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艺术领域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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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教育在专业美术院校实践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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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入和评价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在35～55岁的感染性疾病患者;没有免疫缺陷等疾病、智力正常、自然状况一切正常;排除标准:存在感觉功能缺陷;先天性的疾病;高血压等。
3．方法:
实验组采用生物芯片技术对感染性疾病的患者进行检测，对照组采用传统检测方法对患者进行检测，即常规的ELISA检测。两组的用药方法用量相同。对照组:传统检测法;实验组:生物芯片技术检测法，根据对感染性疾病病毒的敏感度进行评价。
4．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检测感染患者病毒的灵敏度作为评估标准。5．统计学处理:采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成组设计的t检验用于组间比较，当P＜0．05时，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数据显示P值小于0．05，表示调查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即表明生物芯片技术对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检测效果优于传统检测法。
三、讨论
感染性疾病主要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除了理解感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之外，临床上通过检测病毒/细菌其相应的免疫标志物在人体中的存在，对病因诊断与治疗意义重大，但传统检测的方法，如ELISA费用较高。由于生物芯片技术的引进，大大增强了对疾病的治疗与检测的效率。由乙肝病毒(HBV)、丙肝病(HCV)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是全世界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生物芯片技术能够同时检测出不同的HCV抗体。与ELISA技术相比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易操作、低成本，非常适用于体外HCV抗体的检测。Duan等用纳金免疫扩增和银染为基础构建的蛋白芯片可以同时快速地检测HBV和HCV的相应抗体HBsAb、HBeAb、HBcAb和HCVAb，而且不存在交叉反应，结果与ELISA检测的结果无显著差异。而且芯片技术引入光学生物传感器技术，突破了常规ELISA技术所采用的底物显色方法。Ivanov等首次应用IAsys+双通道光学生物传感芯片，记录固定在生物传感芯片上的抗HBs单抗与血清样本中的HBsAg的相互作用，从而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进行鉴别。与酶免疫技术对比，它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特点。生物芯片的应用给临床检验带来了方便与快捷，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进行的一项伟大影响力深奥的研究计划，但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之后的基因组计划、蛋白组计划、疾病基因组计划的都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产生的。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用生物芯片检测技术，检测灵敏度要优于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检测手段，并且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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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感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作用也很大。它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可以塑造形象，创造意境，使形象丰满有神，意境含蓄有味。由于通感多方面诉诸人的感觉，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
“等待着，等待着，
载着你遗体的灵车，
碾过我们的心………。”(李瑛《一月的哀思》)
和总理遗体告别时那种悲痛欲绝之情在机体觉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我们所感知，但很难把它描述出来，现在用肤觉(碾过)来表达，这一感觉的移用，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们失去总理的悲痛心情，读来不但富有诗意，含蓄有味，而且感染力很强，几欲催人泪下，最易引起人们感情的共鸣。
“她松松的皱缬着，像拖着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朱自清《绿》)
这是写温州的梅雨潭。湖水微漾，光亮，洁净，这些都是视觉可见的，可作者用“滑滑的”、“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这样出其不意的肤觉上的感受去形容，似乎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柔嫩感跃然纸上，顿时把读者引入一种新的境界，使人充分感受到梅雨潭的明澈，可爱，如同亲眼见到它的湖光潋滟之色一样。这样写新鲜感强，给人多方面的美感享受。同时，语言也优美传神，生动形象。
通感的运用与作品的意境、情调是协调一致的，它使得作品更富有韵味、情致。如：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这句传达出一个幽微淡雅的意境，它与整个作品的意境是一致的，读之正如“东风徐来”、“幽花初开”，“高楼月上，短笛斜吹”给人以美感。假如写“缕缕清香”仿佛远处天边隐隐的雷声，虽然二者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点，但由于“隐隐雷声”中包孕着“雄浑”与“悲壮”，“缕缕清香”里蕴含着“典雅”与“恬淡”，二者的意境不同，风格不同，只会使人哑然失笑。
我国自古以来的艺术作品都很重视意境的虚实相间。太虚则浮，太实则滞，只有虚实搭配，才能使语言富有感染力，作品气韵生动。通感就是使虚实相间的一种好方法。通感首先对事物有具体的感觉，但它又不限于某一感觉，能调动人们的联想与想象。因此，通感可以少胜多，留下大片空白，让读者用联想与想象去补充。达到虚实相间、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巨大的美的感染。如：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
“红杏”是视觉形象，“红杏枝头”这是春天的实景，但一个“闹”字形成视听通感，它不但写出了红杏的鲜红耀目，开得热烈，而且还激发了我们的联想与想象，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蝴蝶的翩翩飞舞，似乎听见了蜜蜂的嗡嗡小唱……因此，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这一个“闹”字，既是实写，又是虚写，虚实统一，将春天的蓬勃生机刻划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
通感在音乐别重要。在音乐创作中，音乐家总是力求把听觉转化为视觉，追求音乐的形象和色彩。如：在德彪西的《月光》中，我们感到了月夜的恬静。幽邃的远山，粼波潺的溪，清风和明月；而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则把我们带到绿色满园的春天，山涧漫溢着春潮，生命在田野欢舞……欣赏音乐时，运用通感，展开想象的翅膀，随着音乐而欣喜，而悲伤。正如巴金在《家》中描写的“清脆的，婉转的笛声，好像在诉说美妙的故事。它从空中送到楼房里来，而且送到众人的心里，使他们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每个人都有过一段美妙的梦景，这时候都被笛声唤起了。于是，全沉默着，沉醉在回忆里，让笛声软软地在他们的耳边飘荡。”这样，就使我们驾着通感的小舟，在音乐的海洋上漫游，能够畅行无阻。我国古代伯牙鼓琴表现高山，钟子期说：“巍巍乎若高山”，又弹奏流水，钟子期则默然神会，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以至传为知音美谈。钟子期在欣赏琴声时，就充分运用了听觉与视觉的通感，由此可见，通感在音乐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有人认为：在音乐欣赏中，只停留在音乐听觉上，没有感情的波动与形象的联想(亦即利用通感)得到的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美感，这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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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文被世界各国广泛用作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类指标，科学论文的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体系的状况和特征，同时也是表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国际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成熟，特别是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SSCI)的推出，许多学者采用文献数据库统计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绩效、结构及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国内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也逐渐繁荣，为研究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影响力提供了数据基础。范并思利用报刊资料索引文献数据指标，采用文献数量和增长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国1978～1995年社会科学以及学科结构、增长及其变化。一些学者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数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2l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影响。莫作钦利用408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献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1996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及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国家社科规划申报项目数据分析了各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科研生产力。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优先和轻重缓急之分，那么对于一个省份来说也应该选择自己优势和特色学科研究领域。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以之前的优势积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领域具有优势。科研优势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经费投入，科研产出中论文产出等，在这些指标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论文产出。对于所有的优势可以体现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处的优先地位，这可以通过科研产出指数来测度各地学科结构及优势领域。本文以反映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CSSCI检索系统论文统计数为基础，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指数，借以分析和比较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分布与优势。
尽管科学论文只是衡量科学体系结构的一个方面，但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科学研究学科结构的产量、质量和覆盖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学科结构分布及优势领域，对科技宏观管理部门来说，可以作到系统规划、突出优势、兼顾一般、协调发展，调整和建设优势领域，对整个国家学科优先领域的选择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 数据来源
本论文统计分析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数据，时间跨度为7年。CSSCI精选了国内出版的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比较规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来源期刊，该检索系统具有较完善和规范的学科分类论文省区归属检索系统。
CSSCI根据文献来源分为25个学科，表1给出1998～2004年我国25个学科领域论文数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学科进行了简称：(简称马克思)、新闻与传播学(简称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简称图情学)、社会科学总论(简称社科论)、人文地理(简称人地学)、环境科学(简称环境学)。
从表1可以看出：
从25个学科领域7年论文量占全国论文总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经济学，占30.3％，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领头羊，一支独秀成为显学。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学和政治学，各占9.6％、7.1％。有7个学科所占比重不超过1％，分别是宗教学(0.9％)、考古学(0.9％)、民族学(0.7％)、统计学(0.4％)、人地学(0.4％)、社科论(0.2％)和军事学(0.2％)。
所有25个学科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性增长，各领域波动的年份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收录来源期刊数量不稳定；另一方面来源期刊变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学科优势与结构
2.1 各地优势学科领域
各地的学科结构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也预示着各地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要对各地的学科领域的地位进行分析，必须求助于全国比较。对某个具体地区而言，有必要对衡量社会科学领域成就的绝对优势学科领域和相对优势学科领域两个指标进行区分。两种优势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的论文在全国论文总数中的份额，这个指标可粗略评估该省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国3l省区中每一学科领域前5位的省区，以定义它在该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测算公式：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论文在该省区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中的份额与该领域中各省区论文总数在全国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总数中的份额比较，这是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展示相对优势指数(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应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区做出更多的贡献(发表更多的论文)。相对优势指数的测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两者的比值大于1，则说明该省区在该学科领域中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比值小于1，则需要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测量各地区的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领域，同时也为了消除各地区年度论文变化的影响，取7年各地区论文数据，分别按25个学科领域进行汇总，按上述的计量方法进行测度。各地区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学科领域如表2所示。
观察表2并分析数据可以得出：
从各地区绝对优势比较看，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在大部分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这5个省市属于第一层次。很明显，北京在全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论文产出中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各领域的论文数占全国相应领域论文数的15％～48％不等，没有哪一个省份在任何领域能与北京匹敌。北京在所有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不是所有领域都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0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上海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1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江苏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体育学只具有相对优势，在宗教学等9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湖北在管理学等8个领域既具有绝对优势又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宗教学等6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广东在等4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
管理学等16个学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层次，而马克
思主义等9个领域就比较分散，特别是考古学最为分散。
四川、山东、陕西、河南、甘肃、云南和广西分别有4至1个绝对优势领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绝对优势领域。这表明少部分省市产出了大部分的社会科学论文，全国绝对优势学科是相对集中的，对于具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市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因为这是最具特色的优势。
从相对优势领域比较看，各地区相对优势领域的数目不等，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领域，除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外，其他具有绝对优势领域的省份，他们的绝对优势领域几乎也同时是各自的相对优势领域。对于同时具有两种优势学科的省市，更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特色的优势学科。对于没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份，应该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学科里发挥力量，使优势更突出。
从各学科相对优势值比较看，社会科学研究能力比较强的省份差异小，而能力比较弱的省份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能力弱的省份相对比较优势更突出。
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情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这是西部所处地域环境的反映。
社会科学研究的地区产出与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的地区分布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研究产出能力强的省份也是拥有高等院校比较多的。
2.2 各地区相对优势学科领域比较
为了考察各省区相对优势领域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将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区25个学科的论文数汇总，也分别计算出各省区的相对优势领域。这样可以比较各省区前期和后期相对优势领域的变化。采用蛛网图可以清楚地显示相对优势领域发展的强弱变化。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东中西省份中各选取一个省份，东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陕西。
分析数据和观察图1可以看出：
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科学学科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稳定性高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强的地区学科结构稳定性高于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弱的地区，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不发达地区的学科结构更容易发生变动。
上海的民族学、环境科学和军事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统计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相对优势被消弱。湖北的新闻与传播学、统计学和文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而艺术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相对优势降低。陕西的人文经济地理、军事学和管理学相对优势得到大力加强，而体育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相对优势降低。
2.3 各地区学科结构比较
各地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异同和变化可以通过两个指标加以测定：
从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庆、河南、内蒙古等结构稍有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广东等；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较弱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大，如青海、海南、黑龙江和江西等。
总体上，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变动低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第一大学科，远远超过其它学科。
北京、江苏、上海、湖北和广东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它地区具有少量的绝对优势学科，每个地区都拥有数目不等的相对优势领域，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国各地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特色与优势并不突出。
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首先要结合本身具有的学术优势基础和特色。各省区优势领域的存在与各省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强弱有很大关系，所以各省区选择和发展社会科学，应主要结合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分布力量，特别是各地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和社会需求。其次，在选择学科研究重点时，必须确立学科主体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并以此为重点加强建设。在选好方向的基础上，建设和培养学术梯队，没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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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国外语言学界掀起的文化热打破了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模式影响下，文化学习模式被视为理解课文，文化知识的习得建立在文学作品的课文的理解和翻译上。人们认为，外语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际双方始终进行着一种文化协商。美国语言学家Lado也较早提出语言教学应当包含文化教学。1957年他出版了《跨文化的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科学的方法》两书，都明确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使有关研究文化教学的文献陡然增多。语言学界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由浅入深，在语言教学中实施文化教学的观点从理论上被提上议事日程。如英国学者Michaelyram和美国学者Ned Seelve，Gaff Robinson等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结合文化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家Hymes在他的名作《文化与社会中的语言》、《论交际能力》中首次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导致了语言教学领域方向性变革，正是他赋予了社会交际与文化因素在语言能力中的崇高地位。至此，语言学界在文化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成功。
虽然70年代以前，外语教学中吸纳了一些文化内容，但教学中涉及的文化面较窄，有些文化知识并不是目的语本身所蕴藏的文化，尤其是交际文化涉猎甚少。70年代末，许国璋先生最早将社会语言学这一关注语言得体性的学科引进国内外语教学领域，这以他于1978年发表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应用》一文为标志，该文强调以语体的变化适应不同的交际需求，强调考虑交际文化因素。8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引入我国。由于交际教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很自然地，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较早见于何道宽(1983)的《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交际》和胡文仲(1985)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听、说能力要求愈来愈高，反映在英语教学中，所学语言的跨文化因素和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在语言文化的不同层次上展开了许多研究。1980年许国璋先生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率先发表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论文。他在文章《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中区分了英语教学环境、中国文化环境和英语国家文化环境三种语言环境后指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应对号入座，进而首先揭示了词汇的文化内涵与英语教学的关系问题。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权威一一胡文仲教授关于跨文化交际的作品颇丰。1988和1990年他编写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学选读》两书着重从语言和非语言手段以及人们交往等各个侧面，论述文化因素对于人们交际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学生典型的文化错误并对如何进行跨文化教学进行了介绍。胡文仲还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他的专集《文化与交际》(1994)集国内44篇有关文化研究的论文成果于一体，给外语教学界的文化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因为该论文集中有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并对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克服和预防文化干扰，提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敏感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建议。还有其他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论述也颇丰。如贾玉新(1987)基于文化和交际的关系生动地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时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赵贤洲于1989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上的文章“文化差异与文化导入论略’，是较早提出“文化导人’概念的论文之一；邓炎昌、刘润清(1989)出版了《语言与文化》，该书采用英汉两种语言撰写，比较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讨论了使用英语时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和非语言交际问题；桂诗春(1988)在《应用语言学》里呼吁将社会文化项目纳入外语教学大纲，并介绍了几种进行社会文化教学的具体办法；高一虹(2000)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把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放在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中，并进行了科学有效的实证性的研究。进入21世纪，许多的大学教授、学者以及一线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也对文化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各地文化教学现状展开了实证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这些都对我国语言与文化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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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出版过的图书浩如烟海。如此众多的图书，如何选择，如何利用，对于图书工作者和使用者来说，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在图书出版、传播和典藏的过程中，图书评价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编制、出版发行、筛选、典藏和淘汰的过程。
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图书评价的研究，由于其出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相关数据统计困难等诸多原因，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相对薄弱和滞后。图书评价的主要方法基本仍停留在传统的定性分析层面。这种方法，虽然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易操作性，但往往规模较小，且带有主观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缺少定量化的精度和力度。
为了促进新环境新技术下的我国图书出版事业有序发展，增强我国图书出版的持续创新能力，提高我国图书出版的整体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全民阅读素质，我们需要通过研究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客观的图书综合评价体系，能针对图书的不同类型、特点和功用选择不同的指标，从多个角度对图书的质量以及在社会生活和科学活动中的作用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以得到改进和完善图书出版质量的方向和途径，同时，更好地发挥图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
2.图书评价文献计量理论依据
文献计量统计研究证明，文献的许多特征是有规律的。如：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发现学科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数量的多少依次递减排列时，可以分成对该领域论文有显著贡献的核心区，以及与该区论文数量相等的几个区，这时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1：n1n2……的关系。布拉德福在此首先提出了核心区的概念，后来的研究者们将这部分位于核心区内的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称之为核心期刊，而布氏揭示的这一规律也被后人称之为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离散定律。
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发现了引文分布规律：大量的引文都集中在多个学科的一小部分核心期刊中，而少量的引文则散布在大量的期刊中，因此，一个基本的、集中的期刊集合，就可以代表所有学科的核心。这一“集中效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并不随时间推移呈现出显著变化。这就是著名的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
美国文献学家特鲁斯威通过对文献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20%的馆藏，就可以满足80%的流通需求。他据此认为，帕累托的80/20定则同样适用于图书馆活动，并可用作确定图书馆的核心馆藏的参考。同样地，图书使用情况也存在类似的核心效应。
上述研究揭示了文献的使用特征确实存在集中和分散的规律，即少数文献集中了大量的使用量，而其他大多数文献只具有少量的使用量，因此，我们认为，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图书评价研究。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文献计量统计的方法对图书进行评价，筛选出少数使用量和影响力都较大的核心图书。
3.中文图书评价体系研究原则与方法
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图书评价体系，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和范畴图书之间的差异，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数据和事实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全面兼顾各类型图书的外在形式、内在质量、使用规律等各方面，设计互为作用和补充的多个评价指标，形成一套能达到最优化评价效果的多元互补的综合评价体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建立中文图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大致遵循以下3条基本原则。
（1）明确评价对象，分类型分学科进行评价。
图书品种繁多，包括各种类型。有学术理论专著、实用技术图书、科学普及读物、大众通俗读物等等。不同类型和范畴的图书，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内容各不相同，特性也各不相同，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和衡量，因此，我们在进行图书评价时，应针对各类型图书的特点，设立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进行分类型分学科的评价。
（2）多指标综合评价。
要对图书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成功的关键之一。能反映图书质量和水平的因素很多，因此，在构建图书综合评价体系时，必须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和评价目的，进行全面分析，从多个角度考虑设置评价指标。在评价指标选择完成之后，还需要认真分析选择评价指标统计源，只有以准确客观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
（3）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图书的定性评价方法是由学科专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图书的价值做出主观判断的方法。它的优点是简单易行，权威全面，但往往也会受限于专家的个人学识、偏好等因素，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定量评价方法强调数据计算，具有客观化、精确化、标准化的特点，但同时也会因为选取的评价指标自身的完善程度、统计数据的质量水平等种种原因产生偏差。所以，无论是定量评价方法还是定性评价方法，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局限性。正因为此，科学合理的图书评价体系，应考虑从多维度视角对图书进行评价，努力将各种指标数据与专家评议与用户评议有机结合起来，寻求两者平衡的最佳结合点，以求得到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价结果。
4.构建中文图书综合评价体系
根据上述中文图书评价体系研究总体原则，我们通过“德尔菲专家调查”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图书评价的各方面因素，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中文图书综合评价体系，其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其中，有关图书编辑质量的评价在图书的质量管理规定中都有较成熟的标准和规范，我们就不在此详细论述了，重点介绍有关内容质量评价部分的设想。
如何对图书的内容质量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图书的内在价值的评价，包括对图书内容的思想性、创新性、科学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等多个方面的分析比较；二是对图书的使用价值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图书的影响力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上。对这些价值和效应的评价，其中有些可以通过定量指标来进行量化测算，有的则是难以计量的。因此，我们在构建中文图书内容质量的评价体系时，选择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来综合考虑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价。
4.1定性评价方法和指标
定性评价是指根据人们的经验和主观认识来直接判断和确定图书价值，与定量方法相比，它更强调对评价对象的主观观察、归纳、判断、分析，侧重于对图书难以量化的内在价值部分的把握，因此，我们在设计确定定性评价指标时，更多考虑的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从整体着眼，努力平衡指标的“充分性”、“通用性”和“适用性”，使得评价指标体系既能满足多样化需求又同时具备可行性。
“中文图书综合评价体系”在评价图书内容质量方面共设置了“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等8个定性指标，基本涵盖了评价质量所需的各个方面。
如何使用上述定性评价指标对图书进行综合评价，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般我们可考虑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将各个具体指标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请专家根据各个具体指标进行评分，评分结果直接纳入评价数学模型。这种方法数据更为精准，但操作难度大，可行性较差。第二种方法则是由专家根据上述各个指标，结合对该图书的整体认识，直接给出综合评价结果，这种方法易于操作，更适用于较大规模的评价，但缺点是在精准性上有所欠缺。
4.2定量评价方法和指标
定量评价主要是通过对图书或与其某部分特征相关的定量指标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和数据分析，来评价图书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功用，它更强调数据统计和计算，具有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等优点。
在定量评价指标方面，我们共设立了8个指标。包括：
（1）被引频次。指被评价图书在统计年限中被期刊或其他图书引用的次数，以此来表示该图书在科学学术交流中被利用的程度。
（2）借阅频次。指被评价图书在统计年限中在图书馆等文献情报机构被读者借阅的次数，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该图书的被使用情况。
（3）被摘频次。指被重要检索工具摘要或书评的次数。
（4）网络下载频次。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图书的使用和阅读提供了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平台，图书的数字化出版、网络化传播日益广泛。为了适应这一新的趋势，我们在计量评价时，也设立了相应的网络下载频次指标，通过统计图书在互联网上被下载阅读的频次，反映图书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情况。
（5）获奖频次。指在图书评奖活动中的获奖次数。它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图书本身的质量和社会对其的评价，可以借鉴吸收其他项目的图书评价成果，进一步提高对图书质量的评价作用。
（6）出版次数。指图书再版的次数，是反映图书被利用的持续程度的重要指标。
篇8
一、人文医学:人类医学发展的新趋向
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医学知识体系的特点审视医学的发展历程，人类医学经历了原始医学(神学)、经验医学、现代医学(生物医学)以及当前正在悄然兴起的人文医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四个发展阶段。在世界的近代化之前，支撑人类医学发展的动力主要局限于神学迷信的启示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300余年间，古老的医学才渐渐摆脱了神学迷信的误导以及狭隘经验主义的束缚，走上了重视实证研究的医学发展道路，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形成并很快突显出来。生物医学模式建立在生命科学基础之上，坚信任何病变都可以在生物的器官、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等方面的形态变化或化学反应中得到体现，并且能够认清导致这些变化和反应的特定原因，进而对病变组织提供针对性的高效疗法。生物医学模式的哲学基础是“还原论”，这种哲学认为，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是构成一切生物过程的基础，因此，一切复杂的生物过程都能够被还原为最基本的物理过程或化学过程。事实上，生物医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生物医学的知识体系尚难以精确阐释人类及其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因为人类身体的生物变化过程远非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那么简单;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精神的过度蔓延导致了“科学主义”与“技术至上”在医学领域的肆虐，其结果就是医学领域的科学迷信以及该迷信对人自身的异化:在科学独尊思潮的强烈冲击下，生物医学虽然在对人类种种疾病的抗争中高歌猛进，但却脱离了人性，丧失了人文精神。
医生专注于病人肉体疾病的治疗研究而忽视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医疗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治疗效果，医患沟通反而更加不畅，医患关系反而更加紧张。医疗改革只注重医院硬件的建设、医疗设备的改进，却忽视了作为医学主体的人的满意度才是医改成功的根本标志。“人文精神的失落，又带来了医患关系的物化以及医疗行为的商业化倾向、医学目的的失人格化等等。‘只见疾病不见病人’是生物医学的根本特征和危害之源。”［2］众多的研究数据和疾病防治的实践向人们展示，单凭生物医学知识体系难以彻底解释人类的健康保持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特别是对于很多非传染性疾病而言，除了生物因素引起外，病人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人文因素也是主要诱因，即便是以生物因素为致病首因的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在疾病流行和控制方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心理等人文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注重全方位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即人文医学模式应运而生。
二、重释医学技术内涵:人文医学对现代医学技术内涵的批判与革新
人文医学理念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现代医学只注重自然技术而忽视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这一取向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结果。时展的局限性时常会导致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长期以来，人们只认可和推崇自然技术而忽略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这就使得技术观念更加物质化，自然科学技术被异化。正如瑞士哲学家和神学家布鲁纳在谈到缺少人文哺育的现代科学技术时，对技术的异化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技术的每一进步不只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每一发明均导致相应权力的增长，而社会中权力的每一增长均会导致社会平衡与秩序受到威胁。”［3］歌德的叙事歌谣《魔术师的门徒》［4］的故事可以充分说明他的这一论断。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机警的徒弟偷偷学会了师傅用来召唤神灵的咒语，便独自命令神灵帮自己提水，但他还未充分享受自己的得意之作时，便陷入了绝顶的恐惧之中，因为他无法控制神灵停止为他提水，结果他处于被溺死的边缘。布鲁纳提醒现代人:“现代人在自然面前的优势达到了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当人们凭借着技术控制了自然，他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技术，反而愈来愈受技术的控制，为灾难所威胁。”［5］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是这类异化结果的有力证据。这主要表现在，掌握了先进专业技术的医务人员面对患者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生杀予夺”的身份优势，缺乏人文关怀的医生只是机械地运用先进的医疗手段诊治疾病，而忽视患者的精神心理及众多其他需求，在医患对话中没耐心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甚至有的医生乘病人之危故意开大药方、收回扣，对贫困患者倍加歧视。而病人对医务工作者的信任感也骤降，“没有患者及家属的积极参与、理解与支持，更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和谐，医患纠纷增多，医学信誉降低等问题的出现”［6］。医患沟通不畅加重了医患关系的恶化①，甚至发生了病人采取极端措施报复医生的事情，对医生的正常工作乃至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人文医学扬弃了医学技术仅仅包含自然技术的现代医学观点，主张医学技术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等多重技术包构成的一种综合技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医学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医学实践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7］
事实上，对于一切完备的技术来说，纯粹孤立的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都是无以成立的。“在技术门类中，包括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且所有具体技术都是这三类技术的结合。”［8］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技术、人文技术作为基础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社会技术、人文技术要充分发挥其效用，也必然离不开自然技术这一有力的工具。就临床医学而言，医学的对象是社会的人，而人的社会性要求医生不仅要研究健康与疾病，还要研究作为独特个体的病人，更要认识社会规律，正确认识疾病、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医学是知识性、社会性、艺术性的综合体，这是医学人文化、人性化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医学的本质就是人性化，医学乃是人学，从医者必须带着人性去发现并呵护人性。“人文医学作为一种医学模式，其根本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医学，而不是现代医学的以人体的有关疾病和健康的科学的知识体系为核心。”［9］因此，医患间重要信息的充分沟通、情感的正流，以及医生对患者的权利的保障、人格的尊重、希望的感召、精神的慰藉、情绪的安抚等等都是尤为重要的。现代医学也因此应该吸纳更多的人文营养: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文学的情感、哲学的思维等，并以此作为现代医学的人文基石。人文医学意识到了现代医疗卫生活动已突破了狭隘的医学知识领域而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医学的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临床实践中，任何一种技术的缺位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医方要想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唯有综合运用人文、社会和科学等方面的技术，从环境、社会、心理等视角全面诊断病因，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帮助。
三、人文融入:临床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方略
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应及时回应当代医学的人文医学发展新趋向，在人文医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按照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培养目标，通过培养人文化了的临床研究生导师，改革当前的研究生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制定恰当的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并大力营造人文医学的文化氛围，确保临床医学研究生适应人文医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1．树立人文医学的研究生培养目标
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是培养模式变革的先导，明确具体的人文医学教育目标是开展人文医学教育的前提条件。人文医学模式推崇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生物、社会、心理、人文等多重学科的视域中来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健康，进一步挖掘医学的潜能，对临床医学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期待。高校作为培养高水平临床人才的摇篮，应当尽快回应人文医学模式发展的时代需要，必须改变医学教育只是生物医学或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的传统观念。因此，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在注重以培养研究生具备扎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和卓越的医学技能为目标的同时，还要以培养研究生具备充足的人文知识、健全的人文思维、自觉的人文医学精神为目标。首先，临床研究生要掌握一定的人文科学。从范围上讲，临床研究生应广泛了解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伦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从方法上讲，临床研究生应当学会用解释学和意义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情感、价值和观念。其次，培养医学生的人文思维。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制约，并用哲学思辨和道德法律等社会价值观指导医学的应用和研究。引导临床医学研究生不仅是运用单纯的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从医学的人文与科学相综合的整体出发，让系统、演绎方法与分析、还原、归纳方法实现有机的统一与综合。在崇尚人文精神的教育方面，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尊重主体人的价值，维护主体人的尊严，追求主体人的幸福，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关心人的精神生活，高度珍视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肯定和向往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2．提高医学研究生导师的人文素养
要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临床研究生，首先就要有具备了较高人文素养的临床研究生导师。因为导师在对研究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自身的人文素质会直接影响研究生的人文素质的养成，把知识教授给学生的同时也会把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并在潜移默化中用高尚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优良的作风去感化学生。可以说，人文医学化了的导师，是决定人文医学研究生培养成功的核心因素。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0］但是，当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导师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人文知识的积累。究其原因，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医学研究生导师基本都是医学科班出身，接受的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要远远多于其接受的人文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便造成研究生导师自身人文素养不高、人文知识缺乏、人文见解肤浅的情况。因此，必须着力改善医学研究生教师的知识结构，加快人文素养培训步伐，提高医学专业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人文素养，使医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们能够自觉地保持良好的师德，树立丰富而清晰的文化意识。首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将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纳入师资队伍建设的规划，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是实现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目标的根本保证。其次，以考评为指挥棒，将文化素养作为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考核的主要内容，激励广大教师热心投入人文教学，增强他们自觉提高人文素养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再次，以制度为保障，通过出台导师遴选办法、导师管理条例、导师职责等相关文件，遴选出一批人文素养较高、德才双馨的教师担任研究生课程教师及研究生导师。最后，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可通过本校人文专业经验丰富的教师定期举办面向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师的人文素养培训班，或与其他人文专业实力雄厚的院校进行资源共享，邀请人文专业相关的专家做讲座或者开设相关课程。
3．改革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课堂是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人文素质培育的重要载体，强化医学专业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不应忽视改革，充实现有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设新的能有效提高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的课程体系。首先，应该开设一系列完备的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例如医学哲学类、医学伦理与医学法学类、医学文化类、医学语言与信息、医学教育与人才、医学管理与医学经济类、医学社会学类、医学史类等课程。此外，也可以尝试开设一些医学与人文相交叉的课程，如“生命文化”课和“生物美学”课。其次，应当在临床医学课堂中渗透人文科学的讲解，这样，在医学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对研究生既进行了潜移默化的人文素质教育，也增加了专业课程的趣味性。最后，应当鼓励医学研究生积极选读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充实公修课的课堂内容，扩大选修课的设置范围，并在校园或者教学医院开展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应不断改进人文课程教学方法，使医学研究生人文教育方法更加有效和丰富。人文精神是深层次的观念，而人文知识只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载体。人文素质教育实质上是对人精神层面的智慧启迪，而不是人文知识的简单灌输，一个没有人文精神而只是铭记人文知识的人就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储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方法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使外在于临床研究生自身的人文知识内化为其自身的“人文精神”。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法，有效激发临床研究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可以将教学素材进行鲜活化处理，将人文知识拍成电影或电视纪录片，有效避免单纯向学生灌输人文知识所产生的弊端和不良效应。还可以在课堂上引导临床研究生针对人文问题进行辩论，定期在临床研究生群体中举办人文知识学术竞赛，鼓励临床研究生发表人文科学方面的论文，对于发表人文科学领域论文的临床研究生给予一定奖励，促使临床研究生主动涉猎更多的人文知识。此外，应将医学研究生人文教育贯穿于临床实践的全过程，把人文精神渗透到教学医院管理工作流程中，并重视在医学研究生的科研实践中加强人文教育，通过科研训练培养其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尚的学术道德，激励临床研究跨学科研究人文医学课题。
4．完善人文医学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制度和评估细则
建立充满人文关怀的体制机制是培养医学专业研究人文素养的重要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所谓规矩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其功能在于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引导，重点培养医学专业导师和医学研究生重视人文、热爱人文的学习习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规章制度，应当囊括针对导师的教学、科研管理方面，医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管理方面，以及对教育行政人员的管理方面。鉴于医学研究生读研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医院见习实习，因此，教学医院也应该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着力提升全体医务人员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营造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的医院工作氛围。在教学医院参加临床实践的医学研究生自然而然就会融入到人文医院的大环境中来，成为教学医院关涉人文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对象，不断提升自身人文素养。只有在这样富有人文关怀的体制机制下，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导师、研究生及教学医院相关人员之间才会形成共同注重人员教育的合力。此外，还应当建立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的评估反馈机制，促使医学研究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例如应摒弃研究生做科研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习惯，建立医学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评价体系，从严要求医学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并且，笔者建议裁掉医学研究生的硬性指标，弱化以科研结果评价医学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同时强化对医学研究生科研方法、科研操作技能的考核，严格对医学研究生原始科研数据的审核。因为科研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每个研究生都在一两年内出“成果”是不现实的，有些踏实做科研的研究生不一定能够取得理想的实验结果，而一些研究通过“处理”实验数据，就造成了大量的所谓“虚假文章”的存在。总之，建立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应仅限于通过发表既定量的论文，参加某一类型的考试来进行考核，而是应当整合心理测试、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考试、学术道德评价体系、诚信记录系统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在对医学研究生的毕业考核中，除了严格的专业考核外，还应当加强对其人文素养的综合考核。对于人文素养考核优秀者予以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应暂缓毕业，直至考核达标为止。
5．注重营造人文医学的文化氛围
建设高品位的医学院校和教学医院文化，营造人文素质教育的良好氛围，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校园文化和教学医院文化环境具有潜在的教育功能与价值，是医学研究生教育隐性课程的一部分，对临床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提升境界、陶冶性情、修养礼仪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医学研究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校园和教学医院度过的，要提高临床研究生的人文素质，自然不能忽视文化的隐性课堂功能。高校和教学医院应积极营造浓厚和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氛围、人文学术环境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影响和熏陶，形成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文化艺术环境，逐步提高临床研究生自身的文化格调与品位。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方面，应强调用中国传统人文医学精神充实校园文化内容，因为人文思想极厚重的仁善文化就深深根植于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医乃仁术的思想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对历代医者均有深刻影响，对中国传统医德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医学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充分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形式方面，组建多种形式的大学生自治的人文科学爱好者社团组织，通过定期举行各种有益于身心发展的文化艺术、人文社科以及社会热点等内容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邀请专业文艺团体进校演出，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科技文化活动、审美鉴赏活动以及艺术创作等形式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氛围。事实上，仅靠学校和教学医院来进行文化育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人文医学文化的营造进一步从学校延伸到社会，才能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中，锻炼医学研究生的沟通技巧、合作精神以及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学校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医学研究生深入基层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传、送医上门、社会调查及社区服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让他们积极感应基层文化气息，认真了解社会大环境下的医疗人文环境，亲身感知和体验人文精神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人文素质。
注释:
①医患关系的恶化当然不能只是从医务工作者找原因，体制的不健全、病人的不理解也是很关键的原因。此类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解决。而医学院应当积极发挥其培养医学人才的天职，通过检视当前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的不足，改进当前的人才培养方式，以培养适合时展需要的未来医务人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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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中国地理学的开先河之作
1858年（咸丰三年），英国人慕维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出版。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写的地学文献。慕维廉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轩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经济、宗教。他的中文著述还有：《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及《知识五门》。《地理全志》由“广学会”发行，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该书分上、下编，共十五卷，线装木刻本。上编主要讲地理，除总论外，分别论述亚西亚、欧罗巴、阿菲利加、亚墨利加、大洋群岛等五个地域，“分文、质、政三等”论述。下编主要讲地质，标题是：地质论、地势论、水论、气论、光论、草本总论、生物总论、地文论、地史论〔1〕。 将世界地理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之后，上海还陆续出版了《绘地法要》（著者不详，金楷理、王德均译，1875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地绘图》（富路玛著，傅兰雅、徐寿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候丛谈》（著者不详，金楷理、华衡芳译，1876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测绘海图全法》（华尔敦著，傅兰雅、赵元益译，1901年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等介绍西方地理学方法技术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图》、《平园地球图》（两图均为江南制造总局出版，年代不详）等地图。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张相文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二册，上海南洋公学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四册，上海兰陵社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两书是我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印行总数达二百万部以上，为地理学知识在我国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2〕。
1908年，张相文著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地文学一词来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学），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发，至民国二年（1913年）已发行了第三版〔3〕。 作者鉴于当时一般的地文学著作不是译自东洋就是西洋，故撰此书，“会萃各大家学说，博引旁搜，一切证例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力求“亲切详瞻”〔4〕。 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可贵的创举。
张相文在《地文学》绪论中，一开始就说：“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济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无味，而於他学科亦多互相关联，如天文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人种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莫不兼容并包，以为裨益人生之助。……于以统合各科，而蕲进于实用，此地文学所以为最重要之学科也。”此言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地文学》一书，篇幅不多，全书共197页， 附中西对照表长达13页，附彩色图十余幅。该书的特点主要有：
（1）内容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五编。
（2）“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如讲到太阳系的形成时， 介绍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说。
（3）对于旧地学家迷惑不解地许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学地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例如，在讲到片麻岩的形成时说：“原始界（太古界）岩石，层理清晰，乍见儿如水成岩，而其成分则为结晶质；又与火成岩无异，是为化形岩（变质岩），大抵受地下之热力与压力，使最古之水成岩，悉数融解，再为凝结，逐变为片麻岩。”
（4）重视联系中国实际。“举为例证，以本国为宗， 其为中国所无，或调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关系者，兼及他国”如讲到地质时代各界、系地层时，就指出其在我国的分布，讲到河口泥沙沉积时，则以崇明岛为例而加以说明。
（5）“尤时时注意实用，如防霜、避电、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举其要，以为实地应用之资”。
二、活跃的地理学术组织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一段颇为繁荣的时期。除了继续介绍国外地理学的知识和思想外，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活动逐渐地活跃了起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活动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先后出现“中华地学会”、“建国地学社”和“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三个地理学术组织，并发行了《地学季刊》和《地理之友》两个地理学术刊物。
1.中华地学会及《地学季刊》
中华地学会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绥成（中华书局编辑）、 盛叙功（暨南大学教授）、李长傅（东方舆地学社兼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编辑）、丁绍恒（大同大学教授）、刘虎如（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人发起，先后参加会员约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会员，外地会员约20余人，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辽宁等地。
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地学季刊》。1932年1 月创刊号出版，共刊载18篇文章，合计约20余万字，由大东书局印行。“发刊词”称：“地学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关系，使吾人于世界各处之风土人情，能详释其因果，寻求其系统，以明今后应如何改造之途径。……同仁有鉴于此，组织中华地学会，以期交换知识，发展地学。内而国计民生，外而国际概况，俾有真确之认识。期有裨益于中华之建设，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学季刊》一卷四期出齐，共80余万字，此时由于印刷困难，1935年2月2日举行第三次年会，讨论季刊的继续出版工作，并修改会章，改选职员，聘请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桢、金兆梓、翁文灏、费伯鸿、舒新城、为名誉会员，选举葛绥成、李长傅、盛叙功、丁绍恒、顾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绍唐为执行委员、葛绥成为总务主任、李长傅为编辑主任、褚绍唐为干事。《地学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学会自行印发，每期约15万字，内容理论与实际并重，着重系统研究和现代趋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约50余万字，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总经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约代售处。
1937年抗战开始，因会员分散，季刊无法继续出刊，学会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学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计约130万字， 刊载各类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续载7篇，译文24篇，如不计续载则为117 篇）。其类别为：1.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思想的论文6篇；2. 经济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国地理28篇；5.历史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地名学及地理学家）19篇；6.外国地理6篇；7. 地理教学9篇；8.游记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书目及书刊评介3篇；11.国外地理动态及会务报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种思潮都在此汇聚。当时上海地理学的领域中部分人士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介绍新哲学观点的地学刊物。这方面的文章计有楚图南的“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李长傅的“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2卷1期、2期）、“转形期的地理学”（2卷4 期）等约10多篇。
楚图南在“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绍了新社会派的人文地理学的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最先的渊源，当然要从嘉尔（即马克思）算起，他的《资本论》的名著里已经提出了经济怎样为一切历史建筑或社会建筑的基础。由于经济手段或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历史或社会也不能不随之而变化。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地理学上的问题，即人地相关的问题。于是发生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自然契机（因素）规定了呢？还是社会契机（因素）规定了呢？据蒲列哈诺夫的意见，自然环境是最终的规定。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则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媒介而主要地影响人类，这便是这派人文地理学的最基本见解或根本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初应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体系的大致规定，则始于威特福噶尔诸人的《地理学批判》。”李长傅在该刊二卷中连续发表了四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地学观的文章。他在“科学的地理学的新转向”一文中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后指出：“人地关系的缺憾，据威特福噶尔之说，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与地的中间项的劳动过程漏掉了，其结论是任意规定，虽有时正确，但常常半正确，甚至完全错误。要救济这缺憾只有利用辩证法的唯物论”。他又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一文中认为：“正确的地理方法应是辩证唯物论，它应用于社会科学即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科学即自然辩证法。人对自然的活动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因此发生人对自然、人对人们二种活动……，自然以劳动过程为媒介，才能在人类之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学的现象，其主动力不在自然、不在人类，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文还引介威特福噶尔的图式，说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这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中心思想。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文章不得不用隐晦的词句论述，如资产阶级为“布尔乔”，马克思为“马卡尔”、“嘉尔”等巧妙地躲避当时政府的审查。
《地学季刊》中关于中国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长傅的“中国地理区域论”（1 卷1期和3期）两篇文章是比较系统的中国地理的区划研究。前文介绍了中国各种地理分区（如张其昀、翁文灏、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顿、洛克斯比的分区和田中季作的东北分区等），并加以评论，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见，分全国为25个地理区。后文分为绪论和本论两段。绪论历述地形区（野田势次郎、史密斯、李长傅）、气候区（竺可桢、甘德楼）、生物地理区（邹树文、钱崇澍）等部门分区及综合分区（张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长傅等）。作者将全国分为北部、南部、东北及西北四大区，26个分区，并论述了各分区的特征。以上两文是我国三十年代较系统的地理区划研究论文。
李长傅的“中国湖泊的研究”（1卷4期）论述了湖泊的意义、分类、成因、变动与人生的关系及我国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为我国早期系统的全国湖泊研究论述。
褚绍唐的“中国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对我国205 个较大的城市，从地理位置、腹地条件、水运和气候条件及经济基础分析了我国都市的地理因素，为我国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学季刊》在历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图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卷3期）。该文讨论了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发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关的科学、历史地理学与唯物辩证法、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目的等。作者还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地理，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说明历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历史的地理因素或条件，来阐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性质和发展的过程。
在地名学方面，葛绥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论述了地名的意义、种类、构造、变化、同地异名及别称、地名和国语、翻译地名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是我国最早较系统的地名研究论述。李长傅的“扬子江名称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时即有扬子桥，扬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扬子桥设扬子县， 扬子津扬子江之名已散于诗歌文章中。当时扬子江仅指扬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顺治十五年）马尼刺大学教授D.F.Navarette始称中国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译为扬子江，并谓此江发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者马卡尼（Marcartney）至扬州，称自此至扬子江岩约二英里，此后在国外的文献中，遂多称全江为扬子江。
关于地理景观方面的论述，葛绥成的“景观研究（1卷4期）论述了文化景观、空中摄影、景观综合、景观论等内容，主要根据日文材料，此文为我国介绍景观论的早期论述。
转贴于 此外，还有盛叙功译介的日本黑正岩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 1卷1期、2期），德国威特噶尔的“中国农地的灌溉问题”（2卷2期）和“中国治水事业与水利事业”、丁绍恒的“中俄界约桌原委与边防之危机”（1卷1期）、葛绥成的“十年来的中国疆域和政治区划的变迁”（2卷1、2期）、褚绍唐的“中国地图史略”（1卷4期）、 楚图南译的“近代地理测量及绘图学之发达”（2卷2期）、何锡昌的“自然科学体系所见地理学之地位及其本质”（1卷3期）、张沦波的“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2卷3期）、葛绥成译Taylor.G的“环境和人种”（2卷 3、4期）等较重要的文章。以上说明，30年代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的《地学季刊》站在时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动我国地理科学发展的作用。
2.建国地学社
建国地学社由卢材禾（社长、复旦大学教授）、乐汉英（上海艺术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陈闻远（南京朝报编辑）、卢毅（复旦大学教授）、黄望平（中华铁工厂工程师）、庄国钧（立达图书公司经理）、王成祖（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圣约翰、东吴大学教授）、黄国璋（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陆承荫（中华舆地学社绘图组长）、蒋天任（苏州中学讲师）、申广霆（暨南大学助教）12人发起。据他们向当时社会局申请备案〔5〕的理由称：（1）集合地理学者，研究专科学术；（2）联络会员感情，增进工作效能；（3）协助政府推进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国方案，以为政府之参考；（4 ）促进国民理解地理建国之重要，以养成正确之国家观与世界观。他们准备做的工作有：（1 ）聘请专家编辑地理教材，地图以及各种专门著作；（2 ）计划制作地理模型、仪器、照片，以应一般教学与普及之需要；（3 ）对本国各区域作精密之实地调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报告；（4）举行学术演讲；（5）搜集地学资料，会员约30至50人。据笔者访问当时活跃在上海地学界的现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钱今昔教授，该学会在上海虽未开展较有影响的活动，但当时的地理学工作者积极以地理学参加抗战后国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3.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
1947年8月31日，中国地理学会在上海召集年会， 讨论中学地理课程问题，因时间匆促，一时未能获结果，乃推举葛绥成、许逸超、褚绍唐三人负责召集上海中学地理教师作一讨论。9月10日， 中学地理讨论会在晓光中学开会，各大中学地理教师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绥成报告开会宗旨，许逸超讲述地理学教育的趋势。旋即讨论地理教学实际问题，如教学时间问题、高中自然地理教学问题、高中本国地理区域问题、各省区域面积问题、外国地名译音问题。讨论结果由于问题颇大，需较长时间讨论与研究，乃决定筹备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推举葛绥成、许逸超、王文元、邱祖谋、卢材禾、褚绍唐、陈尔寿、陈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为筹略委员。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会在市立育才中学成立，到会会员四十七八，会上洪绂先生作了中国省区改造问题报告，最后逐条讨论章程并选定第一届理监事。推举翁文灏为名誉理事长、王成祖为名誉副理事长、许逸超为理事长、葛绥成、卢材禾等14人为监事，褚绍唐为总干事、葛绥成为总编辑、洪绂、丁锡祉等11人为研究委员。该会成立后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为“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同时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均进行组织分会。武汉分会由邹新垓主持；北平分会由王成祖、李良骥二人主持；东南分会由李式金（厦门大学）主持；南京分会由孙承烈（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会由冯绳武（兰州大学）主持；昆明分会由王立本主持，贵阳分会由王钟山（贵阳师范学院）主持；台湾分会由任德庚（台北师范学院）主持。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已成一全国性的地理学术组织〔6〕。 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其旨趣拟本纯学术之立场，探讨新地学之真义，以效之方法，使达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辑地学之新资料，以谋有所贡献于我国之地理教育”。〔7〕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成立后，会务积极进行，1947年10月21日召开首界理监事会，并欢迎中央大学李旭旦教授由美国返国，开会时由李先生报告了美国地理教育状况，并决定该会刊物名称为《地理之友》，创刊号于1948年3月出版〔6〕。该研究会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灏在其发刊词中称：“地理研究对于国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类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我国科学地理师资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当，是人所共晓的事，以至三十年来的地理教育，始终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中。……但补救之道不外两点：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输正确观念和知识；二是服务地理界的同志，要从今后下决心训练自己，同时放弃一味室内埋首陈书的陋习，各就所在各地做实地考察。这样时日一久，自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负起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两期，第1 期文章有：许逸超“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洪绂“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绥成“记清代地图学家邹代钧”、丁锡祉“地理基图”、李震明“中国地形的区分”、杨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之变更”、马湘泳“钱唐江下游地形实察与今后潮汐之影响”、李震明书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宾共和国”、褚绍唐“修正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意见书”、章生道“北行纪要”。第2 期文章有：刘恩兰“我国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适用”，刘德生“台岛地形随笔”、卢材禾、秦华麟“台北区域地理”、徐俊鸣“河南的地理形势和军略价值”、陈尔寿“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銮“东北地理景观”、秦华麟“〔新书介绍〕谌译中国区域地理”、陈大森译“刚果河之游”。许逸超在“地理学的因素和原则一文中认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为两组九个，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个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据因果原则、通论原则、分布原则。分布原则是地理学特有的原则。“地面上任何现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义。火山的原因和现象，个别叙述，地质的意味很浓，但寻求火山的分布，并问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带要环绕着太平洋沿岸，这就是地理了。”很好地表述了地理学的特质。但文中也存在着当时地理学者将自然现象同人文现象简单类比的问题，“至于我们中国，有人说是老而不死的一个国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难推料。我们知道，这种由幼而壮而老而返老还童的轮回哲学，本是地形学的基本原则，今日人文地理的许多现象，也都可以引用了。”洪绂在“地理教育的目的”一文中提倡了地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地理学为中学初级教育重要之一门，应使学生认识中国大好河山，无尽之富源，与我刻苦耐劳之人民，从而引起爱国爱乡之念。学地理始知中国之伟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国文化之地理基础，以冀从因袭的，传统的文化根基上，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质方面，由目前在崩溃中的传统的经济重建科学的技术的经济，……。”李震明在“中国地形的区分”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地形的要点、分布、界线、几种特殊的地形（黄土、赭色砂岩、石灰岩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区（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东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适用”一文中讲述了区域的顺序、位置的意义、地形气候的比较、分布范围的确定、统计数字的应用、时事发展的诠释、风土人情的影证、风景区的描摹、图解的补充、中外地理的差别十个地理教材适用的问题。陈尔寿在“当前我国水利建设的三大要务”一文中论述了当时我国黄泛区的复兴问题，YVA （长江上游水利计划）的梦想和南北两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继续修筑和南方黄浦港的正式开辟）三大水利建设要务。在黄泛区的复兴问题中提出“不仅是希望这个区域能够恢复昔日的旧观，并且可以将‘工业农’的理想在这里作为试验，……”。它们反映了当时上海地理学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继编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学会成立，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逐并入其中，刊物停办。
三、地理教育事业与地理学著作和地图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国也是较早开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馆开设了地理课〔8〕；1876年创办的格致书院也开设有地理课〔8〕。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也开设了地理课〔8〕，1899年至1903 年中国近代地学大师张相文在此教授国文与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学高等师范专科开设了史地组，后在文学院下设史地系。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主要任课教师有：葛绥成、李长傅、邬翰芳、孟寿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学史地系成立，先后开设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气象学、地形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楚图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辉、许逸超、盛叙功、洪绂、王文元、褚绍唐、葛绥成等先后在此开课〔11〕。复旦大学在抗战期间成立了史地系，其设立的目的是：“养成能独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养中等学院史地课之良好师资”；“灌输全校学生以史地知识”〔12〕。开的地理课程有：中国地理、气候学、地图学、经济地理、地学概论、人文地理、亚洲地理、美洲地理、欧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锷、叶粟如、顾颉刚等曾在此任教。〔13〕
这一时期，上海凭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许多地理学著述，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有：葛绥成编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数学法》、《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地形学》等书；李长傅的《人文地理学》、《地理政治学》、《转形期的地理学》、《南洋地理志略》等书；盛叙功的《农业地理》、《交通地理》；丁绍恒的《近代本国地理沿革志》；张资平的《地图绘法和绘制》；楚图南的《地理学发达史》等书。地图出版在国内更是一枝独秀，大量的地图出版机构（如世界舆地学社、东方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中华舆地学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图。其中《申报地图》为我国的地图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申报地图》是上海《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习惯统称，是上海《申报》为创刊六十周年而于1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开始编绘的。它在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根据古今中外经纬测量成果，运用等高线，并采用分层设色法编绘，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它为我国地学所做的另一贡献是为我国培植了地图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张到日本小林又株式会社胶印厂印刷，印价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终确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国印刷质量较高的地图大都由当时《申报地图》培植起来的上海中华厂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从译介到独立研究不断发展；研究力量从个体到形成组织；内容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地理教育较发达；地理出版兴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国近代地理学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一个重要中心，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子贤：《简明地质学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页。
〔 2〕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 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
〔3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会议资料，存河南大学地理系资料室。作者为张相文堂兄弟。
〔4〕《地学杂志》创刊号：绍介图书。
〔5〕上海市社会局第五科36组55号（上海档案局全宗号6、目录号5、案卷号1807，该资料现藏上海档案馆。）
〔6〕“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务概况”，《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华地理教育研究会缘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页。
〔9 〕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学年鉴》民国十八年，藏华东师大档案馆。
〔11〕据华东师大地理系褚绍唐教授和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钱今昔教授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