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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依托大课题，拟定彼此教育目标。我校的市级获奖课题“小学生活动体系”提出了扩大学生自然、社会、生活知识，提高动手、交往、组织能力的育人目标。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将有关年级的争章必修章目及达标要求与相关年级学科德育目标有机地穿插统一。像家务章。手拉手章、孝敬章、好朋友章等的目标要求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学科思想教育因素。例如看图作文《擦窗》的中心与家务章的目标具有同一性，即：学做家务，勤巧双手从小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在这样的主题下，列出数十条可供学生争创的达标要求。吸尘扫地、擦皮鞋、布置餐桌、灶具烧水、钉钮扣等内容不再成为言而无物的口号，而是自觉向上的目标要求。
二是，重新组织有关内容。应该承认，教材在某些地方确有不尽善尽善美之处，难以让学生倾吐真情实感。而争章实践给学生带来了新鲜内容，稍加处理，便成为喜闻乐见的作文素材。我们经常把同一年段前后不同的训练项目“推陈出新”，弥补教材的缺撼。例如，在《我学会了……》这个题目下，看图作文与材料作文有机结合。不少学生争得阅读章后，选用了爱护新书、包装旧书、粘补破书、制作书签等来自生活的内容。我便对有关训练项目及内容整修一番，找出互为沟通之处。
三是在争章活动中渗透学科教学目标。从定章、制章、争章到考章的过程皆是学生创造性的天地，在这样的氛围里，学生潜移默化地形成追求新知、善于思考、勇于探求的品质。因此，我们进行可行性研究，从奖章活动年段的章目达标要求出发，结合行为规范、思想品德等具体要求，将作文教学中请等行为及情感、思想要求列成表格，变成争章的目标，使原本无依托的口号成为他们学有方向的自觉要求。
四是定期开展各类争章活动。从本质上说，德育活动与学科活动是互为“吻合”的,如果抓住了彼此的共性,奖章活动能使“千头万绪一线牵”。以作文教学而言，写景状物的文章往往成为一大难点，连最基本的花草树木有些学生都感到陌生，这些问题我们尽量纳入活动范围，力求增加含金量。在争章中，专题举行中小队争章活动，学生外出考察、参观、游览，一方面运用感觉器官认识花草树木，摸摸闻闻、看看想想，让他们在竞争考察章、种籽章、审美章中积累感性知识。同时，又从习作的角度重点观察，对某些植物细细地观其形。辨其色、嗅其气，较全面、深入地认识。类似活动，一学期举行多次，既为奖章活动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又替日后的习作训练先行观察，积累素材，可谓一举多得。
二、激发动机，在实践中提高习作能力。
奖章活动是儿童喜闻乐见的少先队系列活动，既包含学生在技能训练中的广泛合作，也蕴含着思想与情感的交流，然而没有持久的兴趣与强有力的动机来支撑，将昙花一现。因此，只有在作文时，学生全身心沉浸在作文活动中，各种操作被激励起来，自发和谐地进行，从头至尾始终保持兴趣与热情，才能倾吐真情实感。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构思章目层次，突出个性特点，培养口头表达能力。根据少先队教育的诱导原理和目标追求规律，分类设计章目。我们将章目设置分为三类，一类必修章，训练基本能力；一类主修章，训练较高的能力；一类选修章，训练特殊能力。
按不同的层次规定富有挑战力、吸引力的具体目标，激发学生的直接兴趣与成就动机。当学生的热情被调动后，教师替他们增设一个语言表达的环境，学生各抒己见，在全班学生面前表达自己的进取心与成就欲，从而接受挑战。这样的顺序一般包括争什么章，为什么争，如何争，只要言之有序，言之成理，都能得到认同。而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容易被忽视，长期训练，十分有利于书面语言能力的表达。
二是情景铺垫，即景训练，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奖章活动的某些达标要求，需要在入境、入情、入理的气氛中来训练，这是辅助学习技能、锻炼写作的方法。我们在有关课程中，以一定的画面情境作铺垫，把学生作为训练项目的主角，进入特定的情境去体验，使之用栩栩如生的行为来表达。例如，设计主题为“救死扶伤为他人，学会保健为自己”的考察活动时，与街道有关部门联手合作，再现“学生摔伤骨折”“突然晕倒”等情境，让学生自由发挥，以尝试实践的行为来表达所思所感，此时，学生的动作技能、语言、思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训练。随后，再以命题的形式指导记争章日记，学生便会自觉地进入角色。
此外，常常可以发现，一般学生平日对作文不感兴趣，关键在于缺乏动机激励。
在即景训练时，我们按奖章活动的不同内容，定向取材，适时分类指导。为了让学生操练家务技能，便创造条件让他们向父母“汇报”并表演给中小队，由于处于特定的情景，往往能诱发学生的习作动机。写作依托“材”源，即景训练使表达顺理成章，一旦扫除认知障碍，技能锻炼后的真情实感便会产生。
三是引发参与意识，强化竞赛，发展能力。一般来说，学生在愉快而兴奋的气氛中开展诸如生活小本领的中小型竞赛活动，不仅可以培养自理能力，还能提高他们的参与竞争能力，锻炼意志品质。根据主修章及必修章的达标要求，我们抓住考章环境，举行练刷牙、叠被褥、穿鞋带、清洗运动鞋、搓擦布等系列竞赛，使他们在激烈的竞赛中提高兴趣，通过动手能力的提高来逐渐克服浊生子女身上的某些弊玻活动竞赛还萌发了学生的作文意识，他们不再视习作为沉重的负担。
像比赛之类的文章往往是学生的难点，经常设计这类活动是有效的方法。为了发挥学生的积极创造性，我们在开展活动竞赛时，从选题、设计，组织到比赛场所的布置，全部由学生组织，做到全员参与，彼此合作，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锻炼。
三、尝试应用，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
进度性奖章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符合知识技能、能力发展的整体教育规律，?我们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十分注重对学生技能、能力、技巧的培养。“喜欢成功是儿童的特点”，正是设置了递进向上的成功机会，使学生多方面的实践与应用能力包括技能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提高。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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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也要提高“含金量”，这个“含金量”就要让学生从中领悟一些语言文字的规律，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拿这节课来说，教师把“虚指”与“倒置”作为古诗学习的知识点和方法，让学生在试讲的过程中感悟学习古诗的方法，就使教材的教育价值得到更深的发掘。
二、自主感悟，多元解读
古人早已认识到“诗无达诂”，也就是说没有惟一正确的解释。一首好诗，正因为可以作多种理解，才让人觉得回味无穷。同时，由于读者的人生经历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一节课上，在“这么冷的天，那个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这个问题上，鼓励学生提出多种假设，就是为了让学生探讨答案的多样性。这种对作品的多元解读，有利于学生从小就形成一种观念：问题的答案不只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这对学生的人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尊重多元解读，又要重视价值取向，这是阅读教学必须注意的两个侧面。拿“这么冷的天，那个老翁为什么还在江上钓鱼”来说，学生有那么多的答案，有好有坏，教师不能简单地全部肯定，而宜加以引导分辨。显然，“养家糊口”的解释不仅缺乏诗意，也有悖诗人的本意。教师在适当的时候才出示柳宗元的简介，然后让学生联系诗人的经历来解读文本，使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达到了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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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市场经济后,商品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要适应社会需求,组织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争取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在营销过程中,还要运用赊销方式来保持和扩大销售渠道,开拓占领产品的市场份额。随着赊销方式的普遍运用,目前的“赊销、赊供”已成为当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企业这种营销方式有利之处在于扩大了企业产品的销路,增加了销售的收入,提高商品市场占有率,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不利之处是给企业形成了“应收账款”,影响到企业资金运转,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如今,不少企业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和流动资金的比重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以致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摆在企业营销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以保证应收账款的回收和合理占用,加快资金周转率,盘活企业的资金和降低经营风险。现就企业解决应收账款的资金回笼问题初探如下:
一、要正视应收账款问题的原因所在
市场经济中,企业营销正常的商品交易不可能每笔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大量存在着商品信用。企业以信用方式对外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形成的尚未收回的被购货(或接受劳务)单位所占用的本企业的资金称为“应收账款”,它属于“商品信用”的一种形式。由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供、产、销完全依赖于市场,而市场需求变幻莫测,它要求经营者具备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企业的产品必须应对市场竞争。而不少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缺乏竞争实力,一时拿不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老产品滞销积压。为了促销,大多采取赊销的策略去抢占市场,使大量流动资金被客户占用而无法及时收回。此外,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家有充分的自由权和经营权,缺乏相应的约束和引导机制。不少企业经营者为追求高收入、高利润,不考虑赊销后所占用资金的时间价值,无视应收账款可能带来的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盲目扩大商业信用,大量赊销,经营方式的短期行为导致了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不灵。再者,企业营销的销售和货款回收管理脱节,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形成了欠款明细不明、催款职责不分,致使客户长时间地拖欠赊款难以收回。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欠款超过诉讼时段,使企业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再遇到客户人员流动、地点变更,企业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追讨讼诉,从而给企业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客观上商业信用度的衰减,不少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无视国法,不讲信用,对企业之间的往来款项,能拖则拖、能欠则欠,以补充本企业资金短缺困难。形成企业资金长期被他人占用的局面。如今,社会上出现的企业间的“三角债”现象严重制约着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二、要强化对应收账款的科学管理
市场营销过程中的应收账款是企业应索取的一种权利。应收账款这笔债权是企业未来可能的现金收入,而不是现实的现金流入,它存在着收不回来的可能性。在货款收回之前,所谓的“实现利润”只是账面利润,而不是现实利润。只有在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到购货人手中,并收到货款才能是真正实现商品到货币的转换,完成现实利润;否则,应收账款越高,账面利润越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不能自拔。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相互拖欠,形成的“三角债”现象在社会上形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使企业陷入困境,还增加了企业纳税义务,加重了企业负担;倘若企业有大量逾期未能收回的应收账款,不能及时转销为坏账损失,还会造成利润的高估,“虚盈实亏”使会计信息产生失灵,对投资决策者产生误导,加大企业经营风险。作为企业经营者就要象抓销售额和抓生产那样,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针对客户拖欠货款问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做好应收账款的事先防范和监督回收工作。
三、加强资信分析评估,确定客户信用等级
对往来客户的资信进行分析和评估,是控制应收账款大幅增加和形成坏账的有效途径。制定合理的信用标准是客户获得企业商业信用应具备的最低条件,可以以预期的坏账损失率来表示。企业应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市场环境和不同的销售合作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出不同的信用政策,尽可能缩短企业的平均收款期,减少信用风险带来的坏账损失。企业财务部门应按赊销客户区域建立应收账款的明细账,对赊销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定期统计应收账款中各客户的余额、账龄及增减变动情况,及时上报给企业主管和销售部门。为评估、调整赊销额和评定客户的信用等级提供可靠的依据。企业可以通过信用评估机构、往来银行、客户的会计报表及其主管部门等多种渠道获得可利用的分析资料,对客户的品质、支付货款的能力、财务状况等信用状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分析,来判断确定客户的信用等级和确定赊销额度。
四、制定合理的清欠收款政策
应收账款的收款政策是当客户违反信用条件、拖欠甚至拒付账款时,企业所采取的收款策略和措施。实际工作中,因为各个客户拖欠或者拒付账款的原因不尽相同,所以企业也应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收款政策和清欠方法。在制定应收账款政策时,确定宽严界限,要考虑合理适度。要在增加收账费用与减少坏账损失、减少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之间进行核算和权衡。
五、加强应收账款的控制监督
1.明确营销管理中资金回笼的部门职责。应收账款形成的决策者和主要经办人员是债权责任人。规定销售部门对应收账款的安全和资金回笼负有直接责任;财会部门负责及时、准确、全面反映企业应收账款状况,以便让决策层和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欠款的催收策略。要制定出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分工职责和协调办法。
2.建立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建立内部考核责任制不仅要将工资报酬与销售指标直接挂构,还应将应收账款回收额与相关人员的工作业绩挂钩。使之对形成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经济责任。赏罚分明,调动催收欠款的积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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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备课不仅仅是备课堂上的知识内容和问题设置，还要设置一些活动任务让学生在课前就能自主预习．例如，“练习使用显微镜”这节实验课，笔者在学生走进实验室之前，就布置给学生预习任务，要求学生自主阅读书本内容，课前自主完成实验报告册的相关内容，通过该环节的设置，有如下几点好处:(1)学生对显微镜有了初步地了解，课堂实验时步骤变得连贯了，摆脱了边看书边实践的陋习;(2)能够发现自己在阅读文本时的疑惑，便于在实验中进行有目的的尝试，最终释疑．
2．实验前对小组长进行必要的培训
由于初中生物课少，实验课也不多，所以有时候学生进入实验室，就比较的兴奋，看到实验台面上的仪器没等教师布置任务就忍不住会乱摸、乱动，造成课堂秩序的紊乱，也容易破坏器材，为此，我们在编排学习小组的时候，要有意识地任命有责任心，稳重的学生做小组长，并明确小组长的职责，要管理好小组内部学生的操作与实践，要就探究任务在组内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确保实验探究有序开展，在探究知识、发现规律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3．实验器材准备
实验教学，实验器材和药品是完成实验探究必不可少的，我们在课前必须要结合实验教学的具体要求，将实验仪器、药品等物质准备落到实处，同时为了促进学生的思考，还要适当准备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串接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能够主动构建知识，减少在教学内容之外的时间损耗．
二、优化探究过程管理
有效的实验教学必然是有序的，我们教师在生物实验课上要有时间管理和实现教学目标的意识．课堂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生物老师要有效益观，即要科学设计教学流程，强化管理来提高在单位时间内的教学效率．课前要认真设计好整个教学流程，思考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保证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都能做到流畅、紧凑，朝着预定的教学目标稳步推进．学生的思维是需要特定的环境进行激发的，我们不能够灌输实验的原理、步骤和注意点，同时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学习、摸索，耗时太大也是不符合课堂教学实际的，那么，怎么办呢?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教学的效率又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我们可以围绕实验的主旨，给学生适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帮助学生理顺探究的方向，确保实践劳动的有效性．在学生探究的过程中，我们教师要积极地巡视，及时发现并处理容易导致学生分心的因素，提高学生实验探究的专注率．
三、抓“四表”管理
从初中生的学龄特点来看，当前的初中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活泼好动，同时接受的信息量就比较大，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到了实验室，如果没有很好的管理，容易导致秩序的混乱，或导致实验器材的损坏，或导致药品的浪费，或导致实验探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等等，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笔者设置了4张表格，“座次表”、“教学情况记载表”、“教学情况反馈表”、“学生实验收获表”，借此强化对实验教学的管理，提高课堂的实际效率，减少耗损，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情感体验．
1．学生实验座次表
实验探究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而学习小组的构建应该是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笔者按照“优、差生搭配，个性心理相融”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并给所教班级的学生在实验室内编排固定的座次，学生的座位相对固定，有利于小组内部学生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学生与学生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提升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在合作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动脑思考、动手实践，获得知识、能力和情感的大丰收．
2．教学情况记载表
内容除应包括实验时间、年级、分组编号及实验内容这些传统的项目外，笔者还添设了学习委员和任课教师签名，让学生意识到实验使用的仪器的重要性，继而在实验室就会注意，尽可能地减少损坏情况;除此之外，通过填写该表，学生更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内容、所用的仪器及名称，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秩序和爱护实验仪器的习惯，提高实验素养。
3．学生实验收获表
对于一些探究性实验，学生实验后作好记载，可以鼓励他们去改进实验，以便发现和辅导冒尖的学生，点燃学生科学“研究”之火，实验收获可以采用“学生实验收获表”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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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篇6
主要考核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阅读、分析浅近文言文、一般语体文的能力以及写作常用文体的能力。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语言知识、文学常识、阅读分析、基础写作。
（一） 语言知识
1．识别古今意义有所不同的词语；了解文言词语一词多义现象；注意掌握现代汉语中仍然在运用的文言词语。识别通假字和古今字，理解其含义。
2．了解常用文言虚字之、其、者、所、诸、焉、则、而、于、以、且、乃等的用法和同一个文言虚字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含义。
3．理解文言文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法现象和句式，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名词用作动词、宾语前置、判断句、被动句等，并能正确地翻译成现代汉语。
4．理解古今作品中比喻、比拟、对偶、排比、夸张、层递、反复、设问、反诘等修辞格。
（二）文学常识
文学常识主要包括古今各种文体知识；中国古代和现当代重要作家及其主要作品；作家的朝代、字号、文学成就、诗文集名称、代表作、在文学史学上的地位；重要作品的作者、出处及名句；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
（三）阅读分析
对于古代、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大意，段落层次，主旨或中心论点，哲理内涵，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作者的思想观点、感情态度，作品所用的表现手法（对比、衬托、比兴、白描、象征等），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对偶、排比、夸张、层递、反复、设问、反诘、引用等）能进行准确深刻的欣赏分析。
（四）基础写作
基础写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正确理解应用文写作知识，并会具体运用写作知识进行写作实践，具体掌握书信、通知、通告、通报、请假条、感谢信、慰问信、倡议书、总结、调查报告、广告、合同、申请书、产品说明书等的写作；二是根据所给题目或材料，撰写议论文或记叙文。要求中心明确，思想健康，内容充实，结构完整，条理清楚，文字通顺，标点准确，书写整洁，不少于800字。
三、考试方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试卷分数：试卷满分150分。
3．考试时间：150分钟。
4．试卷内容比例：现代文学作品约40分，古代作品约50分，作文约60分。
5．题型比例：单项选择题约20分，填空题约20分，阅读分析题约50分，应用文写作20分，命题写作40分。
四、参考教材
季孝良编著《专升本大学语文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吴相洲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徐秋儿主编《现代应用写作实训》，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曾湘宜著《应用文写作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管理学》考试大纲
一、内容提要和要求
第一章 管理概论
1、组织与管理的定义。理解组织与管理的涵义，理解管理的研究对象：管理主体——管理者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客体——管理对象及环境的特征。
2、管理的学科分类、特点、性质和基本原理。理解管理学的特点和性质；深刻理解管理的基本原理。
3、管理的基本职能。熟悉管理的基本职能，并能对组织进行管理职能分析。
4、管理机制和管理基本方法。认识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能对各种管理方法的特点进行比较。
第二章 管理思想的发展
1、古典管理理论。深入理解泰罗科学管理的要点及其贡献；理解法约尔管理过程理论以其要点；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
2、行为科学理论。深入理解梅实的人际关系学说与霍桑试验及其结论。
3、管理理论丛林。理解管理理论丛林的主要流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
4、管理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理解西方管理思想中对人的认识的发展变化，理解管理科学研究的内容的发展变化。
第三章 管理的计划职能
1、计划工作。理解计划工作的含义，计划工作的类型及步骤；掌握计划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掌握计划工作的方法和技术。
2、战略性计划管理。理解管理目标的性质，远景与使命的含义；掌握战略性环境分析的要点，及战略选择的基本概念；深入理解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各种新型的企业资源计划方法。
3、决策理论。深入理解决策的概念，掌握决策的类型、决策的原则、决策的程序；掌握常用的定性和定量决策分析方法。
4、预测理论。理解预测的概念，熟悉经济预测的种类，掌握一般的预测方法。
第四章 管理的组织职能
1、组织及组织工作。深入理解组织与组织工作的含义；掌握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熟悉组织结构的类型。
2、组织结构的设计。理解影响组织结构设计的因素；组织结构设计的目标任务和组织设计的原则。
3、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理解管理幅度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理解部门与职权划分的类型及相互关系；
4、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理解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组织结构、集团结构的优缺点，及管理特点，了解如何发挥每一种组织形式的作用。
5、人员配备。理解人员配备的涵义及原则；理解人员配备的基本要求和内容；理解管理人员的来源及对管理人员工作评价的原则；理解管理人员培训和发展的方法。
6、组织力量的整合。理解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概念；理解和认识直线与参谋两者在组织中的角色及其关系；理解委员会的概念。
第五章 管理的领导职能
1、领导理论。理解领导的概念，与管理者的区别，领导工作的实质，领导权力的来源。理解几种典型的领导理论；了解领导的修养与素质以及主要的一些领导方法与艺术。
2、激励理论。深入理解激励的涵义与作用，激励的作用过程；理解最主要的激励理论：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熟悉常用的激励方式与手段：物质利益激励、社会心理激励、工作激励。
3、沟通。深入理解沟通联络的含义与作用；熟悉沟通的类型和常用的沟通方法；理解沟通障碍及实现有效沟通的途径。
第六章 管理的控制职能
1、控制的一般理论。理解控制职能的涵义及作用；熟悉控制系统的构成（基本要素）、组织运转的基本要求、三种基本的控制类型（现场控制、反馈控制、前馈控制）；理解控制的原则与要求。
2、控制的过程、内容和方法。理解和熟悉控制标准的涵义，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熟悉管理控制的内容；理解和掌握常见的管理控制方法：专项控制：计划控制、时间控制、数量控制、质量控制、安全控制、人员行为控制等，以及综合控制；理解预算控制与非预算控制的涵义
第七章 管理的创新职能
1、创新职能概述。理解创新职能的内涵及其在管理职能中的作用意义；熟悉创新的特征、种类与内容。
2、创新的过程、原理、方法与管理。了解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类型、创新的过程、创新的原理及创新方法；理解创新管理的涵义。
二、考试题型
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满分150分。
篇7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0306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多重挑战――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后现代“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还在中途徘徊。在这样内外多重交错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管理学发展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等学科一起，必然遭受滞后跟进国际科学化运动踪迹和前沿走势同时直面本土化实践需求压力和紧迫挑战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困境。
众所周知，自从中西文明在全球化大历史中合流碰触以来，面对西方文明浪潮席卷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物质文明以及科学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精神文明滚滚而来，我们无论在民族心理上还是在国民行为上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压力、挑战和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关于文化先进性理念、社会和谐目标诉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百余年来举国上下都自始至终处于左右两难、先后矛盾、来回纠结的状态：无论在文化和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和道路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中有自卑、自强中含自弱、自主中受束缚、自立中没独立”的矛盾状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国民实际行动上，要么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要么改革开放、崇洋；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着“中西学体用之争”，特别是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对西方价值文化及科学精神不求甚解，只在器物工具及方法技术层面上盲目追前沿、赶时髦的倾向，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洋跃进竞赛中，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形式化定量实证、虚假化科学研究的严重偏误。例如，论文选题往往不从本土需要出发，不追踪西方长期累积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传承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而是急功近利地盲目追求洋名词、洋术语，以为这就是前沿，好像模仿人家洋人的新说法就是所谓“创新”。实际上，无论哪门学科、哪个学术领域，西方学界所有的新论题、新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都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长期文明史的“旧积累”逐渐形成的，不知道西方长期历史“后方”的来龙去脉，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新在何处、前沿的方向在哪儿，结果只能是跟着瞎起哄，实质上洋（前沿）不到哪里去，也创不了什么新，其行为做派到头来只能用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三个中国土语来形容而已。如果弄不好，将定量方法走火入魔地误用滥用，还有将科学化异化为虚假化、学术变成骗术的危险。
鉴于此，本文依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追溯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主流发展趋势“后沿”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的偏误及其非科学化（科学求真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虚假化）偏误，以资镜鉴。
二、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历史演化路径及其“后现代”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主流学术活动的大致情景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象牙塔中，一群毫无管理实践经验、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且根本不把管理实践问题当回事儿但经受过专业量化管理方法技术训练的“管理科学家”们，按照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致力于组织管理领域中变量类型归并、变量关系辨识及其理论构念模型的假设检验工作。
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仅仅是：从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即原因变量或前置变量，也叫预测变量）到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Critenion，即结果变量或效标）之间，在不关心但需要排除其影响的前置变量即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哪些变量属于影响因果相关关系方向、强度的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而哪些则属于自变量借助其中介作用而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中，前者在统计学上可以通过检验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来识别，后者则通过检验自变量对其变化影响显著性、其对因变量变化影响显著性以及二者受控制的情况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性明显下降来判断[1]。
如此这般的组织行为科学研究，要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想要的“科学结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显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技术。
首先，在研究设计上，不仅要排除、隔离或控制住N个影响效标的外生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而且要保障最大化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并最小化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误差变异（Error Variance）。
其次，在变量测度上，要能够保证可操作性的测量指标与理论模型中所定义构念的一致性和对应性，以及影响效标的变量关系真实性和将结论推广应用到具体情境之外的普适性。
如果认为“管理科学实际上据说用抽象的构念把管理现象理论化”，而这里所说的“构念”（Constructs），就是研究者为了研究管理实践中恒定存在（Constant Conjunction）的因果关系而发展（主观构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存在的抽象而非具体、潜在而非可直接观察但有清晰而明确定义的变量。但这里的问题是，面对千变万化的非线性、非同质且无法试验控制的复杂组织系统，不同研究者模型假设中的理论“构念”或“变量”设置往往具有主观多样性，以及调查对象和样本选择代表性，心理测量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方法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扰动性变化，都会在技术上直接影响到假设检验实证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组织行为学能否像物理学那样使用大家公认的一组构念如重力、温度、电磁场、速率和压强等通过实验控制去发展出一整套恒定不变的力学原理，依样画葫芦地通过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和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等几个公认的理论构念，最终发展出描述所有现实组织行为中有限几条因果关系链的普适性原理来[2]。
由于组织系统及其现实动态运行的非线性、随机性和复杂性，使一切试图通过构建几个有限变量线性相关耦合而成的所谓“理论模型”，以及基于方便调查（其实是随便而非随机的抽样调查）得来的主观心理测量数据在统计学上进行所谓“假设检验”，去获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结论”之努力，都成为类似于小儿科游戏或开玩笑的事情。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学院派组织行为及管理学术文献，特别是欧美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所谓高端实证科学的管理学论文来看，除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自说自话、自得其乐且自以为是的“组织科学专家”而外，这种“科学（研究）”态度和努力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针一般，不仅看不到逼近科学真理的一丝希望，而且与鲜活生动真实的现实组织管理实践也渐行渐远甚至格格不入[3]。
沿袭工业革命（工业化）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才滞后跟进的管理学科合法化（管理科学化）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之交的后工业化特别是数字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视界偏狭性和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性。
首先，由于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直面现实管理情境而多是闭门造车臆想构建出来的，如此这般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为方法而方法”、“就技术论技术”甚至拿着锤子看着什么都像钉子的狭隘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
其次，脱离现实组织情境、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独立形成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衍生出一大群自说自话、自我供给、自我满足的“职业化管理研究队伍”，他们高高在上地生存于自我缔造的“高端职业生态圈”且自娱自乐津津乐道，擅长用晦涩专业术语在自己小圈子里认可的“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类似于“俚语黑话”的专业学术论文，使自己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明巨人”或专说人类听不懂之鬼话的“大仙神人”。
如此，一来二去，这些“管理科学家”似乎忘却了自己在组织管理实践“凡间”的本来使命，不是利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解析并解决复杂而困扰管理者的现实管理难题，而是自于用谁也听不懂的晦涩术语、复杂数理模型和高精尖技术（最好如西洋景魔术场作秀般玩一些高难度技术动作）去解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关系，诸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脸蛋漂亮度与寻求工作机率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这样傻瓜都会有个八九不离十判断的“科学结论”。
对于这种有些走火入魔的“科学主义”组织管理研究范式，以及相信并坚守“科学原教旨主义”研究范式的“管理科学家”们所陷之两难尴尬困境，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学者（Grambsch，1960）明确指出：“尽管所谓的管理科学家大量涌现，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密切相关性的‘管理科学’的产生似乎仍然遥不可及”[4]。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有些走火入魔，对此，也早已被圈内圈外人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和批判。
三、近年来中国本土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科学求真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在国内组织管理研究的所谓“科学化”运动，早已异化为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式地炮制所谓“定量实证研究”论文，并且按照“土鳖―海归―洋人”学术生态链层层竞相攀比，其最终学术目标和最高研究诉求就是将自己的所谓成果在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由于中国文化中天然缺乏西方传统文化基因特别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而生发演化出来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中国管理学界很多学者不熟悉数理模型、科学研究程式和技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虽然熟悉管理工程和技术但仍然缺失真正求真的科学研究专业训练，不少年轻学人更是将数学模型、结构方程和定量方法作为快速进入“管理科学殿堂”的捷径，而在研究心态、理论素养和方法论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状态，加上欧美管理学研究先行者本身就存在的历史惯性及主流垄断性误导，以及现行举国体制下大学研究机构急功近利的国际化攀比驱动等因素，结果就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生态乱象。
首先，在基本逻辑层次不清楚、缺乏逻辑自洽的定性分析情况下，直接进入变量构念及其模型假设，并根据不知其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所谓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假设检验，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大规模如法炮制出不计其数的“无厘头创新性成果”。
其次，相当多针对特殊群体（如男性或女性、制造业或服务业、核心员工或管理人员）的定量实证性研究成果，所构建的变量假设模型往往大同小异或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群体里以方便抽样（其实就是“随便”而非“随机”抽样，甚至连群体同构性要求都不顾及，随便在街头、宿舍或培训班上找些人填写问卷）得到了些可以用相关软件自动生成的统计变量数据，就胆大包天地得出这就是某某群体的某变量通过某中介或调解变量在某控制变量下导致某因变量的所谓“研究结论”。
最后，很多初学者误以为，所谓“构念”就是不管逻辑层次地主观随意捏造出一些诸如XX满意度、XX效能或XX行为等变量，再画几个简单框图和箭头指示一下它们的关系，按照常识大概假设它们之间是正相关或负相关，根据所谓的问卷数据作为其统计变量，然后装进相应的统计软件自动生成一系列可以在统计上检验的相关系数，最后结论说他们事先随意主观假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哪些通过了检验，哪些没有通过检验，至于连“为什么”都不要解释就算完事，甚至有些结果解释不通的问题都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事情。如此这般丢失了求真精神的所谓“管理学研究”，不仅连一点科学性意味都没有，而且简直就是裸的伪科学、反科学的自欺欺人造假行为。不幸的是，如此这般急功近利的普遍浮躁、虚假或造假行为，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学界令人焦虑不安的“新常态”。
除了上述基于工科院校专业背景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化”的倾向而外，就社会科学视域来看，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基于财经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经济学背景将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化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化”，在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题主线的社会经济转型浪潮中，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触角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企业运营管理层面，受计量经济学定量实证化偏误影响[5]，不少具有经济学背景且崇尚实证科学化的管理学者走上了“竞相展示智力”或“玩数字游戏”的邪路――想出一个研究题目―设定几个假设―建立构念模型―编制问卷量表―以所谓方便方法采集样本数据―将数据装入相关SEM软件做假设检验―验证变量相关系数并得出结论――不少年轻学者从事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已经背离科学求真精神，其直接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在欧美一流期刊或拿到学位，他们根本不需要为样本有无代表性、数据真假以及结论是否具有可信性、现实针对性和有用性而冥思苦想或焦虑烦恼[6-7]。
近十多年来，各个学科都从四面八方聚焦于组织行为，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于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学领域，使组织行为学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大整合机遇。管理学研究逐渐从宏观到微观、从工商企业组织延伸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从经济学范式走出逐渐延伸到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多重跨学科整合研究，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企业伦理及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及社会企业家、组织学习与变革型领导等诸多跨学科综合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们聚焦关注并倾力研究的新课题[8]。当然，在研究方法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心理学等学科在研究范式及方法等方面的侵蚀性和误导性影响。
四、转型期中国本土化组织管理研究所遭遇的“体―用”悖论
管理学，作为一个引入中国本土直面回应处于特殊转型期各类组织管理实践需要的西洋舶来品，其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与百余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乃至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民族自尊和大国复兴历史大背景，以及当今“新常态”下所提出的“中国梦”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国际惯例及普适价值所展开的一系列纷纷扰扰争论争鸣争吵，都有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梦牵魂绕般勾连。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神州大中华，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大帝国，曾傲然耸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这种故国悠久文明历史沉淀在民族内心深处的无比自尊荣耀感与近百年来遭遇外强而渐次没落形成的自卑屈辱感，一直相互缠绕在国人心头形成挥之不去、斩不断理还乱的心魔诡魇，国人心态上一直莫名其妙固执地认为“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堕落，故国精神文明高尚而物质欠缺”，因此，在西学东渐浪潮滚滚而来时只想要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套路，在“伟光正”的神州故国文化传统及集权人治计划体制上学习借鉴或移植照搬一点或一些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时髦”或“时尚”的洋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其实只不过是由于意识形态遮蔽心智造成的缺乏基本历史哲学思想底蕴、科学逻辑思维能力而自欺欺人的一套非科学虚假虚妄诡辩学说，这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难以从传统文化及惯性思维模式走出且在思想方法上根深蒂固的主要缘由。
近年来，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甚至留学回来的海归学者，不注意、不看重或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精神文明的潜心继承、西方社会“软文化”土壤环境的深入考察和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传承学习，而仅仅在管理工程与技术层面将注意力集中在模仿人家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模型和工具上；尤其是如黄国光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不了解人家基督教文化基因和科学哲学思想模式，搞不清楚人家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预设，更不了解人家当年提倡的“科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传统早已转向，依然沿袭早期朴素经验定量“实证方法”从事所谓科学研究，以致于走上了一条只追求形似神不似形式主义、鹦鹉学舌做统计假设检验游戏、随便抽样编问卷造假数据的伪科学反科学科研歧路。
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强大影响，看似基于中西文化“体―用”合一观点，将中（东）西文化差异性看做是互补性或不可分割的阴阳两面，试图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所谓“东（中）学”，而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组织管理哲学之“特色”，试图纯粹以“阴/阳”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抽象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和谐”且“和合”、“全面”还“系统”、“完整”而又“完美”的组织管理理论体系，一不小心都会掉入传统“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思维模式陷阱，很可能由此依然误入歧途，到头来适得其反，将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引入一种反科学主义、反法治精神的反民主且非科学人治道统管理之不归路。
至于说到与此相反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点，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方法，时至今日在中国本土（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圈里，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市场、不占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严格地说，几乎是没有。实际上，中西文化本身各自都有一个“体―用合一，上下贯通，互为体用”的动态衍生机制，因而倘若当今中国学者如果对于近代西方科学哲学转型发展有相应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能够以之为基础构建本土组织理论的微观基础，则中国式“阴/阳”思维将会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
鉴于此，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只有首先老老实实地学习领会并真正导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公民社会自主契约治理结构、自由竞争市场秩序及科学求真精神，再回过头来在策略、方法及技巧层面扬弃借鉴一些中国式“博弈功利算计小聪明”（如麻将围棋游戏、田忌赛马博弈或孙子兵法策略）、孔子式儒家生存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老子式“大智若愚智慧”（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在人类真善美普适性价值观大方向指引下抑制假恶丑，发展出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贯通契合并回应东西方所有组织情景需要的组织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遗憾的是，纵观近年来国内既有研究文献及研究生学位论文，这种真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其更典型、更普遍、更肤浅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
首先，用基于西方语境形成的管理学理论框架，生搬硬套地装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习用名词术语，用“国学论语”、“明清故事”、“水煮三国”、“大话西游”、“戏说水浒”等，迎合神州民族文化心理心态及思维模式给国人大搞“心理鸡汤式”管理学普及运动。
其次，西方管理主流研究中既有构念、变量模型、问卷量表及数理检验方法，不加改造或稍加改造装模作样地灌进没有中国真实情境和可信实践经验支撑的样本数据，不少学生以为搞学术、做论文就是简单地用框图臆造出几个变量关系，然后凭借自己想象弄出所谓假设1、假设2、假设3等几种假设关系，再或在路边或在宿舍随便发几张李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问卷让别人填写一下，甚至自己按照模型检验要求虚拟胡乱填写（还将此标榜为所谓“方便调查”），而后装进现成的统计软件进行自动化“假设检验”，于是乎所谓“实证研究结果”就如此这般地搞出来了。
最后，在不了解西方管理研究历史及其学术脉络的情况下，一味盲目追逐所谓“国际一流”或“学术前沿”，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般地照搬西方大多基于自由契约法治文化传统和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情境及实践需要的管理学术语，诸如“心理契约”、“公民组织行为”、“员工帮助计划（EAP）”、“企业社会责任”、“学习型组织”和“变革型领导”等，将之作为前沿前卫、时髦时尚的名词术语，在正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转型期的中国工商企业及各类组织管理实践中，不加分析地到处作秀套用。
五、结论
目前，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以“科学化”名义行假科学或伪科学之实的严重偏误，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重“历史―逻辑”悖谬及其导致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作为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化运动”的自然历史延伸，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一起，遭遇到的“科学化求真”精神操守问题。
其次，作为半个世纪前西方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的自然历史逻辑延伸，遭遇到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周边“兄弟学科”边界不明、对象不清和研究视角视界错乱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就蹒跚扭捏进入但只是在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才真正引入的“西洋舶来品”，长期伴随着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对此，要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条分缕析，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向迷失、自我迷失、对象迷失、价值迷失和客户迷失等重重迷失之根本症结及出路。
简言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开放心智、交互学习，融入主流、中西合流，多元范式、制衡竞争，以开放的心态从理念到行动、从体到用全方位全身心接纳吸收包括西方管理学在内的全人类文明成果，直面并直接回应中国本土组织情境和实践管理需要，寻找具有重大理论普适性意义与重大现实针对性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多视界、多范式、多元竞争方法、多样化变通技术和工具展开合作研究，这才是转型期中国本土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是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和大发展的基本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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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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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5-0131-02
人们常说，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的确，人的力量是巨大的，谁优先获得了人才，谁就获得了一份最宝贵的资源。而对于管理者来说哪些人属于管理人才呢？这就是管理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此提出了“应用型本科”和“应用型人才”的概念。
应用型本科是指以应用型为办学定位的本科院校，目前在全国本科高校总数近30%。在这一办学理念下培养的学生称为应用型人才，即能将成熟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实现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连接。这一理念和要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的管理学教学模式，并在充分吸收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课程教学模式。
一、目前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管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应当以传授管理知识为基础，以提升管理能力为本位，以培养高管理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根据这一要求对照目前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一些制约教学效果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学内容安排相对呆板，缺乏系统性
管理学是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学好后续课程的前提和基础。这为管理学教学提出了一个要求：融知识与兴趣于一体。然而在实践中，多数教师都会选择一本教材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讲解。教师讲得没兴趣，学生听得没兴趣，使得该课程的教学流于形式，无法实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尽管部分教师想方设法通过案例分析等方式来努力提升学生的兴趣，但对案例的分析往往是就案例说案例，忽视了所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仍是零散的、呆板的。这与目前很多教师缺乏实践管理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很多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重点不突出，甚至偏题。例如，现在很多管理学教材中会将诸如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内容安排进去。实际作者的初衷是希望初学者能对这些专业管理领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熟悉，培养其将具体的专业知识与工作岗位实际结合起来的意识。但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由于自己在其中某一方面研究较深而大做文章，使得学生该掌握的知识没有掌握扎实，甚至出现了与后续课程的重复现象。
（二）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多样性
管理学这门课程实际上是非常容易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然而为什么提到管理学很多人就觉得晦涩难懂、空洞不实际，甚至有些学过的人都不记得这门课程中讲了哪些内容呢？这值得教师深刻地反思琢磨。其实产生上面情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并不是教材本身，而是教学方法。现实中多数教师采用一味灌输的教学法，学生很少有动脑、发言、讨论的机会，学习积极性和能力被大大地抑制，久而久之旷课、逃课现象时有发生，上课睡觉、走神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三）考核方式单一，无法体现对学生能力的考查
现在很多院校的管理学课程考核呈现出“重结果”的特点，考试方法单一。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重期末考核，轻中间过程考核；另一方面，考试形式基本采取笔试的方式，只要学生死记硬背基本能通过考试甚至得高分，而没有体现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在这样的形势下，学生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即是否认真听课不重要，是否真正理解掌握知识也不重要，只要期末认真背一定能通过。这一点严重违背当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难以实现教学目标。
二、应用型本科中管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
如前所述，应用型本科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此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可以尝试对管理学的教学模式进行以下改革：
（一）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下，优化教学内容模块
1.为了扭转当前教师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培养的现状，可以尝试将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划分。例如，管理基础知识模块，主要引导学生掌握管理的基本常识、主要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等；管理能力模块，主要是针对管理的四项基本职能和三项通用职能进行练习和实践，提升学生的能力；管理素养模块，主要是介绍一些管理思路和管理理念，使知识更加系统、实用。针对不同的模块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选用不同的考核方式。
为此，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思路清晰，并大量选取新鲜、恰当的教学实例，不断添加一些有关管理学最前沿的知识和实践，从而使教材“动”起来，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对所学知识的活学活用能力，体现管理学的实践性特点。其次，教师在不同模块、不同内容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当突出重点难点，该细讲的地方一定要细致，该略讲的地方一定要适可而止。这样张弛有度，使学生思路清晰，学习兴趣提高，也更易实现预期教学目标――应用型人才的塑造和培养。
2.丰富学生的学习参考资料。教师应当在第一次课做课程介绍的时候就给学生推荐和介绍几本区别于所用教材的相关参考书籍，甚至是学术网站等。因为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可能在学习方法上有一种惯式，即教材上的内容是绝对正确的，其他书上提及的是不重要甚至是错误的。为此要使学生尽快转变这种思维模式，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而这种做法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学习能力，激发个人潜能的有效手段。
（二）教学方法的开放化、多样化，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直接因素，为了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管理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进行以下探索：
1.参与式、启发式案例教学法。自案例教学法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提出后，我国高校的管理学课程教学也时常采用这种方式，这符合管理学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学科特点。但我们的案例教学法仍处于初级阶段，即教师找出案例、提出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教师总结问题。对此，在进行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方法的转变，不是要教师来对案例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而是由教师根据案例内容一步步启发引导学生去思考，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法，教师仅仅是扮演引路人的角色。
此外，为了提升案例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尝试让学生找案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会转变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且也能将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提升对知识的掌握能力，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加强管理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应用型本科的教学目标，要求教师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能力的开发者和培养者。为此在课时的安排上，可考虑适当调整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比例。例如在系统学习过每一管理职能后，可根据情况组织学生进行市场调研，考察现实工作环境中各类组织的管理工作情况，这样能使学生随时掌握和理解所学习的知识，提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当然实践环节比例的增加，也给学校和教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即积极争取和联系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这样才能使实践环节得到真正落实，避免表面化。同时，为了使教师在教学实践环节能够有的放矢，提高教学效果，也建议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实习实践机会，从而为更好地落实教育教学目标提供必要的保障。
3.合理使用情景模拟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实践教学的一种方法，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模拟某一岗位或扮演某一角色，在教师创设的一种背景中，进行技能训练和调动学习积极性的一种典型的互动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案例或情景为载体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与案例教学法的不同在于将大学课堂与今后的管理岗位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更真实地体会今后的工作情景，了解今后职场的情况和挑战，找到工作岗位的需求与自身能力的差距，从而为后期的学习明确目标。
4.发挥网络教学资源的作用。网络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那我们的教学何不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优势呢？为此可以鼓励学生通过网络与其他人共同交流探讨管理学课程学习中的问题及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思考。这样不仅能扩大学生的交流范围、开阔视野，丰富学习资料来源，而且能让学生更真切地体会到管理与实践的关系，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5.开展学术交流、学术讲座。学术交流与讲座是丰富学生知识面、紧跟现代社会管理实践的重要渠道，也对管理学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激发和启迪作用。通过专家和成功人士对最新管理知识、管理技能的介绍，以及一些亲身经历的分析，可以使学生体会到做一名合格的管理者需要面临的挑战，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性衡量自己的现状与职位要求的差距，在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上不断努力。
（三）考核方式灵活化，突出能力考查
管理学的课程考核是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了能达到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考核方式上可尝试进行以下探索：
1.调整考核重点：向“重过程轻结果”考核转变。以前的考核基本是一张卷子定输赢，很难掌握学生能力情况。为此应当树立以知识、能力和素质为核心的考核模式，突出能力本位的思想。增加学习过程中的考核即“阶段性考核”，方式灵活多变，如采用试卷、论文、辩论、调研报告等，关键是要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宗旨体现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和能力提升情况的共同考核。
2.考核方式多样化、立体化。如前所述，目前我们的管理学课程教学主要采用笔试试卷的方式进行，这种方法相对呆板，效果不好。依据管理学课程特点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除增加阶段性考核外，对于期末的考核可以尝试进行以下改革：采取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的方式，各占期末考试成绩的50%。（1）闭卷部分：就课程最基本的概念、原理、结构等进行闭卷笔答，由概念比较、图示分析、简答和案例分析几部分构成，实行百分制。（2）开卷部分：在课程即将结课的一个月内，教师安排几个主题由学生任选并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会安排交流、讨论和修改环节；然后以论文形式呈现，并要求学生在期末考核时对所选主题进行答辩，最后教师点评。这样通过读、写、听、说的统一，调动学生潜能，力求较全面地锻炼、提高和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
当然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学生调研的调查报告、实习体会、辩论等多种形式来考查学习效果，衡量教学教果，最终使我们的考核方式成为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立体化考核模式。
三、结语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它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更有利于解决我国应用型人才相对短缺的现状，很好地迎合了市场需求，为此我们必须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优化调整教学模式。而管理学作为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更应当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应用型人才，以适应21世纪对管理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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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中文系中最常设的一个专业，也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可以从事社会人文领域的很多工作。但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专业的细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才市场开始倾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本身原因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的缺陷，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一大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重纯文学，然而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内容偏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集中的问题。
2.1培养目标不清晰
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一度非常辉煌，学生能够拥有稳定的职业，一度拥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与专业自豪感，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失去了过去的专业优势。
再加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高校依然抱着传统优势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找准定位，更没有考虑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反差。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优势专业成为了劣势专业。
2.2教学内容重纯文学轻社会学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计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步骤。因而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是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等，教学内容脱离了社会，远离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科，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只会做文字游戏。
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是闭门造车，对于热点的生活，广阔的实践，基本没有接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都陈旧落后，极大地约束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顺应时代和就业的需求，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综合应用型现代化人才上。当代社会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重应用，对专业进行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另外随着现代化媒体技术的发展，熟练运用现代媒体，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有过硬的写、说能力，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四、汉语言文学应用型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厚基础、多方向、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新体系，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4.1基础课程
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科研的能力，是一个应用型模块。主要开设语言教育提高系列课程，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研究方法、教师发展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语文课件制作、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材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现代职业礼仪、演讲与口才等课程。
4.2提升课程
主要提升专业理论，训练科研能力，着眼于学生升造。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影视艺术欣赏、杂文创作艺术论、外国文学专题等类课程。
4.3应用行文课程
开设应用行文相关的理论、实务、实践系列课程，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工作能力。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
五、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
5.1全程辅助职业生涯规划
在大学一年级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对二年级则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这个年级阶段我们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个别辅导等形式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对准备就业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5.2增加实践环节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各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主旨有重点地训练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能力，以适应、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大三开始分专业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就业意向，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添加实践内容。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如公务员、教师方向的，其秘书学、行政管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设置三分之一的实训课程，主讲教师一边讲理论，一边带学生到实习基地观摩、见习、实习，从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实习让学生查找理论学生中的不足，在后续的课程学习中加以弥补。
依托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每一个实验中去。进一步强化学生办公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
篇11
当今，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所处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刊物的社会地位、编辑手段、出版发行、传播方式和读者群体。怎样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期刊审编校工作，严把审编校质量关，是直接关系到科技期刊的生存与发展。
审编校人员作为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主体，需要对繁杂的信息进行整理、加工，从选题策划到组稿，再到审读加工、再到编辑校对出版等等，每一个环节无不渗透着编辑人员对期刊质量控制所花费的心血。审编校工作质量是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面对当前发展迅速的网络技术，期刊网络信息化势在必行。本文笔者从实际工作出发，结合《高速铁路技术》期刊具体情况，对期刊的审编校质量控制谈几点体会。
1 审稿
1．1初审
目前国内大部分科技期刊实行的是“三审”审稿制。初审是保证期刊学术水平的“第一道关口”[1]。从国际上很多名刊的实际运作可以看出编辑初审工作的重要性。例如：《Nature》的编辑权限很大，半数的稿件未经送审就直接退回；《Science》稿件首先分给熟悉该领域的编辑，大约3/4的来稿在初审过程中就被淘汰；《美国医学会杂志》有54%的稿件由编辑初审时直接退稿[2]。重视对文稿内容创新性及总体学术价值的初步评判，就要制订具体化的编辑初审工作内容：（1）形式审查，就是对论文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基本要素的审查，包括题名、作者署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地区及邮编、作者简介、基金项目、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项目进行审查。这些内容虽然大多无关于论文的质量，但可以方便进行期刊论文的统计与分析、明确著作权归属，或方便联系作者等。另外，还要参照本刊的稿约审查论文的拟定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如摘要的内容及字数、插图绘制软件、论文篇幅、参考文献数量等。形式审查是编辑收稿时需及时进行的工作，在进一步审理稿件前就请作者作相应的补充和完善。（2）适用性审查，作为我们《高速铁路技术》科技期刊，编辑初审时要对来稿是否符合本刊的宗旨和报道范围进行审查。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符合本刊宗旨和报道范围但近期不能安排刊登的稿件应及时退回作者，建议作者另投他刊，而且一定要告知作者原因，争取作者理解，做到“退稿不退人”。（3）学术质量的初步审查，具体是指对论文的创新性、学术性和应用性进行初步判断。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一般具有本门学科的专业知识背景，或自学或多参加一些相关专业的技术交流会，而且对相关专业学科也有相当的了解，具有对论文的学术质量作出初步判断的能力，同时利用现代网络数据库进行检索查新，编辑可以在初审时就对论文的学术质量有一个基本的或概念性的认识和评价，为决定是否进一步送专家复审提供依据。（4）规范性审查，概括来说就是要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和规定对论文的编写格式，图表表述的规范性，量和单位的规范性，评议表达的规范性等进行审查。
在审稿阶段还要注意时效性原则：编辑初审时注意审稿时滞，尽可能缩短初审时间，给下一步专家复审留有充足时间，因为我们所请专家多数是生产第一线的骨干，最不好控制的是专家复审的时间，因此，编辑在收到稿件后，要立即投入到初审工作中，尽快对稿件作出初步的评价，该退、该修改还是该送复审，都应及时进行处理，以减少稿件在编辑部的滞留时间。这对缩短期刊的发表周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理应在成为编辑初审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
1．2专家复审
审稿专家是同行评议的主体，同行评议是科技期刊审稿的程序，是保证和提高期刊质量的重要途径。采用双向匿名制进行审稿，使评审的意见对稿不对人，使专家有针对性地审稿，不损害其学术形象。在科技期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同等专家审查机制奠定了科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把关人”地位，国际上通常将是否有同等评议作为衡量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审稿态度对审稿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与审稿专家的常识水平同样重要。专家审稿时须一丝不苟，力争审稿质量高，审稿时间短，做一名优秀的审稿人。审稿专家是稿件科学性的把关者、创新性的鉴定者、刊物质量的支撑者，把好学术关是专家审稿的主要责任，审稿专家应对稿件作出总体评价，包括学术内容评价（创新性）和研究规范评价（科学性），以及实用价值评价，并充分解释评判的依据，为终审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不能忽视分项评价，包括题名、结构布局、图片、表格、参考文献、语法与标点等等，提出稿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的修改建议[3]。如果稿件涉及多个专业，就要请多个专家，从本专业角度进行审查，最后给作者一个综合意见。审稿也是一种学术交流活动，尽管范围十分狭小，对丰富科研经验和开阔学术视野都会有很大帮助。
概括来说，编辑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桥梁。编辑这一特定的职业群体就是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当今社会的评职、获学位、科研课题等都需要发表文章，编辑作为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为他人做嫁衣”是编辑工作的真实写照，编辑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修改权力的时候，对稿件字斟句酌的修改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这种“枯燥无味”“简单重复”的繁杂、琐细的修改是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编辑加工过程中，在文字性的修改上，特别是内容性的修改，可谓绞尽脑汁。如“的”、“地”、“得”、“了”属文字性的，这很清楚；但当碰到一段专业性很强，又比较生疏的术语时，就要不断查阅资料、规范、咨询专家，使文字、符号等都要表达准确，不能直接用口语或不准确的词句出现在文章中。因此，对编辑工作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保持保量地完成这些繁琐的、复杂的工作任务。这就要求编辑具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和诚心诚意为作者服务的强烈意识[4]。就会从文章题名至参考文献著录层层把关，一丝不苟；就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5]，包括对研究设计、参考文献著录等进行全面的审核、修改和完善，最终使稿件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逻辑结构更加严谨、字句使用更加规范、数据材料更加准确，使其符合编辑出版各环节的要求，为科技期刊高质量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校对工作看似一项简单、平凡的工作，对能力的要求不高，实则在编辑工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是一项相对比较枯燥，却又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工作，因为它是整个编辑服务流程中的最后一道“关口”，因此，我们采用“四校制”，第一、二、四校由编辑部完成，第三校由作者完成，这样可使作者和编辑人员同时再次把一次关。
在校对工作中，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大都也有同感，有时陌生的东西反而出现差错较少，而较为熟悉的东西却容易犯错。就不想咬文嚼字了，就像看小说一样一目十行进行校对，就达不到校对的效果。那么，怎样克服这种思维定势，更好地开展文字校对工作呢？笔者认为，管理学中的“哥顿法”值得提倡。“哥顿法”是管理学中管理决策创新思维方法中的一个，它是由美国学者哥顿发明的，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变熟悉为陌生”，即抛开对事物性质原有的认识，在“零起点”上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文字校对工作中，也要提倡“变熟悉为陌生”，在校对时，把所有熟悉的东西当成陌生的东西，对每段话、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带着疑问的心态，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校对，然后把"学"到的东西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相比较，看有无出入，这样就能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势，减少出错的可能，确保文字校对工作的实效性。
4 加强期刊网络化信息化建设
当今，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期刊网络化是发展趋势。期刊网络化可以实现期刊的网上组稿、收稿、审稿、编辑、排版、校对等，既快速又便捷。利用网上专家数据库实现在线审稿，既省时，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编辑、作者、读者之间提供了一种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由于网络期刊在信息检索、缩短出版周期、节约成本、市场经营、创立品牌等许多方面，与传统的印刷型期刊相比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和互补作用，因此，应该正确地认识网络期刊时代的到来，促进我国铁路工程科技期刊网络化。
5 结论
建立制度化的编辑学习制度：由于科技期刊涉及的学科和专业较多，涉及面很宽，而且学科分支越来越细，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编辑不但要及时了解本学科的发展现状，而且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前沿动态，具备识别、鉴赏稿件学术质量的能力，才能更专业、更准确地对论文学术质量进行评判。另一方面，由于要与国际接轨，国家对学术期刊编排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严，随时掌握国家颁布的编辑相关规定，编辑如果只具有相关学科专业知识而不懂编辑出版专业知识，也是无法进行编辑工作的，只有熟悉、掌握编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灵活运用编辑学方法和技巧，才能在审、编、校过程中发现来稿的闪光点及存在的问题。因此，建立自学的终身学习计划，是保障期刊质量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现实要求。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定期参加常规的各层次的培训班、学术研讨会等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加强学习。
（1）对照专家复审意见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定期或不定期深入总结专家意见，重点将初审意见与专家的复审意见进行比对，从中找出自身在学科知识方面存在的不足，并进行相应的补充学习。对于这种有针对性的学习，编辑人员要持之以恒，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自觉行为。
（2）编辑每年必须撰写一定数量的论文。在写论文和过程中，自然会先去了解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结合自身的编辑实践，深入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这个要求虽然有一定“难度”，但是有“难度”才会有“高度”，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论文的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线，审编校质量的提高必然对论文的质量以及期刊影响力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期刊进入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
参考文献：
[1] 何洪英，李家林，朱丹等.论科技学术期刊论文的编辑初审[J].编辑学报，2007，19（1）：17-19.
[2] 王萍，杨淑珍，于智龙等.科技期刊编辑初审对论文质量的影响[J].编辑学报，2011，23（10）：414-415.
篇12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篇13
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在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中起着语言转换器的作用，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对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起着语言介绍的作用。所以，焦作高校外语学科的发展要有整体规划，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和焦作师专的外语学科定位和培养模式要形成一体化体系。
一、焦作高校外语学科整体发展规划的设想
1.三所大学外语学科的专业定位和培养模式要形成分工明确、相互支撑、避免重复的一体化培养体系——焦作师专重点培养外语基础师资，焦作大学重点培养涉外导游，河南理工大学重点培养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人才。
2.河南理工大学的外语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应该分别设置为科技外语方向、煤炭外语方向和科技系统涉外事务管理方向、煤炭系统涉外事务管理方向，焦作大学的外语专业应该设置为涉外旅游方向和应用外语方向，焦作师专的外语专业应该设置为外语基础教育方向和商务外语方向。
3.要确保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交流，关键是三所大学要全面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在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做出表率，焦作大学要在应用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做好工作，焦作师专要在基础型外语师资人才的培养中做出努力。
4.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积极拓展学生的科技常识、煤炭常识和科技领域、煤炭领域涉外常识，焦作大学要重点提高学生的涉外旅游服务能力，焦作师专要抓好学生的外语基础能力培养。
5.要快速推进三所高校不同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增加科技外语阅读、煤炭外语阅读并编写相应教材，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保证涉外旅游外语的设置和教材编写，焦作师专外语系要重视基础外语、少儿外语的教学及教材编写。
6.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在焦作地区乃至河南省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工作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在焦作涉外旅游工作中的服务表达水平，焦作师专要重点培养学生在基础外语教育中的教学能力。
7.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重点普及学生的科技、煤炭常识，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重点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焦作师专要重点拓展学生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常识和外语基础语言能力。
8.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焦作大学外语学院要在焦作煤炭文化、太极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双语外宣工作中作出积极的贡献。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要加强与焦作地区涉外企业和部门的联系和交流，密切关注焦作地区乃至河南省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构筑以焦作地区市场需求为主导方向、河南省市场需求为辅助方向的焦作地区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焦作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提高焦作高校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焦作地域文化在国内外交流和双语宣传中的美好形象、加强焦作地域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推动焦作地域文化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焦作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分量和贡献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焦作高校外语学科整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调研发现，焦作三所高校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和焦作师专的外语学科发展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现象突出，学科定位重叠，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焦作地域的高等教育外语资源。而且，三所大学的同方向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自相残杀”局面，对焦作地域大学生就业产生了潜在的消极影响。
例如：焦作师专本来是培养基础师资的，但现在也开设有旅游英语、商务英语等专业。这样培养出的一批毕业生在英语口语能力、知识面、处理突发性事件能力等方面缺乏最基本的就业竞争力。
再如：河南理工大学是一所以煤炭开采为主导专业的理工科院校，外国语学院的外语学科定位应该以科技外语、煤炭外语为主，将科技外语阅读、煤炭外语阅读作为必修科目。但现在外语学科定位却是培养基础师资、商务外语和外交精英，实际上，毕业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焦作大学将旅游外语作为主导外语学科方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地域文化储备和旅游语言交际能力，可谓走上了正确的外语人才培养道路，如果以后能在涉外旅游和外语口语表达上下大功夫就更好了。
在焦作高校中，河南理工大学一强独大，其外国语学院理应承担起外语学科的引领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通过对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调研和考察，发现其在地域文化及旅游英语方面均存在种种不足。河南理工大学在焦作地域文化教育领域中一强独大，而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却是一弱独小，像是狼群里的一头病羊。例如：外国语学院的二级硕士点“涉外事务管理”，既不是煤炭涉外事务管理，也不是科技涉外事务管理，根本没有明确的定位，更不要说结合学校优势学科资源了。令人不解的是，有些领导竟然认为，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课程可用中文开课，硕士论文要求用中文写，因为外国语学院的二级硕士点挂在应急管理学院的一级管理学硕士点之下，所以最后授予管理学硕士学位。那专家要问的是，这样的一个硕士点为什么要设在外国语学院呢？也可以设在管理学院或文法学院嘛！
河南理工大学在快速发展，学校提出的目标是进入河南省高校前四强，以实现跨越式提升。这所高校的前身是焦作矿业学堂，后来更名为焦作工学院，现为河南理工大学，其核心学科是理工类学科，文科院系相当薄弱，外国语学院更是薄弱中的薄弱。但是外国语学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外语学科建设没有起色不说，连大学英语教学都在原地徘徊多年，严重影响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成了拖累文科院系质量提升的“大包袱”。
三、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在焦作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焦作要想保持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上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快速步伐，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花大力气引进外资，必须想尽办法扩大对外交流，必须走国际化道路。其核心工作是使焦作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焦作。这就要求焦作市委、市政府、市外事办和市教委等有关政府部门重视焦作地域文化的对外宣传工作，重视外宣工作中的外语翻译环节，重视焦作高校外语学科外宣人才的培养工作，为焦作文化外宣的核心翻译任务提供专业人才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智力支持。
通过实际调研发现，焦作地域文化对外宣传的外语资料翻译水准偏低，存在许多错误，严重影响了焦作地域文化在外国友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降低了外国友人对焦作地域文化的认同感。这不仅影响焦作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焦作，而且影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整体规划和跨越式发展。旅游文化和煤炭文化外宣工作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河南理工大学能源学院的核心学科是煤炭开采，学院和美国一些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是，美国煤炭开采专家来院讲学，学院的绝大部分专家教授却听不懂英文讲座，更不要说用英文对外宣传自己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了，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国际化发展进程（资料由河南理工大学能源学院专家提供）；国际交流处的口译老师能听懂简单的英文，却对煤炭方面的专业术语和学术理论一筹莫展。但是外国语学院不去培养精通科技行业、煤炭行业常识和科技系统、煤炭系统涉外事务常识的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而去培养基础师资和纯商务人员。
对于作为焦作文化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文化，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也没有涉外旅游专业，有关领导认为旅游学院的专业双语教学就足够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了，这是典型的“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白内障”行为。焦作大学外语学院倒是做得不错，英语专业设置了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和应用英语三个方向，没有将不同方向放在专业里一锅煮，而是条分缕析，实现了专业的具体化。美中不足的是，其外语学院培养的是一般导游人员，即中文导游，涉外旅游方向却放在了人文学院，即传统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焦作师专本来应该培养基础师资的，却也要培养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这就造成了三所大学外语学科专业方向的重叠和高等教育外语资源的浪费，是典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也必然影响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要想解决这一揽子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不妨对三所大学外语学院实现宏观的统一管理，形成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一体化体系，这样就可以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无论对专业发展的精品化还是对促进就业的多元化都会有好的预期效果。
太极文化是焦作地域文化的另一个支柱产业，发源于陈家沟的陈氏太极拳，形成了焦作的文化精品。在焦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它已经通过各种武术大会等活动确立了自己的品牌效应，而且在三所高校的师生中广泛传播，和少林武术文化遥相呼应，成为河南省武术文化的亮点产业。在这样令人振奋的形势下，双语外宣资料中所存在的翻译错误和外语表达缺陷就成了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已经走了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也一再强调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正确道路。所以，走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国际化道路已成定局，只有跟上这个大局，才能取得经济文化发展进步的全面胜利。中原经济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引领河南省的新一轮开放热潮，引进外资、国际交流、双语外宣等中心工作必然同步展开。焦作地区高校外语学科负责人要有前瞻意识、大局意识和开拓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及时有效的外语智力支撑，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国际化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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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诗春.一个大题目[J].中国外语，2009，（5）.
[4]胡壮麟.中国外语教育六十年感[J].中国外语，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