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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重要批示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安排部署，以动员各界参与消费扶贫、促进扶贫产品稳定销售、巩固脱贫成果为目标，以建成运营消费扶贫专柜专馆专区及地方馆、用好“扶贫832”销售平台等为主要载体，以拓展八项消费扶贫行动为重要抓手，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政策支持与市场运作相促进、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相统一，统筹全社会各方面资源，积极购买和帮助销售扶贫产品，营造全力参与消费扶贫、购买扶贫产品的浓厚氛围。
三、活动时间
2020年9月1日至30日
四、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同志任主任，县发改局、扶贫办主要负责同志任副主任，各有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参加的组委会，组织领导我县消费扶贫月活动（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附后）。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有关部门、乡镇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办公室主任由县扶贫办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日常工作由县消费扶贫活动月工作专班承担。
五、活动内容及分工
统筹开展7项主要活动：
1.布放运营30台消费扶贫专柜。结合实际确定专柜布放规划，明确布放点位资源、规模等，通过落实优质点位、免除租金费用等方式，支持专柜布放运营。专柜重点布放在县、镇的学校、医疗机构、小区、交通站点、商业中心、机关、广场、社区等场所及中省直单位。按照省、市活动方案要求，2020年全市布放运营专柜200台，其中县布放30台。（牵头部门：县扶贫办。配合部门：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发改局、宣传部、教育局、商务局、卫健局、工商联、网信部门等）
2.规范设立1-2家消费扶贫专馆。在县内选择1-2家具有一定规模的村级电商服务场所，规范完善为消费扶贫专馆。运用政府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建设本地的消费扶贫专馆，集中展销推介我县扶贫产品。（牵头部门：商务局。配合部门：组织部、发改局、扶贫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供销部门等）
3.新开辟2个消费扶贫专区。在全县选择大型商超企业设立易于辨识的消费扶贫专区，精选运营商，集中宣传、展示和销售扶贫产品，全县开辟不少于2个商超扶贫专区。（牵头部门：商务局。配合部门：发改局、扶贫办、组织部、市监局、农业农村局、团县委、工商联等）
4.对接中国社会扶贫网。按照省里统一安排，配合做好全省消费扶贫网络平台与中国社会扶贫网有效对接，实现数据共享，丰富完善消费扶贫数据统计。组织符合条件的扶贫产品供应商登录中国社会扶贫网，开展企业宣传和扶贫展示，集中推介扶贫产品。（牵头部门：扶贫办。配合部门：抚发集团、发改局、宣传部、网信部门等）
5.用好“扶贫832”销售平台。发挥好“扶贫832”销售平台作用，推动扶贫产品及其供应商加快入驻。定期调度各级各类预算单位扶贫产品采购完成情况，动员鼓励加大采购力度。（牵头部门：扶贫办。配合部门：财政局、发改局、供销部门等）
6.开展扶贫产品认定。按照《省扶贫产品认定管理办法》要求，进行扶贫产品认定，切实扩大扶贫产品来源和认定范围，提升各地各方面参与消费扶贫能动性。把质量好、价格优、特色强、带贫多的扶贫产品，优选引进“三专”平台，推向更广阔市场。（牵头部门：发改局。配合部门：农业农村局、市监局、乡镇政府）
7.开展消费扶贫主题日、采购日活动。深化推进消费扶贫七项行动，以乡镇、部门为单位，于9月30日之前结合本乡镇、本部门实际，分类开展扶贫产品展、消费扶贫主题日、采购日等特色活动至少一次。切实采购和帮扶销售扶贫产品，在全县上下掀起消费扶贫热潮。（牵头部门：发改局。配合部门：扶贫办、组织部、宣传部、教育局、卫健局、商务局、市监局、农业农村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网信部门、工会、团委、妇联、工商联等）
六、实施步骤
整体活动分3个阶段：
1.组织发动阶段（9月初）。按照省市活动方案要求，制定《县2020年消费扶贫月活动方案》，并组织召开全县消费扶贫月活动部署协调会，明确分工，共同发力，确保消费扶贫活动顺利开展。
2.组织实施阶段（9月）。全县各乡镇、部门按照本方案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结合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和行业性活动。
3.总结阶段（10月上旬）。全县各乡镇、部门对消费扶贫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总结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加盖公章）于10月12日前报送县扶贫办，邮箱：。联系电话。
七、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建立顺畅的联动机制。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是中央、省促进消费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消费扶贫成果是今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请各乡镇、部门高度重视消费扶贫月活动，加强统筹协调、情况调度和总结报告，为活动开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2.狠抓落实，加大活动的支持力度。要加大对消费扶贫月活动的支持力度，特别对专柜专馆专区，要落实优质点位，减免租金费用，把支持扶持措施落到实处。切实支持扶贫产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拓宽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提供必要的政策、资金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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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领导小组
根据今年机构改革、人员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了精准扶贫领导小组成员，由局长任组长，机关党支部书记任副组长兼分管领导，发改、商务、物价的工作骨干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细化了工作任务，明确了工作职责。同时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具体消费扶贫方案、措施，创建了由各负责单位人员组成的消费扶贫工作微信群，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二）广泛深入调研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领导班子坚持每季度至少研究一次脱贫攻坚工作，安排部署具体举措，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全体帮扶干部坚持每月到所帮扶村开展至少一次驻村帮扶工作。调查了解村情况和贫困户具体情况，宣传上级有关脱贫政策并了解贫困户所求。将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反馈给驻村乡干部和村两委，共同研究解决办法。
（三）听取扶贫专题汇报
我局领导每两个月听取一次帮扶责任人专题汇报，及时调整工作方向，明确工作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贯彻省、市扶贫工作要求，高度重视，聚焦发力，扎扎实实地完成好各项扶贫工作任务。
（四）脱贫攻坚工作专题研究
我局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将精准扶贫纳入重要议程，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上级会议、文件精神，精心筹划安排部署具体举措，班子每季度至少专题研究1次脱贫攻坚工作。
（五）帮扶措施精准
我局严格围绕消费扶贫、电商扶贫的重点，按照“因户制宜，一户一策”的要求，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施策，切实做到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努力促进帮扶对象经济持续健康。按照贫困户退出标准，以户为单位，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具体有五项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即可退出。2020年我单位帮扶的101名贫困户中已脱贫44名，严格按照贫困户退出的程序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销号。
（六）认真查漏补短板
我单位帮扶责任人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及时安排时间组织进村入户与帮扶对象对接，对扶贫手册中乱填、错填、漏填等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各帮扶责任人深入到贫困户家中，一项一项认真核实了其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生活情况、致贫原因分析、帮扶记录等内容，并对存在错误的内容进行了更正。及时认真查漏、补缺、纠错，如实填写扶贫手册各项信息，确保扶贫手册内容真实、完整、规范,做到了扶贫手册信息、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三者一致。对填写问题较多的扶贫手册要及时更换、及时更新，对已经落实的扶贫政策或已经实施的帮扶措施要及时跟进，做到扶贫手册信息、调查表信息、系统信息一致、完整、规范有序。
二、年度脱贫工作开展情况
年初，我局就立足帮扶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精心制定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方案，确定了具体帮扶措施和目标，并逐一落实了帮扶责任，确保帮扶工作科学规范和有序实施，为脱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大力推进电商扶贫工作。
以精准帮扶为目标，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在我局的指导和组织下，万爱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组织农产品种植户、贫困户进行电商基础知识培训，截至今年10月底，培训人员已达3000人次，其中培训贫困人口300人次；针对我市农村电商从业人员进行营销拓展培训，在电脑业务的基础上加强微信营销培训，到场参加培训200余人；为推广我市特色农产品、名优展品，与林业局密切配合，针对我市特色产品组织线上销售培训会，培训人员200人。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扶贫日，通过在社区、街道等场所悬挂条幅、大型商超电子显示屏等进行宣传，我市举办“邀您一起来网购”消费扶贫体验活动，营造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进行宣传，鼓励我市电商企业搭建贫困人口农产品网络直销平台。支持各大超市、本地电商销售平台、批发市场等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为贫困户农特产品销售提供便利。
（二）多措并举，保证多消费扶贫工作顺利开展。
1、将农产品采购意向表分两次发放给乡镇政府，要求汇总上报各贫困户9月份、10月份可提供的农产品采购表，其中：9月份的采购意向表共7个乡镇政府上报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33名；10月份的采购意向表目前乡镇全部上报，5个乡镇有可采购农产品的贫困户共7名。
2、汇总的农产品采购表已转发给教育局、爱心传递商城以及信誉楼等商贸企业，以便学校、商超企业与贫困户进行农产品对接。教育局已完成包括市区、乡镇在内的9所学校共9笔包括蔬菜、水果等产品的扶贫采购；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每个月收购乡村贫困户的鸡蛋；截至目前，共完成消费扶贫额为20万元。
3、扶贫平台——爱心传递商城，通过收购贫困户农副产品，增加贫困户收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促使贫困户通过自身劳动脱贫致富。
三、存在问题
经过全方位动员及实施，消费扶贫工作已初具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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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利局通过充分利用微信平台、政务系统、宣传册子、宣传栏和实地宣传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为“扶贫日”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二、集中开展走访帮扶活动
中秋节前夕，县水利局全体帮扶人员前往XX村、XX村、XX村开展中秋慰问走访帮扶活动，给贫困户家庭送去了米、油等节日慰问品，合计1.8万元，同时向他们致以最真挚的节日问候。
三、开展行业扶贫成果展示活动
10月17日上午9时，县水利局在大禹广场开展了为期1天的脱贫攻坚成果展，将定点帮扶、行业扶贫取得的成果进行展示。一是完成帮扶村年度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通过深入开展帮扶工作，县水利局包保的贫困村XX乡XX村于2016年退出贫困村序列，XX镇XX村X户X人于2018年底全部脱贫；XX乡XX村X户X人于2019年底全部脱贫；XX镇XX村X户X人于2019年底全部脱贫；XX镇XX村X户X人，还剩下X户X人，预计2020年10月底全部脱贫。二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效显著。完成工程总投资6.4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资3.29亿元，地方财政配套及群众自筹资金1亿元，PPP项目2.2亿元。全县共兴建集中饮水供水工程22处，其中千吨万人以上水厂21处，城市管网延伸工程1处，设计供水总规模达10.6万吨/天，解决农村113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其中涉及18个乡镇339个行政村，2.69万户，5.66万人，优先解决好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饮用水问题，对全体贫困户家庭免费安装自来水，让广大贫困户喝上安全水、放心水，2020年6月，我县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全覆盖。三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改造提升成效突出。完成项目总投资1.46亿元，疏浚河沟479条，更新改造泵站12252.5KW，新打机井537眼，恢复机井1210眼，更新改造水闸26座，改造灌区5处8万亩，通过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巩固了我县脱贫攻坚成果。
四、开展扶贫项目认领认捐
为切实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县水利局积极开展XX县2020年全国扶贫日扶贫项目认领认捐工作，10月16日，组织干部职工赴XX镇XX村捐赠衣物、生产生活等用品，合计0.67万元。
五、开展消费扶贫系列活动
9月27日，通过“扶贫832平台”购买国家级贫困县岳西县香菇、茶树菇等农产品合计4026元；9月29日，县水利局积极对接XX镇XX村开展消费扶贫活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购买贫困户馓子，消费合计1200元；10月16日-17日县水利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加脱贫攻坚成果展活动，活动中水利干部职工自发购买贫困户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消费合计6120元。
这次“扶贫日”系列活动的开展，县水利局用实际行动，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的脱贫攻坚帮扶单位形象。加上宣传到位、组织得力和各帮扶干部的共同努力，帮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受到了好评。在今后工作中，县水利局将谨记扶贫工作不是一阵风，而是一项长期工程，不断为推动我县脱贫步伐和促进扶贫工作迈上新台阶而努力！
9月14日，在XX乡XX村与村两委开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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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格里拉县贫困概况
香格里拉县属于“老、少、边、穷”贫困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贫困状况极为严重。该地区共有11个乡镇，6百多个自然村，其中贫困村数达38个。据统计，2015年年末，该地区共有4万多户人家，乡村户数3万多户，其中贫困户数将近9千户，占乡村总户数的30%左右。此外，该地区的贫困人口为3万多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5%，扶贫任务艰巨。
二、香格里拉县金融扶贫状况及成效
（一）金融扶贫状况
中央、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对香格里拉县的扶持“百日会战”项目对2016年新增养殖不超过2亩且每户贫困户只享受1项种植方面补助的前提下，对药材补助500元/亩，林果类200元/亩，蔬菜300元/亩。2015年，中央对当地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将近6亿元，云南省投入财政扶贫资金将近1千万元。2016年，社会为该地区贡献了5百多万元，其中有1千多户贫困户收益，户均帮扶金额达5千元，社会帮扶覆盖率11%。
各大银行对香格里拉县的扶持，2015年，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开展扶贫工作，为贫困户的经营性产业提供了8万元的金融贷款。2016年农村信用社也加入到扶贫队伍，为贫困户提供约300万元的贷款资助。其中，该笔贷款约21%用于种植业，21%用于经营性生产，11%用于农村危房改造，53%用于其他产业。在银行机构的帮扶下，香格里拉县贫困贷款总户数从2015年的1户上升至2016年的将近90户，贷款金融也从8万元增加到约300万元，特别是应贴息金额从800多元迅速增长至1.4万元。金融机构对该地区的扶贫脱贫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二）扶贫成效
2015年年底，香格里拉县通沥青（水泥）公路的自然村630个。全县交通道路较14年有了很大的提升。饮水方面，该县已解决安全饮水的农村学校共计20所，覆盖率达100%。电力保障方面，该地区，通生产用电自然村9百多个，通生活用电自然村为11千多个，解决了将近3万户贫困居民的通电难题。信息化方面，通宽带网络的自然村4百多个，手机能上网行政村56个。此外，在易地搬迁三年行动计划中，2016年香格里拉县计划易地搬迁6百多户。
2015年香格里拉县生产总值GDP较2014年增长9.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2014年增长10.7%。总体而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扶持使该地区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香格里拉县金融扶贫建议
（一）加大金融机构扶贫力度
从2014年以及2015年金融机构扶贫举措可以看出，金融机构扶贫力度亟待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以及地方小贷金融机构应凭借各自优势在扶贫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农村发展银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仅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为金融扶贫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运行机制，更要落实政策的实施情况，从而发挥其应有的宏观效应。农业银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应发挥其雄厚的资金优势，为地方农信社以及小贷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渠道和资金来源。同时，农业银行可以与当地大型企业结合，通过注资扶持当地产业发展，从而解决当地贫困群众就业问题。对合作性金融机构而言，邮储银行和农信社的营业网点较多设立在乡镇上，他们凭借着地理优势对农村贫困群众的了解更为直接和全面。因此，他们可以对贷款申请人的贫困信息进行有效识别，使真正需要贷款的贫困对象得到资金扶持。
（二）扶贫款去向因地制宜
不同的贫困地区，致贫因素不同。因此金融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这样才能使扶贫款项在最需要的地方l挥最大的价值。据统计，今年香格里拉县贫困人口总人数3万多人，其中因病致贫人数约占比18%，缺乏资金致贫人数约占比16%，缺乏劳动力致贫约占比14%。这是该地区三大致贫因素。此外，当地金融设施十分不健全，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少之甚少，资金借贷供求严重失衡，资金链断缺不仅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当时特色产业的扩张，就业岗位的缺乏使得精壮劳动力严重外流。
因此，金融扶贫资金应较多的投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健全该地区的医保制度和医疗设施，扩大医保、医疗设施的覆盖面及覆盖深度，以减少该地区疾病的发生率，减轻贫困家庭就医难、就医贵等问题；第二，健全当地金融基础设施，如增设营业网点、成立村镇银行等，并通过扶贫贴息贷款及其他惠民政策提供资金扶持，使贫困群众有充足的资金来发展自身产业；第三，通过产业扶持带动当地龙头企业的发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薪资，使得当地的精壮劳动力得以保留。
（三）深化扶贫对象金融脱贫意识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苦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群众思想、消费观念落后有很直接的关系。香格里拉县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当地群众的消费观念还处在相对保守的状态，对满足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几乎为零，特别是金融消费。要改善当地的经济水平，最根本的就是要转变当地群众的思想和消费观念。
因此，应该加强金融脱贫知识的宣传与普及，通过多样化形式与渠道提高贫困群众的金融脱贫意识，使他们意识到金融机构借贷资金，不仅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而且能够使他们彻底脱贫，这也从根本上降低了金融扶贫工作的难度。
四、总结
扶贫的目的是脱贫，脱贫的前提是扶贫。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2020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取决于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更取决于脱贫工作的成效。切实做好扶贫脱贫工作是我们迈向小康社会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陈灿平.集中连片特区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四川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29-133.
[2]姜再勇.对新时期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的几点认识[J].甘肃金融.201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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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升扶贫特色产业综合效益
（一）优化调整特色种植业。制定实施特色种植业（含水果）精准扶贫年度工作方案，落实“一减四增”要求，在全区建设一批特色种植和良种繁育基地。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策”要求,对紫山怀小米、博远、秋景、喆兴、现海5个产业扶贫园搞好扶贫带贫示范作用；对32个蔬菜产业扶贫项目149个蔬菜大棚加强技术指导，搞好风险防控预警，实现产销衔接，发挥好效益引领作用；对51个产业扶贫基地加强指导，加大贫困户从业就业示范引导作用；指导各乡镇、村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进一步加强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发展蔬菜、中药材、食用菌、特色杂粮、水果等特色高效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精品化和品牌化发展。（责任单位：农业科、蔬菜科、经作站、种子管理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二）做大做强特色养殖业。制定实施特色养殖业精准扶贫年度工作方案，在乡发展肉鸡、肉驴等养殖扶贫项目的基础上，在其他乡镇重点发展家禽、肉牛和肉羊养殖，支持各乡镇、村发展特色养殖。（责任单位：畜牧科、各基层动检站）
（三）大力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大力培育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引导各乡镇积极扶持孟德、广兴、可利尔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储藏、保鲜、烘干、分级、包装设施，提升产后处理能力，使产品更适宜进入精深加工。（责任单位：产业化办，各区域站、动检站）
（四）培育壮大农业新业态。指导各乡镇、村依托特色农业、农事景观、人文景观等资源，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康养健身、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多元业态。一是对名关镇南石口食用菌加强技术扶持指导，打造成我区食用菌生产示范基地。二是加强休闲农业品牌创建培育工作，开发广府、王边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做好宣传推介；三是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抓好西部以博坤家庭农场、博远智慧农业园区、刘窑核桃基地、永合会万亩油菜花基地和东部以耐思、科瀚、相知农场、垂钓中心等节点为主的两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提升我区农业生产附加值。（责任单位：环保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三、加强产业带贫主体培育，提升产业带动能力
（一）培强新型经营主体。立足资源禀赋，围绕全链条需求，聚焦重点领域，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成长性为标准，积极开展农业大招商，主动对接大企业、大集团，积极引进培育能够支持带动扶贫产业发展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做好招商项目跟踪指导服务，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责任单位：产业化办、项目办）
（二）发展高效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协调供销、邮政、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等开展农资供应、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农业生产。鼓励中小型服务组织通过发展服务联合体、服务联盟等新型组织形式，加强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引导大型服务组织通过参股控股、特许加盟等形式，与中小型服务组织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各有分工、互有侧重、共同发展格局。全区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0家，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6%。（责任单位：农经科、植保站、农机管理科、农机推广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三）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完善扶贫资金、长期订单、股份合作、资产收益、产销衔接、土地流转托管、公益岗位和就业帮扶模式。推行以股份合作为纽带的政府＋金融＋科研＋龙头＋合作社＋农户“六位一体”新兴合作经营模式，实行企业统一流转土地、基础设施、种养品种、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加工销售和农户分户经营管理“六统一分”，把大多数贫困户嵌入产业链条，引导带贫主体和贫困户依法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实现贫困户与企业、金融、科技的有效联结。建立完善收益分配机制，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贫困户，通过产业项目和引导就业实现增收。（责任单位：农业科、经作站、农经科、产业化办，各区域站、动检站）
（四）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市试点成果，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建设，逐步增加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比重，全面提升试点工作质量。巩固“消零”成果，防止反弹。继续实施“消薄”工程，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源，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进行资源开发、产业化经营。盘活政府投资和社会帮扶到村形成的资产，多举措、多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大力发展农村服务型经济，通过为农户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前产中产后农业生产，以及旅游、商贸流通与市场管理服务，增加服务性收入。（责任单位：农经科，各乡镇农经站）
四、深化农业科技服务，提升创新驱动能力
（一）加快农业创新驿站建设。认真落实《农业创新驿站建设管理办法》，每个驿站辐射带动5个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帮扶10个以上贫困或普通农户脱贫增收，使驿站成为县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和孵化器。深化“十个一”模式，帮助科研教学单位研究制定科技人员参与驿站建设和科技下乡的扶持政策，建立创新驿站长效机制。（责任单位：科教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二）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水平。落实《省农业产业扶贫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方案》，进一步优化扶贫产业技术服务体系，帮扶重点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全产业链方向转移，组织开展“十项服务”。继续实施《区贫困户产业发展指导员制度实施方案》，建立一支指导到位、服务精准、帮扶全覆盖的产业发展指导员队伍。进一步加大科技扶贫培训力度，培训产业扶贫干部、产业扶贫带头人、实用人才带头人、经营主体负责人和贫困户200人。（责任单位：科教站，人事科，各乡镇）
（三）健全农业科技信息化网络。发展智慧农业，加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在特色农业中的推广应用。积极参加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的农技推广云平台，通过配备终端、网络书屋、微信公众号、手机APP、12316等及时指导农民群众科学合理安排农业生产，解答技术咨询、推送科技信息，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在平台上、展示、交易。（责任单位：科教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四）加强风险防范。做好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工作，抓好重大病虫害防控、制定完善防控预案应对干旱洪涝等气象灾害，加强监测预警。依托区级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建立农业扶贫产业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制定风险防范预案，定期价格、供求信息，指导贫困地区防范市场风险。科学开展产业扶贫风险评估，对扶贫主导产业面临的技术、市场等风险和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带贫能力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制定防范和处置风险应对措施，防止产业项目盲目跟风、一刀切导致失败造成损失。加强扶贫资金、资产资本监督管理，防止出现产业扶贫失败风险。（责任单位：农业科、技术站、科教站、财务科、蔬菜科、植保站，各区域站、动检站、农经站）
五、推动农产品营销，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
（一）严格质量标准。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县乡村农产品监管追溯体系，做好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应用，做到专网专人负责。（责任单位：农产品监管科、科教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二）强化品牌培树。制定特色优质农产品目录，强化品牌设计、品牌提升、品牌宣传，培育1-2个区域公用品牌，集中打造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品牌和特色农产品品牌。支持各乡镇在中央、省市媒体、高铁站平台等进行产品宣传，支持鼓励品牌农产品创新创意设计、讲好区农产品品牌故事，扩大品牌农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责任单位：农业科、蔬菜科、农产品监管科，各区域站、动检站）
（三）强化产销衔接。构建产销对接长效机制，组织参加京津冀蔬菜食用菌产销对接活动和品牌万里行活动。鼓励各乡镇建立营销体系，加强与一线城市农贸企业、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对接合作，拓展区品牌农产品展销窗口。组织各乡镇企业和产品，入驻北京新发地优质农产品展销中心。组织实施品牌农产品“六进工程”，开展爱心购买农产品公益行动。支持举办品牌电商促销宣传活动，支持建立农产品电商特色馆，打通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责任单位：农业科、蔬菜科、环保站，各区域站、动检站）
六、抓好定点帮扶工作，确保帮扶政策落实
搞好定点帮扶工作。扎实做好区农业农村局在柳村、榆林东、榆林一、东睢宁、赵刘营、杜屯等6个村精准扶贫帮扶工作，组织局“一帮一”帮扶责任人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及时了解到村到户帮扶措施实施情况。（责任单位：局办公室、局相关科室）
七、强化组织保障，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继续实行“一全一直一最一中心”工作机制，将农业产业扶贫作为重要任务，摆上突出位置。各科室站所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专项谋划，科室站所负责人要具体抓、深入抓，安排得力人员负责产业扶贫工作。要保持产业扶贫人员队伍的稳定，抽调精干人员充实到产业扶贫专班中来，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产业扶贫队伍。（责任单位：局属有关单位，各区域站、动检站）
（二）建立清单台账。要结合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工作，按照“一项任务、一个清单、一套措施、一抓到底”的要求，建立健全产业扶贫任务清单，对所有乡村的产业情况，逐村逐项建立产业情况清单。认真落实扶贫产业各项政策措施，以村为单元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户为单元加快落实特色种养扶贫项目。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产业项目库，积极参与农业产业扶贫项目的方案制定、组织实施、成果验收等工作，实时了解执行情况，并进行监督和指导。（责任单位：产业扶贫办、局属有关单位，各区域站、动检站）
篇6
（一）强化政府引导，形成电商扶贫强劲态势。一是政策起势。XX县将电商扶贫作为全县十大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电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正科级事业单位电子商务办公室，统筹推动电商扶贫工作。县政府每年出台《电商扶贫工作方案》，县财政每年安排电商扶贫专项发展资金，设立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对参与电商扶贫的企业，推出产业基地补助、快递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措施。2018年县政府出台了《电子商务扶贫“六个一”工程实施方案》，针对全县有一定基础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实施电商扶贫“六个一”工程。二是示范聚势。开展电商扶贫示范创建活动，每年评选十佳电商扶贫示范企业及电商扶贫带头人。2017年，通过示范创建，全县有3家电商企业荣获XX市农村电商“十佳”精准脱贫带头人。同时，充分利用“XX电商圈”、“XX电商扶贫”、“XX”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向社会传递电商扶贫典型事例，营造人人参与电商扶贫的浓厚社会氛围。2016开展了“XXX”杯XX脐橙电商扶贫销售大赛；2017年开展了电商扶贫产品全网推介会和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中央电视合举办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电商扶贫行动”网络专场直播活动，2018年开展了电商扶贫节暨电商扶贫产品全网销售推介会、电商扶贫产品全网推介会——三百山猕猴桃·紫山药·红蜜薯开采季、XX脐橙网络博览会、XX脐橙社群电商峰会等，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三是培训提势。成立县级电商学院和电商技能培训中心，组建专业电商扶贫讲师团。通过开展“电商培训进乡（镇）”行动、“万名电商扶贫培养计划”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电商培训活动，将电商扶贫政策及技能培训拓展到村组一线，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引领电商产业发展能力和贫困户、返乡创业青年电商创业能力，达到了既扶“志”又扶“智”的目的。2016年来，全县先后开办电商培训班141期，培训贫困户5000余人次。通过培训，涌现出一大批电商创业脱贫群体。
（二）突出市场主导，培育电商扶贫多元主体。一是建产业基地。把电商扶贫的重点放在产业培育上，通过建产业基地，推动电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以电商扶贫倒逼农产品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一方面，壮大存量。将现有XX脐橙等传统产业线上转型，建成全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脐橙电商产地批发市场，解决市场对接问题，让贫困户的农特产品卖出好价钱，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培育增量。扶持引导贫困户种植紫山药、红蜜薯、百香果等“短平快”网货产品，组建电商扶贫产业种植专家团队，走村入户对全县各乡镇紫山药、红蜜薯、百香果等电商扶贫产业基地进行生产指导和日间督促，帮助贫困户降成本、强技术、增产量、提品质。目前，全县已建有1万亩红薯、3000亩紫山药、1000亩百香果电商扶贫基地，覆盖4000户贫困户。二是育龙头企业。围绕电商全产业链，突出产品供给、平台支撑、运营服务、仓储物流等各环节，建设了“一园两基地”（即县级电商产业园，孔田、版石两个农村电商创业孵化基地），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了低成本、环境优的创业服务平台。集中要素资源，招引和培育一批平台类、销售类、服务类电商企业，全力培育、引进电商龙头企业。全县登记注册的电商企业600多家，微商从业人员1.42万人，淘宝网店2200多家，涌现出了中国水果电商领军者世果汇、阿里巴巴微供渠道行业领先奖企业峪品鲜、省级电商示范企业信立、生鲜水果龙头企业拼好果等一大批发展势头强劲的农特产品电商企业。三是建合作组织。发动电商企业参与合作社组建，县级成立电商扶贫产业联社、乡级组建电商扶贫产业总社、村级组建电商扶贫产业合作社，形成电商扶贫三级联动，让合作社直接对接市场需求。采取“大户带小户，社员互相帮”和“基地委托农户代管”等模式，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劳力等方式入股，由合作社优化组合，统一供种、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流转土地，成片推进种植基地建设，破解贫困户自行种植产业难成规模的难题。目前全县共建有75个电商扶贫合作社。紫山药从肩挑手扛0.8元每斤到电商企业家门口包销2.5元每斤，红薯从0.5元每斤到1.3元每斤。
（三）注重利益联结，提升电商扶贫带动效益。一是打造电商平台。投资20亿元建设占地486亩的XX县农产品电商产业园，按照“电商人才高地、物流价格洼地、区域农产品聚集地、大众创业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规划建设有电商大楼、电商人才公寓、快递物流分拨中心、农特产品展示馆、人才培训基地及国家级农产品检测检疫大楼等，是一个集办公、培训、住宿、物流、仓储、检验检疫为一体的电商产业园综合体。投资1000万元，建成顺丰、中通、圆通、申通等农产品快递分拨中心，开通城市直发专线26条，解决快递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低等问题，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同时，搭建了江西省首家生鲜专业批发市场、江西省第四个阿里巴巴专业批发市场平台--阿里巴巴XX优鲜专业批发市场。二是培育电商品牌。申请注册了“XXX”品牌，大力推进电商品牌建设。线上，在天猫聚划算、顺丰优选、工商银行融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组织“三百山”电商扶贫品牌主题促销活动，邀请京东在XX召开了京东生鲜专场招商会，天猫生鲜在XX举行了三百山XX脐橙天猫首发仪式。线下，相继开展了“三百山”XX脐橙电商扶贫销售大赛、“一村一品”电商扶贫产销对接、紫山药电商扶贫采挖体验、电商扶贫“百日行动”助力红薯干销售、“电商扶贫·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商扶贫产品全网销售推介会等活动。“三百山”商标荣获“江西省著名商标”称号，在XX脐橙品质评比中，多次荣获“XX脐橙王”荣誉称号，“三百山”XX脐橙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畅销海内外。三是创新合作模式。发展包销订单农业，发动电商企业包村扶贫、包销合作，为合作社贫困户按照春季红薯1.3元每斤，秋薯1元每斤保价回收红薯，2018年已在全县12个乡镇签订红薯包销合同，红薯包销面积达9450亩，XX销往全国各地的生鲜红薯达1000万斤以上，电商包销共覆盖3000余户贫困户。同时结合电商的运作规律，XX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电商订单农业，已经形成春瓜，夏桃，秋薯，冬橙四个规模化的电商生鲜拳头产品，解决了原来只有脐橙单一品种的问题，有力促进了电商和扶贫，电商和农业产业的有机融合。并与当前的主流社交电商平台每日一淘、云集、贝店、颐和果园、百果园等15家电商企业建立了电商扶贫战略合作关系，实现订单包销贫困户农产品。
二、工作成效
（一）促进“小散户”向“大市场”转变。通过引入电商平台，打破传统农户家庭小散生产模式和提篮叫卖方式，由过去的“生产什么卖什么、生产多少卖多少”模式向“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消费者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的精准化模式转变。建立电商扶贫站点，实现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引导贫困户深入挖掘特色农产品的卖点，依托覆盖全县乡村的电商基础设施，通过在电商平台自主销售或电商扶贫合作社上门收购等方式，把电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让一个个有意愿、有能力的“小散户”对接上网络销售“大市场”，搭上了致富“快车”。2017年，全县电商产品网络交易总额突破15亿元，快递单量突破1000万单。2017年，全县电商产品网络交易总额突破18亿元，快递单量突破1500万单。
（二）促进“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针对贫困群众“单打独斗”发展电商产业规模产量小、应对风险能力差等实际情况积极引导贫困群众改变“单打独斗”的生产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劳动力入股、资金入股等“抱团取暖”的模式，与电商企业、电商扶贫合作社形成利益联结体。同时，鼓励电商扶贫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引导电商企业包村扶贫、建设电商产品供应基地、包销合作、保价回收贫困户农产品，全力打造“电商+基地+合作社+贫困户”产业链，让贫困户吃下电商扶贫“定心丸”，贫困户干劲十足，脱贫更有信心，一片点赞叫好。全县电商扶贫产业覆盖18个乡镇4000余户贫困户，贫困户覆盖率达32.4%。
（三）促进“粗放生产”向“品牌打造”转变。将打造优质品牌作为推动电商扶贫长效化发展的“生命线”，以良田、良种、良肥、良品、良心“五良”生态农业体系为标准，制定出台本地网货农产品标准，建设本地农产品追溯和质量认证体系，通过条形码或二维码溯源，完成产品从田头到发货完整原始数据，倒逼贫困户进行产品提质升级，大力生产绿色安全、附加值高的有机农产品。同时，将生态资源和浓郁的客家风情进行有机整合，倾力打造了九龙山贡茶、原味香菇、三鲜粉等60多个独具特色的“XXX”系列电商品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三、存在问题
虽然我县电商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电商扶贫产业化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组织化、产品标准化程度低；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靠人工采挖；品牌意识不强，快递仓储物流等亟待完善。在农产品上行方面，存在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物流成本高、冷链物流空缺，农产品品牌化和标准化建设不足、电商实用人才稀缺，对电商企业的扶贫力度不够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规模化发展适合网销的红薯、紫山药、百香果三大新兴电商产业，振兴传统脐橙产业，推动传统脐橙产业的互联网转型升级。2019年发展扶贫红薯2万亩，紫山药5千亩，百香果5千亩。
（二）强化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扶持、规范县乡村三级经济合作组织，突出电商企业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龙头地位和作用，创新补贴方式，将电商扶贫合作社会的补贴改为由包销的电商企业支配，使电商扶贫合作社的运行能够匹配到电商包销企业的要求。
（三）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一是推进种植技术标准化。聘请组建红蜜薯、紫山药、百香果等农业专家团队，对生产端进行规范性技术指导。根据电商企业的要求生产出符合网络销售的农产品。二是加大农业机械的普及应用推广力度。红蜜薯、紫山药、百香果三大新兴电商产业，从育苗、翻耕、播种、施肥、打药、灌溉、收割、分级、分选、打包、发货全流程，推广普及新的农业生产机具，通过出台农机奖补政策，提高生产效率，匹配电商订单的规模化、标准化及时效性的要求。
（四）建立三大电商新兴产业农产品追溯体系，打造XX电商扶贫的大数据平台。拟申请中国防伪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县，提升我县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标准，提高农产品的溢价能力。开发建设我县的电商扶贫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脱贫的数据可视化、质量可追溯，扶贫能精准，成效能体现。
（五）加快农产品品牌化建设，继续全网推介三百山品牌，创新区域性品牌的运作模式，推动“三百山”品牌的“五网合一”运作（APP、小程序、网站、PC端、公众号运营）。
篇7
领导责任到位。在扶贫生态移民搬迁工作中，万山区形成了党委书记亲自抓、政府乡长具体抓、相关人员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制定出台《2012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细化了各相关部门职责、工作步骤和保障措施。项目实施乡（办事处）成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工程管理，将征地、规划、矛盾调处、质量监理等工作明确到具体责任人。
保障政策到位。万山区在土地、户籍、惠农、金融财税、社会保障、教育、计划生育、就业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户籍实行属地管理，可农转非，户籍转迁中免收一切费用；移民迁移至城市的5年内，继续执行原在地计划生育政策和利益导向政策；移民子女可就近入学，初、高中毕业后未考入高中、大学的，可在当地职业院校免费接受技能培训；将扶贫生态移民全部纳入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低保等保障范围，孤寡、智障等丧失劳动能力的搬迁群体，由政府统一集中供养；移民可享受各种特色产业扶持优惠政策，同时享受迁入地的各项惠农补贴；对“4050”人员采取公益性岗位安排就业等途径，确保每户移民家庭有一个固定收入的岗位。
宣传动员到位。充分利用会议、电视、报刊、网络和区、乡、村的政务公开栏，以及干部进村入户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移民工程的重大意义和搬迁补助标准等相关政策，提高群众对政策的知晓率和参与的积极性，为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良好基础。
督查机制到位。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对扶贫生态移民工程进行督促检查，建立督查工作台帐，做到次次有记录，事事有回音，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要求各乡镇、办事处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各项任务盯着干，各个环节抓落实，一个钉子一个眼地抓督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还按照“一周一汇报，一月一调度、两月一检查、一季度一考评、半年一小结、年终一总结”督查要求，对圆满完成建设任务的进行奖励，对拖延塞责、不能完成任务的进行问责并通报批评。
“三统一”确保留得住
统一规划设计。根据《万山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规划》、万山区“十二五规划”和建设黔东园林新城的目标，万山区在谢桥新区和小城镇集中安置搬迁移民，对安置点基础设施及房屋高起点设计、高规格规划。谢桥办事处安置点按照现代中心城市的风格进行规划设计，黄道乡集镇主要以体现小城镇发展与侗乡民族特色文化相辉映的风格进行规划设计，既保持了当地的文化风格，又融入现代城市元素，扩大城镇规模，提升城镇品位。
统一施工建设。项目实施乡镇按照“五通七有”（通电、通路、通水、通光缆、通电视，有学校、有卫生室、有文体活动广场、有超市、有社区服务中心、有垃圾中转站、有公厕）的规划要求，组织搬迁农户统一进行房屋建设。同时，统筹协调安置点道路硬化、供电、供水、绿化、亮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管理上，重点加强项目质量监管，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制、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严格检查验收，确保工程质量。
统一搬迁安置。扶贫生态移民安置不搞从农村搬到农村，不搞散户零星安置、插花安置，不搞单户独院建设，在群众自愿同意的基础上，按照每户80至120平方米的标准，采取一楼多户、一层一户、一户一个门面的方式进行统一搬迁安置，节约土地资源，降低搬迁建设成本。
“三结合”确保逐步致富
与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组织移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向工业园区企业输送合格的技能工人，同等条件下，优先安置符合企业用工条件的移民入企就业。
与城镇建设相结合。在充分尊重移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和城镇消费带动，积极引导移民从事城市建设、商品经营、餐饮服务、客货运输等第三产业，并在税费、金融方面给予扶持。
与农业产业发展相结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围绕枣子、油茶、蔬菜等优势种植业，及大鲵、绿壳蛋、肉牛等特色养殖业，进行技术培训和资金扶持，让移民发展有基础、致富有技术、生活有保障。
多举措破解“三难题”
钱从何来？按照生态扶贫移民的总体规划，到2020年，万山区共需搬迁移民10526户40000余人，总投资3.2亿元，资金筹措压力巨大。
为此，万山区着力在整合资源上下功夫，把扶贫生态移民与地质灾害移民、工矿区移民、以工代赈移民等工程统筹安排；将移民安置房建设与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等结合起来。采用政府补助、金融支持、社会捐助、农户自筹等多种形式筹措建设资金，并充分利用国家开发银行结对帮扶的机遇，帮助移民协调小额贷款，破解移民搬迁资金不足的问题。另外，建立资金管理台帐，实行专户储存、专人专管、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并加强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地从何出？万山地处武陵山片区喀斯特地带，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平缓地带面积狭小。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减轻搬迁用地指标压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篇8
总体来看，2000年以来，浙江省不断探索城乡一体化的扶贫新思路新方法，取得显著成绩。扶贫开发理念实现了重要转变，扶贫开发方法着力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扶贫改革试验区以扶贫开发为切入点，在“四化同步”背景下，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途径，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扶贫开发理念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基本完成由消除绝对贫困到减缓相对贫困的转变；二是较好实现由减缓区域贫困到减缓区域贫困与人群贫困并举的转变；三是积极开展由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的探索。
产业扶贫方式实现了“三个组织化”：一是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技术支持体系，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品质优势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通过来料加工经纪人、来料加工点（企业）和农村电子商务，把低收入农户组织到农村工业化体系中；三是通过扶贫资金互助会，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合作金融服务。
扶贫改革试验区实现了“两个赋权”：一是通过“三权”抵押、流转，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产权利，为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造条件；二是通过集体资产折股到户到人，明晰农民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权利，为统筹城乡要素流动创造制度基础。
2000年以来，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明显。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4254元增加到2013年的16106元，年均增长10.7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最高时的2.49：1，降低到2013年的2.35：1。201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178元，其中29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08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
浙江省扶贫开发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2000年以来，浙江省积极探索符合本省实际的扶贫开发道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决定性作用，逐步探索出一套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一）努力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新格局。
经过十多年的自主探索，浙江省逐步深化对扶贫内涵的认识，不断完善扶贫理念，实现了从以“保障基本生活、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为目标的消除绝对贫困，向以“缩小收入差距、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目标的减缓相对贫困的转变。
浙江省1996年全面建立城乡低保制度。2000年以来，该省对扶贫瞄准及扶贫标准进行了4次调整。2000年参照国家扶贫标准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确定以乡镇为单位，农民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乡为扶贫对象，扶贫标准远高于全国当年贫困标准（625元）或全国的低收入标准（865元）；2003年同样以乡镇为单位，确定农民人均收入2366元以下的乡为扶贫对象；2008年以后，扶贫对象直接瞄准低收入农户，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500元（2007年）；2013年再次将扶贫标准提高到5500元，省内发达地区自定扶贫标准，市级最高扶贫标准为9000元，县级甚至达到10000元。
经过不同时期的调整，浙江省扶贫标准确定机制基本定型：即每届政府首年，按照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5%左右和不少于农村户籍人口10%的要求，制定扶贫标准，认定扶贫对象。2008年以后，主要考核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情况，不再考核贫困发生率下降情况。每届政府五年内的扶贫对象相对稳定，总体上摆脱了因调整扶贫标准造成的贫困人口“增了又减，减了又增”的循环和困惑。
在实现2008―2012年“推进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的目标之后，浙江省2013―2017年“低收入人口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2017年，29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比2012年翻一番、达到10000元以上（现价），70%以上低收入农户（“低保”户除外）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差距呈缩小趋势；所有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达到5000元以上，低收入农户的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减去政府补助部分）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全面覆盖；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
（二）从减缓区域贫困到减缓区域贫困与人群贫困并举。
扶贫理念的转变，带动了扶贫区域、扶贫对象和扶贫政策的变化。
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浙江省扶贫的区域瞄准就逐步从贫困县下沉到贫困乡镇，再到低收入农户，实现了工作重心的逐步下沉。而从2011年以后，浙江省把扶持欠发达区域加快发展与帮扶低收入农户加快增收相结合，一方面先后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另一方面又出台了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特别扶持计划”。目前，全省有欠发达县29个，其中列入“特扶计划”的重点欠发达县12个；全省低收入扶贫对象176万户、417万人，其中省定扶贫标准下的扶贫对象134万户、318万人；全省还确定了6386个扶贫重点村，其中欠发达地区5000个。低收入农户都完成了建档立卡。
“特扶计划”已实施两期，第一期为2011―2013年，第二期为2014―2016年。目前，省财政对其中最困难的6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2亿元、300亩建设用地指标，对另外6个重点欠发达县每县每年支持8000万元、150亩建设用地指标。功能上，“特扶计划”侧重提升区域内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内生发展能力。第一期“特扶计划”对12个重点县支持财政资金50.4亿元，加上其他渠道的资金，总投资161.3亿元，其中用于扶贫开发类项目18.6亿元、产业发展类项目63.2亿元、公共服务类项目79.5亿元。
“收入倍增计划”是贯彻中办发〔2013〕25号文件精神的有力体现。功能上，侧重通过小额信贷、来料加工等促进产业发展和创业就业。“收入倍增计划”主要任务包括“五大工程”（产业开发帮扶、就业创业促进、农民易地搬迁、社会救助保障、公共服务提升），其主要举措包括“五大行动”（金融服务支持、区域特别扶持、山海协作助推、社会帮扶关爱、改革创新促进）。“特扶计划”与“收入倍增计划”相互呼应配合，实现了区域发展和到村入户的有机结合。
除了行业扶贫、结对帮扶和山海协作投入的资金之外，从专项扶贫的角度讲，浙江省在财政和信贷资金的使用上，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特扶计划”，每年投入财政资金16.8亿元，年初下达90%，其余10%根据年底绩效评估结果进行奖补。二是扶贫小额信贷，支持产业扶贫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财政贴息带动，每年14亿元左右。目前正向低收入农户普遍发放“爱心卡”，并通过信用评估，对低收入农户实行授信服务，以强化普遍的到户帮扶机制。三是扶贫易地搬迁，每年搬迁6万人以上，需要补助资金5亿元左右，分别用于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个人补贴部分。
（三）积极开展农村扶贫到统筹城乡扶贫的探索。
2008年起，浙江省在农村实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在城镇实施“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实行整个省域的统筹城乡扶贫。目前扶贫系统的工作范围，主要是随着扶贫易地搬迁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从农村向城镇延伸。
浙江省的扶贫易地搬迁，是农村扶贫向城镇延伸的组织载体，主要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中心镇、小城镇、中心村四个方向转移。总体上是以全省29个县的5000个扶贫重点村为范围开展的，大体每年6万人，本轮的省财政补助标准是人均8400元。
方法上，在坚持自愿搬迁的前提下，实行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整体搬迁，并结合零散搬迁；在安置方面，根据农户需求，特别是低收入农户的需求，设计大小不同的户型，对无经济能力的农户提供廉租房。安置小区临近工业园区，方便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做好幼儿园、小学的建设，保证迁入户子女入学。搬迁户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包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利不变。坚持“一户一宅”的原则，易地搬迁农户在搬迁后应拆除原住地旧房，实行宅基地复垦，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由县政府统一调剂，相关收益主要用于易地搬迁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
松阳县筏铺易地搬迁小区从2005年开始实施，分四期建设，计划安置下山搬迁农民1200户、5500人左右，现已完成安置农户594户、2493人，其中来自高山远山11个乡镇的有190户、814人。小区建设30套农民公寓房一幢，用于整村搬迁困户申请租住。搬迁户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采茶工月收入3000-8000元，来料加工者月收入1000- 4000元。小区99%的农户参加农村合作医疗，15%的农户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小区住户的儿童享有与市镇居民同等的入学待遇。
（四）产业扶贫的“三个组织化”。
1、农业产业组织化，提质、增效、致富。浙江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作用，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乡土科技人才，带动县域提升农业产业层次；培育具有扶贫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到扶贫重点村建立农产品基地，鼓励专业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引导龙头企业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专业合作社吸收低收入农户入股。
龙泉市把黑木耳作为全市特色农业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建立起“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2013年，全市农业总产值19.49亿元，其中来自木耳的产值占1/3，农民就业和收入的1/3来自黑木耳。带动龙泉市黑木耳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是浙江省天和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全国扶贫龙头企业，2013年产值1.04亿元，食用菌自营出口居全国第三。公司通过1600亩标准化基地带动农户500户，订单生产3200亩，带动农户1.5万户。
2、农村工业组织化：多元来料加工产业扶贫模式。来料加工是浙江省扶贫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浙江省政府要求，来料加工要对易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实现全覆盖，目前这两个覆盖率已接近90%。
浙江省已形成集中加工与分散加工相结合的来料加工组织模式，把进城进镇农民和留村农民紧密地组织到产业链中，建立了多元化来料加工扶贫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各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温州、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优势，由扶贫部门与妇联密切协作，发挥妇联的组织优势，培育来料加工经纪人，经纪人负责业务订单、培训从业者、组织生产。
近年来，浙江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很快，在销售农产品、加工品，带动低收入农户发展生产方面开始显现独特作用。丽水等地发挥共青团作用，引导和培育农村青年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创业。目前，来料加工与电子商务开始结合，来料加工经纪人通过电商平台展示样品、承接订单、购买原料、寄送成品，昔日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经纪人开始转变为自行设计、自主经营的创业者。
作为“家门口就业工程”的来料加工业，已成为低收入农户持续普遍较快增收的大产业。上轮扶贫五年，29县累计发放来料加工费268.8亿元，培育来料加工经纪人11648名。2013年，29县来料加工从业人员105万人，发放加工费92.1亿元，人均年加工费收入超过8000元。
在云和县，来料加工对易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的覆盖率已双双达到100%。俊浩箱包来料加工厂覆盖全县1.3万人，其中80-90%为女性，30%为低收入农户，共有69个一级经纪人和700多个二级经纪人，覆盖全县168个行政村，每个村平均约5个经纪人。一级经纪人的主要角色是接单、分配给二级经纪人，并对二级经纪人进行培训；二级经纪人负责去村里安排加工和培训。来料加工促进了低收入农户增收，从业者年人均收入达到12000元。
3、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化，立足于满足低收入农户的金融需求。2013年，29个欠发达县组建扶贫资金互助会620个，当年借款2.4万户（次）、2.8亿元。龙泉市竹畲族乡率先探索建立了乡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
乡级资金互助会联合会是浙江金融扶贫的创新举措之一，是在已有的村级资金互助会的基础上，在乡镇一级建立的资金互助会联合组织。联合会对村级资金互助会实行运行安全监管、资金余缺调剂和风险防范救助，不直接开展借款业务；联合会实行农民民主管理，由参加联合会的村级资金互助会代表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和监事均为各村农民）。
龙泉市竹乡资金互助会联合会于2013年4月成立，由10个村级资金互助会组成，共有会员905户，其中低收入农户400户（含低保和五保户100户），互助资金总量303.95万元，其中省财政原渠道扶持资金100万元，特扶资金110万元，会员股金93.4万元。联合会的成员――10个村级资金互助会累计借款211户、260.9万元，已到期还款56户、38万元，资金占用费收入0.64万元。
（五）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两个赋权”。
丽水市是2013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的三个全国首批扶贫改革试验区之一。丽水扶贫改革试验区以“四化同步”为背景，紧紧围绕城镇化进程中扶贫开发这个主题，把明晰产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此次调研主要涉及“三权”抵押和集体资产量化折股。丽水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改革氛围热烈浓厚，投入力度大，对全国扶贫改革实践具有一定的先导性。
1、“三权”抵押。丽水市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山林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财产权利，提高农户的融资能力和财产性收入。承包经营权抵押设置了“向金融机构抵押”这一前置条件，规范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凭证抵押的方式，避免了农村高利贷、农民失地等潜在风险的产生。
松阳县是茶产业大县，2013年茶叶种植面积11.3万亩，产量1.02万吨，产值9.05亿元。松阳县各乡镇通过对农户茶园的资产评估，向茶农发放“茶园资产评估证”，证书上标明了茶园的位置、边界、面积、品种、整体评估价值等。茶农本人凭借评估证可以向信用社抵押获得10万元以下的小额循环贷款，并享受基准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10万元的贷款一年可少付3600元利息，并可获得2400元财政贴息。到2013年底，全县共办理“茶园资产评估证”8108本，抵押贷款余额超过1.5亿元。
2、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折股到户。扶贫改革试验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通过四个步骤推进，包括：清产核资、摸清家底；界定成员、明确股东；确权固化、量化股权；搭建平台、规范流转。其中，村民与社员身份界定、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也为下一步产权流转交易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围绕扶贫易地搬迁所发生的产权、户籍、社区等相关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上改革项目的设计，完全是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此外，农村产权流转网上交易平台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不仅使得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化、便利化，而且有利于流转的农用土地连片集中，促进规模化。
对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启示和建议
浙江省的扶贫经验和做法对推动全国扶贫工作有借鉴意义，也对当前的扶贫工作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实施扶贫工作分类考核办法。根据中办发25文件的精神，应不断完善扶贫工作考核机制，同时结合各地实际，实施扶贫工作分类考核办法。目前，浙江省等东部省份基本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其它地区尚处于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缓相对贫困的过渡阶段。前者的扶贫工作侧重于缩小发展差距，而后者仍把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重点任务，因此，扶贫工作考核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和实际发展水平，用一成不变或“一刀切”的方式既不符合实际，更容易挫伤这些地方扶贫改革的积极性。对于东部发展较快省份减缓相对贫困所进行的创新和探索，要充分肯定和鼓励，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二）充分发挥产业组织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浙江省产业扶贫的“三个组织化”，为精准扶贫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有益尝试。这是“不走的工作队”，通过农业经营、农村工业、合作金融的组织化，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精准帮扶，既能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导向作用，又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扶贫易地搬迁中对低收入农户的倾斜政策，也值得充分肯定。
（三）继续探索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导向。浙江产业扶贫主要依靠信贷资金，财政资金则更多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倾斜。国家财政扶贫资金关于“70%到户，70%用于产业”的规定，的确值得进一步探讨。产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对扶贫小额信贷进行担保、贴息、奖补，可以带动更多金融资本用于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过多使用财政资金，容易使贫困农户滋生依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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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加大农村“精神扶贫”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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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贫干部有干劲、精确落实扶贫工作。扶贫干部严格落实“干部包帮到户”责任。2名优秀干部分别前往和平村、五楼村驻村帮扶，并全力配合村里工作开展。全局局包保干部共计34人，包保范围涵盖5个乡镇、街道6个村社，合计包保174户。包保干部在全面践行好“1号工程”的基础上，开展贫困户走访排查工作，包保干部入户与贫困户深入交流，认真核查相关信息，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情况、资金到位情况以及脱贫成效等情况，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和诉求。疫情期间，包保干部积极主动电话联系贫苦户，沟通慰问贫困户家中生产生活、外出就业、身体状况等问题，掌握贫困群众及家庭切实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力所能及的帮扶。包保干部入户认真核查统计农副产品，积极主动帮助推广宣传，帮助贫苦户解决销路难问题，助力脱贫攻坚。
（三）贫困群众有动力、积极响应扶贫工作。脱贫攻坚重在扶志，幸福是不是伸手张嘴要来的，而是靠自己奋斗争取来的。贫困户积极响应产业扶贫，发展种植养殖业，提高家庭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很多贫困户积极发展养猪、养牛、养羊、养鸡、养鸭、养鹅等项目，发展重点的特色产业，种植桃、梨等。贫苦户积极响应就业扶贫政策，疫情过后就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共有11位贫苦户积极参与就业；文旅体局开发旅游环境提升工程，也有10人参与其中；113人到区外务工，享受区外就业补贴。贫困户积极就业、发展产业，稳步提升家庭经济收入，全面助力进入小康。
二、精准施策，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基础建设工作全面完成。一是住房改造，有安全住房。对全村所有建档立卡户进行了全覆盖的民房安全排查，确保所有贫困人口都住上了安全稳固住房。二是日常保障，水通电通。全村贫苦户用水用电难的问题都已全部解决，用水用电不在犯愁。三是重点工程项目完成，生活更美好。新建污水处理设施一处，亮化绿化道路15公里，“八小水利设施”17处，实施大桥重建项目，“厕所改造”任务全面完成。
（二）产业、就业大力发展，经济收入快速增长。全村共有111户均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种养殖产业，通过政府支持部分贫困群众鸡苗等生产资料，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先后引进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2家，种植晚秋黄梨和春雪红桃等6100多亩，薄壳山核桃900亩，油茶600亩，华农科技、亿万牧业已经成为“市级龙头企业”。就业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后，解决20人就业，其中贫困群众就业11人，3月初村级开发公益岗位41人，区文旅体局开发旅游环境提升工程10人，全年申报区内就业补助84人次，申报区外一次交通补贴113人次，参加技能培训7人次，有力解决贫困群众就业，稳步提升家庭经济收入。
（三）教育医疗得到保障，群众获得幸福感。教育资助落实到位，完成雨露计划补贴发放10人，贫困户子女教育资助66人。医疗保障方面，签约家庭医生，全村实施低保55户120人，五保集中供养及分散供养17户21人，精神药补10户11人，重度残疾人生活求助70人，残疾人护理补贴37人，为我村141户贫困户（423人）全额代缴了医疗保险，4人享受了“351”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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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大扶贫及精准扶贫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革，使这两个相异的概念有了交集，这就是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中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构建大扶贫，实现精准扶贫。
大数据时代，2011 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提出的“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运用将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扶贫工作迈入大扶贫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1]中明确提出：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相对于以往依靠政府投资扶持重点村建设、移民搬迁等的小扶贫工作模式而言，大扶贫即是以动员民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政府主导、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板块开发、多元投入”的扶贫模式。
大数据与精准扶贫，2014 年 1 月《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2]，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即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级扶贫机构分级负责，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实施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在2013 年 11 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贵州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借助“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技术，开发贵州省“精准扶贫云平台”，实现了对 623 万贫困人口、9000 个贫困村、934 个贫困乡镇、66 个贫困县和有扶贫开发任务地区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
精准扶贫应用手段方面，云平台作为精准扶贫的辅助工具，正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目前国内外在精准扶贫云平台方面的研究论著极为有限，多数文章是进行科普式的介绍，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3]一文，系统介绍了黔西南的准扶贫云平台，此平台功能板块多元多样，且在扶贫云功能的拓展方面有着较大的启发，但其真实性和可行性尚待考察。
精准扶贫结合大数据方面，国内的学者研究基本着眼于两个方面，即现存问题和未来应用。详而言之，一种是结合现有云平台的案例，进行经验性的总结和归纳，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另一种则是对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阐释和论证。不同的论著，对这两个方面各有偏重。
第一种是以实地案例为出发点的论著，其优势十分明显：在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这类论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其研究成果具有实在的社会效益，可信度高可行性强，令人信服。如《大数据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应用及实践创新》[4]一文中，主要针对广西贵州等地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详实细致的建议。然而，此类论著数量较少，并且在与实际案例结合方面仍有所欠缺。
在第二种针对大数据应用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论证大数据的优越性，将眼光放置于大数据未来的应用情况，提出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方法和建议[5]。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在论著中强调配套政策对大数据运用的重要性。如《“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提出“配套政策要托底，防止虎头蛇尾”[5]的观点，在《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6]一文中更是对配套政策及研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分析。这提醒着团队在对贵州省扶贫云平台进行研究时不能忽略对其配套政策的调研，必须将政策研究重视起来。此外，这类论著往往缺少实地调研的材料作为支撑，仅仅是在理论上的进行设想和推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精准扶贫云平台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呈现理论性强、实证性弱的态势。而且普遍存在理论研究缺少实证支撑的问题。
针对于以上问题，接下来的大数据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
1.将时事热点“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相联系，充分利用互联网形成的大数据优势实现“精准”要求。
2.不仅仅从“扶贫云”平台本身出发，而从如何应用平台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对后期精准扶贫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τ诰准扶贫现状的深刻剖析，总结归纳现行政策方针存在的问题，针对于部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以及发展建议，旨在为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J].老区建设，2011，（23）：12-18.
[2]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J].老区建设，2014，（01）：8-13.
[3]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的落实――黔西南州扶贫攻坚战实践》，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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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年组织企业参加第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第三届供销特色农产品展销会和州地产品低价（消费券）促销展（第二期）暨第二届农产品博览会，销售商品有大米、蜂蜜、俄罗斯特产等产品，销售额为108.45万元 ，展销会期间向参展商和消费者宣传推广了吉字号商品供应链云服务平台和虎豹之乡小程序，发放宣传单3000张，通过虎豹之乡小程序销售俄罗斯面粉，化妆品等产品 总销售额为1180元。
3、利用供销农资物流配送中心继续做好农资的储备和物流配送工作，做好农药、化肥供应工作，全年销售化肥9000吨、农药 ，确保各乡镇农资全覆盖，为农民生产服务提供保障。
二、重点工作
（一）品牌建设：
“虎豹之乡”是2018年我社注册的商标，体现我市农产品生态，环保，绿色。适用于大米、蜂蜜、中草药材、菌类等5大类52小项商品。商标使用主体为农户，合作社，企业等。现已有8家企业在大米、黑果花楸、木耳等商品上使用。
（二）平台建设：
1、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B2B）共入驻51家企业 ，其中 10家扶贫企业、州内企业8家、湖北省企业2家，为扶贫企业销售大米88000斤，木耳70斤。
2、跨境保税进口B2C业务：12月末可开发完成。
3、市供销合作社社属企业德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东北亚商品集散中心，面积1400多平米，主要作用于整合本地特色产品及所有扶贫企业产品，通过线下展示零售，线上平台直播带货等销售方式让企业快速实现销售目标。也让更多已经在线上实现销售的企业和网红方便抓货。现已入驻17家企业，121种产品。
4、依托省供销集团积极谋划农产品（海产品）冷连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建设。
三、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存在企业品牌意识不高，定位不准、品质不优，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途径是把“虎豹之乡”打造成我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努力营造浓厚氛围，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平台建设中存在供货企业意识不高，产品单一，缺乏专业人才等问题。销售企业存在销售渠道不宽，销售方式单一等问题。解决途径是引进第三方提升平台综合服务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支持其发展壮大，鼓励各企业搭建B2C销售平台，引导群众借助电商平台实现创业致富。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2021年将继续开展农业生产技术、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借助农博会等各种展示展销活动，做好宣传推介工作，助推我市农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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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评论
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获得收益和福利的基础与资源。贫困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来说都比较缺乏，市场发育程度也较低，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在贫困地区所缺失的部分市场功能。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门槛较低的一种资本，在其日常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行为，特别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借贷、信息共享，在贫困地区极为普遍。在研究社会资本与贫困人口福利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集中考察社会资本作用于贫困人口福利的路径与机制问题，如金融发展，［2］(211-248)［3］(526-556)（Kiyotaki and Moore, 1997; 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 2004)、小额信贷［4］（Bastelaer, 2000）、劳动力流动，［5］(26-30)［6］［7］（谭崇台，2004；Brauw and Giles, 2008a, 2008b）等。
在众多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体福利效应的文献中，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社会资本对于穷人生存与发展的份量与意义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有些观点甚至完全相反。Narayan 和 Pritchett（1997）在坦桑尼亚的研究、［8］Grootaert（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分析、［9］Grootaert（2001）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10］以及Grootaert和Narayan（2004）对玻利维亚农户的研究，［11］(1179-1198)都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富人的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回报率要比其他形式的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回报率要高。Grootaert（1999）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 。［9］但是，Maluccio、Haddad 和 May (2000)对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南非的实证分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小于人力资本边际效应；［12］赵剑治和陆铭对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认为，不能将社会资本看成是“穷人的资本”：收入越高，则越能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收益就越高；穷人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很低，因而社会资本回报率相对来说也比较低。［13］(363-390)
二、数据说明及指标选择
本文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底在贵州省关于新时期农村减贫政策与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涵盖6县(区)，44个村，共收回440份有效家户问卷。调查涉及家户基本特征，家户生产经营状况，家户基本政策诉求以及生活满意度，村基本情况等项目。数据结构涉及家户和村级两个层面，是典型的分层数据，因此，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分析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选用的社会资本度量指标主要有三个维度：
(1)社会网络，包括家庭外出务工人数、村劳动力输出比率以及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外出务工的信息和机会、赚取收入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用外出务工人数和村劳动力输出比率反映村级层面社会网络的广延性。我们假定，家户间互助行为越多，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就越高，因此，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在本文中度量了某家户在当地社会网络中的密切强度。此外，我们选取家户调查中的转移性支出（如送礼支出，人情支出等等）作为度量社会资本投资或社会交往强度的一个指标。
(2)信任水平，包括对扶贫部门作用的看法，对政策的信任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也蕴涵了家户之间的信任程度。
(3)社会参与，由村务管理参与频率来度量。
为了度量扶贫政策的作用，我们还使用了扶贫资金这一指标度量扶贫政策的执行力度。根据分层回归方法的要求，我们采用了家户特征和村特征两组控制变量。在被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用了家户人均消费的对数这一指标。之所以选择消费而不是收入或其他福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因为相对于收入来说，消费水平更好地表征了家庭福利水平。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给表征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主要定性变量进行赋值，较高数值代表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表2是所有变量的一些基本统计量。
在我们的样本中，家户人均年消费水平仅为1977元，样本中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仅有890元，非贫困家庭人均年消费水平为2428元。可见，我们的研究对象是贫困人口相对比较集中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户。
三、实证分析模型与回归结果
(一)基准模型
Narayan 和 Pritchett、Grootaert以及赵剑治和陆铭的实证模型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即以人均消费水平（或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资本为解释变量，再加几组控制变量(家户的，社区的)。本文也沿用这一基本模型，但对其分层处理。第一层模型为半对数模型，即被解释变量取对数，而解释变量取水平值。相对于完全线性模型而言，半对数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14］在变量设置上，本文以家户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家户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耕地。在村级层面控制了全村人均消费水平。考虑到该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不高，贫困村较多，将村人均扶贫资金也纳入进来。此外，本文受Narayan 和 Pritchett的启发，将村外出务工水平作为村级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以下是本文计量分析的基准模型。
(二)分项回归模型
我们分别将信任水平、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这四个变量单独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以避免它们中两个或几个同时进入模型时产生的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SCij代表对政策的信任水平。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表3告诉我们，在作为控制变量的要素中，家户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耕地对家户福利的贡献显著为正，分别为2.87%和19.17%，与我们的预期比较吻合。这个结果也说明，在贫困农村地区，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对于家庭生活状况和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土地。家庭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福利）带来实际上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家户外出务工人数的效应显著为负，为-13.79%，意味着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会降低家户的人均消费水平，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猜测，是不是农村调查员只是统计家户在当地农村的消费，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我们特别关注信任水平对家庭福利产生的效应。首先，政策信任对家庭福利的主效应显著为负，即信任水平越高，或者说，越是相信政策的人，其家庭福利水而越低。我们尝试着这样解释，不太信任政策的家户，可能自力自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发展能力也更强一些；而那些相信政策的作用、寄希望于政府政策的救济的贫困农户，可能依赖性更强，甚至滋生一种“等、靠、要”的心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弱一些，因而，其家庭福利水平也低一些。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调查的贵州贫困农村，人们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资本发挥其生产性作用。不过，我们也发现，村级变量中有两个变量对信任水平有显著影响：全村人均消费水平对信任水平的交互效应为正，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会降低；村外出务工比例的效应也显著为正，则说明在村级外出务工网络较大的地区，对政策的信任导致的负效应也要弱一些。
2.SCij代表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代入数据以后，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这一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受教育年限变得不显著以外，其他的变量在符号与显著性上都没有改变。扶贫资金对改善家户消费水平有显著作用，但程度不大，人均扶贫资金每增长100元，只能带来约0.09个百分点的消费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户外出务工人数对福利的贡献是负的，但村级外出务工比例的贡献是显著为正的。这个结果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关于外出务工消费的猜测，另一方面，说明村级层面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确有利于家庭福利。参与村务管理能够改善家户的消费水平，平均而言，参与村务管理的程度每增加一个档次可使得消费水平提高0.15个百分点。与信任水平不同，村级指标对家户参与村务管理的斜率并无显著影响，或者说，这一指标作用的程度在不同村并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看到，与村干部关系这一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家庭人均消费有直接的正效应，但其作用的程度会随着全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削弱，因此也更像是“穷人的资本”。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作用有以下基本判断：
首先，从家户层面来看，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是显著的，但信任水平是一个例外。这可能意味着信任在这些地区已经演变成了对政府扶贫“等、靠、要”的过分依赖，越是贫穷的家户越是倾向于相信政策、依赖扶贫。与邻里的融洽程度、参与村务管理的水平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都能显著改善家庭的福利水平。其中，与邻里的融洽程度以及与村干部的关系在更贫困的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家户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各个模型中都会减少家户福利，这个回归结果可能与统计数据有关。我们目前只能猜测，是不是统计家庭消费时而没有把外出务工者在外面世界的消费纳入进来。
其次，从村级层面来看，外出务工比例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显著为正。这说明村级外出务工网络的扩大，对于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扶贫力度（人均扶贫资金）对于改善家庭福利的作用是显著的，家户社会资本斜率系数并不显著地受扶贫资金的影响。
四、总结性的评论及政策涵义
市场、政府和社会网络就是社会经济三大运行机制。在贫困地区，社会网络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资本，除了具有弥补贫困地区不完善市场的部分功能之外，也会影响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更是长期受政府行为（如扶贫政策）引导，其政策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当地社会资本的影响。将扶贫政策纳入社会资本影响家庭福利的分析框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是本文区别于其他相关文献的两个创新点或亮点。
我们的分析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论相同，社会资本对于以人均消费度量的家庭福利具有积极贡献；而不同点在于，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户层面的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不利于改善家户福利，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村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来衡量，对家庭福利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政策的信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去提高家庭福利，原因可能是在贫困农户那里，相信政策扶持变成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与Grootaert（1999）一样，本文也发现了两种形式的“穷人的资本”――参与村务管理、与村干部关系――在最贫困的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其作用会随着农村社区（村）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在扶贫资金方面，我们虽然发现它在改善家庭福利方面具有正效应，但其估计值很小。
总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贫困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对于改善家庭福利以及减轻贫困的作用是显著的。一些传统的社会资本，如与邻里的融洽程度、转移性支出、村的外出务工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比较贫瘠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穷人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存在更大的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因此，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传统社会资本，使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相容，应该是未来扶贫政策机制设计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民参与村集体事务提供保障，增强农民的社会参与，强化主体功能；以村或乡镇为单位，引导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扩大外出务工网络；逐步改善贫困农户“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扶贫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 叶初升，孙永平．信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实践启示［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2］Nobuhiro Kiyotaki; John Moore, Credit Cycl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5, No. 2. (Apr., 1997).
［3］Guiso, L.,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2004,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No.3,2004.
［4］Bastelaer, T.
Does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 the Poor's Access to Credit? A Review of the Microeconomic Literature ［J］. The World Bank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 , 2000.
［5］谭崇台．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解决农民贫困、农村落后问题的必由之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4(11)．
［6］de Brauw, A. and J. Giles, Migrant Opportunity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Youth in Rural China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26, The World Bank, 2008a.
［7］de Brauw, Alan & Giles, John, Migrant labor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evidence from China ［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4585, The World Bank, 2008b.
［8］Narayan, D. and L. Pritchett.,Cents and Sociability-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No. 4 (Jul., 1999).
［9］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J］.the World Bank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6,1999.
［10］Grootaert, C., Does Social Capital Help The Poor?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rom The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ies in Bolivia, Burkina Faso and Indonesia ［J］.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s no. 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11］Grootaert, C. and D. Narayan, Local institutions, poverty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Bolivia ［J］.World Development 32 (7),2004.
［12］Maluccio, J., L. Haddad and J. May,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Welfare in South Africa, 1993-1998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6(6), 2000.
［13］赵剑治，陆 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9. Vol.9(1)．
［14］陆 铭，张 爽，佐藤宏．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资本还能够充当保险机制吗？――中国农村家庭灾后消费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2010(1)．
Social Capi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Household Welfare of the Poor
――Hierarchical Linear Analysis Based on the Rural Survey Data of Guizhou Province
Ye Chusheng1 Luo Lianfang2
Abstract：With a consideration to the stratified and nested features of social capital, making use of the household survey data of Guizho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the intermediate policy variables and their different effects to household welfare and cross-section effects between them.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poor rural area with low level of both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the social capital functions as “capital of the poor" to some extent, and its effec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mproving the household welfare is not only significant but also with a great potential to incr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