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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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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债务的原因，下一个熊市将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们还遇到贸易战，那么情况将会比灾难还要糟糕，”今年75岁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长罗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极度地担心。我读了足够多的历史，经历了足够多的市场变化，所以知道贸易战通常都是灾难性的。”
罗杰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一场全面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计划最早本周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最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所谓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与此同时，据《华 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特朗普实施大范围关税举措，中国将针对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业和州进行反击。
“你觉得中国会无动于衷？” 罗杰斯说。“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巨大买家，所以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将会反击的地方，因为这对特朗普先生的打击最严重。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边的那些人，才是中国必须要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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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金 ：中美贸易战开打美股大跌，市场避险情绪骤升，期金创逾两周收盘新高
2、农业种植 ：中国加收美猪肉等产品关税，行业继续淘汰产能，猪价有望企稳反弹
3、食品 ：中国将对葡萄酒等加征15%的关税，行业进口五年翻-番渗透率已超白酒 A股葡萄酒标的张裕、莫高股份。
强催化的涨价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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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的行情依旧表现出了此前所强调的市场特征：主板上攻乏力，大盘蓝筹普遍表现不佳，上证全天小幅横盘震荡，收盘微涨1.05%，而创业板则继续领涨两市，收盘大涨3.6%。
板块方面和昨天的行情有所区别，昨天的行情是军工板块、国产芯片两大板块一枝独秀，领涨两市，但今天的行情是普涨格局，所有的板块都是飘红的，所以今天的涨停个股较为分散，操作机会也比较多。
但要注意一点的是，上涨的板块之中，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有热门题材支撑的上涨，比如5G、军工、芯片，还有昨天让各位关注的工业互联网、独角兽概念等板块；
有一部分板块是则是对上周市场的大跌做的反弹修复，比如医疗器械、视听器材等板块；还有一部分纯粹是指数大涨，被动跟随，比如银行、钢铁、酒店餐饮等板块。
盘中前期热门概念股独角兽、工业互联网经过回调以后再度上涨，天华超净、合肥城建纷纷涨停，带动麦达数字、华西股份等个股上涨；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汉得信息等工业互联网概念股涨幅均在7个点以上。
上证早盘高开1个点左右，十分强势，但随后全天分时处于横盘震荡状态，并未继续上攻，收盘收了一根十字星，预示主板上攻乏力，资金短期内对大票并不感冒。
量能也并未随着行情反弹进一步放大，说明市场资金有限，存量博弈为主，行情分化。
个人认为：
上证大概率会继续围绕着3100点做震荡整理，分化行情继续，短期内回避主板大盘蓝筹个股。
创业板连续大涨之后，向上突破1800点整数关口的压制，这一位置也是前期大平台支撑位，后市有回踩需求，所以明天的行情注意高位轻仓或减仓操作，防范回调风险，避免资金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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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其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并对国际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进行探索，为后续《国际贸易实务》等专业课程奠定知识基础。从中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既涉及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实用，又为以后实践类课程提供理论指导，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更应该以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进行变革，体现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宗旨，同时，引领其它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
（二）社会和市场的要求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一方面毕业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企业对高校毕业生应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入职后，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为企业创造效益。因此，转变传统知识灌输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经成为了高校刻不容缓的任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要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所以，为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为学生就业奠定基础，《国际贸易理论》也应该以知识为基础，以外贸应用能力为导向，不断进行教学改革。
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单一
《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涉及面广、理论性强，理解和掌握相对较难；同时，由于就业的压力，学生中普遍存在轻理论课、重实务课的现象，为吸引学生兴趣，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教学过程的主动性。导致课上教学效果不好，学生课下也难以主动预习，只是期末时为应付考试才会死记硬背，对知识本身并没有深入了解，短时间内又会很快忘记，严重影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
（二）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
高等院校中的专业教师大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到高校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但缺少在外贸企业工作的实际经验，对国际贸易知识的传授只能依靠书本知识，很难结合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以及外贸企业实际运营展开，不仅无法体现《国际贸易理论》课程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内容也相对枯燥，学生很容易产生抵触心理。
（三）教学手段落后
目前，多媒体授课已经在高校内普及，但效果并不如预期得好。一是国际贸易专业课教师多专精于本领域知识，多媒体技术有限，难以设计出高水平的多媒体课件。二是一部分教师虽然使用多媒体，但只是将教案内容的要点简单复制到了多媒体课件上，将多媒体看成了电子的教案，并没有发挥多媒体在教学中应有的作用。
（四）考核方式单一
当前大多数学校的国际贸易课程的考核方式仍然是采取传统的“一卷定终身”的期末考试方式。但单纯的一次考试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无法排除偶然性因素对成绩带来的影响，对学生来讲并不公平。同时，大多数学生只要在期末死记硬背，就可以应付过考试，只锻炼了学生的短期记忆力，无法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解释现实的能力，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作用并不大。对于教师来讲，也无法及时通过考核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
（五）教材内容滞后
教材是教师授课和学生课下学习的重要参考，教材选用是否合适直接关系着教学效果的好坏。现有的教材中知识更新速度较慢，无法紧跟国际贸易发展实际与理论发展的最前沿。如国际贸易理论部分，教材的重点依然在古典贸易理论与要素禀赋论，二战后的新贸易理论只是简单介绍，而21世纪以来新兴的新新贸易理论更是少有涉及。在非关税壁垒部分中，对于日益流行的环境壁垒和道德壁垒也少有教材能够详细的分析。
三、《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改革的探索
基于以上《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多年的教学实践，对于课程的教学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以学生为中心，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要将学生的注意力从手机上吸引回课堂上，必须要加强师生互动，建立起以教师主导、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模式。具体可以有以下几种做法：一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灵活多样，在任何知识点上只要选择好合适的案例都可以采用；同时，对真实案例进行分析，与贸易发展实际结合，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在贸易摩擦的讲解中可以以2018年中美贸易战为例，从经济、政治、文化多个角度分析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影响和后果，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通过分析也使学生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翻转课堂。教师课前提前准备好如文献、慕课或微视频等资料，设定问题，让学生学习、思考，课上一起交流讨论。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学生课下学习的主动性，也能锻炼学生的表达、思辨和搜集资料的能力。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关键，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一是要鼓励授课教师外出学习或进修，积极参加本领域的学术会议，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紧跟国际贸易的最新动态与学术前沿，提高传授知识与分析现实的能力。二是选派教师到外贸企业挂职锻炼，熟悉对外贸易的具体操作环节，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不会造成教学内容与现实的脱节。三是可以从外贸企业引入工作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组建高水平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以解决校内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1]。
（三）善于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首先，要使教师树立正确多媒体教学观，多媒体是可以激发教学活力和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减少教师付出，轻松复制教案内容，懒汉式教学的工具。要认识到多媒体可以在单位时间内立体形象地传输和表达大量信息[2]，可以更好的将知识展示给学生，提高教学效果。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中，涉及世界及其他国家的地理、经济和政策，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抽象，而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展示更具体形象，学生理解和记忆也较为容易。其次，要通过定期培训与多媒体课件竞赛等方式提高教师多媒体技术，鼓励教师制作好多媒体课件，利用好多媒体教学手段。院系还要定期对教师多媒体课件进行检查，督促教师不断更新、完善多媒体课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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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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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尤其是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作为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之一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日趋增多。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或法规，这些措施和法规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影响。TBT形式繁多，大致可归为五大类，即技术标准与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商品检疫检验措施；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信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经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给我国造成了很大损失，国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多是持一种批判态度。事实上，在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的今天，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起着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进技术进步等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引发贸易争端，封闭市场，阻碍经济增长。因此，不同利益主体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激烈的冲突。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态度，进而影响有关决策。本文主要讨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社会功能，以期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理解技术性贸易壁垒。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利于社会进步
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质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在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过度开发，污染物过量排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技术壁垒之所以能在WTO规则体系下存在与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标准体现了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怀，因此，也体现了对人类的福利和动植物的安全的终极关怀。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制定的。例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食品卫生的要求正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和动植物却面临着更多的安全挑战。有些病虫如松树线虫，一旦由出口产品带入进口国，很容易在进口国领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确、用意良好的食品检验检疫和食品标准措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
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开始由重视物质价值转向以强调非物质价值的绿色价值观，尤其在发达国家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和需求促进了国际贸易中绿色产品市场的扩大，为发达国家制定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提供了市场基础，使某些国家可以借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提高环境水平、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环保技术落后，过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国家，这就为发达国家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商品进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贸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如不安全家电、不安全儿童玩具、含汞化妆品、假药、旧服装、未经过安全证明的转基因食品、农药含量超标的食品等。如果不对这些商品的国际贸易严加限制，就会危害进口国国民的健康，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在贸易中加强检验、检疫措施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完全有必要就各种商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章、技术标准、认证程序、包装与标签的要求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旦这些措施超出WTO有关协议的规定与约束，就成为阻碍商品贸易的壁垒。
日趋成熟的消费群体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对消费的产品质量和档次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贸易壁垒措施产生并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了应用。同时，随着新化学物质不断增多，导致近十多年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动植物的安全。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温室效应、越界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与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森林破坏、酸雨沉降、物种灭绝等，使生态平衡遭到严重地破坏。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出现对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保护健康与安全，促进公共目标的实现。技术法规与标准吸引着一个面临相似问题并能产生共同的消费利益的群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标准与技术法规本身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制定有关废气排放量的技术法规与标准有助于保持清洁空气；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强制规定产品的安全标准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国建立有效的TBT体系可以帮助其维护基本的安全。在国际贸易领域，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即绿色壁垒，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又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将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会损害社会公平
虽然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保护环境和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往往在环保绿色、安全卫生等名义的掩护下，打着合法的外衣行贸易保护之实。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制定标准法规，为技术贸易壁垒提供法律支持。技术性贸易壁垒或者通过其数量控制机制的作用将外国产品阻挡在国门之外；或者通过价格控制机制，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出口方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口方往往会对对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从而引起贸易纠纷和贸易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争端的重要领域。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案例中，技术贸易壁垒就占据了28个，双边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争端更是层出不穷。技术性贸易壁垒经常会被用为经济制裁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常常会出现某些国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例如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制裁的主要对象。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必然与发达国家控制的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冲突。而西方发达国家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寻找各种借口对不合他们胃口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或禁运。这种强权政治的行径遭到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效果越来越差。这时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广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而常被使用。
根据WTO有关协定要求，在运用TBT时，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但实际上，由于很难界定合法性和歧视性，加上TBT涉及面广，有关风险评估、科学论证及合理保护水平等常常引起争议，TBT较易被滥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发达国家利用TBT的合法性，变相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其直接影响，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品由于技术、环保或劳工等因素无法进入目标市场或被迫退出目标市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规、法令等方式设置的技术壁垒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国有2.5万个，英国有2.2万个，法国有1.6万个，日本仅在农残量方面的技术标准就达6000多个，这样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种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在肉类生产上我国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国检验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绝接受我国企业进行有关检验、审查申请，使我国对美国的肉类出口仍是空白；在机电产品方面，由于欧美等国严格规定机电产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节能性等，给发展中国家的机电产品出口带来了许多障碍；在纺织品方面，欧美调整了原产地规则，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产品、药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给市场准入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有三个：一是我国出口产品不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要求，被拒之门外；二是贸易对象国任意提高标准，致使出口企业无法达到；三是标准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业无法承担费用，不得不退出市场。
四、简要结论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有助于环境、健康等社会目标的实现，并具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一面，但同时会损害社会公平，成为一些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层出不穷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我们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热潮，正视技术性贸易壁垒，并以正确的态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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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没有宏观经济稳定、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以及金融体系,贸然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记者:近期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以异常直率的语气呼吁中国允许人民币兑欧元升值,这似乎是欧洲货币当局第一次公开提到人民币应该升值。近期,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又变成了热点？
李扬:汇率这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全中国人都卷入了汇率问题的争论。但仔细想一下,中国关于汇率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争论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需要条件,需要步骤,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的问题。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述,有几个经常被引用的,到现在还是权威的表述,一个就是温总理的两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欧领导会议时,温总理说了几条:第一是要实行弹性汇率机制,这将是一个复杂但坚定的过程;第二要有条件有准备,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健全,有科学的方案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第三要考虑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要对周边国家负责,要对全世界负责。周小川行长也在多个场合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的出发点主要是内部的动力和压力。改革的关键还是要遵循我们自己的逻辑和步骤,制定改革的出发点、目标和顺序。
记者: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应该如何选择？
李扬:汇率形成机制是比调整汇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长期的升值趋势并不是人们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时机和幅度,调整汇率不如说是调整机制。因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不成熟、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堆,而国有金融和国有企业机构对汇率信号不敏感。没有成熟的市场,连汇率价格都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浮动汇率,将迅速被汹涌而来的投机资本淹没。
中国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弹性汇率机制。宏观经济稳定、市场体制完善以及金融体系健全都是实现弹性汇率的条件,而这些都需要按步骤来实施。贸然地提高或降低汇率,都可能对中国的外汇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
在整体形势不错的时候出台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断提高。时机的选择还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博弈”。政府在制定汇率调整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过激,会导致调整的风险和成本增加。
记者:您曾指出目前汇率改革的技术条件正在完备,但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李扬:第一,资本项目管制。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决定着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资本项目管制,在市场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约束的。其实我们的外汇市场非常发达,非常市场化。人民币可兑换,至少机制已经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银行可以吸收人民币存款,我们银行卡可以到韩国、泰国刷卡,在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局部可兑换。反过来说,因为这一段时间货币可兑换的实践以及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广泛的使用,使得汇率以后调整的震动大大地减轻了。
第二,汇率市场化。当汇率有更为弹性的时候,当局应该有手段调控它,因为这时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为汇率涉及到国际关系,不能你说了算,必须用市场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是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需要一个正确的理念,一个很好的财务基础。还有就是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练的干预市场能力。
关于汇率改革的条件,可以说,现在制度条件还不完备,技术条件正在逐渐完备。再有就是,现在外汇市场具有非常强的投机气氛。可能的选择就是一次性改变评价,然后继续钉住,扩大浮动幅度,伺机而动。改变钉住的目标,可能解决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果性不平衡问题。中国实际上要改变的是汇率形成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浮动和钉住,制度变革的含义更浓一些。
汇率能够做什么？
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
记者:目前中国政府顶住市场的强大压力不调整人民币汇率,意图等待更好的时机再作调整,这跟中国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有什么联系吗？
李扬: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其国内经常账户逆差。2004年美国贸易逆差超过6000亿美元,占到GDP的5.5%。美国可以选择的政策十分清楚,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从而扭转国内储蓄持续低于国内投资的格局。这显然要经历一个经济和政治上的痛苦调整,可能还会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这样,美国政治家的一个回避内部经济调整矛盾的选择,就是推动美元的贬值。如果完全期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化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问题,美元至少要再贬值30％－40％。这同样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实际上,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以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从客观上说,这是美国积极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会上,温总理说人民币汇率调整要“出其不意”,我们体会就是在大家不关心的时候出来,在热潮的时候不能出来,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在汇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并将根据实际情况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不存在障碍,我们不会屈就于外部压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顺差。原意是什么呢？汇率升值了,顺差就减少了。但这是就总量而言的,贸易差异的结构矛盾使得汇率问题复杂了。目前,中国产品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占领是全球性的,无论日本、美国还是欧盟。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加工厂一边要原料,一边要市场,所以要大进大出,原油依赖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依赖也越来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当中,你在中间,属于加工。我认为贸易摩擦的问题,不是必然要用汇率来解决。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中国谈贸易摩擦的问题。公正地说,中美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中国货币汇率制度面临巨大的抉择。关于调整方案,主要则是技术问题。到时候要变的话,大家应该注意变的机制含义和变的评价含义是不一样的。变机制是出发点,而变的基础是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来,很多舆论认为中国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计数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压力逐渐变小了？
李扬:把利率和价格捆绑在一起的观点是不对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价的走势为参照体系,不能一公布物价变化就认为应当调整利率。利率是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当然要和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始终未能展现出一个让人有把握下断语的状态。
中国的价格体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来的信息有时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观经济运行当中的政府、企业、居民、国外等很多很复杂的要素构成,而这些要素的走势常常不相同,这时候你就断言该如何,这是不慎重的。
我们想变动利率的时候,要知道中国的利率体系状况是怎样的,这非常重要。首先你为什么动利率？你动了这个利率能否达到目标？如果动了它而不能达到目标的话,那动它干什么。中国利率体系的几个特征会影响我们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国利率体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是“双轨制”的。有正在市场化的利率,比如银行贷款的利率,现在上限没了,还有下限。企业发展利率也在市场化,有严格的规定,现在是市场询价。还有一部分是已经市场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币协议存款利率、美元为主的贷款利率、除企业发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场利率,以及覆盖面非常大的货币利率,这些利率现在都市场化了。还有就是央行手里还有几个利率,比如再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这些极具中国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场经济看来,是非市场利率,是行政利率。我们知道各国货币当局在货币操作当中的所谓三大法宝有些已经取消不用了,如再贷款利率。现在主要依赖于公开市场操作。市场经济向下调整利率,就同时意味着调整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减少,利率上升;货币供应增加,利率下降,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联储加息,通过纽约联储,找到一级分销商,然后往下卖,然后市场利率被逼着往上走,加息的行为是通过减少头寸实现的。中国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导的。
在“双轨制”的情况下,利率传导的机制是不顺畅的,货币调整通常很难产生覆盖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双轨制”导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尽早结束“双轨制”的状况。
中国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国家都将长期处于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区的挤压下,这个地区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状况将是长期现象
记者:目前中国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如果采用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扬:钉住一篮子货币,是汇率制度从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动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安排。实际上, 钉住一篮子货币离自由浮动汇率仅一步之遥,它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国外曾有人想把它变成一种汇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觉得,一篮子货币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种过渡性安排,使汇率制度从完全走向基本浮动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一旦改为钉住一篮子货币,就意味着人民币对所有的货币都可以浮动,只是这个浮动的范围被人为地限制在了一个可控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种平滑的过渡方式。
实际上,我国外汇储备中已有大量欧元和日元。国家外汇管理局使外汇种类多元化,以对冲汇率变动的风险。相对而言,钉住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比较温和。因为一个篮子中的几种货币之间是独立浮动的,其汇率的变动方向不尽一致,往往会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监管机构也可以调整一篮子货币的组成来稳定人民币币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这种办法,但具体模式有所不同。对我们最合适的方式是什么,则需要谨慎、细致的研究。
记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6591亿美元,我们确实需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吗？
李扬:外汇的流入是比较难控制的一个过程。中国国际储备的来源有四: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不明资金流入、国内居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币存款。在中国官方统计中,居民手中的外汇是不算在内的。到去年底,这笔外汇存款约2000亿美元,居民和企业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状况,可能还是上千亿美金。这种情况会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人民银行一天有七个亿到八个亿美金的进入,货币供应压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