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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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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路防护坡与生态环境建设的种类
(1)框格防护。在冲刷限于框格内的范围内时，可以采用框格防护和种草防护结合起来的办法，能够有效的提高防护的效果，另外还对环境有很大的美化作用。这种防护方式经常用在路基下边坡，这是一种辅的方式，除了一定的防护能力之外，还具有美化的作用，特别在互通立交范围内的边坡使用的最为广泛。框格形状可以随意做出各种形状，框格防护措施同时可以用于土质上边坡防护，一方面能防止边坡受到冲刷，两一方面还能起到美化的作用。
(2)边坡生态防护。边坡生态防护也就是边坡植被，是依靠植物的根茎同土壤之间的附着力来加固边坡的，这种防护方式既能减少水土的流失，还能保护生态，美化环境，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现如今这种防护方式已经收到广泛的使用。生态防护包括在边坡上种草、种树等，由于很多地区的可供挖取的草皮缺乏，因此种树就更便利一些;种草要选取耐寒、耐旱、根系茂盛的品种。
(3)封面。封面的防护形式包括抹面、锤面、喷浆以及喷射混凝土。①抹面和锤面的防护使用年限较短，在公路的使用机会比较少，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边坡上还没有使用过，针对路基较低的情况时可以使用抹面防护的方法，适当的加入一些草籽，一方面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能起到绿化的作用。②喷浆和喷射混凝土这两种防护方法通常用在坡面不整齐的边坡上，能够有效的封闭边坡上的裂缝，方式水流的进入，从而防止裂缝的侧向水压了冰裂，另外还能防止边坡岩石继续风化。
(4)护坡。所谓护坡就是指在稳定的边坡上铺砌块石或混凝土预制块等材料，防止水流对边坡的冲刷，护坡的铺砌方式通常采用浆砌。这种防护措施多用在河滩或是一些滞洪区域的路基上，防护的高度要在洪水位加上浪高和壅水高之上;除此之外，对路基边坡侵占河道时也要使用这种防范措施。在软土地基的路堤护坡，在没有水流冲刷的影响下，也可以采用干砌片石护坡，能够有效的适应地基沉降而导致的边坡变形。
(5)护面墙的修筑。护面墙是上边坡的一种最有效的的防护方法，护面墙就是为了防止环境对软质岩层、挖方边坡以及容易受到侵蚀的土质边坡而修建的墙，护面墙常见于泥质土层、软质岩层以及破碎的岩石地段，能够有效的防止边坡受到风化，防止上述所说的三种崩塌问题的出现。护面墙可以分为三种:孔窗式护面墙用于有坡度的边坡上，实体护面墙适用于大多数的土质以及岩石边坡，拱式护面墙适用于岩层比较完整的边坡上。护面墙的顶部采用原土来夯实，能够有效的防止水流冲刷对墙体产生的破坏，在修筑之前要对边坡进行清理，把松动的岩石和土层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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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动物学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开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而所谓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篇4
1.1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原则
生态建设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基本出发点，以人为本，使人与人、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资源供求等各方面协调一致。
1.2土地生态适宜性原则
生态建设中，应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充分考虑土地生态系统固有的生态条件对各类土地利用的适宜性。
1.3可持续原则
生态建设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立足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协调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力争使综合效益最大化。
1.4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中。农田生态系、林灌草生态系和城镇村生态系等子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不均匀分布的，我们称之为土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维护土地生态系统异质性，有利于维护土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促使处于平衡的群落容量增加而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
1.5因地制宜原则
土地生态系统不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要素(如地质、地貌、土壤、水文等)存在一定差异性，土地生态系统在空间上有严格的地域分异性，因此，生态建设应立足差异，因地制宜，确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生态建设方向。
2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
2.1小流域建设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第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随着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逐年实施，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相应提高，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形式，形成了科学合理又符合当地实际的土地利用结构。
第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的比例有所协调；形成了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对大于25。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荒山荒沟整地造林，合理实施治理水土流失工程，增加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起到了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的作用。同时地表植被的增加，对改善流域小气候，维持生态平衡起到显著的作用，充分显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对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后劲的作用。
第四，建设生态经济。在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中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下的经济发展。合理布局生产力，处理好治理、开发、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生态型的产业化、商品化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以生态综合治理开发为基础，生态的综合治理开发以发展生态经济为目标，既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又充分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几种经营。
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在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同时，提高了科技普及率，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科技示范点、示范户，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引进和推广各类高科技农业实用技术，形成一种养加结合、产供销配套的路子。
2.2创建文明生态村中土地利用模式优势分析
“文明生态村”在农业生产上，既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又能延长二、三产业链；既能创出名牌产品，又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既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又能使光热水土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创建文明生态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又调整了农业结构，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生态农业；既解决农村道路硬化和“五乱”陋习，又实现农村美化、绿化、净化和沼气化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与城市园林型、生态型、现代化的定位衔接；也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又使农业生产得到可持续发展。
2.3庭院生态农业模式
庭院经济除了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如：灵活多变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投资小、风险低、收益可观，为农村提供新能源，改善农民居住生态环境等特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优势。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以庭院为基础，进行集约化商品生产，充分利用地下、地上空间发展。高效利用劳动力及时空资源，以庭院为基地建温室。冬季增加一季生产，充分利用空间时间及家庭劳动力。高效的资源利用产生可观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效益，养殖因条件适宜，从而周期缩短，饲料利用率提高。沼气发酵产生优质能源，同时节电、节煤，降低生产成本，气体效应及沼渣、沼液、禽畜粪便提供的优质肥料，可减少化肥的使用，在改良土壤结构的同时降低农作物生产的成本，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庭院经济可因地制宜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合理的利用生物资源，组织有效的循环系统，使通过绿色植物的初级生产所获得的生物能得到多次循环利用，从而提高农业生态经济效益。
3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的措施
3.1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实施生态规划
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原则，集约化利用和经营各类用地，着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力求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应大力开展以林草植被的保护、恢复和重建工作，采取小流域人工植树、种草和建设农田防护林网的方法，提高区域地表植被盖度。建设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生态环境治理示范区，局部辅以部分工程措施，包括拦河坝、防洪堤等，充分发挥生物技术和工程措施的综合效益。
3.2严格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国情是耕地数量大，基本农田多，由于人口基数大，导致人均耕地少。但是，近几年，耕地被占用的数量也是相当之大的，应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为此，首先，要实施耕地动态平衡战略；进行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措施，及时的补充耕地；其次，要加大物质投入，科学施肥，防止耕地退化，提高耕地生产力，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再次。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排涝、防早、除渍，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质量。同时，要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避免和禁止用污染水资源灌溉农田，尽量少用或不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开发利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农药、生物农药和生物降解剂，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完善农田基本设施；大力推行节水栽培技术，减少肥、药流失量。提高肥药利用率。减少农业污染，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
3.3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的机制
在土地合理利用的决策中，既要保证经济的高速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尤其是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又要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区域发展中建设项目的评价、生态安全的评价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这除了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受到人类自身知识缺陷和认识边界的限制。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因此，建立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可以有效的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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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美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一门哲学学科，然而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特殊的结合点。生态美学就生长在这个结合点上。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
二、从文化立场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西方环境美学是中国生态美学发展与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参照。从文化立场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都是以保护当代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早在1966年，英国学者罗纳德·赫伯恩就发表了《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赫伯恩也因此文被称为“环境美学之父”。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产生的。从时间上看，中国生态美学明显接受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资源。
然而，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产生的时代、地区以及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环境美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逐步深化的时期，人们发现仅仅依靠经济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必须将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审美相结合，于是，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国生态美学建设面对的是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重要求。
三、从字意学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字意学的角度来说，“环境”与“生态”也有着不同的含义。英文中“环境”（Environment）有：围绕、包围、围绕物等含义，明显是外在于人的事物，与人是二元对立的。而“生态”（Ecological）的含义则是：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其词头“eco”有：家庭的、生态的、经济的等含义。“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将okios（“家”或“家园”）与logos（研究）这两个希腊词组合而成的。因此，“生态”一词除了有生态学的、生态保护的等含义，还有居住、家园、逗留等含义。
四、从美学内涵的角度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从美学内涵的角度来说，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这两者中，生态美学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综合了人类一百多年来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探索成果。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人类努力寻找着人与自然生态的科学关系，经历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苦痛教训。事实证明，人类作为生态环链中的一员，与所有包括在内的物种处于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的绝对平等观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即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综合与调和，汲取二者的有利因素、摈弃二者的不利因素。生态美学也正是以这种“生态人文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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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铁路、水利等工程建设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其工程规模大、项目多、涉及面广，土石填挖工程形成的大量土石边坡，破坏了既有植被，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以往通常采用单纯的工程防护，如浆（干）砌片石、喷锚防护等，这些工程措施都导致原有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滑坡、边坡失稳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和工程问题。国家已经十分重视工程建设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国务院下达了［2000］3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绿色通道建设的通知”，工程建设中的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已提上议程，这对整个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2.边坡生态防护现状
近十多年来人们开发出了多种既能起到良好边坡防护作用，又能改善工程环境、体现自然环境美的边坡植物防护新技术，与传统的坡面工程防护措施共同形成了边坡工程植物防护体系。
根据不同的边坡土质条件，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法和施工工艺可将边坡植物防护技术分为：①人工种草护坡；②平铺草皮护坡；③液压喷播植草护坡；④土工网植草护坡；⑤OH液植草护坡；⑥行栽香根草护坡；⑦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⑧客土植生植物护坡；⑨喷混植生植物护坡。各类边坡植物防护技术的主要作用及应用条件各不相同。
2.1人工种草护坡
人工种草护坡，是通过人工在边坡坡面简单播撒草种的一种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多用于边坡高度不高、坡度较缓且适宜草类生长的土质路堑和路堤边坡防护工程。具有施工简单、造价低兼等特点。但由于草籽播撒不均匀，草籽易被雨水冲走，种草成活率低等原因，往往达不到满意的边坡防护效果，而造成坡面冲沟，表土流失等边坡病害，导致大量的边坡病害整治、修复工程，使得该技术近年应用较少。
2.2平铺草皮护坡
平铺草皮护坡，是通过人工在边坡面铺设天然草皮的一种传统边坡植物防护措施。具有施工简单、工程造价较低等特点。适用于附近草皮来源较易、边坡高度不高且坡度较缓的各种土质及严重风化的岩层和成岩作用差的软岩层边坡防护工程，是设计应用最多的传统坡面植物防护措施之一，但由于施工后期养护管理困难，平铺草皮易被冲走，且成活率低，工程质量往往难以保证，达不到满意的边坡防护效果，而造成坡面冲沟，表土流失、坍滑等边坡病害，导致大量的边坡病害整治、修复工程。近年来，由于草皮来源紧张，使得平铺草皮护坡的作用逐渐受到了限制。
2.3液压喷播植草护坡
液压喷播植草护坡，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边坡植物防护措施，是交草籽、肥料、粘着剂、纸浆、土壤改良剂上、色素等按一定比例在混合箱内配水搅匀，通过机械加压喷射到边坡坡面而完成植草施工的。其特点是：①施工简单、速度快；②施工质量高，草籽喷播均匀发芽快、整齐一致；③防护效果好，正常情况下，喷播一个月后坡面植物覆盖率可达70%以上，二个月后形成防护、绿化功能；④适用性广；⑤工程造价低。目前，国内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在公路、铁路、城市建设等部门边坡防护与绿化工程中使用较多。
2.4土工网植草护坡
土工网植草护坡，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集坡面加固和植物防护于一体的复合型边坡植物防护措施。该技术所用土工网是一种边坡防护新材料，是通过特殊工艺生产的三维立体网，不仅具有加固边坡的功能，在播种初期还起到防止冲刷、保持土壤以利草籽发芽、生长的作用随着植物生长、成熟，坡面逐渐被植物覆盖，这样植物与土工网就共同对边坡起到了长期防护，绿化作用，土工网植草护坡能承受4m/s以上流速的水流冲刷，在一定条件下可替代浆（干）砌片石护坡。目前，国内土工网植草护坡在公路、堤坝边坡防护工程中使用较多，铁路部门相对较少。
2.5OH液植草护坡
该项技术是国外近十多年新开发的一项边坡化学植草防护措施。它是通过专用机械，将新型化工产品HYCEL_OH液用水按一定比例稀释后和草籽一起喷洒于坡面，使之在极短时间内硬化，而将边坡表土固结成弹性固体薄膜，达到植草初期边坡防护目的，3～6个月后其弹性固体薄膜开始逐渐分解，此时草种已发芽、生长成熟，根深叶茂的植物已能独立起到边坡防护、绿化双重效果，具有施工简单、迅速，不需后期养护，边坡防护、绿化效果好等特点。尽管OH液植草护坡具有理想的边坡防护、绿化效果，但由于该技术所用的这种HYCEL_OH液还末能实现国产化，使得其工程造价较高综合造价达40元/m2左右，故目前还无法推广应用。只是在京九铁路等个别工点进行了尝试性试验。
2.6行栽香根草护坡
香根草是近十多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的一种禾本科植物，具有长势挺立，在3～4月内可长成茂密的活篱笆；根系发达、粗壮，一年内一般可深入地下2～3m；根系抗拉强度大，达75MPa，耐旱、耐涝、耐火、耐贫瘠、抗病虫、适应能力极强等特点。行栽香根草护坡就是在土质边坡上行栽香根草进行边坡防护的一种工程措施，该技术充分利用了香根草的优良特征，具有显著增强边坡稳定性和理想的固土护坡功能，大有取代传统片石护坡之趋势。目前国内应用较少，还有待于在公路、铁路、堤坝、城市建设等边坡防护工程中进一步试验推广。
2.7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
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是一项类似于干砌片石护坡的边坡防护技术。是在修整好的边坡坡面上拼铺正六边形混凝土框砖形成蜂巢式网格后，在网格内铺填种植土，再在砖框内栽草或种草的一项边坡防护措施。该技术所用框砖可在预制场批量生产，其受力结构合理，拼铺在边坡上能有效地分散坡面雨水径流，减缓水流速度，防止坡面冲刷，保护草皮生长。这种护坡施工简单，外观齐整，造型美观大方，具有边坡防护、绿化双重效果，工程造价适中，略高于浆砌片石骨架护坡，该技术多用于填方边坡的防护。
2.8客土植生植物护坡
客土植生植物护坡，是在边坡坡面上挂网机械喷填（或人工铺设）一定厚度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或基质（客土）和种子的边坡植物防护措施。该技术的特点是可根据地质和气候条件进行基质和种子配方，从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多用于普通条件下无法绿化或绿化效果差的边坡。由于客土可以由机械拌和，挂网实施容易，因此施工的机械化程度高，速度快，无论从效率和成本上都比浆砌片石和挂网喷砼防护要优越，而且植被防护效果良好，基本不需要养护即可维持植物的正常生长。该技术在公路边坡防护中已被大量应用，在日本等国家已经被作为边坡绿化的常规方法加以应用。
2.9喷混植生植物护坡
喷混植生植物护坡，是在稳定岩质边坡上施工短锚杆、铺挂镀锌铁丝网后，采用专用喷射机，将拌和均匀的种植基材喷射到坡面上，植物依靠“基材”生长发育，形成植物护坡的施工技术，具有防护边坡、恢复植被双重作用，可以取代传统的喷锚防护、片石护坡等圬工措施。该技术使用的种植基材由种植土、混合草灌种子、有机质、肥料、团粒剂、保水剂、稳定剂、PH缓解剂和水等组成，其种植基材的配方是成功的关键，良好的配方能够达到在陡于1∶0.75的岩质边坡上既具备一定的强度保护坡面和抵抗雨水冲刷，又具有足够的空隙率和肥力以保证植物生长。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水利等各类岩石边坡绿化防护工程。
3.边坡绿化工程中的难点问题
随着边坡植物防护技术的推广应用，各类边坡植物防护技术已发展成为公路、铁路绿色通道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
3.1边坡植草的退化
在公路、铁路等工程建设中，其边坡绿化防护上投入的资金比例较低，在低投入、低养护或无养护情况下，边坡草坪处于自生自养状态，极易退化、死亡。因为人工种植草种生长较弱、品种单一，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养分水分供应较差的边坡上都会呈现不同程度的草坡退化现象，这是一个十分突出和严重的问题，若草被退化得不到解决，不仅造成重复建设、资金浪费，而且起不到边坡绿化防护效果，最终可能会引起水土流失、坡面坍塌等许多不良后果。
3.2喷播时的植物种子配比与最终植物状态
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开挖的边坡恢复到自然状态，施工者将面临：①植物种子的配比如何确定；②如何考虑当地自生优势群落的结构特点进行种子配比；③如何确定喷播时的植物配比与最终形成的植物群落之间的动态关系。只有对这些问题作详尽的调查研究分析，才能正确指导施工，否则边坡的植物生长将无法实现人工强制绿化向原始植物群落的顺利演替。
3.3干旱对土体很薄的坡面植物构成威胁
开挖后的岩石边坡，岩石层厚、整体性好，坡体高陡，对边坡进行植物绿化后，随着时间的增长，秋冬季干旱、夏伏季炎热，土体养分逐渐流失，土壤肥力降低，如何解决边坡呈现的无土、缺水、缺肥的状态及边坡植被面临的干、热威胁，这将直接影响到边坡最终的绿化效果和生态效益。
4.边坡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着眼点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下，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对子孙后代的需求；满足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需求面又不损害其他区域或国家的需求。根据可持续发展内涵的要求，边坡绿化工程中应着眼于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和环保生态功能，结合目前国内边坡绿化防护工程现状及问题，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4.1注重边坡生态防护的设计与资金投入
在公路、铁路设计与建设中，人们常将设计重点和大量资金放在它的工程功能及安全功能上，而生态功能的设计与投资力度不足，生态防护工程往往采取低价中标的方式，这种低投入、低质量的恶性循环，使边坡生态环境发展不够好，抗灾能力不强等。应建立和加大公路、铁路边坡建设、养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在设计上要深入细化，根据不同气候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区域结合具体情况单独设计，注重落实边坡的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4.2边坡植草退化的防治技术
防治边坡草被退化的重要措施就是乔灌草相结合，尽量模拟出当地的植物群落结构，走向本地化。实际上国外已经开始流行以乔灌木为主的绿化方式。天然植被一般都是草木混生的，在较高的贫瘠土质或石质边坡上，采用草灌结合的客土喷播或喷混植生技术施工，可以将草种和灌木树种进行混播，早期以草坪防护为主，后期以灌木防护为主，构建乔灌草立体防护生态体系，达到恢复自然植被的目的。植物种子的选择及配置应走本地化的道路，以地带性植被、乡土植物为基调，适当引进适于本地生长条件的野生植物和外地植物。同时也应考虑浅根植物和深根植物的结合、豆科植物与非豆科植物的结合，还要尽可能配置抗逆性强的植物和水、肥、光、热利用率高的植物，这样才能使植物更能适应当地气候与自然植被融为一体，建设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稳定的、生命力强的立体生态群落。
4.3积极引进开发边坡生态防护新技术
边坡绿化工程中的难点问题，是对边坡生态防护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科学技术的挑战，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涉及到工程力学、生物学、土壤学、肥料学、园艺学、环境生态学等学科，必须不断在这些理论领域有所突破，积极引进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及配套施工机械设备，充分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和工程施工经验，注重国际和行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总之，提高边坡生态防护技术的科技含量，是边坡绿化防护工程成败的重要环节。
目前在边坡绿化防护工程中，液压喷播、客土喷播、喷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态防护施工技术；在边坡绿化养护工程中，滴灌、渗灌、注水根灌、插管根灌、膜孔灌等是具有节约水资源、提高成活率、促进草灌木植物生长的灌溉技术；在土壤肥力方面，ABT生根粉、菌根菌、农菌及各种微生物肥料的应用，具有促进植物生根、生长和发育，提高植物的生理机能和抗逆性。在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和工艺需要探讨、改进，使其成本更低、操作更为简单、效果更好。随着边坡生态防护各项科研技术的不断深入，其各项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将日趋完善和成熟。
5.结论
①在边坡植物绿化防护施工措施中，根据目前的国情、机械化施工程度、适用性、经济性和质量效果比较，液压喷播、客土喷播、喷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态防护施工技术，符合边坡绿化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值得普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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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海洋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海域污染和富营养化等原因，福建沿海是我国赤潮的多发海区之一，赤潮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有毒赤潮生物发生的比例高，对渔业和养殖业生产的破坏性大，严重影响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福建闽东沿岸、闽江口近岸和厦门近岸海域3个海域赤潮的发生次数占福建省赤潮的77．8％。闽东沿岸、闽江口、平潭沿岸和厦门近岸海域4个赤潮监控区成为福建省赤潮多发区。当前福建沿海赤潮灾害历年不断，发生面积逐年扩大。福建省浅海滩涂广阔，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研究发现互花米草和沙筛贝等外来物种已经成功入侵福建省海域，其中互花米草遍布福建省大多数海湾滩涂，沙筛贝在许多封闭型围垦区均有发现，部分海域仍有人为种植互花米草和养殖沙筛贝的现象。福建省对外贸易发达，大型港口遍布沿海各地，海上航运繁忙，船舶压舱水携带的浮游动植物及海洋生物幼体进入福建省海域；海水养殖历史长、面积大、品种多，部分引进品种可能具有入侵性，省内养殖苗种交流频繁，外来养殖品种及可能携带的病原体扩散到全省大多数海水养殖区。
1.4溢油、危险品泄漏污染事故严峻近年来，福建省临港工业特别是石化工业快速发展，海上物流规模日益加大，各类海洋经济活动显著增加，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污染事故多发，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资源和海上活动等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1.5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建设对环境压力加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福建省沿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福建海岸带涉海市、县、区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省人口增长速度。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劳动力需求以及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沿海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随着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沿海人口将继续集聚，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而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环境污染负荷总量将呈增大趋势，沿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压力也将明显加重。
1.6临港工业发展对环境压力加大福建省着力培育发展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洲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六大临港工业基地，形成以湄洲湾、东山湾为重点的石化产业基地，依托大型深水港口的沿海能源产业基地，以三沙湾为重点的冶金产业基地，以湄洲湾为核心区域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港口及临港工业项目建设将刺激新一轮的围填海造地，占用湿地资源，进一步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滩涂和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海域生态功能。产业发展及城市建设导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处置不当必将加重近岸海域水污染态势，加大海洋生态环境压力［10］。
2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演变趋势
2007年福建省近海海域环境状况良好，水质总体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中，二类水质标准、三类水质标准、四类水质标准和劣四类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为2850km2、1640km2、240km2和550km2。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罗源湾、泉州湾和厦门近岸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污染主要分布于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闽江口、兴化湾和泉州湾以及厦门近岸海域；石油类则分布于沙埕港、兴化湾和泉州湾。2007年福建省海域沉积物质量总体良好，主要海湾部分站点沉积物存在重金属、石油类和多氯联苯超标的现象，其中三沙湾部分海域铅和多氯联苯超标，泉州湾部分海域石油类超标。本文选取3个代表性的时间段，即1983—1986年开展的“福建省海岸带与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98年的“福建省海洋污染基线调查（第二次）”，以及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报告各时间跨度均为10年；通过搜集3次调查中福建省近岸海域所有站位各评价指标的测值范围和算术平均值，对比分析福建近岸海域水质、沉积物质量的变化趋势。3次调查各主要水质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表1和图1。与1983－1986年的水质监测结果对比可知，1998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趋势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营养盐含量大幅度上升。1998年海域的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2．4倍，已成为福建省近岸海域的主要污染因子。此外，石油类、重金属含量与1983－1986年相比也有不同幅度的上升，油类、汞、铅和镉的平均含量为1983－1986年的1．5倍、6．6倍、1．9倍和2．5倍。化学需氧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21％。
2007年福建省近岸海域水体中的主要超标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与1998年相比浓度有所下降，但超标率在增加。化学需氧量浓度有所升高，溶解氧有所下降；石油类、铅和镉的平均含量均持续上升，其平均含量分别增长了42％、90％和130％；汞的含量有所降低，减少了约43％。3次调查各主要沉积物要素测值比较结果见图2和表2。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变化趋势如下：①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硫化物和镉含量增加了90％、70％，最近10年硫化物和镉含量分别降低24．18％、5．26％。②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平均含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14mg／kg下降至0．056mg／kg，降低60％，而近10年来降幅变化，仅降低了10．71％。③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从1983－1986年到1998年的十几年间，铅、石油类、滴滴涕的含量分别降低39．63％、21．76％、81．82％；最近10年，滴滴涕和铅的含量分别增长了13％和102％，石油类的增长速度更快，增加了约3．5倍。综上所述，3个调查时期，沉积物中硫化物、镉的含量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汞的含量一直呈下降趋势；铅、石油类、滴滴涕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其中石油类的剧增可能与临海工业、港口、船舶排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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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评价方法按照IBI的建立方法对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19］。IBI的评价标准，采用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建立，评价等级按照IBI分值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优、良好、一般、较差、很差共5个等级。参照点以生境状况中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一项得分大于13分和有襀翅目昆虫存在这2个原则确定。各参数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SPSS15.0中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IBI的建立和评价结果根据IBI建立的方法，研究确定S1～S10作为参照点，其余20个点作为监测点。利用底栖动物和着生藻类的调查数据，计算得到总分类单元数、密度、优势种比例、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等共25个候选生物参数，通过敏感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去除辨别力低的参数和冗余信息，最终筛选出总数量、EPT分类单元数、EPT密度、敏感种分类单元数、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Hilsenhoff生物指数(HBI)6个核心参数，构成松花江IBI评价的指标。根据所有采样点指数值分布的95%分位数法划分IBI评价等级标准:IBI＞35.84为优;IBI=26.88～35.84为良好;IBI=17.92～26.88为一般;IBI＜8.96为很差。研究区调查的30个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参照点中，50%评价为优，40%评价为良好和一般，仅10%评价为较差;20个监测点中，65%评价为较差和很差，25%评价为一般，评价为优和良好的占10%。
2.2IBI评价结果与生境质量和水质评价结果间的关系利用Pearson相关性和散点图，分析了采样点的IBI评价结果与其生境质量间的关系。从图1可见，IBI和生境质量评分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生境得分较高的采样点，IBI也普遍较高。参照点的IBI普遍比较高，大部分在21以上，生境质量评分也较高(69～89);IBI在8.2以下的低分采样点，生境质量评分也较低(41～51)。由于栖息地生境与生物群落的关系密切，而且在河流生态环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生境状况的破坏是影响生物完整性和造成松花江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受损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各采样点水质参数1—9月的平均值监测数据分析(见表2)，松花江流域水质污染主要的超标项目为CODMn、BOD5、NH3-N、COD、TN、TP。调查区域水质以III类水质为主，水质达标采样点比例占67%。S1、S11等6个采样点为IV类水质，S14、S252个采样点为劣V类水质。IBI评价结果对于劣V类的2个采样点均评价为较差;III类水质各采样点中除生境评分比较低的，IBI评价结果基本在一般到优的等级，虽然IBI结果同时还受到生境质量的影响，但总体上IBI评价结果与水质是基本符合的。
2.3生物参数与生境和水质参数的关系对10项生境参数与26项生物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表3结果表明，除河岸土地利用类型外，其他9项生境参数分别与不同的生物参数间呈现出显著或极显著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流域的生境状况会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产生影响作用。其中，生境总得分与EPT分类单元数、敏感物种分类单元数、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等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生境总得分与耐污种分类单元比例、生物学污染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其次，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河水水量情况等指示河流水文和河岸状况的生境参数也与多项生物参数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与表征生物质量良好、水质清洁的生物参数存在正相关，与指示水体污染的参数存在负相关，这说明河流水文和河岸参数对河流水生生物状态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和变化。同时，河流水流情况、植被多样性、水质状况和人类活动强度这4项参数与IBI之间呈现出显著/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些生境条件更明显地引起生物完整性的变化。对以上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河流的生境质量与河流中水生生物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生境质量受损和退化会显著地反映在生活其中的生物的变化情况，如敏感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耐污物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耐受污染能力增加等变化。对辽河的研究也表明，辽河栖息地质量与多项底栖动物生物指标显著相关［2］。相关学者在生境对生物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卵石和大石基岩等好的底质能保持河床稳定性［23］，好的生境条件可以为底栖动物提供稳定且多样的栖息空间，支持多样的底栖类群。综上分析，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受损和破坏，确实是影响松花江流域水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为恢复和改善流域的水生态质量，其生境质量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
研究还发现，生境总得分、速度与深度结合性、河岸稳定性等几个生境参数都与着生藻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间存在显著/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通常情况下，多样性和均匀度越高，指示生物状态越好，水体污染越轻［26］，但是本研究数据表明，生境质量的破坏会引起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增加。底栖动物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都与生境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析认为，着生藻类多样性的变化可能是由于耐污种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所引起，所以这种情况下，着生藻类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不适合单独用于松花江流域的评价，相比底栖动物更适合应用在松花江流域的水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对超标的水质参数与各生物参数、IBI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电导率和溶解氧与多项着生藻类的生物参数存在相关性，溶解氧与藻类多样性指数、HBI、耐污种数量等呈显著负相关，说明耗氧污染物的减少会使得底栖动物耐污种数量下降，反映有机物污染的指数值也随之下降。电导率与藻类多样性指数呈显著正相关，与底栖动物密度、耐污种数量等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与敏感种分类单元比例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有机质污染导致底栖动物耐污种的数量增加，敏感种种类减少，底栖动物总密度的增加分析可能是由于耐污种数量的增加引起的。有研究发现，营养物质浓度的增加，可能引起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减小［27］，也可能引起底栖动物总密度增加［28］。CODMn与底栖动物敏感种数量比例呈显著负相关，BOD5、NH3-N、COD、TN、TP与总密度间呈极显著正相关，6个污染因子与污染指数间呈极显著/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其次，有机质污染引起藻类多样性增加，分析可能是耐污种藻类的产生和繁殖的结果。耐污种数量、耐污种数量比例、HBI及污染指数这4个指示污染程度的生物指数分别与CODMn、BOD5、NH3-N、COD、TN、TP几个超标污染因子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这样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有机质和N、P等富营养化元素的污染对于松花江流域水中生物的多样性分布，耐污种敏感种的出现和繁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IBI并未与这些化学参数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影响化学污染的压力在单个生物参数上产生的显著影响，虽然利用单个生物参数评价生物质量不够全面，但是可以依赖其寻找潜在化学压力，为水质治理和防护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除了了解河流的生物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污染因子和生物质量间的关系［29］，这样评价工作才能有效的为河流污染的治理和修复提供有利支持。已开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BOD5、COD、TN、TP、浊度等综合性的污染因子与生物参数间存在的相关关系上［1，5］，尚没有深入分析直接引起生物状态变化的化学影响因子及其之间的影响方式。目前，在松花江还无法确定其有机污染物的种类，对于针对松花江流域生物状态和特征有机污染因子间的关系的研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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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耦合协调度模型一般情况下耦合度难以反映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为了客观评判复合系统整体协调水平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参照廖重斌等［27］的研究，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式中，T表示复合系统的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发展旅游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对区域而言同等重要，故这里α、β均取值0．5。D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0，1)，D值越大，表明复合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综合效益越好。
2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典型性、可获取性和一致性等原则，遴选相关指标构建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其中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状况选取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等10项评价指标;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发展状况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等10项评价指标。表1、2中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8］，个别缺失数据通过2000—2012年安徽省及16个地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
2．2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我们将表1、2的原始评价数据采用式(1)、(2)进行标准化处理，为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指标权重的影响，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一般要素成份特征值＞1及累计方差贡献率≥85%的取值原则，分别提取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旅游经济系统经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主成分，那么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这两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生态环境系统得到三个主成分，每个指标的因子载荷为三个主成分的因子载荷之和，因此只需求出旅游经济系统的主成分A1、A2，生态环境系统的主成分B1、B2、B3。根据主成分因子载荷矩阵(表4)，计算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式(1)、(2)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效益指数f(t)、生态环境效益指数g(e)，根据式(4)—(6)计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表6)，根据表6作出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指标动态演化曲线。
2．3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评析从表6和图1可见，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效益一直呈增长态势(2003年出现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由2000年的0．1182提高到了2012年的0．8921，并在2011年首次出现旅游经济效益大于生态环境效益，2012年达到0．8921，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主要是由于“十二五”以来安徽省更加重视旅游发展，通过采取扩大有效投入、调整产品结构、强化宣传营销、提升服务质量等手段，使得旅游形象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方面，2000—2012年安徽省生态环境效益虽然呈整体上升的趋势，但是增幅相对平缓。由2000年的0．2505上升到2012年的0．6847，表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趋好，但是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如2001年、2005年、2010、2012年出现明显波谷，且2011年开始生态环境效益小于旅游经济效益，说明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加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加速，导致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了系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增长态势，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且一直处在较高位运行，特别是2002年、2005年、2009—2012年耦合度接近于1，表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联程度强、协调发展好。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表明系统相互影响带动程度增强，参照石惠春等［29］研究中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2000年属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1—2006年属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损益型，2007—2010年属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2011—2012年进入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目前基本实现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好协调发展，但是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不容忽视。
3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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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教学环节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
在教学环节中包括很多内容，例如：人才培养方案、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等。对于人才培养方案，教育部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其必须要以培养专业经济学人才为目标；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科教材建设中，缺少环境生态学思想，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而对于这些矛盾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导致教材缺少一定的复习和巩固知识的环节；在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技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在经济教学中不能有效的融入生态学思想，同时生态学教师又没有很好的经济学知识；在实践教学中，教育部门对其并不重视，从而使经济生态学的实践活动较少。尽管部分高校会组织一些环境保护社团，但是其并不受到学校的重视，所以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2.2“经济人伦理”对教育的影响
目前，“经济人伦理”对教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其在经济学教学中有着特别突出的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而使经济学科的教育变得特别重要，而对培养经济学人才探索却比较少。教学会受到“经济人伦理”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由于高校的教材以及教学体系都是借鉴来的，因此对教学体系以及教学效果影响很大。
3高职经济学科教学中环境生态学思想的应用
3.1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的改革
对于目前经济学教学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相关人才，这个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机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工作者或者学生都必须要明确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促进社会的发展。目前各高校必须重新定位教育作用，同时要以培养全面人才为教育目标，逐渐完善考核和评审制度，明确教育发展的方向。
3.2在教学环节中应用环境生态学思想
首先，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借鉴一些国外生态学教学的经验，并且要加强专业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入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其次，是教材建设。如何有效的在高职经济学教学中加入环境生态学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需要相关人员具有较深的经济学知识，同时也要具备很深的环境生态学思想，这样才能使教材做到绿色化。无论是在教材的观点上，还是与环境生态协调方面等，都需要将环境生态学思想融入到其中，从而提高教学效果。然后，在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高校要培养教师环境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使教师真正的领悟环境生态学的思想。部分高校还可以设置生态经济学教育专业，从而有效地扩大师资来源，提高师资整体素质。在建设的过程中，要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并且要促进他们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例如：图片、视频以及声音等，这对于环境生态学思想的融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最后，就是实践教学。高校要积极的组织和调动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使社团功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从而营造一个绿色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环境生态学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这对于培养全面的经济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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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各行各业都开始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因此，环境艺术设计同样应该重视生态的建设，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在生态视野下进行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生态视野下的环境艺术设计，能够在生态价值观的指导下使人们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当前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钢筋混凝土的工业化环境中，探索出一片“绿色的乐园”。设计者可以从生态美的角度出发，引入大量属于自然界的元素。例如，山、水、植物等，对自然景观进行再创造，使人们的生活环境甚至工作环境都更加接近大自然，让现代人能够回到大自然，感受最原始的美。这样一来，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无疑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使环境艺术设计发挥其积极作用，促进了人、社会与自然的良好发展。
3生态视野下环境艺术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3.1应遵循整体性原则
环境艺术的范畴很广，包括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以及室内设计等。环境艺术设计是对人类所生存的环境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设计，是一门多层次的综合性学科，同时也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环境艺术设计总体来说要满足生态环境第一的要求，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应站在全局的角度上，把设计环境看成一个整体，对整体中的各个要素包括自然、生物、文化等分别进行研究，对各要素间的功能、结构关系进行协调设计，统筹兼顾，以达到最佳的设计效果。
3.2应遵循科学性原则
环境艺术是一门绿色艺术和科学，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一定要用到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各种资源，以保证其设计结果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设计者会遇到各种类型的问题，科技的发展问题、新材料的开发利用问题、设备的不断更新问题，以及人们的审美要求不断变化等问题，这就要求设计者要时刻关注科技的新成果，科学地加以积极运用，这样才能保证环境艺术设计结果的科学性。
3.3应遵循人性化原则
环境艺术设计的不变主题始终是人性化，设计理念要以人为本，在实现人类良好的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创造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和精神环境，使环境艺术设计更好地服务人们，促进人类社会长久发展。
3.4应遵循适度性原则
任何事情都要受到度的限制，“过”或者“不及”都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所以，环境艺术设计同样要遵循适度性原则。适度意味着在环境艺术设计中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防止出现过度设计或改造，也要避免设计欠缺造。新视野下的环境艺术设计要求我们要从生态伦理的角度出发，思考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装饰，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4如何进行生态视野下的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中要想实现生态化，从设计师的角度看，除了需要具备专业的设计技能以外，还需要有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明白如何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正确渗透生态保护理念。
4.1制定可持续性的设计方案
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前，首先要设计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在设计方案的构思、设计材料的选择、装饰物的布局等方面，都要事先设计好方案，而这种方案就是要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破坏后代人的需要，有效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同时，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
4.2环境艺术设计中注重节约性
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我们应本着节约性原则避免繁杂设计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尽量简化设计，这样就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得设计符合生态价值观。但同时要注意的是，简化设计不等同于简单设计，不能以牺牲艺术美来发展生态，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
4.3实施高效性设计策略
高效性的设计策略就是要对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以低成本换高利益，杜绝粗放、浪费的设计模式，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尽量选用可再生资源，或者或易于再生的原材料，实现材料的最大价值，实现高效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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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室内涂料尽量避免无机化合物涂料的使用，采用无毒、无污染、无害、无挥发性、无放射性的材料，减少因使用有害材料造成的对周围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危害。如使用环保涂料、硅藻泥、壁布、壁纸采用由自然原料制造的无害化物质。尽量使用天然可再生的材料并致力于可持续材料的创新。绿化配置系统。绿化布局合理，规划时要考虑因地制宜，从该地区所处的地形、地势和周围环境的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的气候、植被、物种的特性进行设计。在设计时要注重绿化的层次感、人文景观性、地区风格与建筑物相融合。考虑植物造景及绿化的容积率，有效的增加三维绿量，以景观绿化的社会生态性及自然生态性出发，坚持生态为主体，以人为本原则，发挥绿化配置系统在生态建筑环境设计中的更深层次的作用。废弃物处理。主要指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并回收、提炼、再循环利用，有效控制生活垃圾的污染，进行无害化处理，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回归自然原貌。
2．生态建筑环境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
生态建筑环境设计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层次阶段性，在想法上可以拓宽思路，但在规划设计的具体上应该考虑人们在接受新的设计，新的产物，新的形式等各方向的可预见性。人们在对新事物的认识接受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生态建筑环境设计也是这样。比如早期的居住环境的规划设计，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实用功能外，还采用了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庭院设计。当涂料成为居室装修材料时，墙面喷涂材料采用具有颜色倾向的装饰时，渐渐被人们所认同的接受形式发生相应的习惯性。因此，生态建筑环境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具体的实践中慢慢实现，创新性的设计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及规划策略。适用于现今的创新性设计是与未来设计相过度的基本形态。未来生态建筑环境设计是人类对社会回馈的一种实践性，也是未来社会所需要创造的一种特定表达的方式，并具有一定的探索及不确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