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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建筑文化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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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建筑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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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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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十年来,中国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上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较为系统、全面。单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在近十年里,重要文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翻译出版或有所介绍了。就介绍和研究而言,也同样注重系统和全面。其中,“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包括《女权主义文论》《新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等,对相关文论进行梳理,基本上代表了对改革开放之后20年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的总结。

其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进一步趋向深入。《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共收录论文83篇,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作了明确的阐释,在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辨析,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继续关注经典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西方文论的最新动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陆续到中国访问、讲学,这既促进了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西方文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代表作与新著在中国的译介。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J.H。米勒(J.H. Mill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齐泽克(Slavoj Zizek)2007年5月首次访华时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著作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再次,文论的普及化受到关注。“培文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读本”,诸如《福柯读本》《斯皮瓦克读本》《哈耶克读本》等,这些系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除了在中文学科中较为普遍使用的“西方文论(简)史”、“西方文论教程”、“西方文论讲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外,有一些英文的西方文论选读书目也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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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新课程标准的要求看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必要性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H. Goodenough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写道:“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他的观点十分精辟地论述了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离的关系,即:两者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首先,语言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文化,但它只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并非它的全部。其次,文化是语言的一大特点,如果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话,文化就是语言教学中的重心。

正因为语言和文化有这样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杜道明在语言与文化新论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因为语言系统中凝聚着几乎所有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信息,这就促使语言成为文化总体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具有原文化的性质。而且,语言客观地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认识水平和每个民族特殊的认识方式,因此,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掌握一门语言,实质上就是掌握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语言只有通过丰富、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才能呈现出全部的意义。这种基于文化的语言观提示我们:要学习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其文化。

2.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高中英语课程总目标的其中一项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合发展的基础上。总目标指出: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障。高中英语课程目标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课程目标结构中,“文化意识”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文化知识、文化理解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等内容。在目标结构的“情感态度”和其他项目中,对“文化意识”也有相关的要求。“标准”指出: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与使用,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认识能力,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又称作结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它最早是由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于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教学思想。该理论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强调意义不是独立于我们存在的,个体的知识是由个人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的理解也不是简单的由事物本身决定的,人是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教学并不是把知识经验从外部装到学生的头脑中,而是要引导学生从原有的经验出发,以建构起新的经验,而这一认知建构的过程常常通过参与共同体的社会互动而得以完成。

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认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和建构跨文化交际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是多维度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了知识向度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向度。因此,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主观感受现实的事物,去“亲自经历”各种跨文化情景,并做出自己对文化现象的解释和判断。简言之,就是要“构建”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

三、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离中英语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建构主义理论之所以被广为接受和推广,关键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观、学习观和学生观,重新解释了知识的本质和学习发生的机制。下面,笔者将从学生观和学习观这两个方面阐述建构主义理论对高中跨文化教学的指导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进人学习情境中的,在日常生活和以往各种形式的学习中,他们已经形成了有关的知识经验,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学习不是信息简单地从外到内单项输入,而是通过新信息与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也就是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互动的过程。在对高中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中,学生已经形成了与母语文化相适应的认知图式,如果用这一认知图示去预测和判断与母语文化有较大差异的目的语文化,就必然会导致交流障碍,这就需要把新的文化整合到学生已经形成的认知结构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单是知识的呈现者,还应该重视学生对各种现象的理解,倾听他们现在的想法,洞察他们这些想法的由来,并以此为依据,引导学生丰富或调整自己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告诉”就能奏效的,而需要与学生共同针对某些问题进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相互交流和质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彼此做出某些调整。如教师在讲解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陕西专用)第四册第六单元CULTURAL CORNER中TheUniversal Dragon的时候,就可以先让几个同学谈谈龙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样,学生自然会谈到龙是如何的神圣和尊贵,教师可以很快地判断这种想法来源于他们的母语文化。在学生的母语文化中,龙是炎黄子孙的化身,是吉祥的象征,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可见对龙至深的崇拜。随后,师生最后总结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圣洁权威的。接下来,老师再引导学生仔细去回忆所看过的有关龙的国外影片,并谈谈龙在影片中的形象,学生就会想起《侏罗纪公园》里的凶残的恐龙形象,《指环王.2》中的“戒灵”,类似冀龙的怪兽形象。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得出龙在英美国家是邪恶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是直接地呈现西方人对龙的认识,而是通过有效的师生交流,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对本国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进行对比,由此,英美人眼里的“龙”作为新信息和学习者对龙原有的认识经验相互作用,加深了学生对中外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并形成了对龙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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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纵观中外之建筑、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唯有建筑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与民族和历史的灵魂共生的。建筑是人类生活创造出来的艺术,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克服自然,改变自然的艺术创造。反映着无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制度。建筑涵盖了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术。它以物质材料、科学技术、营造法式,精神性的生命形态,空间意象综合融汇,以独特的意味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幽情与遐想。满足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中对审美与精神的追求与宣泄。

建筑文化主要是由建筑物、建筑与建筑空间意象三者构成的。建筑空间意象就是由建筑实体,建筑空间与在建筑环境中的人及其精神文化所共同构筑的。于是建筑文化具有和人类一样的双重性格,即理性的构建和感性的意味。

一、有意味的建筑历史文化渊源

在中西建筑文化的大熔炉中,我在传统宗教建筑文化的纵横探究和异同对比中,发现佛塔与教堂均具代表性地在中西传统宗教建筑文化中体现出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一共同特色。立普斯在《空间美学与几何学、视觉的错觉》中提到:建筑作为一种大地上的空间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建筑“审美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受到形式濡染的空间。它并非先是充满力量的、有生命的而后才是受到形式濡染的。形式的构成同时也就是力量、生命的形成”。[1]

中国古人未像西方一样把建筑当成艺术之母,所以中国的建筑是在中国文明萌生并发展中得以扩散的,我们祖先的恋木情结来源于土生土长的中华大地,西方传统建筑系统是采用垒石制度,木料构架法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理性特点。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儒家、道家与佛家的哲学、论理学、美学与宗教学思想对中国建筑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感性特点。结合了感性与理性特点,孕育出我国传统建筑特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渗透的结晶代表——塔;而在西方,与塔同样作为 “有意味的形式”出现的便是西方的宗教建筑——教堂。本文针对二者异同之比较与研究正是对中西传统宗教建筑文化的“知己知彼,温故知新”。

在中国,佛塔的出现,是芸芸众生对精神的需要,是人类对佛教禅宗思想与儒道两家文化融会贯通与运用的物质表现形式,可以说即是《周易》“言以成象,象以尽意”的进一步发挥。《周易》之所谓象即是表达主观精神认识,又是源于客观事物。而“意”同样也是主客观复合的产物。[2]据史书记载,在两汉之际之前,中国建筑主要是受儒道两家学派思想的影响,自佛教于西汉末传入中土,中国建筑便逐渐受到佛学精神的濡染,从而使中国建筑空间意象的灵魂更深邃。论文大全,风格。

儒家宗师孔子虽以入世的教义教化世人,但其中提倡理想人生,社会道德等宗旨又与功德圆满是如出一辙的。因而在经历了从佛学传入与中国儒道传统文化三足鼎立到董仲舒对神学的宣扬,三者才被后世逐渐融会调和成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己的学说。论文大全,风格。这是吸收外来文化同时提炼而成的成功典范。而佛塔作为供奉佛祖舍利,代表涅槃圆果境界的宗教建筑典范,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后吸收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创造出来的韵味独特,有意味的形式的产物。它凝聚着“人”的情调,有很浓烈的人情味[3]。

二、有意味的佛塔建筑造型与结构

塔是由地宫、塔基、塔身与塔刹四部分组成的。塔身是中国的传统建筑楼阁的演变,而塔刹则保留了印度佛教建筑窣堵坡的外族建筑样式。根据《后汉书陶谦传》所述的“浮图”(佛塔)是“下为重楼,上叠金盘”。重楼是中国原有的多层建筑,是塔的本身,金盘只是上面的塔刹,就是印度的“窣堵坡” [4]

塔刹就是塔的顶,在梵文中称“田土”即相轮,象征佛国,中国保留了印度窣堵坡的样式,同样以莲华,覆钵,华盖,露盘,火焰,华瓶之类作以装饰,莲华同莲花,在我国民族文化中,莲花代表“出污泥而不染”;在佛学中,是佛降生的坐床,佛土洁净之物,意味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成为塔的建筑文化中画龙点睛之笔。 塔刹通常的造型为尖顶,但与西方中世纪的教堂有别。教堂尖顶往往是以十字架型,有的一座教堂上有众多尖顶,而佛塔的塔刹则象征佛的空幻与崇高。

塔身以中国阁楼的样式建造,阁楼一名重楼,重楼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两汉时期墓葬中殉葬的冥器中的重楼多有斗拱作为支撑结构,各层分布平坐和檐,建筑有门窗等精细结构,建筑平面大多为正方形。汉代冥器重楼模型的结构特征与魏晋之后木塔的建筑结构有着明显的源流关系。就塔本身的平面造型而言,由正方形向八角形,多边形演变,方形是以儒学为传统文化思想之皇权崇拜结合的产物,四边、八边形体现佛法中“四相八相”的底蕴;正六边形象征着“六根清净”的佛性意味;正十二边形象征佛说中的“十二因缘”,如嵩岳寺塔。尽管塔的平面造型多为方形,但随多边形的演变,也出现了近乎圆形的塔,如唐代泛舟禅师塔则为圆形,具有圆果的象征意义,以“圆”象征事物完美无缺,唤起人人心中佛教情感,具有浓厚的佛性意味。

阁楼式塔以二层或多层为基本造型,楼阁的坡顶屋檐出挑,造型优美壮观。其造型的最大特征就是塔檐出挑与檐角反翘。论文大全,风格。正所谓“如鸟斯革”,像翼舒展的屋顶与出檐是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建筑特征之一,其飘逸的装饰手法意味着羽化登仙,向往极乐世界。后来塔身逐渐变为多层造型,于公元三至四世纪,即有三层塔身出现,其后更有五层、七层、九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乃至三十七层等多层结构。我们发现,层数均为奇数,源于《易经》中奇为阳,阳为天的思想。可见,处处反映出“有意味的形式”。

塔基本是用于负重、稳固塔身之建筑功能,却从佛性意味中发展为金刚不坏的佛国世界的佛教象征意义,故又称“须弥座”。这一神秘寓意的词汇来源于佛教经典所言的“世界中央”——须弥山中心的最高佛座,是传说中居于世界之“中”的妙高山,高耸巨大,从而象征了佛塔整体形象的雄伟壮美。塔基的位置在地宫之上,突现于地面,自辽代始,塔基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即不仅把塔基看成是一个技术,结构必须存在物质基座,而且发展其精神象征的不凡意义。论文大全,风格。

地宫又被称为龙宫。龙乃中国民族的图腾。《易经》中以龙卦为第一卦,即乾卦,对龙十分崇拜。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将地宫称为“龙宫”可见对佛塔的崇敬。与印度佛塔不同的是,窣堵坡是印度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舍利的神圣场所,中国将其建筑样式保留作为塔刹,却将宝贵的舍利埋葬于塔的地下,也就是地宫中,而对佛的信仰与崇敬就不仅仅是用以埋葬高僧遗骸的普通意义的坟了。也有的佛塔内安放着经书、佛像与其他法器。地宫一般以砖石砌成,其平面形制与整座佛塔的平面一致。

综上所述,塔的设计并非印度传入,它结合了中国印度两种文化,塔身完全是中国的,印度因素只在塔刹部分可以看到。按照佛塔的平面布局与立面造型结构,根据和谐形式规律组织创造出的建筑形象是一种既理性又感性,既抽象又具象的美,它不同于佛教文学和壁画作品那样,向人们描述佛的本生故事,宣言佛法,却能用特定的建筑文化语言,象征性地暗示佛教内容,文化意绪。

三、有意味的教堂建筑风格

西方国家对圣人遗物的掀起了各地朝拜的热潮,代表宗教意味的教堂应运而生。教堂与中国佛塔同样反映着人们的感受与领悟,暗示着宗教内容,文化意绪,体现着“有意味的形式”。在西方国家,基督教占有统治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艺术形态。教堂的建筑风格主要有罗马式、拜占庭式和哥特式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式。

在公元1世纪,人们还只能在私人宅邸内举行宗教仪式,场地被成为“民古教堂”。后来为了逃避官方搜查,这种仪式被转移到公共地下的墓窟(用以合葬基督徒),成为早期基督艺术的宝库,流行于罗马城区。合法化后,转移到地上成为罗马现成建筑模式的长方形公共建筑——巴西里卡。罗马式教堂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一些大教堂普遍采用的建筑式样。它是仿照古罗马长方形会堂式样及早期基督教“巴西利卡”教堂形式的建筑。[5]随着宗教仪式日趋复杂,在祭坛前扩大南北的横向空间,其高度与宽度都与正厅对应,因此,就形成一个十字形平面,以象征耶稣钉死的十字架,更加强了宗教的意义。如中国佛塔的平面造型同样有意味。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式建筑的主要成就与特征是穹顶在方形的平面上,建立覆盖穹顶,并把重量落在四个独立的支柱上,这对欧洲建筑发展是一大贡献。拜占庭式教堂象征宗教皇权,是政教合一的产物。光线与圆顶的相结合,突出了圆顶在宗教建筑中的心理功能。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典型拜占庭式建筑。其堂基与罗马式的一样,呈长方形,但是,中央部分房顶由一巨大圆形穹窿和前后各一个半圆形穹窿组合而成。此建筑风格与我国传统建筑中的构架法极为相似,柱与穹顶代表着西方建筑风格典型。

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华丽的哥特式教堂取代了罗马式建筑风格。哥特式哥特式教堂的特点是尖塔高耸,在设计中利用十字拱、飞券、修长的立柱,以及新的框架结构以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使整个建筑以直升线条、雄伟的外观和教堂内空阔空间,再结合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教堂内产生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教堂的平面仍基本为拉丁十字形,但其西端门的两侧增加一对高塔。其建筑特征是直线上升的风格。哥特式教堂是用人类的智慧恭维上帝的智慧。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了挣脱精神上的束缚,肯定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论文大全,风格。在教堂的雕塑与绘画中体现出更多的人情世俗之美感。巴洛克为17世纪最为流传的一种艺术风格,它无疑与反宗教改革有关。在巴洛克建筑中重视雕塑与绘画艺术的综合。

教堂建筑文化在宣传基督教的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在表现艺术家虚幻莫测,不平静的心灵。西方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就是对不同性别的人体分析性;中国人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事物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或表现出这种领悟或感受,二者均强调其意味性。论文大全,风格。

结论:由此可见,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最大的差别在于两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重融合,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则重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和特色的中国佛塔与西方教堂,这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材料的建筑物不仅在建筑造型上有着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有意味的形式”。并且都寄托了人的精神与思想,让人们雅俗共赏。正如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我们的建筑应该是大众化的,为人服务的建筑。

美的建筑,就是生命及其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建筑空间意象具有生命的体现。不论建筑风格与材质,倘若没有了灵魂与意味,我认为它就只是一个死物,冷冰冰的土木砖石之物而已。所以,我们要找到中西建筑文化的魂魄,民族和历史文化的精髓。如何将其延续,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在技术与艺术上不断雄厚才是我们研究中外建筑文化的最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宫室之魂、儒道释与中国建筑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王振复著。

[2]《艺术学:问题域和焦点的扫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编著。

[3]《艺术学:问题域和焦点的扫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山西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编著。

[4]《大拙至美》中国青年出版社,梁思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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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指“在准备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的基础上指导课堂讨论”[3]。事实性问题的回答能够直接从材料或文章中找到原话或推断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结论是唯一的;解释性问题是一些有歧义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评价性问题是要学生联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价值标准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评价。在“中西建筑文化”课堂讨论中,一般采用解释性或评价性问题,因为这两类问题没有特定答案,是开放性问题,能在问题的探讨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事实性问题对于高职生而言,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答案,无须深入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以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建筑文化课程中,要实现教学目标(即学生能够比较、分析、鉴赏中外建筑的美,能评价当代社会的建筑文化现象,能预测建筑文化未来发展趋势),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促使学习动机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三、课堂讨论模式的课堂组织形式

(一)准备材料构建一组好的事实材料,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优秀的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内容,而是能从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课堂讨论的材料来源于社会,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各种建筑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置一组代表性材料:材料一、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材料二、影视明星成龙把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科技大学。材料三、当下一些城市不惜以牺牲自己的遗产为代价,克隆西方的地标性建筑,如杭州天都城的埃菲尔铁塔,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天津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等。材料四、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随处可见奇形怪状的建筑,如“大裤衩、唐僧帽、大秋裤、桶装方便面”等。

(二)设计问题课堂讨论模式的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讨论的质量直接依赖于所提问题的质量[3]156,问题来源于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提出如下问题:(1)现存古建筑需要加以保护吗?(2)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3)如何看待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克隆建筑和奇怪建筑?(4)结合对以上三个问题思考,谈谈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组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既具有独立性,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这组问题是真实的疑问,具有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问题的解答会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三)创设问题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呈现材料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借助于网络海量资源,制作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对上述材料进行处理时,综合运用关于南京古长城、徽派建筑的视频欣赏,克隆建筑的图片呈现,成龙捐赠古建筑的新闻报道,网友论坛发言等,还原历史现场,模拟真实情境教学。

(四)合作探讨凯恩的大脑研究原则“对意义的探求是天生的”[3]5,启示我们教师,每个人都具有求知欲,只要手段得当,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讨论的形式采用小组式讨论和全班式讨论,前者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问题或角度进行探讨,小组成员内部各抒己见,组长记录并整理每位成员的观点,这种讨论形式的优点是学生参与面广,气氛活跃,当然它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全班式讨论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同学们对某一问题自由发言,教师可以掌控讨论的进程,引导讨论的方向,也可以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评价和反馈。

(五)归纳总结教育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赞美将会促使学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反之,对学生的批评与否定将使学生自暴自弃。在总结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和提出的观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学生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恰就是讨论带来的成效,因为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权威观点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理解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增强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讨论结束后,鼓励学生把探讨中得到的结论整理成小论文,以适当的形式发表,学生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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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经济模式的逐渐变化,中国本土原有的封建建筑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有的一些建筑手法已经不适合新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商业化要求,这迫切要求中国的建筑出现新的变化,这个时期出现了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新建筑体系是和近代我国的工业化、近代化、城市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形成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的传入和引进;二是中国原有的建筑主动的去适应这个要求进行变化、改造、转型的。我国的新建筑体系主要是通过第一种模式建立起来的,经过了一系列发展加上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并回国参与中国建筑的构件,并大量运用新的建筑技术和新材料,中西建筑文化的大幅度交流冲破了封建时代的阻隔,建筑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新建筑体系也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活动主流。,中国灵魂。

一、 西方近现代建筑样式在中国的运用

( 1)西方近代折衷主义样式

这类建筑中的代表作就是建于 1921-1923年的上海汇丰银行新楼。从平面上看类似一个正方形,大楼主体采用最新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的外立面模仿砖石结构,处理成严谨的新古典主义形式。从横向的角度看全楼有5段,中间的部分有贯穿3层高的仿罗马科林斯式双柱,底层的营业大厅的内部装潢有拱形玻璃天棚和整根意大利大理石雕琢的爱奥尼式柱廊。其它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还有建于 1924年的北京大陆银行;建于 1911年的清华大学校门和清华学堂等。这类建筑的装饰性和功能性基本上适应了当时中国部分城市的需求,因此得以大量涌入给中国的建筑格局带了巨大的变化。

( 2)中西混合式建筑

随着城市部分地区的建筑西方化在这些地区的边缘或者相近地区也受到了影响,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存在,它们只可能把西方建筑的一些表现手法和要素揉入中式建筑的主体或者把西方建筑的主体中注入中式建筑的要素。这类建筑在一些旧式消费场所和清末一些新建的政府部门中得到了很大的运用。

为了适应顾客人流增多和商品陈列的要求,旧式的消费场所等修改门面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采用新材料玻璃开柜,突出招牌等手段,同时为了商业竞争的目的而形成追求“洋气”门面的风气。这些改造主要是模仿西方建筑的一些手法,但是由于模仿的个体本身以出现折衷主义的趋势,再加上辗转套搬,结果造成了很复杂的变体。这些店面的改进是近代中国商业在比较低的条件下追求商业广告效果的产物,对中小城镇和其它类型的建筑造型也有很明显的影响。

( 3)装饰艺术和现代式

20 世纪 30年代初,欧美新兴的摩登风格——装饰艺术样式和西方功能主义的现代主义风格也慢慢开始在中国登陆。装饰艺术样式是一种向国际式过度的样式,他的主要特点是体形简洁、明快,喜欢使用阶梯型的体块组合,流线型的圆弧转角,横竖线条的墙面划分和几何图案的浮雕装饰。中国建筑师在当时把这两类设计样式统称为“现代式”,许多设计师热心参与了现代式的新潮设计,不过当中以装饰艺术样式为主题,少数已是准“国际式”和地道的现代派建筑。,中国灵魂。

二、 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中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

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根据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进行了“中国固有样式”的探索。随着中外建筑文化的碰撞,除了将本土建筑“洋化”外,还有着另一类趋向就是尽力将外来建筑“本土化”,这类趋向经过由外国建筑师发起,后由中国建筑师引向了后形成了在 20世纪 30年代在全国推广的“中国固有样式”的建筑风格。

早在 19世纪时期,为了适应中国习俗,迎合中国人心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兴建教会学校和教堂时,就开始尝试使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来修建校园或者教堂。在前期,在屋身保持西方建筑的多体量组合,顶部揉入以南方样式为摹本的中国屋顶形象。在后期主要特点是关注屋身和屋顶的整合,把以南方民间样式为摹本转变以北方官式样式为摹本,整体形象走向了宫殿式的仿古追求。

以 1925年中山陵设计竞赛为标志,中国建筑师开始了传统建筑复兴的设计活动。这股传统复兴建筑,在“中国化”的处理上差别很大,当时针对这些建筑的不同形式,大体上把它们概括成三种设计模式:第一种是被视为仿古做法的“宫殿式”;第二种是被视为折中做法的“混合式”;第三种是被视为新潮做法的“以装饰为特征的现代式”。这三类处理手法不仅仅为中国近代复兴传统建筑提供了不同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做了必要的演示。实际上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道路也基本上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中国固有样式”的探索在中国的建筑历史上是伟大的一页,它留给了我们一些成功的建筑和可以借鉴的处理方法,更激励着后来的建筑师更好的去中国式建筑的发展。,中国灵魂。,中国灵魂。

处于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建筑基本上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发展轨道,许多西方建筑元素只是起到了衬托和完善的作用,换句简单的话来说中国本土的建筑文化吸收西方的积极因素取得了新时期的发展。

中国近代建筑特别是 20世纪早期的建筑在我国建筑的发展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们是中国建筑由古典向现代转化的一个缓冲期,所以在这个过程出现了形形的建筑造型,有些建筑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是他们那种伟大的尝试确实给后来的建筑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道路和方法。

三、 当代建筑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建筑的发展在功能要求的趋势下造型趋向单一模式,国际主义的建筑充斥了世界各个大小城市,中国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很多人所深深关心的,在这里仅就个人观点对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提一些设想:

( 1)重塑中国建筑的灵魂

一些古典的建筑样式和构件可以成为建筑的细部装饰或者点缀,而不应该成为建筑的主体来支配建筑本身。在本文中,也多次提到了中外建筑师大多数时候走的折衷路线,广集百家之长根据建筑自身的情况具体处理,很多很古典的中式建筑为了装饰和功能的需要也大胆的采用西方的建筑构件和装饰手法,但是在建筑本身却不依附任何的风格或者样式。实际上支撑建筑的不是砖瓦门窗,而是文化和思想。

( 2)平衡中国建筑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

在平衡功能和形式的过程中,要灵活掌握。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功能为主体的建筑考虑到经济因素,视情况来处理装饰,即使是成本低的也要作到少而精。而在一些大型建筑或者公共活动场所就不应该只把功能放在第一位了,用科学的态度有效的使用好装饰效果,做出中国的特色。

结语

篇7

一、城市建筑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

(一)未来城市的初步分析

未来到底是怎样的?

我想这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话题。也是我们对于现世的一切,坚持下去、努力下去的一种动力,是对于美好的一种预期和希冀。未来的城市到底是怎么样的,也是我们更为关注的话题。

城市,首先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硕果,这也便意味着城市是历史和文明的产物。纵观世界城市发展的近一百年历史,总共出现过三种大型的城市模式,分别是:浪漫主义的城市模式,现代主义的城市模式和后现代主义的城市模式。然而这三种城市模式,均可以用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在1898年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①来阐释。为了针对19世纪工业发展带来的快速城市化,试图建立未来城市的新模式。在霍华德的眼中,田园乡村是一切美好事物乃至智慧、财富的起源,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对于未来科技的好奇和期盼,也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工业垃圾,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境,于是乎创立一个新的城市模式就必须考虑到工业文明的因素。它不能是虚拟的,而必须是现实可行的,不能像电影《大都会》②中那种一切细微末节都是经过设计,几何学与电气设备配合默契的预想化的虚拟的城市模式。城市是历史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因此,城市必须是充满历史韵味与文化沉淀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你都能在城市中感受到文明的气息和现实的内涵,就像历史上那些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城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化名城,不论新城市如何的摩登、时尚、日新月异,最终让我们感悟的总是那些历史和传统。

(二)城市的生命力依然体现在历史和文化传统上

说到都市的生活品质问题,那必然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个话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充,带来的不但是经济方面的变革,同时政治、文化、艺术等多方面都遭到了侵袭。全球化带来的正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大都市和高品质的生活。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层出不穷的。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已经造成了许多城市粗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模式,毫无特色可言,失去了其本身所固有的地域性和文脉的延续性③。现在许多人都喜欢谈到的一个词叫做“未来大都市”。未来都市,顾名思义,就是不久的将来的大城市。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城市之中,而不是一直处于想象中的虚拟状态下,尽管现今的社会发展之快速令我们始料未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依然居住在现实的城市之中,所以我们在建造都市建筑时必须维持着现实的头脑,而不是保持一种对未来的幻想去建造那些闻所未闻、奇特思维的虚拟化的建筑。任何新兴的事物都需要一个支撑的基点,未来大都市也不例外,那便是一切都要建立在原有的城市基础之上,既要具有历史和现实,又要充满预期与希望。

传统意味着代代相传,不仅从过去延伸至当代,也将延展至未来。也可以说,传统分看得见的传统和看不见的传统。未来再怎么变幻莫测,都市的建筑都离不开传统的文化底蕴。要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化,然而又必须完整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涵,那就必须完美地融合中西文化。中国近代建筑是在独特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建筑复兴,是由一大批学贯中西的近代第一代建筑师们所倡导的,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先生的贡献功不可没,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建筑的基础④。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也不同,不能像第一代建筑们那样去追寻中国古典主义建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努力探寻出一条适合的道路,追寻现代化,以我们的传统建筑文化为根基。

二、近代日本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的探索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日本的现代建筑一直处于亚洲领先水平,日本的许多建筑师也同样蜚声国际。这不仅仅得益于日本领先的经济水平,而且得益于他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互交流所获得的先进思想。但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还可以感觉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更理性的、融合了日本民族特点与日本传统建筑文化息息相关的东西。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那之后日本的建筑师开始摒弃东方传统建筑,把西方的建筑理念奉为神明,彻底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完全进入西方轨道。但是他们渐渐发觉到只有坚持自己本民族所特有的东西,即民族传统,才能在世界建筑领域获得尊重并占有一席之地,全盘西化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的关注与侧目;任何形式的建筑都不可能凌驾于民族和历史之上,只有热爱自己本国的文化,通过对异文化的交流反过来认识到自身传统的价值,并能将民族传统风格继承发扬,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

水玻璃这座建筑位于日本静冈县,热海市面向太平洋的一块用地上,主要用途是宾馆。她是一座由纯玻璃打造而成的透明建筑,尽管在材料方面采用的都是玻璃、不锈钢等现代工业产品,但空间设计原理却是借鉴了日本的传统建筑空间。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非常注重地面的设计,把墙体的存在尽量抹去是一贯的主题。而在室内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分割也尽可能的不使用墙体,采用拉门、拉窗等可动轻便的隔扇替代之。在水玻璃当中,同样重视地面的设计。隈研吾在对地面的处理中做了一个水的缘侧(注:日式房屋中缘侧即房屋中介于室内外的外廊),铺了水的地面是房子的主角,墙壁全部采用玻璃,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建筑与其眼前广阔的太平洋结合起来,水缘侧的边缘采用整齐切断的处理方式让建筑与周围环境看起来更加协调融合。水玻璃的设计理念,正是建立在日本传统建筑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异文化的交流反过来认识到自身传统的价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作为一个建筑师,必须学会尊重每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才是建筑文化传承和发扬的有效方法,才是现代建筑师所应当侧重的目标和方向。并不需要如何过多的使用传统建筑材料,建筑作品也需要讲究一种“意境”,“物”虽不同,但“形神”俱在,使用现代工业材料一样能够把传统建筑所特有的东方神韵――“禅”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比一般的仿古手法要高明并且适合的多。

时代在发展,现在的我们,缺乏的是对异文化的交流并反过来意识到自身民族传统的价值,而且深刻领悟我国历史文化渊源并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中国建筑师。通过隈研吾对于水玻璃的建筑理念和设计手法,感悟到“形”与“神”,我们的症结在于如何把看得见的传统和看不见的传统通过形神表现出来,着眼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特有的东方神韵在空间与细节的表达,致力于看不见的传统,而不是通常的仿古。

注释:

①详见《未来大都市与生活品质》,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住宅科技》2004年第6期,第5页。

②电影《大都会》,德国导演弗里茨・朗格(Friz Lang)执导,表现主义科幻默片,故事设定在2026年,电影完成的100年后,人类被分为二个阶层,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二个世界――权贵和富人都住在梦幻般的大厦里,每天过着享乐的生活;而贫穷的工薪阶层则长期被困在幽暗的地下城市,与冰冷的机器为伴。

③详见《未来大都市与生活品质》,郑时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住宅科技》2004年第6期,第8页。

④同上。

参考文献:

[1]郑时龄.未来大都市与生活品质.住宅科技,2004年第6期.

篇8

审美共通性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同属视觉艺术及空间艺术的绘画与建筑,二者在发展历程与生活应用都有着高度的依存与审美共通性;建筑与绘画二者除可彼此应用与做为创作发想之外,建筑的空间与形式长久以来亦逐渐成为绘画的媒材。梁思成将中国园林(包括园林建筑)视为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园林是介乎古典型建筑和浪漫型的绘画之间的一种特殊艺术。①建筑在做为人类休憩避难的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美感的具体实践,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建筑风格的变迁就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而这种作为形体单位的线,则是图画、雕刻等这种美的事物都必具有的要件。②王振复在《建筑美学笔记》中探讨建筑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中国建筑的“园理”与画理相通;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则探析中国园林如画的美学思想。建筑作为一种与人类文化共存并落实于生活应用的艺术,实际上反映出各种生活层面的美感,也作为不同艺术审美的融合。正如《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所说:“中国建筑是技术兼艺术的灿烂之华,……中国建筑一定程度上具有音乐的旋律、绘画的美意、诗文的气质与雕塑的境界;……在中国建筑的时空存在与发展中,这些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渗融其间,展开了一场场持久而甜蜜的‘对话’”③。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绘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1、重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审美

中国的建筑在长久的农耕社会型态与特有的汉语言文化哲学之孕育下,映像出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与高雅理性而深邃的文化哲思,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等四项特点,④并具有自然美、曲线美、均衡美、象征美、阴阳美等五种具体呈现⑤。如以儒、道、释等哲学理念将之聚敛浓缩于建筑艺术的审美理念上,则以“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三种精神体现于世。

(1)“致中和”的文化审美体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首先呈示于其有机整体观中,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和谐美,也是孔、孟认为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最好的自处方式,制导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⑥

传统建筑选址向来以“立于中”为先。卜辞有“立中,允入风”之说,因此国族社稷需位中土,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大人赋记载:“世有大人兮,在乎中洲。”“中州,中国也”;选址之外,城池规划、家宅民舍,也需“辨方正位”而“择其中”。至于城市与庭院布局则重视中轴线之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⑦梁思成认为:“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⑧。可见“致中和”之精神不止成为天子以至黎民在建筑上必须谨守的默契,也是契合于华夏民族礼乐文化均衡、和谐的共通审美心理。

(2)“重礼教”的人伦教化呈现

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百姓的具体内容。举凡食、衣、住、行,抑或婚、丧、喜、庆,都不可以须臾离开礼,《礼记•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荀子•乐论》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若崩,则国族恐将灭亡,故而言行必有礼法,屋宅建制也必须依循礼制系统。

汉高祖令叔孙通制订汉礼制度,废除秦社稷,设立汉社稷;⑨魏晋至隋唐时代进行频繁的修礼活动,至唐时完备了都城礼制建筑系统,并将郊祀等祭祀制度,形成国家大祀的定制。⑩任何朝代的礼制建筑非但受到君主的极度重视,也是民宅建筑的依据。宗庙、宫殿、陵寝等规划,除谨守其严格的伦理与阶层规矩外,台闽常见的三合院民宅建筑,则以供奉神主牌位的“祖厅”正厅为中心,两边等次而下乃为祖父母房、父母房,儿女房位居边陲,与最低下的厨房、仓库为邻;同样谨守伦常规范。至于庙宇、民宅之脊饰、壁堵或窗棂,常可见到的“赵子龙长板坡救主”、“彩衣娱亲”、“精忠报国”等壁画或装饰,是将忠孝节义的思想,透过建筑以达到教育子孙与思想启发的最佳境教方式。儒家重视人伦之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故而合乎礼教规矩与强化儒家人伦教化,乃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审美,亦使中国之建筑处处呈现和谐、平稳、冷静而兼蓄秩序与肃穆的景象。

(3)“敬天地”的轮回意识延展

《老子》诗蒸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中国人对于“天”,并非仅是“敬”与“畏”的关系,更是“亲”与“爱”的落实体现。天地育载万物,国族社稷之兴盛衰亡,则端视天子言行是否顺乎天道。行礼如宜,则天命永祚;逆天道而行,则天地将起异象,“天命”也将另择善德并取而代之。如《尚书》盘庚所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因而社稷寻址需依循四时以定方位,庙堂规制必循伦常以订礼制,庙宅陵冢形有所别以分阴阳,梁柱檐阶取材自然以尊天地。所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郊特性》)“天神在上”,人便应安居立命,以仰天之德,礼敬天地,顺自然之法,周而复始,方得享永世不灭之资源。

2、尚文人精神的传统绘画审美

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反省,是东汉末年及至魏晋时代的事情。而中国绘画艺术性的兴起,徐复观在分析后认为是因为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兴起、老庄思想及玄学风气抬头,以及人伦鉴识之风大盛三者为主要原因。B11因此中国的传统绘画审美也与之紧紧相扣,发展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美学特征和绘画传统。

(1)重传神

所谓“传神”,即系将此对象所蕴藏之神,通过其形象而把他表现(传)出来。B12“神”指的是精神,亦即老子《道德经》中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以及《庄子•天下篇》“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合而言之的精神。《淮南子•原道训》中载道:“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世说新语•巧艺》中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B13。是故,后来无论“穷玄妙于意表”的宗炳,作《叙画》的王微,或影响中国画坛深远的《古画品录》作者谢赫,都侧重“传神”一事。宋人邓椿也在其《画继》中提及:“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透过画作以传递绘者与受绘者之精神、本质与特性,是传统绘画最终的本义。

(2)崇气韵

精神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之物,精神一旦落之于笔墨上,即化格为“气韵”。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有云:“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而所谓“气韵”,徐复观认为应将“气”与“韵”当作两个概念来处理,也就是嵇康所谓的“神气宴如”、养生论的“神气以纯白独着”;此乃由作者的品格、气概中透过“心斋”与“坐忘”的努力后形成的“神气”B14。“韵”是由上述的“气”所分解出来的,是一种音乐的律动,落实在画纸上,主要就是线条的本身,藉由线条,而将神形的“态度风致”在绘画上表现出来,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此即历代用以评定画作优劣的标准。

(3)尚雅逸

所谓“逸”,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从《论语•微子》中考证其原意,将古之所谓“逸民”分成“发中权”之“ 高逸”与“身中清”之“清逸”二者;认为此与魏晋时的“清”、“远”、“旷”、“达”相通。魏晋时代士大夫以人伦鉴识区分画品之雅俗,《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加定“逸品”,重视不拘常法,以自然为上的画作;至[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品”置于“神品”之前:“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而“逸格”也得到北宋文人画家的推崇。故而“人到无求品自高”即成为追求画品格调高逸之不二法门。此须由绘者之思想人格着手,所谓“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B15因为太多红尘杂事,将使得作品显得“俗气”,无法入流。[清]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B16,邹一桂更以艳巧俗媚为忌,[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道“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足见“尚雅逸”,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绘画之审美共通

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空间结构、线性变化及曲面构成等,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B17。尤其传统园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讲究虚实、透漏、因借与景移,园林建筑的布局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颇有章法。以有限的建筑园林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颇近于画理。”B18传统绘画讲究皴法、线描及墨色使用,以线条的粗细与曲直构成形状(shape),以墨色浓淡与色彩塑造质感;传统建筑则以线条与空间拟塑风格,以材质和规模形成量感。在长久的交融互用之中,建立出如下的审美共通性:

1、和谐与秩序

“和谐”与“秩序”为儒家的基础与特色,亦为传统画作与建筑的审美标准。王维《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则载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李成《山水诀》也强调:“凡画山水,先立宾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所谓画有宾主,“主”与“宾”的关系确立,是绘画中维持“秩序”确保“和谐”的重要关键;[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千仞高峰之比例占据整体画面之泰半,溪流与人物则陪衬在下方角落。[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选择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比例,区分帝王与随侍之关系,使主宾分明而和谐有序。作为古代建筑典册之《考工记》则记载:“王城居首,为全国血缘宗法政治中心。诸侯城列作第二级……。”“三级城邑,尊卑有序,大小有制。”同样在确立“主”、“宾”的次序;以祀奉至圣先师的孔庙为例,无论于建筑之定制、高度与规划上,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与庙中其他建物相比,则明显是王维所谓之“主峰”。

绘画与建筑虽不同于简册将圣儒教化之言语以文字条列,仍以不同形式展现其教化功能。上述阎立本之“历代帝王图卷”绘列各朝帝王,依各帝王之品德、功绩决定于该图卷中侍从人数之多寡、行路或乘轿、仪态雍容或抑郁;此与杭州岳武穆庙前秦桧夫妇跪像、武则天坟前的无字碑,同有奖善惩恶之妙趣。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五代的“宫乐图”则与北京紫禁城以中庸致和为名的“中和殿”、福建南靖“和贵楼”、“怀远楼”等土楼之命名、台北“三峡祖师庙”罗列的“卧薪尝胆”、“田单复国”等铜雕壁画,以及桃园“范姜老屋群”的建筑彩画B19,同样隐含劝勉后人自强不息与守分向上的教化之功。

2、题名与定性

文人在画作上以文字题名落款与详加批注的习惯,最晚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南朝梁]萧绎的“贡职图”都有题名。而宋代画院考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都曾是画院考试的题目B20。这些题名将创作者的意念,较纯粹的图像更清楚且具体的呈现,在线条与墨色的传达外,以诗句与文字的述写,将作者之人生价值与哲学思想透过画作详实的传递。建筑之“题名”一如画作,前述的“中和殿”、“和贵楼”以建物之名传递拥有者之意;清代末期常受法、荷、西等列强侵犯的台湾,钦钗大臣沈葆桢为巩固海防,于台南安平仿法国之堡垒形式建造一防御性碉堡,在其城额上题名“亿载金城”四字,以求该城池千年亿载不朽,使防卫固若金汤、易守难攻B21;还有苏州“拙政园”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B22、广州“陈氏书院”大厅格扇上“道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令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B23的对联,都是借由“题名”,使建物呈现主人之风骨、寓意及人格特质的最佳写照。

传统画作的“性”主要来自于作品的题材、技法,而“格”则取决于创作者的品格修养。画作“性格”是赏析画作的重要依据。以工笔精绘而设色金碧艳丽者,鸟兽翎毛可见微毫,庙宇栋梁斗拱错落,画作呈现华贵而工整的气息,董其昌将之归为“北宗”,[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其代表;而被归为“南宗”的另一派画法,善用渲染与淡墨,“流素而成云,借地以为雪”,重视人物神韵与山水灵气,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是其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属性与风格虽不分为南北二宗,却因其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直观而显性的建筑技术,有风格迥异的“徽式建筑”、“闽式建筑”、“藏式建筑”、“岭南建筑”等,或是各具其使用机能的“庙宇建筑”、“民居建筑”、“军事建筑”等,当然也有因营建法制而区分的“汉代建筑”、“唐代建筑”、“明清时期建筑”等不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文化展现的建筑审美。

3、隐喻与象征

传统画作与建筑的“性格”既来自于人的品格,其直观形象与显性特征,则以隐喻与象征的符号提供找寻其隐性意涵与内在精神哲理的线索。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类此相互关系与延伸意涵归结成一套系统,以直观接收的“能指”(signifier),与间接受引导的“所指”(signified),以及转译间接呈现的“意指作用”(signifitation),来说明符号如何演绎出的思想与其后续延伸的神话。B24

古代中国文人因身处封建体制与礼教文化的威权,早学会运用这种间接呈现的手法,将意念隐藏于若有似无的朦胧中,以求明哲保身。[清]郑燮的“甘谷菊泉图”的,隐喻自己孤高超俗、不与尘世同流,于浊世中仍有廉洁自持与不移的气节,因此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B25除“花中四君子”之外,传统画作中常出现的松、竹、梅,则代表坚毅而高风亮节的“岁寒三友”;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清泉象征君子之德、白石象征择善固执;而山水画中常出现的一叶扁舟,往往是隐喻着文人“一朝不得志,明日散发弄轻舟”的潇洒与自我藉慰的处世哲学与艺术精神。

这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建筑审美上。在《周易》中,“九”为帝王至尊之数,为阳爻之天数;“六”为阳爻之地数。天九地六,为天地运旋之时运。所以建辟雍为太学,实际是将崇拜天地自然的观念渗透在教化、开蒙达智之中。B26杜耒《寒夜》“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文人于其宅第中,以具象征意义的植栽自我惕励与期许。这种象征符号也许布置于园艺景致,也许形塑于居宅栏杆、窗棂、门堵壁画上。古代知府衙门厅堂里彩绘的青天、太阳、海浪与白鹤壁画或浮雕,就是为官仕人清廉自持、为民青天的自我惕励。中国客家传统民居更是以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和象征意义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印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建,正面是红色的砂岩石垒砌的巨大浮雕石壁,中开大门,入门后为一条44级、上有玻璃光棚的笔直蹬道,正对陵墓,这种入口空间序列是古代陵墓神道的象征。”B27这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对传统建筑象征文化的继承。

4、气韵与意境

传统绘画审美具有“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特征,而传统建筑也将一系列文化讯息与素质蕴涵于其建筑“语汇”之中。梁思成与林徽音说:“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B28这种具有“诗意”与“画意”的“建筑意”,蕴含民族文化的深意,来自于民族的哲学、历史、伦理、美学等多种文化的综合,B29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韵致与艺术精神的“气韵”。王世仁也认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B30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B31序列推移的整体精神,除了阐释伦理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理性的人文探求。它可以是数字化的屋舍间架递减,也可以是燕尾脊角度的蜷起曲线与庑殿飞檐之如鸟翼昂起,说明中国人对秩序、婉转、圆融和向往天人合一等神韵品格的追求。

王振复先生以为“建筑文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无庸置疑的。”,他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象征性方式归纳为“数的象征”、“形的象征”、“音的象征”、“色的象征”等四种。B32在这四种象征性方式中,窗户、石板、藻井、塔层的数目变化,与[明]龚贤《画诀》:“四树一丛添叶式,此四树一丛,三树相近,一树稍远。”及奚冈《树木山石画法册》:“聚则宜累累,散则为星星。”以聚、散、疏、密分布表现韵律的绘画技巧相符。苏州的寒山寺以“夜半钟声”揉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鱼火对愁眠”的意境,闻名于古今。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饶富韵律的龙柱造型,充满文人风格的覆盆式石雕柱珠,以及纯朴素雅的飞檐翘起,在香烟袅绕与斜阳西照的光影映照下,与其雅致的山门也拟塑出相同于董其昌“高逸图”那烟岚飘渺、宁静致远的幽雅意境。

5、布局与五行风水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的“经营位置”,即传统建筑所谓之布局,相似于西方绘画理论所说的“构图”(composition)。其中不同之细微处,在于以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中,传统绘画之经营与建筑之布局追求与天地相和,阴阳相生,于其甚者更要求符于五行风水之理。[宋]郭熙认为作画之时,凡经营下笔,必合乎天地B33。[明]董其昌则认为,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其次须明虚实。B34树石布塞,需密相间。虚实相生,乃得画理B35。[清]唐岱《绘事发微》则载道:“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莫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石涛的《画语录》则以“一画”为核心,融合周易、道家学说和禅宗之说B36。

历朝的都城规划与宅第布局,同样遵循周易及阴阳五行之理念,善用左阴右阳,采“九”为阳数至极之法。《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至于宫殿型制,则遵循儒家规矩“前朝后寝”之制,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B37。东汉末年道教盛行之后,阴阳五行风水之说更深深影响其营建法制。《旧唐书》载武则天建立明堂的诏书:“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外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以八卦之形为台基,重视阴阳的顺序。而后之紫禁城,南京的明孝陵,其宫殿布局、尺寸与用色,都可察见五行五色与阴阳与风水之特征潜藏其间。以空间布局著名的苏州“留园”,西北为太祖山、祖山,是风水术中“干”位所在。为求“龙脉”流贯,因此于中部掘水池为“龙潭”,而东南“巽”位为“风”,在此设建筑,以求“风生水起”“龙气盈贯”。此“龙脉”相应于水墨画,则为画中山势之起伏,[清]王概比喻为人之气脉B38;王原祁则以为“龙脉”为画中气势,与开合起伏互为体用,若强扭龙脉则生病矣。B39

因此历史学者姜波认为:“北周五郊坛的高广和距城之远近,都合乎五行之数,使五行观念与五郊坛的对应关系更加整齐。……西汉晚期确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祭祀方面的指导地位……”何晓昕则说:“中国风水术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与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B40

三、结论

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注重白描、散点透视、虚实相映,以有限之景寓无限之情,追求“象外之象”,以拟造气韵生动的“境”;中国园林则讲究虚实、透漏、因借和景移,其植栽与庭院的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这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以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家轮回与五行风水为文化底蕴,发展出具有“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的建筑审美,也酝酿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绘画审美,无异是中国艺术精神现象的凝聚。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精神与生命的写照,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追求,所有艺术犹如万流同归一宗,具有相隔却相通、神似而体异的审美共通性。尤其是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具有“和谐与教化”、“题名与定性”、“隐喻与象征”、“气韵与意境”、“布局与五行风水”、“心灵自在与自我抒发”、“对和的禁忌”等面象的审美共通性。这些审美共通性体现艺术品欣赏与审美之规律与经验,从而为扩充与深化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感受,实现审美超越,提供多样化的条件与契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引自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下册,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9页。

③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参见张士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水美学思想》,新浪博客网。

⑥ 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⑦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⑧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⑨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5页。

⑩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36页。

B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46-157页。

B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B14参见曾炎辉《“气论”在宋朝山水画中的影响》,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3-69页。

B15方咸亨《中国画论类编》,《邵村论画》,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B16参见朱晓红《沈宗骞――中国书画画语图解》,《芥舟学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B17参见叶育男《形体的自由化――东方书法与美学在数位构筑中的初探》,台北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9页。

B18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B19倪晶玮《范姜老屋建筑彩画中之文化意涵》,《建筑学报》(台北),2009年第68期,第236-239页。

B20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B21李乾朗《台湾建筑史》,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B22此联置于拙政园西山之“雪香云蔚亭”,为[明]文征明所题。原文出自[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诗“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影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之其中二句。

B23此联置于陈氏书院(陈家祠)首进大厅格扇,上下联之大意为:“追寻着太邱祖的道路,将贤德之士集于一堂以切磋学问,昌盛后世;与德芳百世的广雅书院为邻,以优良的学风培育我百粤的子弟,举拔人才,提振文风。”文在缅怀先祖,尊崇广雅书院的文风,并勉励后代子孙勤奋向学。

B24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9-187页。

B25参见全景博物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名画博物馆》(第四卷),第450页。

B26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B27参见李倩《中国传统建筑象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B28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B29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B30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B31《十三经注疏》卷11《礼记注疏•中》,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3-1135页。

B32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0页。

B33郭熙《美术丛书》第九集《林泉高致集》。

B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B35蒋和《学画杂论》,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B36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页。

B37转载自罗哲文、王振《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B38[清]王概《芥子园画传》该段原文:“所谓嶂,盖山之颅骨是也。此处起伏为一山之主,而气脉联络,并为通幅之一树一石,皆奉为主。又有君相存焉。……山有高有下,高则血脉在下,肩骨开张,基脚厚壮,峦岫环绕,映代步绝,此高山也。”

B39[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该段原文:“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之所矜式。然愚意以为不三体用二字,学者中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之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

B40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Aesthetical Intersection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Drawings

TANG Xiao-xiang1,WANG Yong-zhi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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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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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已经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正如明清家具,传统建筑、室内空间及其内含物(如隔断),虚空形象显著,其风格蕴涵着朴素的哲学精神,象征意义深奥超凡,现在仍在流行。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化,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不仅形成了完备的造型审美体系,而且融入了相当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哲学根基其实就是佛法与老庄哲学[1]。落实到建筑上,就是虚空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事物不但有空的一面,也有不空的一面即为“中道”。这其实是指有与无之间,是与不是之间的一种中间领域。道教与佛学哲学上在中国发展相互渗透,二者共同成为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模糊性的哲学根基[2]。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明代造园家计成所著《园冶》一书将这一思想看作是中国园林文化的最高审美理想,其实,这也是中国建筑文化基于“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最高审美境界。[3]

1.2美学基础

中国古代艺术家们是深深懂得传统艺术审美观念的,他们强调虚实相生,以空灵静谧为醇美趣境,以虚静超然为最高境界,以实写虚为艺术,寓“有”于“无”,无中见有,在“空”“无”“虚”的境界中表现丰富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一切审美活动是“虚”和“实”的统一,虚实结合是人类艺术创作和审美标准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传统室内建筑空间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和含蓄的、不定的美感。这就涉及到与建筑本质密切相关的建筑美的模糊性这一问题了。在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关于传统室内建筑空间的美学精神,这种层面与西方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它注重完整性,非常有序,偏爱含蓄性(模糊性)和喜欢情节性,其中含蓄性也是东方美学的核心特征。

2.中国传统建筑模糊空间的空间特征

中国传统建筑、室内空间的形态独特,隔断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民族性特点浓厚。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室内建筑空间的划分方式,底蕴深邃,极具美学精神。中国传统建筑是木构架结构,大屋顶、侧廊,自然产生了屋檐下的空间,也就是模糊空间(如图1)。这样的空间的最大特点就是“虚”,也就是模糊性,如此也为室内隔断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并且,这种模糊空间普遍存在,也是中国传统室内空间的魅力所在。建筑的本源在于空间,对于建筑意境的营造最终也必须以实体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建筑中的“模糊”并不等同于“混乱”和“不存在”,相反,它应该是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存在。这种建筑中的存在,可能表现为造型的部分缺失,形态上的无形之形;可能表现为空间界定的不确定性,空间功能的多义性,空间感受的含蓄性。图象的不完全、不完整,形成空缺,不确定,它是一种“不完全的符号”[4]。

2.1“四柱间”

中国儒教、道教文化体系,从未出现过对封闭、隐私、黑暗的空间追求的趋向,其核心空间,一般是由四周柱子限定的通透的“气”空间。中国传统室内隔断的空间模糊性的形成与传统木结构建筑构建的空间形态密切相关,这也是框架结构发展的必然。中国建筑以“间”和柱布局和组织空间,而所谓“间”即指四根立柱所围合的空间。如汉代石刻中通透的“四柱间”空间形式以及四柱支撑的原始穴居建筑,半坡F21复原[5](如图2)。这种四柱支撑的空间即为最初的“模糊空间”。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组织形式,主要是四合院落,形式封闭型的庭院式布局。建筑内部空间是数量的组合,不是体量的集合,其建筑平面是以“间”为单位,间成为中国建筑的基本单元[6]。一幢建筑空间由一间或若干间组成。“间”的适应性很强,建筑空间具有显著的通用性。这与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的“通用空间”理论相符。柱的灵活布置是形成中国传统室内空间形态的主要手段之一。柱的排列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室内空间的划分,立柱的位置一经确定,即使不安装隔扇、板门,室内区域也有了一定的格局。柱和“间”为隔断的产生、发展及空间的模糊性提供了原始基础。

2.2“隔断间”

这里说的“隔断间”是指由隔断围合、划分的空间。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的室内空间就是模糊空间的典型代表。在宋代,室内空间的分隔称为“截间”,意思就是将“开间”分截开来。其后,所有分隔的形式和设施都统称为“隔断”,隔断既是“动词”,又是“名词”。古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文献以及图画十分清楚地说明,中国建筑最早用于室内空间分隔的设施是不属于建筑构造的活动性的帷帐、帘幕和屏风。即丛“隔断”诞生起,它就带有天生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矛盾性,隔而不断。隔断使室内空间层次丰富,其空间性明显且重要。如明代计成在《园冶•厅堂基》中所说的“深奥曲直,通前达后,全在斯半间中,生出幻境”的循环流动的空间特性[6]。这些隔断可以串联,可以并联;可以包容,可以穿插;可以规则,可以不规则……空间关系复杂、灵活丰富。

3.中国传统建筑模糊空间的审美与效应

3.1结构

中国传统建筑十分重视空间的结构美,主要表现为建筑个体各部分结构之间的逻辑严密、条理清晰的形象。室内空间的结构是统一的、和谐的,逻辑联系是通顺的、严密的,其木构架由于是以木为构,就发展了一种中国自古所独有的榫卯技术。木构架体系建筑的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分离,墙体不过是一种填充物可有可无、可厚可薄,这就为创造灵活的室内空间提供了优越的技术条件。

3.2和谐

中国的建筑之道就在于“道法自然”,体现在“和谐自然”。除了塔以外,中国传统建筑几乎都是水平发展,从不“冒进”,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合理的自然观,也是一种时空观。自然和人是相通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自然宇宙角度看,天地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环境。以“和”为宗旨的中国宇宙论,并没有把建筑及室内空间与自然对立,而是让其与自然和睦相处。

3.3模糊

中国传统室内的木构架体系讲求的是空间之间的配合、协调,这表现在思维意识上,即一种比较模糊、不确定的思维意识。模糊性是指事物属性表现出来的亦此亦彼的不确定性,通过隔断的空间分隔,实中带虚,虚中带实,似隔非隔,似透非透,空间模糊性的性质确定了。如中国传统园林中的亭子,几根柱支撑起顶而不存在墙体,空间形态通透开敞,亭子这种空间的界定不清晰、不明确,因此空间特点是模糊的。

3.4意境

中国人的艺术观念不像西方人那样直接和简明,中国人重物感,重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在构思立意上,往往根据绘画和文学的描写造景,借景物表现文学意境,或借书画匾额引导人们更深入地领会自然景色,即运用“诗情”和“画意”的设计方法,创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室内建筑环境。这种意境的产生,和中国传统建筑的木结构有关,“框架”结构使室内空间通透,柱的支撑和“间”的并联,给含蓄的意境做了基础铺垫。[7]

4.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架体系为模糊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说,模糊空间一种对构造关系的营造,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美学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精神及传统空间观的必然产物。“四柱间”和“隔断间”是中国传统建筑模糊空间的空间特征,其建筑结构严谨,讲究和谐,空间模糊,追求意境,诠释了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文化精神内涵。我们只有探寻其内在的空间规律、特征及精神内涵,才能使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侯幼彬著.中国建筑美学[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2-120,280-308)

[2]陆海鹏著.模糊空间的研究及对现代启示[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9:(11-21)

[3]王振复著.建筑美学笔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04:(25-125)

[4][美]保罗•利科著.哲学主要趋向(第二版)[M].李幼燕,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04.04

[5]杨鸿勋著.建筑考古学论文集[M].文物出版社.1987.04:(6-13)

篇11

中国建筑文化由于其内涵和形式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独特的语言体系。我国传统建筑作为哲学的物质载体,通过蕴藏在其中的高超木结构技术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映射出的美学精神、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终极理解,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和深邃的哲学境界。本文以清昭陵为例,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陵墓建筑中的体现。

所谓陵寝指中国帝王的陵墓陵宫,是属于墓葬文化的一个建筑门类,中国封建文化发达,帝王乃“真龙天子”,权倾天下,故陵寝建筑的繁荣,也是世所罕见的。陵墓的建造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一、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

“风水宝地”,确实有着较高的物质环境和自然景观质量,大都符合我国自然大气候,并依据当地的具体小气候和地形而选定,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

归属于中国山脉水系的大概,以及纳阳御寒的气候实利功能,风水学家概括出了一个“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这个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建筑基址背后有座山“来龙”,其北有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阜“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京)昭陵位于盛京城北约十华里,在满语中叫“额尔登额蒙安”。因在盛京城北,,俗称“北陵”。昭陵始建于清祟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完工。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盛京通志》称昭陵“风水”曰“福陵发源于长白,昭陵自城东北叠嵘层峦至此,宽平洪敞,辽水右回,浑河左绕,有包罗万象控驭八荒之势。”亦称:昭陵是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福、昭二陵“同干分支,二陵为一体”。并据此推断。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天柱山的“后龙”。太宗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昭陵龙脉起自父陵后龙不仅合乎“风水”条件要求,而且也与辈份相合。又有三台山作为后靠。

二、事死如生的空间布局

事死如生,是中国传统陵墓营建的原则,所以皇陵的建设亦突出皇权的至上。建筑中轴线的观念与古代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相谐的。屈原以建筑学实际也是原始宇宙说的眼光,对天地宇宙的方位、体量深表关切:“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架其衍儿何?”这两句是说:整个大地平面既然呈南北狭长之形。,屈原诗歌中所反映的这种南北长于东西的宇宙大地平面观亦即建筑平面观,对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平面安排深有影响,那便是对建筑群体平面安排的南北狭长及由此产生的纵深之美的执意追求,是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轴线”文化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走过甬道,周边的气氛浓郁起来,来到灵前,有开阔的广场,进入陵寝空间是在一个凸字形月台上,有一个石坊作为前导,标定空间,石坊前的坡道抬升台面,走过石坊,第二层台面提高了大红门的陵园主门的地位。石坊与大红门通过颜色(一青一红)、虚实、体量的对比和地势的提高,描绘出陵园起始阶段的路径。

进入大红门后,可分为三个空间层次:第一阶段:从大红门到隆恩门,第二阶段:从隆恩门到隆恩殿,第三阶段:从隆恩殿到宝城。第一阶段是神道空间序列,又石望柱统领,甬道两侧有六队石象生显梯形排列,利用透视学原理越远对兽间距越近,增加视觉景深,延长神道的深邃感。有偿的神道塑造的气氛,在威慑人的灵魂,两侧石雕似仪式化的象征,实现了死对生的压制性对话。继续前行,是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内有圣德碑,上刻有皇太极一生的文治武功,向生者宣扬着死者的功业。神功圣德碑亭位于甬道的正中,却不可以穿越,而是绕行,所以建筑内部只有陈列空间,无交通空间。绕过碑亭,在肃穆的方城城墙之上有高大的隆恩门楼。两侧四座配殿和碑亭、华表、门楼一起限定出一个方形空间。空间从之前的狭长,转换成面式的方形空间,突出隆恩门的雄伟,人的心灵重压抑转向震撼。隆恩门楼的高耸起了提神的作用。

穿过隆恩门,是第二个阶段――方城空间。幽深的门洞,是为了突显方城内空间的开朗。方城内主体建筑――隆恩殿位于方城北部,与两个配殿形成方城后部空间的围合感,宽大的方形广场将视线推向远处,通过配殿的收敛,是视点集中在隆恩殿上。与第一阶段相比,开敞、恢弘的空间显示了皇家的气魄,隆恩殿张扬着帝王生前的威仪。转到明楼前,空间突然局促起来,殿后与明楼之间的空间很局促,而这里又挤放了石五供使这里更加拥挤。走过整个昭陵,最好奇,最不解的地方便在于此,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甬道实际上停止在了隆恩殿月台之前,而不是方城末端的明楼,也就是说,设计者引导生者进入的空间终点就是隆恩殿。隆恩殿后空间即为第三阶段――隆恩殿到宝城,这个局促的空间是一段生与死的过渡,是生者对彼岸的沉思。石五供是生者对死者的供祭,而明楼则是要诉说对生死的界定,继续前行迎面是封闭的影壁墙。在方城和宝城之间形成月牙形的院落空间,是生者路线的回旋,这里的回旋,提出了生对死的迷惑。这个第三阶段的空间不仅是前两个空间的首位,还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是无尽的回想。

三、等级制度不甚完备的单体建筑

儒家的王道思想强调每个人通过“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德行的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境界,而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里,统治阶级真正推崇得比较细致的是“礼”。因此,“礼”的思想与“礼”的制度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等级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主要表现为以维护伦理为目的,而建构起一系列“分尊卑”、“辨贵贱”的建筑等级秩序模式。表现在建筑中,无论是房屋的开间数还是对屋顶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构件的使用上,均有严格的贵贱等级之分,不能随意逾越,在关内明清各陵都毫无例外地恪守了这一思想。

清昭陵作为清初关外的建筑群,其单体建筑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建构起严格、明确的建筑礼制,等级极不规范,做法混乱,随意性较大,这与中原宫室建筑的诸多规定是极为不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关外宫式建筑的特点。在房屋开间数上,有奇数也有偶数,隆恩殿与东西配殿等却均是五开间。再看对屋顶的使用上,建筑的主次关系没有与屋顶形式的尊卑进行严格地匹配,隆恩殿虽是整个陵寝的最核心建筑,但仅是单檐歇山顶,较明楼和神功圣德碑亭的重檐歇山顶等级还要低。这些现象都说明早期满族人虽然吸收了汉文化,但对于其建筑等级制度文化的周密考虑和形式上的体现却未了解到其精髓所在。

中国建筑设计很早就吸收了传统哲学思想,它对传统建筑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建筑体系显得更为悠久,也更深刻。中国古代建筑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如何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上的运用,是值得每一位建筑师思考的问题,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思想,对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白晨曦.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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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老房子的相关背景

曾经有人说“一座城市没有历史,就如同一个人没有灵魂。老房子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武汉在建国以来便成为了军事政治要地,这段历史赋予了武汉一个无可替代的灵魂,这座文化古城在经历了百年风霜后,沉淀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回忆。

多少岁月在这百年历史的时光中消逝,而那一座座带有历史痕迹的建筑在这历史的长河里又鉴证了多少或沉重或欣喜的过去。武汉素有“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美誉,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英,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建立领事馆,设立银行、工厂、教会等,随着西方建筑的兴起武汉建筑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本由原始的木构架为主体支撑的建筑逐渐转变为融合了各国文化元素的欧式建筑,是欧洲传统文化与武汉特性的完美结合,这些百年建筑彰显着武汉辉煌的过去。

2武汉老房子里份的特色

2.1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形式和风格特色

里份型住宅主要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对称格局,按其结构形式大体分为普通里份住宅、中档里份住宅和高档的里份建筑三种类型。

为了在夏天缓解武汉这一火炉城市的炎热环境,里份建筑在设计上不仅设计良好的通风,设置遮阴设备,并且将窗户设计为内外两层,内层为玻璃窗,外层为木制百叶窗。当阳光照射住宅时,关上外层百叶窗,既遮荫,又保证室内通风。

里份建筑的局部装饰尤为细致,木制门窗做工精细并结合传统的建筑设计风格。窗户隔栅上多有精美的雕刻,既美观又实用。传统的木制装修为里份民居增添了几分古朴和典雅。二十世纪30年代之后,新式建筑对装饰的讲究延伸到了大门、窗户以及山墙,且装饰更加融入了欧式风格。在总体布置上,更多地考虑朝向、通风、采光等要求。通过这些欧式风格与武汉特色的完美融合,我们可以追溯过去的光景,它们是城市的光辉历史与沧桑岁月最宝贵的见证者,这些汇聚了欧洲元素和本土风格的建筑,成为了街道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2.2武汉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历史文化魅力

国家勘察设计大师崔恺曾说:“建筑之于我是一种审美,一种文化,一种交流。”此话用于优秀的里份建筑同样恰如其分。穿梭于里份民居之中,就如同走进一段仍在延续的历史之中并与历史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可以领悟建筑师独具匠心的建筑构思和对建筑、对美的理解,可以重温对历史的回忆,我们可以从中感悟深层的文化内涵。里份一直被称做“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标本”,那精巧严谨的建筑结构,曲径通幽的宁静生活,以及汉派文化的浓郁厚重,无不令人神往。

里份中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大家长年生活在那里,互帮互助,娱乐休闲,形成了融洽不可分的大家庭。里份的入口处都设有牌楼,牌楼标示着里份的名称,证明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西方学者眼中武汉“五方杂处”的风貌就此形成于里份——“杂处”并不单体现在建筑上,也体现在里份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上。 里份不仅是物质遗产,也是饱含情绪的精神产品,其中蕴藏了深厚的文化意韵。

3武汉老房子的现状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也在不断膨胀,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那些老房子的处境岌岌可危。近年来,武汉市的旧城改造如火如荼,老城区大多被高楼大厦所取代。处于繁华地段的老里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拆除的对象。在发展武汉这个中心大城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那些赋予武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历史产物。一些承载着历史沧桑和延续着老武汉文化的老街区、老房子被推倒了,一些很有历史文化韵味的老建筑被铲平了,这无疑是对武汉历史文化的践踏和摧残。有些建筑依旧风貌依旧,得到很好的修葺和保护。可是有些建筑却常年无人问津,有的因为常年失修变得残破不已,有的甚至被限令。

结语

对老房子保护措施要以恢复老街区的活力为宗旨。其中的改造设计与维护工作都是非常复杂而漫长的,不是某个单方挥挥手能够完成的任务。它需要有政府参与、居民义务、专家职责,以及来自社会各方的资金及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共同协作完成。老街区对于武汉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是及其重大的,它让大武汉充满了重重的历史与文化气息,我们真的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有朝一日,她能重显风光让现代的武汉变得更有魅力!

老房子的保护它所形成的城市肌理、空间环境、生活形态、文化传统等,应该能够通过梳理、保护和再生,找到它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可持续性的土壤。老房子的生存抉择并非是单向度的只是为自身寻求生存空间,而是与现代城市建设更健康、更和谐的人居环境的目标之间有着良性互动。

老房子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采取怎样的策略,以协调和引导各方利益、规范法制、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策执行过程,使老街区能在新的城市文脉环境中焕发独特的光彩,使它们与新的城市元素编织、交叠成多元复合的新的城市文脉,这是我们应该紧迫地思考和实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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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园林艺术特点

世界园林主要可分为东方园林和西方园林两大类,前者以中国园林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园林为代表。中西园林作为供人游乐赏玩的艺术空间具有共性,然而由于自然观、审美取向的不同,两者的造园理论、造园布局及其审美情趣迥然不同。美国景园建筑学家西蒙德说:“西方人对自然作战,东方人以自身适应自然,并以自然适应自身。”③

1.西方园林的特点。

西方园林的造园艺术,深受西方自然观的影响,西方人信奉“天人对立,改造自然”的哲学观,强调人改造自然,从而形成有别于东方的美学思想。西方人将数和比例奉为美的最高境界,强调“美就是和谐,和谐有它的内部结构,这就是对称、均衡、秩序,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和几何关系来确定的”。其总特点强调的是以人工改变自然,无论是建筑物还是山水树木都具有人工穿凿的明显印记,它是运用建筑法则而不是自然法则建造园林。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的是法国园林,“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_天的广厦”④。排列整齐的建筑,柱廊、花坛、草坪、雕像、喷泉等均是秩序分明,呈现出几何形状,充分体现了人工改造自然的力量。因此西方园林中处处呈现的平面的、立体的几何形,一切景物均以规整、匀称的形式出现,透视感强,平坦开放,一览无余,从而把自由的大自然纳入规整的建筑系统。

西方园林的基本布局体现严格的几何图案。平面布局以轴线展开,以建筑物为主体,一般以一座体积庞大的建筑物矗立于园林中十分突出的轴线的起点上,整座园林以此建筑物为基准,园林的主轴线是此建筑轴线的延伸。沿主轴线布置主要景观,两侧有次轴线,之间有直干道和斜干道相连。在纵横道路交叉上形成小广场,呈点状分布水池、喷泉、雕塑或其他类型的建筑小品。道路是笔直的,水面被限制在整整齐齐的石砌池子里,其池子被砌成圆形、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池中布设人物雕塑和喷泉。园林铺设大面积草坪,花草树木严格整形修剪成锥体、球体、圆柱体,草坪、花圃则勾划成菱形、矩形、圆形等图案,一丝不苟地按几何图形修剪、栽植,绝不容许自然生长形状,被誉之为刺绣花圃、绿色雕刻。“园艺要修剪、扶直树木,使每一株树的形状完全不同于处女林中的树木;正如建筑堆砌石块成为整齐的形式一样,园艺把公园中的树木栽成整齐的行列。总之,养花或园艺把‘粗糙的原料’加以改造、精制,是和建筑如出一辙的。”⑤为了突出人的力量,西方园林中广为布置人体雕塑,以显现人体美。园林布局不追求层次感,只有把游览视点提高,才能领略造园艺术的整体美。西方园林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是花草树木也修剪对称方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

西方园林艺术提出“完整、和谐、鲜明”三要素,体现出严谨的理性,集中表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人力胜自然的思想理念。

2.中国古典园林特点。

中国园林是一种自然山水式园林,追求天然之趣是中国园林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士人对山水自然抱着敬畏、崇尚的态度,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基于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传承,中国园林以自然山水为造园的楷模,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园林创作的最高原则和审美标准。园林景观呈现的山环水抱,曲折蜿蜒,参差错落,花草树木自然之态,从而获得“不离轩堂而共履闲旷之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性”⑥的理想生活境界。

中国园林在布局上以自然为宗,“今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天地之为是山也⋯⋯吾之为山也,非能学天地之山野,学夫天地之山之自然之理也”⑦。园林因地制宜,呈现不规则的平面布局,没有明显的轴线对称,最忌方塘石洫、一览而尽的做法,主张庭园重深,处处邻虚,曲径通幽。空间上讲求“隔景”、“藏景”,“合景色于草昧之中,昧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⑧。要求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脉),则远矣”。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营造出无限的意趣。造园非常注重因地制宜,因山顺势,变化有致,曲折多端的手法。园林造景的山、水、建筑、花木这四要素的布置没有一定的程式,按照自然的形态灵活随意,“因阜垒山,因洼疏池。集宾有堂,眺远有楼有阁,读书有斋,燕寝有馆房,循行往还,登降上下,有廊榭、亭台、、村柴之属”⑨。建筑服从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与山水树木相互协调、融为一体,“随基势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亭台楼榭轻灵小巧,翘角飞檐,与周围环境互相穿插融合。植物和树木的栽种和修剪配和山水布置,“着眼在画意,高树和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长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⒑。传教士王致诚在写往巴黎的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1l。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正符合中国古代文人居山四法:“树无行次,石无位置,屋无宏肆,心无机事”

的理想园居环境。

而在审美情趣上,中国园林艺术的美,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美,而是更加追求意境美。“片山多致,寸石生情”,将客观景致与主观情感相结合,情景交融,借景物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从而使景物富有诗情画意与深刻哲理。“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特构,无论是对于诗词、绘画、音乐,还是对于园林乃至盆景的创作来说,都能赋予灵魂,灌注生气,化景物为情思,变心态为画面,使作品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意象含蓄,情致深蕴,从而以其特殊的美的魅力,引人入胜,耐人寻思。”⒓.是否强调审美意境的创造,是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重要的区别之一。

中国园林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条联系的纽带,遵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与协调。

二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园林建筑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自然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传教士到中国,首先在传教地建立教堂。据档案记载,康熙时期全国各地的新旧教堂多达30座,分布于北京、山东、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等省份13.。北京宣武门教堂——南堂,是汤若望在顺治七年(1650年)春,依中国式建筑风格建造的,但“堂牖器饰⋯⋯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并设有喷水池,“左池水上高三四尺,石池水四道,上喷高四五尺”14.。教堂内的建筑装饰和喷水池带有西洋园林的特点。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徐日升与闵明我将其改建成欧式。

1.私家园林艺术中的异质文化因子。

明清之际的江南私家园林受到西洋建筑的影响,在建筑小品的装饰和细部做法上模仿西方园林,如西式的石栏杆、西洋的套色玻璃和雕花玻璃等西洋异质文化因子悄然出现。

据袁祖志所写《随园琐记》中记载清代文人袁枚在南京的随园,“‘书仓’之东厢曰‘琉璃世界’,为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陆离,目迷心醉”15。

扬州的“江园”,江方伯建于乾隆年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为官园。园中有一幢五间的敞厅,乾隆皇帝赐名曰“怡性堂”,“堂左构子舍,仿泰西营造法”bq。堂前敞后荫,两面夹山,“左靠山仿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楣”,模仿意大利山地别墅园的逐层平台及大台阶的做法,“构深屋,望之如数十百千层,一旋一折,目眩足惧,唯闻钟声,令人依声而转。盖室之中设自鸣钟,屋一折则钟一鸣,关捩与折相应。外画山河海屿,海洋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上开天窗盈尺,令天光云影相摩荡,兼以日月之光射之,晶耀绝伦”16.。这是模仿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巴洛克式建筑的所谓“连列厅”以及用大镜子以扩大室内空间的“镜厅”做法。

扬州的“黄园”,为黄氏别墅,与“江园”相接。其中三层楼房的“澄碧堂”是模仿广州欧式建筑十三行的建筑立面,大量使用西洋建筑中的玻璃装饰,玲珑剔透。“盖西洋人好碧,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是堂效其制,故名澄碧堂。”17.

扬州的另一处园林景观“石壁流淙”,其一幢建筑物内“榻旁一架古书,缥缈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是由于墙上绘西洋壁画,绘画运用焦点透视法因而显得景物逼真,人仿佛可以走进去。徐履安“丁丑间(乾隆二十二年)为园⋯⋯作水法,以锡为筒,一百四十有二,伏地下,上置木桶,高三尺,以罗罩之,水有锡筒中行至口,口七孔,孔中细丝盘转千余,其户轴织具桔槔辘轳关捩努牙诸法,由机而坐,使水出高与檐齐,如趵突泉,即今之水竹居也”18。使用龙尾车操纵水源的方法制做西洋式喷泉。

西洋园林的元素在江南私家园林中基本上运用于园林的建筑装饰中,在园林建筑形制、建筑装饰中部分吸收外来因素。

2.皇家园林中的西洋园林。

受西洋园林影响最为显著的当属皇家园林,它不仅在建筑的局部采用西洋建筑手法,而且在园林的立意、布局、建造中照搬西方园林,甚至用西方人设计园林,大规模成群兴建西方风格的园林建筑。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则是圆明园的西洋楼。乾隆皇帝从郎世宁进呈的西洋画中看到西方园林中的喷泉图样,很感兴趣,便征召西洋传教士修建,最后由郎世宁推荐传教士蒋友仁在长春园的北侧建成了第一座大型喷泉,“乾隆见而大悦。长春园中之其它欧式建筑及水法兴建约始于此时”19.。乾隆皇帝于是命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蒋友仁等在长春园修造西洋楼。

西洋楼景区内欧式建筑、喷泉、迷宫、雕塑、绿篱、水池等西方园林要素一应俱全,从平面布局到各造园要素的具体形象均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造园风格。全园共有7组欧式建筑,从西向东依次为: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平面布局体现轴线对称特点,景区的主要道路均为直线,主要景点的人工水池也都是规则的几何形状。建筑采用西洋建筑风格,高大的大理石建筑、跌落的台阶、华丽的装饰,充分体现了巴洛克和罗可可的建筑风格。建筑的平面布置、立面柱式、玻璃门窗、栏杆扶手等,都是西洋做法,细部装饰为西洋雕刻中夹杂着中国民族花饰。园区中心的“大水法”为西洋楼的主要景观,仿西方园林的喷泉,大水法主建筑为一巨型石龛,前面有狮子头喷水瀑布,成7级水帘。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1座大型喷水塔,塔身方形,共13级。并运用西洋机械引水。在绿化方面同样采用西方园林方法,修剪整齐的草木、花草铺成的花坛、建筑西方花园内常用的迷阵(Maze)景观——“万花阵”。“西洋楼”是西方园林在中国第一次较全面、较完整的引进,代表着18世纪东西建筑文化和造园艺术交流的成就,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皇家园林建筑室内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的装饰,据档案记载圆明园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间,曾在圆明园后殿仙楼下安设了一樘楠木边双园玻璃窗cl,雍正五年在万字房(万方安和)对瀑布仙楼的窗户上,还用了长4尺4寸、宽3尺2寸5分的大块玻璃cm。并吸收西洋教堂天顶画、全景画的装饰手法而变通为中国式的建筑装饰手法——通景画cn,在清代皇家园林中的圆明园、紫禁城内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内大量出现co,绘画采用了透视的画法,有极强的立体效果。

以上所说的私家园林和皇家园林现在虽已不复存在,而通过文献记载和园林遗迹可以看出,西方园林要素曾出现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园林中。它的引入,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丰富了中国造园艺术手法。

三西方园林艺术对中国园林影响的探讨

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清代园林中出现了许多西式景观和装饰艺术。然而,这些异质因子一般都体现在园林细微之处,出现在建筑的局部装饰和园林的小品中,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格局,明清园林主体建筑及整体风格则是保持中国式的,即使是最完整、全面地模仿西洋园林的典范——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也仅占圆明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作为聚景园林中的一个景观。且被置于全园也就是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的东北角,并在它与园内其它中式景观之间加土丘以为隔绝,成为一个独立的景观。

这种艺术风格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其一,中国固有文化的传承性。几千年的中外文化不断交融,影响中国最大的外来文化,东汉末年的佛教和明清以来的西学,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文化本体的根本改变。中国人从来都是以外来文化服务于中国的本体文化,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实现自我的再生和创新。在明清中国人的眼中,西洋建筑就像西方的自鸣钟一样,属于“奇技巧”一类,仅仅作为赏玩的对象而已。西洋楼的建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乾隆皇帝对西洋画中“水法”的兴趣。

中西文化由于伦理观、价值观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外来文化就必须让步,就像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利玛窦等人为了传教的顺利进行,改变了固有传教的方式,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在西方园林艺术的东渐过程中,当西方艺术与中国古典艺术出现相抵触的元素时,也不免要采取本土化的变通方式。西洋楼这样纯西式的建筑在细节处理上也不免使用中国古典园林的元素。西洋楼在主轴景观的处理上,并没设置成像西方庭园一眼望到底的直线,而是沿用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作三段,西洋楼建筑群同样地把一长条园景分成几个院落,避免拉丁庭园一望无际之感。西方古典主义花园中必不可少的人体雕像在西洋楼中却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的祥禽瑞兽:大水法前的水池中的主雕是一只象征福寿的梅花鹿,谐奇趣和海晏堂前的主雕是寓意吉祥的翻尾鲤鱼,海晏堂正面的大水池左右两侧的铜铸喷水雕像则改用中国传统的12生肖。

其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其次,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大。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和文化专制制度,阻碍了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西学的传播仅限于上层文人,入清之后,更囿于宫廷之内,社会影响面较小。西方园林艺术的影响也仅限于部分地区的少数园林及皇家园林中。

其三,中西园林的造园思想和园林特点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西方园林强调改造自然,透视感强,平坦开放、一览无余。西方古典主义园林的审美标准,和当代的建筑一样,是以追慕古罗马严格的几何构图和宏伟的气派为原则。中国园林强调效法自然,遵循“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造园原则,布局自由流畅,旷奥兼得,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园林崇尚自然的造园原则及追求“诗情画意”美学意向,顺应了园林“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需求。而人工的、几何的、规则的西方园林不符合中国文人的“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审美裁判。

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性顺应了造园的要求,所以能为西方所接受,具有中国趣味“英中式”园林在17—18世纪英法等地出现。而西方园林的理性化,与中国园林“犹若自然”的造园理论相抵触。因此,明清之际,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造园的艺术亦影响到造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但这种作用是表面化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思,没有在整体布局、设计上改变中国古典园林以自然为楷模的设计理念。

西方园林对中国园林的影响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注:①汤若望说:耶稣“犹如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因为天旱祈雨,将自己当作牺牲,供奉求雨。他身为圣王,而如此受罪,

非但他的威望不减,反而至德益章,为万世所赞誉。成汤将自己当作牺牲供奉,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皆为利济

于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藏,《满文密本档》137卷。

②13杨光先《不得已》,一史馆藏《满文密本档》137卷。

③西蒙德《景园建筑学》,转引自章采烈编著《中国园林艺术通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黑格尔《美学》第3卷。

⑤10.12转引自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3、94、273页。

⑥⑨(清)沈德潜《复园记》,《苏州历代名园记,苏州园林重修记》,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99、98页。

⑦叶燮《滋园记》。

⑧(清)笪重光《面筌》。

11.刘天华主编《十大名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204页。

14.黄表《远游略》。

15袁祖志《随园琐记》,陈植、张公池《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

16.17.18《扬州画舫录》卷十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8、270、285页。

19.《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33—334页。

20《教士书简》,《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3、4期。

21一史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三年九月十八日,木作。

22一史馆藏《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