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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2月8日
一、贫困的定义
贫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有不同的涵义，它隶属于一个历史和社会范畴，1989年欧洲共同体定义贫困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贫困从狭义上讲，一般是指经济范畴，从广义上讲，它涵盖了社会所有的领域，包括经济、文化、历史、心理、生理、卫生等各个方面。贫困的实质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由于缺乏某种社会资源而处于一种整个社会不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二是指为摆脱上述状态而缺乏必要的能力、手段或者机会。
二、健康扶贫的涵义
由上述困的定义可知，贫困不仅指物质上的匮乏，还指资源、机会、能力等方面的缺失，而健康不仅是指身体上的无疾病、无痛苦，还包括心理及社会权利等方面达到最优状态。“健康扶贫”是扶贫的广义范畴。在我国，“健康扶贫”的口号最早提出于2002年，是基金会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中央统战部、卫生部、文化部等国家党政部门支持下发起的。旨在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服务项目，推动中国基层及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从而体现出“人人健康”的社会公平及公正，逐步消除家庭或个人因生病而致贫困和因生病而返贫的现象。因此，在我国，“健康扶贫”的涵义可以理解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既注重“输血”机制的构建，又注重“造血”功能的培育；既注重扶贫手段的针对性，又注重扶贫手段的系统性、综合性；既注重对贫困者从资源（主要是资金和物质）上予以支持，又注重从权利、机会、自助能力等方面予以支持；既注重对贫困地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服务建设、医疗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又注重在健康教育、科学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培育、社会保险、食品安全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予以支持；重视培养贫困者的主体意识和能力，变对贫困者的生存支持为发展支持。
三、健康扶贫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根据国务院扶贫办档案立卡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7，000万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返贫的人约占42.4%。此外，根据我国832个贫困县的相关数据显示，这些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床位数人均数、执业医师人均占有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我国的健康扶贫工作十分紧迫，道路长远。
从宏观上讲，健康扶贫工作对于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2015年11月，同志在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于扶贫，要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要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的倾斜。这次会议的召开，明确了健康扶贫的工作方向，对于我国到2020年让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健康小康”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通过我国计生委及扶贫办的长期深入调研，于2016年6月21日了《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凝聚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真知灼见，补齐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短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微观上讲，我国的“健康扶贫工程”是以“维护居民健康”为中心，以“坚持预防为主，减少疾病发生，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的惠民工程，可以使基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的贫困群众受益，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善举。“健康扶贫工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的压力，避免“病来如山倒”的现象以及给患病带来的一系列不好的连锁效应，从侧面看，健康扶贫工程的实施能够使家庭或个人缓解甚至摆脱“贫弱交加”的境况。
四、实施健康扶贫的措施保障
实施健康扶贫系统工程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扶贫开发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那么，针对我国健康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点及难点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明确和加强健康扶贫的组织实施策略。对于健康扶贫的组织实施，我们一定要明确扶贫办及其他相关部门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首要部门，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职责分工；明确以中央作为统筹部门，省（直辖市）、市、县主抓落实的工作体制和实施方案；明确健康扶贫的路线图、时间表。此外，要层层落实责任，强调县一级政府要担负起主体责任，要做好政策衔接、人力调配、项目确定、资金统筹以及实施推进等工作，要切实将实施健康扶贫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攻坚战。
（二）将国家投入政策落实到位。《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的投入责任。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强对贫困地区与健康卫生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人员配置力度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实施力度，建立健全东西部健康扶贫框架，应将省、市两级卫生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并逐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应继续加大对健康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推动健康扶贫横纵深方向的健康发展。
（三）制定严格的考评制度。将健康扶贫工作列为领导责任制并将其列入地方政府目标考核管理项目，国家卫计委、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应按期对各地的健康扶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而地方负责领导应在健康扶贫年度中制定具体的任务完成方案，对职责分工、任务要求、任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任务完成效果和不足以及下一年度改进措施等方面作出书面说明，并向国家扶贫办及卫计委汇报，国家卫计委及扶贫办针对工作完成情况对相关领导及部门作出评价和相关奖惩措施。
（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康扶贫。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工程，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充分发挥其具有组织性、协调性的作用，发挥公民个人积极参与的作用，从而能够整合社会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此外，国家应相应地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扶贫政策中关于税费减免政策及其他一些优惠措施，从而进一步拉动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扶贫工作中来。
（五）加强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首先，应培养能够吃得苦、住得下、扎得根的乡土人才。在本地选拔具有高学历或者愿意留在本地工作的医疗人才，根据不同情况、不同特点、不同专业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通过培训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后上岗工作，从而更好地为本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其次，应通过对口帮扶方式实现提高现有人才的专业水平。各省市三级医院应采取对口帮扶的办法，向贫困地区派遣1名（副）院长，3～5名技g骨干，定期到实地帮助培训贫困地区的医疗人才，对现有的人员医护能力进行提升；最后，应提高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人才的报酬及待遇，用适当的待遇招引人才。本地政府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同时从工资待遇、津贴补贴、住房购买等方面给予倾斜，充分保证有感情、愿意奉献的专业人才在贫困地区扎下根来，为贫困地区打赢脱困攻坚战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继续摸索新的健康扶贫形式及途径。通过深化改革的力量继续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制定与当地健康扶贫工作相适宜的扶贫形式及途径，同时，提高配套资金、人才、技术等的使用效率并形成合力，充分提高健康扶贫的实际效果。
五、实施健康扶贫的重要任务
我国当下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人类迄今为止覆盖人数最多的一种医疗保障体系，但由于其分母之大就显得我国医疗体系力量的单薄与乏力。国家卫生计生委王培安说：“健康脱贫简单说有四个目标：第一，要让贫困地区的人口能够看得起病；第二，要让他们看得好病；第三，要让他们看得上病；第四，让他们少生病。”由此可见，要达到这些要求，我们必须以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为着力点，整合现有的医疗资源、人才技术资源、资金项目资源，逐步加大对健康贫困地区的管理及支持力度，采取更加符合该贫困地区情况且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保障健康贫困人员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继续加强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工作力度。继续强化贫困人口登记工作，扩大贫困人口参加医疗保障范围，确保全部贫困人口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切实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群众的医疗负担。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出资，制定医疗费用分担比例，对参加基本医保的贫困人口的个人部分推行补助政策。降低、减免一些特定贫困人群的全部或部分治疗费用。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能否为贫困人口购买健康保险。
（二）继续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及大病保险制度。政府采取调整财政投入分配比例的办法，逐步加大对医疗救助力度，增强医疗救助能力，提高医疗救助的“兜底”能力，预防城乡居民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区分基本医保制度延伸之外的大病二次报销、大病保险等制度，做好不同性质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继续探索其他可持续的医疗救助机制，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水平与其他健康保障风险防控能力同步提高。提高疾病保险经办机制整体工作效率，做到实时实地处理。逐渐扩大救助病种范围，努力实现救治病种的全覆盖。
（三）实施健康扶贫中的“精准”。要精准识别和确认健康扶贫的扶持对象，以基层政府为组织单位，对健康贫困人口进行普查并建立贫困人口信息档案，根据扶贫安排，在确定贫困患者的基层医疗救助医院后，对其进行健康检查，由医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诊疗方案，实施救治后定档存储以备后用。对基层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病人，要按照分级诊疗的要求，及时转入上一级医院，实行动态管理。
（四）开展对贫困地区和人群的疾病预防，实施健康干预。贫困地区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疾病的视而不见。国家应针对贫困地区进行健康知识的宣传及普及，应下大力度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国家产业扶持中，要坚决取缔污染企业，防治慢性、传染性、地方性、职业性疾病的发生，应定期对贫困人群提供免费体检的机会以帮助人们对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对当地人群的日常饮食习惯及生活习惯进行干预、改善其健康状况。
（五）依法打击在健康扶贫中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及渎职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哄抬药品及医疗产品物价的行为，警惕扶贫工作成为捐赠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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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扶贫税收政策的作用
1.减轻基层创业税负，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
自2006年起，我国在实行了“免征农业税”政策的同时，还实施了减免牧业税、特产税及屠宰税的政策。通过减轻基层创业税，达到让利于民、人民富强的目标。这种多予少取的宏观调控理念，使得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有效促进了偏远农村及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的增长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2.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创业条件
开发性扶贫是当前政府一直坚持落实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完善农村基础建设，为财政扶贫开辟道路。与此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有力促进了社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对农村地区的开发性建设，优化了农村地区的生产设施，使得农村贫困面貌较之前大为改善，这为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与贫民脱贫致富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3.吸引外资参与，促进扶贫国际交流
自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以来，吸引了大批量的外资注入，共同参与到我国的扶贫事业中。据调查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利用各类外资进行农村扶贫的资金高达20亿美元以上，加之国内资金的投入，总投资金额高达数百亿人民币。在我国中西部区域，外资扶贫项目已超百个，受益的贫困人口超过2000万。通过对国际扶贫力量的充分利用，积累了大量的农村扶贫经验，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扶贫开发水平。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我们仍要继续加强与国际扶贫力量的交流，充分借鉴成功的扶贫方式，实施扶贫项目合作，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扶贫事业的优良发展。
二、完善农村扶贫税收政策的措施
1.流转税
营业税是流转税的重要构成部分，据调查显示，相较于发达的东部省份，贫困农村地区的税收压力更为明显，利用税收宏观调控来减轻农村税负，为农村地区营造一个宽松、富裕的生活环境，对全面奔小康这一目标的实现显得格外重要。笔者建议，政府部门应加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将农村扶贫项目物资采购纳入农村经济免税范围，具体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落实：（1）先征收后返回；（2）充分参考“家电下乡”这一成功经验，将扶贫物资的增值税以相对更高的比例返还。此外，国家还应深入总结“营改增”在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借鉴东部部分省份执行的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措施，扩宽在中西部的试点范围，以帮助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2.所得税
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响应农村扶贫开发的号召，笔者认为，政府可以制定更优惠的所得税政策，具体如下：（1）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扶贫政策落实到国家级贫困县内；（2）结合当地企业发展状况，适当将投入农村扶贫项目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调低，以提升企业投入农村扶贫开发的积极性；（3）农民是构成纳税主体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国家扶贫的重点对象，这使得农业税收和农村扶贫开发遭遇了尴尬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根据农村贫困地区实情，对农村私营企业、个体等个人所得税政策进行调整，避免一刀切的做法，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以点带面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3.其他税收
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引导、协助相对于发达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关于其他税收政策的实施，笔者认为，可以借鉴重庆的做法，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为主，具体包括：（1）对于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的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2）对于因生态环境迁移或者因扶贫开发而移民所得的安置房，免收契税；（3）对于农民购置主要是务农所需的三轮车、摩托车、货车（低速）免税等。建议特困地区政府借鉴重庆税收经验，充分发挥政府所具备的引导、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应对这场扶贫攻坚战。
三、结语
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政府应针对农村扶贫开况出台更为优惠的流转税、所得税等税收政策，以减轻相关企业经营负担，促进农村扶贫开发项目效益的提升，只有这样才可使农村落后地区经济取得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幼婷.中国收入再分配中税收政策与转移支付政策的配合研究[D].山东大学，2016.
[2]郑瑞强，王英，徐元刚.同步小康视野下扶贫移民政策与惠农政策衔接问题探讨[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3）：19-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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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捐资捐款，通过宣传发动，扶贫办干部、职工积极主动献爱心，向受灾群众捐助抗旱救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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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加强领导，配强班子，以组织保证实施脱贫致富。
（二）坚持部门配合，分工包干，以城带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脱贫致富。
1、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不断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2、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城乡、文化、卫生、科技、体育等公共事业，加快服务体系建设。
3、推进城乡的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据统计我市每年有50多个部门百名干部、百家企业直接参与扶持，多的部门拿出几十万，少的部门拿出几万元，每年约有千万元以上扶持经济薄弱村，解决农村走路难、吃水难、用电难、就医难，经济发展难等六大难的问题。帮助薄弱村修通道路500多公里，投入500多万元修建52座桥，投入200多万元维修电力线路，投入500多万元帮助薄弱村发展体育卫生学校等方面社会公共设施。
（三）坚持村企结对发展壮大村级经济以工补农，发展工业经济助推脱贫致富。
1、建标准厂房筑巢引凤增收。
2、村级存量资产盘活增收。
3、创新发展新思路以新增项目创业增收。
4、发展高效农业以产业化经营和服务业引领增收。
5、双强干部创业带动增收。
（四）坚持政策扶持，以惠农政策支持脱贫致富。具体制定了六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1、对年稳定收入低于15万元的村投资建设标准厂房，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市镇两级财政支撑每平方米200元的补贴，挂钩部门再给予100平方米的补贴。
2、将村级盘活存量资产土地出让金收益的80%返还给村，用于支持村级经济发展。
3、实行农村集体土地租赁最低保护几年政策每年每平方不低于12元。
4、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持力度，通过以奖代补，直接补贴等形式加大经济薄弱村在环境卫生整治，河道疏竣，村道路建设，社会事业方面的发展给予资金的支持。
5、在镇级工业基础集中区或其它功能规划区以及中心村规划确定一定数量的土地，给予村集体发展标准厂房、三产门市房、物业增收项目、一般每个村不少于5亩，重点倾斜薄弱村，优先安排。
6、经济薄弱村发展设施农业连片50亩以上的，其标准大棚建设享受市40号文件有关奖励以外，再配套奖励每个大棚1000元一个。
通过以上的惠农政策的扶持，有效地促进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全市建标准厂房发展工业：有10万平方米以上，新办100多个中小企业，每年增加工业销售收入20多个亿，增加村级财政收入，安排农民就业有5000多个，消除经济薄弱村从消除20万元以下的贫困村到2013年基本消除70万元-100万以下的贫困村，从2001年消除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以下到消除2013年6000元以下的贫困户，由于惠农政策的扶持大大促进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二、对贫困户结对“联”
全面开展了双联活动具体做到了“四到户，四带动”。
四到户是：
1、各级领导带头联系到户。
2、三级老区促进会扶贫协会组织结对帮扶到户。
3、就业安置到户。
4、资金扶持到户。
四带动是：
1、企业的带动。
2、合作经济组织带动。
3、专业大户带动。
4、科技示范园带动。
三、对无劳动能力年老多病的特困户进行低“保”
全市落实低保户共412户，974人，每年发放低保金共57万元以上（其中市17万元、镇17万元、村22万元），每年按月逐户逐人发放到人，使每一个特困户家庭都有最低生活保障。
四、对老区和特困家庭危房户修建和改造进行“帮”
我市通过逐户调查登记共有危房户690户，只用两年时间先后动用资金1000万元以上已全部得到解决，资金来源市镇村三级财政和企业、部门和社会各方力量筹集全部解决，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
五、对无钱读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困难家庭子女进行“助”
全市共有1340名特困学生需要资助读高中和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每人每年都在3000元以上，由结对帮扶单位和个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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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良贷款总量大、笔数多。至2006年6月末，农行巴中分行尚有到村到户小额扶贫贷款164462笔，占全行贷款总笔数的82.2％；贷款余额17876万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7.3％；其中不良贷款余额17853万元，占比高达99.87％，占全市农行不良贷款总额的13.3％。
二是经营成本高。目前全行从事信贷管理的从业人员413人，县支行和营业机构信贷人员381人。仅管理小额扶贫贷款一项业务，平均每个信贷人员就要负责432笔。加之近年来农行农村机构撤并力度加大，全行现有机构19个，农村机构仅有6个，平均每个机构要经营8656笔小额扶贫贷款。机构撤并后实行属地管理已不可能，只能成立专业清收队伍，往返几百公里路程清收，大大提高了经营管理成本。
三是清收难度大。巴中市面积1.23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307万，农民分散居住，贷款分布在全市三县一区284个乡镇2380个村77万户农户手中，贷款户占全市农业人口总户数的85％，户均借款额1000元左右，清收管理难度非常大。自1998年以来，农行进一步加大清收处置力度，但效果并不理想。以清收处置小额扶贫贷款效果较好的通江支行为例，2003～2006年6月，3年半时间仅收回446.2万元，占支行总贷款余额的8％。
小额扶贫贷款不良率高的
成因及解决对策
小额扶贫贷款不良率高、清收管理难，其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扶贫贷款发放时间跨度长，自1965年开始发放，时间主要集中在1985年至2002年，前后跨度40年；另一方面，扶贫贷款种类繁多，而且几乎全部都是信用贷款，贷款风险突出。
小额扶贫贷款的清收清退，关系到农行资产质量的提升，关系到农行的改革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和分账经营机制，探索“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清收盘活途径。
一是建立专业化清收队伍。小额扶贫贷款数量多，笔数大，要按照“统一布局，分类指导，两条战线，合力清收”的原则，建立专业清收队伍与全员共同合力清收的机制，才能取得突破。在二级分行成立专业清收中心或专业清收支行，集中经营管理全市扶贫贷款，实行市场化的清收绩效考核机制。在各县支行成立资产经营部，实行属地清收分散经营的方式，强化支行清收实力。在各乡镇通过实行资产经营部人员分片包干，聘请委托清收人员清收的方式，加强对委托清收各环节的管理，形成以市分行资产经营中心为主力，各行资产经营部为中坚，各乡镇委托清收人员为补充的“三合一”专业清收队伍，形成专业清收与全员清收两条线的合力。
二是实施市场化清收机制。各专业清收人员清收绩效全部按市场化管理考核。如巴中分行实行了按清收人员实际清收“可疑类”贷款本息的10%、清收“损失类”贷款本息的13%、清收“正常、关注类”贷款本息的1%、清收“次级类”贷款本息的1.5%、盘活“可疑、损失类”贷款本息的1%计付清收人员的工资、效益工资、费用及各项提留的考核机制，鼓励多劳多得。同时对超任务部分按5%给予现金奖励。对年度内清收“可疑、损失类”小额自然人贷款本息超过60万元的个人，由市分行发给特殊贡献奖。同时，清收工作鼓励全员参与，对内部非专业清收员工和委托清收人员实行统一标准，鼓励员工尽其所能清收小额不良贷款，形成全员清收合力。
三是运用多样化清收策略。一是实行委托清收。在落实中介机构或社会人员抵押担保，风险防范完备的前提下，通过实行计付手续费的办法实施委托清收。二是实行打包清收。按照“严格范围，摸清底数，价格合理，程序合规，处置合法，损失最小，现金受偿”的原则，遵循“以客户偿还能力为核心，以市场价格为向导，以买卖双方接受价格为宗旨”的价格机制，实行一个村、一个社、一个乡整体打包公开拍卖等方式处置清收，达到节约成本、快速处置的目的。三是实行招标清收。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企业和特定对象的重点风险贷款，在行内和社会上公开招标清收，对招标过程和清收结果进行公证。四是依法清收。对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的“钉子户”、赖债户依法。五是责任清收。对职工责任贷款，通过界定责任，签订责任书，订立还款计划和还款期限，实行在岗清收、待岗清收、下岗清收、买断清收。
四是打造全员清收氛围。首先要争取政府对清收工作的大力支持。一是抓住当前县域经济整体推进和创建和谐金融生态环境的契机，开展建设“无不良贷款诚信县”活动，将小额扶贫贷款清收纳入各级政府部门工作年度计划和责任考核。二是争取将各级乡、镇、村贷款以及私贷公用的小额扶贫贷款纳入政府部门化解乡镇村债务的范畴，力求政府部门按年规划，按年清理，按年消化。三是合理制定政府部门清收小额扶贫贷款奖励办法，将小额扶贫贷款清收与新的扶贫项目信贷支持挂钩。四是强化宣传效果，广泛宣传经济金融政策。其次要形成内部全员清收合力。全面落实领导挂点包片责任制，将小额扶贫贷款的清收与各部门负责人业绩挂钩考核。实行全员岗位清收。按照“定人员、定责任、定对象、定目标、定措施”的要求，实施客户经理岗位清收，按月监测，按月考核，绩效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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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认真贯彻自治区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创造条件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组织保证、资金支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狠抓落实，有力地推进了南部山区脱贫致富的进程。
一是建立机构、落实责任。市委专门成立了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委政策研究室设立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南部山区扶贫工作。市委组织部认真做好扶贫干部的选派和管理考核工作。每个定点扶贫村确定1-2个市直部门进行帮扶，每个帮扶部门抽调3名以上扶贫工作队员，并有一名处级干部带队组成扶贫工作队。
二是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市扶贫办和市委组织部每年都对扶贫工作做出专门安排，并召开动员会进行部署；要求各工作队年初报送年度工作计划，年末提交工作总结，平时及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市委组织部把扶贫工作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途径，从开展整村推进工作以来先后选送两批43名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农村工作指导员，在推进扶贫工作进程的同时，培养锻炼了一批实践经验丰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年轻后备干部。
三是落实资金、保证经费。市委、市政府每年从财政列支专项资金对扶贫工作进行补助，资金拨付坚持项目申报审查制度，由各扶贫工作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市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书面提交资金使用方案，经审查批准后执行，保证了资金专款专用。各部门各单位还多方协调项目、争取社会资金进行帮扶，并拿出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扶贫工作队员的生活补助、差旅费报销等，使扶贫工作的各项任务得到了较好落实。
四是督促检查、强化管理。市委组织部、扶贫办专门制定了《**市南部山区定点扶贫帮扶工作考核办法》和《**市扶贫工作组及成员考核管理办法》，对各扶贫工作队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考评考核方式、评分标准、纪律要求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采取不定期检查与年底统一考核相结合、民主评议和组织鉴定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综合考评，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和干部使用的重要依据，调动了扶贫工作队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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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无规划
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扶贫脱贫的大环境下，不少地区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出现大干快上，开发缺乏规划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发模式无规划，在开发模式上没有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大多数依靠政府资金投入，没有深入研究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优势，就盲目的进行旅游项目开发，一旦投入的资金出现断流，开发就难以为继。
2、产品设计雷同，突出表现在旅游产品无特色，层次低，例如某地区搞旅游扶贫，一看到邻近区县做“农家乐”近郊游比较赚钱，于是大力发展“农家乐”，结果和邻近区县形成了同质化竞争，搞得两败俱伤。
3、无长远规划，扶贫事关当地群众的长远利益，那种依靠竭泽而渔、出卖资源来实现迅速脱贫的办法在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不顾长远利益，在旅游扶贫上搞突击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群众受益不均
地方政府大力开展旅游扶贫的目的是为了当地群众实现脱贫，因此，旅游开发的受益者必须一个庞大的群体。换言之，旅游开发扶贫扶的是一个“面”，而非一个“点”。这是在旅游开发扶贫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中曾出现一些群众受益不均的现象，例如，当地打造好旅游项目以后，不少开发商为了便于管理，打着“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旗号，大量从外地招聘员工，将当地群众排斥在了产业受益者之外，或者是将旅游项目中的经营单元外包，令当地群众丧失了创收的机会，结果旅游扶贫成了裸的资源掠夺。
（三）开发中急于求成
开发中急于求成，是旅游扶贫开发的一个常见问题。不少地方在搞旅游开发的时候，为了达到快速脱贫的目的，往往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发现一个赚钱的项目就一拥而上，将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等重要问题全部抛在脑后。例如，一些贫困地区盲目发展生态旅游，竟然把国家保护的湿地开发成旅游区，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得不偿失。
二、解决旅游扶贫开发问题的措施
（一）政府扶持，加强规划
政府在扶贫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搞旅游扶贫是一项投入大、牵涉面广、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对旅游扶贫开发的扶持不光在资金投入上，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在以政策营造旅游环境上。只有政府将旅游纳入当地的发展规划，并结合当地特色，在资金引进、人才选拔、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多种优惠政策全力打造旅游产业，才有可能取得开发扶贫的效果。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幅员辽阔，但是同时也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特别是旅游资源的占有量在世界排名居后。旅游资源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在开发的时候必须有科学的依据进行指导，这样大手笔的社会系统工程，也只有政府才能牵头完成。
（二）找准特色，配套发展
发展旅游产业的关键在于树立旅游特色，一味重复的低层次旅游项目迟早会被淘汰。旅游特色在本质上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广泛的概念，这一概念经过创造以后可以无限延伸并重塑，成为一个地区的“名片”。在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仅以直观的自然景观或传统的人文景观作为特色容易让旅游变成一次性快餐，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经过创造和整合的旅游资源会失去生机和活力。通过创造、配套而树立特色的旅游资源在国内一些旅游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比比皆是，例如，我国杭州一直以来以西湖最为有名，可是杭州政府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在杭州的旅游规划上另辟蹊径，除了把西湖打造得更为精美以外，在杭州的开辟出宋城景区，以演艺宋城、科技宋城、文化宋城为主题大力塑造新景区，年游客超过700万人次，成为我国大陆人气最旺的主题公园。
（三）重在扶志，加强服务
旅游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是人，即贫困人口，旅游开发不是目的，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才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贫困人口按照政府的旅游开发规划动起来。从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表现在文化落后，大多数没有受过中高等教育。文化和技能的缺乏导致贫困人口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贫困的现状。因此，政府在开展旅游扶贫开发的时候，必须同时在贫困人口中同步开展教育和帮扶等服务工作。通过树立榜样，加大宣传力度，首先改变贫困人口的思想，使其能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旅游开发中去，通过辛勤劳动来使自己彻底脱贫。只有做好了这些方面的工作，才是真正彻底让贫困人口告别了贫困，达到了国家制定的扶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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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县人大常委会督查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甘肃省高台县人大常委会组成督查组对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54件意见建议办理情况逐单位逐件进行了督查。督查组先后深入民政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农委等19个承办单位，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详细了解办理进展情况。为进一步办理好代表意见建议，督查组要求，各相关单位要继续深化认识，真正把办理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要把办理代表建议与推进部门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建议办理了解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同代表的沟通联系，听取代表意见建议，做到认真办理，答复及时，使建议办理取得实效，提高建议办结率和代表满意率。（盛学源）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跟踪审议森林法贯彻落实情况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贯彻实施森林法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议，县林业主管部门就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意见提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题汇报。在审议中，会议对县人民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对贯彻森林法整改落实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同时建议县人民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森林法及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积极营造全民造林、依法护林的良好氛围；积极争取林业工程建设项目和资金，加大对林业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坚持林牧并举，妥善处理林牧矛盾；加快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业产业化建设；加强林业执法体系的建设，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杨景锋）
宕昌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工作 甘肃省宕昌县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采取实地察看、座谈交流等方式，对全县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作进行了视察。针对视察中发现的农村公路建设工期短、任务重和养护不够及时等问题，视察组要求，要进一步统筹规划交通工作，工作分重点，靠上抓进度；既要重建设，又要重管理，加大日常养护力度，建立长效管理和养护机制；要想方设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於胜安）
天水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工业经济发展情况 甘肃省天水市人大常委会组成调研组赴武山县调研工业经济运行和骨干企业发展情况。调研组先后深入到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武山水泥厂、武山县工业园区，通过多种方式，详细了解了武山县域骨干企业生产经营和未来工业企业发展规划情况，询问了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组对武山县工业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一要深化认识，更新观念，开拓奋进，选好工业项目，加快工业发展；二要做好规划，整合资源，全力以赴抓好项目的前期工作；三要坚持树立选好商、招好商、招大商的理念，大力招商引资，并立足现有企业，把有潜力、前景好的企业发展好；四要进一步加快工业园区发展步伐，完善配套设施，优化投资环境，使政策、资金和企业向园区聚集，使工业园区成为武山工业发展的承载区、产业转型的创新区；五要深入研究市场动态，拓展销售渠道，释放政策红利，保企业运行、促经济增长，为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侯祥林 康 永）
清水县人大常委会视察扶贫开发工作情况 甘肃省清水县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对全县扶贫开发工作情况进行了视察。视察组指出，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多形式、宽渠道、全方位加大对扶贫开发法律法规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关心扶贫、支持扶贫、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要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升群众就业、创业能力；要继续加强与中央和省、市相关部门的联系，积极争取项目扶持，争取更多的扶贫开发资金；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精准扶贫的部署要求，按照全省“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我县“1+19”精准扶贫工作方案的要求，认真研究、精心规划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工作。（刘志斌）
永昌县人大常委会督办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甘肃省永昌县人大常委会会同县政府组成督查组，就县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83条涉及农林牧水电、教育卫生、交通卫生、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办理情况进行督办。在督办座谈会上，各主办单位负责人分别就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做了详细汇报。督察组对县政府及各承办单位的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各承办单位领导高度重视、采取措施有效得力、办理的结果成效显著。督察组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主动上门，加强同代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听取代表意见，增强办理工作针对性，提高办理答复质量，确保办理结果让代表满意。（赵文杰）
兰州市西固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双联帮扶”工作推进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精神要求，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各联扶成员单位及“双联”联系点乡村主要负责人，召开“双联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对联系点金沟乡片区上半年各成员单位联扶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各联扶单位及4个行政村负责人重点就下半年联扶工作打算进行了简要汇报和沟通交流，并重点就全区联扶工作会议上安排的解决群众困难、驻村干部主题教育、困难群体关爱救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等4项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安排，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张 敏）
庆阳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基层人大工作调研 甘肃省庆阳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赴西峰区、庆城县、华池县实地调研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深化拓展双联“人大代表在行动”及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履职情况。调研组指出，明年是县乡人大的换届之年，县乡人大要及早谋划，统筹安排，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总结经验，开展调研，确保明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要以已建成的146个“人大代表之家”为平台，不断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依法履职创造条件、丰富内容、强化保障、提供服务，充分调动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性、主动性，抓住国家、省市开展扶贫攻坚的有利因素和重大机遇，把开展双联“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与精准扶贫高度对接，确保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履职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张 康）
靖远县人大常委会检查档案法贯彻执行情况 甘肃省靖远县人大常委会组成检查组，对档案法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综合执法检查。检查组认为，该县档案部门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全面推行档案资料数字化录入、防虫无尘性保管、电子化查阅利用等工作，使该县档案资料得到很好的保护，提高了利用和服务效率。同时，检查组要求该县要继续深化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社会档案法律意识、依法治档意识；要严格落实档案管理、定期移送移交制度，抓好各企事业单位档案建立、征集、存放等基础性监管工作，避免档案遗失损毁；要全面加强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提升其业务水平；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化的档案管理技术，加快档案馆馆藏档案的数字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提升馆藏档案利用价值和服务功能。（赵映玄）
陇西县人大常委会检查退耕还林条例贯彻落实情况 甘肃省陇西县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带队，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参加，对全县退耕还林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组重点围绕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和推进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顺利进行等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检查和了解。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检查组提出：一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思想认识；二要制定总体规划，优化品种结构；三要切实加强退耕还林的后续管理；四要重视后续产业发展，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王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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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职能优势，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行动。2016年以来，通化市不断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目前，全市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48万人。一是建立帮扶台账，夯实转移就业基础。完善市、县、乡（镇）、行政村四级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摸清就业贫困劳动力对象的数量、年龄、培训、就业需求等各类基本信息，建立健全8552名农村贫困劳动力基础台账，实行按月跟踪服务、适时更新信息的动态管理。通过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2628人；二是开展专场招聘，拓宽转移就业空间。针对贫困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通过收集企业用工信息，结合贫困人口的就业需求、就业能力等因素，沟通企业尽全力为贫困劳动力提供相关待遇和适合岗位，召开贫困劳动力专场招聘会共计12场，活动现场发放宣传材料22000份、提供各类政策咨询1230人次，为634名贫困劳动力通过岗位对接实现就业。
二、开展精准培训，实施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扶贫行动。针对农村劳动力季节特点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通化市调整培训内容，推出以“短、平、快”为主的灵活培训项目。一是选配创业致富带头人。为全市73个贫困村各选配一名创业致富带头人，建立了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档案，涉及食用菌种植、甜玉米种植等25个致富项目，有效带动贫困户284户。其中，人社与妇联系统联合开展的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效果尤为突出，选拔出项目发展前景好、带富效果明显的优秀女农产品经纪人、致富女状元16人带动作用明显；二是开展精准培训。全面实施“三年劳动者技能提升计划”，开展常态化的分类订单式培训。免费为591名贫困劳动者有针对性的开设了家政服务、面点、厨师、按摩技师等课程和免费技工教育，对具备创业条件的128名贫困劳动力开展了创业促就业培训。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三、部门协作联动，实施选点突破扶贫行动。一是借力造血，延伸脱贫工作触角。着力加强精准扶贫责任单位之间的联系，充分整合资源，将就业政策发出去、信息需求收回来，定向制定帮扶措施让贫困户能从中享受政策、转移就业、参与创业，实现政策能落实、就业有收入、创业能带动的就业扶贫工作效果。发挥678名行政村就业辅导员和妇联37个农村巾帼电商信息服务站功能，为农村贫困人员掌握技能、增收致富提供了智力支持；二是打造“劳务品牌”，发挥家庭服务业安置就业作用。通化市坚持把发展家庭服务业作为安置贫困人员就业的重要渠道，通过典型引路、选树品牌、组织技能大赛等措施，推进家政服务业向规范化、职业化发展。重点打造了“通化日盛省级家庭服务职业培训基地”、“通化巾帼家政用工规范诚信企业”，陆续培树了“北京保安”、“北京朝鲜族大嫂”、“东安赴韩劳务”、“通化绿环物业”和“通化日盛保洁工”等劳务品牌。其中，“通化日盛保洁工”劳务品牌获吉林省优秀劳务品牌称号。这些品牌的培树，极大地带动了农村诙力的就业，同时为缺乏技能的贫困人员有针对性的进行帮扶，创造了就业岗位和平台。
四、搭建服务平台，实施助力返乡创业扶贫行动。通过完善服务体系、营造创业氛围、打造创业基地等举措，在政策上鼓励、资金上扶持、环境上优化，将农村就业创业脱贫工作引向深入。一是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充分发挥精准扶贫的倍增效应。全市共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18个，其中，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5个。扶持农民工企业2386户，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10213人，其中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110人；二是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创业贷款。全市共计为245名返乡创业人员提供了1700万元创业贷款，其中为29名贫困人员提供190万元创业贷款。通化县果松镇南岔村居民韩文明，因为家境贫困，多年在外打工，收益并不多，至今生活依然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当地人社部门帮助其承包了南岔村的十亩地用于种植黄烟，又由站所出面帮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就业创业证》，就贷款发放问题与银行进行了沟通，通过实地考查，确定了项目的可行性。在与烟草收购商进行协商后，签订了有保底价格的买卖协议，在人社内部职工进行担保的前提下，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顺利发放到韩文明名下，及时解决了他创业过程中的资金问题。在发展黄烟种植事业中，不仅让韩文明的就业稳定了，还脱离了贫困，同时间接带动周边6个人就业，成为贫困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示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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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靠打工——万安县移民概况
万安县地处吉安市南缘，与赣州接壤。全县国土面积205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3.75万亩，山林面积214.3万亩。辖9镇7乡1个垦殖场，132个行政村19个居委会1834个村民小组，人口30.2万，其中农业人口26万。该县有移民51459人，主要源于万安水库搬迁移民，是江西省第三大移民县，其移民基本情况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打工收入高农业收入低。万安县移民人均纯收入为5004元，高于该县4917元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但农业收入较低，为1130元，打工收入较高，为2652元，可见该县移民收入主要源于打工。二是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过半。万安移民劳动力中54.5％的人口都常年在外务工且大部分人从事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体力型劳动，而人均耕地不足0.5亩的移民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口比例为78.3％，对打工收入的依赖程度更高。三是库区周边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体现在“一少、一差和五难”首先是耕地少，人均不到0.5亩耕地；其次是农水设施差，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再次是耕作难，土地贫瘠野猪侵害严重，无法保证基本口粮；四是行路难，因不通公路，出门靠步行，运输靠脚板，肩挑背磨，马驮船拖五是就医难，因远离医院，很多危重病人因施救不及时一命归天；六是就学难，因远离学校，移民子女就学不便，加上家庭经济困难，干脆就辍学在家；七是娶妻难，不少青年男子已过结婚年龄娶不到妻子，有的不得不抛下老人入赘女方家庭。
(二)靠近城镇——库区移民脱困之路
目前，我省帮助贫困移民脱困的探索有很多，二次搬迁是其中之一。万安县选择移民城镇化无土安置的原因有三：一是解决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基础设施问题投入费效比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弹前乡上洛村晓林坑组共有移民25户，125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农水设施落后，粮食难以自给；交通极为不便，水路需1个半小时以上，距离最近的硬化道路6km，距最近乡镇15km，目前的通路为一条2米多宽的小路，处于晴通雨不通的状态，要基本解决交通、农水等基础设施问题至少要投入200万以上的资金，相当于人均近2万元，费效比低，而且难以解决其生存环境容量不足、人均耕地少、土坯房危旧、上学就医困难等问题。这样的村组在万安还有42个。二是土地调剂困难，中央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出台后，安置地居民越来越珍惜手中的耕地，不愿意拿出来调剂给移民户，要实现有土安置成本高昂且受到原住民的抵制，而强行实施将使移民与原住民之问产生很深的隔阂。三是移民收入来源主要靠打工。库区移民的过半收入都来自打工，人均生产资料少的移民户的收入更加依赖打工。如果将这部分移民搬迁至乡镇乃至县城附近，一方面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提升了他们发展环境。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他们打工、上学、就医和培训的成本。
(三)缺钱搬迁——万安困难移民的意愿和人数
截止2011年底，全县仍有26605人生活在库区周边，其中生存环境特别恶劣的有62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486个，受灾525户3397人；距硬化道路5公里以上的1201户5173人。调研中，我们发现并非所有困难移民都愿意或能够搬迁。由于受到财力不足、传统观念、畏难情绪和“等、靠、要”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部分贫困移民并不愿意或不能迁出。在弹前乡上洛村座谈时，移民代表肖祥榕、肖发明均表示因无力承担建房或购买房屋的费用，他们无法响应政府的搬迁号召。据调查，万安县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6279名库区移民中，能够接受搬迁扶贫的有1606人，不愿意接受搬迁扶贫的有736人，愿意但因经济原因无法搬迁的有3937人。
二、高位推动、重点倾斜、严格把关：万安移民搬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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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企业供电服务品质各项指标进行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得出本地区供电服务品质总体水平所处阶段和差距，提出改进方向。
2.课题理由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法律环境、电力供需形势、电力改革及监管力度情况、其他先进行业服务状况、客户期望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供电服务指标、供电服务监管指标、供电服务规划与保障体系、供电服务制度建立与执行、供电服务技术支持系统建设与应用等五个方面开展评价，建立常态的服务品质监督机制，掌握企业供电服务现状，及时发现供电服务的薄弱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3. 供电服务品质评价方案
3.1供电服务品质外部评价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外部评价以客户满意度指数（CSI）为核心，围绕形象、客户期望、客户对供电服务品质的感知、客户对价值的感知、客户满意度、客户抱怨和客户忠诚等方面，评价内容包含以下内容：
（1）形象评价情况
（2）客户期望情况
（3）客户对供电服务品质感知的评价
（4）客户对价值的感知评价情况
（5）客户满意程度
（6）客户抱怨情况
（7）客户忠诚度
3.2供电服务品质内部评价由电网公司组织开展。内部评价围绕供电服务指标、供电服务监管指标、供电服务规划与保障体系、供电服务制度建立与执行、供电服务技术支持系统建设与应用等五个方面开展，评价内容包含以下内容：
（1）供电服务指标
（2）供电服务监管指标
（3）供电服务规划与保障体系
（4）供电服务制度建立与执行
（5）技术手段的开发与应用
（6）专项工作及暗查暗访评价
（7）红线区禁令执行情况评价
4. 供电服务品质评价指标
4.1 供电服务指标
（详见表1）
4.2 供电服务监管指标
（详见表2）
4.3 供电服务规划与保障体系
（详见表3）
4.4 供电服务制度建立与执行
（详见表4）
4.5 其他监管制度与执行
4.5.1 技术手段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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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商业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其资产与负债之间往往会出现久期错配，从而在利率发生波动时形成利率风险，国外研究表明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存在正向拉动作用。通过对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6—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这种负效应的规模及显著性水平均与错配的期限结构存在正相关性。基于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久期错配；利率衍生品；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
文章编号：2095-5960（2013）05-0015-09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由于各类资产和负债存在期限结构的差异，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与负债之间的久期错配，而受业务性质和操作成本等因素制约，往往很难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自身的结构以减少和消除这种错配，当市场利率出现波动时，商业银行的久期错配便会形成利率风险，导致经营业绩的波动。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废除管制利率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自由化使得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日益凸显，而以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权和利率期货等为代表的利率衍生品合约能够方便和灵活地改善银行久期错配程度，从而有效降低利率风险水平。
商业银行作为利率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通常拥有多重交易动机。一是作为套期保值者，运用利率衍生品可以降低久期错配，对冲利率风险，减少风险暴露。二是扮演做市商（Market maker）角色，持续向市场报出衍生品合约的买卖价格，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中间业务收入。三是依托专业和人才的优势，基于对利率趋势和波动的研判，从事套利、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策略交易，改善银行盈利结构。利率衍生品市场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13）统计，2012年末全球利率衍生品合约名义本金为538.33万亿美元，比2000年底增长了7.1倍，占全部衍生品的比重高达78.6%[1]。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利率衍生品市场的起步较晚。2005年6月，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推出了债券远期
①①债券远期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以约定价格和数量买卖标的债券的金融合约。，从此拉开了国内建立规范的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序幕②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就创建利率衍生品（国债期货）市场进行了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内外部条件均不成熟，历时两年半的国债期货试点在1995年5月以失败告终。值得欣慰的是，2013年7月初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方案正式获得国务院的批准。。随后，银行间债券市场于2006年2月推出利率互换③③利率互换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根据约定的本金和利率计算利息并进行利息交换的金融合约。，又于2007年11月推出远期利率协议④④远期利率协议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在一定名义本金基础上分别以合同利率和参考利率计算利息的金融合约。，合约品种日趋丰富，市场交易增长迅速，2012年全年利率衍生品交易的名义本金规模高达2.92万亿元，是2006年的29倍，其中利率互换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导⑤⑤利率互换成为利率衍生品市场的主导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其他衍生工具相比，利率互换在诸如期限、名义本金等合约要素的选择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2]。二是利率互换在对冲利率风险方面具备成本上的比较优势[3]。。国内银行开展衍生品业务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功能，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然而，与发达国家衍生品市场的自发产生与演进所不同的是，中国利率衍生品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同时国内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依然受到严格管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会影响利率衍生品使用吗？与国外市场主体相比，久期错配的影响在方向上是否存在差异性？如果存在差异，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又会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本文试图去回答的，同时，以期为国内监管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银行管理层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利率衍生品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逐步成为欧美企业日常的财务活动和普遍的金融现象，理论界也开始关注影响企业（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衍生品活动的各种驱动因素，通过放松经典的MM理论①①Modigliani & Miller（1958）[4]认为，在金融市场处于完美的状态下（即不存在成本、信息不对称、税收以及交易成本），风险对冲的行为无法增加企业价值。中严格的前提假设，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探究运用衍生品的必要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包括财务困境和税收凸性（Smith and Stulz，1985）[5]、投资机会（Froot et al.，1993）[6]、风险暴露（Géczy et al.，1997）[7]、市场不完全性（Froot et al.，1989）[8]以及信息不对称性（DeMarzo and Duffie，1995）[9]等因素，从而形成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
国外研究表明利率风险是造成商业银行业绩波动的主要因素，从而对银行的市值和股票收益率带来负面冲击 [10][11][12]。由于资产负债久期错配是形成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的源泉，因此探讨久期错配与利率衍生品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风险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中，银行的委托人是存款人和股东，而银行则是负有监督借款人职责的人[13]。Diamond（1984）[14]通过在金融机构委托—模型中引入风险分散化（Risk diversification），发现风险分散化能有效提升金融中介功能，改善对人的激励和约束，而这一拓展的模型暗示了商业银行应该运用利率衍生品消除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充分规避利率风险，从而更好地经营信贷业务，发挥银行在监督借款人方面的比较优势。Kim and Koppenhaver（1993）[15]通过对366家美国商业银行1985年至199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首次发现期限处于1—5年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即这种久期错配程度越高，银行就更倾向于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对冲其面临的利率风险。随后，Carter and Sinkey（1998）[16]、Sinkey and Carter （2000）[17]和Pumanandam（2007）[18]均以美国商业银行期限在1年以内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的实证结果中也支持“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产生正向作用”的结论。Shyu（1999）[19]将研究对象拓展至美国、欧洲和日本的32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考察了不同的利率衍生产品合约，发现久期错配与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和利率互换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与利率期权的关系却不显著。Ruprecht et al.（2013）[20]通过对德国商业银行2000—2011年共计19336组观测值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久期错配是影响利率衍生品使用的一个内生变量并且影响方向依然为正。此外，De Ceuster et al.（2003）[21]、Shiu（2007）[22]分别对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保险公司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的正效应在保险业也存在。
伴随着中国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利率衍生品，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视野出发，研究发达国家利率衍生品市场及监管改革，并对国内市场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王吉和刘湘成，2011）[23]。二是从合约风险管理的功能出发，探讨利率衍生品如何有效地管理利率风险（康志勇和张莉，2009）[24]。三是从合约定价机制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利率衍生品现有定价机制的缺陷和优化方向（陈可和任兆璋，2011）[25]。四是从市场影响因素入手，探究各种影响利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斯文，2013）[26]。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利率衍生品使用动机的研究才刚起步。王敬（2010）[27]对中国15家参与利率互换业务的商业银行2007年度数据运用横截面模型分析，发现国内银行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与国外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期限为3个月以内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与利率衍生品使用存在负相关性，但是未能对产生负相关的原因进行解释，此外受限于观测值数量，相关的实证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证实。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了2006年至2012年中国上市银行的半年度数据进行分析，与国内已有文献相比大幅增加了实证的观测值数量，从而有助于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二是分别构建测度整体和不同期限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指标，首次检验了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是否存在期限结构差异的命题。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计算
1.被解释变量
在已有文献中，表示衍生品使用这一变量通常采用两种形式：一是虚拟变量，即当观测期内样本公司使用衍生品时，赋值为1，否则为0。二是对冲比率（Hedge ratio），即衍生品合约名义本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然而，使用虚拟变量的局限性在于它无法对样本的对冲程度进行衡量，对冲1%风险暴露的样本与对冲100%风险暴露的样本在实证检验中的影响完全相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因而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产生偏差甚至错误。近年来，国外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主要运用对冲比率来衡量衍生品使用这一变量。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关要求，商业银行计量和披露衍生工具的信息包括名义本金和公允价值，笔者通过手工整理中国上市银行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时发现，上市银行均能够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在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附件中详细披露衍生品的种类、名义本金和公允价值，这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保障。Pantzalis et al.（2001）[28]、Zhao and Moser（2009）[29]指出名义本金是衡量衍生品交易的一个理想指标。此外，Triki（2006）[30]认为由于衍生品的公允价值易受被对冲资产价值波动以及合约存续期的影响，因而公允价值不适合作为实证研究的变量。
据此，本文借鉴了Carter and Sinkey（1998）、Pumanandam（2007）等的研究思路，运用对冲比率来代表中国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品的使用程度，因此将期末利率衍生品名义本金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作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本文重点关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因而久期错配程度便成为实证模型的解释变量。然而，在已有国内外实证研究中，针对商业银行久期错配的测算方法存在着差异，如Kim and Koppenhaver（1993）用期限在1—5年的计息资产减去对应期限计息负债的差额绝对值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久期错配程度；Carter and Sinkey（1998）用期限在1年以内的计息流动资产减去计息流动负债的差额绝对值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王敬（2010）则用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计息资产减去同期限计息负债的差额绝对值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指标。
为了更全面地检验中国商业银行的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同时也考察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期限结构上的差异，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构建以下四个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程度。
在此基础上，并依据现有多数研究的结论，做出中国商业银行无论是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还是不同期限结构的久期错配均对利率衍生品运用产生正效应的实证假设。
3.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实证检验的准确性，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和已有的相关实证文献，在实证模型中包含以下控制变量。
（1）其他衍生品。Kim and Koopenhaver （1993） 指出商业银行参与不同衍生品交易存在着同步性，即银行使用一种衍生工具往往会增加运用其他衍生产品合约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得到了Heineche and Shen （1995） [31]、Carter and Sinkey（2000）的实证结论支持。Ashraf et al.（2007）[32]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银行运用利率衍生品与外汇衍生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鉴于目前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较多地使用利率衍生品和外汇衍生品，因此，本文实证模型中用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率（表示使用程度）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做出外汇衍生品使用对利率衍生品产生正效应的假设。
（2）资产规模。Peltzman（1977）[33]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经营效率。Booth et al（1984）[34]指出，实施风险管理或者执行风险对冲需支付高昂的固定成本（包括人力成本、硬件费用、软件支出等），由于存在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大公司会有更高的积极性去运用衍生工具对冲风险。Block and Gallagher（1986）[35]也认为衍生品交易需要随时处理大量信息，规模大的企业更有能力雇佣专业人士开展衍生品交易。依据已有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用商业银行的规模来代表管理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水平，并对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形式，预期资产规模将对利率衍生品带来正向影响。
（3）资本充足。Merton and Bodie（1992）[36]指出金融机构的监管资本是一种保障性资本（Assurance capital），其发挥着抵御风险损失的缓冲器功能。Sinkey and Carter（2000）认为较高资本充足率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强的业务扩张能力，扩大业务必然伴随风险增加，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衍生工具规避风险。衡量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指标分别为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①①根据中国银监会2012年6月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开始将原有的“核心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调整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三个指标。，在实证模型中用资本充足率代表资本充足水平，此外将核心资本充足率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替代变量。根据已有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预期资本充足水平对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为正。
（4）成长能力。Froot et al（1993）通过企业最优投资模型证明，当企业现金流不稳定和外部筹资成本较高时，风险对冲的行为可以更好地匹配现金流出与流入，降低企业借助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从而保证企业有更多的内部资金投资于净现值（NPV）为正的项目，有助于解决投资不足问题（Underinvestment Problem），满足潜在投资机会。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通常运用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等指标来表示商业银行的商业机会和成长能力①①针对非金融企业，普遍采用资本性支出占营业收入、研发支出（R&D）占营业收入来衡量投资机会[37]，而这些指标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不适用。，这些指标越高表明银行的成长能力越强。因此，本文将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成长能力的控制变量，而将利润增长率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替代变量。依据已有的研究结论，预期成长能力因素与利率衍生品使用之间存在正相关。
（5）股权结构。依据委托—理论，股东能对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产生约束，进而影响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而股东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持股集中度，当持股集中度越高，这种影响力就越大。在本文中，运用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体现这种约束力，如果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目标就越可能一致，管理层更倾向于利用衍生品去管理自身风险，降低现金流的波动性，同时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作为模型稳健性检验的辅助变量。对此，提出中国商业银行股东持股比例对利率衍生品使用产生正效应的假设。
（6）财务困境。Smith and Stulz（1985）通过建立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风险对冲模型，发现当财务困境概率增加时，企业就更有可能借助衍生品来降低风险。Kuersten and Linde（2011）[38]通过构建最优风险政策的跨期模型证明，面临财务困境的高杠杆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衍生工具转移风险，从而降低公司的破产概率。根据已有的文献，决定商业银行财务困境的变量通常有三个：一是盈利能力，由于净资产收益率能体现银行对股东投入的回报而纳入实证模型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二是资产质量，评价银行资产安全性的主要指标是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率越高就意味着资产质量越差，因此将该指标作为衡量资产质量的控制变量。三是流动性水平，流动性比率是体现银行短期流动性水平的重要指标，该指标越高表示资产流动性越强，银行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就越低，反之则反是。因此，将流动性比率作为控制变量而纳入实证模型，同时用存贷款比率作为检验模型稳健性的替代变量。基于现有研究结论，做出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和流动性水平均产生负效应的实证假设。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
相关银行年度、半年度财务报告Wind数据库注：由于上文提出了资产质量产生负效应的实证假设，而不良贷款率越高表示资产质量越差，据此上表1中假设不良贷款率将产生正效应。
（三）样本选择
考虑到实证样本的可获性和客观性，本文选择了在中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
由于本文实证研究涉及的利率衍生品属于银行间市场的衍生品合约，而银行间市场虽然在2005年6月就推出了首款利率衍生品合约（债券远期），但在最初的一年内由于市场刚起步，交易清淡，多数银行尚处于观望中，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市场才逐渐步入正轨。此外，通过对上市银行年报和半年报的数据整理，发现多数样本银行从2006年开始才在半年报和年报中对外披露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相关数据。为此，本文选择2006年至2012年作为观测期间。同时，鉴于中国上市银行仅在半年度和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对外披露各类衍生品使用的明细情况、名义本金规模等相关信息，因此以半年作为观测频率。本文还剔除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中存在缺损的观测值，最终实证研究的观测值共计179组。由于每个时期的样本数量存在差异，实证研究模型属于非平衡面板。从数据本身来看，基于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能够有效克服中国银行参与利率衍生品业务时间较短的局限，提升估计和检验统计量的自由度，增加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四、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总资产取对数时，总资产的单位是亿元。
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银行在衍生品使用、久期错配、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成长能力、股权结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以及流动性水平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国内上市银行既包括了大型国有银行（四大行），又有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这也说明了样本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此外，针对不同期限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而言，1年期以内的久期错配程度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面临的短期利率风险水平可能会较高。
（二）变量的相关系数
从表3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普遍较低，说明上文设定的实证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元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上文4组实证模型设定是恰当的①①考虑到资本充足率与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高（达到0.85，见表3），笔者也尝试在模型（1）中剔除资本充足率这一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发现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影响在规模和显著性上未发生明显变化。。
（三）回归模型结果
本文实证研究借助计量软件Eviews7.0完成，对模型（1）至（4）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计。3. 依据最大似然比检验的结果，上述实证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之间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又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4不难看出，无论是整体资产负债的久期错配还是不同期限的久期错配均对样本银行运用利率衍生品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这与王敬（2010）的实证研究结果相似，但是与国外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却相反。
首先，就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效应而言，其效应规模为-0.53，即当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程度提高1%，商业银行运用利率衍生品程度下降0.53%。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分析和解释。国内金融体系与发达成熟的经济体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商业银行在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金融资源配置上扮演核心角色，因而使得国内银行的业务模式长期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一方面，无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其基准利率水平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并且随着期限的拉长而不断走高①①例如在2012年年末，针对不同期限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基准利率分别为3%和6%、三年期分别为4.25%和6.15%、五年期分别为4.75%和6.4%。，也就是说存贷款的利率曲线始终是向上倾斜的。Faulkender（2005）[39]指出利率曲线的倾斜程度会影响利率衍生品的使用，Ruprecht et al.（2013）的研究更是发现当利率曲线向上倾斜（即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的概率越高，则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与利率衍生品使用之间越可能出现负相关性。另一方面，中国存在着因政府管制而带来“存款利率上限、贷款利率下限”的利差保护，并且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利率调整时基本保持同步性，从而使存贷款利差能够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②②以一年期的存贷款利差为例，2006年至 2012年，该利差保持在3.2%-3.96%的区间之内。，因此在不考虑其他诸如信用风险等因素的情况下，当银行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程度越高，其获取更高利润水平的可能性就越大，银行承担久期错配的意愿随之提高，因而就更不愿意运用利率衍生品去减少久期错配、对冲利率风险了。然而，随着今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笔者认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久期错配与利率衍生品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将会有所改变。
其次，久期错配对利率衍生品的负向作用在规模上和显著性水平上均与久期错配的期限结构存在正相关。具体而言，短期久期错配的效应规模仅为-0.06（显著性水平为10%），中期久期错配的效应规模上升至-0.11（显著性水平升至1%），长期久期错配的影响则达到-0.26（显著性水平为1%）。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利差的期限结构进行解释，假设以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作为银行的平均资金成本，在2006年至 2012年期间，1—3年期的贷款利差达到3.35%—4.14%，3—5年期的贷款利差可以达到3.6%—4.32%，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差更是高达3.75%—4.68%。而中国银行体系中沉淀着大量的短期存款，并且市场流动性总体而言比较充裕和宽松，商业银行容易通过“存短贷长”的运作模式实现稳定的经营利润。因此，当期限越长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越高时，银行承担利率风险的意愿就更强，因此对利率衍生品使用的负效应也就进一步扩大。
最后，针对控制变量而言，外汇衍生品、资产规模、资本充足、股权结构、不良贷款率均对利率衍生品使用产生了正的影响，而盈利能力和流动性水平带来了负向作用，这与实证假设保持一致。同时，营业收入增长率（反映成长能力）的影响为负，与实证预期相反，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衍生品是一种创新业务和表外业务，在银行管理层的业务发展战略规划中往往会将其与传统业务分开考虑。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运用以下三种方法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一是调整模型的回归方法，运用Koenker and Bassett（1978） [40]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重新检验，在20%、40%、50%、60%和80%分位数下，结论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二是改变数据的观测频率，将半年度数据变更为年度数据，对实证模型进行重新测算后，发现研究结论并未改变。三是替换模型的控制变量，将资本充足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流动比率这四个控制变量同时替换为核心资本充足率、利润增长率、前十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存贷比率，检验发现原有结论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可以认为本文实证结果是稳健和可靠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12年期间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半年度数据，通过整理样本银行半年报和年报中涉及资产负债久期错配和衍生品（包括利率和外汇衍生品）的相关信息，运用实证模型检验了商业银行久期错配因素对利率衍生品使用的影响，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无论是整体资产负债久期错配还是不同期限结构的久期错配均对利率衍生品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这与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二是久期错配的这种负向作用在规模上和显著性水平上与久期错配期限结构保持正相关性。根据上文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自主定价，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41]。自1996年以来，中国先后放开了银行间拆借利率、债券回购与发行利率，存贷款利率也允许依照基准利率进行一定区间的浮动③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2012年6月8日起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应当说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也已基本具备[42]。对此，建议进一步放开商业银行存贷利率的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应当增加不对称性，从而在放松利率管制的同时，降低对存贷利差的保护，使利率衍生品工具能够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改善资产负债久期错配的工具，进而发挥管理利率风险的功能。
（二）高度重视利率衍生品的风险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久期错配程度越高对利率衍生产品的需求越大，这是一种良性、合理的需求结构。然而本文实证结果却截然相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国内商业银行目前在利率衍生品业务中更多地扮演了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做市商，以及从事套利、投机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然而，衍生品合约本身隐含着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在内的多元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间的耦合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非线性相关[43]，因而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管理层高度重视利率衍生品业务的风险性。建议国内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业务专长，审慎、稳步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利率衍生品活动，同时积极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与风险管理体系，防范因该项业务的快速扩张而加大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
（三）加强对利率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目前，中国利率衍生品是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场外衍生品合约。然而近期发生的“债券黑金”事件暴露出中国银行间市场的交易缺乏公开透明，容易成为利益输送的温床①①《“债市黑金”凸显监管盲区》，《人民日报》2013年4月25日，第6版。。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当以落实十报告中提出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为契机，加快建立一个具有充分透明度的市场框架，从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尽快制定一部全面规范包括利率衍生品在内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法律，将场外市场统一纳入监管框架。二是健全监管协调机制，改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加强对利率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合作协调，发挥监管的协同效应。三是完善上海清算所作为场外市场中央对手方的功能，授权其负责对利率衍生品的交易、结算、风控、信息披露等重点环节进行统一管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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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纺织品贸易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纺织品贸易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竞争程度更加激烈，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企业为了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继续生存下去，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现状，并逐步意识到单靠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只能在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充当发达国家的打工者，同时，由于中国加工出来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价格很低，被发达国家误认为是低价倾销，中国在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中处处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和排挤，于是，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决心改变这种被动的地位，尽快培育出自己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这已经成为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各界的共识。然而，中国纺织服装的品牌培育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如企业品牌意识淡薄，缺乏对品牌和产品的长远规划，缺乏对品牌培育的正确理解，缺乏复合型人才，盲目使用品牌管理理论，忽视品牌维护和对品牌的持续创新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揭示出在当今中国进行纺织服装品牌培育研究的必要性。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应该牢牢地树立起品牌意识，时刻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各纺织服装企业应当积极探索纺织服装品牌培育的措施和途径。中国纺织服装的品牌培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快企业技术创新
我们要想培育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纺织服装品牌，单靠提高纺织服装企业的品牌意识是不够的。进行纺织服装的品牌培育，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技术创新这一问题上。技术创新是品牌培育的强有力的支撑。我们之所以在品牌培育问题上步伐缓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技术落后和人才缺乏。我们的生产工艺、纺织技术、机器设备乃至棉麻种植技术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无疑严重制约着我国纺织服装的品牌培育。现阶段，有能力的大企业可以设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引进国外先进的人才和设备的同时努力进行技术创新，加快纺织服装的品牌培育。能力欠缺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同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中心或者是一些有研发能力的大学合作，尽量让自己参与到技术研发的整个过程中去，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
2 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激励
尽管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开始由只注重人才的知识专业化向注重知识综合化转变，但人才知识结构单一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例如学服装设计的学生，只从艺术视角设计服装，设计出来的服装确实很有创意和个性，但缺乏市场效应。其实，学习服装设计的人还需懂得工艺流程、生产成本、贸易、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我国高等教育注重理论而忽视实践是造成复合型人才缺乏的重要因素，培养复合型人才需要学校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学校在课程设计上要体现宽知识、强能力的特点，而企业要尽可能多地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有些企业以害怕客户资料被泄露为理由拒绝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培养人才就是企业的一大社会责任，企业应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3 做好品牌的市场定位
企业在培育自己的纺织服装品牌之前，要先进行市场定位，这一点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注重品牌名称特色。即给品牌设计一个有特色的名称和让人过目不忘的标志。二要确定品牌的文化内涵。企业在培育品牌时除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市场外，还要向消费者诠释一种精神和文化。三要确定品牌针对的人群。即我们要培育的纺织服装品牌是男装品牌、女装品牌还是童装品牌，是中档服装品牌还是高档服装品牌。四要制定合理的价格，即要讲究定价策略。李宁牌服装的定价要比国内其他品牌的服装高，但要比同等级的国外品牌的服装低。这种定价方法收到一定效果。这对于一些想穿名牌但又无力支付天价国外名牌服装的消费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真维斯的定价原则又与李宁不同。真维斯主要经营中档服装，它所赚取的边际利润与同等级的品牌相比是最小的，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它的产品定价要明显低于同等级的品牌如美特斯•邦威、以纯、艾格等。五要做好售后服务。企业要从满足消费者需求出发，注重消费者的反馈意见，研究消费者心理，不断完善自己的品牌，以便培养自己品牌的忠实顾客。
4 选取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某一环节进行品牌培育
作为一个纺织服装企业可以在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上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也可选取某一环节，培育自己的品牌。在上游织造业，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纺织面料的设计和创新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长期从事贴牌生产、来料加工的我们，被国外企业牵着鼻子走的原因之一就是发达国家牢牢控制着高档纺织面料的生产。中国每年要花100多亿美元来进口面料。但这也说明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在这一环节上的发展和创造空间很大。纺织面料在纺织服装的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很高，如果我们培育出某种纺织面料的名牌，使得世界名牌服装都要使用我们生产的纺织面料，我们面临的利润空间将是很大的。在纺织服装产业链的中游及下游，同样可以培育自己的品牌，有一番作为。其中，下游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服装设计，二是服装销售。我们可以尝试与国外大的名牌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学习它们在服装设计和品牌培育方面的经验；也可以与国外有名的经销商合作，利用他们现成的国际营销网络来促进我们自己品牌的纺织品服装的销售；还可以兼并一些知名度较小但在国际纺织服装业又有一定地位的小型品牌企业来带动我们自己的品牌的培育，但也要防止被这些国际著名企业全部吞并。
5 独辟蹊径，填补市场空白
一个企业在进行品牌培育之前还应认真研究市场，抓住市场的空白地带，避免激烈竞争的同时也使得品牌培育相比之下变得容易一些。在纺织服装行业，有些领域供给已经非常饱和了，好的品牌也非常多，竞争起来非常吃力。但也有一些领域需求很大，供给同其他领域相比相对较小，真正好的品牌也很少。比如童装市场和老年装市场。先看童装市场，有专家估算，未来几年全国童装的需求量将以10%的速度增长。我国生产的童装，用料不讲究，款式缺乏个性，难怪孩子们会选择米奇、奥特曼等国外品牌的童装。米奇利用一只小老鼠的卡通图案就可以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童装，不仅样式新颖，手感也很好。中国也有许多优秀的动画片，里面的卡通人物不仅生动还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卡通人物来创造自己的童装品牌，让中国的孩子穿中国制造的童装也倍感骄傲。老年装市场上也存在着真空地带。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全国人口中占有一定比重，老年人的服装也应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对面料也要十分讲究。也许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有自己的理由不去涉足这些童装市场和老年装市场，比如担心成本太高、回报率太低等等，然而，在品牌培育的开始投入本来就很大，而且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害怕风险可能直到今天我们都看不到各行各业的那些著名品牌和著名企业。风险和收益是相对应的，不去拼搏，哪里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