线共计6个渡口。1986年，福建省筹集高崎至集美海峡大桥的建设资金，第一次发行公路债券，为我国公路建设开创了新的融资渠道。后来，运用BTO融资模式，泉州于1994年建设了刺桐大桥项目。运用股票融资模式，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于1996年成功上市。这一系列的投融资渠道都扩充了我国公路建设的途径，缓解了公路建设的财政压力。
二、我国公路建设投融资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政府投资
在坚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的基础上，我国公路建设的政府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交通部对于公路建设的补助资金。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用于省干线公路、国道改扩建等公路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三是省内一些地、市、县政府财政对辖区内公路建设的投资。
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路费税，由于2009年国务院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目前公路费税主要包括车辆购置附加费和路桥通行费两个方面的内容。车辆购置附加费是为了加快公路建设，扭转交通运输紧张状况，使公路建设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而设立的向购车单位和个人在购车时征收用于公路建设的专用资金的费用。其征收标准是国产车辆按售价的10%征收，进口车辆，以车辆到岸价加海关相关费用的组合价的10%征收。路桥通行费即过路费和过桥费，这是一种地方费收，属于省内公路使用费的范畴。
（二）贷款修路
贷款分国内银行贷款和国外贷款两种形式。国内银行贷款是我国公路建设中资金来源数额最大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投融资政策仍是公路建设的主要模式之一。但银行贷款有贷款的好，也有其不利的因素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公路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运营初期的的交通运输量比较低，而国内银行贷款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又比较短。因此，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矛盾，贷款修路的模式在今后的发展会变得不容乐观。
国外贷款指的是向国际金融组织、国外政府以及国外商业银行的贷款。我国目前使用的贷款方式主要是低息贷款，贷款的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如在建造京津唐高速公路时，我国就向世界银行贷了1.5亿元的款项。
（三）民间资本
民间资本对我国公路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大民间资本投入的力度，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公路建设资金短缺与公路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交通运输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实施意见》指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等建设、养护、运营和管理，参与综合运输枢纽、物流园区、运输站场等建设、运营和管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从事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业务，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经营公路货运中介服务、机动车维修、驾驶员培训以及船舶等运输辅助业务，支持民间资本以适当方式进入城市公交和农村客运等公共事业领域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奖励补贴制度，这对于发挥民间资本推动交通运输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今后公路建设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公路建设颇具规模，投资、融资手段也呈现出政府投资，贷款修路及民间融资的多元化模式。展望未来，加大建设资金投入，推进公路建设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深化完善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完善公路建设的融资渠道，取得可靠的保障性资金，稳步推进公路建设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四兵.公路建设投融资刍议[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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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交通建设资金需求现状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既要度过金融危机影响的灾难期，也是公路行业实现小康目标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政策，积极利用社会资金，加快交通基础建设的发展。2012年，江苏交通基建计划投资752亿，山东交通基建计划投资580亿，安徽交通基建计划投资520亿。发展交通建设的主基调定下了，资金的筹措就显得更为关键了。
二、国外交通建设投融资模式状况和发展趋势
从国外投资建设及运营交通项目的实践情况看，主要采用以下模式：政府投资。通过招标，以签订租赁合同或特许经营合同等方式，委托专业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政府投资，设立授权经营的公共事业机构进行经营管理；政府投资，并由政府行政机构直接经营管理；项目融资、特许经营；多元化的市场融资，由股份制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在具体实践中，对于某个特定项目，也有可能是几种模式的混合，但基本模式不外乎以上几种。
三、国内交通建设投融资研究
我国公路建设投融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财政拨款，预算内拨款，用于主线公路建设；实行以工代赈，促进县乡公路建设；征收车辆购置费税、燃油税，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为公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贷款修路，收取过路、桥费偿还贷款；利用资本市场，采取转让公路收费权、发行企业债券和在境内外发行股票等形式，筹措建设资金。通过公路资产重组，组建公路股份制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利用外资，用外资建设公路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直接利用外资，与外商合作投资公路建设项目，或转让已建成公路的收费权直接获取外资，用于公路建设；二是利用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随着交通建设需求的日益增加，交通部提出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交通建设。争取各级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优惠政策，鼓励通过发行债券、股票、贷款、盘活存量公路资产以及企业和个人投资等渠道筹集资金。鼓励各种基金 、住房公积金以及某些证券投资基金等向公路事业投资的渠道。设立公路产业投资资金。今后境内外依法设立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及自然人，都可以投资参与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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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口增能与资源的优化整合
“十二五”期间使港口吞吐能力增加13亿吨，并提高港区营运的规范化、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
实现港口资源的优化整合。“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加强港口规划实施监督，严格岸线使用审批，“深水深用，浅水浅用”，真正实现港口资源的优化整合，以总体上满足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二五”期间，沿海港口将重点建设北方煤炭下水港装船码头及华东、华南煤炭中转储运基地工程，大连等港口的大型原油接卸码头工程，宁波舟山等港口的大型铁矿石接卸码头工程，上海、天津等港口的集装箱码头工程。
2、把内河水运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1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决定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把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
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内河水运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规划要求： “十二五”末，力争全国内河高等级航道达标里程比“十一五”末增加3000公里。 按照这一战略，到2020年，中国内河水运货运量将达到30亿吨以上，建成1．9万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长江干线航道得到系统治理，成为综合运输体系的骨干、对外开放的通道和优势产业集聚的依托。长江等内河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建成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港区。
在投资方面，交通运输部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投资将超过200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2倍；其中中央投资450亿，是“十一五”期间的2．7倍。
3、船舶运输与制造实现“四化”
船舶运输与制造的“四化”是指：大型化、现代化、标准化、绿色化。主要体现在：
大型化和标准化。继续拓展海洋运输。出台促进海运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完善引航、理货行业管理政策，推进落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政策，研究制定船舶港口供应相关服务标准和资质条件。船舶平均吨位提高67%。运输船舶实现标准化、大型化，长江干线运输船舶平均吨位超过2000吨。从“十一五”末的全国内河船舶平均吨位450吨，提高到“十二五”末的船舶平均吨位800吨左右。
现代化和标准化。船舶融资将重点投向适应国际造船新标准，建立现代造船模式，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和配套设备；积极支持产业链条为纽带，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集群；船舶制造业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鼓励船配业进行联合兼并；为提高船舶安全性，鼓励广泛使用电子海图（ECS和ECDIS）、船舶黑匣子（VDR，航行数据记录仪）等新设备；鼓励采用电子商务来进行材料和设备采购等，造船业“十二五”规划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由造船大国转向造船强国。
绿色化。继续深化“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启动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城市试点工作。到2015年，在能源强度指标方面，与2005年相比，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10%左右；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15%左右；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6%左右；建立船舶能效管理体系；船舶单位运输成本较2010年降低10%。为了构建绿色内河水运体系，交通运输部将严格执行和逐步提高船舶排放标准，鼓励老旧运输船舶和单壳油轮提前报废更新，加速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性能船舶。2013年1月1日起，禁止生活污水排放达不到规范要求的客船、载货汽车滚装船和单壳油船、单壳化学品船进入三峡库区。
海洋油气、海洋运输、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是重点投资和扶持领域。
4、与船舶制造相关的海洋工程国产化实现突破
广义的海洋工程是指以开发、利用、保护、恢复海洋资源为目的，并且工程主于海岸线向海一侧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可分为海岸工程、近海工程和深海工程等三大类。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向海洋要资源正成为国际趋势。加强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已经成为立足国内油气资源，保障我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陆上资源日趋枯竭的战略性举措。数据显示，近10年来，全球60％的新发现大型油气田来自海洋，预计到2020年，海洋石油将占全球石油开采量的35％，海洋天然气所占比例则将达41％。
我国的海洋油气极具开发潜力：我国海洋原油的发现率仅为12.3%，而世界平均探明率为73%；中国目前海洋石油占石油开采总量不足1/5，目前海洋石油只有5000万吨油当量，因此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能力提升潜力巨大。
据专家测算，国际海洋工程装备市场目前的年需求量约400亿到500亿美元，而我国“十一五”期间5年用于海上油气资源开发投入达12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只有240亿人民币。预计“十二五”规划将继续加强对海洋工程装备研发设计技术、项目管理技术以及建造技术的支持和引导，提高我国在该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航运业相关投资和金融服务政策新导向
1、在所有制方面，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对航运业的投资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完善中小企业政策法规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质量诚信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推动中小企业调整结构，提升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引导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提高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和信用担保体系，提高中小企业贷款规模和比重，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落实和完善税收等优惠政策，减轻中小企业社会负担。
中小企业可独资、控股、参股与船舶业相关的水运、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
2、有序拓展金融服务业
目前国内与航运金融服务的主体主要由银行、融资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以及新成立的船舶产业投资基金四股服务力量构成。根据以上的政策导向，十二五期间，航运融资的发展方向主要是：
通过加大对国外船东的融资支持力度，实现我国船厂完成现有订单和争取新订单的目标；加大对国内船东的支持力度，重点开拓国内大中型航运企业和地方企业客户，支持国轮国造。
继续加大对骨干船厂的融资支持，严格筛选项目，做到有保有压，重点支持高技术含量的项目；开辟“中国因素”贷款，将涉及提升国家能源产业与船舶产业竞争力、国家能源交通安全合作等领域，纳入信贷支持范畴；积极带动国内商业银行以银团保函、银团贷款方式开展业务，扩大针对国外船东的买方信贷项下的付款保函业务。
推进船舶企业并购贷款和出口船舶基地建设贷款，支持大型骨干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培育大企业、大集团，完成船舶企业的规模建设，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实力。
继续推进新船型新技术研发贷款，对VLCC、LNG船、LPG船、海洋工程装备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项目以及船用关键设备的研发和制造，给予重点支持，促进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提高船舶行业的技术水平。
巩固传统融资业务，开拓新的金融工具。在完善发展传统的项目贷款、船舶抵押贷款、保函、出口信贷、贸易融资和银团贷款、船舶按揭、船舶融资租赁、并购贷款，以及为企业上市、发行企业债、股权置换等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和财务顾问服务等外，继续开发适应我国船舶企业融资的新产品。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支持企业跨境经营，以及发展网上交易等新型服务业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更好地发挥信用融资、证券、信托、理财、租赁、担保、网商银行等各类金融服务的资产配置和融资服务功能。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拓宽保险服务领域，积极发展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探索发展巨灾保险，创新保险营销服务方式，规范发展保险中介市场，推进再保险市场建设，建立健全保险服务体系。拓宽服务业企业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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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11月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增长异常迅猛。从历史情况看，2011年和2012年政府融资平台直接融资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我国政府投融资债券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但是，这种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和融资模式的迅猛扩张也引发了对地方政府的负债能力、投资拉动效率及信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和质疑。
表1：近年来我国政府融资平台债券发行情况
年份发行支数（支）发行规模（亿元）企业
债券中期
票据短期
融资
券PPN
及
其它合计企业
债券中期
票据短期
融资券PPN
及其它合计2008年
之前65―44―109792.50―621.50―1，414.002008年24124049404.0030.00306.000740.002009年117222301621，734.00751.00336.0002，821.002010年119403401931，584.00666.00515.0002，765.002011年139623652421，776.00942.00416.10130.003，264.102012年39413065736624，681.001，750.10780.201，034.808，246.102013年2901211051366523，583.801，742.161，433.801，536.508，286.26合计11483763312142，06914，555.305，881.264，408.602，691.3027，536.46李丽昆，章颖薇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分析及对策》阐述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指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直接表现为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偿债风险，当债务融资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郭琳，陈春光在《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四大成因》里指出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是对风险的成因做出系统、合理的分析，以便“对症下药”。刘立峰的《地方政府建设性债务的可持续性》指出债务融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李娟娟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问题与对策》指出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动因，并指出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主要方式，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发行城投债与地方政府债券、利用外资等。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分析
当前，随着信贷的激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暗含的风险正逐渐显现，债务风险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偿付风险。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的作用是为地方政府融资，公司缺少突出的主营业务和充足的固定资产，通常以政府划拨的土地、股权作为资产，在融资中较多地依靠政府的财政进行担保，这则造成了地方融资平台的高负债率。
（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项目资金需求量较大，资金使用周期相对较长。中长期贷款的占比过高加大了银行贷款结构的不平衡，而“长贷短存”导致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问题尤为突出。
（三）政府性融资面临着现实的法律风险。目前地方政府平台项目贷款的担保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承诺、财政兜底的财政承诺模式，“打捆贷款”最具代表性。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打捆贷款”的财政承诺方式实质就是一种特殊的“保证担保”，而我国《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很显然，“打捆贷款”不属于国家机关可以成为保证人的范畴。
三、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对策
（一）调整优化存量结构、实行总量控制。银行当前既不能放任该类贷款继续增加，聚集信用风险，也不能操之过急，快速压缩贷款规模，使项目烂尾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改革。从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现状看，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培植政府投资主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建立起“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社会投资增长机制，运用多种融资手段，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其次是完善投融资政策，严格界定政府投资范围，使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领域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三）银行要积极掌握平台公司财务信息有效监控信贷风险。银行既不能因为把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能提高银行的经营利润，而降低现有的严格的贷款审查标准，也不能因惧怕风险望而却步。要针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贷款模式的贷款主体、担保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充分参与到项目评审当中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各种贷款方式予以深层次的理论剖析，有效地规避贷款风险。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能否健康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振兴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宏微观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和推动。因此，探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风险成因以及平台的规范化建设具有方法论和指导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丽昆，章颖薇.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分析及对策[J].《当代经济》，2012，6062
[2] 尹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1，（9）：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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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投融资环境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历史、地缘、观念和政策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至今仍存在投融资总体环境欠佳、有效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资金需求旺盛
资金短缺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加大向西开放力度，无论是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还是特色产业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低，政府和民间资金都非常有限，加上融资能力较低，面对旺盛的投资需求，由此形成巨大的资金缺口。近年来，国家金融在支持向西开放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主要体现在解决一些基础设施方面。2007年末，西部地区各项贷款构成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到50%以上，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这一占比分别是48％、45％、44％，西部在四大区域中占比最高，说明大多数贷款投向了规模大、期限长的政策扶持项目，其他贷款发放困难。
（二）资金外流严重
对西部地区来说，一方面是资金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又长期存在着严重的资金外流现象。据测算，近年来仅银行通过上存、净拆出、直接向东部企业贷款等渠道外流的资金，占到西部信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当然，这种趋势与资金运用渠道多元化、不良贷款的大量处置、商业银行统一调配资金、集团企业贷款权上收等诸多因素有关，从市场化因素来看无可置疑。问题在于，这一以促进西部发展进而实现全国可持续发展的浩大的战略工程，仅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三）融资渠道单一
西部地区融资主渠道来自国家财政投入和银行信贷。目前，国家财政每年投入西部的建设资金大约1000亿元，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每年约1000多亿。2007年末金融机构在西部地区的本外币各项贷款仅占全国的16%，其中外汇贷款只占4%，而这些还主要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商业性信贷支持力度不够。此外，由于产业配套和投资软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量非常有限。在1979-2007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约300亿美元，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其中，在2001-2007年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全国总量的4%。
（四）金融支持受限
从金融视角上看，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现状，决定了传统的银行信用介入的有限性。目前各大商业银行在信贷准入门槛上的“一刀切”和近乎于“零风险”的考核问责，使西部商业银行欲作为而无法作为。事实上，从金融系统来看，长期以来西部许多省份都是存多贷少，存贷比较低，而且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末，西部地区主要商业银行本外币贷款仅占全国的9.94%，而东部地区占比高达42.57%。从政策性银行来说，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作用还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农业的间接扶持方面，而国家开发银行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亦未能充分发挥，近年在商业化运作下逐步向东部倾斜。
二、改善西部地区投融资环境的政策取向
（一）实行支持和激活民间资本的政策，营造全民创业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外商投资和扩大出口是推动东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三个重要力量。而这三个方面恰好是西部地区的薄弱环节。我们不仅要提倡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更要提倡通过知识创造财富，通过资本创造财富。因此，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激活区内民间资本，提倡和鼓励全民创业，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热情，将是继续推进向西开放的有效战略举措。
1、建立健全全民创业服务体系。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启发群众自主创业意识，积极培育各类创业主体，打造创业服务平台，放宽政策、改善环境，构建平等竞争、充满活力的创业机制和全方位、多层次的创业支撑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激活全民的创业热情和创业能量。
2、支持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扩大就业机会，吸引全社会投资，努力创造一种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当前亟需建立从国家到省区、地市、县的多层次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取以政府资金带动民间投资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引导、吸引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从而形成“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创业资本形成和循环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鼓励发展各类信用担保机构，在政府资金启动下，尤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的信用担保机构，这将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3、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要加强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拓展以环保、执法等为主的非银行信用信息，打造一体化的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同时，要加大执法监督和打击逃废债务力度，健全失信处罚和守信奖励制度。此外，要依法保护私有产权，彻底整治“三乱”，认真查处对民营企业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切实加强执法监督，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二）完善国家财政扶持政策，搭建投融资平台
1、建立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行的税收返还制度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份，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这实际上维护了沿海发达省份的既得利益，事实上起到了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真正具有地区间财力平衡作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近年来增长较快，但其总量规模仍然较小，并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各地区平均用力，分摊到各个地区只能是杯水车薪，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目前有20多个省份享受一般性转移支付。因此，要尽快取消税收返还制度，建立按因素法确定的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在平衡地区间财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增加对西部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前些年，随着东西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东部与西部间人均财政支出差距也在扩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各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繁重。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中央财政资金应更多地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向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倾斜。由中央投资的农、林、水利、能源、交通、教育等基础性或公益性项目，应优先考虑放在西部地区。
3、加大对西部特色产业和资源开发的支持力度。一是对国家优先鼓励的西部特色产业新建企业，可考虑在3-5年内由国家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投资补贴或一定税收优惠。例如，为提高西部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可以考虑对企业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甚至加倍抵扣；二是对国家优先鼓励的西部矿产开发项目贷款，由中央财政给予一定年限的财政贴息，并在土地、铁路运输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在支持资源开发同时，对开发矿产资源的企业，按开采量对原料产地提成，以扶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改变外来企业掘金发财而当地却守着金饭碗受穷的社会现实，等等。
（三）完善招商引资政策，继续推动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西进
1、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实施“西进战略”。借鉴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经验，当前可以考虑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积极引导外商投资“西进”。一方面，对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要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限制其发展资源消耗高、能耗高、排放高、产品档次低的一般性产业和产品；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和沿海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并在土地和税收刺激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
2、帮助西部地区搞好投资促进工作。一是国家有关部门要帮助西部地区编制好产业发展和投资促进规划，确定产业发展重点和投资导向，明确规划招商的理念；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健全人才培训网络，加强对西部投资促进方面的人才培训；三是加强对投资促进方面的设施建设，打造一体化的西部投资促进信息平台；四是利用乌洽会、西洽会、哈洽会等投资贸易平台，促进区域营销和形象建设，强化对西部投资项目的包装、推介和宣传。
3、要充分利用项目融资的优势。要鼓励外商投资和沿海企业通过BOT、TOT等项目融资方式，参与西部地区的高等级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四）实行差别性的金融政策，为金融促进西部开放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1、实行相对宽松的金融市场准入。当前，应进一步放宽西部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鼓励东中部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进入西部地区，设立分行或其它营业网点；实行有利于加快西部地区邮政储蓄银行发展的政策，拓展其业务范围，使尽快成为支持西部开放的一支有生力量；允许开办民间商业银行和各类信贷机构等，开放民间投资渠道。设立西部发展政策性保险公司。同时，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各级地方政府和央行、金融监管当局，要支持和鼓励各类资本到西部农村地区创办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支持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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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债务融资;投资效率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从2006年到2012年这7年间，中国经历了4次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变。2006年至2007年2月，央行一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央行连续6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以防止由经济增长转为过热，期间存款准备金率也从2007年1月的9%连续15次上调至17．5%。2008年9月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央行4次降息，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此同时，在2008年11月份更是提出4万亿的拉动内需经济刺激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2010年以来，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通胀，央行4次加息，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的21．5%和18%。2011年底到2012年，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激化、国内投资和出口减速带动经济继续减速、通胀有所回落的背景下，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央行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4次降息，对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微调。7年间4次较大的货币政策转向给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的减少必然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带来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由于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干预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导致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遭受银行业的信贷配给差异，这为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货币政策下获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宏观环境。Bernanke和Gertler［1］认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投资，即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获得债务融资的难易程度来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而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低［2－3］，那么，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国企与非国企债务融资获取难易程度又怎么影响其投资效率呢?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宏观的货币政策与微观的企业融资(银行借款、商业信用)、投资行为有机组合在一起，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考察了2006－2012年间国企与非国企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问题，同时，由于中国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别较大，本文也将制度环境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债务融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债务融资债务融资①主要包括银行借款、商业信用、企业债券。由于中国债券市场远远没有西方发达，上市公司发行债券比较少，故本文对债务融资的研究主要为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1．货币政策与银行借款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无疑是这些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央行会通过其实施的货币政策来影响银行的贷款供给量进而影响借款人的信贷可得性并最终影响产出［4］。由于中国银行业占据着企业债务融资市场的主要地位［5］，因此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银行借款有重大影响。当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减少，银行贷款供给会出现明显的缩减［6］，贷款供给的减少必然提高了企业从银行获得借款的难度。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假设1。假设1(H1):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国企的绝大多数经营活动是由政府来管理，政府作为当地发展的受益者，有动机和激励为国企提供保护，因此，国企相对非国有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优势。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优惠的银行信贷资源(更容易获得贷款或者更低的贷款利息)。以上原因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仍能较容易地获得银行借款，即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受到了“信贷歧视”。除产权性质外，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银行货币供给量显著下降的情况下，根据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理论，商业银行会首先削减在资产规模、信用等级偿债能力等方面表现较差公司的银行贷款。在中国，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大于大型企业［7］，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中的翘楚，通常其规模较一般非国有企业要大，经营业绩要高，其贷款偿还能力也较非国有企业要强，银行基于安全性考虑有更强动机贷款给国有企业。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假设2。假设2(H2):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2．货币政策与商业信用债务融资除了包括银行借款外，还包括商业信用，因此本文对债务融资的研究还要考虑商业信用的影响。现实中，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而且还能通过其供应商获得融资，企业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商业信用，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贷款的替代。商业信用是以对方企业的还款能力为前提的，国企是企业中的翘楚，其规模较非国有企业要大很多，经营业绩要高，此外，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债务有政府作信用担保，因此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此观点得到了谭伟强［8］的证实，他研究发现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融资与国有股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利率上升通常伴随着资产价格的下降，导致借款者的抵押资产价格下降和内部资金减少，还款能力下降，被借款企业无法保证借款人能按时按量还款，也就导致不愿意放贷，但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一般商业信用较非国有企业好，故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被借款者更愿意放贷给国有企业。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3。假设3(H3):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获得的债务融资更少。在货币紧缩时，非国有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比国有企业下降更多。
(二)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大量研究发现，现实中的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9－11］。央行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会减少，银行贷款供给会出现明显的缩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困难将加大。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企业会更加慎重地判断投资机会，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收益、性价比最好的投资项目上，从而投资效率会提高，以上观点得到了Brooks等［12］、Bernanke和Gertler［1］等的验证，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减少贷款供给、影响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公司投资;Evgeny［13］发现当国家政策紧缩时，资本使用成本上升，企业会主动减少投资。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4。假设4(H4):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投资效率更高。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低［2－3］，这种现象背后的理由是银行信贷资金过多地投放于国有企业［14］，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由于预算“软约束”、道德风险低等原因而获得更多的贷款资源;然后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层基于自利动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将其自身的社会性目标或政治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中，使得国有企业利用容易获得的信贷资源进行过度投资，从而造成投资效率低。在本部分第一节我们分析认为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即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期资金更加匮乏，在进行投资活动时，非国有企业将会对投资项目进行更加谨慎的评估，将降低投资到经济效益不好的项目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提出假设5。假设5(H5):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快于国有企业。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季度数据的原因是中国季度间货币政策差别很大，季度数据能更好地衡量货币政策的变化。样本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企业，总样本量为22993个，本文除货币政策数据是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手工搜集，制度环境数据来自樊纲(2010)的市场化指数外，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与界定1．银行借款(Debt)的计量目前研究中关于银行借款的变量有很多，如有息负债率、债务融资率、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应付账款以及现金流量表中的融资额等。本文选择有息负债率和债务融资率两个变量作为银行借款变量(Debt)，借鉴顾群和翟淑萍［15］对债务融资率的定义:Debt1=(总负债－经营性负债)/总资产=(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总资产;此外，还借鉴曾海舰和蔚［16］对有息负债率的定义:Debt2=有息债务/负债总额*100%，其中，有息债务=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2．商业信用(Credit)的计量本文的商业信用通过企业的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三者之和减去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三者之和计算得来，为了与前面银行借款变量相对应，Credit1=商业信用融资额/总资产;Credit2=商业信用融资额/总负债。3．货币政策(MC)的计量借鉴祝继高等［17－18］的方法，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共同合作完成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提供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采用三分法，将2006年1季度至2012年4季度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按升序排列，值最小的9个季度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令MC=0，值最大的9个季度为货币政策宽松时期，令MC=1，中间值的10个季度则为货币政策适度时期。货币政策适度时期所对应的数据在回归中被剔除。4．其他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制度环境(Market)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包括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场化指数体系，指数越大，说明当地的制度环境越好。投资效率的计量将在下一小节检验模型中进行详细描述。其他变量计量详见表1。
(三)检验模型1．债务融资相关模型为了检验货币政策与债务融资的相关假设，即H1、H2、H3。2．投资的衡量在货币政策影响投资效率的实证检验方法上，现有文献主要采用Richardson［19］的方法估算出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求出实际投资水平与估算的资本投资水平之差，即残差(残差作为对投资效率的度量)，进而用货币政策对残差进行回归，从而计算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方程的残差即表示企业实际投资和正常投资的差值，对残差取绝对值即表示企业的投资效率，越偏离0表示投资效率越差，越接近0表示投资效率越高。3．投资效率相关模型为了检验货币政策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假设，即H4、H5。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表2报告了模型(1)－(5)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债务融资率、有息负债率的均值分别为0．226、0．440，而极大值分别为0．717、0．959，极小值均为0，表明公司间获得银行借款的能力差别很大。Credit1、Credit2均值分别为0．035、0．020，与银行借款均值相比，占比较少，说明中国主要融资方式仍是银行借款。在全样本数据中，股票增发均值为0．023，中位数为0，整体而言，中国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增发融资的比率很低，表明外部融资渠道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方式。市场化指数均值为0．088，极小值与极大值分别为－0．023、0．132，整体而言中国地区制度环境发展差别较大，制度环境不太理想。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相关性检验的结果。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Debt、/I/和MC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且投资效率会提高，初步证实了假设1和假设4;Debt、/I/、Credit和MC*NASTATE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得更多，且商业信用融资比国有企业少，但投资效率比国有企业提升更快，初步证实了假设2、假设3和假设5;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
(二)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模型(1)到(5)的回归结果，表中列(1)－列(2)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在银行借款变量分别为债务融资率和有息负债率时，MC系数分别为－0．0117和－0．0132，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支持假设1，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表3中列(3)－列(4)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MC的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NASTATE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更多，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优待，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进行融资，如增发配股等，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有更大的依赖性;二是模型(3)中Credit1、Credit2中NASTATE系数显著为负，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一方面验证了假设3的前半部分，同时表明了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依赖较小，解释了模型(2)中NASTATE系数为正。交乘项MC*NASTATE的系数为负，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时，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债务融资下降更明显，这基本证实了假设2，但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企业对未来的货币政策有一个预期的判断，如果企业预期下一季度货币政策紧缩，银行贷款难度增加，那么企业会选择在当期增加较多的银行贷款以满足未来的资金需求，而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就相应减弱，由于银行对非国有企业有“信贷歧视”，在预期下一季度紧缩时，当期大量增加贷款的可能性低于国有企业，因此在下一季度货币政策紧缩时，对贷款的需求会减弱，但相对来说没有国有企业减弱的程度大;其二，在紧缩货币政策期间，中国资本市场大量存在商业信用替代贷款的现象，以应对紧缩货币政策的冲击［21］。从模型(3)中列(5)－列(6)中交乘项MC*NASTATE系数为负，且Credit1中显著为负，表明在货币紧缩期，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更少，即验证了假设3后半部分，同时表明非国有企业在货币紧缩时以商业信用融资替代借款较国有企业难，对银行借款依赖性更大，故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虽然会减少，但相对于国有企业其下降程度并不明显。表3列(7)是模型(3)的回归结果。MC系数分别为－0．037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支持了假设3，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投资效率会下降。列(8)报告了模型(4)的回归结果，MC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3，MC*NASTATE在10%水平上负显著，支持了假设4，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快于国有企业。
五、进一步研究
(一)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时滞效果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当期的影响效果，而盛朝晖［22］认为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而且滞后两三个月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影响更大。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当期、滞后一阶、两阶产权性质与银行存款的影响。表4报告了模型(1)、(2)的回归结果。在对模型(1)的检验中，MC及MCt－1分别在5%、1%上显著为负，支持了假设1且支持了盛朝晖的论点;但MCt－2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滞后半年基本无效果。在对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MC的系数特征与模型(1)结果相似，但是MC*NASTATE系数由负到正再到5%显著为正，说明央行在刚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其符合H2的假设，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小于国有企业，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存款的这种时滞效果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没有明显关系。
(二)制度环境此外，由于地区间资源察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导致了各地区在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程度以及法制水平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23］，这为考察国企与非国企在不同货币政策及制度环境下获得银行借款难易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宏观环境。在中国，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比例越高［24］，而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有政府关系的企业越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25］。本文进一步加入了制度环境因素，考察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银行借款变化。限于篇幅，表5只报了主要解释变量，在模型(1)中加入MC*MARKET，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公司的债务融资比例越高，模型(2)中加入MC*NASTATE*MARKET，系数均为正，但列(4)不显著，能初步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且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这种现象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更明显。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6－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刻画货币政策变化，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货币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以有息负债率和债务融资率作为企业银行借款的指标，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银行借款会下降;从产权性质上将企业区分为国有、非国有企业，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多且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二是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投资效率会显著提高，而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比国有企业提高更多。三是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时滞影响，结论支持了盛朝晖［22］的论点，且发现这种时滞效果与企业产权性质没有显著关系。四是进一步加入制度环境变量，研究了货币政策、制度环境对银行借款的共同影响，初步说明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银行借款将会下降，且非国有企业银行借款比国有企业下降更明显，这种现象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更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首先，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规范银行贷款申请和审批程序，可以减弱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带来的差异性，增强货币政策变动对微观企业投融资的调节作用;其次，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敏感性，优化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大力发展区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商业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改革首先要转变经营观念，不以企业所在地区的差异、所有制的差异来抉择是否给予信贷资源，以解决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最后，应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强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文也存在不足和缺点。其一，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样本是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对非上市类的企业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其二，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货币政策时滞效果、制度环境与银行借款的关系，没有研究其与商业信用、投资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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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 ,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 ,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 ,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 ,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 ,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 )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 ,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 ,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 ,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 ,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 ,供给不足 ;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 ,银行融资 ,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 ,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 ,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 ,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 )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 ,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 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 ,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 ,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 ,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 ,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四 )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1998年中央银行六次降息 ,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 ,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 ,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 ,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 ,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 ,不外乎两种手段 ,一是减税 ,二是增支。减税在 1 998年上半年已经启动 ,但我国财政的困境使减税的空间不大 ,增加财政投资是必然选择。就启动内需的两大支柱消费推动和投资拉动来说 ,投资拉动也是现实选择。 1 997年我国经济增长 8. 8%,从需求拉动因素看 ,投资约占 2 . 2个百分点 ,消费约占 4. 9个百分点 ,净出口约占1 . 7个百分点。 1 998年以来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从需求走势看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中趋降。在这种情况下 , 1 998年下半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融资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能直接增加需求 ,还能刺激企业和个人投资 ,拉动相关产业 ,间接增加社会需求。
(五 )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 ,调节储蓄、投资结构 ,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 ,居民是盈余部门 ,企业是短缺部门 ,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 ,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 6 0 %以上 ,而财政日见拮据 , 1 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 3 .1 %。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 ,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 ,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分析
(一 )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 ,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 ,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此决定政府在强化、引导投资方面负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力不足 ,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 ,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据世界银行对 1 2个发展中国家和 1 3个工业国抽样调查表明 , 1 980—1 995年财政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重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43 %,工业发达国家 3 7%,而我国 80年代以来财政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降低 , 1 981年两个比重分别为 2 0 . 5%和 2 8. 1 %, 1 990年降为1 0 . 1和 8. 7,到 1 995年只有 7. 7%和 3 . 1 %。财政投资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
(二 )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 ,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 ,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 ,扭曲了资金结构 ,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 ,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 ,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 ,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 ,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 ,易受到关注 ,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 ,就这一点来说 ,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 ,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 ,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 )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 ,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 ,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 ,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 ,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 ,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 ,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 )财政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 ,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 ,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 ,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 ,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 ,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 ,资本金增值少 ,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 ,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 ,国债风险增大。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强化和完善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 ,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
(一 )融资环节
应该说 ,国债因其规模大、信誉高、发行较容易 ,仍是主要融资渠道。发行国债既产生总量效应 ,增加总需求和总供给 ,又产生结构效应 ,引导投资和消费。增发国债还能带动商业银行配套贷款的增加 ,推动社会投资 ,形成乘数效应 ,更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据测算 , 1 998年增发 1 0 0 0亿国债大致可以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 1 0 0 0亿元 ,总数约 2 0 0 0亿元的建设投入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约 2个百分点。而且在目前我国经济紧缩的情况下 ,供给对价格和利率的弹性很小 ,增发国债还较少引起价格和利率的上涨 ,因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对私人的挤出效应。通过国债融资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
1 .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 ,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 ,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 ,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 ,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 ,根据收益原则 ,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 ,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 ,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 ,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 ,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 ,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 .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 ,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 ,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 ,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 ,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 ,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 ,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 ,长期建设资金不足 ,短期筹资不易 ,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 ,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3 .国债的透明度。我国居民和机构购买国债 ,长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压力 ,就算以国债作为金融资产投资 ,吸引投资者的也只是国债的稳定可靠性 ,而不是其投资生产建设带来的收益。这种现象与国债宣传定位不当有关 ,国债透明度不高 ,国债发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资金的用途和实际效益。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资国债积极性不高 ,一方面使财政部门发行国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议财政部门在发行及运用国债资金投资的各个环节 ,定期披露国债资金投向、工程进度和财务状况 ,以体现国债财政投融资工具的特征。除继续稳定国债融资外 ,我国应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渠道。日本已实行 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可资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是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为中心 ,以财政储蓄、各种保险和年金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通过有关公共金融机构 ,以投资、贷款和认购债券等方式进行公共投资 ,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 , 1 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 (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 )的 56 . 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预算”。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 ,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 ,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 ,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 ,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 ,既拓宽了财政融资 ,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 ,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 ,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 ,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 )投资环节
1 .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 ,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 ,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 ,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 ,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 .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 ,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 ,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 ,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 ,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 ,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 (“影子”) ,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 ,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 ,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 ,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 ,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 .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 ,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 ,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 ,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 ,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 ,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 ,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 )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 ,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 .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 :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 ,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 ,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 ,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 .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 ,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 ,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 ,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 ,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 ,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 ,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 ;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 ,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 ,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 ,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 .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 ,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 ,各项目应自求平衡 ,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 ,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 ,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 ,以收回投资资金 ,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 ,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 ,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 ,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 ,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 ,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 ,吸引认购者 ,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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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金融投资受多方面的影响，从居民个人上看，年龄、收入甚至是受教育情况都会影响着其金融投资方式，并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结果；由于金融投资产品本身的问题也会影响其投资方式；发展状况也使得居民的金融投Y有着不同的表现。互联网的出现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金融投资行业，新产品不断出现，网络支付不断升级，线上线下金融投资摩擦时有发生。下面将为读者进行相关分析。
二、居民金融投资的关系
1.居民年龄、收入的影响分析
在相关调查中我们发现，居民的年龄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金融投资的水平。对于年轻的居民，其投资方式更多的会选择多种渠道，而年纪大一些的人则会更愿意在银行储蓄上做金融投资；同时也发现，青年人会选择更加多元化的投资方式，不单纯的依赖银行储蓄，同时他们还可以接受更加高风险的金融投资产品，相比之下，老年人的投资相对比较单一，非常依赖于银行储蓄这种金融投资方式，非常的保守。家庭收入也影响着居民金融投资水平，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在金融投资方面所采用多元化投资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远远高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其愿意承担高风险，例如购买基金、股票等理财产品；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在金融投资方面采取保守的银行储蓄投资的方式占的比例要远高于高收入家庭，其接受风险能力比较差。
2.金融产品的种类与性质的影响分析
金融产品种类复杂繁多，大多数人对金融产品并不了解，也不能进行足够的认知，无法进行挑选或者是感到产品是不适合自己的，这是种类过于繁多导致的一些劣性问题。由于这种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得购买者在不能够深度的情况下购买了一些金融产品，但导致最后购买者不满意的情况，而且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人民币理财产品这也是比较不利于金融投资市场的。从性质上国家的政策是有所限制的，比如国债发行的商业银行机构已经撤销了县级以下的大多数营业机构，这就导致有些性质的产品不会使得一些居民接收到，会使得差异化的出现，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后的便捷性的问题，对于城乡来说差距很大，乡下人相对不容易购买更多性质的金融投资产品，而城区居民比较便捷的可以买到，这也影响了差异化。
3.互联网金融模式分析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步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在次之中互联网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涉及到各行各业，金融投资利用互联网，发展迅速。随着国家发展富强，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的增长，对于居民多出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多人选择了金融投资。绝大多数的居民对于互联网有所了解，有六成以上的人会经常接触互联网，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在网络上的金钱主要用于消费，很少部分人会选择网络基金产品；对于选择网络金融投资产品的居民来说，主要是小额的金融投资，并以阿里等大牌公司的金融投资产品为主要产品进行金融投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投资占居民总投资的小部分，而且有很多居民持有观望的状态，互联网金融投资有很大的前景。
三、 结合政策解决居民金融投资问题
1.从服务和知识上可引导居民金融投资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问题，我们应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满足那些有想要多元化投资的居民，顺应国家政策与社会多元化金融投资发展趋势，完善各种制度和相关管理结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进行知识普及，可以定期开展知识宣传讲座，传播正确的投资方式，让居民们都能够了解各种金融投资方式，例如股票、基金、保险等投资行为，引导和树立好正确的投资理念，正确的投资观，通过金融投资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向多元化金融投资的转变，再结合国家给予的政策进行更加优化的实施方案，事半功倍。
2.从创新和环境修缮上可增强居民金融投资
国家大力支持互联网加的发展，借此机会，不妨可以创造一些新型的金融投资方式，进行新型金融投资产品的研发，做好产品宣传及维护工作，结合互联网，同时发挥两者的共同优势，促进我国社会的多元化投资方式，让居民享受到多元化投资方式给自己带来的投资回报，精确把握市场及机会，及时有效的推出新研发的金融产品。在金融投资环境上，我国城乡差距也是比较大的，要进一步提高乡下金融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为社会的多元化金融投资方式做好基础工作，同时要严厉打击非法举动，维护金融投资和社会环境。
3.结合互联网进行金融投资活动
结合互联网进行金融投资活动是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居民的金融投资。互联网金融投资已经对居民理财投资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对中年人的影响最大。随着互联网金融投资产品的飞速发展，对居民的金融投资多元化和接受风险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虽然还有很多居民持有观望态度，但是其主要目的是想了解网络的安全性，用来保证居民本身的资金安全；对于居民的金融投资产品分布也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改变了金融投资消费比例，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并使用网络支付，节约成本的同时促进了内需的增长，加快了互联网金融投资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投资降低了居民在金融投资产品的单位时间，增加了居民浏览产品的机会，提高了买卖效率，同时也节约了成本，这些与传统的金融投资相比有很大的优势，也有很多可以开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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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行为金融学的概念和内涵
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是现代各大学科理论的集合，尤其是心理学，在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金融学理论从投资者的行为入手，分析了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因素，并将这些心理因素作为分析研究金融市场趋势的方向。通过分析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反应，来分析投资者在不同的投资环境下的决策行为特征。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但大量的心理研究指出，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还没有进行，例如，人们在投资时表现出的盲目的信心、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偏差不能通过统计平均法消除。传统金融学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理性的投资者往往会利用一个不理性的投资者的决定进行套利，因此，在投资市场上只能存在理性投资者，而没有不理性投资者的生存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投资市场中，并非是理论中的那么完美，投资市场中大量的非理性的现象是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因此不能在假设中不考虑人的因素，而是应当将人的心理、行为纳入到研究的范畴当中。
二、行为金融理论的主要内容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出现在1979年，期望理论出现的初期对金融市场造成了空前的剧烈影响。期望理论认为，人的理性主要表现为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这一理论在数学界的含义是加权效用的最大化，权值就是指事件发生的概率，这种概率也称为真实概率。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人的行为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导致真实概率的变化，因此，我们将这种发生变化之后的概率称为心理概率。
传统的金融学理论中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现代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投资者都是正常人，也就是说，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理性的情况。在理论上，传统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由于金融投资具有风险性，而风险的大小都是采用真实的风险系数来衡量的，投资者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往往都会掺杂一些主观因素。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经常会忽略小概率的事件，而重点关注一些可能性较大的事件，也就是说，投资者往往会对事件的概率进行夸大或缩小。
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是在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认为，投资者关注的只是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方差，在同一观点的投资者的互动作用下，投资者能够得到一个风险系数，并最终达到市场均衡，形成均衡价格。但是，投资定价模型理论的认为，并非是每个投资者都有同样的理性信念，因此，金融市场可以分为两类投资者，一种是知情交易者，另一种是噪声交易者。前者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将会严格按照现代资产定价模型理论进行，而后者认知偏差不能按照均方差偏好进行投资。
3.行为资产组合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将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并考虑资产之间的协方差，因此，并不需要单独考虑资产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但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投资者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构建的投资组合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状的投资组合，根据投资者了解不同资产的风险，将投资目标和风险分为不同的层次，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就被忽略了。
4.羊群效应模型
羊群效应模型理论是在心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型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投资者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行为的特征。在羊群效应的解释中，有两种描述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是序列羊群效应，另一种是与之相对应的非序列性羊群效应。在序列羊群效应中，投资者通过贝叶斯过程获得了他们需要的信息，即投资者需要从其他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的噪声中获得某些信息，从而进行投资决策，这种决策过程形成了金融投资市场的“信息流”。同样，非序列型羊群效应是建立在贝叶斯法则之上。假定任意投资者跟随趋势相对固定，那么，当效仿趋势较弱时，市场整体表现服从高斯分布，当这种效仿趋势较为强烈时，市场可能会出现崩溃现象。
三、行为金融理论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事实证明，目前的金融投资市场并不像传统金融理论描述的那样完全理性，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会经常性地出现认知偏差，导致投资出现非理性的行为。行为金融学理论的现实意义就是将投资者的心理因素考虑到金融投资当中，使行为金融学理论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吸取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再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证券交易现状的证券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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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
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
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
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
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
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
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
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着。
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
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
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
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着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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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自信是指投资者在投资理财行为中赋予主观判断较大权重而低估客观实事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特别是具备一定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的年轻散户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往往会过于依赖自己对某只证券收益率的预测,而低估产业周期、行业竞争、替代品、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政策导向等等客观环境和因素的影响,有选择性的接受能够证实自己对未来收益预测的信息,忽视与预测相悖的信息,从而高估或低估证券价格,导致交易次数频繁、交易量增大,扰乱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刘善军(2009)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市场存在过度自信。
(二)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是指投资者将收益和损失放在两个心理账户里,当取得的收益与避免的损失相等时,投资者的心理满足程度不同,往往前者小于后者。在现实生活中,中小投资者在调整自己的证券组合时,为了实现盈利落袋为安避免证券价格回调造成的收益缩水而卖出赚钱的证券,同时否认证券价格下跌带来的潜在损失保留亏损的证券。损失厌恶使得投资者在熊市时深度套牢,牛市时只能获取少量收益。
(三)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在无法获取市场中所有信息的情况下,当投资者做出的判断或决策与市场中的大部分投资者不同时,会倾向于选择多数人采用的决策的行为。导致这种行为的动因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过高。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投资者每天面对着大量的信息,很难筛选出真实有效的信息,即使可以也会耗用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为了降低做出错误决策的概率,投资者会收集市场中多数人的行为决策,并一次作为个人投资的基础。裴宝刚(2011)利用上海和香港两个股票市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交易活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大陆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要强于香港股票市场。
(四)过度反应
过度反应是指某一利好或利空消息时,投资者对于证券预期收益率的估计高于或低于证券价格应有的涨跌幅度,随后逐渐修正价格缩小背离程度。我国证券市场中散户投资者相较于机构投资者更容易产生过度反应行为。在证券价格上行阶段,投资者预期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上涨的趋势不变,此时利好消息的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证券价格超额上涨。反之,在证券价格下行阶段,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认为此时投入资金发生亏损的概率要远远高于获得收益的概率,当市场出现利空消息时,尽管该重大事件与影响证券价格下跌的关系不大,投资者也会敏感的捕捉这一事件的影响,作为个人投资决策的基础,从而导致证券价格超额下跌。例如2007年5月,财政部出台规定将印花税率有0.1%上调至0.3%,A股市场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累积跌幅达到21.45％,后经多次修正达到正常水平。
二、投资策略
上述讨论的偏差在我国投资者决策行为中极易发生,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处于弱有效状态,意味着证券价格只反映历史信息。面对这一境况,投资者需要谨慎选择投资策略,合理利用行为金融学揭示的认知偏差,理性投资,以实现个人资产的保值增值。
(一)反向投资策略
针对过度反应投资者可以应用反向投资策略。在理财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对于市场、行业或某家公司的近期数据会赋予较大权重,而对于远期历史数据给予较小权重,这会使得近期业绩较好的证券被过分高估,而业绩较差的证券过分低估。基于过度反应理论,这些证券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会被投资者反向修正,使得高估的证券下跌低估的证券上涨,逐渐回归到内在价值附近。利用这一原理,采用反向投资策略,即买入近期下跌的证券卖出上涨的证券。实际操作中,投资者应结合证券基本面分析和公司外部环境影响,找到价格与价值偏离的证券,密切关注市场变化趋势,在合理的价位买入或卖出证券,寻求获利机会。
(二)成本平均策略
当投资者无法精确把握合理的买入价格和买入时机时,为了降低风险,可以结合证券收益率波浪理论,在波浪的较低点,选择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分批次购入不同价格等级的证券,使证券投资成本平均化,这种投资策略被称为成本平均策略。这个策略比较适用于散户投资者,尽管会降低收益水平,但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损失厌恶变差,减少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行为。适用成本平均策略时,要着重注意两方面内容:第一,有计划的分配资金,合理配置投资资金和留存资金。第二,事先明确投资价格区间的极值,避免证券价格持续下行过程中错误估计波段谷底导致的深度套牢现象。
(三)集中投资策略
与成本平均策略相反,集中投资策略适用于机构投资者或具备丰富知识储备和投资经验的中小投资者。该策略也可称之为价值投资,即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少数证券并长期持有。该策略的投资对象一般为行业领头羊或具有潜在的长期发展趋势但现阶段被低估的证券。一旦投入,坚决持有,不会因短期证券价格的波动而频繁换手,投资风险相较于成本平均策略大,交易成本较小。投资者在实施这一策略前,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分析研究市场,选出具有投资价值的证券,抓准时机,迅速出手。应用该种策略需关注两方面问题:第一,止损点的设定,因为投资者只投资于有限的几种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程度降低,一旦投资失败,损失是巨大的,为降低损失金额,应设定止损点并严格遵守。第二,使用集中投资策略构建的投资组合中证券种类较少,因此选取证券种类时,应选择不同领域、收益相关程度较低的证券,力求能最大化分散风险。
(四)时间分散化策略
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据投资者的不同年龄阶段制定不同的资产结构,年轻时资金多用于风险大收益高的资产,年老时降低资产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比重,更倾向于投资债券等收益稳定的资产。这一策略基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制定,投资人在年轻时为了获取更多收益对风险的容忍程度较高,而依据历史数据,股票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债券的投资回报率,投资者会增加个人资产结构中股票的投资权重,力求赚取更多收益。投资人在年老时投资理财的目标主要是保值,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弱,会选择债券等收益率低风险小的资产作为主要投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