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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求权不竞合说（法条竞合说）。该学说认为合同责任优先成立。也就是说，这一学说认 为侵权行为责任是基于一般法律规范（在任何人之间均可适用的规范）产生的责任，合同责任 是 基于特别法规范（适用于合同对象的特定人之间的规范）产生的责任，所以某个行为即使在形 式上具备了两个要件（例如民法415条和709条）（注：《日本民法典》第415条（债务不履行）：债务人不按债务本意履行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损 害 赔偿。因应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使履行不能时，亦同。第709条（侵权行为的要件）：因故 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时，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译者注，援引自王书江译《 日本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以下亦同）），但因为特别法规范（民法415条）优先于一 般法律规范（709条）的适用，其结果实际上只追究合同责任。因为这一学说认为二种责任只 不过单纯是法律条文上的竞和，所以也称为法条竞和说。
二、请求权竞合论的实际利益
如何理解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不单是理论体系的问题，而且还伴随着解释论上的 实际利益：
1.关于归责事由的举证责任。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只要主张、证明在履行期债务没有履 行后请求损害赔偿即可，如果债务人不能主张、证明不存在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具体地说就 是故意、过失），就不能免责。与此相对，在侵权行为中，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被害人）必 须主张和证明加 害人是因故意或过失而造成了损害。一般认为，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是不利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讲，采用债务不履行的理论构成对受害者有利。
在迟延履行和履行不能中，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不完全履行中事情则不同的。也 就是说，在给付不完全时，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不变的主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在这种情况 下，因为存在给付，请求赔偿的人有必要主张证明给付在哪一个点上是不完全的（如果不举 证的话，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说债务不履行）。因此，根据这个观点，债务人的“不完全给付 ”的举证与“债务人的归责事由”的举证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异。所以不能再说债务不履行责 任对债权人非常有利。进而，“不完全”不是由于应归属于债权者责任的事由导致的（例如 瑕疵不是目的物受领后发生的），这时，债权者就必须举证（注：国井和郎：《违反注意安全义务的主张举证责任》，载《民法判例百选11》，第二版， 第14页。）。其最终结果，在不完全履行 的情况下，很难判哪一方有道理。
2.过失相抵销（第418条与第722条第2款）（注：《日本民法典》第418条（过失抵销）：债权人就债务不履行有过失时，则由法院斟酌其情 事，确定损害赔偿的责任及金额。第722条（损害赔偿的方法、过失抵销）第2款：受害人有过 失时，法院可以斟酌其情事，确定损害赔偿额。）。根据合同责任的规定第418条，可能免除加害 人的赔偿责任，同时必须减少赔偿额（这种理解认为第415条前段与不以条文上的过失为要件 有关。也就是说该条后一段规定了履行不能，其中虽然明确指出以归责事由为要件，但是在 前段中并没有对此加以规定。结果，在加害人无过失的情况下，如果被害人有过失，就应该 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与此相对，根据侵权行为第722条第2款的规定，不能免除加害人 的赔偿责任（因为709条明确地规定了过失责任，这可以理解为只要具备过失责任的要件就不 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同时也不能降低赔偿额。
但是在实际解释时，因为415条前段也理解为建立在过失责任之上的（因此，如果加害人没 有过失，债务不履行责任这一点也就不会成为问题），在解释上应该注意避免产生这种差异 .实际上，许多学说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对于这一点的差别在于，至少在条文的形式上 侵权行为责任对于受害人有利。
3.遗嘱是否可以请求赔偿金。因为侵权行为损害他人生命时，必须向被害人的父母、配偶 及子女支付赔偿金（第711条）（注：《日本民法典》第711条（对亲属的赔偿）：害他人生命者，对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 ，虽未害及其财产权，亦应赔偿损害。）。但是，对于债务不履行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判例认为，在请求损害赔偿时，如果采用合同责任构成，对于不构成合同关系的人，因为 不类推适用本条（最判昭55.12.18民集34.7.888），因此不能请求赔偿金（与之相反的学 说也很有影响力）。因此，只要以判例为前提，采用侵权行为责任就对被害人有利。顺便说 一下，在追究合同责任的情况下，对于不构成合同关系的人，可以采取其他途径追究侵权责 任从而得到救济。
4.是否适用失火责任法。因失火造成的侵权行为如果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就不承担责 任。但是，如果从立法意图（因为日本的建筑物历来都是以木造结构为多，一旦发生火灾就 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要减轻因平常的一般过失造成火灾的人的责任）来看这个法律的话，因 为 只有对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责任不在成为问题的债务不履行中适用，所以在这一点上，债务不 履行对被害人（债权人）有利。
5.消灭时效期间。债务不履行的债权时效消灭期间为10年（第167条第1款）。根据侵权行为 的债权时效消灭时间为3年（第724条）（注：《日本民法典》第167条（债权、财产权的消灭时效）第1款：债权，因十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724条（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受 害 人或其法定人知悉损害及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 起，经过二十年时，亦同。）。这方面债务不履行对受害人有利。
6.可否相抵销。在合同责任中没有特别规定；在侵权责任中，禁止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 权作为被动债权相抵销（出自加害人的相抵销）（509条）（注：《日本民法典》第509条（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的抵销）：债务系因侵权行为而产生者时 ，其债务人不得以抵销对抗债权人。）。这是为了防止诱发侵权行为（防止 以报仇为目的给对方造成损害，将新发生的赔偿义务与自己的过去的赔偿债权相折抵）和救 济现实中的被害人（因为在相抵销中不存在支付现金等救济手段，所以，就达不到现实的救 济）。关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侵权行为责任对受害人有利。
7.延迟损害赔偿金的发生时期。一般认为，即使同是损害赔偿，在债务不履行时，因为是 从赔偿履行利益这个角度来把握损害，所以延迟损害赔偿金发生在催告以后（第412条第3款） （注：《日本民法典》第412条（履行迟延）第3款：就债务履行未定期限时，债务人自受履行请 求时起，负迟延责任。）。对于侵权行为，从恢复被害人的原来状态（受到不法侵害以前的状态）、重视充分保护受 害人的观点出发，必须从侵权行为开始时支付利息。在这一点上，侵权行为责任对受害人（ 债权人）有利。
三、体系的思考
民法典规定了发生各种法律效果的法律要件，那么，各种要件的相互关系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恒新的问题，可以划分为如下两种基本观点。
1.请求权竞合论。请求权竞合的问题不仅局限于合同责任和侵权行为的关系中，而且在民 法五编中都能够发生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一般当某一事实具备了实体法上复数的要件时 ，与何种要件相关联来对事实进行主张和举证，这是当事人的自由。以这种基本思考为前提 ，因为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行为中的请求权竞合，所以也就是种所谓的“请求权竞合论” 的情况。
2.请求权非竞合论。与请求权竞合论相反的观点认为，即使具备了复数要件，也不一定能 够解释为存在数目的竞合关系。因此必须注意与财产法秩序（在由总则、物权、债权、亲族 、继承等构成的法典体系中，主要是前三编）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法中的财产法秩序是 由 财货归属秩序和财货转移秩序构成这种观点现在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根据这种认识，物权 编的规定中，大多数是关于财货归属秩序（有关何种利益归属于谁的秩序）的；债权编的规定 大多是属于财货转移秩序（根据合同财物应该转移给谁）。例如，因为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 这两者均属于债权法（财物转移秩序）领域的问题，可以理解为请求权竞合的问题，但是即使 双方在形式上具备了关于善意占有人果实取得权的第189条（财物归属秩序）与关于不当得利 的第703条（财物转移秩序）这两个要件（注：《日本民法典》第189条（善意占有人与孳息）：善意占有人取得由占有物产生的孳息；善 意占有人于本权之诉中败诉时，自提起该诉时起，视为恶意占有人。第703条（善意收益人的 返还义务）：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因他人财产或劳务受利益并他他人受损失者，于该利益存 在的限度内，负返还义务。），也不能简单地承认竞合。现在，认为因事实属于 哪种财产法秩序决定了其结论也不同的学说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即如果是作为合同事后处 理的不当得利（例如无效合同的买主取得果实时-给付得利），应该适用第703条解决；如 果是如合同无关的不当得利（例如，如果是因边界认知错误而从邻地采摘了竹笋的情况- 侵害得利），因为属于财物归属秩序问题，应该适用第189条来解决。也就是说，前面的情况 也好，后面的情况也罢，不应该认为是同时具备了两个要件。（注：详见拙著《事务管理。不当得利》第31页以下。）
四、关于交易行为中的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分为在交易中发生（很多情况下发生与债务不履行的竞合）的和象交通事故中那样 与完全无关的他人之间发生的两种。只有前者的情况下才发生请求权的竞合。
1.权滥用行为
判例确立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被雇佣的人滥用其地位谋取私利或者满足自己私用的情况 下，从其行为的外形方面看应该看作是属于被雇佣人的职务范围内的行为（称之为“外形理 论”或者“外形标准说”）（注：大连判大15、10、13民集五、七八五。）。例如，Y公司的庶务科长A担任股票发生事务，为了谋取自己 的金融利益，A将自己保管的股票用纸、印章以及社长印鉴偷出公司，并用它们伪造了Y公司 的股票的贩卖给X公司，并给X公司带来了损失。在这一案件中，A的行为不是在执行公司的 事务，也就清楚地表明不是与执行公司事务相关的行为。
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解释为A是作为Y公司的人滥用了其权限缔结了股票买卖合同。 还有，A的行为虽然是无权行为，这时就成为表见（110条）①，X公司同Y公司之间缔 结的合同可以解释为有效。这种情况下Y公司不承认X的股份是有效的话，就是债务不履行， 同 时也侵害了X公司的股东权（不法行为）。
2.交易时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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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违约责任
1.1.1 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合同债务不符合定时，依法产生的法律责任。违约责任既是违约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也是合同效力的表现。现在合同法上，违约责任仅指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的财产责任，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完全分离，属于民事责任的一种，因此它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法律特征，如违约责任具有惩罚性与补偿性。违约责任的惩罚性表现为法律对违约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而不是通过对违约方处以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害的赔偿数额或者违约金来表现的；违约责任的补偿性表现为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一种填补。有学者指出，违约责任是否同时具有惩罚性与补偿性取决于违约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仅仅具有补偿性，而过错责任则同时具有惩罚性与补偿性。
1.1.2 违约责任的特征
①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合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依法产生的法律后果。
这一特征包含了两层含义：违约责任的成立以有效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违约责任的成立是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的结果。
②违约责任具有相对性，即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负违约责任；
③违约责任的可约定性；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方式、违约金的数额等，但这并不否定违约责任的强制性，因为这种约定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1.1.3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违约责任的成立所必需具备的要件。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分一般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一般的构成要件是所有的违约责任都必需具备的要件，而特殊构成要件则是具体的违约责任形式所必需具有的要件。传统的理论将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概括为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等四个方面。其实这四个要件不是所有的违约责任都必须具备的，而仅仅是赔偿损失这一责任形式的构成要件。违约责任形式不同，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也不同。如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违约行为一个。当然，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还要求违约方有过错。强制实际履行的构成要件有：违约方不履行合同、违约方能够履行、合同当事人请求履行；赔偿损失的构成要件是：违约行为、损害、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还需违约方有过错。其详细情况将在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中进行阐述。
1.2 违约行为
1.2.1违约行为的概念：违约行为是指当事人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亦称为合同债务不履行。《合同法》用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来表达违约的含义。
1.2.2违约行为的构成：违约行为仅指违反合同义务这一客观事实，不包括当事人及有关第三人的主观过错。
1.2.3违约行为的分类：各个国家合同法对违约行为形态的划分都是不一样的。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行为形态体系作如下划分：
①预期违约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违约行为等同于实际违约，但在审判实践中适用预期违约规则追究违约人的预期违约责任的案例早已出现，如：1994年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海门市对外贸易公司诉南通市东方饲料供应公司购销合同预期违约不能交货案”中 ，法院确认饲料公司预期违约成立并判其承担责任。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8条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使我国合同法中违约制度得以完善和。
A.预期违约的概念
预期违约亦称先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种。所谓明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毁约，是指在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到来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而另一方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约担保。预期违约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不是实际违反合同义务。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此种违约只是“一种违约的危险”或“可能违约” ，它所侵害的不是现实债权，而是履行期届满前的效力不齐备的债权或“期待权色彩浓厚的债权” 。
B.预期违约的构成要件
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可见，我国合同法可分为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两类。
a.明示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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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义务的扩张
在以往的合同法理论上，合同义务即当事人约定的义务（给付义务）。不过，在现代合同法理论上，强调债权目的的实现，履行过程中的义务已不限于约定的给付义务，为了实现债权目的，根据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还要求债务人作出必要准备、不应作破坏债权期待的行为、在整个合同过程中尽必要的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这便是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类理论，规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可发生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除这种履行过程上的附随义务外，我国合同法另外又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与后合同义务（第九十二条），将合同义务（合同法上的义务）进一步扩张。在我国法上，所谓合同义务的扩张，指的便是以给付义务为核心，出现了包括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在内的义务群（参见图1）。
在立法上一般性地规定合同关系上的义务群，大概我国合同法开了历史的先河，因为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规范基本上都是表现为判例法的形式。
（二）合同责任的新构造
在我国的学说上，“合同责任”概念本身就是一项争点（参见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8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26页以下）。本文所说的合同责任，是因违反“合同法上的义务”而发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与上述合同义务的扩张相对应，相应地在我国合同法上也出现了合同责任扩张的现象。该现象虽与国外学说所谓的“契约责任的扩张”相似，但仍存有少许差异，比如对于德国判例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法理，在国外理论上被作为合同责任主观的扩张，我国学说虽对此不乏介绍，但原则上不应作为合同法上合同责任扩张的内容，因为合同法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仅个别条文允许第三人享受合同权利（如第二百三十四条将合同权利及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因而，目前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责任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合同责任客观的、时间上的扩张。本稿所谓“合同责任”，主要指缔约上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参见图1）。
关于违约形态，学说解释不一。合同法颁布以前，争论最大的是应否吸收“先期违约”。合同法肯定了先期违约作为一种违约形态（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现在看来，违约形态包括先期违约与现实违约两类。具体言之，先期违约包括“明确表示不履行”（履行期前的拒绝履行）和“行为表明不履行”（履行期前的履行不能）；现实违约分为“不履行和履行不符合约定（第一百零七条）”，“不履行”包括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其特点是发生在履行期后；“履行不符合约定”包括履行迟延和不完全履行（包括瑕疵履行与加害给付）；在合同履行需要债权人协助场合，受领迟延亦属于违约，其中拒绝受领可归属于不履行，不能按时受领可归属于履行不符合约定（参见图2）。
合同法对于违约责任改采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做法参考了CISG（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PICC（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合同法意图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表现。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其内涵实际上与大陆法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有所不同，表现在“担保责任”已经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之中（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等）；另外，“违约”与CISG使用的non－conformity of contract概念亦有所不同，体现在相应的责任上，我国的违约责任已经可以把对人身造成的“扩大损害”纳入进来（第一百一十二条为此解释留有了余地）。
另外，合同法虽规定了后合同义务，但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如何，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笔者以为，仍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不能作为严格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当要求债务人具有可归责性（称为合同终了后的过失）。
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缔约上过失”理论，以及后来德国判例的发展，对我国亦有相当的影响。民法通则中已经部分地包含有对缔约上过失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等，参考了PICC和PECL（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规定，对先合同义务及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一）责任要件
在学者通常见解上，要求（1）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而相互接触（接触关系）；（2）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义务违反）；（3）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具有可归责性（归责事由）；（4）损害的发生。另外，在我国法上，并不要求相对人无过失；如果相对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适用范围
依所欲缔结的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可将缔约上过失分为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关于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问题，由德国学者莱恩哈特于1896年最早提出，1912年在德国被法院判决采纳，自此以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结场合的缔约上过失一直成为德国和日本的通说见解。然而我国的学者通说对此是不予承认的。
笔者以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虽未言及合同成立与否，其实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留有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其具体情形可包括：1．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合同有效场合）；2．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3．因撤销权的消灭而变为完全有效合同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在我国法上，缔约上过失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涉及两个问题：（1）被害人所可请求的究为履行利益，抑或仅系信赖利益？（2）所可请求的若为信赖利益，则应否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此两点甚有争论。
在我国通说上，缔约上过失的赔偿责任以信赖利益为原则，并不承认履行利益的赔偿，这与其不承认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是相一致的。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存有否定说（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与肯定说（张广兴《债法总论》第56页）。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有的主张适用可预见性规则限定其范围（梁慧星《民法》第144页）。当然，如果在缔约阶段未尽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所谓维持利益（完全性利益），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
如果以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的存在为前提，在对这些场合统一把握时，大概需要放弃信赖利益的概念，使缔约上过失责任人赔偿因违反附随义务、注意义务而发生的损害。
另外，我国通说不承认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当然也就不会承认缔约上过失场合的合同解除权。一些日本学者强调对消费者受害的救济，主张在访问贩卖、通信贩卖等场合，允许以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作为缔约上过失的法律效果（北川善太郎《契约责任之研究》第287页；本田纯一“关于‘契约缔结的过失’理论”《现代契约法大系》第1卷第207页）。此类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多起来，作为对策，当然可以由消费者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应否承认以缔约上过失为由的合同解除权，尚待进一步探讨。
三、强制履行
“强制履行”是一个自责任角度使用的概念，同一内容自权利的角度，则称为“履行请求权”（狭义的，又称履行诉求权）。合同法区别金钱债务（第一百零九条）与非金钱债务（第一百一十条），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履行请求权。以下主要侧重非金钱债务的履行请求权进行分析。
一）履行请求权的界限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后段规定了不得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情形，即：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除此之外，我国法上明确规定了减轻损失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在适用该规则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履行请求权；另外，在适用情更法理的场合，实际履行将会有悖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所以也会限制履行请求权。
（二）履行请求权的类型
在我国合同法上，履行请求权除了包括“本来的履行请求权”外，也包括“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后者被称为“采取补救措施”（第一百零七条），具体包括修理、更换、重作等方式（第一百一十一条）。
“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当然也要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对履行请求权所作的限制，值得探讨的是，除此之外，是否还应有特别的限制规则？合同法的规定是“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如果买卖的标的物属于种类物，在给付的标的物有瑕疵的场合，如果修理的费用超过了标的物本身的价值，则应当允许出卖人主张更换，买受人执意修理便属于不合理。
（三）强制履行的措施
在我国合同法上，强制履行指的就是“直接强制”，但在民事诉讼法上，则是存在着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的。
民事诉讼法针对债务人的债务是交付金钱、财物、票证、房屋土地等（属于所谓“与的债务”范畴）规定了“直接强制”（第二百二十一至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七至二百二十九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专门对“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作出规定，在进一步明确“交付财产”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外（第五十七至五十九条），于第六十条规定了“完成行为”的债务的强制履行，这一规定将直接强制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完成行为的债务，惟对于什么样的完成行为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尚不明确。
关于“代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作了规定，债务人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代替执行限定于“为的债务”（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对于以法律行为为目的的债务，是否可以采用“判决代用”，这在我国法上是不明确的。
关于“间接强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作了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是否有应用上的顺序限制？在日本法上，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三者有着适用上的先后顺序关系；在我国法上，尚看不出有这种适用顺序的限制，而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债权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及公平理念酌情处理。
四、损害赔偿
（一）要件
作为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四点：违约行为、损害、因果关系、无免责事由。
关于损害，是否非财产损害亦可以作为合同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对象，在我国原来的法律上是欠缺规定的，学说上为一争点。原通说上对此是持否定的意见（梁慧星《民法》第420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400页），持肯定意见的为少数说（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197页）。不过，在司法裁判中出现了一些案件，比如冲洗的胶卷被丢失、寄存的骨灰被丢失、美容被毁容之类的案件，这些案件中都涉及到非财产上损害问题，而且都是存在着合同关系的。因而，这一问题实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个人的见解是主张在违约责任损害赔偿中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拙文“非财产上损害与合同责任”《法学》1998年第6期）。从比较法来看，多数是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特别是PICC第7?4?2条第2款与PECL第9：501条第2款，都明确允许赔偿的对象可包括非金钱损失。我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也已经为此留有了解释存在的余地。
关于免责事由，法律规定的为不可抗力（第一百一十七条）。在改采严格责任原则后，免责事由的范围大小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事人固然也可以作特别的约定，但仅就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严格责任其实比英美的严格责任还要严格，因为在英美法上，存在着合同落空原则，而合同落空的范围，则比不可抗力要广泛得多。
（二）赔偿的范围
合同法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限定赔偿范围的手段（“法的因果关系”），我国法没有采纳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尽管条文中有“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是采纳了在比较法上居于有力地位的“可预见性规则”。
与日本民法第416条相比，我国法的特别之处在于：（1）我国法没有区分“通常损害”与“特别损害”，而是对所有的损害统一地适用可预见性规则；（2）就适用可预见性的时点，我国法明确规定了“订立合同时”，而非“债务不履行时”；（3）就预见的主体，我国法规定为“违反合同一方”，而不是双方“当事人”。日本民法第416条的规定本是学自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自我妻荣以来，日本通说上则是按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解释，这可以说是日本民法“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双重继受的典型代表；不过，日本近时的学说上对第416条的解释又出现了返回本源（即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的新动向。我想日本民法第416条解释论的展开，对于我国民法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三）赔偿额减额的要素
1．过失相抵
在损害赔偿法上，过失相抵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的一项重要的规则，合同法草案中曾有规定，后来又被“双方违约”的条文所替代。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学说称此为“双方违约”。此概念能否成立，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曾属一项争点（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82页以下；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27页以下）。现在看来，虽然个别场合可以存在双方违约，而相应地各自承担其违约责任，本属当然之理，法律不作规定，亦不致出现问题；另外，从比较法来看，鲜有规定“双方违约”的，我国制定民法典时，亦不必保留这一规定，而应当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是指仅发生一个损害，惟对于该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亦与有过失或者与有原因。双方违约与此不同，是指双务合同的两方当事人彼此违反了各自的债务，并可能相互造成损害，这样，就存在两个违约行为，并且由此发生两项损害。由此不难看出，两者是存有明显差异的。
合同法没有规定过失相抵，构成法律漏洞，法官可以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作扩张解释，使这个针对侵权责任规定的规则扩张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现在我国已经开始起草民法典，其中过失相抵规则是作统一的规定，抑或是像日本民法那样分别侵权责任（日本民法第722条）与违约责任（日本民法第418条）于两处规定，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减轻损害规则
减轻损害规则最初是在320多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上创设的，称为Mitigation。在大陆法系，对减损义务或是欠缺规定，或是纳入过失相抵。在我国法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了这一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是什么关系，是首先应当辨别的问题。对于可避免的损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赔偿权利人的过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减损规则看做是一种过失相抵。但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针对可避免之损失而言，其效果是存有差异的，两种规则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也是不同的；减损规则的运作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而现代的过失相抵规则的运作逻辑，则是按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摊，如此，似乎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等同。我以为，我国法上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分界线应当以时间来划分，过失相抵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而减损规则分管的则是损失扩大的阶段。
3．损益相抵规则
在现在的我国法上，没有专门规定损益相抵规则，但在学理解释上，是普遍承认这一规则的，在司法裁判中也是如此。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这一规则应以明文规定下来。
五、违约金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从其逻辑关系来看，是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的。另外，合同法上规定的赔偿性违约金，并非是德国法上的作为最低额的损害赔偿额预定的违约金（德国民法第340条第2款），换言之，不是抵消性违约金，而是排他性违约金。
（一）构成要件
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求有主债之关系的有效存在，有违约行为。而对于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否违约人具有归责事由？则属一项争点。一类观点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作为当然的推论，违约金的构成不以过错或归责事由的存在为必要；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即使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违约金责任的构成，在解释上也应采限缩解释，要求以违约方有过错为要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622页）。笔者以为，应当区分赔偿性违约金与惩罚性违约金，在赔偿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性质上是作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强调的是对因违约造成的损害的补偿，因而不必要求债务人具有归责事由。在惩罚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目的在于给债务人心理上制造压力，促使其积极履行债务，同时，在债务不履行场合，表现为对过错的惩罚，因而，应当要求以债务人的过错作为其承担惩罚性违约金的要件。
另外，是否要求证明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就惩罚性违约金而言，由于非为损害赔偿，所以违约金的发生不以损害的发生为必要，不成问题。容易发生争论的是赔偿性违约金的构成要否以损害为要件。如果单纯自逻辑推理来看，既然赔偿性违约金性质上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当然要求有损害的存在，即使不必证明其大小，至少也应证明其存在。不过，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避免证明损害的麻烦，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当以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的证明为要件。同样，以上仅为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场合，如果当事人有特别约定，自然应当按其特别约定，无须赘言。
（二）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
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如何，与违约金责任的类型及性质有关。
1．惩罚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惩罚性违约金非属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债权人除可以请求违约金外，还可请求本来的给付或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填补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须予注意的是，此处的“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应当解释为针对迟延履行的纯粹的惩罚性违约金。法律在这里允许惩罚性违约金，并非迟延赔偿额的预定，因而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场合，债权人在享有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可以主张履行请求权，如果因债务迟延履行受有损害，则仍然有权请求赔偿（迟延赔偿）。
2．赔偿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排他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非立于债权人可自由选择的地位，而是有违约金场合必须适用违约金。排他性违约金是对最高额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但损害赔偿可能有不同类型，排他性违约金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则应当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而定，指导精神是不允许重复填补。如果约定不明确，则应当由当事人进行主张和举证，法官可以结合违约金的金额、合同的标的等，按照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作具体的判断。
抵消性违约金，在我国合同法中虽没有规定，但不妨当事人特别约定。由于抵消性违约金是最低数额的赔偿损失，故在违约金之外如仍有损失，则仍可以请求赔偿。当然，这里也同样应当遵循不允许重复填补这一指导精神。
（三）违约金与履行请求权及合同解除权
在发生违约的场合，可能同时存在违约金请求权与履行请求权，在严重的违约场合，还会存在合同解除权，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值得探讨。自理论上说，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应当无碍于履行或者解除的请求。合同法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从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来看，也应当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六、合同的法定解除
合同解除作为违约的补救手段，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由此而派生的功能尚包括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
（一）一般法定解除权的要件
在法定解除中，有的是适用于所有合同的规则，称为一般法定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另外，还有法律针对特定的合同规定解除的规则，称为特别法定解除（比如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等）。在一般法定解除中，又可以区分因客观原因的解除与因违约行为的解除。以下先就因违约行为的法定解除进行分析。
1．不以归责事由为必要
解除的本来的功能既然在于使债务人从其合同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合同法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不以违约人具备归责事由为必要，这一点从最初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开始便确定了下来，正式的合同法保持了这一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
2．违约行为的分析框架
我国合同法最初的建议草案是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进行规定的，对于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分别作了规定。这种详细的规定后来被认为过于繁琐，自第三草案开始集中于一个条文加以规定，并且引入了CISG中的根本违约的某些因素，这一改动对于合同法具有宿命的影响，也为后来就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学说解释的不统一埋下了种子。一类见解是按根本违约解释；不过，就立法起草人的本意而言，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第二款与第三款，仍然是坚持了大陆法系的框架。
（1）拒绝履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相对人便可以解除合同，且无须催告。这一规定参考了英美法上的先期违约。在学说上，应否要求催告，属一项争点。
笔者以为，不可否认，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范的情形（不安抗辩）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会存在重合的现象。而按照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实质上对解除权的发生要求了“催告”，而在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字面上，却没有这种要求，二者出现了分歧。为了协调这种分歧，对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当参照第六十九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
（2）迟延履行
合同法实际上区分了非定期行为与定期行为（尽管在字面上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在前者场合，要求经过催告，始可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在后者场合，则无须催告，直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前段）。
（3）不能履行
自始不能履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嗣后不能履行是合同解除的条件。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发生解除权（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其他场合的不能履行，不论债务人是否有过失，都可以作为违约行为，因此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债权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
（4）不完全履行
就不完全履行的合同解除问题，在日本学者通说上，如果事后完全履行尚属可能（追完可能），可作为本来债务的履行迟延，按非定期行为迟延履行场合的解除权发生要件处理；如果事后的完全履行不可能，或者已经没有意义（追完不能），则可以准用履行不能的规则解除合同（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第174页）。在我国合同法的建议草案中，曾有与此相似的规定。现在，则可以作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发生解除权。
3．根本违约再检讨
并非所有的违约行为均发生解除权，原则上是要考虑违约的严重程度的，这是合同严守原则（合同法第八条）的当然要求。因而，合同法要求违反的是合同的“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依学理解释，违反从义务及附随义务一般不得解除合同，但致合同目的落空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3页），或者因此危及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时（拙文“论根本违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可以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本是一个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后为CISG第25条所吸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便参照CISG规定了根本违约作为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立法没有将可预见性作为构成根本违约与否的要件，而这一立场影响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而不以可预见性作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是否合适，学说上对此亦存有质疑。从比较法来看，PECL第8：103条亦要求了可预见性。这一问题，在我国实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检讨，而对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该说在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大陆法系的分析框架。
（二）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不可抗力，作为一种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时，该合同应该消灭。但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德国法及日本法是基于双务合同双方债务存续上的牵连性，采取合同自动消灭的原则，原则上由债务人承担风险。依PECL第9：303条第4款，如果一方当事人因完全的和永久的障碍而依第8108条免责，则合同于该障碍产生时起自动解除而无须通知。我国合同法则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有了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点（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4页）。而且，风险负担与不可抗力之法定解除权仍然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做法并非我国法独有，在PICC第7?1?7条（不可抗力）第4款，便规定了合同解除权不受不可抗力规定的影响。
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已经规定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这样，是否还有必要再通过普通的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意思通知）解除合同？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但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而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不是更好吗？
（三）解除的效力
关于解除的效力，在学说上存有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折衷说、债权关系转形说等理论。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对解除的效力作了一般规定。
1．合同解除与溯及力
在我国学者通说上，原则上承认解除具有溯及力（直接效果说），惟对于继续性合同例外地承认不具有溯及效力（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75页以下；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8页以下），这与日本的判例和通说是一致的。另外，也曾有见解主张合同解除不应当具有溯及效力，仅向将来消灭合同关系（折衷说，梁慧星《民法》第314页以下）。不过，我国合同法关于解除的规定（比如第九十八条），参考了CISG、PICC、PECL的规定，而这些国际公约及模范法均不承认解除具有溯及效力，这点对于我国的民法学而言，是值得反思的。
2．恢复原状义务
在我国通说上，由于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因而解除具有溯及力场合，当然地发生权利复归的效果（物权的直接效果说），恢复原状义务惟表现为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的请求权，这一点与日本通说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见解不同。
3．损害赔偿
在因违约而发生的法定解除场合，非违约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在学者通说上，赔偿范围为因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因返还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信赖利益）等（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83页）。个别见解反对解除场合可得利益的赔偿（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478至479页）。
七、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合同法在第九章“买卖合同”中就瑕疵担保问题作了规定。在德国及日本法学上，关于瑕疵担保责任的性质素有争论，大致分为两派：法定责任说与债务不履行责任说。我国合同法的起草人在瑕疵担保责任问题上，是支持债务不履行责任说的（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148页以下），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合同法中；另外，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的构成上采严格责任原则，更进一步缩小了两种责任之间的差距，可以说实现了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一）权利瑕疵担保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对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责任，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在解释上通常认为，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就无权处分与权利瑕疵担保问题，依我国的权威学说，可能出现第三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的情形，大概有四种：其一，出卖他人之物；其二，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其三，出卖抵押物；其四，出卖租赁物。第一种情形（无权处分）属于第一百五十条但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其他三种情形，均可以发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第3版）。依此见解，因无权处分所签订的合同（或他人物之买卖），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属于效力未定。另外也有不同见解，主张此类合同属有效合同（拙文“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第3版）。在日本民法上，以他人的权利为买卖的标的物场合，“出卖人负有取得该权利并将之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0条），只要他人之物尚在，便不作为原始不能而使合同无效，而使出卖人负有移转该权利的义务，该义务不履行时，则因此使出卖人负担保责任（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一第276页；稻本洋之助等《民法讲义5》第121页）。
（二）物的瑕疵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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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合同责任合同义务
第一章合同责任概述
（一）合同责任的定义及体系
在大陆法系，合同责任通常被称为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所依法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此定义得知：“违约责任”是违犯合同义务的产物。同时，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意图对于违反合同义务这种行为的一种制裁，在于对违约方的违约责任的追究。以此构建的合同责任体系为：将合同义务不履行划分为各种违约形态，以违约形态为中心，为不同的违约形态设定不同的合同责任。“责任”成为大陆法系定义合同责任物构建合同体系的基点。
而英美法系没有使用合同责任这一概念，与之相似的概念是“违约救济”。依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021条第34项对“补救”的解释，所谓“违约救济”是指合同一方违约后，合同另一方（受损方）通过或不通过法院而取得求助的权利。可见，在英美法系，当一方违约时，法院首先考虑的是从保护债权人（受损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赋予债权人哪些救济的权利，这是和大陆从违约方考虑如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是不同的。而且，这些救济的权利不会因一方违反合同义务的内容而受到影响。由此可见，英美法系更强调的是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权利与救济的关系，从而构建的责任体系是以“违约补救”为中心，违约形态只是对各种补救手段的行使起辅的设定条件和范围的条件。总之，英美法系的合同责任体系的基点是债权人的救济权利。
我国合同法采用“违约责任”这一概念，从上面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用“违约救济”来代替“合同责任”是比较合理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如上述分析所述，大陆法系“合同责任”概念侧重于对违约方的不定评价，法律制裁也是从违约方如何被追究来设定的。而目前我国合同法所采用的无过错责任则说明了我国合同体系已了英美“违约救济”中的思想，已从原来的侧重于对违约行为的制裁向对债权人提供充分救济转变。用“违约救济”更符合合同法的发展趋势。第二，在大陆法系中，合同责任类型和它们的构成要件都是法定的，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必须符合现行法上的合同责任类型，并符合其规定的要件，否则债权人得不到救济，这无形中限制了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而“违约救济”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会出现因为现行法所确认的合同责任类型而得不到救济的情形，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适应了现代复杂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第三，目前大陆法系上某些明确规定的救济措施，如合同解除等，学术界对些颇有争议，若用“违约救济”来替代“合同责任”，则能减少争议的呼声，达到统一，促进交易游园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二）合同责任的性质
合同责任的性质这一问题，学术界、司法界素有争议，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属于补偿性质，在于补偿债权人利益受损而为之救济，即因受损方的违约行为而约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债权人因此而获取的救济。第二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是违约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具有惩罚性，惩罚金可高于受损方实际损失。这是从违约方角度来说，认为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制裁。第三种意见认为，合同责任既具有补偿性，又具有惩罚性，但以补偿性为主。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责任的立法目的看，是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违约行为的发生一般都以一定程度的损害事实为显形特征，这种损害是发生在违约方和守约方之间的，并且同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有关联。根据报应学说，就必须找到守约方和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点，给予守约方权利救济，补偿其损失。同时，给予违约方惩罚，以实现社会法的公平价值。
其次，从合同责任的内在要求看，主要侧重于赋予债权人利益的权利救济，弥补其受到的损失。这种损失中应该包括一些不能够精确计算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部分是带有对违约方的惩罚性质，而可计算的部分属于补偿性质。
再次，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看，双方订立合同时，都希望从合同中获得期待利益，并因此产生了依赖关系。基于这种原因，双方自愿设定一些保证条款以促成合同实现，一旦发生违约行业，守约方将理所当然取得补偿损失的请求权利，而违约方则承担处罚。这种当事人之间权利的取得和义务的设定都基于双方自愿，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公抶良俗，法律是应该支持的。
最后，从合同责任的社会效果来看，应该支持其积极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如果将合同责任只限于补偿性，一旦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将必须花很多时间去弄清一些细小问题，或者查清的确很难查清的隐形损失，这样将浪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对社会资源则无益是种浪费，而且也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负荷量。不如根据当事人合同约定及时做出裁决，只有当违约金过高或不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可予以变更，这样有利于纠纷的解决，也可减少举证、质证的麻烦，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三）合同责任的范围
合同责任的范围在学术上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合同责任是合同制度中的违约责任，这在《民法通则》第6章中也有完整的体现。在这一章中，立法者只规定了两种责任形式，即民事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这难免对人们的思维形成一种误导。目前，这种分法已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被证明有其不妥当之处。
造成合同责任范围界定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合同概念理解的不同。目前存在如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概念只包括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是不属于合同范畴的，因此只产生从合同有效之时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段的责任范围，即违约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还包括无效合同。这种观点把合同时限延伸到合同生效前成立后，无益是大的进步。而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概念不仅包括有效合同，而且应该包括无效合同，此外，还应当包括负责的缔结阶段，以及合同消灭之后的后契阶段。这样，就将整个缔结、成立、生效、履行以及后契约义务的履行阶段都包括在内了。
本人赞同最后一种看法，主要理由为：合同始终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建立的从人们开始订立合同而发出要约之日起，双方便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认为对方会真实地进行意思表示，诚恳的进行合同磋商，会信守自己的要约和承诺，会履行自己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在合同订立之日起，基于诚信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生效后则当然履行合同约定中的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也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之间还负有后契约义务，比如在一定时期内的免费保修义务等。因此，可以说从合同缔约之日起到履行完毕都应该属于合同范畴。
基于以上认识，合同责任范围应该包括：缔约过失责任，预期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后契约责任这四种形态。
第二章合同责任责任种类
（一）缔约过失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的定义
第四种观点认为，缔约责任是种“未尽到注意”所产生的责任。这是台湾王泽鉴先生基于产生缔约责任的原因而提出的理论。这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犯同样错误，以点盖面，将缔约责任的内涵大大缩小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种观点均不从同角度来阐述缔约责任，但都或多或少欠周全。在目前这个瞬息万变的合同社会里，一种定义必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的扩展力，这样才不至于被新情况弄得措手不及。因此，笔者认为，缔约责任就是指在合同未生效的缔约阶段，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基于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
（2）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合同成立有密切联系，因为合同成立标志着缔约责任的开始。从本质上讲，合同成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只要达成合意就可以说明合同存在。它不像合同生效那样明显增加了法律干预成份，把当事人意志上升为法律强制意志。但也并不是说合同成立没一点拘束力。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就受拘束力，这种拘束力来源于各方的意思表示，要约人做出要约，既给自己设定了权利，也设定了义务。同样，承诺人也受承诺的约束。总之，一旦形成含意，则发生合同成立的效力，各方都受共同意志的拘束，履行自己同意接受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该义务，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基于诚信原则，当事人应该负有的先合同义务有互相协助、通知情况、照顾对方、保护双方，诚实信用等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其中之一，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具体来讲，构成缔约过失责任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1、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这种意思表示瑕疵是发生在要约与承诺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而不是其他的意思表示瑕疵。
2、有损害事实发生。这种损害承受者可以是一方，也是双方。但损害只能是显形的财产损害，非财产损失一般不被支持。但也有些人认为“精神损害虽难认定，但它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
3、缔约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只对自己的缔约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并且这种因当事人的缔约过错行为而造成是合理的，是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也会造成的损失。这种考虑来自于公平受方与违约方的利益，不会因个别情况出现利益的不平衡。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是对行为人承担缔约责任时主观状态的要求。有的国家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不做严格要求。如英美法系运用允诺禁反制度追究行为人的缔约责任时，也不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提出要求。但基于当事人应积极促进合同的订立，加速财产流转，笔者认为这一条件是必要的。因为该条件严格限制了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同时增强了当事人双方的谨慎注意义务，利于平衡违约方与守约方之间的利益。
当事人具备以上四个要件时，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而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因一方违背诚信义务所至对方依赖利益的损失，而非现有财产或履行利益的损失。通常表现为费用的支出不能补偿，或者是因为依赖对方将要订立合同而损失的利益。
（二）预期违约责任
预期违约是首先在英美法上确立的一种违约理论。它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为界，将合同违约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即违约责任）。其含义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明确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当事人一方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默示其将不能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引而产生的责任即为预期违约责任。依预期违约定义，将其分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预期违约制度为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合同法律制度所认可，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这一制度与当今社会法律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效益、安全价值目标密切相关，具有追求经济效益的合同合理性。
预期违约的构建基础亦是诚信原则下的义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签约后，即使合同中没有明文规定，合同中也显然包含着下列条件，即一方当事人的履行是以另一方当事人能够履行、愿意履行、准备履行或已经履行为条件的。一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履行期届满前发出明示违约或默示违约，这一条件便丧失。合同双方当事人互为履行的期待权，就被一方预期违约行为所侵害。虽然违约方这种预期违约行为引发的危险是未来的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颇大，如果在此阶段，法律不给予债权人以权利救济，而有等到履行期满后再对这种违约行为进行制裁，这将对债权人以权利保护是非常不利，也有失公正。同时，在此阶段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违约方也是一种解脱。因为违约方之所以违约，也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如合同按期履行，履约成本将也许比违约金还要高，甚至履约后无效益还有。因此，采取预期违约制度对合同当事人都是有利无害的，而且基于诚信原则，法律也应该支持这一理论的运用。
各国对预期违约认定标准规定各不相同，因此在救济措施上也有很大差异。对于明示违约，英国分为“违反担保”和“违反条件”。“违反担保”一般是违反次条款，造成的是一般损害；而“违反条件”是指违反主条款，造成的是重大损害，这种损害程度的认定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而美国法律将其区分为“轻微违约”和“重大违约”。“轻策违约”是有履行瑕疵但获得了合同的主要利益，履行瑕疵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而“重大违约”是指这种预期违约的瑕疵严重影响到债权人不能实现合同主要利益，使合同目的实现根本不能。因此，基于不同的认定标准，英美法系反映在救济方式上也不一样。对于明示违约，法赋予非违约方以多种选择权。可以行使诉权请求违约救济；也可以不得使权利而等待违约方的合同履行，而等到合同履行期届满，让违约方承担实际违约责任，承担更大的损失赔偿；也可以中止履约合同，减少损失（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同时享有债权债务）。而我国合同法在第94条规定和第108条规定中分别规定明示违约标准为严重的违约行为和一般的违约行为，其实这二条规定没有太大差异，另外，在我国合同法上，也没有采用明示违约。
对于默示违约来说，它的认定标准是一种主观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英美法系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和判断标准，在救济方式上主要是寻求提供中止履行合同义务为救济措施。而我国合同法上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法条上列出了其适用的情况。与英美预期违约救济制度相比较，不安抗辩权制度有其适用上的狭窄性。因为不安抗辩权的目的是阻止对方请求权的效力，它本身不是请求权。一旦对方提供了有效的担保，就应立刻履行合同义务。如果对方提供不出或不能提供有效担保，债权人应否有合同解除权？或者说法律应该有合情理的规定，才能更好的保护债权人利益救济。对此，英美法系创新了先期违约制度，而大陆法系创立了不安抗辩制度。英美法系的先期违约制度包括先期权、解除权、拒绝权、中止履约权、自助救济权。“相比较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制度更具有适用性，它既适用于明示先期违约，也适用于默示先期违约，而且它平等的赋予了合同双方当事人，更加注重合同双方的权益平衡和权利平等。因此，本人是赞同租用先期违约制度的。
（三）违约责任
合同生效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双方约定的义务将转化成法律规定的义务，当事人必须像遵守法律一样遵守合同义务，违反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合同义务的履行是合同之债的第一次给付义务，当合同之债不履行时，则发生合同之债的第二次给付义务，实际上就是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亦叫实际违约责任，是指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这里的“不履行”既包括全部不履行，亦包括部分不履行。“约定的义务”既指主合同义务，也指从合同义务。
实际违约责任始终围绕着“合同约定义务”展开，可以说“合同约定义务”的是否适当履行则关系着实际违约责任的是否发生。当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了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合同之债。合同之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合同债权，二是合同债务。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是当债务不适当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时，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种权利救济。合同债权作为权利的同时亦是种约定义务。而合同债务一般是包括法定和约定二种，是按照债权人的请求为一定给付的义务。严格意义上的合同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有的还包括附随义务。主给付义务决定合同类型，是合同固有的、必要的，必须被履行。在双务合同中，主给付义务构成对等给付义务，在对方未为对等给付义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而从合同义务若构成违约责任，即应缺少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合同目的的实现就根本不能，债权人利益也不能获得最大满足。
对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二大法系历来存在分歧。大陆法系传统理论主张构成要件为四个方面，即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违约人有过错。而英美法系中，通常只考虑违约行为一个要件。我国目前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中，确定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优点。在合同法中确立无过错原则，即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的责任感，也更符合公平原则要求。当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确立合同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完全都是自己选择的，符合意思表示自愿、真实。当违反时，就应该让违约方承担责任和给予守约方以救济来惩罚，以显示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也利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中的调试谨慎注意以避免因此带给自身的不利承担。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失去定金或双倍返还定金、解除合同等，主要赔偿债权人因债务人的不适当履行而失去的期待利益。当违约行为一旦发生，债权人利益遭到损害时，人就可以享有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使债务人承担不利。在此，须注意的是，损害赔偿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直接损害是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可直观判断。对于间接损害又要增加一个损害事实与违约行为间的合理预见因果关系这个要件。即在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可预见到期的因违约造成的损害范围，超出此范围，则不应追究违约方的责任。合理预见理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后在1854年哈德勒诉巴克森德尔一案正式即普通法系确立，现在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理论精神。合理预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人救济权利的滥用，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此外，对于违约中的非财产损失赔偿问题，学术界对此见解不一，但大多数人持慎重态度，因为这类损害十分主观，又无市场价值。而且也有恐非财产之利益（如人格权，名誉权等）被过度“商业化”而漫无边际，以至于无法予以规范控制。而我国在有的判例中应该说承认了债务不履行时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或者说至少可以此客观立场作这样的解释。笔者认为只有当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时，才可以给予债权人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之救济，使债权人利益得到满足。
（四）后契约责任
当合同终止后，当事人是否还有合同义务？理论界以前很少论及这一问题，但现实中的确存在。比如说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磋商履行过程中获知对方的商业秘密，是否就可以擅自使用和扩散，如果给对方造成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这就涉及到后契约责任问题。因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后契约义务，造成的损失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就是后契约责任。
后契约责任承担的前提是当事人违反了后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从本质上讲，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上的运用。当事人在合同终止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仍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学者称其为合同后契约阶段的附随义务。它的主要内容是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这些内容被我国合同法所吸收，具体体现在第92条之中。同时，合同当事人也可以约定在合同履行终结后，双方当事人还要履行某种附随义务。只要不违反根本上性规定，法律应当予以保护。比如买鞋后一定时期内的保修义务，这就是一种约定的后契约义务。
在后契约责任构成要件上，应当包括损害事实的存在，违反后契约义务的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在此须注意的是，这里的主观过错是推定的，应由违反后契约义务的行为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证明成立后，免除其赔偿责任；证明不足或者证明不能，则推定成立，将构成后契约责任。承担后契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继续履行等。
此外，后契约义务与实际合同义务有必要予以明确。首先，两者发生的时间不一致。实际合同义务发生在合同生效后到合同履行期届满；而后契约义务发生在合同终止后。再者，两者产生的责任形态也不同。实际合同义务产生实际违约责任；而后契约义务产生后契约责任。最后，二者在合同中的地位也不一样。实际合同义务处于主要地位，而后契约义务也许和合同实现无关，只是附随性的。
第三章我国合同责任体系的重新构建
（一）我国合同责任法系的现状
我国合同责任体系大陆法系以违约形态的划分为基点的“原因途径”，在目前我国合同法上可以看到其影子，即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粗略的规范了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和后契约责任。可以看出责任形态的不完整，而且在规定中显得过于粗糙，对很多细节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途径。
（二）合同责任体系的重新构建
鉴于我国合同责任法系的不完整性，本人认为，首先，我们应该加强立法举措使其更完备。其次，结合英美法系的“违约救济”的优点，应该用“违约救济”代替“合同责任”这一概念。再次将合同解除作为一项重要的违约救济手段列入到“违约救济”一章，不要与合同变更、终止规定在一起。虽然合同解除和合同变更、终止有一定联系，但从本质上讲，合同解除主要是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提前结束合同效力。从守约方看是守约方所采取的一种救济手段，而对于违约方来看，合同解除将给违约方带来一定的不利后果。目前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规定为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对于法定解除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由国家强制力保障，而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从本质上看属于意思表示范畴，将其归入“违约救济”一章，一则可以使受人的救济更趋于完善，二则也利于提高违约方的注意义务。最后，用“根本违约”来作为违约标准。目前我国把违约标准分为重大违约和一般违约，这种分法局限性过大，而根本违约在形式上是限制合同解除权，但实质上在于平衡违约方与非违约方之间的利益及社会利益。而且根本违约适用于四种合同责任形态，内容范围更广、更详尽，应该被我国法律所吸收，这样也可防止债权人救济权的滥用，保护债务人合法利益。总之，我国合同责任体系应重新构建，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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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义务的扩张
在以往的合同法理论上，合同义务即当事人约定的义务（给付义务）。不过，在现代合同法理论上，强调债权目的的实现，履行过程中的义务已不限于约定的给付义务，为了实现债权目的，根据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还要求债务人作出必要准备、不应作破坏债权期待的行为、在整个合同过程中尽必要的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这便是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类理论，规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可发生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除这种履行过程上的附随义务外，我国合同法另外又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与后合同义务（第九十二条），将合同义务（合同法上的义务）进一步扩张。在我国法上，所谓合同义务的扩张，指的便是以给付义务为核心，出现了包括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在内的义务群（参见图1）。
在立法上一般性地规定合同关系上的义务群，大概我国合同法开了历史的先河，因为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规范基本上都是表现为判例法的形式。
（二）合同责任的新构造
在我国的学说上，“合同责任”概念本身就是一项争点（参见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8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26页以下）。本文所说的合同责任，是因违反“合同法上的义务”而发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与上述合同义务的扩张相对应，相应地在我国合同法上也出现了合同责任扩张的现象。该现象虽与国外学说所谓的“契约责任的扩张”相似，但仍存有少许差异，比如对于德国判例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法理，在国外理论上被作为合同责任主观的扩张，我国学说虽对此不乏介绍，但原则上不应作为合同法上合同责任扩张的内容，因为合同法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仅个别条文允许第三人享受合同权利（如第二百三十四条将合同权利及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因而，目前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责任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合同责任客观的、时间上的扩张。本稿所谓“合同责任”，主要指缔约上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参见图1）。
关于违约形态，学说解释不一。合同法颁布以前，争论最大的是应否吸收“先期违约”。合同法肯定了先期违约作为一种违约形态（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现在看来，违约形态包括先期违约与现实违约两类。具体言之，先期违约包括“明确表示不履行”（履行期前的拒绝履行）和“行为表明不履行”（履行期前的履行不能）；现实违约分为“不履行和履行不符合约定（第一百零七条）”，“不履行”包括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其特点是发生在履行期后；“履行不符合约定”包括履行迟延和不完全履行（包括瑕疵履行与加害给付）；在合同履行需要债权人协助场合，受领迟延亦属于违约，其中拒绝受领可归属于不履行，不能按时受领可归属于履行不符合约定（参见图2）。
合同法对于违约责任改采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做法参考了CISG（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PICC（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合同法意图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表现。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其内涵实际上与大陆法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有所不同，表现在“担保责任”已经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之中（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等）；另外，“违约”与CISG使用的non－conformity of contract概念亦有所不同，体现在相应的责任上，我国的违约责任已经可以把对人身造成的“扩大损害”纳入进来（第一百一十二条为此解释留有了余地）。
另外，合同法虽规定了后合同义务，但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如何，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笔者以为，仍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不能作为严格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当要求债务人具有可归责性（称为合同终了后的过失）。
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缔约上过失”理论，以及后来德国判例的发展，对我国亦有相当的影响。民法通则中已经部分地包含有对缔约上过失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等，参考了PICC和PECL（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规定，对先合同义务及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一）责任要件
在学者通常见解上，要求（1）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而相互接触（接触关系）；（2）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义务违反）；（3）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具有可归责性（归责事由）；（4）损害的发生。另外，在我国法上，并不要求相对人无过失；如果相对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适用范围
依所欲缔结的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可将缔约上过失分为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关于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问题，由德国学者莱恩哈特于1896年最早提出，1912年在德国被法院判决采纳，自此以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结场合的缔约上过失一直成为德国和日本的通说见解。然而我国的学者通说对此是不予承认的。
笔者以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虽未言及合同成立与否，其实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留有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其具体情形可包括：1．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合同有效场合）；2．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3．因撤销权的消灭而变为完全有效合同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在我国法上，缔约上过失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涉及两个问题：（1）被害人所可请求的究为履行利益，抑或仅系信赖利益？（2）所可请求的若为信赖利益，则应否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此两点甚有争论。
在我国通说上，缔约上过失的赔偿责任以信赖利益为原则，并不承认履行利益的赔偿，这与其不承认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是相一致的。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存有否定说（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与肯定说（张广兴《债法总论》第56页）。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有的主张适用可预见性规则限定其范围（梁慧星《民法》第144页）。当然，如果在缔约阶段未尽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所谓维持利益（完全性利益），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
如果以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的存在为前提，在对这些场合统一把握时，大概需要放弃信赖利益的概念，使缔约上过失责任人赔偿因违反附随义务、注意义务而发生的损害。
另外，我国通说不承认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当然也就不会承认缔约上过失场合的合同解除权。一些日本学者强调对消费者受害的救济，主张在访问贩卖、通信贩卖等场合，允许以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作为缔约上过失的法律效果（北川善太郎《契约责任之研究》第287页；本田纯一“关于‘契约缔结的过失’理论”《现代契约法大系》第1卷第207页）。此类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多起来，作为对策，当然可以由消费者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应否承认以缔约上过失为由的合同解除权，尚待进一步探讨。
三、强制履行
“强制履行”是一个自责任角度使用的概念，同一内容自权利的角度，则称为“履行请求权”（狭义的，又称履行诉求权）。合同法区别金钱债务（第一百零九条）与非金钱债务（第一百一十条），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履行请求权。以下主要侧重非金钱债务的履行请求权进行分析。
一）履行请求权的界限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后段规定了不得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情形，即：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除此之外，我国法上明确规定了减轻损失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在适用该规则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履行请求权；另外，在适用情更法理的场合，实际履行将会有悖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所以也会限制履行请求权。
（二）履行请求权的类型
在我国合同法上，履行请求权除了包括“本来的履行请求权”外，也包括“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后者被称为“采取补救措施”（第一百零七条），具体包括修理、更换、重作等方式（第一百一十一条）。
“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当然也要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对履行请求权所作的限制，值得探讨的是，除此之外，是否还应有特别的限制规则？合同法的规定是“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如果买卖的标的物属于种类物，在给付的标的物有瑕疵的场合，如果修理的费用超过了标的物本身的价值，则应当允许出卖人主张更换，买受人执意修理便属于不合理。
（三）强制履行的措施
在我国合同法上，强制履行指的就是“直接强制”，但在民事诉讼法上，则是存在着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的。
民事诉讼法针对债务人的债务是交付金钱、财物、票证、房屋土地等（属于所谓“与的债务”范畴）规定了“直接强制”（第二百二十一至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七至二百二十九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专门对“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作出规定，在进一步明确“交付财产”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外（第五十七至五十九条），于第六十条规定了“完成行为”的债务的强制履行，这一规定将直接强制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完成行为的债务，惟对于什么样的完成行为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尚不明确。
关于“代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作了规定，债务人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代替执行限定于“为的债务”（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对于以法律行为为目的的债务，是否可以采用“判决代用”，这在我国法上是不明确的。
关于“间接强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作了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是否有应用上的顺序限制？在日本法上，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三者有着适用上的先后顺序关系；在我国法上，尚看不出有这种适用顺序的限制，而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债权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及公平理念酌情处理。
四、损害赔偿
（一）要件
作为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四点：违约行为、损害、因果关系、无免责事由。
关于损害，是否非财产损害亦可以作为合同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对象，在我国原来的法律上是欠缺规定的，学说上为一争点。原通说上对此是持否定的意见（梁慧星《民法》第420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400页），持肯定意见的为少数说（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197页）。不过，在司法裁判中出现了一些案件，比如冲洗的胶卷被丢失、寄存的骨灰被丢失、美容被毁容之类的案件，这些案件中都涉及到非财产上损害问题，而且都是存在着合同关系的。因而，这一问题实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个人的见解是主张在违约责任损害赔偿中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拙文“非财产上损害与合同责任”《法学》1998年第6期）。从比较法来看，多数是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特别是PICC第7?4?2条第2款与PECL第9：501条第2款，都明确允许赔偿的对象可包括非金钱损失。我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也已经为此留有了解释存在的余地。
关于免责事由，法律规定的为不可抗力（第一百一十七条）。在改采严格责任原则后，免责事由的范围大小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事人固然也可以作特别的约定，但仅就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严格责任其实比英美的严格责任还要严格，因为在英美法上，存在着合同落空原则，而合同落空的范围，则比不可抗力要广泛得多。
（二）赔偿的范围
合同法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限定赔偿范围的手段（“法的因果关系”），我国法没有采纳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尽管条文中有“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是采纳了在比较法上居于有力地位的“可预见性规则”。
与日本民法第416条相比，我国法的特别之处在于：（1）我国法没有区分“通常损害”与“特别损害”，而是对所有的损害统一地适用可预见性规则；（2）就适用可预见性的时点，我国法明确规定了“订立合同时”，而非“债务不履行时”；（3）就预见的主体，我国法规定为“违反合同一方”，而不是双方“当事人”。日本民法第416条的规定本是学自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自我妻荣以来，日本通说上则是按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解释，这可以说是日本民法“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双重继受的典型代表；不过，日本近时的学说上对第416条的解释又出现了返回本源（即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的新动向。我想日本民法第416条解释论的展开，对于我国民法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三）赔偿额减额的要素
1．过失相抵
在损害赔偿法上，过失相抵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的一项重要的规则，合同法草案中曾有规定，后来又被“双方违约”的条文所替代。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学说称此为“双方违约”。此概念能否成立，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曾属一项争点（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82页以下；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27页以下）。现在看来，虽然个别场合可以存在双方违约，而相应地各自承担其违约责任，本属当然之理，法律不作规定，亦不致出现问题；另外，从比较法来看，鲜有规定“双方违约”的，我国制定民法典时，亦不必保留这一规定，而应当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是指仅发生一个损害，惟对于该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亦与有过失或者与有原因。双方违约与此不同，是指双务合同的两方当事人彼此违反了各自的债务，并可能相互造成损害，这样，就存在两个违约行为，并且由此发生两项损害。由此不难看出，两者是存有明显差异的。
合同法没有规定过失相抵，构成法律漏洞，法官可以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作扩张解释，使这个针对侵权责任规定的规则扩张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现在我国已经开始起草民法典，其中过失相抵规则是作统一的规定，抑或是像日本民法那样分别侵权责任（日本民法第722条）与违约责任（日本民法第418条）于两处规定，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减轻损害规则
减轻损害规则最初是在320多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上创设的，称为Mitigation。在大陆法系，对减损义务或是欠缺规定，或是纳入过失相抵。在我国法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了这一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是什么关系，是首先应当辨别的问题。对于可避免的损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赔偿权利人的过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减损规则看做是一种过失相抵。但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针对可避免之损失而言，其效果是存有差异的，两种规则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也是不同的；减损规则的运作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而现代的过失相抵规则的运作逻辑，则是按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摊，如此，似乎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等同。我以为，我国法上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分界线应当以时间来划分，过失相抵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而减损规则分管的则是损失扩大的阶段。
3．损益相抵规则
在现在的我国法上，没有专门规定损益相抵规则，但在学理解释上，是普遍承认这一规则的，在司法裁判中也是如此。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这一规则应以明文规定下来。
五、违约金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从其逻辑关系来看，是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的。另外，合同法上规定的赔偿性违约金，并非是德国法上的作为最低额的损害赔偿额预定的违约金（德国民法第340条第2款），换言之，不是抵消性违约金，而是排他性违约金。
（一）构成要件
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求有主债之关系的有效存在，有违约行为。而对于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否违约人具有归责事由？则属一项争点。一类观点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作为当然的推论，违约金的构成不以过错或归责事由的存在为必要；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即使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违约金责任的构成，在解释上也应采限缩解释，要求以违约方有过错为要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622页）。笔者以为，应当区分赔偿性违约金与惩罚性违约金，在赔偿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性质上是作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强调的是对因违约造成的损害的补偿，因而不必要求债务人具有归责事由。在惩罚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目的在于给债务人心理上制造压力，促使其积极履行债务，同时，在债务不履行场合，表现为对过错的惩罚，因而，应当要求以债务人的过错作为其承担惩罚性违约金的要件。
另外，是否要求证明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就惩罚性违约金而言，由于非为损害赔偿，所以违约金的发生不以损害的发生为必要，不成问题。容易发生争论的是赔偿性违约金的构成要否以损害为要件。如果单纯自逻辑推理来看，既然赔偿性违约金性质上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当然要求有损害的存在，即使不必证明其大小，至少也应证明其存在。不过，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避免证明损害的麻烦，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当以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的证明为要件。同样，以上仅为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场合，如果当事人有特别约定，自然应当按其特别约定，无须赘言。
（二）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
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如何，与违约金责任的类型及性质有关。
1．惩罚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惩罚性违约金非属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债权人除可以请求违约金外，还可请求本来的给付或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填补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须予注意的是，此处的“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应当解释为针对迟延履行的纯粹的惩罚性违约金。法律在这里允许惩罚性违约金，并非迟延赔偿额的预定，因而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场合，债权人在享有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可以主张履行请求权，如果因债务迟延履行受有损害，则仍然有权请求赔偿（迟延赔偿）。
2．赔偿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排他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非立于债权人可自由选择的地位，而是有违约金场合必须适用违约金。排他性违约金是对最高额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但损害赔偿可能有不同类型，排他性违约金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则应当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而定，指导精神是不允许重复填补。如果约定不明确，则应当由当事人进行主张和举证，法官可以结合违约金的金额、合同的标的等，按照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作具体的判断。
抵消性违约金，在我国合同法中虽没有规定，但不妨当事人特别约定。由于抵消性违约金是最低数额的赔偿损失，故在违约金之外如仍有损失，则仍可以请求赔偿。当然，这里也同样应当遵循不允许重复填补这一指导精神。
（三）违约金与履行请求权及合同解除权
在发生违约的场合，可能同时存在违约金请求权与履行请求权，在严重的违约场合，还会存在合同解除权，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值得探讨。自理论上说，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应当无碍于履行或者解除的请求。合同法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从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来看，也应当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六、合同的法定解除
合同解除作为违约的补救手段，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由此而派生的功能尚包括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
（一）一般法定解除权的要件
在法定解除中，有的是适用于所有合同的规则，称为一般法定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另外，还有法律针对特定的合同规定解除的规则，称为特别法定解除（比如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等）。在一般法定解除中，又可以区分因客观原因的解除与因违约行为的解除。以下先就因违约行为的法定解除进行分析。
1．不以归责事由为必要
解除的本来的功能既然在于使债务人从其合同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合同法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不以违约人具备归责事由为必要，这一点从最初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开始便确定了下来，正式的合同法保持了这一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
2．违约行为的分析框架
我国合同法最初的建议草案是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进行规定的，对于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分别作了规定。这种详细的规定后来被认为过于繁琐，自第三草案开始集中于一个条文加以规定，并且引入了CISG中的根本违约的某些因素，这一改动对于合同法具有宿命的影响，也为后来就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学说解释的不统一埋下了种子。一类见解是按根本违约解释；不过，就立法起草人的本意而言，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第二款与第三款，仍然是坚持了大陆法系的框架。
（1）拒绝履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相对人便可以解除合同，且无须催告。这一规定参考了英美法上的先期违约。在学说上，应否要求催告，属一项争点。
笔者以为，不可否认，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范的情形（不安抗辩）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会存在重合的现象。而按照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实质上对解除权的发生要求了“催告”，而在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字面上，却没有这种要求，二者出现了分歧。为了协调这种分歧，对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当参照第六十九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
（2）迟延履行
合同法实际上区分了非定期行为与定期行为（尽管在字面上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在前者场合，要求经过催告，始可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在后者场合，则无须催告，直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前段）。
（3）不能履行
自始不能履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嗣后不能履行是合同解除的条件。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发生解除权（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其他场合的不能履行，不论债务人是否有过失，都可以作为违约行为，因此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债权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
（4）不完全履行
就不完全履行的合同解除问题，在日本学者通说上，如果事后完全履行尚属可能（追完可能），可作为本来债务的履行迟延，按非定期行为迟延履行场合的解除权发生要件处理；如果事后的完全履行不可能，或者已经没有意义（追完不能），则可以准用履行不能的规则解除合同（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第174页）。在我国合同法的建议草案中，曾有与此相似的规定。现在，则可以作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发生解除权。
3．根本违约再检讨
并非所有的违约行为均发生解除权，原则上是要考虑违约的严重程度的，这是合同严守原则（合同法第八条）的当然要求。因而，合同法要求违反的是合同的“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依学理解释，违反从义务及附随义务一般不得解除合同，但致合同目的落空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3页），或者因此危及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时（拙文“论根本违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可以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本是一个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后为CISG第25条所吸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便参照CISG规定了根本违约作为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立法没有将可预见性作为构成根本违约与否的要件，而这一立场影响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而不以可预见性作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是否合适，学说上对此亦存有质疑。从比较法来看，PECL第8：103条亦要求了可预见性。这一问题，在我国实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检讨，而对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该说在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大陆法系的分析框架。
（二）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不可抗力，作为一种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时，该合同应该消灭。但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德国法及日本法是基于双务合同双方债务存续上的牵连性，采取合同自动消灭的原则，原则上由债务人承担风险。依PECL第9：303条第4款，如果一方当事人因完全的和永久的障碍而依第8108条免责，则合同于该障碍产生时起自动解除而无须通知。我国合同法则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有了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点（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4页）。而且，风险负担与不可抗力之法定解除权仍然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做法并非我国法独有，在PICC第7?1?7条（不可抗力）第4款，便规定了合同解除权不受不可抗力规定的影响。
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已经规定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这样，是否还有必要再通过普通的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意思通知）解除合同？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但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而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不是更好吗？
（三）解除的效力
关于解除的效力，在学说上存有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折衷说、债权关系转形说等理论。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对解除的效力作了一般规定。
1．合同解除与溯及力
在我国学者通说上，原则上承认解除具有溯及力（直接效果说），惟对于继续性合同例外地承认不具有溯及效力（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75页以下；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8页以下），这与日本的判例和通说是一致的。另外，也曾有见解主张合同解除不应当具有溯及效力，仅向将来消灭合同关系（折衷说，梁慧星《民法》第314页以下）。不过，我国合同法关于解除的规定（比如第九十八条），参考了CISG、PICC、PECL的规定，而这些国际公约及模范法均不承认解除具有溯及效力，这点对于我国的民法学而言，是值得反思的。
2．恢复原状义务
在我国通说上，由于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因而解除具有溯及力场合，当然地发生权利复归的效果（物权的直接效果说），恢复原状义务惟表现为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的请求权，这一点与日本通说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见解不同。
3．损害赔偿
在因违约而发生的法定解除场合，非违约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在学者通说上，赔偿范围为因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因返还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信赖利益）等（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83页）。个别见解反对解除场合可得利益的赔偿（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478至479页）。 七、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合同法在第九章“买卖合同”中就瑕疵担保问题作了规定。在德国及日本法学上，关于瑕疵担保责任的性质素有争论，大致分为两派：法定责任说与债务不履行责任说。我国合同法的起草人在瑕疵担保责任问题上，是支持债务不履行责任说的（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148页以下），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合同法中；另外，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的构成上采严格责任原则，更进一步缩小了两种责任之间的差距，可以说实现了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一）权利瑕疵担保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对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责任，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在解释上通常认为，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就无权处分与权利瑕疵担保问题，依我国的权威学说，可能出现第三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的情形，大概有四种：其一，出卖他人之物；其二，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其三，出卖抵押物；其四，出卖租赁物。第一种情形（无权处分）属于第一百五十条但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其他三种情形，均可以发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第3版）。依此见解，因无权处分所签订的合同（或他人物之买卖），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属于效力未定。另外也有不同见解，主张此类合同属有效合同（拙文“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第3版）。在日本民法上，以他人的权利为买卖的标的物场合，“出卖人负有取得该权利并将之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0条），只要他人之物尚在，便不作为原始不能而使合同无效，而使出卖人负有移转该权利的义务，该义务不履行时，则因此使出卖人负担保责任（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一第276页；稻本洋之助等《民法讲义5》第121页）。
（二）物的瑕疵担保
篇6
我国过去并没有建立完善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这显然不利于促成交易和维护交易的安全。新《合同法》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培育与发展的需要,明确系统地规定了缔约方的过失责任制度,并在第42条对其作了一般性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第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还在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就不仅解决了合同无效,被撤销时的缔约过失责任,而且解决了合同尚未成立时,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时的缔约过失责任,完善了我国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这对促成交易,维护交易安全,进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
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情形
怎样的情形下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呢?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缔约过失责任,既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于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而存在的民事责任,其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缔约过失责任发生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仅仅产生于缔约人双方为订立合同而接触、磋商的过程中,以双方当事人存在着特殊联系为前提和基础。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是权利人的信赖利益,而非履行利益。因此,确定当事人过失发生的时间,是正确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合同尚未成立,或者虽然已经成立但被认定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时,对此有过失的一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当事人在合同成立以后,因过失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就不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而适用违约责任。即使是在附条件的合同中,在条件未成就以前,当事人一方恶意阻碍或者延缓条件的成就而应承担的责任,也因为合同已经成立而按违约责任处理。
第二,缔约人一方违反了先合同义务。缔约过失责任是因为过失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损害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属于过错责任原则,主要表现为违反了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负的先合同义务。不过,此先合同义务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并非自缔约双方一开始接触即产生,而是随着合同关系的推进而逐渐产生,并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一般来说,先合同义务自要约生效时开始产生,至于要约生效前的损失,如果系缔约人一方的过错所致,如虚假广告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可以借助于侵权行为法加以解决。当事人是否负有先合同义务,应视具体缔约磋商接触情形,依诚实信用原则而定;行为人是否违反此项义务,也应视行为人是否已尽交易上必要性的注意而定。在此方面,必须特别斟酌缔约当事人彼此间的信赖关系及各当事人在交易上通常所应承担的风险。
第三,未违反先合同义务一方有损失。损害事实是所有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缔约过失责任也不例外,即一方的缔约过失给对方造成了损害。损害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前者如为缔约支出的合理费用,后者如检测样品时遭受的身体伤害等。如果仅有一方的过失行为,而无对方受损害的事实,也无所谓赔偿。
第四,违反先合同义务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即违反先合同方受到的信赖利益上的损失,是因为对方违反合同义务而导致的。如果对方遭受的损害并非因这一方的过失,比如因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等,那么损害即使发生在缔约过程中,也不产生缔约过失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与相关的法律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产生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即当事人为了订立合同进行了接触，形成信赖关系，并产生信赖利益，其目标是为了缔结合同且是由于一方违反诚信原则，致使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或被撤销的后果。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标不同。缔约过失责任的目的是维护交易的安全并促成缔约成功。违约责任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之间合同利益，是保护合同履行，即诺言必须履行原则的体现。
第二，产生的时间和基础不同。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是一种对先契约义务的违反，其请求权的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违约责任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它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基础，即无有效合同就无所谓违约，请求权的基础是合同。
第三，存在的形式不同。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它只能以损害赔偿作为惟一的一种补救责任形式。而违约责任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责任形式，如违约金、损害赔偿、交付定金等，也可以法定的责任形式予以补救。
第四，构成的条件不同。缔约过失责任要以实际损害为要求赔偿的条件，违约责任则不以损害的存在为前提；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违约责任的归则原则通常是一种严格责任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只要有违约事实的存在，即需承担违约责任。
2.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
二者都以赔偿为内容，且在主观上都要求有过错，但二者的区别又很明显：
第一，基础关系不同。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意欲订立合同当事人之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必须尽到保护、通知、协助、忠实等义务，违反者即需承担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不以特定侵权者和被侵权者之间存在特定的信赖关系为前提和基础。
第二，违反义务性质不同。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先契约义务，而侵权行为则是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一般义务。
篇7
为了贯彻经济改革精神，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平均主义，进一步调动车间班组和工人的积极性，我们厂决定与本厂的车间实行生产责任承包。经甲乙双方商定，特签如下合同，共同信守。
一、乙方的权利及应承担的经济责任
（1）有权在规定的生产经营范围内，在任务保量完成厂内下达的生产计划以后，自主地决定产品生产与销售。
（2）乙方现有车间的人员，有权自主地调动和使用，厂里不得予以干涉或抽调。
（3）乙方必须按时按量的完成甲方规定的生产任务和利润指标。如乙方完不成生产任务和利润指标时，按其金额的百分比以同等比例扣发奖金，如因生产管理不善造成亏损时，适当扣发当月工资，最多不超过扣除基本工资的_____%。
（4）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违反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否则，造成不良后果自负。
二、甲方的权利及应承担的经济责任
（1）甲方有权按合同的规定向乙方下达生产任务，并监督检查乙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生产计划。
（2）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是否按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3）乙方如完不成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和利润指标，甲方有权按合同规定进行扣罚。
（4）甲方应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上级的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如贯彻不及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5）提供现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交乙方使用，不能随意调用。根据生产实际需要，经甲方批准购置的设备、工具，资金由甲方提供。
三、甲乙双方的利润分配方法
乙方完成承包的生产任务和利润指标时，按平均每人_____元发放奖金。超额部分按五五分成计算。即上缴国家_____%，企业发展基金_____%，上缴公司_____%，集体福利基金_____%。工人分成_____%。
四、附注
（1）签订合同的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中的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
（2）需解除合同时，必须由签订合同的双方经过共同协商，达成协议后方能解除。
（3）遇有国家地方物价部门调整了产品的价格或国家税制改革，调整了税率导致对生产或利润的影响，根据上级规定调整合同书。
篇8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预约合同：第二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为此，本文拟就预约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和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区别相关问题，略抒己见。
一、签约过失责任和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概念、构成要件
1、二者的概念
签约过失责任是指因签约过程中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故意或过失地违反诚实信用基本原则负有的先合同义务时，在合同尚未达成、无效或被撤销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预约合同是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预约合同当事人的义务是订立本合同，预约合同应以书面方式为之。
2、二者的构成要件
（1）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第一，一方当事人有悖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在缔约阶段，当事人为达成契约在接触协商之际，由原来的普通关系转化成一种特殊的关系，双方均应依诚信原则互负一定的义务，一般称之为附随义务，即互相协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互相诚实等义务。第二，一方当事人违反上述义务给对方造成了损失。如无损失，则不会存在赔偿问题，如前所述损失，又称信赖利益损失，是相对人因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却由于合同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第三，一方当事人违反上述义务在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此处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在缔约阶段违反了附随义务，并对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负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签约过失责任。第四，如前所述，第三个要件和第四个要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预约合同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参照合同违约责任）：第一，要有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违约责任只有在存在违约事实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此为客观要件。第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当事人违约给对方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害和其他不利的后果。从权利角度考虑，只要有违约行为，合同债权人的权利就无法实现或不能全部实现，其损失即已发生。第三，违约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违约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只限于因其违约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二、缔约过失责任和预约合同违约责任形态和归责原则区别
1、二者的责任形态
预约合同违约责任是一种约定责任，当事人可以在合同内约定如何计算赔偿损失，也可以约定违约金条款，还可以约定免责事由等，并可适用合同法违约责任的一般规定。
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如上所述，违约方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的从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2、二者的归责原则不同
预约合同违约责任则是一种严格责任，除出现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外，无论违约方是否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即一方当事人对于合同的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存在一定的故意或过失。
严格责任原则是指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过错责任，是指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时，应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作为约定责任的构成依据。
三、二者违约方承担赔偿范围不同
1、缔约过失责任情形下违约方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
缔约过失责任有两种情形，一是合同不成立的缔约过失责任，二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缔约过失责任，关于赔偿范围，我国学者叶明安、王利明均持同样的观点，即，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通说认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信赖人的直接财产的减少，通常有如下几项：
（1）缔约费用，包括差旅费用、通讯费用；
（2）准备履行合约支出的费用，包括运输费或者合理保管费用；
（3）受害人支出上述费用的法定利息。
间接损失，也称可得利益损失，指守约方的财产理应增加但没有增加的利益，如信赖合同有效而失去某种应该得到的机会，这些利益必须是指订约时可以客观地遇见范围内。
2、预约合同情形下违约方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
（1）买卖预约一方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以要求支付违约金，亦可要求适用定金罚则。
（2）预约合同履行行为本身并无任何交易发生，未生成任何经济利益，未达成本约，仅是丧失一次订立合同的机会，并无可得利益损失。因此预约合同违约没有可得利益损失。
（3）尽管依据法理预约合同中如一方违反合同，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但不得依据合同法适用强制履行，实际履行不能作为违约责任的基本形式，如主张实际履行，预约最终将是产生与本约相同的结果，违反法律限制某此合同成立的初衷，再者，因为本约合同内容的签订不仅是预约合同的法律问题，而且还是商业判断问题，法院不能代替当事人双方做出商业判断。最后强制履行同时也有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如强制双方缔结本约，此有悖预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四、二者的竞合处理
如先合同为本约，如果当事人在订立本约前亦订立了预约，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也违反了预约合同中的合同义务，故二者存在竞合的可能。在二者竞合时，应赋予权利人选择权。当事人在选择时，应考虑胜率几率、举证难易、获得赔偿额等因素。赋予当事人选择权的意义在于：
其一，在本约的签署过程中，当事人当然有权约定如何缔结本约及在一方违反预约后应承担何种责任，如果本约不成立时，赋予当事人选择追究责任方式体现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其二，选择行使权利时，权利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选择追究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那么违反预约会产生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当事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诉讼方式，争取最大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其三，如果追究缔约过失责任，应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在订立过程中存在过错。因此权利人在无充分证据证明对方有过错时，依据预约合同的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则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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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第二种意见认为，A热作公司未经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享有的部分合同权利转让给C，应适用《民法通则》第91条之规定认定转包合同无效；扣除C使用该地应负的土地使用费，剩余的土地使用费A热作公司应返还C。C已对200亩地投资进行平整机耕，虽然在诉讼中未能举证证明机耕所付出的具体费用数额，但当年B村所在地机耕市场价格为每亩30-50元左右，依公平原则，应判决A公司补偿8000元机耕费给C。
意见评析。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之规定认定该转包合同无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驳回C关于机耕费的赔偿请求有失公平；第二种意见除适用《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为依据认定转包合同无效失当之外，其余内容均为正确。试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转包合同的效力及宣告无效。
《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显然，第一种意见是以A热作公司与C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B村委会的利益为由认定转包无效的。然而，从本案的事实来看，当事人没有恶意串通的事实存在。所谓恶意串通，是指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之间故意合谋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其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之间相互串通，即当事人具有共同的故意，且互相配合共同实施了违法行为，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害。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A热作公司与C签订转包合同，其行为不为法所禁止，而且法律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依法自由流转。从其合同内容来看，转包土地面积、地价款和使用该地的期限均无违法之处，并且已部分履行，可见当事人转包行为的意思表示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合法的。从结果上看，转包合同签订后，作为转包方的A热作公司仍然依原承包合同之约定向第三人B村委会全面履行了交付承包金等义务，客观上第三人未因转包合同的存在而受损失。可见，原被告既无共谋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故意，也无损害第三人的事实存在，故原被告的转包行为不属民法上的恶意串通。既然如此，就不应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之规定作为认定该转包合同无效的依据；其实，该转包合同无效，关键在于该转包行为未经原发包人B村委会同意。而该转包行为发生的时间是1996年6月4日，据此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1986年4月14日起实施）第3条第3款之规定、《海南省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1996年5月15日起施行）第22条之规定认定转包合同无效，并在判决主文中给予宣告。
第二种意见适用《民法通则》第91条之规定作为认定本案转包合同无效的依据，则有商榷之余地。《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显然，本法条所规定的是合同转让的规则，而非对转包合同之规定。合同转让和转包行为虽有联系，但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能混同。所谓合同转让，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依法将其合同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包括权利、义务的转让及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三种形式。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合同转让，均不改变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即转让的合同内容与转让前的合同内容具有同一性，合同转让将发生合同主体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合同的根本变化，主体变化必将导致原合同关系消灭，新的合同关系产生。本案中，A热作公司与C签订转包合同后，仍然与第三人保持原承包合同关系，并向之履行义务，而C并没有与第三人形成合同关系，因此A热作公司与C签订合同不属民法上所称的合同转让行为；转包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与他人签订承包合同后，将自己原承包的项目的全部或部分以一定的条件转包给第三者，第二份合同的承包人向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履行，再由第一份合同的承包人向发包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可见，转包行为与转让合同行为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转包行为实际上是在订立一个承包合同之后，在不终止第一个承包合同的前提下，承包人又与他人订立转包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尽管在内容上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当事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以不同的合同分别享有和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合同转让，则是在中止原合同的基础上，确立新的合同关系，新合同关系与原合同关系在主体上发生了变化。正是因为合同的转包与合同的转让行为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合同的转包不应适用合同的转让规则。
当前审判实践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作法是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明确认定转包合同无效，而在判决书的主文部门却不对之给予宣告。对此，有观点认为，法院遵循的是“不诉不立”的原则。当事人只诉请继续履行合同，并没有主张转包合同无效，因此，法院不宜在主文中宣告转包合同无效。笔者认为，对于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在受害方没有提出撤销或者变更请求的情况下，法院自然不能对合同的撤销或变更主动作出判决。然而，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而无效的合同，法院应当在判决书的主文部分予以宣告。“不诉不立”的原则，本质上是尊重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在法定条件和范围内审判机关自然无权干预。但是，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合同无效，法院有权径直作出裁判。依据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宣告合同无效是法院依职权所为的审判行为，是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对无效合同进行价值的否定。因而，法院不需当事人提出意思表示，也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要求，就应当依职权将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恢复到合同签订时的初始状态，这是无效合同得到法律评价的方式。因此，只在判决的理由部分认定合同无效而在其主文部分不予宣告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篇10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款方（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担保方（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信守。
1.借款金额、期限
1.1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元，（小写）________________元（大小写不一致，以大写为准，下同）
1.2本合同项下借款期限为自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
1.3 甲方应按1.2条约定一次性提取借款，乙方提前或推迟提款，应经甲方书面同意，否则，视为违约。
2.借款利率、利息
本合同项下月利率为________%，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
利率按以下方式支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还款方式
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和按期足额支付利息。
4.担保
4.1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丙方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4.2丙方完全了解乙方的借款用途，为其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
4.3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含律师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4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确定的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4.5若甲方按合同约定提前收回款项，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向乙方通知的还款日之次日起两年。
4.6甲方与乙方协议变更本合同，无须经丙方同意，丙方仍在原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7甲方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丙方仍在原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8甲方依合同约定，依法解除本合同时，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丙方提前承担保证责任，丙方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履行保证责任。
4.9丙方保证责任为独立责任，不因甲、乙方借款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5.乙方权利、义务
5.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提前还款。
5.2自觉接受甲方对本合同项下借款使用情况的调查、了解及监督。
5.3按本合同约定清偿本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
5.4 变更住所、通讯地址、号码应在变更后7日内书面通知甲方。
5.5如发生对其履行本合同项下还款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离、结婚，对外投资，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等），应当立即书面通知乙方。
6.违约责任
6.1 甲方应按约定日提取款项，否则甲方有权按合同利率按日计收迟延违约金。
6.2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提前归还款项，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和利率计收利息。
6.3 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
6.3.1 向甲方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重要事实；
6.3.2 不配合、拒绝接受甲方的监督；
6.3.3 未经甲方同意，转让、处分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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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其财产重要部分或全部被其他债权人占有、接管或其财产被扣押、冻结，可能使甲方遭受严重损失的；
6.3.5 其他任何可能导致甲方实现债权受到威胁或遭受严重损失的。
7.合同无效、变更、解除、终止
7.1 本合同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偿清之日终止。
7.2 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7.2.1 本合同项下之担保发生不利于甲方债权的变化，且乙方未能按甲方要求另行提供担保；
7.2.2 其他严重的违约行为。
8.争议解决
各方产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在合同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9.其他
本合同一式________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各方各持一份。
10.合同签订地
本合同签订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篇11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
根据_____字第_____号文件精神，经__________资产经营责任制理事会对投标者进行资格审查。标书评分、笔试、答辩、民意测验、理事会的能力和素质的考核等_____个环节的考评，依照法定程序选择_______________为中标人。
现由甲乙方双方协议如下：
一、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即被理事会聘任为_______________，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具有法人代表资格。
二、乙方受聘期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起，到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
三、乙方中标资产评估价格为_____万元，到期值为_____万元（计算办法按照附件）。乙方中标目标利润_____年_____万元，_____年_____万元，_____年_____万元。受聘期内利润总额__________万元。当实际利润低于目标利润__________以上时，应对经营责任者重新进行资格审查。
四、乙方经营活动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法令。
五、乙方承认_______________原有的合同，债权及债务仍然有效。
六、甲乙双方权利义务均按照_______________文件执行。
七、合同生效之日起，乙方聘任期间，月基本工资按第_____号文件中确定的__________级_____元计发，浮动工资不变（如原工资超过聘任工资，按原工资享受）。解聘或聘任期满，次日起，聘任工资即行取消，标底利润的奖励和超标利润的奖励_______________文件执行。
八、乙方受聘时，以个人财产_____元作抵押，并将其超过工资部分的奖励性收入的_____存入专户储蓄，待资产增、减值计算后，按__________文件办法结算，经营合作者也应按其责任份额以相应的个人财产_____元作为抵押，抵押的份额由经营者组合后协商议定，并经市公证处公证。
九、资产增减值的奖励均按照_____件第_____条的最高比例执行。
十、确因经营不善导致国家财产安全性、完整性受到侵害，或遭遇不可抗拒的意外事件，双方均有权依法提出修改或中止合同的权利。
十一、合同书经甲乙双方签字， __________公证处公证后生效，签字双方利益受法律保护。
十二、本合同有关事宜一律以__________文件为准，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十三、本合同一式_____份，其中正本_____份，甲乙双方各_____份，市公证处_____份，副本_____份，分送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资产所有者）：__________（盖章）
乙方（资产经营者）：__________（签名）
篇12
3、实际履行，是指当事人一方不履行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违约方不论是否已经承担赔偿损失或者违约金的责任，都必须根据对方的要求，并在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4、采取补救措施，是指一方违约后，为防止损失的发生或扩大，另一方要求违约方按照法定或约定采取退货、减少价款等措施以弥补或者减少另一方损失的责任形式。
篇13
合同货物交付后的风险分担———商业综合责任险,制造商疏忽责任保险
卖方向买方交付合同货物之后，买方或第三方（合称“第三者”）在使用货物的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卖方可以通过商业综合责任保险分担风险。商业综合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包括企业的场所和经营责任、产品和完工操作责任、广告侵害责任、人身侵害责任和部分契约赔偿责任等，基本上涵盖了生产制造业和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方面的一般责任风险。“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必须由“意外事故”引起。保险公司有权利和义务对请求上述损害赔偿的“诉讼”进行抗辩，对损失以“保险赔偿限额”中列明的金额为限进行赔付。当产品缺陷等风险未引发身体伤害和财产损坏时，此类情况就不在商业综合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内。但此类风险却又导致其他利益方的经济损失，这时制造商疏忽责任保险就可以发挥其作用，并弥补这一保障空缺。制造商疏忽责任保险承保的是由于制造商的疏忽过失所导致的其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所引起的第三者（主要包括产品的使用者、制造商的客户、制造商客户的客户）的经济损失和索赔费用。它所保障的内容不同于产品责任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更多的是针对产品责任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保障。制造商疏忽责任险是产品责任险的补充，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保障的是由产品质量缺陷引起的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坏而导致的索赔。如果产品的质量缺陷并未引发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坏，而是导致其他经济利益的损失，那么，在产品责任保险项下就得不到补偿了。而制造商疏忽责任险却能弥补这一保障空缺，承保由于非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坏（如产品质量未达到合同要求）引起的第三者的经济损失。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快速增长的繁荣背景下，隐藏在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等商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风险也日益凸显。单一产品责任保险已无法覆盖此类企业可能面临的所有责任风险。在此情况下，商业综合责任保险和制造商疏忽责任保险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较为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案，使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得以稳健发展。是否购买过制造商疏忽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及产品召回保险，成为“中国制造”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通行证。
企业作为雇主的风险分担———雇主责任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