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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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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新欧”运行现状概述
（一）重启背景
受货源缺乏、通关繁琐以及运费高昂等多重因素影响，2013年10月汉新欧专列首发之后便陷入停运状态。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武汉市交委协同湖北省商务厅、湖北海关等部门，共同出谋划策，在开通铁路口岸、缩短运营时间、降低物流成本、简化报关程序以及组织货源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汉新欧于2014年4月23日恢复常态化运营。
（二）开通“汉新欧”的意义
第一，开通“汉新欧”是鄂博两地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实质性举措。继渝新欧、郑欧国际、蓉欧、粤新欧开通之后，“汉新欧”的开通，在我国开往欧洲的“中欧”班列又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中亚、欧洲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是湖北省以及博州和五师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全方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实质性举措。
第二，“汉新欧”的开通进一步提升了湖北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地位。“万里茶道始于汉口”，历史上，武汉是古丝绸之路集聚中东部货物必经的一个重要节点，过去销往国外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均是先走长江水路运至武汉，再到西安集结走陆路丝绸之路到达国外各地。如今，“汉新欧”开通，与从阳逻港到上海洋山港江海直达的水上通道和武汉直飞巴黎的空中通道一起，在武汉形成“陆海空”齐全赴欧大通道，更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市企业便捷地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借助“汉新欧”等多式联运大通道，武汉将会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第三，“汉新欧”的开通，有利于增强内陆外贸企业竞争力，扩大内陆对外开放力度和规模。“汉新欧”的常态化运营为内陆外贸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快捷便利的物流大通道，增强了内陆外贸企业竞争优势，拓展了对外贸易空间，扩大了对外贸易规模。同时，有利于国际物流巨头、大企业向湖北聚拢，进一步提升物流业竞争能力，加快武汉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第四，“汉新欧”的开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产业援疆，促进博州、五师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博州、五师是湖北省对口支援地，推进产业援疆是新一轮对口支援新疆的重点任务。当前，鄂博两地正在按照互动共赢思路加大产业园区合作。湖北省八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与博州湖北工业园、五师荆楚工业园合作日益密切，已经有一大批湖北企业在博州、五师投资兴业；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的合作正在抓紧进行。“汉新欧”专列直通博州、五师，为博州、五师产品向西走出去提供了极大方便，为当地物流业的发展带来难得契机，有利于加快受援地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三）“汉新欧”运行情况
“汉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从武汉东西湖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出发，经安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抵达波兰，全程运行15天。目前，汉新欧运营由汉欧国际物流公司（以下简称“汉欧国际”）负责，该公司由湖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华中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负责组织运输。按计划，2014年上半年，每月开行1～2个武汉至中亚、东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下半年，每月开行2～3个武汉至欧洲铁路国际货运班列。2015年以后，班次将增至每周开行1～2个班列，逐步形成从武汉直达中亚、东欧，辐射西欧的“五定”国际货运班列。
为了有效组织货源、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湖北省采取了多项举措。在组织货源方面，汉欧国际积极引进合作伙伴，共同组织货源。首先，汉欧国际拿出20%的股份，邀请中铁国际多式联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集”）加盟，由中铁集负责在国外组织货源；其次，汉欧国际准备与哈萨克斯坦的一家物流公司合作，在新疆阿拉山口设立办事处，为汉新欧提供返程货源。第三，加强与沿途各国铁路公司合作，并在东欧和中亚各设立一个办事处，组织返程货源。第四，武汉市正积极申报“整车进口口岸”和加入“安智贸”，若申报成功，将对组织货源提供更多便利。目前，东风公司、冠捷、武钢已相继向汉欧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出合作，甚至吸引湖南、江苏等省外货源。在降低运输成本方面，武汉市按每标箱进行定额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重庆、郑州、西安等地。补贴办法五年内保持不变，具体补贴金额根据水运市场的价格变化一年一定，直至“汉新欧”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汉新欧”的运输成本仅高出水运成本的10%，极大地增强了吸引力。在提高运输时效方面，湖北省通过开通武汉铁路口岸，以及加强与沿线海关合作，实现了“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便捷式服务，将运输时间由去年的17天缩减为15天，比海运时间节省30天左右。
二、 “汉新欧”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制约“汉新欧”发展的主要是货源问题，特别是返程货源，依靠政府补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从而吸引货源的方式，不符合市场规律，从长远来看，难以为继。
三、解决返程货源“瓶颈”的建议
（一）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加强市场前期培育
要抢抓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积极向国家提出申请，在武汉建立内陆自贸区试点。同时，积极向国家申请一些重要的高档货的进口口岸，如整车进口口岸、红酒进口口岸等。有了这些口岸的特许权，欧洲货物运输过来，报关地方在武汉，自然会促进回程货物运量的增加。同时，还要积极申请加入“安智贸”。
（二）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同开发市场
积极邀请中铁国际多式联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集”）加盟，由中铁集负责在国外组织货源，近期争取在欧洲重要的港口城市设立办事处，组织返程货源。同时，加强与沿途各国铁路公司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利益共分的模式，吸引国外铁路公司入股共同经营“汉新欧”。还要充分发挥对口援疆平台作用，借助阿拉山口口岸特殊地理位置与作用，组织返程货源。
（三）加强市场分析，制订营销计划
通过具体分析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信息，包括产品结构、运输路径等，积极寻找可放弃海运选择陆运的潜在产品。针对这些潜在市场需求，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制订合理的营销计划。
（四）拓展双边投资贸易领域
积极吸引中亚、欧洲国家来湖北投资，同时鼓励湖北企业到中亚、欧洲国家发展。
（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
积极开展湖北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联合开发旅游资源，共同开辟旅游航线，增开“汉新欧”旅游班列。
[参考文献]
[1]夏文汇，耿进，宋寒.“渝新欧”国际铁路物流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物流技术，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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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我国物流成本呈现较快增长态势[EB/OL].http：//.cn/g/20111213/001110979507.shtml，2011-12-13.
篇3
一、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转变
我们可根据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是否新生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城市，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即自由工商业城市。传统城市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这类城市中，有些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衰落下去。如林肯城是中世纪英国的名城，但巧世纪初却走向衰落，它的毛纺织业一级不振，港口也不断淤塞。另一部分传统城市由于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适应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便从衰落中复苏，并有长足的发展。如诺里奇和其他中世纪城市一样，尽管有过危机，但它仍然维持其主要呢绒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工业首先是因为荷兰与瓦隆的移民们引进了新呢绒生产技术而复兴，至1580一1620年间趋向繁荣昌盛，1660年以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以满足国内正在兴起的对新呢绒的需要。诺里奇作为纺织工业的地位能持续下来，原因有三:一是俄兰与瓦隆移民带来了毛呢纺织新技术;二是城市贸易结构在17世纪相当开放;三是它处于主要商业和集散中心地位，有开发国内所需的特殊经济部门的职能。〔’〕
新兴工商城镇的异军突起是英国在前工业化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自由工商业城镇兴起是乡村工业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一般都会出现在重要的乡村工业地区。它们的经济以某项或某几项手工业长足的，专门的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周围的乡村工业初级产品进行最后的加工。所以、新兴工业城镇是沟通乡村经济和如市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不少新兴小工业城镇逐渐成为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它们有两种发展过程:一是从农村村落到工业村庄，再发展到工业城市;另一种是从乡镇发展到工业城市。在近代英国工业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著名城市，许多是由乡镇成长起来的。如托特内斯、蒂弗顿、陶顿、利兹、设菲尔德、哈利法斯、威克菲尔德、布雷德福、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波尔顿和伯明翰等。新型工商城镇的兴起，既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产物，那么必然是与其周围的乡村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圈，中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的核心，使得它能够率领这个经济圈尽快脱去农业社会的性质，成为早期英国商品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基本成员，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新兴工业中心。总之，乡村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英国城市的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城市的区位分布。
在英格兰，有一座城市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并且越来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见细，这就是伦敦。伦敦既是传统城市，又具有我们所说的新兴工业城市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在谈英国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转变时把它单独列出来考察。它的规模在亨利八氏时期是诺里奇的5倍，到1600年时，其规模已经是诺里奇的12-14倍了。16世纪20年代初期，伦敦的人口是7万左右。但是到1600年时，它的人口超过了20万。在1600至1650年间，全国人口没有什么增长，而伦敦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ao万人。在17世纪初的时候，每20个英国人当中就有i个人住在伦敦，而到该世纪末，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伦敦，除1665年和1666年发生“大瘟疫”和“大火灾”时出现过极为短暂的停滞外，其发展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据统计，1334年，伦敦世俗财富占全国世俗财富的2%.1515年则上升为8.9%,}Zl在1543-1544年的补助税征收中.伦敦所交税额30倍于诺里奇，40倍于布里斯托尔，[3]等于所有城镇所交补助税的总和。[4]伦敦的发辰是与其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调整相联系的。巧世纪以前，伦敦的经济和职能与地方城市一样，也是工商并举。14世纪伦敦的档案上，曾记载有180个不同的行业。【”]但州巧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工商并举的局面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伦敦由工商并重的城市向贸易占优势的商业如市转化。伦敦的贸易活动和伦敦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在全国占绝对统治地位。有人估计，1700年伦敦的再出口商品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达86%0[6]当然，伦敦的手工业在前工业化时期也大有发展，只不过没有其商业发展那么在全国举足轻重罢了。伦敦随着周边乡村工业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主要生产面向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其丝织、刀剑、造船、家具、钟表、金银首饰、兵器、丝线、火药、炼铜等手工业部门大都在英国居于重要地位。f]由此可见，在前工业化时期，伦敦作为英国民族经济的核心，由于及时调整了经济结构，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被广泛分布的乡村工业所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总之，前工业化时期，无论是传统城市的盛衰，还是自由工商城市的兴起，都与此时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业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以适应乡村工业发展需要的城市就迅速发展、繁荣昌盛，否则就衰落下去。
二、城市区位的变化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发生重大调整，而且由于乡村工业自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城市区位重心的转移。城市区位转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沿海城市发展超过内地城市;二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三是工业中心逐渐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
沿海城市的发展是与海道大通后世界航路重心转向大西洋相适应的.也与英国大力发展海上殖民、海上贸易的政策有关，当然与其周围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更有直接的联系。这时较大的港口城市有: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大雅茅斯、赫尔、达拉姆、奇切斯特、伊普斯威治、利物浦等。这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适应了乡村工业区的外向交往的需要。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一些地方港口城市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00年至1715年间，埃克塞特哗叽呢对海外和沿海贸易额每年总值约为50万至55万英镑，对内贸易额约为15。万英镑。因此，每年在埃克塞特市场上成交的呢绒.总值当在200万英镑以上。埃克塞特的进口贸易也很发达，从这里入境的有红酒、亚麻、烟草和糖料等商品。fsl如此巨额的毛呢出口量，证明了埃克塞特及其周围毛纺业的发达。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沉寂之后，布理斯托尔在17世纪后期复兴起来，称雄于大西洋贸易和爱尔兰贸易.分发这些进口贸易货物的布里斯托尔城的圣詹姆斯和圣保罗集市，吸引着整个西南地区和南威尔士的消费者。[9]这说明布里斯托尔不仅成为周围地区乡村工业品出口基地，而且周围地区也成为布里斯托尔城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地区。布里斯托尔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可见一斑。它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正当港口城市日益兴旺发达之时，许多地处内陆的中世纪名城却急剧衰落下去。1500年索尔兹伯里和考文垂已是相当大和相当富裕的了，但二者在16世纪其工业日渐衰落，人口日渐下降。【’“〕这是由两个城市地处内陆，手工业行会控制较严，城市工匠纷纷离开城市所致。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内陆城市日渐衰落，两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超过内地城市。
英国城市区位变化第二方面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以毛纺织工业区位转移为例，东部的东盎格里亚及其附近的剑桥、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区，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是英国毛织业最重要的地区，但到18世纪时，后期的西北部地区的约克郡西区的毛纺业却取而代之，约克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毛纺工业区。【川曼彻斯特城由中世纪的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棉纺中心，并形成为一条5至10英里宽的棉麻混纺地带。当然，我们所指城市区位重心由东南转向西北部，只是指工业区位分布的变化，并不是指英国经济中心也转移到西北部，因为作为英国经济中心的伦敦在东南部，其经济核心地位在前工业化时期不但没有被消弱，而且得到了加强。
城市区位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工业重心逐渐偏离老城市，而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16,17世纪，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兴工业城镇的起源一般与三种地区类型有关:一是城市或港口所在地，利兹、利物浦等就是因此而兴起的。二是水源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水利漂洗坊往往设立与此，形成许多纺织中心，如肯达尔、利兹华尔德、比斯利等等一三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采矿、冶金等行业在这里发展也促使一批工业城市的产生，伯明翰、设菲尔德均属此类当然划分以上三种类型只是为了突出各自特点.实际上每个工业城市都可能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情况。总之，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兴起都与其周围乡村工业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大都是本地区的工业中心。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17世纪经济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近代城市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
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日益商品化、专门化、外向化.城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强化.便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以地方大都市为骨干以中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网络体系。无论是伦敦，还是大中城市.或中小城市，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5至18世纪，伦敦与地方城镇之间的关系中，一直是伦敦占主导地位。在巧世纪以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职能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与周围乡村构成略呈封闭性的经济活动圈，因此，城市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重要。伦敦虽然是全国的首都、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但它的经济辐射能力尚不足以影响全国，更谈不上全面控制地方城市和地方经济。15,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之时，伦敦得天时地利，急剧膨胀，伦敦商人无孔不人，不仪在国外商贸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国内经济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伦敦商人牢牢控制着各地方城市的工商业和市场二不过从17世纪后期起.随着地方城市的复兴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的支配能力逐渐下降.它们之间的平等联系与交往增多。地方城市对伦敦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性日益加强。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不像以前那样受伦敦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仍属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近代城市网络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地方城市“独立性’加强，说明前工业化时期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新晨
伦敦对地方城市的控制首先表现在伦敦商人资本对地方城市工业活动的制约，以及各地手工业产品对伦敦市场的依附。如伦敦商人直接支配着约克城和约克郡的毛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Liz]西南部毛纺区的呢绒产品也多运往伦敦。17世纪早期，单格罗斯特郡就有两百来个’‘呢绒制造商”专门将本地所产呢绒送到伦敦。[13]兰开夏纺织业的原料棉花，17世纪基本上依赖伦敦商人进口，其产品也主要运往伦敦。
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控制是与伦敦在国内贸易中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如17世纪30年代，切尔姆斯福德城申诉:“伦敦的杂货零售商出没于靠近伦敦的各个市场，扫光了运到市场上的各种谷物。”[’引伦敦商人常年穿梭于地方市场上。不仅在国内贸易中如此，在海外贸易中，伦敦商人最先是极力排斥地方商人，后来则力图控制地方出口商。16世纪中期时，伦敦商人就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7世纪以后，地方城市虽然重获出口权，但仍难以摆脱伦敦商人和伦敦商人集团在地方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至许多地方商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移居伦敦，与伦敦商人合流。1480至1660年间，伦敦的172任市长中，只有14人生于伦敦;403个“大商人”中，出生伦敦的不到10%;813个号服公会商人中，只有75人((9%),389个店主和零售商中还不到4%是伦敦原籍人。Us1因此，地方城市工商业资本和优秀人才进人伦敦工商界的现象，可视为伦敦对各地控制的另一个方而的反映。伦敦对地方工商业的控制正值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有利于英国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英国经济的振兴。
篇4
1986年，陈晓松出生在福建省连江县的晓沃镇，这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也很难找到的小地方，条件自然相当艰苦。1990年，为了改变家里的境况，陈晓松的父母跟随进城大军去了广东，把还没上小学的陈晓松寄养在他大伯家。
陈晓松的大伯是一个老渔民，每次出海都会带上晓松，让他体验渔民的生活。记得有一次出海，晓松忽然好奇地问大伯：“海那边是什么？”大伯说海那边是外国，有很多国家都比中国富，特别是美国。陈晓松问是什么原因，大伯意味深长地说：“你长大以后自己去看吧。首先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就像我撑船的本领一样，在惊涛骇浪中也能如履平地。”年幼的陈晓松似乎听懂了大伯的话，他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到美国去看看。
从此以后，陈晓松更加刻苦学习，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2001年8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初中毕业。当挣到钱回来的爸爸妈妈问他想到哪里读高中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去美国。父母看到他申请了到美国自费读高中的名额，并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纽约中国城苏域柏高中的邀请函。这样，年仅15岁的陈晓松便飘洋过海，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刚开始的几天，陈晓松样样都感到新鲜。高耸入云的楼群、宽阔的马路、街头卖唱的嬉皮士等都让他耳目一新，但渐渐地陈晓松觉得与这里格格不入。这里的风土人情、人际关系、教学方式等都与国内大相径庭，这里的人与人之间很冷漠。有一天他逛街迷了路，问一个美国白人男孩到学校的路怎么走，美国男孩只是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就走开了，这令他很气愤。美国的教学方式很自由、随便，学校实行选课制度，不像中国，文科规定语、数、外加文史综合，理科则是语、数、外加理化综合。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科目，哪怕是足球，成绩合格以后照样可以毕业。陈晓松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很难提高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在美国，陈晓松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了。刚开始时，他觉得老师像是在讲天书，同学们说话他基本上听不懂，他初中时虽然学了点英语，但只是皮毛，只好从头学起。生性大胆大方的他经常拜别人为师，让别人教他英语口语。这样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不久便可以听懂日常对话了。
一天，老师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讲得特别快，还要让他们做笔记，陈晓松听得很吃力。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要老师讲慢点。同学们都鸦雀无声地盯着他，很为他担心。因为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师脾气很坏，他最讨厌上课时别人打断他。果然这个老师瞪着这个敢向自己发难的黄皮肤男孩，脸色越来越阴沉。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真的忽略了同学们的反应，便立即向陈晓松道歉，并感谢他提醒自己，紧接着讲课时速度就慢多了。
还有一次，另一位老师向同学们讲述各国的概况。他在黑板上画了几幅地图，说世界上面积很大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惟独不说中国。陈晓松又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地说：“China is too！”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奇怪的目光，他从容地跑到黑板前，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中国地图。接着用英文流利地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面积、人口和发展情况。他的演讲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China great！”从此以后，他成了校园的名人。大家都知道学校来了个敢于同老师争锋的中国男孩。陈晓松也赢得了尊敬，赢得了朋友，他很快地融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男孩和他的“中国人俱乐部”
一个偶然的事件，深深地刺痛了陈晓松。那是2002年4月的一天，陈晓松正和几个中国同学在操场边的林荫道里聊天，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足球，砸在其中一个同学的眼镜上。镜片碎了，玻璃碴扎得那个同学满脸是血，他捂着眼睛痛苦地在地上打滚。陈晓松急忙把同学扶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陈晓松一辈子也忘不了：所有的中国同学都跑开了，没有一个同学过来帮助他们。陈晓松气极了，就算是路人看到这种情况也会上前帮忙的，何况是同胞！陈晓松一面给同学止血，一面寻找肇事者。不远处一个身材彪悍的美国黑人学生正踩着足球，一脸奸笑和桀骜不驯的样子。当陈晓松看到他的时候，他还故意摊开双臂，耸了耸肩。他的动作引来他身后大堆人的哄笑。
血气方刚的陈晓松被这一幕激怒了，他放下同学，冲过去找那个人讲道理，但他哪里是那个人的对手呢？他被推倒在地，打得鼻青脸肿。正在这时，学校的保安赶来了。当保安要他找几个中国同学来作证时，竟没有一个同胞站出来。更可气的是一个同胞居然说自己是日本人。陈晓松感到特别伤心，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看得起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地做人。陈晓松决定给苏域柏的中国学生上一课。他依照吉鸿昌将军在日本的故事，在自己的胸前挂了个“I am from China！”的牌子，昂着头在学校里走来走去。
2003年5月，他创建了“中国人俱乐部”，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加入他的俱乐部。此时的陈晓松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国文教师，他希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民族责任感全部灌输给那些留学在外的中国学生，让他们团结起来，不受外国学生的欺负，并且让他们树立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在苏域柏高中的中国学生一共有六个，可是只有两个人参加了陈晓松的俱乐部。就是这两个人也不是真心加入的，他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晓松非常认真地对他们说：“我办这个俱乐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而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抛开自卑心态，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民族的文化。”
为了实施自己的宣传计划，陈晓松给其他三个学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给他们讲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讲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他们逐步醒悟过来：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不比别人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几天以后，全校的中国学生都成了“中国人俱乐部”成员。
在俱乐部里，陈晓松从德、智、体三个方面来帮助同胞，一方面给他们讲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让他们逐渐摆脱自卑的心态；另一方面特别注重辅导他们的学习，让他们的功课在整个学校出类拔萃；再一方面他们自行组织各种体育活动，提高运动技能。
经过陈晓松的努力，学校的几次考试，中国学生都稳占前三名；运动会上也是中国人拿冠亚军。“中国人俱乐部”在学校产生很大影响，学校领导给予高度评价，甚至那些自以为是的美国学生也对黄皮肤的中国孩子刮目相看！看到自己做出的成绩，陈晓松感到欣慰极了。
赢得教授青睐
2003年7月，陈晓松以优异成绩从苏域柏高中毕业。喜欢理工的陈晓松申请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哥伦比亚大学等16所美国大学，结果，除了加州理工外，他同时被15所大学录取，创造了中国留学史上的奇迹。他决定选择麻省理工大学。
麻省理工大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名校，就读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尖子们，竞争很激烈。学生们的课内课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学生社团更是林林总总，有些社团在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所开展的活动、项目不仅颇负盛名，而且对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来麻省理工大之前，陈晓松就决定将他的“中国人俱乐部”搬到大学里，让更多的中国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在麻省理工大的头几月，陈晓松到处走访学生，结果他发现很多外国学生根本不了解中国，很多人居然问陈晓松，中国的妇女是不是都“裹脚”，不用出去做事；男的是不是都穿马褂留长辫子……这些话让陈晓松感到很震惊。他们对中国了解得太少了！甚至有些华裔也不太了解中国，这就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主意打定的陈晓松便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学校的醒目位置贴了几张“中国人俱乐部”的大海报，他的俱乐部又开张了。这是麻省理工大建校以来第一次有中国留学生张贴自己的海报。“一石激起千层浪”，马上吸引了大批学生和老师前来观看，有大声叫好的，也有轻轻摇头的，还有一位南非的黑人学生大吼：“China,small！（中国、弱小！）”
陈晓松马上拦住他，义正词严地说：“你错了，中国是强大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我想请问你，你们民族不也是被霸权主义所歧视吗？当他们把战火烧到你们国家时，能帮助你们的也只有中国这样第三世界的大国，不是吗？”
他铿锵有力的话赢得了旁观者的大声叫好，这位非洲黑人学生也羞愧得低下了头。他的话也引起了一位教授的注意，他就是麻省理工大赫赫有名的教授―克拉克先生。
克拉克先生大声喊了句：“说得好！”便上前握着陈晓松的手连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他说的竟然是流利的中国话。原来克拉克教授是个中国迷，非常热衷于中国的文化，而且家中也有不少中国的收藏品，如国画、景泰蓝等，多年来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到中国去，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克拉克先生竟然知道中国有句名言，叫“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对陈晓松说，很想加入中国人俱乐部，很想了解中国这个美丽的国度。陈晓松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和这位平易近人的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克拉克教授给这个中国小伙子很多帮助，并建议陈晓松选择经济方面做他的专攻方向。在他的帮助下，入学的第一个学期里，陈晓松就有数篇高质量的经济论文出炉，获得了系领导的高度重视。但陈晓松对权威并不轻易苟同，一次听克拉克先生讲课的时候，就对他的课题提出了尖锐的反驳观点，两人在课堂上争执不下。克拉克先生是学校的经济学权威，也是美国美联储的高级顾问，历来很少有人挑战他的观点。但那次争论克拉克先生却输得心服口服，克拉克先生从心眼里喜欢陈晓松。
2003年，中美贸易大战升级，美中贸易逆差步步扩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要挟中国，要求人民币增值。针对这种情况，陈晓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金融风暴后人民币的走势剖析》，对人民币不应增值作出了果断的判定。这一尖锐而精辟的观点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触及了某些国家的利益，美联储还派专人秘密接触陈晓松，希望他收回论文，结果遭到他的拒绝。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得到克拉克教授的大力支持。
最使陈晓松倍感荣幸的是，在一年级期末，系里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他优异的成绩、公正的人品以及超强的综合能力大加赞赏，还特别提到了他的社团，并破格聘请他在第二学年担任克拉克教授的教学助手。在麻省理工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因为学校规定：学生的成绩不可公开，也不能轻易对任何学生进行奖励；同时教学助手的工作等于助教，只有研究生或博士生才有资格和能力胜任，陈晓松却胜任了，这实在是奇迹。
2003年12月18号是陈晓松的生日，远在异乡的晓松格外地思念家乡的小河，还有门前他栽的小树，如今也许已经长大了。陈晓松准备买一瓶红酒，就这样过生日算了，没想到黄昏的时候，却接到克拉克先生的电话。克拉克先生早已在自己家中为晓松设了个生日Party。他以自己的名义邀请了美国经济界以及政界的要员，并在宴会上向他们一一介绍陈晓松。他激动地说：“我有幸遇到一个伟大国家的天才人物，我的助手―陈晓松先生，他是我见过的品格高尚、最有才智的学生！”与会的宾客无不对陈晓松投以赞赏的目光，甚至有著名跨国公司当场要与陈晓松合作，都被陈晓松谢绝了。最后克拉克发表演说，希望陈晓松能在麻省理工大取得更大的成绩。
创建网络空间
陈晓松在提高专业知识的同时，依然加强中国人俱乐部的宣传和建设，他的俱乐部会员已经发展到500余人。
在俱乐部，陈晓松以“学汉语、宣传中国”为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他还发展了几个“过得硬”的中国学生和自己一起向全校的师生孜孜不倦地演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讲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正在飞速向前发展的巨大成就。他先后让家人和内地的朋友寄来600多张反映中国发展的照片，做成精美的展示牌，在麻省理工大周围巡回展览，用事实说话，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晓松在做这些的时候，都会从心底里升起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他讲得特别激动，绘声绘色，把祖国建设的丰硕成果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的热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那些外国人的面前。
在新的生活空间里，陈晓松又把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他决定在英特尔网站创造属于自己的网页。
他将“中国人俱乐部”搬迁进了广阔的网络空间。网站刚建立，访问量就创造了麻省理工大之最，每天平均有一万多人次，网站成了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世界了解中国的前沿阵地。
2003年12月，陈晓松接待了一位特殊的人物―美国麻省著名的企业家布郎先生。他说自己一直神往着中国，从陈晓松的网站上更加详细地了解了中国的情况，看准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宽松的投资环境，想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希望陈晓松做一个中间人。陈晓松很兴奋，他赶紧同老家政府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了洽谈的一切事宜，结果他顺利地为家乡引进了数千万元的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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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1日，微信横空出世，微信是一款基于智能手机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消息的即时通讯工具，集语音对讲、短信通信、即时通信等多种沟通功能于一身，并具备强大的LBS定位和扫描二维码等功能，其强大功能和社交关系链受到社会热捧。微信成为迄今为止增速最快的手机应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用户达到3.5亿，创造了国内外互联网领域的全新发展纪录。目前微信已经登陆东南亚、美国、港台、澳洲等市场，海外用户已超千万。随着微信的普及和功能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信订立合同，广告，进行商业宣传，从事各种民事行为。
一、微信合同的概述
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对微信合同进行定义的论述，而是笼统的把微信合同纳于电子合同之中。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世界各国颁布的电子交易法及我国《合同法》对电子合同可以界定，同时结合微信的特殊性，可以把微信合同界定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通过手机网络快速发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信息，以更加丰富的类似于短信、彩信等方式的形式达成的设立、变更、终止财产性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通过上述界定可以看出微信合同是以微信的方式订立的合同，其主要是指在移动手机网络条件下当事人利用智能手机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电子协议。
传统的书面合同（即“纸面合同”）是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的，而且手书签字和盖章还是合同真实性的证明。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都属于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因此微信属于电子合同中的一种。但微信合同具有其特殊性，既不同于传统合同，又不完全于同一般的电子合同形式，既可以通过短信、语音对话、图片等形式，也可以直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形式成立合同，大多数微信合同具有即时性、随意性、无契约性等特点。
二、微信合同的订立主要途径
随着微信的迅速普及，通过微信进行的交易行为日益频繁，由于微信平台的便捷性和特殊性，微信合同具有即时性、随意性、无契约性等特点，订立微信合同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途径。
1.通过微信“小商圈”订立无契约关系的买卖合同。微信作为一款新社交应用程序，微信庞大的用户群都是潜在的客户，一些商家从中嗅到了商机，纷纷抢滩“微平台”，构筑起一个日渐繁华的“小商圈”。经营微信“小商圈”的模式大概是，每天在微信上商品信息，付款方式可到实体店内购买，也可在网上交易。例如在微信查找公众号一栏输入“代购”两字，便出现一连串公共营销账号，从零食、红酒到眼镜、服装、皮包，涉及面广，种类相当丰富。但是微信“小商圈”的买卖，没有评价机制、没有信用担保、没有第三方交易平台，微信店的交易模式完全基于买家对店主的信任，这种模式下的合同大都是无契约的买卖合同。
2.通过“朋友圈”形成的代购合同。微信平台的好会形成一个“朋友圈”，商业广告也随之带了进来，在微信越来越普及的当下，微信营销俨然成为一种销售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借机做起了全职或兼职买卖——即以“朋友圈”为平台，通过分享商品图片，达到推销产品进行代购的目的。不少人点开微信“朋友圈”时，看到的是满屏的商品推销广告，每天都有许多类似广告刷屏，“朋友圈”变成大卖场，圈里的朋友许多都不是专职做生意，而是帮卖家做兼职。主要就是把图片发到自己微信的朋友圈，有人私密你，想买就可以成交，利润可观。而这类的代购往往都是朋友、熟人之间进行的，因此不会有正式的代购合同，多数是无形的契约。
3.微信二维码扫描形成的合同。二维码是一种信息的表现形式，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微信二维码，则是含有特定数据内容、只能被微信软件扫描和解读的二维码。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来扫描微信二维码，从而获得红人（例如电视专题采访幕后等）的名片、商户信息、折扣信息等。通过平面、户外、网络、印刷品等媒体可以很方便的让二维码露出。微信二维码其实就是利用微信的消息触达能力为商家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运营方式，而这种方式正体现了智能手机信息化技术与传统运营方式的本质上的不同。微信用户在交易过程中扫了二维码之后，都将成为可能达成微信合同。
三、微信合同面临的法律问题
微信支持快速发送文件、语音聊天等诸多功能，这些其本身所具备的优势使得它在个人及商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它本身的安全缺陷给用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导致通过微信订立的合同面临许多的法律问题。
1.微信用户易被不法侵害。微信是基于移动网络客户服务器平台的，用户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安装微信程序，通过腾讯提供的服务器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发送没有加密的信息到服务器，服务器再转发到接收者，就给用户带来了安全隐患。目前，微信面临的安全威胁有恶意软件、穿透安全防御、信息垃圾等。其中，微信的联系人列表功能为各种恶意软件的大量传播提供了很好的目标获取基础。同时由于用户安全意识不足的特性，微信用户很容易相信来自好友发送的内容，有时从好友处发送的信息并不是安全的，这为病毒的传播带来了便利的条件，在智能手机感染病毒后这些信息很容易泄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微信合同的纠纷难处理。微信不再仅仅是聊天的工具，通过微信订立的合同也受法律保护，但是随着通过微信订立合同的行为越来越频繁，有关合同纠纷成为了一大难题。微信合同纠纷，由于微信平台的殊性，虽然仍受到法律的约束，实际处理起来仍有不少的困难。微信合同纠纷与一般的合同纠纷在诉讼上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微信合同纠纷由于其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例如有关微信合同纠纷中的证据问题，按照传统证据理论证据在案件中的采用应该是客观的合法的和真实的，但在移动网络环境中的证据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3.微信中的虚假广告宣传。随着微信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微信各种广告，但不少都带有虚假、欺诈的性质，许导致许多微信用户上当受骗。在微信圈里，不少商家打出转发广告集齐赞就可以换奖品，因此不少微信用户在朋友圈里刷广告，点“赞”，微信上做积累“赞”换的奖品大到港澳游四天三夜礼券，小到几十元的润唇膏，虽然看似不错，可参与的人多，得奖的人少，结果是空欢喜一场。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激起不少“微友”们的热情，在微信朋友圈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宣传，甚至有的人为了奖品刷朋友圈，隔几分钟就刷。当符合条件的微信用户前往兑换时，有的商家称只能在固定时间段领取赠品，有的称活动提前结束，由于标的数额普遍较小，许多受骗者最后选择了沉默，这样的微信广告欺诈行为不在少数。
4.微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难。许多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小商圈”上购物都栽过跟头，售后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证。例如在微信上买了一件商品，到货后发现根本和图片上是两个样子，而卖家货物却不退换。微信上都是先付款再发货，钱已经付给卖家，如果不给退货，买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也无法寻求维权的渠道。现在的微信朋友圈，不但有友情，还有商情，圈里的人都是朋友、熟人，经常更新有什么新货了，真的买到物美价廉的还好，如果买到的东西和介绍差别很大，碍于朋友之间的面子，碍于情面又不好维权，只能吃哑巴亏。这种交易虽然便捷，但也隐藏着很多法律问题，微信朋友圈是一个熟人圈，但采取网上交易方式，买卖双方没有构成契约关系的买卖合同，若出现纠纷，很难处理。
四、微信合同的法律规制
随着微信广泛使用，在智能手机移动网络交易过程中，微信合同纠纷中的许多问题凸显出来，因此必须通过相关法律措施对微信合同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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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旅游的迅速发展，价格过分昂贵的星级酒店和环境偏差、服务参差不齐的招待所已无法满足旅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型酒店应运而生，为众口难调的住宿业市场带来多样化的选择。
1.经济型酒店及其发展现状
经济型酒店又称为有限服务酒店，是以连锁形式吸引更多顾客，尽量节省成本，只满足旅客的最低入住要求，以大众旅行者和中小商务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客房为唯一或核心产品，价格低廉（一般在300元人民币以下），提供标准化的服务，环境舒适，硬件上乘，性价比高的现代酒店业态。
近年来经济型酒店发展非常迅速，但发展模式上过分注重于数量上面的扩张，自身产品定位却不够明晰，产品同质化严重、服务水平改善滞后。这种发展模式很难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经历了前几年的井喷式发展后，随着近年来物业、人力成本的上涨，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型酒店急需要认清自己的市场地位，找寻合适自己的竞争战略。
2.济型连锁酒店的SWOT 分析
2.1优势
2.1.1有针对性：经济型酒店紧扣酒店的核心价值――住宿，去除了其他非必需的服务。主要针对人们的住宿需求提供服务，忽略娱乐休闲等功能，大大促进了成本节约。
2.1.2成本低，价格适中：相对于高档饭店动辄上千元的房价，经济型酒店的价格一般在人民币300元以下，这对于大多数由于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
2.1.3市场定位明确： 不同于高档酒店以高端商务客人、高收入阶层、高消费旅客为主要目标市场，经济型酒店的目标市场是一般商务人士、工薪阶层、普通自费旅游者和学生群体等。
2.1.4服务和环境性价比高：由于星级宾馆价格较昂贵，多数人会选择经济型酒店。相比于环境较差不正规的社会旅馆，经济型酒店预订方便快捷、价格透明、不需要前台议价、干净卫生、服务和安全有保障，性价比较高能满足多数普通客人的要求。
2.1.5连锁经营方式：经济型酒店一般采取连锁经营方式。通过连锁经营达到规模经济，提高品牌价值。这也是经济型酒店区别于其他星级酒店和社会旅馆的一个明显特征。目前全国共计超过20000家经济型酒店，超过200万间房间，这带给旅客极大的便利，也带给经济型酒店极大的利润。
2.2劣势
2.2.1缺乏行业标准：星级酒店明确由旅游部门来管理，而且也有《星级酒店评定标准》这样的业内规范进行约束。而经济型酒店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标准缺失，甚至时常会有消费者与酒店发生矛盾，而旅游部在发生处理投诉时无据可依，很难拿出有效解决手段。只有当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和游客吵架时，工商部门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解，但顶多也就是要求其向客人赔礼道歉，没办法进行处罚。
2.2.2服务标准化程度差：同一品牌的不同店铺差异很大，例如有的酒店干净卫生，服务热情，而有的酒店卫生不达标、服务太马虎、安全漏洞多，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住宿体验。对同一品牌的不同店铺，往往会给出差异很大的评价。当人们对一个店铺印象差的时候，往往就不再光顾这一品牌。导致顾客流失。
2.2.3专业人才短缺：为了符合酒店发展的要求，必须要有专业化的酒店管理人才。国内酒店学校的培养体系，几乎都是围绕单体酒店的运营和管理来展开的，具有连锁酒店管理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极为缺乏。另外，酒店数目的扩张导致对人才的极度渴望，人才缺口巨大。无论是管理型人才还是服务型人才的匮缺，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型酒店的长久发展。
2.3机会
2.3.1旅游观念兴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我国进入大众化旅游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节假日外出旅游。并且由于各地之间的商务活动频繁，而各企业也更加注重成本控制，所以商务活动也存在着相对固定的、数量巨大的客源背景优势，经济型酒店的潜在客户占有很大的比例。
2.3.2《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明确指出：支持发展经济型住宿业。建立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住宿服务网络。大力发展绿色饭店和经济型连锁酒店，在大中城市开展绿色饭店创建活动。鼓励住宿企业连锁化、品牌化经营，推进住宿、旅游、出行一体化服务。推广实施住宿业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提高住宿业服务水平。这无疑极大地鼓励了经济型酒店的发展。
2.3.3“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同时强调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将推动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发展彼此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辅相成，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优势共同发展。这对我们的住宿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进一步提升国内服务质量，满足国内外国客户的需求；其次则是努力走出国门，把带有中国特色的酒店服务带到外国去，一方面满足出国旅行的中国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让外国友人可以体验到中国特色，享受性价比高的住宿体验。
2.4 威胁
2.4.1国际经济型酒店的竞争：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吸引了众多国际经济型酒店品牌进入中国，现在全球就已经有超过10%的经济型品牌酒店进入中国，把未来发展目标锁定在了中国这块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上。外资酒店在经营管理及酒店连锁规模等一定程度上都优于本土酒店，使中国经济型酒店行业客源分散，规模受到冲击，行业竞争加剧。
2.4.2主题酒店和精品酒店的竞争。许多主题酒店：桔子水晶酒店、维络纳爱情酒店、厦门me2旅馆等一些瞄准家庭、情侣的酒店被市场看好。福建武夷山、江西景德镇、广东潮州等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三四线城市，还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推出以陶瓷、茶艺等为特色的客栈、民宿，效果也不错。比起相同地段的快捷酒店，桔子水晶酒店的价格一般只高50元左右。随着人们旅游观念的变化，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经济型酒店，而追求个性、风格与文化的精品酒店。精品酒店除了住宿，还提供图书馆、影音娱乐室、红酒吧、茶室、瑜伽馆，以及SPA会所等服务。这些带有特色而价格仅仅比经济型酒店略高的酒店对经济型酒店造成了一定冲击。
2.4.3仿冒连锁酒店品牌的酒店屡见不鲜；一般而言，仿冒酒店用容易混淆的名字仿冒连锁酒店，例如，“7天连锁酒店”，往往有仿冒酒店将自己的名称改为“7天快捷酒店”或者“7天连锁”。这些仿冒酒店，不仅设备一般，而且服务还达不到一般水平，在市场上混淆着消费者的试听。这些仿冒酒店抢走客源事小，破坏品牌形象事大，这又需要我们的经济型连锁酒店提高警惕，增强法律意识。
3.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竞争战略
3.1成本领先战略：
3.1.1在硬件支出方面，经济型连锁酒店应精打细算。例如，客房使用分体式空调，在冬天只用暖气；客房不用地毯，而是被特殊耐磨材料所替代；拉开客房的床，下面没有涂料，只露出水泥，或者房间用复合式地板；卫生间用简洁的淋浴取代大型浴缸。但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应该建立在不损害顾客的需求和舒适感上，不能本末倒置。
3.1.2在软件配套方面，应加强网络营销。经济型酒店的客户多为白领阶层、商务客人及普通游客，而这些客人的网络使用频率是很高的：所以，经济型饭店的发展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一方面利用网络介绍、宣传酒店产品和特色；另一方面建立网上预订系统，实现资源共享。随时更新相关信息，在第一时间把最新的数据提供给网络客户。这样可以大大减轻接待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可以节约部分人力。
3.2 差异化战略
3.2.1随着消费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功能型住宿需求，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有品位、格调高，更符合自身价值和认同感的酒店住宿。要提升用户体验，就必须研究消费者喜好，瞄准消费需求，做出特色，做出风格。在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用特色作为卖点，吸引相关群体。
综上所述，我们经济型连锁酒店既有优势，又有不足，既面临机会，又面对挑战，如何在形式变化的市场上进一步拓展品牌，提高管理水平，是经济型连锁酒店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冯冬明：“经济型酒店发展、问题、策略”，《旅游学刊》2006年7月刊.
[2] 姜煜：“浅析我国经济型酒店的发展――以7天连锁为例”，《企业技术开发》（下半月）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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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南方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单亲）儿童。
国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她在过去两年以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为对象，做了调查分析。她发现这些犯人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她的课题组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或单亲背景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或单亲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生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需要强调的是，张丹丹和合作者在调研中，也曾试图研究农民工身份和犯罪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农民工身份并不是这些人犯罪的原因，而附加在这个群体上的人口学特征：如更加年轻，男性比例高，受教育程度偏低等，才是与犯罪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放置于其他人群，可能也会得到较高的犯罪比例。而当在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人口群体中抽调出同样的年龄、相同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就会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比城里人更容易犯罪。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2015年9月，《凤凰周刊》记者和张丹丹一起走进高墙，见到了这些“身世特别”的服刑人员。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大陆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服刑人员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殁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一次，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让他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后”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刑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等罪行，经济类犯罪比例则很低。主要原因是：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留守或单亲家庭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张丹丹曾在监狱中组织上千名服刑人员做过一个利他博弈的经济学游戏：将受访者随机分组，每组两人，一人作为领钱者，可获得一定金额的游戏奖金，并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笔奖金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游戏结果说明服刑人员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导致将近15%的服刑人员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这一比例远高于普通农民工群体的8%。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化名）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就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刑，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通常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给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是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们，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五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监狱很难获得他们的消息，“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几年后有人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懂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20元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的一个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俩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强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儿，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后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接他去山东插班读书，可佘念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打工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时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时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或单亲”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为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惧、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儿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这期间，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五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某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房屋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6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算是“军师”，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西北某知名高校的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崔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2011年崔凯失业了，重新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逐渐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他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什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至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千活。他“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文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赌不在话下，冰毒、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地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面前，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苦孩子出身，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邓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人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前妻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前妻。前妻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前妻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前妻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前妻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由外公外婆抚养，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渐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处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