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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是理论学习还不够深入。虽然平时比较注重学习，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学习都能积极参加，但由于工作比较忙，自觉主动地抽时间静下心来学习比较少，利用工作空闲和业余时间学习也较少。平时自己学习存在实用主义倾向，与工作关系密切的多学，与工作关系不大的少学，学习的内容也不系统、不全面，对很多新事物、新知识学习的不透，掌握的不够好。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意识不够强，学习产生的效果不够好，为领导当参谋、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还比较欠缺。
二是创新意识还有待提高。做了多年的机关工作，在工作中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正因如此，在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了因循守旧，凭经验做事的迹象，认为自己现在做工作就是驾轻就熟、轻车熟路，不需要再进行深入的思考、认真的研究，逐渐养成了墨守成规的习惯，只满足于维持现状，不求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事务，懒得去思考如何开拓、创新的问题，导致工作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直局限在老方法、老套路之中，很少有意识地去针对具体问题改进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方式，工作上缺乏新意，缺少亮点。
三是工作作风还不够扎实。自身存在的作风不够扎实、工作不够深入等问题，在“深”字上没有下“真”功夫，坐办公楼工作多，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有针对性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较少；平时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交流少，掌握第一手资料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谋助手作用的发挥。在“严”字上没有下“硬”功夫。对于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硬。在“实”字上没有下“苦”功夫。工作抓细、抓实、抓具体和一竿子插到底的实干精神还不够强。
二、今后努力的方向
经过认真查摆、深入剖析、进一步找准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了新提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有了新增强，对自身问题整改也找到了新目标。
一是强化学习意识。认真学习党的__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学习理论的主动性、自觉性，强化系统性、条理性，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在把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把理论学习与自己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结合起来，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用。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努力掌握当代社会新发展的各种新知识，拓宽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
篇2
人们评判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关键看什么?不看进行了多少表态、开了多少会议、撰写了多少总结，而要看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强调要“以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突出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达到目的”。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在一些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那里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严重损害党群关系，不断侵蚀党的肌体，其影响和危害不容小觑。更让人忧虑的是，面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庸俗主义、好人主义盛行，一些干部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甚至刻意回避矛盾、掩盖问题。概而言之，“不敢正视问题、不会解决问题”。
当年的延安，在党内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好做法，至今依然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今天，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确保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走过场、解决问题，必须坚持把精神贯穿活动始终，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能不能以精神动真碰硬，敢不敢提出存在的问题，会不会深刻剖析问题，决定着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质量。不敢坚持原则、不能直面问题，讲面子、讲关系、讲私情，“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自我批评谈感想，相互批评提希望”，谈何求真务实?又如何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只有找回批评的“辣味”，敢于提出有实质性意义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思想亮出来、把问题摆出来，从而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篇3
2014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拟定于7月3日至10日召开
三、民主生活会地点
县粮食局五楼办公室
四、民主生活会参加人员
副主任科员以上的全部成员
五、会前准备工作
1、组织学习
本次民主生活会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学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市委、县委关于做好第二环节工作的有关文件，学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经验做法，深刻领会把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目标要求、基本原则和方法步骤，自觉把思想和行为统一到中央部署、省委、市委、县委要求上来，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基础。
2、自我剖析
对照《领导班子个人检查材料》的内容，重点从工作理念、作风改进、履行职责等方面进行剖析，主题要扣紧，问题要找准，原因要剖深。
3、征求和梳理意见
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设立征求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党员的意见。对征求到的意见要按照领导班子集体和党员个人分别进行梳理，属于对领导班子集体的意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向班子成员通报，属于对党员个人的意见，由党组书记反馈给本人。
4、开展谈心活动
要认真开展会前谈心，党组书记要与班子其他党员逐个进行谈心，沟通思想，指出问题，提出要求，切实发挥好“班长”的作用。领导班子成员之间要相互谈心交心，互相帮助，增进了解；达到交流思想、查找问题、共同提高的目的。
5、撰写发言提纲
领导班子党员每个成员要结合学习心得、个人实际和征求到的意见，认真撰写发言提纲，重点查找自己思想、工作和作风以及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要对班子集体及每个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和整改意见。
六、召开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上，领导班子成员要紧紧围绕会议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党性分析。重点从廉洁自律、作风改进、履行职责等方面进行剖析，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原因，按照规定进行纠正。要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民主生活会的原则性。自我批评要襟怀坦白，正视问题，深入剖析思想根源。相互批评要坚持原则，坦诚相见，真诚地帮助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克服和纠正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或者就就事论事、敷衍了事的做法。党组书记要对班子成员的发言逐个进行评议，班子成员之间也要互相进行评议，帮助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
七、会后相关事项
1、制定整改措施
对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和民主生活会上查找出来的，班子和个人要分别形成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明确存在的具体问题、整改的具体措施、具体时限和具体责任人。
2、通报会议情况
篇4
一是自查自纠，结合方案逐项逐条对照查摆，从中找出自身存的问题和短板。
二是互查互纠，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式，民警、辅警互相帮助找摆问题，互相照镜子，找差距。
三是广泛征求意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征求人大代表、企业业主、群众代表意见和建议，查找自身问题。
二、查摆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不强,在对待群众时态度有时强硬，不够耐心，有时心情不好便把情绪带到了工作中。
二是大局意识不强，工作思路不宽，相互协调、统筹兼顾的工作做得不够好，工作中满足于得过且过，缺乏大胆负责，敢于碰硬的勇气，工作中有时不注重与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沟通。
三、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有时存在急于求成的情绪。如对有的工作尤其是突击性的工作，有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尽快完成，而不是怎样做到最好，影响工作效果。
四是缺乏责任担当，工作想做又不敢做，畏畏缩缩，缺乏果断和胆量，很多情况下，没有针对实际情况，主动地去想办法，解难题，因此，工作上起色不大。
五是内务管理不到位，不能经常对单位内部安全进行检查，单位内部卫生差、办公用品摆放不规范。
六是抓纪律作风建设力度不够，认识不到位，对民警、辅警要求多，检查少。怕得罪人，怕伤同事面子，批评少，促使民警、辅警纪律松散。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主观因素所造成。在这段时间，自己结合理论学习，对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也多次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与危害，从主观上查找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在重要位置，放松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对政治理论学习缺乏深入了解，流于一知半解，影响了理论水平的提高;
2、宗旨观念有所淡化。没有很好的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进一步改造，有时产生松口气的念头，认为自己工作已经很努力了，致使工作有时不够深入，满足于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满足于面上不出问题，创新意识淡化，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3、自我要求有所放松，忽视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提高。在业务学习上就学习抓学习，而不去研究思考问题，业务知识透支、业务能力有所欠缺，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又不及时去弥补，安于现状，思想上放宽自己，没有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全面发展，紧紧跟上时展和本职岗位的需要。
4、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抓班子带队伍缺少魄力，存在老好人思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会对队伍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整改措施
通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排查，使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增强了我改正错误、提高自己思想素质的信心和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决心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教育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今后我不仅要学法律、公安业务知识，更要精读学习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及领导讲话精神，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进一步增强纪律观念，增强纪律意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克服消极思维、模糊认识所造成的各种束缚，克服急躁情绪，迎难而上，积极工作;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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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我根据学校党支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整体安排，就个人的作风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现发言如下，不妥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学习不够深入。真正投入学习的时间不多，没有挤时间学习，没有把中断的时间连接起来，没有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些条例、规定的部份章节、条款上，真正理解政治理论较少。学习上存在畏难情绪，有时比较懒惰，固然学了些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但停留在表面的多，深入不够。对一些要熟读熟记的东西，花的时间较少，通过工作实践记住了一些知识要点，但记不住或记不清的东西还是很多。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由于理论知识不够丰富，积累少了，经常会感到工作思路不是很清楚，业务工作方向不是很明确。
二是工作不够积极。工作主动性还不够，多数时候是领导安排了甚么才往做甚么，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责任感还不是很强。本人知道深入细致对学校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不够细致、不够严谨，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错误和失误。再就是工作责任意识不够强，完成工作任务很多时候停留在做了上，对做得效果好不好、质量高不高，对怎样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欠缺思考。
三是作风不够务实。有时受个人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工作精神状态还不是很好，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工作创新意识不强，循规蹈矩、默守陈规的时候多，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时候少。作榜样的意识不强，不能够敢为人先，总觉得自己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他人怎样看不重要，有时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工作特点不突出，成效不够明显。
二、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
存在的突出问题，虽然缘由是多方面的，但主观缘由是主要方面，突出表现在一下方面：
1、从学习上讲，忽视了理论学习，放松了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每个党员干部永葆革命斗志的政治素质，只有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才能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但是由于放松了学习，自觉不自觉淡化了“三观”教育，忽视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导致工作满足于现状，创新意识不强，缺少应有的进取精神，从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2、从工作上讲，主要是思想上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因此学习放松了、工作松劲了、标准下降了，只求一知半解、未能精益求精，这也是产生多种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因此，工作的主动性有了差距。
3、从党性上讲，主要是“宗旨”意识有所淡化，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不够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也是衡量一位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的最高标准。作为一位学校中层干部，只有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为群众服务中，才能实现其本身价值。可是有时对群众比较关注的问题我总以为是领导斟酌的事，产生了事不关已、免谈为好的错误思想。
三、今后努力方向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缘由，我要认真贯彻落实各级文件及讲话精神，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进步能力，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我党政治本质。大力保持思想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加强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牢固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利观、事业观。
一是增强学习意识。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寻求、一种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以理论上的苏醒、坚定始终保持政治上的苏醒、坚定。要通过学习，努力把握和应用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政治态度，更新观念，改善工作方式方法。通过系统地学习党的十精神，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理论精华，领会党的政策、理论导向，为今后工作指明方向。同时，不断学习政治理论和其他相关的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位学校后勤工作的行家里手。
二是增强宗旨意识。牢固建立正确的权利观和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手中的权利来自人民，正确处理好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时刻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要把群众放在心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干群众之所需，真正为人民鞠躬尽瘁。
三是增强大局意识。牢固建立全校“一盘棋”的思想，把后勤服务工作做细做实。做到心胸宽阔、眼光长远，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的关系，果断反对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果断克服个人利益、部分利益为重的思想，善于从全局的高度处理问题，胸怀大局、服务大局、维护大局。
四是增强责任意识。牢记肩上的重担和使命，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把主要精力和心思集中到工作上，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完成好。要认真履行职责，求真务实、勤于工作、埋头苦干，果断克服工作挑肥拣瘦、拈轻怕重、敷衍塞责的现象，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培养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压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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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州党校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突出抓好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这个主业主课，在今年所有主体班次严格推进党性教育系统化，积极促进理论教育、传统教育、典型教育、实岗锻炼和党性分析“五大模块”的有机融合，创新性地以党性分析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实施“三步走”培训新模式。
1重读入党志愿书，找寻初心，增强思想自觉
为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学员积极开展“重读入党志愿书”学习交流会，围绕“找寻初心，做到‘四个合格’” 主题进行学习讨论，加深对“入党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感受，真正“在思想上入党”，不断增强思想自觉。镇乡街道专职副书记进修班陈章木、万明、蔡丽、邱令、朱泯宇、胡军、周义琴等6位学员作为党员代表重读了入党志愿书。有着20多年党龄的陈章木同志重温入党志愿书，重新找到了自己青春年少时的美好情怀；万明、蔡丽、邱令同志结合个人的成长历程，恳谈了对党的认识的逐渐加深；朱泯宇、胡军、周义琴同志介绍了自己的入党动机、入党经历和入党以来的心路历程。部门区管副职领导干部进修班余爱东、陈晓静、徐迎春、肖墙林等4位学员通过重读入党志愿书，阐述和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对党始终如一的情感，查摆和剖析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志要向老党员看齐、向身边的好党员看齐，时刻保持党员的纯洁性，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做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的党员。
2创新现场教学模式，勿忘初心，增强政治自觉
为有效促进理论教育与传统教育、典型教育相结合，大幅提升培训实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围绕“勿忘初心，增强‘四个意识’”主题开展现场教学，充分利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志纪念馆及故居）和廉政教育基地（开州区看守所）作用，加深对“在党干什么 ”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感受，真正“在政治上入党”，不断增强政治自觉。
（1）注重榜样引领示范作用。深入挖掘“刘帅精神”的丰富内涵，积极开展“刘帅铜像前重温入党誓词”、“参观刘帅生事迹展”、“聆听刘帅精神报告会”、“观看刘帅宣传片”等一系列活动，号召学员学习传承“刘帅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镇乡街道专职副书记进修班学员谭小朝表示，刘帅的一生和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敬仰，刘帅纪念馆和故居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要继续发挥好作用，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学习、缅怀先烈，让革命传统发扬光大，永放光芒。
（2）发挥反面典型警示作用。带领学员到开州区看守所进行警示教育，实地参观看守所监控室、民警办公区、提审区、医疗室等场所，以反面典型的深刻教训，教育学员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不少学员对此表示深受震撼，身临其境的教育、看守所的高墙与现实的反差，净化了心灵，升华了党性。目前，到同志纪念馆及故居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到开州区看守所进行警示教育已成为主体班次学员的必修课，学员满意率超过95%。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刘帅典型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始终牢记组织交付的工作，做到在政治上真正入党，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做对党忠诚的模范党员。
篇7
一会儿，武玉兰同志还要代表银川市第五督导组作指导，请大家认真学习，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代表局党组提出几点意见：
一、深刻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意义
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这三个必然要求和他讲话中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面向未来的制胜法宝。目前，在我市体育事业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群众还有很多意见建议，我们要认真听取并加以整改落实。在体育工作中，班子成员、党员干部还都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如果不彻底纠正任其发展，就会严重影响机关形象，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损害我们的事业发展。通过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难题，锤炼一支思想、作风优良的党员干部队伍，更好地把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就能形成“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让运动引领银川新时尚”的全民健身热潮，就会为建设健康银川、和谐银川和“两个最适宜”城市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要充分认识教育实践活动是推动银川体育事业向国际化、全国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我市体育工作将以承办、参加全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为契机，紧紧围绕贯彻落实“2258”工作思路，奋力将银川打造成为全国运动休闲城市、国际化民族体育中心城市总目标，大力深化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同时，进一步夯实青少年业余训练和竞技体育基础；不断创新，积极申办国际性、全国性、全区性重大体育活动，扩大银川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我市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这些目标任务能否顺利完成，就是要看我们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战斗力，而战斗力的形成，首先要靠作风的根本转变。我们要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改进政风作风，凝聚党心民心，推动银川体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二、严格要求，扎实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局党组制定的《实施方案》对活动主要内容、推进时间、方法步骤、重点举措等做了明确要求。我们大家认真掌握，参照执行。
中央制定的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是“为民务实清廉”；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重点任务是“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我们要紧扣主题、抓住重点，全面完成任务。这次活动的主要环节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落实整改、建章立制”，基本原则是“三个坚持、五个更加注重”，即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讲求实效，更加注重领导带头、层层示范，更加注重聚焦“”、解决问题，更加注重敞开大门、群众参与，更加注重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更加注重上下协力、衔接带动，更加注重严格要求、真督实导；主要目标是“五个进一步，即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首先，要全面领会教育实践活动“四句话”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四句话是开展活动的基本遵循。“照镜子”主要是对照、查找问题；“正衣冠”主要是正视问题、改正缺点；“洗洗澡”主要是听取意见、自我批评、相互批评；“治治病”主要是对症下药、治病救人。这四句话简洁明了、内涵丰富，各有侧重、相互关联我们一定要系统理解、准确把握，并将其贯穿到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第二，突出解决“”问题。在讲话中列举了干部不良作风的4个方面25种表现，非常具体。徐广国书记总结了作风问题特别是“”问题在我市的主要表现是：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学习文件、政策、理论应付场面，对决策部署、战略思想、理念思路理解不透不深，缺乏运用国际视野、战略思维思考问题的主动性，不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面对新问题、新任务缺乏新思路、新措施，学用脱节；抓工作浮光掠影、搞调研走马观花，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巧于迎合，工作仍停留在“运动式”、“突击性”的层面。这些问题，在我局干部队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必须在此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对照检查，认真解决整改。
第三，扎实抓好“学、查、改”三个关键环节。坚持教育和实践两手抓、两手硬，调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两个积极性，打牢学习、查摆两个基础，抓住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两个关键。一是深入学习。列出学习书目，提出学习要求，把集中学、分组（部门）学、自学结合起来，深入系统学习党的历史、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自治区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重大决策部署，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武装头脑、指导活动、推动工作，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二是广发征求意见。通过开门搞活动，面对面、点对点联系群众，把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到群众家门口，每个环节都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和评议，避免一切形式的自说自活。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查找在“”上的问题，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问题和不足一一梳理出来，为整改落实提供具体依据。三是深入剖析，开好民主生活会。班子和班子成员要针对查摆出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认真撰写剖析材料，及时请主要负责人、督导组领 导审阅，按照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的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动真格，开好民主生活会。四是突出整改落实、建章立制。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改进作风。针对查找出的突出问题，按照“服务群众要到位，方向目标要具体，工作措施要落地，专项整治要彻底，执行制度要坚决，正风肃纪‘零容忍’”的要求，搞好整改，确保活动实效。研究制定行之有效的长期管用的制度，建立形成推动作风转变的长效机制。
篇8
1、超现实主义的“梦”
故而超现实主义与达达主义一脉相承，并对精神分析作了友好的反应，他们的作品内容都来自于梦境和潜意识，意味着一个超秩序的、超自然界的现实，在此梦与实在的假象的矛盾得以消解了。马克思・恩斯特指出超现实主义的目的：“从非意识的领域里把‘找到的东西’推向光亮里，这些东西的连锁，人们称之为非理性的认识。……艺术这一名词应当删掉，画家的事只是记录下这些解放出来的历程。”超现实主义者同样没有驻足于弗洛伊德的深刻的治疗意图，而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引入另一些成分，把弗洛伊德的性和潜意识的思想推广到了弗洛伊德未曾预料到的新领域，即艺术领域。
超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大胆和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心灵，采用了来自精神病学和最终来自精神分析的指导方针，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诸如艺术家达利的著名作品《记忆的永恒》，表现出在做梦者的心灵中，时间像在弗洛伊德的无时间的潜意识中一样凝固住了，因此，精神上的钟表变得柔软而容易弯曲，失去了功能，并变成了有机体的形状，像秋天的叶子一样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梦魇中的各种隐晦的，介于梦和现实之间创造物传达着发人深省的寓意和感受。
诸多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内容，也都来自远离现实的艺术家梦境般的潜意识意象，使观者有意或无意地游走于现实与艺术家的内心隐秘世界之间，并与自身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世界发生碰撞力或排斥力，感受到共鸣或抵御的感悟，强力的震撼着心灵，从而引发他们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反观与深思。
2、“梦”的激发作用和幻想模式
相反地，梦也能激发促进艺术家的创作。樊西恩说：“梦像神秘的狂喜和恍惚的状态一样，能够激发诗人或艺术家改造他的记忆，由于这摆脱了意识的控制，他将从中取得惊人的效果。这种激发灵感的方式代表了自动创作的高级形式。”超现实主义就是主要依赖荣格所认为的幻想模式，他划分的另一种模式是心理的模式。心理模式主要指艺术创作的素材、感受和表现绝大部分来自于意识领域。而幻想模式主要指内容不是人们熟悉的意识内容，而是来自心灵深处，诸如梦幻等陌生的东西。处理的材料超越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标准和人类理解力，艺术家是在一种不同于自我的意志和冲动下进行创作，并不与创作过程保持一致，甚至作品的思想、意象也都是从本我生发出来的。譬如超现实主义恰恰建基于这种迄今被忽视的幻想或联想形式的较高现实性信仰，对于梦和各种表象的无利害感的游戏的信仰，企图最后把一切别的心理的机械过程扬弃掉，而用潜意识替代它来解释生命的基本问题。
实际美术创作中，尤其在现代主义美术之后则更为显在，大部分情况下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两种模式交替穿插出现。只是在不同的艺术家或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创作模式的侧重会有很大的变化，即心理或心灵的模式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寻找潜意识的另一个世界一直是美术家的夙愿之一。许多作品暗含美术家在地下室窥探到的隐晦的、活跃的、黑暗的隐隐约约的各种创造物，以象征或者暗示显示出来：比如超现实主义美术家直接潜入那里，发现了一个天使或者魔鬼主宰的古怪的幻象世界；而更多的美术家则不愿意进入，他们坚信这种认知的嬗变不仅是一种越狱式潜入，相反地，是一种引导和实现过程，涉及人的本质和极限，以及潜在东西的普遍释放，故潜意识在美术创作中也就具有了普遍的本源意义。这影响了之后现代艺术的整个发展历程，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二、“梦”及其“冲动”的普遍存在
“梦”和“冲动”是美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潜意识心理状态，即相对于有目的、有理智而言，主体不自觉的进行创作且对创作起到决定性作用。
1、潜在性意义的美术创作
如果就美术创作全过程来做描述：首先，在创作的酝酿准备阶段，心理活动主要是在潜意识下进行，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意志的干预很少，艺术家只是体验或感受到一种梦一样的表现欲望和冲动，但是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意象；其次，一旦心灵能量蓄积达到相当的程度，会使艺术创作心理过程跃上意识的水平，其标志就是艺术家仿佛得到了某种启示、顿悟或灵感，艺术家于冥冥之中抓到某种东西，一颗思想的火花照亮了潜意识的黑暗，使部分浮出意识的水面，这一过程可以被初步意识到，但并不完全受意识控制；再者，创作过程也有一种自动化和无意识的特点，具有艺术家习惯行为或定势行为的一些个性特征融入画面，个性风格被纳入其中；最后，潜意识状态推动下的艺术创作过程，由于其较少受到意志和理性的干预，所以，多具一气呵成，不加修饰的特点，而推敲、琢磨、润色之类的操作，较少介入其中。
由此可见，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更多的是在冲动之下由心而发和自然流露，相对于理性意识而又相互发生作用，共同促成作品的实现。
2、艺术家的体验和努力
很多大艺术家都体验到这种潜在和巨大的难以抗拒的力量。他们有时创作时完全处于近似醉酒或梦游之中，如痴如醉，完全处于意识不到的状态中。
譬如我们一贯认为塞尚经常是在极度理性地推敲色彩和线条的画面构成关系，但实质上这一过程建立在贴近心灵真实的潜意识基础之上。就如他所说：“我画画的时候，不想到任何东西，我看见各种色彩，它们整理着自己，按照它们的意愿，一切在组织着自己，树木、田园、房屋，通过色块。那里只有色彩，而在这里面是明晰，是存在，如它们所思维的。”他将自己所不能意识到的创作状态投射于色彩做了自然地表达。
德国表现主义画家莫里斯・弗拉曼克，则认识到此种状态的重要性，从而朝潜意识方向去努力，“我的努力方向，是使我回到下意识里朦胧睡着的各种本能里的深处。这些深处是被表面的生活和种种习俗淹没掉了。我仍能用孩子的眼睛观看事物。在两个黑人雕刻前面，我感觉到对人性的深刻情绪。……我从本能里来构图，我用唯一的一个观念来着色，这观念就是说出我所感觉到的。”这里所指的下意识本能，就是指难以意识到的或者主观屏蔽理智意识的潜在心灵和状态，自由释放他的“梦”和“冲动”。还譬如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醉笔书狂草，梁楷疯痴画泼墨等，如出一辙。
3、潜在梦和冲动的两面性
通过对艺术家创作的实际分析，显示出因冲动的潜在性而呈现出潜意识的乖戾蛮横的特征。
回顾许多大艺术家的经历，能找到许多有关创作欲对他们影响的丰富例证。常常发现成就与痛苦、精神与肉体、现实与理想处在激烈的矛盾对抗之中，潜意识力量的专横有时竟然吸收艺术家身上的所有冲动，驱使一切为艺术服务，甚至损害了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使许多艺术家在艺术中和现实生活中体现出双重人格。所有真正的创作过程都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是一种自结，难于为理性意识所左右，这与现实生活不同，故而画品与人品的一致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梦”及其“冲动”在现当代艺术中的意义
在逐渐回归个人内心和人类体验的现当代艺术中，“梦”及其“冲动”彰显其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语言中。
从古至今，美术家分为两大阵营：一些人如同背诵课文一样背诵自然，注重内容的明朗性，对他们来说美术手段应该是秘密的、隐蔽的，似乎它是不适合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偏重于课文的措辞、效果和语调，对这部分人来说，美术手段是精湛技艺的源泉。从而对此两部分人来说潜意识作用的侧重也必然不同。前者更加在于题材和内容的潜意识侧重和喜好，或者艺术家作品内容中表达出需要去解读的隐晦内容和潜在话语。而后者则是以潜意识心理来驱动、生发、提炼和升华，通过独特形式语言表现其审美意识。
易英则肯定了潜意识在此种美术形式技艺中的根本意义，“个体无意识是紧接在意识下面的一个心理层次，艺术家在画面上自觉表现往往构成画面的主题和社会内容，而形式的选择则在于无意识的把握。艺术家个人所受的训练和教育虽然也在无意识中起作用，但最重要的方面还是个人的后天经验中被压抑、遗忘了的内容，艺术家很难自觉意识到这些因素在画面上的效力。”当然这里所谈到的“形式”则是一个纵向涵盖整个美术创作始终的，因艺术家的观察、构思、表现等始终围绕“形式”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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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把握“科学发展“这一主题，高点定位，坚持用“科学发展”的思想来指导工作。今年，经济危机尚未见底，困难面前没有退路，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和班子成员经常到村居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我镇的现状和下一步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探索出一条适合如城的科学发展之路，具体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开发开放。抢抓沿江沿海开发机遇，加大园区建设和项目投入，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生态农业互动并进的都市型经济。二是坚持统筹发展。统筹经济社会齐头并进，统筹一、二、三产同步发展，统筹城乡一体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互动发展之路。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严格限制高耗能、重污染产业，大力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四是坚持“又好又快”发展。不断解放思想，高点定位，注重规划引领，破解制约瓶颈，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速度、质量、效益协调统一，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理清了发展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全镇上下围绕既定目标，始终突出加快发展，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各项工作在高平台上取得了新进展。全年目标任务进展喜人，截止11月30日，已完成财政总收入6.45亿元，一般预算3.81亿元；完成注册外资1.25亿美元，到帐外资1295万美元，完成市外民资7.28亿元；完成规模工业产值134亿元，规模工业利润5.96亿元，规模工业应税销售39.5亿元，工业用电量22360万千瓦时，新增装机容量39450千伏安；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辐射苏中的汽车城已开始建设，服务外包园区也取得突破，已有十多家软件公司正式入驻；社会事业同步协调发展，镇实验小学综合楼近日竣工，二号、三号教学楼和少年宫随后开工，建成后将有效提升我镇优质教育的覆盖面，促进全镇教育的均衡发展;为下岗职工解决就业的小餐饮集中区已进入扫尾阶段，红星市场也已正式动工建设；年初确定的十件政府为民办实事推进良好，已全部高标准完成。
二、突出一条主线
始终突出“三化互动”这条主线，依托万顷良田工程，加快人口转移和要素集聚步伐，促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健康发展，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三化”互动。
1.以万顷良田为突破口，为三化互动并进提供要素保障
加快推进万顷良田工程，用足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三化”互动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土地保障，实现土地最大利用率。我镇“万顷良田”项目涉及凌青、沿河两村，需拆迁1439户，整理农村土地9642亩，11月初，我们响亮地提出“大干六十天，拆迁五百户”的目标。目前凌青项目区314户已全部评估结束，并开始拆迁。
2．以百亿企业培育为抓手，全面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围绕英田、九鼎和神马三家百亿企业培育大力度推动园区建设、项目投入，不断促进产业集聚，提升产业层次，新型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高标准打造园区，按照“专业化、系统化”的要求对园区规划进行调整完善，进一步打造园区的硬、软环境，大力推进城西大桥、城西大道北延等工程建设，提升了园区承载能力。切实加大项目投入，把“调结构”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突出抓好大项目建设，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力度。今年，已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1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14个。九鼎风电项目一期1万平米厂房已竣工，二期fd2厂房已开始建设；神马三期厂房已封顶；英田生产线技改项目已完成一条并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铸造技改项目消失模生产线已投入运行。同时，发挥目标百亿企业龙头作用，引进与之配套的产业项目，打造汽车汽配产业园、风电和新材料产业园、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完善产业链。
3．以六城同创和城市拆迁为抓手，全面加快城市化进程
围绕城市拆迁、六城同创等重点工作，全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城乡环境明显提升。大力开展六城同创，以优化城市环境和提升城市形象为重点，强势推进老小区改造，改造老小区30个，三年任务一年完成。点面结合，狠抓专项整治，城区“八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通过省级明察暗访做出了突出贡献。狠抓城乡拆迁整理，不断强化“拆迁为零，一切为零”的理念，整合精干力量，严格考核奖惩、狠抓工作推进机制，强势推进拆迁整理，今年已完成拆迁整理3852户，拆迁面积76万平方米，优化了城乡存量土地配置，统一城乡规划，大力推动了城市化建设进程。
4．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全面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围绕新农村建设，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全面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先后引进季园花木盆景研发基地、蓝田农家乐等农业项目43个，其中规模项目15个；以“三大合作”为载体，建立高效运作机制，大力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累计创建农民专业合作社36个；重点改造提升花木、草坪等一批现代高效农业基地，全镇高效农业种植面积5.6万亩，设施农业面积达5360亩。以农民增收为目的，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的指导，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和就业空间，提高农民就业创业能力，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0元。
三、带好一支队伍
坚持民主集中，奏响发展旋律，坚持用跨越发展的目标凝聚人，用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团结人，用和谐发展的要求带队伍。作为党委主要负责人，一直努力加强和改进镇党委的领导，注重协调上下左右，创新机制和载体，不断提高全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
1.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形成三套班子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同时，注意协调好党委、人大、政府、工业园区与生态园区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工作合力，通过书记办公会、党委会、党政联席会等研究重大问题，在党委决策过程中，始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坚持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和科学决策，切实提高党委决策水平。实践表明，党委、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符合如城的实际，促进了如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加强和改进人大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对人大代表的领导，把人大工作纳入总体工作部署，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一部署，统筹安排。经常组织代表学法用法，提高履职能力；加强代表之家和村居人大代表联系点的建设，为联系选民构建新的平台；加强对代表建议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着力提高问题的办结率；定期组织代表视察，促进政府重点工作、重点工程加快进程。同时10月份组织部分代表向选民述职并接受评议，更好地促进人大代表履行职责。
3．健全公平公开的用人机制，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于部选拔任用中，始终坚持以党性原则为标尺，坚持用机制选人、凭实绩用人，努力把各级干部的精力高度聚焦到真抓实干上来。年初，按照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对部分基层班子进行了调整，极大的调动了各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全镇形成了求真务实、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4．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构筑代表评议新平台，今年4月和8月，组织人大代表对市国税一分局等8家单位进行评议，促进部门更好履行职责，切实加强服务理念；不断创新干部教育模式，重点开办了作风建设培训班、村居书记能力提升培训班等，改变干部队伍中素质不高、执行力不足等不良倾向，造就了一支政治靠得住、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作风过得硬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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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党委会多次专题对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进行工作部署，结合本镇实际，制定了镇惩防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全面落实惩防体系建设责任制，将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任务进行分解，明确了主管领导、协办领导，主管部门和协办部门，提出了具体任务、要求及完成时限，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落实到人。
（二）强化责任落实，惩防体系效果显著。
全面推进镇、村（社区）惩防体系建设，多次组织召开了惩防体系建设专题培训会，会后通过查工作情况、听工作汇报、看资料文档等形式加强各村工作督促指导，并聘请了8名党风政风监督员，“内外结合”加强对党务、村务、财务的监督，大力营造好“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镇党委书记与党委班子成员、各站办所负责人、各支部书记一一签定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明确反腐倡廉“一岗双责”目标责任。
（三）强化案件督办查处，有力推进廉政建设。
镇党委始终把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深化“正风肃纪”专项整治行动，健全镇、村、组三级纪检监察工作网络，深化行政效能建设，从严控制会议、文件，例行勤俭节约，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加大案件查办力度，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今年以来，我镇积极配合县纪委开展案件查办工作，截止目前，对普通党员立案2起，查处2人，村支部书记立案3起，查处4人的违纪问题。真正做到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强力督办。收悉来信来访8件，均实现了人人见面，逐一回复，办理效果反馈好，群众满意度高。
二、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一）深入学习，广泛听议，加强思想认识提高
一是坚持自学。镇党委为每个村（社区）、镇属各单位配发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等有关文件学习资料，作为党员干部自学材料，丰富学习内容。二是坚持集中学习讨论。镇党委严格按照各级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求，通过5次集中学习、4次中心组理论学习、16次镇村干部大会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进行集中学习。三是坚持警示教育。我镇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开展3场典型警示教育，观看了《苏联二十年祭》等教育片，深刻剖析典型案例，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四是坚持领导带头宣讲教育。党委书记带头讲党课，各班子成员多次深入各村（社区）镇属单位进行宣讲教育。我镇召开了4次专题宣讲会学习兰辉、菊美多吉、焦裕禄、毕世祥等同志先进事迹。五是坚持开门纳谏。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表、个别访谈，在便民服务大厅窗口设立意见收集箱等形式广泛征求各类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
（二）从严要求，深刻查摆，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是找准“”问题。镇党委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基础上严格对照“”表现形式认真查摆问题，并突出问题导向开展谈心交心活动。通过谈突出问题、谈深层次矛盾、谈思想障碍、谈差距不足，进一步明确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共13项43条表现。二是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严肃认真。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本着对同志、对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问题导向，出以公心，开门见山，动真碰硬、敢于交锋，不为人情所困，不为私心所扰，不当老好人，聚焦“”，坦诚而又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红脸出汗、加油鼓劲、增进团结、务实创新、促进工作的目的。
（三）上下联动，建章立制，有力推进整改落实
一是按照县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要求落实了“两方案一计划”的研究制定。党委班子成员针对自身查找出来的问题，亲自制定完善个人整改清单。并按照一事一责的原则细化工作计划，分项统筹推进，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合力推进整改工作的良好氛围。二是按照县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对制度“废、改、立”的要求，及时废止过时制度，修订完善已有制度，增强制度建设的针对性、政策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突出重点难点，集中精力整改。镇党委班子针对查找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13条。重点围绕省委“两个意见”，对照好干部标准，对从严管理干部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深入整治作风问题和精神状态问题，认真清查个别部门和镇属单位软、懒、散、庸的干部职工进行教育整顿，使“三严三实“成为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和做人准则。
三、健全和完善各项反腐倡廉制度，规范镇、村干部的从政行为
（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并定期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
镇党委制定了县镇科级班子工作规则等工作制度。用制度来约束镇干部的行为。同时，为确保各项工作制度的贯彻执行，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党委决策和执行力的决定、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处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措施，做到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二）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
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镇党委切实根据《县开展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规定，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实事求是、稳妥慎重地组织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拟对5名党员作限期整改处理，1人作除名处理。
（三）制订村规民约，规范自我管理。
由镇党委牵头，镇司法所审核，镇民政办指导，各村（社区）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党员大会讨论、商议形成本村（社区）的村规民约，规范了自我管理方式，得到群众支持。
（四）加大村务公开力度。
在村务公开的方式上，各村采取了以公开栏、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进行村务公开。各村村务公开栏开辟了新农村建设、党员承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法律宣传、计划生育、重大事项等栏目，对常规工作特别是财务方面进行公开，重点工作及时公开，村级重大事项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公开，确保了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五）完善机关财务制度。
严格财务审批程序、支出范围和权限，严格执行财务支出先批后办制度，有严格的财务审批程序、支出范围和权限，经常性支出由经手人、主管领导和镇长签字后才能报销，非经常性支出要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党委书记、镇长请示后方可支出。2000元以上支出要经党委会研究同意才能支出。
（六）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各项资金做到了专项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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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法院民商事审判效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笔者前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西部省区某市两级五家法院进行专题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查阅案卷、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和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出了提高法院民商事审判效能的对策和建议。
某市法院民商事审判效能的基本情况
近三年来，某市两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高院关于提高民商事审判效能的各项措施，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审判质量效率年”等专项整改活动，法官的司法能力以及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较大提高，民商事审判效能不断提升。根据调研，某市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效能主要情况如下：
案件审判质量方面。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全市范围内的4家基层法院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9412件，其中生效裁判8207件，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而提起上诉的案件为1205件，生效裁判率、上诉率分别为87.19%、12.8%；市中院共审结各类民商事一审案件131件，其中有19件当事人不服而向高院提起上诉，生效裁判为112件，上诉率、生效裁判率分别为14.51%和85.49%。申诉再审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案件审判的质量，近两年来，某市法院审结一审再审案件11件，再审率为1.496%，维持率为55%，改判率为35.33%，发回重审率为1.66%。
案件审判效率方面。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某市两级法院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人均结案40.48件/年，其中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41件/年，市中院法官人均结案40.1件/年。与其他地市的法院相比，该市法院人均结案数量偏低，但从案件审理周期来看，两级法院一审案件的审理周期平均为144.93天，且与往年相比，呈现出逐年缩短的趋势。在程序适用方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数量有了较大的提高，该市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受案总量的79%。由于二审案件大部分案件均开庭审理，因而该市法院案件开庭率达到了95%以上，开庭绝对比值较高。
法官司法能力方面。据统计，全市两级法院共有77名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本科以上学历的有69名，占89.67%，大专以下学历有8名。整体而言，法官的学历相对较高，但具有硕士学位的法官太少，与发达地区法院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近年来，某市法院积极开展业务竞赛，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撰写水平及办案质量等都有所提高。此外，市中院在2006年和2007年的全省法院庭审驾驭能力竞赛中分别获得了“最佳合议庭”、“最佳审判长”、“优秀合议庭”、“优秀审判长”等奖项。但是也应当看到，各个法官之间司法能力参差不齐，办案质量仍有待提高，一审审结的案件上诉后被改判、发回重审的比率偏高。根据问卷调查，律师及当事人对某市法院法官的办案质量、办案效率的满意度评价并不高，满意的仅占25%，较满意的为40%，一般的为27%，不满意的占8%。相对而言，民众对市中院法官的满意度要略高于基层法院的法官。
某市两级法院民商事审判效能建设中的原因分析
制约审判质量的主要原因。一是部分法官未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未切实做到“司法为民”。少数法官仍存在“司法为民”意识不强，工作不负责任等问题。甚至，还有极少数法官受利益驱使，为关系、人情、金钱等所累，做出侵害当事人正当权益的裁判，危害司法公正。
二是部分法官业务水平低，司法能力不高。部分法官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机械地适用法律，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法官囿于自身的业务水平，不能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从而无法保证案件判决的客观公正。此外，许多法官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只注重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忽视程序公正，从而导致案件因程序违法而被发回重审。
三是合议制度执行不规范，未发挥应有作用。调查发现，各级法院普遍存在合议制落实不力导致的“合而不议”、“名合实独”等问题。由于案多人少，合议庭成员仅仅关注和重视自己主办的案件，无暇顾及别的案件，因而只是被动参与庭审和合议，合议制未严格落实。
四是法律不完善，评判标准和司法尺度不统一。我国属于大陆法系，成文法本身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而且一些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不同的法官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导致司法不统一，无法实现同案同判。许多案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被改判、发回重审。
五是司法环境不理想，案外因素影响司法公正。一方面，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缺乏制度保障。基于体制原因，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地方政府制约，无法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某些当事人为了达到诉讼目的，专门选择重要会议期间，或是利用媒体或舆论制造声势，以期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广大民众的关注，从而给法院和法官施加无形的压力。
审判效率偏低的原因。一是部分案件送达困难。由于某市属于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农村中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去广东、江浙一带打工，法律文书很难送达案件当事人；二是部分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懂举证，影响审判效率。有些当事人文化程度低，甚至连什么是证据都不知道，更惶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三是案多人少问题突出，司法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矛盾纠纷急遽增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新的诉讼收费办法实施后，诉讼费大幅度降低，进入法院的案件更是有增无减。而且，案件也出现了类型新、疑难化、综合性等特点，增加了审判的难度。
提高法院审判效能建设的对策
首先，强化法官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司法能力。随着法治的进步，民事审判领域将不断拓展，民事案件也将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必定会加大审判工作的难度，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带来新挑战。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加强民事审判队伍建设，努力提升法官素质，实现民事审判效能的提高。一是要帮助法官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强化司法为民的意识；二是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尽量保持法官队伍稳定；三是要加强对法官的业务培训，提高法官的司法技能和业务水平；四是要加强廉政建设，保障审判队伍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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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源自欧洲的西方戏剧，和源自亚洲的东方戏剧，基本上是平行地各自生息，在各自的历史轨迹上走过各自的历程。廿世纪以来，东西方学术文化接触交流逐渐见多，互受影响而产生新的形式、新流派也不一而足。如中国引进西方话剧，成为中国戏剧的半壁江山；布莱希特研究中国戏曲，发展了他的“离间效果论”等等，都是世界戏剧文化史中的大事，影响都颇深远。这样的交流还只是局部而零星的，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偶然因素。所以，直到目前，“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的分野，仍然是现实存在。
但是，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化的日新月异，偌大地球，在时空意义上，已经可以用“村社”相比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各个学术领域全球整体的认识论之全面涌现。这种涌现有先有后，首先是直接关系社会生活的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军事、生活方式等等。
戏剧文化的全球认识论，目前尚未见提出，但这只是时间问题。按下十八世纪伏尔泰时代，西方受中国《赵氏孤儿》影响的《中国孤儿》，以及其他西方人自出心裁的“中国戏”不说，廿世纪先后若干次发生的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虽然产生程度不一、然而影响深刻的冲击，多次在西方有关代表人物中间，引起的由衷赞许和跨文化思考，东、西方戏剧相互走近，并进一步相互借鉴、融汇的趋向，已在有意或潜意识情况下发生。
中国昆曲是东方戏剧中机制最完备、表现力最强也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形式。日本戏剧评论家尾崎宏次在给中国昆曲演员华文漪的信中说：“我是长久以来在探索着东方戏剧的源泉，而终于找到了中国的昆剧的。”（1985年9月6日上海《文汇报》）
中国昆曲作为东方戏剧之代表，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传承的内在逻辑。其中除文学、音乐、舞蹈以外的“戏剧本体学”（研究特定戏剧形式本身结构体制和表现法则的学问），亦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因不属本文探讨范围，不作展开。但是中国昆曲对于西方戏剧的意义，在动摇和否定戏剧文化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也催生了对于未来“国际戏剧”的全局性思考。
一、国际剧坛认识昆曲的先声
昆曲，由世界权威组织认定为名列榜首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廿一世纪初的盛事，是在世界范围对中国昆曲于戏剧文化和古典文化遗产两个方面的肯定。
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即廿世纪三十年代，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苏联莫斯科的世界顶级戏剧大师们，目睹中国昆曲后的心悦诚服，甚至近乎顶礼膜拜的惊奇和赞美，已是世界剧坛认识昆曲的先声。
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包括昆曲《铁冠图·刺虎》、《牡丹亭·闹学》在内的近二十齣剧目，在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剧院轮换演出，使经济大萧条的美国街头巷议中出现了罕见的兴奋话题。他们毫不吝惜地以“阿芙罗狄蒂”、“海伦”等无与伦比的西方美神桂冠，赠予梅兰芳。在众多热情赞誉的评论中，最具戏剧学价值的，是斯达克·扬（Stark？Yong）的《梅兰芳》一文。（见《梅兰芳艺术评论集》、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下同）。他独具慧眼地从十几齣京剧中，特别将目光全部凝注于一齣昆曲《刺虎》，指名五次而不及其他。他对梅氏杰出表演举例六次，竟又全部举了昆曲中的角色费贞娥。他说：“我们看到梅兰芳演出的《费贞娥刺虎》，这是一出十六世纪明代的戏（应为十七世纪—引者注）。我拿它来举例是因为它是梅兰芳目前上演的剧目中最完整而令人赞叹的节目。”虽然他并不知道那是昆曲而不是京剧。
在评论中，斯达克·扬表现出他深湛的戏剧学修养和对首次经眼的中国戏曲之敏锐洞察力。在这篇评论中，他在梅氏《刺虎》的表演里，看到昆曲的“本质纯洁性”，戏剧表现的“驰骋自由”能力，“美、雅致或崇高”，以及对希腊古剧诸多未解之谜的“最深刻的诠释”等等。评论家所关注的，都是世界范围有关戏剧学之普遍性基础课题。
这是西方剧坛第一次对昆曲的深刻体认，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些问题涉及昆曲艺术学的本质，甚至是中国学术文化界、戏曲界，直至目前也尚未意识到的至关重要的课题。同时，还涉及西方戏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35年4月，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梅兰芳怀着在美国巨大成功建立起来的信心前往莫斯科。因受国外学术界重视昆曲《刺虎》的启发，此行除了《刺虎》、《闹学》以外，又加上《断桥》、《思凡》两齣昆曲，增加了昆曲的演出比重，在莫斯科国立大剧院公演，受到又一次非同凡响的热烈欢迎。当时除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丹钦科、泰伊洛夫等名震世界剧坛的戏剧大师以外，莫斯科还聚集着英国戈登·克雷（又译克雷格）、德国皮斯卡托和布莱希特，以及瑞典的斯约堡等对世界戏剧最具影响的戏剧家。演出结束后，苏方举行了一次讨论会。虽然有些大师并未邀请到会，但在拉尔斯·克莱贝尔格“复原研究”的《仙子的学生们》中，将所有看过演出的大师们都聚集在讨论会上，并根据他们讲话、文章、书信的可靠资料，集中而生动地写成他们的发言，表达了他们的真实观感（见《中华戏曲》第7辑1-34页，第14辑1-25页，以下有关引文悉出于此）。在《仙子的学生们》中，那些世界级大师们一个个象课堂上的小学生一样，争相以理解中国戏曲为荣，争相以最早运用中国戏曲表现方式为能事，称中国戏曲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人民戏剧”、“这种戏剧的功能如此全面”、“蕴涵着一种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的种子。”他们异口同声地一致认为“从这种古老的中国文化典范中学到许多东西”，是“一盏指导我们演员的明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西方戏剧艺术的原始幼稚”，并归咎于西方“落后的审美观”。作者写到戈登·克雷发言结束时说“请允许一位年老的戏剧梦想家向一位把他的梦想变成生动现实的艺术家鞠躬致敬！”还使这位六十三岁的大师郑重地向比他年轻廿二岁的梅兰芳行鞠躬礼，用会场上“响亮的鼓掌声”传达了大师们的真实心声。
当时作为西方戏剧泰斗和苏联官方尊为一代宗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克莱贝尔格的笔下也是“学生”中的一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按他的一贯作风还保持着至尊矜持，但也在中国昆曲面前以平等而谦逊的态度说中国戏曲“把我们征服了”，“伟大的艺术感动所有的人”。他还用中国戏曲的某些特征引证他的体系理论，并不忘以他的“演剧体系”为指证说：“伟大的艺术……极其可靠而惊人的相似。”这位倡导了西方写实戏剧内心体验方法，其影响几乎无远弗届的宗师级人物，很难得对其他学派的戏剧作出肯定性评语，但此时他也在不长的发言里对中国戏曲说了两次“第一流戏剧”，“使我们着迷的第一流戏剧”。
有史以来，西方学者为拥有自希腊古剧以来无数引以为骄傲的剧作家和戏剧遗产而自豪。这次在一位西方学者的笔下，对初次谋面、素来陌生的异域戏剧，如此尽情倾泻热情、击节赞叹，竟相折腰，这样的事例，大概也是罕见的。
这次莫斯科讨论会的档案中，提到昆曲《牡丹亭·闹学》和《铁冠图·刺虎》，但在《仙子的学生们》中，作者没有实指某一剧目为例，没有像斯达克·扬那样在全篇长文里只以一齣昆曲《刺虎》为范则，剖析其中费贞娥一角所表现的昆曲杰出表演方法和戏剧规律。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些概括和泛指性的话语中体会到，那些被称为“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平的艺术形式”、“这种戏剧功能如此全面”、“古老的思维方式”、“阴阳原则的统一”等等艺术特点，应该是指轮番上演得较多的《刺虎》、《闹学》、《断桥》、《思凡》（爱森斯坦发言里提到《思凡》里的拂尘道具）等昆曲给这些大师们的印象。况且，京剧的形制和表现方法，主要来自昆曲，但其“戏剧功能”尚未达到昆曲的“全面”（这一话题不属本文范围，请参阅拙文《京昆之别》，），故将这次莫斯科的西方“仰慕者”们的惊喜，也看作是对中国昆曲的发现，应是无庸置疑。
请注意：以上两次关于昆曲进入国际视野，受到倾情赞誉推崇的国际戏剧动态大事，分别发生在1930年和1935年。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国昆曲很有可能在世界剧坛进一步续写辉煌篇章。然而侵略者的炮弹摧毁了北方的昆弋，飞机炸掉了南方仙霓社的衣箱，也炸散了唯一支撑在苏州、上海的这支昆班。随后就是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抵制日本侵略者，昆曲走向世界的良好开端，就这样短暂地夭折而杳然沉寂了。
二、世界剧坛关注的焦点
纽约和莫斯科的戏剧大师们对昆曲的推崇，有着深刻的戏剧本体学思考，其关注的内容，是戏剧学永久性基础课题，直至廿一世纪的今天，仍具重要意义。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昆曲与希腊古剧形式上的契合
希腊古剧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戏剧形式，出现于西方文化的源头，成为文化学术的永远话题。虽然古剧在罗马废墟中消失了，但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传世古剧剧本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为经典，希腊古剧研究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从欧洲古典主义奉为金科玉律的“三一律”的首倡者意大利卡斯忒尔维特洛（Castelvetro，Lodovico，约1505—1571）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疏证》，到当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施克（Gustav Adolf Seeck）的《希腊戏剧》，历代西方学者多得无法统计的有关著作，说明了希腊古剧一直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但是，一切戏剧都是在舞台时间中实现的。时间艺术的特点，使古剧的体制、形态、表现方法、技术特征等等都给后人留下太多的谜团。斯达克·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惊喜地发现昆曲《刺虎》从形制到表现方法，都几乎对应地再现了希腊古剧的诸般艺术特征。在现实的舞台上，得到二千多年未能明晰解答的完美诠释，这对于渴望全面了解希腊古剧的西方戏剧学家们来说，其会心的满足可想而知。
梅兰芳演出的昆曲《刺虎》，完全遵照昆曲传统演出规范。1956年，昆曲名家韩世昌先生告诉笔者：梅先生赴美前，还邀韩共同温习多次。（韩的《刺虎》曾得到昆曲大家吴梅、赵子敬的指点，是韩所擅演，也常演的折子之一）
斯达克·扬在看到昆曲《刺虎》以后，很自然地因其中古典戏剧形态涉及的戏剧学问题而联想到曾见过的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艺术家演出的希腊古剧，但是觉得那些演出“很不自然，也往往过于理论化”，有的还“草草率率”，尽管从那些演出里也“感受到它的诗意和美”，但“都不是希腊因素的固有性质”。即使被认为获得成功的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让·拉辛和高乃依，以古代希腊和罗马帝国为背景写的悲剧，那也不可能从中寻觅到古代希腊原有的特征。
从中国昆曲《刺虎》的戏剧形制和费贞娥一角的表演中，他发现了那些未解之谜的答案。他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诠释，因为那些使人联想到的内在精神，体现在中国戏剧里”。现实的昆曲展示，就为久已失传的希腊古剧一一作了注解。两者是形二而神一的。
接着他具体地提到两者艺术形态上的共同之处：
1、中国的脸谱与希腊的面具，在戏剧表现功能、艺术性质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
2、舞台简朴，以虚补实，在深层艺术哲学方面“也有相似的地方”；
3、昆曲角色登场，有“引子”、“上场诗”，下场有“尾声”曲和“下场诗”。希腊古剧也有楔子性质的“开场”，和歌队的“进场歌”，最后有用舒缓节奏暗示全剧尾声的“退场”段落等等，“都有固定的程式”，两者十分相象；
4、昆曲表演有身段和同场歌舞，以曲唱作为戏曲的基本表现手段。希腊古剧也有歌队的单人舞和队舞。也以“音乐伴奏作为戏剧的基础”；
5、昆曲“道白、歌唱、音乐、舞蹈和简朴的舞台设置熔为一炉，形成一种综合性艺术”。希腊古剧也综合了朗诵艺术、戏剧表演、歌队的吟诵和歌舞。
以上曾经长久以来使西方戏剧学家们估摸和把握不定的希腊古剧形制、以及表现功能方面的困惑，由中国昆曲一一演绎明白。
（二）两大古剧的内在一致
重温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关于人类经验的一致性的名言，在当今“地球村”的趋势下，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获得证明。他说：“人类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页）
中国昆曲虽然诞生于十六世纪的明代，但是其哲学基础、美学观念和演艺方式的源头，却早已根植于先秦时期的阴阳观、礼乐观和“优孟衣冠”形成的艺术理念。其时正值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称之为“古代文明轴心期”的重要时期。他认为正是在这时期，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奠定了直到今天仍然决定了人类精神基础的古代文明（《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14、55页）。联系摩尔根的论断，中国产生于这一时期构成民族戏曲的结构基因，与成型的希腊古剧，有着内在的一致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昆曲之所以结束了中国的古剧时代，使中国戏曲达到成熟和完备的程度，根本原因在于它实践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辩证法，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中华智慧施之于“剧戏”，形成“虚实相济”，进而“虚实相生”，最终达到“生生之为易”，生出了戏场上的大千世界。明代王骥德说：“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这是道破“虚实之道”的至理名言，也是目前可见的昆曲“虚实论”的立论之始。
当代中国戏曲流行最普遍的“写意说”，其实还不够准确。“写意”是舞台“虚拟”的另一种说法，系由绘画术语引用而来。民国七年周剑云编《鞠部丛刊》中《论戏答客难》说：“专重精神，不尚形似。吾国之美术界，大抵如是。是以器皿之制，古朴是尚，绘画之事，写意是崇。推至于戏剧，又何独不然。”（交通图书馆版，第71页）廿世纪关于中国戏曲写意说之来由，大体如此。
一个世纪以来，“写意说”仍是戏曲理论界的共识。
话剧大师黄佐临鉴于一度盛行的“纯写实戏剧观”对于创造民族戏剧体系的负面作用，接过业已存在的“写意说”，提出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写意戏剧”一说。其根据是内在特征的：“生活写意性、动作写意性、语言写意性、舞美写意性”。（《我与写意戏剧观》315—316页）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写意戏剧”较全面的纲目性说明。
佐临先生在上文中还提到存在一种“写实写意混合的戏剧观”。但未作进一步阐述。其实这才是最准确也最重要的定性。这“写实写意混合的戏剧观”，其实就是昆曲的“虚实相济论”，简称“虚实论”。
片面的“写意虚拟说”，只说对了一半。通常持“写意说”的理由是“以鞭代马”，“一堂龙套，千军万马”等例子。其不足的是，“以鞭代马”，马虽是虚拟，但鞭必需实有，这是“实”的存在；“一堂龙套，千军万马”，“千军万马”是“虚”掉了，可是约定俗成的龙套角色，和所持大纛旗、门枪旗、月华旗必需“眼见为实”，服饰旌旗的颜色还必需加以区别，这也是要“实”见的。再如武松打虎，真虎不能上台，人扮的“虎形”，可不能“虚”掉，还要与武松过几个回合。如果实见的“虎形”也“虚”掉，武松岂非只能和空气厮打！所以笔者主张以昆曲为首的中国戏曲的特征，还是应以王骥德“剧戏之道”的“虚实论”来说明为妥。
与中国昆曲一样，希腊古剧也是“虚实相济”的。
古代希腊文化中的神话思维，占有重要位置，甚至主导着希腊人的生活信念，也使希腊古剧的表现特征，从现实扩展到想象，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其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想象，有交叉，有交融。人、神、宗教出现于同一戏剧共体，使形制古朴的西方原典戏剧，一开始就虚实并行，天然符合普遍的戏剧本质。
希腊古剧的具体形制和表现方法，也是符合“虚实论”的。如演员用面具，表演故事的主要手段是剧诗朗诵。为了面对露天剧场一万多名观众，演员不得不用二、三十公分的高底靴和类似中国昆曲、京剧演员衬在戏衣里的“胖袄”，以增高和扩大体型。这样的表演很大程度上不可能逼真地模仿现实生活，而是和现实拉开距离，采用夸张、放大、变形，和舍弃一般，突出重点，舍弃细微，突出主干之精炼和类型化的方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采用程式方法。
希腊古剧舞台系由祭坛演化而来。空旷的舞台后部中央有一景屋，是演员候场用的，但是外观往往示意为神庙或宫殿之类建筑，是中性的，不作专用性确定，因为这也是程式性而可供虚化的表演环境。
景屋顶上可作神的下凡之用，下了景屋便是来到人间，可以人神共处，这自然更是“虚实并行”了。
还有对于希腊古剧来说关系重大的歌队，相对于“实”的演员而言，歌队就处于“虚”的位置。它可以较为模糊的剧中角色以外的身份出现，以歌舞介绍和衔接剧情，咏叹以渲染气氛，还可以对剧中角色行为发表评论。更为重要的是，希腊古剧演出都在白天，剧中时间和空间的迁换，全靠歌队的咏唱或歌舞。离了歌队，希腊古剧便“寸步难行”“。
希腊古剧的“虚实并行”，也是古代希腊哲学理念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诗学》系统总结古剧理论之前，就有赫拉克利特“逻各斯”（Logos，有客观规律之意）中对立统一学说的哲学思维背景。他说：“在我们身上，生和死，醒和睡，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三联书店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赫拉克利特[D88]、[D60]）他通过“逻各斯”的理念看到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不但是普遍的，而且是必然的。
首见于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中的“逻各斯”一词，在历代西方思想家间虽有歧义，但在汉译《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译成“道”，颇值得我们参考。钱钟书《管锥篇》中也指出：“道”与“逻各斯”是可以比照的。（403-410页）在《易传》中对“道”的解释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把阴阳互动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由宇宙观的“阴阳说”而衍生的戏曲“虚实论”，成为中国戏曲的根本法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也印证了雅斯贝尔斯“古代文明轴心”奠定了至今仍然存在的人类精神基础之说。
昆曲诠释希腊古剧，并非仅在具体形式和技法层面，而是这些表层的形式和技法背后的内在规律。斯达克·扬说道：“这毕竟是艺术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同我们本身之间的关系，我们自己的躯体同我们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永恒的东西同正在消失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世界与我们相关的程度以及我们为了自需而在内心使它再现的程度，我们要以想象的名义来显示我们所体验的世界的那种必要性。”如果用我们昆曲思维的表述来再度诠释以上评论家从中国昆曲得到的体验的话，简明地说，那就是：昆曲怎样将客观现实通过理念加工上升为戏剧的问题；昆曲的形体表演如何使内心外化的问题；昆曲如何将转瞬即逝的人情物态使之成为“永恒”（常演常新）的表现手法的问题；昆曲如何表现自然环境和演员如何驾驭技巧的问题；以及昆曲表演中演员的内心意象体验的重要性等等。
这是中国昆曲对于世界戏剧学的贡献，也为希腊古剧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三、昆曲的理性精神
（一）昆曲的超稳定性和西方戏剧的时代局限
“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人类戏剧要求在舞台上表现生活的百态，然而方丈舞台的时间与空间给戏剧表现带来的限制，是戏剧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戏剧，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以前，虽然流派纷呈、旗帜各异，但在表现方法上，却共同遵守亚里士多德《诗学》总结的戏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摹仿”这一原则，历经若干世纪颠扑不破。摹仿的行为要素是“逼真”和“忠于生活真实”。当这一原则成为对舞台时空强行限制一出戏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所谓“三一律”和“第四堵墙”（“三整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一部剧本只应有单一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天之内和同一地点。“第四堵墙”即指舞台三面墙的布景以外，朝向观众的台口还应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演员好象在室内一样，不理会观众的存在）的极端“真实”时，就走到了事物的反面，离开了戏剧本质，使西方戏剧失去了希腊古剧曾经有过的天上、地下，时光飞动和灵活衔接的自由，使西方戏剧的表现力受到太多的局限，道路越走越窄。
十九世纪末和整个廿世纪，是西方戏剧觉醒，并努力打破“逼真”地再现生活，结束幻觉戏剧（即要求观众把舞台上的一切当作真实存在）的种种主张（如第四堵墙），而强烈地表现创作主体的体验、情绪和内心的意念。如瑞典斯特林堡颇有影响的《鬼魂奏鸣曲》，表现的是现代社会深刻苦闷灵魂的呼叫，成为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作。
西方现代哲学是现代主义戏剧的先导，与表现主义交叉影响的象征主义戏剧，也藉着现代哲学的主观性思潮，突出表现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世界。名噪一时的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便是以梦幻的诗意手法，表现了世界观中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隐现出一种悲观色彩。这种哲学意味浓厚的现代戏剧流派，打破了自然主义意味的“真实”，成为西方戏剧的革新。接着出现的荒诞派、史诗戏剧、残酷戏剧、质朴戏剧等等，纷纷登上西方舞台，各自展示不同的现代主义理念，舞台成为哲学理念的宣示场。
但是，用戏剧作为工具，成为哲学理念的话筒，只能使戏剧的道路越走越窄，而有违戏剧欣赏、审美、娱悦和寄情的本质要求。不过，这是自然主义写实戏剧走向极致和到了尽头之后，西方戏剧寻找新的出路之下的无奈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各种哲学主张下产生的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虽然在情节叙述方法上各出心裁，甚至有的流派还反对戏剧情节的逻辑存在，采用象征、神秘、虚无缥缈和颠倒怪诞的手法，以表现剧作家（或导演）的主观体验，令人捉摸不定，颇费思量。但是所有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的人物行为还是“生活的真实”，行路、寒暄、握手、喝酒、睡觉，一如生活形态，用术语来说就是“表演的结构元素”一如生活。
历史悠久的“摹仿说”，使西方无法改变生活行为作为表演素材，舍此之外，无法找到新的出路。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主义诸流派和不止一种的后现代主义戏剧，这些在一个时期内各领的“时尚艺术”，都时过境迁、无一例外地成了明日黄花；而中国昆曲为代表的戏曲，却从十六世纪以来始终是超稳定状态？
昆曲从诞生以来，艺术上有逐步的增益和完善，但是其基本法则，甚至是具体表演形态，都是“超稳定结构”。更早的例证一时尚难举出，至少乾隆年间的《审音鉴古录》所记录的《铁冠图·刺虎》、《牡丹亭·寻梦》、《鸣凤记·吃茶》、《琵琶记·辞朝》等剧的舞台说明（俗称“身段谱”），至今仍在舞台上基本保持原有主要部分，这些都是数百年来昆曲艺术形态未作根本改变的明证。昆曲这样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梅兰芳当年在美国纽约等八个城市和苏联莫斯科所演《刺虎》、《闹学》、《断桥》、《思凡》等昆曲向世界剧坛所展示的。中国昆曲数百年来形态未变，直至目前，仍是历久弥新，向世界人民辉映出强大的艺术魅力（乌兰汉《不谢的花》中说，当年在莫斯科演出后的谢幕达十八次之多，堪称“破天荒”；据梅绍武《五十年前京剧艺术风靡美国》载，纽约最后一场演出结束，观众排成长队与梅兰芳握手，持续几十分钟仍不见结束，有不少人握过手后，又来排队，再握一次），发挥着独特的阐述中国深厚而悠久的历史文明的作用，以致为当今世界权威机构确定为需要认真保护保存的文化遗产；而与昆曲同期产生于西方的各种戏剧形式，不同流派，都如划过天空的星体，只能在历史中寻找了。由于西方戏剧缺乏规范性的生活形态表演，甚至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和它的艺术形态的许多细节，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空白和谜团，难以知晓。即使当代英国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剧团，也无法例外。
昆曲的历久弥新，和西方无数戏剧形式的过眼云烟，这种文化现象反差的内在原因，正如斯达克·扬所说中国昆曲中有一种“从现实飞跃到永恒境界”的本质精神。这也是人类戏剧应该具有的戏剧本体精神。离开了这种本体结构，戏剧就偏离了正轨，离开了戏剧本身。人类最早的希腊古剧虽然简朴，但却是最早的“正规”，其表现法则符合人类戏剧的本质。只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戏剧，离开了这种智慧的创始，当发现中国昆曲最全面地诠释了希腊古剧时，西方戏剧家，无论在美国纽约、华盛顿或是在莫斯科之引导世界潮流的欧美大师们怎么能不“惊讶得目瞪口呆”（《仙子的学生们》）、“激动得浑身发抖”（斯达克·扬）呢？
（二）昆曲的奥旨
特莱杰亚考夫，塞尔盖·米哈伊罗维奇，是著名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以中国问题专家广为人知，又是那次邀请梅兰芳访苏演出的负责人之一。《仙子的学生们》藉他之口，表达了他发现面对的中国戏曲表现力是如此强大，“具有深厚传统的戏剧语言”（主要是指形体语言）、“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在“感染力”和“思想影响”等方面，都证明了“中国戏剧是世界上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民戏剧”。他在发言中肯定了“这种戏剧的功能如此全面”，“它本身蕴含着一种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的种子，它那精确的方式方法可以适用于唤醒并引导磨炼过的群众争取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梅耶荷德是觉醒者，他的理解接近戏剧本质，所提的“假定性戏剧”也符合戏剧规律的实际。所以梅兰芳的演出会使他公然大呼西方“忠实于生活”的戏剧观念“把我们引向自然主义死胡同！”他为自己的“假定性戏剧”找到最有力的支持。可惜的是，苏联的文化专制主义势力于翌年便因他“违反了‘生活真实’的‘形式主义’”而加以迫害，不幸于1940年为他的戏剧主张殉难，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此亦可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是怎样地根深蒂固。
《仙子的学生们》所说的中国戏曲“蕴含着一种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种子”，与多年前美国斯达克·扬所说“那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且对我们西方戏剧也同样十分重要的特征”，都是因中国戏曲的“理性精神”而发。对此，本文从以下两点作简要说明：
1、戏剧表现力的衡量标准——自由度
欧美戏剧大师们在观赏并思考中国戏曲时，认为中国戏曲最大可能地享有舞台上的表现自由。
斯达克·扬说：“梅兰芳受他的艺术中那些程式规范的传统约束，比我们的戏剧受他那种现实主义的约束要少得多而更自由些。”“这种美和雅致最终的本质，赋予了整个中国戏剧一种驰骋自由的天地。”
斯约堡说：“中国人对时空的处理驰骋自由，既使人想起神话里的飞毯，也使人想到城市里的喧嚣鼎沸。”（见《仙子的学生们》）
正是这种布莱希特称之为“自由感”的舞台行为方法，使他认为“西方戏剧艺术的原始幼稚”；而梅耶荷德显得更为激动：“任何人看过梅兰芳的戏剧，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同这些舞台上的卓越大师相比，真是令人绝望地落后了。”（同上）
大师们以“舞台自由”作为衡量戏剧功能的重要标尺，是有充分理由的。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说：“中国戏剧，以它那已经发展到极高水平的艺术形式所蕴含的力量，向我们表明那种一再折磨我们艺术的‘忠实于生活’的要求，是一种与其说是先进的、毋宁说是落后的审美观。”（同上）这里所指的“发展到极高水平的艺术形式”和他所说的“力量”，其实就是来自前文所述昆曲的表现法则——“虚实论”。
黄佐临先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在梅兰芳赴莫斯科演出之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奥塞罗》导演计划里，对威尼斯的“贡都拉”小船的舞台处理，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木制实物的船形载人大道具搬上舞台。为了使船能“划动”起来，在船下安装了轮子，轮子一定要蒙上厚厚的橡皮，使得推动起来平稳，如水上行舟一般。同时橡皮也可将推动的噪音降到最小程度。推动船身需要用十二个道具工人。为了表现船下的水波，用风扇吹动涂上颜色的麻布，造成涌起水波的视觉效果。贡都拉船夫是用橹的，舞台上的橹用锡制成，漆成木制模样，中空，并灌水其中，摇橹时里面便发出水的撞击声……
可是当他看到梅兰芳演的《打渔杀家》，只简单地用了一把小木浆道具，加上表演动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作为西方戏剧泰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看了这样的舞台处理，对中国戏曲表现方法的自由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内心震惊，可想而知。
以浆代船的方法，早在明代《千金记·乌江》、《玉簪记·秋江》等等折子的昆曲舞台上就使用了。这种藉实（浆）为虚（船、江水）的创造方法使中国舞台，空灵飞动，从方丈之间，扩大到浩渺宇宙，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万物皆备于我，赋予了中国戏曲极大的舞台自由，也极大地提升了戏剧艺术的表现功能。
2、昆曲表演的“形而上”
高则诚在《琵琶记》第一齣〔水调歌头〕中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话说得非常浅显，其中也有值得探究的道理。
“乐人”，指戏剧的娱乐性。昆曲在市井的歌楼酒肆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招徕观众，需要刻意追求其娱乐性，往往设计几个“包袱”，依次抖开；或是以幽默发谑的姿态和行为，使人心中一乐，或哈哈大笑，就可收到“乐人”的效果。但是要“动人”，是心灵的触动，并被引领进入一种昆曲特有的高妙意境，在有限的和具体的细节中表现其升华性的意味，能见出“味外之旨”，意在言外，“能传不传之神”（《消寒新咏》石坪居士语），给人以精神的提升和净化。这是戏曲艺术的至高境界。王国维说元杂剧“最佳之处……曰：有意境而已矣”。（《宋元杂剧考》）原是指元曲文学而言，元曲的表演如何，今人已无法可知。但是昆曲表演在知识和智慧的锻铸下，“清典可味”，继承了中国艺术“意境”的传统。
昆曲表演创造意境的基本方法离不开“写意”，就是在“虚拟”的基础上，对于角色内在情愫和心态的外化抒写。昆曲原称“词曲”，在创造昆曲艺术的知识阶层心目中，词曲是诗的流变，是“诗言志”的又一文学形式。通过意象描摹而得“韵外之致”，是词曲的份内之事。昆曲表演较之其他剧种更为重视诗化的写意，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昆曲表演的写意手法，如前文所述使世界戏剧大师们为之震憾的《刺虎》中，费贞娥面凝凄怆，虽然精神疲惫而又身藏匕首，处于复仇的紧张和亢奋心情之中。她款步而前，眉微蹙，嘴角冷峻，却随时准备强颜欢笑。在〔端正好〕之后所唱正曲〔滚绣球〕首句：“俺切着齿、点朱唇，揾着泪、施脂粉”时，左手端着华丽喜庆的红蟒腰间角带，右手却并不按词意作点唇、揾泪、施粉等手势，而是手在袖里抓住水袖并不外露，在红蟒宽袖内，用抬起、扭转、侧拐、遮面等应节而动的右臂、肘、腕作相应身段。（《审音鉴古录》的有关身段记录为：“身段在袖中极力描摹”）在强烈的暗示气氛中，使观众从费贞娥在红蟒袖里的动态，感受到费女的切齿国恨，和假扮公主的“饮恨娇娃”精神状态。这一组表演，传统的演法并不要求演员直接用动作诠释唱词，而是从袖外透出带有模糊感而传人物之神的动态，展现出“要把那仇雠手刃，因此上苟且偷生”，和想不到刺杀敌酋之事，竟由自己一弱女子来承担的悲切自叹复杂心情。这是用红蟒袖里的模糊动感，来抒写费女心中之“意”的一个例子。（可惜当今演员多已不知此法，而以“点唇”、“揾泪”等手部动作如实摹拟，大失昆曲表演诗化“写意”的真意）
“写意”的表演，在昆曲中俯拾即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无庸多举。如果按意象凝炼程度作一排列的话，则“虚拟”是基础，具有以少胜多、以此拟他、意在言外的物化指向；“写意”则进入更高层级的意象领域，追求弦外之音，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化意境。
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将笼统的“写意”再加以辨析的话，则可发现，如前述《刺虎》中费贞娥在红蟒袖里描摹心志一例，还只是通过将写实的臂部动作隐藏在袖里，使之以一种“模糊美”，来达到抒写思想动态和感情的目的，与“写实”的距离还不远，此外，“写意”的功能，还有很大超越空间。
超越性写意，就是进一步超越“形”的束缚和限制，在“形”之上，达到一种自由的化境，将“写意”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文心雕龙·神思》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再进一步联系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就是将写意的方法超越“形”和“器”的局限，出奇制胜，巧夺天工。这是使昆曲成为“能进入我们最深邃的真理的自由领域，能再现（昆曲艺术）本质的纯洁性”（斯达克·扬）的典范性表现方法的极高明之处。
昆曲的“形而上”，是中国戏曲诗性表现方法的典型反映，是在动人的情节、清俊温润的曲腔、生动描摹的表演基础上，又一超越性的艺术天地。这里有动人心魄的神韵和气象，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心灵满足。当然，这种绝妙的表演只在不多的优秀折子和少数杰出的演员表演中，才可见到。
例如《烂柯山·痴梦》，崔氏在得知前夫朱买臣做了本郡新任太守，强烈地希望破镜重圆，而又自知希望渺茫之后，自怨自艾，心倦神疲，昏沉入睡。梦中却听得门外来了一伙差役衙婆，带着凤冠霞帔，迎接她去当太守夫人了。此时，崔氏按捺不住内心涌动着的兴奋，在唱腔中，慢慢睁开迷朦的双眼，抬身，双掌分别作平面的圈动，十指似在琴弦上弹颤。门外呼叫“夫人”的叩门声更加急切，使她更加陶醉在痴梦里，按捺不住坐在椅上的身躯，也随着双掌十指的颤动而得意地上下轻狂颠波起来，颠动幅度愈来愈大，忘形也达到极致，活脱一句“颠狂柳絮随风舞”的画意。这种将心理状态抽象变形的方法，已经在“写意”中更多地运用了“形而上”方法，即超越了“形”所提供的行为逻辑，驰骋挥洒、浓墨酣畅，进入了纯心态的自由描绘，为昆曲表演承担更高层次的诗性提供了技法保证，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啧啧称奇，也使昆曲成为世界剧坛公认的王冠上的明珠。崔氏在公差面前乔作张致，是梦想重续前缘，当上太守夫人的违心“痴梦”，是喜剧形式的悲剧，是一种逆向的心理描绘，可称之为“形而上”中的“逆向法”。
“借喻法”是另一种“形而上”的表演方法。当表演者需要以相当强度的意象来表现难以直接描摹的心情时，便寻求一种可以借喻的事物，使之经过艺术处理，来向观者展现内心世界。
如《燕子笺·狗洞》中，胸无点墨的鲜于佶，通过作弊，成为新科状元，主考官召至府中，再行考之。当他在反锁的书房里无法脱身而急得团团转之际，双手拎起官衣两侧，挟在胁下，拉着水袖，用脚尖，急切地踮足而转。这身段称作“PO不倒”，（“PO”读若吴音“白”的阳入声，即推不倒之意）原是昔时苏州地区一种泥制“不倒翁”儿童玩具或酒具，用昆曲“副行”（二面）扮来，那种窘迫可笑的丑态，令人会心、拍案，无不叫绝。“PO不倒”是变形的泥偶，憨态可掬。经过鲜于佶这副行规范的再度变形，大大超越了特定角色的“形”，而充满了人物需要表现的窘态意象，成了昆曲角色画廊里又一典型。
四、“国际性戏剧种子”
拉尔斯·克莱贝尔格在《仙子的学生们》中，虽然藉前苏联戏剧学家特莱杰亚考夫之口说中国戏剧“蕴含着一种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的种子”，但他一时还未能说清这“种子”是什么。
不约而同的是，在那五年前、在美国，斯达克·扬也十分赞美其中蕴含的“对我们西方戏剧也同样十分重要的”特有理性因素，这正是戏剧之所以为戏剧的基础。
中国戏剧，经过优戏、百戏、乐舞、弄参军，乃至院本、杂剧、戏文等若干阶段逐步发展，到以昆曲为代表的传奇形式诞生，宣告中国戏曲发展成熟。其后呈现的超稳定状态，使昆曲至今还是21世纪现实文化的参予者，艺术上还是“戏曲之母”。现实状况说明，作为古典遗产的昆曲，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从象征主义开始的各种现代主义戏剧，已经迈出勇敢的步伐，造成廿世纪西方戏剧的千姿百态，蔚为大观。然而他们虽然在表现方法上打破樊篱，看似海阔天空。但是因为他们用各种当代审美和现代哲学理念代替原来的“摹仿观”，将手段当作目的，却取消了戏剧本身。如象征主义戏剧是一种“人物有如木偶”，故事没有逻辑，而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着人类命运”（布罗凯特《世界戏剧艺术欣赏》中国戏剧出版社，第344页）；表现主义就用“歪曲的线条、夸张的形状、异常的颜色、机械的动作，以及电报式的语言……经常是由主角的眼中观物，而主角的观点便可能移转事件的重心，以及加诸激烈的阐释。”（同上书第357页）而以“荒诞”为名的戏剧流派，是流传在欧美、日本的现代哲学存在主义思想在戏剧领域的表现，他们以“毫无意义的宇宙”和“生存的荒谬”观念为中心，更用“同样混乱的戏剧形式来呈现他们混乱的题材。”（同上书第409—410），这种将“非理性主义”引入戏剧，用非戏剧因素取代了戏剧主体地位，导致戏剧自身的迷失。这是世界戏剧发展中的异化现象。渊博的美国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他的《从黎明到衰弱》一书中，认为当前西方文化正处于一个衰落时期，高度抽象和纯个人体验艺术盛行的反理性现象“违背常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对荒诞派戏剧的评判是：“荒诞派的作品并不发出积极的火花，没有对荒诞派的荒诞之处的反叛”，“荒诞则标志着精神力量的丧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769—770页）
雅克·巴尔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预言经过当前的“衰落”以后，西方文化仍会在新的态势下迎来“复兴”。
中国昆曲之为西方戏剧大师们所赞叹，就是西方戏剧吸取东方智慧，从中国昆曲诠释的希腊古剧诸特征中得到借鉴，同时也再度接续希腊传统而重新辉煌的希望所在，也是一次即将到来的绝佳“复兴”机遇。
特莱杰亚考夫所说中国戏曲之“理性”和“国际性戏剧的种子”，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构成“国际性戏剧种子”的不是一些具体的方法技法，更不是一些形态和体制，而是决定这些形态、体制、方法技法的基础性理性观念。
中国昆曲的“理性”具体说来，应有多种内容，例如表演水平的衡量标准是有无“韵致”；诗的“比兴”法用于角色表演创造；演员既可化身于角色，又可跳出角色，而与观众直接交流等等。但是这些枝节性理性特征，都建立在“虚实论”基础之上，这种戏剧理性来源于中国古代宇宙观——阴阳论。
“虚实论”是阴阳观的延伸，还可以延伸出刚柔、曲直、动静、上下、左右、前后、高下、清浊、隐显……这些都是构成昆曲之戏剧表现的基本手段，在明代昆曲盛期已成为昆曲家们所自觉遵循的艺术辩证法。
“虚”与“实”两者不仅互相对待，而且也可以统一。只有相对待矛盾，没有相互关联、渗透、统一、就不可能完成阴阳的运动变化。“虚实论”的运动变化生生不息，就使昆曲表演“无所不能”（由于艺术家自身和客观各种条件所限，这“无所不能”只能是理论上的）。
五、结语
希腊古剧与晚出的中国昆曲一样，都是人类戏剧共同法则——“虚实论”的典型。都是源于人类幼年时期就闪烁在思想星空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流传后世的《诗学》很可能已经残缺，后世得以流传的“摹仿”说未能反映希腊古剧“虚实论”的戏剧本质。当代西方戏剧在经历了长期的片面“真实观”以后，已在寻求回归戏剧本质的途径，这就是当年欧美大师们于梅兰芳所演以中国昆曲为首的戏曲中，惊喜万分地发现希腊古剧和真正的戏剧本质，而进行深刻思考的驱动力。
西方的“摹仿说”和东方的“虚实论”是东、西方戏剧运行至今的两个支柱。“虚实论”固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人类戏剧艺术共同的“原点”。“摹仿说”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虚实论”的正确性无可撼动，并在曲折迂回的道路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产生了许多代表作，同时也证明了片面的“摹仿说”正如“等待戈多”却无法等来戈多的的若干世纪失误。
中国昆曲并不完全排斥“摹仿说”，人们熟知的侯方域的《马伶传》，就是中国式“摹仿说”。不过在“忠实于生活”摹仿以后，还要再经过程式、节奏和曲的意韵等处理，便超越了原来的生活，成为“形而上”的昆曲表演结构。所以，中国的“摹仿”是过程、是手段、是创作原材料；与西方的“摹仿”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现代主义戏剧要“解构”西方传统戏剧，甚至提出“反戏剧”这样的口号。从表面看，这种纯观念性的现代主义戏剧并不“摹仿”生活，似乎是一种全新的戏剧。然而这仅是就戏剧叙事方法（剧情结构）罔顾生活逻辑而言。至于其戏剧表现方法，并未摆脱“摹仿说”的原有惯性和传统。因为所有各种现代主义流派戏剧的表演，仍然是生活形态的再现，舞台上各种角色的行为，行路、吃饭、睡觉、争执……与生活真实并无二致。虽然现代主义戏剧的旗帜是“反传统”，但是因为只反传统的叙事方法，而不触及表现手段和方法，是跛足的。所以现代主义戏剧还是不能根本解决西方戏剧发展的问题，还在寻求出路的实验、试探过程中。
音乐剧是西方大众化戏剧中的后出品种，其中不无东方综合戏剧的影响。它有说有唱有舞还有戏，题材通俗，五彩缤纷，十分适合商业化的需要，这是西方戏剧在综合性道路上前进一步的实验。在表演方法上，也因为音乐和舞蹈成份的加强，，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摆脱生活形态“摹仿”束缚之超越性的片段和瞬间，但是因为对传统的生活形态“摹仿说”的不足没有从理性层面得到认知，绝大部分表演的单元素材仍然是生活形态的再现，所以音乐剧尚不能使西方戏剧在表现方法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不能开拓西方戏剧的新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