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木兰诗原文及翻译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文言文中，有些词语比较难理解，在翻译时，最好选用现代汉语中能与之对等的词语来替换，也可以在单音节的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字，使它成为双音节的词或短语，这样就解决了译文上的难度。
如《伤仲永》中“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其中“收”可解释为“聚”，这就可以用“团结”一词来替代；“养”加上“赡”字，组成双音节词“赡养”就比较通俗易解了。
三、词义解释法
在理解古诗文名句中，要把握关键性词语予以解释。如《观潮》中“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岳阳楼记》中“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中的“观”字，就可以结合原文解释为“景象”，可翻译为“钱塘江的涨潮，是天下壮伟的景象”、“这就是岳阳楼雄伟壮丽的景象”。这种词语，如不解其意，翻译就无法进行。
四、省略添补法
文言文中，句子或短语中的某些成分及介词常常省略，数词后面不带量词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为了使翻译的句子更符合现代汉语句式的规范，在翻译时，一般应根据添补完全之后的内容来翻译，即凡是省略的词、成分，都要添补上去。
如《桃花源记》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翻译时要补上“桃花源中的人”和“渔人”。再如《口技》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译时要补上被省略的量词，译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块醒木罢了”。
五、句式调序法
在文言句式中，一些特殊句式往往与现代汉语的句式结构不同，如：状语后置及宾语前置等倒装句式，在学习翻译这类特殊句式时，要根据现代表述的习惯，处理好句式中的语序关系。如《记承天寺夜游》中“相与步于中庭”，动词的限制成份“于中庭”在翻译时应从动词后面调整到动词前面，译为：（我们便）一起在庭院中散步。再如《陋室铭》的结句“何陋之有”，译时就要将宾语“何陋”调到谓语“有”的后面，这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
六、删除虚词法
文言语句中，有些表示语气停顿和凑足音节的虚词，如助词“之”在作宾语提前的标志时（如“何陋之有”），或作为取消句子的独立性的标志时（如“虽我之死，有子存焉”）无意义，翻译时就可以删略不译。
七、词语瞄准法
文言文中有些语句的翻译，只要根据上下文仔细推敲，瞄准句中的重要词，重点突破，就基本上能保证句子翻译的准确性。如《孙权劝学》中“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此句中的“及”只有理解为“到……的时候”才算正确。
八、“互文”理解法
古诗文中，常常会运用互文见义的手法，在翻译这类诗句时，必须引导学生了解古诗文中的“互文”现象，充分感悟其上下句的内容互相渗透交错、互为补充的特点。
如《木兰诗》中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就不能翻译为“将军身经百战生存无几，壮士（木兰）戎马十年胜利归来”，而应翻译成“征战多年，经历很多次的战斗，许多将士战死沙场，木兰等幸存者胜利归来”，这样，就会避免对古文内容产生误解的现象。
又如《岳阳楼记》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译成“不因外物（好坏）或喜，不因为自己的（得失）或悲”，就曲解其意了，应译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才符合文意。
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一句，应该理解为“连将军和都护都拉不开角弓，都觉得铁衣太冷，难以穿上身”。
篇2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多维度转换研究概述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综合考虑影响翻译活动的各方面因素，于2004年在其《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提出并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其基本理念：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积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而“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
根据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能仅仅将注意力放在两种文本语码的简单表面的转换上，应该注意细心观察译者所处的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全面分析可能影响到翻译结果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出最佳翻译。
二、动画片《花木兰》配音翻译的多维度适应转换
花木兰的故事取材自中国南北朝乐府民歌代表作《木兰诗》，迪斯尼公司与美国艺术家以其独到的眼光，第一次将中国千年来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蜕变为具备一切要素的流行文化，得以风靡海内外。但是，根植于西方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新创作，在保留原故事的中国传统元素和主要故事情节基础上，进行了相对的改写，突出了主人公花木兰勇于突破传统意识框架的束缚，努力追寻个人价值的美国精神。因此，该片打上了很深的“美国化”烙印。国人在动画片的配音翻译过程中，由于有着对这个故事更加直接的了解，对原版电影中一些过于“美国化”的东西进行了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使之更加符合中国观众对原著的理解和接受力，以适应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2］《花木兰》是迪斯尼的第36部动画片，对于配音的动画片，考虑到青少年是主要观众，要求配音应体现口语化这一特征，力求语言贴近大众，雅俗共赏。下面以“木须”一角为例，对比台湾版吴宗宪和内地版陈佩斯的配音翻译进行分析。
例1 (木须督促蟋蟀煽火)
木须：Cmon,youre gonna stay，youre gonna work.
吴：快点，你想跟来你就快煽呀。
陈：快煽呀，你不就会煽乎吗？
例2 (木兰初来报到，与他人打架，把营地弄得一团糟。)
木须:I mean,uh,sorry you had to see that,but you know how it is,when you get those,uh manly urges and you just have to kill something,fix things,uh,cook outdoors.
吴：我是说抱歉，给你制造麻烦。不过你也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冲动起来，非得动手打架不可，修理东西啦，出出气啦！
陈：我是说，请您多包涵。不过你知道这么个理儿，男人心里不顺了，总是要发发火，打打架，出出气什么的。
内地版中北京味十足的方言配音，契合了汉语口语中的象声、押韵、儿化和叠生等显著特征，既生动活泼，又妙趣横生。而且，对比吴与陈的配音，内地版通过陈佩斯这个地道北京人的声色演绎，木须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鲜明，其“京味”配音风格也更受中国内地观众，尤其是孩子们的喜爱，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民间俗语是汉语的一大源泉，历代典籍文献中的成语典故则是汉语的另一肥沃土壤。［3］内地版译者尽量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四字成语、诗句和典故来给角色配音，尤其体现在“皇帝”一角的语言转换。
例3 (皇帝夸奖男主角李翔)
皇帝：I know what this means to you,Captain Li.Your father would have been very proud.
台译：我知道它对你的意义，你父亲会以你为荣。
内地译：你劳苦功高，前程远大，你父亲定会为你含笑九泉。
例3中，内地版译文在一句话内用了三个成语，显得庄重且富文采，符合皇帝的人物性格和身份，而且与木须的滑稽方言形成对比，让语言的表现更具张力，彰显了汉语的博大精深。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2］
“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4］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前者是个人文化，国家、政治、社会，一切都建筑在有独立人格的自立的个人基础上，以个人为本位，家族不占重要地位。后者则是家族文化，个人组成家，家再组成社会、组成国家。家族的长期存在和成为社会的本位，使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繁殖和滋生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忠孝、礼教、三纲五常、伦理，都和家族有联系，都是由家族产生的。
首先，儒家思想的体现。
例4 (木兰见媒婆)
媒婆:Recite the final admonition.
台译：妇有四德指的是什么？
内地译：三从四德的四德会背吗？
木兰:Fulfill your duties calmly and re…f —respectfully.Reflect before you snack act.This shall bring you honor and glory.
台译：妇德指的是谦虚；而妇言是少说话；妇容是和悦，还有妇功，妇功意思是服从。
内地译：妇德指的是卑顺；妇言是少说话；妇容要端庄；还有妇功，会干活，一定要为家里争光。
“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方面进行的规范要求。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相比台湾版的配音，内地版着重点出了“三从四德”这一儒家关于妇女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最后还加上了一句“一定要为家里争光”，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换。
其次，忠孝精神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君为忠，事亲为孝，忠孝两全”是社会思想道德标准的最高典范。《木兰辞》中，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是忠与孝的典型代表。动画片《花木兰》的创作，由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介入，木兰完全成为一个叛逆或挑战传统追求自我价值的形象，是美国人依照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塑造出来的美国木兰。［5］然而，内地译者在给木兰配音时，着重从文化维还原了木兰忠孝两全的精神，重塑了木兰在中国文化中所代表的传统形象。
例5 (木兰受伤后女扮男装一事被发现)
木兰: My name is Mulan.I did it to save my father.I didnt mean for it to go this far.It was the only way.
台译： 我叫木兰。我是为了救父亲。我并不想骗人。我没别的办法。
内地译：我叫木兰。我是为了救爹爹。我并非故意欺君罔上。这也是逼不得已。
类似体现忠君报国、为家争光的适应性转换贯穿了整个内地版的配音翻译。通过从文化维对原文对白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内地版配音翻译还原了影片的社会文化语境，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特征，也符合汉语观众的语言习惯以及文化心理预期，成功地适应了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2］。
首先，修辞的转换。
例6 (木兰参军后的第二天早晨，宰相赐福来点名。)
赐福： Order people,order!
士兵：Id like a pan fried noodle!
赐福：点名了！你们吵什么？
士兵：炒个葱花蛋！
这段翻译巧妙地把英语的一词多义转换成了汉语的一音多字，利用汉语中“吵闹”的“吵”和“炒菜”的“炒”的谐音，达到了与原文中的“Order”异曲同工的双关幽默效果，精彩地实现了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令看过英文原版的人为之叫绝！
其次，声画同步。
电影翻译受到配音或字幕声画同步的制约，因而有别于其他翻译。声画同步(synchronization) 是指译制片中的译文应与影片中的对白、声响及画面动作保持一致，即使游动字幕、配音声音与画面形象保持同步进行的自然状态。
例7 (李祥训练新兵)
李祥：Anyone who acts otherwise will answer to me.
台译：不从命者，绝不宽待。
内地译：做不到的人，立即出列。
为了配合画面尧的被迫出列，内地版的配音翻译作出了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实现了声画同步，并且最大限度实现了影片的交际意图。
三、结 语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翻译活动作出了宏观的解释，阐释了翻译的实质和翻译的原则，并将翻译方法简化为“三维转换”,即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上重新适应新的生存环境。［1］这一理论对译制片的配音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迪斯尼动画片《花木兰》内地版的配音翻译是一个典型个案，它的成功完全可以通过“三维转换”来分析说明，且同时验证了“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它的“整合适应度”也就越高这一理论。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04).
［2］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34-138.
［3］ 史仲文.汉语是这样美丽的［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7.
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11-0160-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2.04.048
1.引言
评价理论又称评价系统，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是功能语言学在人际意义范畴下的扩展（李战子，2002），包括态度、介入和分级。其中，态度包括情感、判定和鉴别，指各种价值，说话人用它们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participants）和过程（process）联系起来（胡壮麟等，2009：319）；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胡壮麟等，2009：326）；级差系统是指态度的增加和衰减，它通过两个标度轴线——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发挥作用（Martin & White 2005：136）。本文以评价理论为依据，结合辛弃疾的词——《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通过与朱纯深译文对比，揭示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
2.评价理论与诗词英译研究
由马丁创立发展的评价理论是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人际功能理论假设的发展，是关于人际功能中“人”的部分的理论，主要关注话语中的评价资源，包括态度、介入和分级。目前对评价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媒体新闻报刊报道、演讲及政治语篇，近年来也渐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小说语篇，然而评价理论在诗词英译上的研究寥寥无几。
关于诗歌翻译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美学，如针对许渊冲提出的译诗要尽量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三美”说，结合具体诗歌翻译实例进行了具体研究；结合意境论、音形意、语言文化等诸多理论，探讨了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于相关译学思想的研究近年来也层出不穷。纵观以上，鲜有学者从以语篇或说话人表达、协商、自然化特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为讨论点的评价理论角度对诗词翻译过程进行研究。故本文尝试将诗词翻译与评价理论相结合，以Martin的评价理论为分析框架，对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的相关语言资源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译者在处理宋词这一特殊语篇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
3.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评价资源对比研究
辛弃疾的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词，打破了历来咏月思乡、感怀悲欢离合的成规。作者通过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作出了大胆的猜测，把有关月亮的一些优美神话、传说和生动比喻交织成一幅形象完美的绚丽图画，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皎洁的圆月象征大宋江山，“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朝廷命运和前途的深深忧虑，寓意深刻。
3.1 态度资源对比研究
态度包括情感、判定和鉴别，指各种价值，说话人用它们来做判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加者（participants）和过程（process）联系起来（胡壮麟等，2009：319）。
原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译文：You, the lovely Moon, where are you heading, on this lonely journey of yours?
说话人用情感表达来评价事件时，引发了听众类似的情绪反应。原词中“可怜”表明了词人对月亮的怜爱之情，朱纯深通过“lovely”向目的语读者传递了原词中“可怜”的情感意义。译者在忠实于源语言的基础上，适当结合目的语文化，极力达到二者音形意的统一。
原文：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译文：Why should you make your trip through the ocean?
Without an answer, I am so worried.
原词采用动词短语“使人愁”，表现了词人对月亮途经海底远走他乡不知其根由的恍惚忧愁。译文运用形容词“worried”，向目的语读者再现了词人的担忧，一并使用副词“so”对此进行修饰，目的语所表达的情感意义似乎更胜一筹。
原文：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译文：In case 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 with all your delicate palaces, in their careless dives?
“怕”意指担心忧虑，原词的中文翻译为：只担心，那长鲸，乘风万里，横冲直撞，冲破月宫的玉殿琼楼。朱纯深使用了“in case”（万一，如果），暗示了对“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的后果堪忧，易于目的语读者对此产生情感共鸣。
通过对比分析《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词中的态度资源，笔者发现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态度意义的再现主要是采用对等翻译，基本实现了源语、目的语二者音形意的协调。
3.2 介入资源对比研究
介入的研究起源于巴赫金的对话观和多声的思想（胡壮麟等，2009：329），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评价理论框架下的介入系统进行了细化，将其分为紧缩（contract）与扩展（expand）。前者包括弃言（disclaim）、宣言（proclaim）；后者则分为引发（entertain）与归属（attribute）（Martin & White，2005）。
唐诗宋词很少平铺直叙，该特殊语篇需借助修辞手法委婉地抒情达意，使读者产生共鸣。这类修辞手法中的反问、设问与介入系统中宣言（proclaim）相对应。宣言（proclaim）指语篇中的声音将命题表现为不可的（证据充分、公认的、可靠的、有效的等），从而压制或排除了其他的声音（向平,肖德法，2009），故可通过提出假拟问题，或者说是“修辞性问题”来实现加强语篇作者的情感意义。
辛弃疾的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模仿屈原的《天问》，通过对月的一系列问句体现了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并对此作出了大胆猜测，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原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译文：You, the lovely Moon, where are you heading, on this lonely journey of yours?
Is there another world, to greet you rising in the East?
原文形式上虽连用两个问句，从内容上实则采用了自问自答的设问句式：可惜今晚的月亮，欲向何方？是否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别有一番天地，那里的人们刚刚看见月亮的身影升起在东方。此处源语中设问句的目的是引人注意，启发读者思考，拉近了词人与读者的情感距离。朱纯深忠实于原词，其所用的反问句极佳地渲染了整首词的深远意蕴，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积极参与到语篇互动，身临其境地体验到原词诗句所渲染的完美绚丽的自然图画，在意境传递上画龙点睛。
3.3 级差资源对比研究
确切地说，级差系统是指态度的增加和衰减，它通过两个标度轴线——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发挥作用（Martin & White, 2005: 136），二者是调节可分级评价资源的两种手段。语势（force）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人际印象以及他们的言语的容量分级（提高或降低）；而聚焦（focus）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其语义类型的焦点变模糊或变清晰（胡壮麟等，2009：319）。语势上扬或下降的实现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强和量化。这首《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中，表现量化手法的资源较少，因该词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新精神，故强化资源相对较丰富。
原文：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译文：You, rootless like a flying mirror, who holds you up in the sky? And who provides for the Goddess, since she refuses to marry again?
修辞手法中比喻的喻体必须与本体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可直接或间接再现本体的某些具体或抽象属性及其程度高低。原词的“飞镜”暗喻了夜空中的皎洁的圆月，“飞镜无根”暗含了对国运岌岌可危的忧心忡忡，强化了评价意义。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理解力，朱纯深对此进行了改译，“like”点明了译句从暗喻转为明喻。译句中的“you”在此并不唐突，与明月的直接对话，表现了原词作者向天问月的豪迈情怀。
原文：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译文：Why should you make your trip through the ocean?
Without an answer, I am so worried.
“恍惚使人愁”并未出现级差资源，但译句中的“so”却精确地为目的语读者揭示了源语作者的忧思之深，词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甚至被译者深层次强化了。
原文：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译文：In case those gigantic whales knock you down, with all your delicate palaces, in their careless dives?
“万里”自然不是确指数量，结合整首词的具体语境，发挥了加强语气的重要作用，此处词人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扩大了“鲸”的“长”，采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表现了词人的豪放气概。限于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范围，译文舍弃了原文的夸张手法，将“万里”意译为“gigantic”，为避免源语强化意义缺失，译者可通过标志对此加以注明。
综合以上对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及其英译文中的级差资源的对比研究，译者在处理源语的级差资源时，为了使其在目的语读者中达到最佳影响效果，选用恰当对等目的语，对源语信息加以适当取舍，达到源语与目的语二者音形意的统一。诗词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忠实原文基础上，对原文进行恰到好处的改译，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以“变”维持“不变”的翻译策略，即对源语的适当改译是为了忠实地甚至更好地向目的语读者传递源语作者的评价意义。
4.小结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是一首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词篇，全词仿照屈原的《天问》，全篇以问句呈现，故其中的评价资源丰富，情感表现较为强烈。本文以评价理论为依据，通过对该词及其译文的评价资源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译者在古汉语诗词英译过程中，对源语篇评价意义的再现手法。因篇幅所限，本文选取的研究文本比较单一，希冀其他研究者可以结合更多文本对此进行补充研究。
参考文献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Martin, J. R. & White, P. R. R.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M]. London/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篇4
《孙子兵法·谋攻》上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充分放权，不要对被领导者不放心，要敢于放手。这一思想运用于语文教学就是：敢于让学生自主发展——学生能讲的就免开尊口，学生能做的就不代劳，教师没有必要指手画脚，更不必横加干涉。斯宾塞曾经说过：“硬塞知识的办法经常引起人对书籍的厌恶；这样就无法使人得到合理的教育所培养的自学能力，反而会使这种能力不断地退步。”所以，应该相信学生，他们完全有能力干好自己的事。在组织翻译课文时，笔者不是逐句逐字报译让学生记下来，而是让同学们根据课下合作完成，如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疑惑或发现再提交全班讨论，这样省时高效，又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当然这其中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备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预设与生成这一组关系，多从学生的角度思考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九变》中讲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教师不能大意于学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来，备课时要兼备学生那一头，把课备细、备深，以不变来应万变，否则难堪的只会是教师自己。
《孙子兵法·始计》上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先迷惑欺骗敌人，诱敌为我所用，并最终战胜敌人，这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一种策略。教学中，教师也可在表达、演示时有意出现漏洞、错误等，“能而示之不能”，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纠正错误，培养学生不盲从、不迷信的品格。这种手段，能高效刺激主体心理，引发学生高程度、大范围地认知冲突，符合人的逆反心理规律。如《木兰诗》教学中为讲清互文这一知识点，笔者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请问同学们该如何翻译？然后笔者在学生思考之际，再虚晃一枪给出字面翻译“将军们经过一百次的战斗都死了，壮士们经过十年的征战都回来了”，这一译文明显不符合日常逻辑，学生一听也就纷纷质疑，否定了笔者的翻译。至此，笔者将计就计，让同学们合作讨论该如何翻译才恰当。通过交流，同学们给出了一个较为恰切的译文：“将军和壮士们经过十年的征战有的牺牲了，有的胜利回来了”。从摸索翻译中学生也归纳出这样一个特点：对于这种句子，得把前后两句合起来、相互补充着翻译。到此笔者顺势利导，水到渠成地告诉学生们这就叫“互文”，文中还有几处这样的句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们纷纷到全文中去搜索，反应快一点的学生很快找到了“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等句子。通过相互启发他们也明白了对待这些句子不能孤立解释，在译文中体会了什么叫互文，而不仅仅是记住互文这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且通过语句也初步感知了北朝民歌的叙事特点，领略了它的复沓、排比等语言表达效果。在文言文教学中，兵法所述的这种方式方便可行，运用直观。教师可在提问中主观杜撰，来个“无中生有”，也可在辨析中故作正经，来点幽默，更可出示错误屡现令人捧腹的原文译释……这常常能带来空前活跃的课堂氛围，让教师出奇制胜地完成教学任务。真所谓：假痴不癫装“糊涂”，有意示错反难错。
《孙子兵法》中讲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悬权而动”，也就是说不可墨守成规，应根据形式随机应变，通权达变。这也启示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动态生成资源灵活转变教学策略，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机智，敢于大胆取舍原先备的死的教案，不要被框子束缚住。在《木兰诗》教学中，笔者请同学们举手示意有没有会背的，原本打算让几位同学一人背一段的，结果只有两位女生很胆怯地举了一下手，如果笔者再让她们站起来背的话，背的肯定不顺畅，并且下面的课堂教学时间将无法保证，同时也留给了她们难堪，对其他同学也起不到积极的教育作用，所以笔者临时调整了一下策略，请这两位同学站起来说说她们是如何记住的，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们的经验，通过她们的述说顺势理清全文的思路也不错，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篇5
Lakoff和Johnson（1980）的隐喻研究使得人们不再将隐喻仅视为语言的装饰，不同学者采取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对隐喻加以探讨和研究 ，如认知实验方法下的隐喻研究，人类学角度的隐喻研究，语言习得与隐喻的发展等。隐喻不仅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也成为应用性的研究课题（Cameron & Graham，1999）。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人们赖以思维和行动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这就是“隐喻概念体系”（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人们以一个概念理解建构另一个概念，也以一个概念的词语去谈论和表述另一个概念，这就是“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 Johnson，1980：3-6）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和语言中（赵艳芳，2000：106），因此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对英汉语中概念隐喻及其常见表达的异同进行分析有助于隐喻研究的深化。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及本体喻（ontological metaphors），这一分类成为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研究的基石。结构喻指隐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结构可系统地转移到目标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结构来系统地加以理解。通常是用源域 （source domain）中具体的、已知的或比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标域（target domain）中抽象的、未知的或比较生疏的概念。方位喻运用诸如上下、前后、里外、深浅、中心―边缘等表达空间的概念来组织另一概念系统。这与我们的身体构造、行为方式密切相关。将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本体喻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经验。如可将抽象的概念喻说成具体的物体，可使后者的有关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其中可分为三小类：（a）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把经验视作实体或物质，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就可对经验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如指称、量化、分类，使其带上某类物质的特征，加以引申，进行推理，分析其相应的原因等。（b）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将本体（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能出。（c）拟人隐喻（Personification）将事物视为具有人性就是一个明显的本体隐喻。[1]
二、文本分析
1.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Red lotus incense fades on＼The jeweled curtain. Autumn＼Comes again. Gently I open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
“香残”一词用“残”字来表述“香”的消逝，可用本体喻下的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对其进行分析，用有形的动作修饰无形的知觉，栩栩如生之感顿生。同时，这一机制也可用于解释“玉簟”：通过玉的光泽来理解竹席的特征，可使其带上玉石的色泽特征。“兰舟”一词也可作相似的解释。译文的“incense fades on the jeweled curtain”中“fade”一词与原文的“残”在意韵表达上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将香译为消逝在竹帘上与原文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
“兰舟”即木兰舟，船的美称，木兰树所制的舟船。“兰舟”一词被赋予性色彩始于《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中《一剪梅》一词。该词译文中融合了大量的元素。其中译者将“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译为：“Gently I open＼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Flowers， after their kind，flutter＼And scatter.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ie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译者将词人在上阕中“轻解罗裳”演绎为词人的诉求：“落花飘散循其类，流水溢聚因其性”，译者据此隐喻词人的性孤独、，孤儿联想到词人乘兰舟荡漾。王红公同时在注释里称“兰舟：指词人之性事，亦或确指其”。1971年王红公与钟玲合译、出版《中国女诗人》时，他便将“兰舟”与女性结合起来，取书名《兰舟：中国女诗人》。他明知“兰舟”是“Magnolia Boat”，却为诗意起见，译为“Orchid Boat”。他的诗人灵感将“兰舟”赋予女性色彩，象征女性美，甚至暗喻成女性的性器官。重译《一剪梅》时，王红公明确注释“‘兰舟’是女性性器官的常用比喻。”在此后创作中，他也成功地将这一词语纳入主体诗歌中。“兰舟”一次经过他的译介，吸纳了涵义，成功融入了美国本土文学，实现了经典化构建。[2]
2.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Who can ＼Take a letter beyond the clouds？＼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On the sky under the full＼Moon that floods the West Chamber.
在中国古代，鸿雁可作书信的代称，常见“鸿雁传书”。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鸿雁比喻书信。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中有“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一句。此外，欧阳修在《戏答元珍》中也写道“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由此可以看出，归雁实际上是隐喻书信，并非真正的描写大雁。中国古代自身的背景让大家对这一隐喻并不陌生，但这一隐喻却无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wild geese”虽译出“雁”这一字，但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翻译对等词的空缺，不仅对理解原文没有帮助，可能会使读者产生不解。且“雁字”是指雁群排列的形状，而不是如译文所说大雁在书写某种符号。“月满西楼”一处也进行了隐喻处理。将西楼作为一种容器，而月光则似装在容器中的液体。译文中选择含义有一为“灌满”和“淹没”的“flood”一词事实上也按照原文对月满进行了隐喻处理。
3、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And scatter. 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 But we ＼Are far apart and I have＼Grown learned in sorrow.
徐炳昌曾将隐喻分为八类，分别为判断式、偏正式、同位式、并列式、替代式、描写式、迂回式和故事式隐喻。（转引自王寅411-412）而此处的“花”和“水”因为只出现了喻体没出现本体，以喻体代替本体，以二者来代替词人自己与其丈夫，所以可归为替代式。而且汉语中本身也有“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来表示一厢情愿的用法，同样采用“流水”和“落花”来代替男女。隐喻一般都是从熟悉的、有形的、具体的、常见的概念域来认知生疏的、无形的、抽象的、罕见的概念域，从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统之间的联系。王寅教授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古人的“愁”的隐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而此处的“一种”和“两处”这两个量词将“相思”、“闲愁”具体化、形象化了，以量词代表的具体的熟悉的概念域来认知抽象无形的概念域。
4、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Nothing can make it dissolve＼And go away. One moment，＼It is on my eyebrows.＼The next， it weighs on my heart.
中文中“眉头”、“心头”二词本身就采用了实体和物质隐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这一隐喻机制，将“眉”和“心”都当做一个整体，通过人类这一整体形象的“头”来理解“眉头”和“心头”可以对二者做出相应的物质性描写。而“下”、“上”二字通过形容词动词化不仅将“情”这一事物形象化、生动化，视其为一种拟人隐喻，而且也可理解为一种方位隐喻。方位隐喻指参照空间方位而组建的一系列隐喻概念。空间方位来源于人们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中心――边缘等，人们将这些具体的概念投射于情绪、身体状况、数量、社会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许多方位词语表达抽象概念的语言表达。此处通过“下眉头”、“上心头”与前文相呼应，赋予“此情”一种不由自主的生命状态，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体，无论“下眉头”或是“上心头”都是“此情”自身发出的动作，突出了作者的“无计”之感。王红公的英译中更多的是将“此情”实体化，也就是实体物质隐喻，“dissolve”的解释中含有固体溶解和消散之意，而此处作者选取“dissolve”也有可能是想造成一种模糊，因为后文的“on”和“weigh”都体现了“it”的重量和体积，或与古诗词“载不动，许多愁”以及“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愁”中将愁思物化的手法相似，因此可以看出译者此处也采用了本体隐喻的机制。
三、王红公的翻译主张对其翻译的影响
中西李清照词英译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国内中国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译者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特点；而是英语世界西方译者翻译的李清照词，以模拟汉语诗歌结构和意境表达为特点，努力保留异族文化特色，面向西方读者；三是英语世界华裔学者翻译的李清照词，既忠实传播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同时兼顾西方读者的接受。
王红公翻译的李清照词，一个总的特点是，译诗本身是卓越的英语诗歌。按照美国诗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话来说，一是敏感超群，而是具有美国风格。虽然王红公的译诗以其简洁明了的诗歌风格，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美国诗人。但所谓译诗，他从不把忠实于字面意义的传达作为其翻译的目的。王红公倡导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强调译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要传达原作的神韵，要给读者带来没的感受。在李清照诗词英译过程中，他实践了“译者是‘辩护律师’”的主张，彰显了译者的权利和自由。他运用创造性翻译策略，给西方读者展现了李清照诗词的美和境界，其优美、典雅的译诗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William Lockwood称“他（王红公）再创了李清照充满想象的诗歌之光辉，并因此把她明亮、丰富的个性待到我们生命之中。” [4]
王红公提出诗歌翻译是“同情”行为。他称：“将诗译成诗是一种同情行为--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相认同，将他的话变成自己的话。我们知道，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照文本逐字翻译的。他不是人，而是全力以赴的辩护律师。他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同化，看陪审团是否被说服。”（Rexroth，1961：19）他强调译者不应受到文本文字的羁绊，而应该积极向作者靠近，真切地体会作者的创作经历和情感体验，结合译语的文化与习惯，适应译语读者的接受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作者的情感。他认为，翻译不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理解原作），更是情感的投入（感受原作），是译者和作者跨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译者才可能译出原作的精华。他的翻译标准是“同化”，在归化的情况下使译文迎合读者体味（taste）。雷氏的翻译观与当代西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的观点不谋而合：强调翻译的“忠实”是不正确的，甚至它不是语言层面的对等的问题。实际上，翻译涉及到由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5]
王红公译介的李清照诗词在译者文化身份与时代特征中得以“再生”，译文寻求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语境中的“传神”、“传情”样态。他生动的解读与灵活的英译打破了译诗“忠实”与“误译”的二元对立，实践了他的“同情”诗歌翻译思想。译文令英语读者欣赏到了“异样”的李清照。他跨越时空“邂逅”李清照后，凭借“易安词”叙述了自我，丰富了自身的诗歌创作，缔结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中美“诗缘”。
【参考文献】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李华.宋词三百首详注[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
篇6
一、词语的迁移
（即将词语在一个语境中的意思迁移到另一个语境中去。）
这种迁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虚词的迁移；一是实词的迁移，包括已学课文中的实词和生活中常见的实语。
我们知道，在中考试卷中关于文言虚词的考察所呈现出的内容，看似新的、陌生的，但实际考察的知识和技能却是来自于课本的，只是稍微改变了形式，有些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在文言文的课堂教学中，首先对常见的、重点的文言虚词进行明确，如：以代词为主的有“之、其”等，以副词为主的有“既、但”等，以介词为主的“以、于”等，以连词为主的有“而、则”等，以语气词为主的有“也、矣”等，同时指导并要求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准确掌握，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得法于课内”“万变不离其宗”。
其次 ，对于生活中常用的实词，我们要在课堂讲解的时候，将今人与古人语言交流上的不同加以明确和强调，并以具体实例生动、形象的展现给学生，如：词类活用中，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例如：虽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口技》）这句中的“名”本是名词，这里由于前受能愿动词“能”的修饰，后带有宾语“其一处”，故活用为动词，有“说出”的意思；名词作状语的：例如：皆若空游无所依。（《小石潭记》） 这句中的“空”是“在空中”，修饰谓语“游”，作状语；名词的使动用法：例如：父利其然也。（《伤仲永》）这句中的“利”原为名词，现用作意动词，可译为“认为……有利”； 动词活用为名词的：例如：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曹刿论战》）这句中的“伏”作“有”的宾语，表示跟“伏”这种行为有关的人，活用为名词，意思是“伏兵”；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例如：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这句中的“穷”原为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走完”。 古今异义词中的妻子，例如：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桃花源记》）妻子：古义，妻子和儿女；今义，专指男子的配偶。绝境：古义，与世隔绝的地方；今义，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境地；交通，例如：：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交通：古义，交错相通。今义，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开张，例如：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开张：古义：扩大。今义：商店等设立后开始营业。及文言文中的单音词、一词多义词等，让学生充分体会古人与今人在语言交流上的共性和差别，记忆深刻鲜明，从而达到了“举一反三”的迁移效果。更能够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二、用学生所熟悉的文言文翻译方法解决对陌生文言词语的理解
我们知道，初中阶段，学生在课内所学过的文言文翻译方法无外乎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翻译的，即对词语的理解角度（活用、多义、单音、古今异义等）和对句式的掌握角度（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省略句等）。关于词语，我刚刚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在重申，而现在要说的是句式上的。
篇7
“达”就是翻译出的现代文表意要明确，语言要通畅。例：“吾义固不杀人”（《公输》）中的“义”是名词用作动词，作“遵循道义”。“固”是“本来”，引申为“坚决”。译作“我遵循道义，决不杀人” ，这就把公输盘所标榜的所谓“正义”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雅”就是用简明、优美富有文采的现代汉语把原文的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表达出来。例：“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中的“良田美池”可以直说良田美池，但如果译成“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就又形象生动得多，把桃花源优美、宁静的生活环境给人展现了出来，而且更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
但是在古文中，由于古今词汇量的不同，古人用许多单音节词表达了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的意思，而古人在写作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也使用了很多特殊句式，如：判断句、省略句、倒装句、被动句和固定结构等。如：“如……何”“孰……与”“不亦……乎”等。因此，对文言文进行翻译，光掌握原则是不够的，还应学会一些翻译的具体方法，这具体方法可以归纳为“六字法”，即“对”“换”“留”“调”“补”“删”等。
对，就是一对一译成现代汉语。根据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居多这一特点，将文言文中单音节词译成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虚词应将其用法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如：“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醉翁亭记》）这句就可以译成：“四季的风景不同，其中的乐趣也无穷啊。”
换，即针对一些词古今意义不同的情况，用现代汉语中的词去替换那些古汉语中有而现代汉语中已不用或词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词。如：“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论战》）句中“狱”“虽”分别用“案件”“即使”换之。就译成“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有些基本词汇，古今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可有些词，字形古今完全相同，可词的意义却发生了根本的演变。体现在：
（1）词义扩大。如：“江”“河”古代专指长江和黄河，现泛指一切大河流。“山”古专指华山，现可指一般的山脉。例：“山河表里潼关路”中的“山”指华山，“河”指黄河，与现代汉语中的“山河”意义不同。
（2）词义缩小。如：“祖父”现指爷爷，而古汉语中的“祖父”为一个并列词组，指爷爷和爸爸。此类词还有“妻子”“所以”“可以”等。
（3）词的感彩发生了变化。如“卑鄙”古代表示地位低下，见识浅陋，并没有贬义，现在指品质恶劣。如：“先帝不以臣卑鄙”中“卑鄙”即为地位低下，没有贬义色彩。
另外，古汉语中有一类字，如果按原字去理解，则无论如何都讲不通，这是通假字。遇到通假字就需要用音同、音近或相应的字去替换。如：“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 句中“距”就通“拒”，意为“抵挡、挡住”，而不是“距离”或者“离开”。整句就应该译成“公输盘多次设下攻城的巧妙战术，墨子多次挡住了他的进攻”。
留，即对文言文中的一些基本词汇、专有名词，如地名、人名、帝号、年号、朝代名、官职名、政区名、典章制度及度量衡名称等直接保留，不做翻译。如：“庆历四年春，藤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庆历”是宋仁宗赵桢的年号，直接说“庆历四年的春天”就可以了。
调，即对文言文中的倒装句根据现代汉语语法的句序予以调整。如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主谓倒装等在翻译时要把这些倒置的成分调整过来，否则就不符合现代语法。如：“何以战？”是宾语前置句，“何”作“以”的宾语应译为 “凭什么打这一仗”。“甚矣，汝之不慧”是主谓倒装，意在强调谓语“甚矣（太过分了）”，应按“汝之不慧甚矣”的语序翻译。
篇8
一、静下心来，细细调查，找到问题所在
（1）抽样统计，我们认识到成绩不如意。笔者和本校语文教师对两次检测做了抽样统计，发现文言文的得分率不理想，优生占22%，中等生占58%，弱生占20%。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继续查找症结。
（2）调查问卷，我们认识到目标不明确。语文组印制了两份调查问卷。一份发给了教师，一份发给了学生。问老师的问题找到了要害。一问文言文教什么，教师大多能说出一二，但不尽明确。二问让学生喜欢文言文了吗，教师们显然没有更好的方法做到。三问怎样搞好文言文教学，教师苦无良策。问学生也是有的放矢的。一问对文言文阅读兴趣如何，63%的同学答“不感兴趣”。二问了解文言文阅读的学习方法了吗，26%的同学说“知道一些”，近一半的同学说“老师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三问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办，大多都很茫然。通过调查发现师生对文言文教与学的认识存在误区，甚至是盲区，总结起来就是“目标不明确”。
（3）走进课堂，我们认识到手段不丰富。在教研组的组织下，我们调研了六节文言文阅读课，发现了相同的问题是教学手段太过单一。大多是先读课文，看看参考书上的译文，教师或学生代表逐句翻译一下就完事了。学生没有了解的过程，没有思考的空间，没有学习的兴趣，自然就没有良好的效果了。教学手段不丰富直接导致了文言文教学效果的不理想。
二、行动起来，剖析成因，找到对策所在
（1）师生共同重视，放下思想包袱。教师要走到学生中间问问其真实想法，弄清存在的现实困难；多动动脑，找到适合的较好方法。教师明确了方向，放下了架子，与学生一起探讨学习文言文的困惑，一起寻找文言文阅读的路径。古汉语也是我们的母语，而文言文更让我们与历史拉近了距离，因此，我们要重视起来，放下思想包袱，学会在阅读中“变身体验”，想方设法学好它。
（2）多种手段并举，激发学生兴趣。①在背诵上下功夫。七至九年级文言文学习阶段目标：“背诵优秀诗文80篇”。诵读是文言文学习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诵读诗文更能提升信心，培养兴趣。学习《木兰诗》时，我引导学生朗读，再“变身木兰”，想想她的家境、父母亲的难处、“变身木兰”在军营中的生活……学生很快背熟了。诵读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亲近传统文明的窗口，帮助我们提升文化底蕴，因此，在这上下功夫事半功倍。②在课堂上花力气。我让学生扮演文章中角色，表演其中场景，以增强学生的记忆效果。学习《核舟记》时，我请三位同学上台表演东坡、佛印、鲁直，做出相应动作，这一节学生背诵得最容易。我还让学生用绘画的方法学习古文。学习《满井游记》时，让有绘画爱好和能力的同学“变身体验”，想象袁宏道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出游场景，画出袁宏道描绘的景色，激发了学生理解课文的兴趣。③在巩固上出实招。“温故而知新”，我经常在学习现代文的过程中偶尔掺进对以前所学文言文的检查，学生会重新领略文中人和事及带给大家的愉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课后，我引导学生之间变身“小老师”，互相背诵，互相检查，互相学习。学生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交流，于谈笑中进步了。
三、紧贴中考要点，抓好常态学习
（1）告之考试要点，使学有目标。考试大纲明确指出考查内容：理解常用实、虚词；理解并翻译文言句子；把握内容，概括中心，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简单评价。并指出今后文言文阅读的考查将体现出综合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基于此，语文教师先要将考查内容熟记于心，才能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教给学生，使之在学习中有目标。如学习《陈涉世家》时，告之学生要掌握通假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等，并分别变身“陈胜、吴广、普通士兵”，体悟人物性格及形象。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读课文更积极主动了，效果甚佳。
（2）告之学习策略，使学有路径。首先是诵读，这里不做赘言。其次是加强文言积累，主要指实、虚词的积累与运用。最后是准确翻译重点语句，理解基本内容，评价人和事。在解释清楚实、虚词的基础上顺利译出古文语句，把自己的理解转换成现代汉语，尽可能遵循“信、达、雅”的基本原则，“信”就是忠实原文，“达”是翻译要通畅，“雅”语言要优美。还可以“变身”成作者、文中人物，还原当时场景。如学习《狼》这篇文章，我叫学生“变身”屠户，体会被狼追赶的感觉，再加上阅读屠户的机智，很快领悟并熟读成诵了。
（3）告之联系课外，使学有提高。近几年中考语文试卷中加强了对课外文言文的考查，注重由课内向课外的延伸。因此，注重平时的功底的铺垫，再适当增加对课外文言文的阅读，而且要学会运用“变身体验”的阅读方法，成功应对课外文言文还是有把握的。
总之，文言文教学应早做准备，让学生学会“变身体验”，轻松而学，快乐去学，学有所获，学有所得。
参考文献：
[1]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1.
篇9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and Yan Fu's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ZHANG Der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Yan Fu; translatio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argumentati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writing studies. Inherited with these academic lineages in his translation of west learning， Yan Fu put forward his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the light of “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Argumentation with counterevidence” was aimed at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ideology， while “reverence for plain philology” was favored to integrate the two through close cross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ling after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rendered Yan Fu a master of Chinese writing among translators. Yan Fu's translation is an academ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ect and serves as reference for both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academic classics.
清代学术与严复翻译会通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评价严复的学术贡献：“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82严复译介西学为什么要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是怎样发生关系的？严复这一首创的学术方式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如何？这些问题梁启超未加具体论述，但它们恰恰启发后人不妨从学术的视角来审视严复的西学译介，尤其是清代学术对严复治学理念、学术思想与翻译方法的影响。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汉学、宋学诸家的争鸣与实践，讲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结合，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如戴震、钱大昕、姚鼐、焦循、章学诚、阮元等。“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属于文献功底;文章是文辞，属于学术思想的表达艺术。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2]43“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3]61。但到了晚清，中学之弊日渐突显，义理、考据、辞章倍受争议，严复在《救亡决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空谈性理，“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汉学埋首考据，“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辞章“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慢……险躁”。[4]44-45对此，严复转向力主的“经济”之学，疾呼宋学、汉学及词章小道都应束之高阁[4]44，转而倡导西学，经世致用。然而严复译介西学不仅没有简单地弃置义理、考据、辞章这一传统学术“三面说”，反而发展并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翻译新“三面说”：阐释原作重义理“反证”、译书考证重“敦崇朴学”、译文表达重“文章正轨”。新“三面说”丰富了严复翻译思想体系，使严复的西学译介成为开创近代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式。
一、义理“反证”与中西思想会通
义理“反证”可谓严复译介西学“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现代学术方式。义理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义理指程朱理学，广义的义理可谓“言有物”[5]58。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语言文字背后的“道”“理”或“大义微言”[6]viii。“义理存乎识”[7]351，传统义理学囿于语内训诂、注疏以及儒释道之间的相互阐发，视角狭隘，限制了“识”。严复则独辟“西”径，在其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自序中就提出了跨语际的义理“反证”说，即“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6]viii。就是说，西学义理用“吾古人之所传”加以反证，往往能让中、西学“不谋而合”的义理“达成共识”，如此则是治西学者之“至乐”。严复的义理“反证”是跨语际解释，即以西学为视角来“归求反观”[4]49中学之义理，力图中西兼治，熔于一炉。义理“反证”一面译介西学，一面发掘国故;一面以西学昌明中学，一面更是借中学传播西学。
严复的义理“反证”说标志着旧学的黄昏和新学的黎明，隐含着传统经典义理之“优先论”、“失传论”，开创了新学之中西“会通论”。严复批评汉学无用、宋学无实，而对先秦儒学、老庄哲学等中华元典情有独钟，一方面认为这些圣哲的微言大义和学术成就较西方“往往先之”[6]ix，另一方面又告诫晚清国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6]ix考察中学由盛转衰的原因，严复认为“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6]ix。就是说，中国圣哲之学没有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因为“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6]ix。对此，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在治学方法、学术责任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6]ix所以，传统学术中的微言大义在后人抱残守缺中慢慢失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6]x，因为中西“事不相谋而各有合”[6]viii。严复坚信“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8]43。这从学术史的角度为义理反证、中西会通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历史使命。
严复义理“反证”说的学术创新，在于以西学为视角“发明”[6]ix、“反观”[4]49中学之义理，严复译著分别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发明、反证了诸多与西学相通、相合的吾圣哲“先发”[4]1413之义理。翻译《天演论》，以西人“天演”学说发明、反证了儒家首经《易经》之“易”道，认为“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谓之天演”[9]4。翻译《群学肆言》，发明、反证了《大学》《中庸》之精义，认为该书详实地阐明了《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的义理，且“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10]xi。翻译《群己权界论》，发明、反证了《大学》e矩之道，认为自由是“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11]xii。翻译西方逻辑学，发明、反证了“《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认为《易》重演绎法，《春秋》重归纳法[6]viii-ix。翻译《原富》，发明了《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等，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形成经济学说，但存在着相似之识。[12]译事例言，7-8评注老庄，认为老子之言是“天演开宗语”[4]1077，“而西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4]1106，等等。严复一生中西学兼治，“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10]xi，义理“反证”是他解决“读古书难”[6]viii新的治学方式，是其整理国故的独特途径，“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8]384。
严复这种义理“发明”和“反证”，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消解了接受西学义理的困难，虽难免有附会之嫌，但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古书新的义理之“识”，渗透着严复译书经世的诠释，这种学术方式与他“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13]127的文化观一脉相承。由于中西传统之别，严复的义理“反证”经常把中西实然（Is）、应然（Ought）和形而上[14]34的义理进行置换，一方面增强了西学义理的形而上质，另一方面赋予了中学义理更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实然和应然。以《天演论》为例，“《天演论》是严复的天演论”[8]334，严复频繁以儒、道形而上的义理予以诠释，天演、天良、天道、易道、道、真宰、太极、阴阳、德贤仁义、人伦、礼乐、修齐治平、修己治人、格物致知等概念及其思想充斥译文字里行间，与原作融为一体，译写参半，几可“乱真”为本土元典。如论一“能实”开篇论天演之道：“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6]49，“道”“性”“理”把原作由一粒豆子推至万物变动不居的道理抽象化、哲学化。再如论十三“论性”，把nature的天然、自然之性，与宋儒言性等同[6]85，形而上的哲学义理溢于言表。反之，严复的义理反证，也借助西学增强了中学的实然和应然。如《天演论》手稿仅以evolution发明、反证《易经》就多达近20处，原文由evolution， change， impermanenc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retrogressive metamorphosis，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等形成的天演语义场，在严复笔下与《易》道进行了全方位会通，以一连串的“变”反证了“易”之生生不息、刚柔相推阴阳互动而生变化、天地变化草木蕃、万事万物虚息盈消的“易”道周流等，赋予了《易经》新的“天演”内涵，巧妙地渗透了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引导士大夫以“易”变思想认同“天演”学说。再加上严复在“蜂群”“人群”“善群”“严意”等中把“群”赋予了西学sociology的义理内涵，为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达到托译言志、译书经世的目的，旨在“K愚”[4]560，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良方。严复义理“反证”的主要方法是“敦崇朴学”，注重考据实证。
二、“敦崇朴学”与考证会通
考据是传统学术的又一重要层面，而考据学是在明末经世实学、清代汉学兴盛等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据学的中坚乾嘉学派，重点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材料考证，在经学、小学、音韵、古籍、伪书佚书、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金石文物、职方地理、史籍目录、年代版本等考证方面，硕果累累，晚清学术也深受影响。严复在当时的风气下，在西学译介领域成功地吸收了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考据方法，以至于1903年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更明确地把“敦崇朴学，以棣贫弱”[4]130列为翻译的四大宗旨之一，这里的“朴学”即考据学。其实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原富・译事例言》《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群学肆言・译余赘语》《法意・孟德斯鸠列传》，以及讨论西学和翻译的书信等中，均有译书考据的论述或运用，最有代表性的考证方法包括“集思广益”[6]vii“考订”“贯通”[4]93和“沿流讨源”[4]519。“徵实存乎学”[7]351，以上三种方法体现了严复治学的渊博学识、严谨的实证精神和会通宗旨。
“集思广益”见于严复第一部译著《天演论》“译例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6]xii这段文字带有明显的考据性质，其目的是“穷理”，其操作方法是对比异同，会通中西。用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的话来说，关键就是“考订”和“贯通”。考订即“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贯通即“类异观同，道通为一”。[4]93正因为如此，严复的考据重在旁征博引，擅用归纳法，把原文“与他书有异同者”，捉置一处，进行中西合观，以便相互类比、互证、反证、补证、参证，进而揭示义理。如严复翻译逻辑学的Laws of nature时，考证了与此类似的儒释道三家之说，认为这一概念“即道家所谓道，儒先所谓理，《易》之太极，释子所谓不二法门”[4]1051，把西方的“自然法则”与本土的“道”“理”“太极”“不二法门”放在同一语义场进行“聚列”会通。翻译《支那教案论》有论“究之中国之道德礼义，则绝不缘神道设教而生”。对此，严复考订了三条证据：“《书》言皇降，《诗》言秉彝，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据此得出“中国言道德礼义，本称天而行，但非由教而起耳”[4]849的观点。《法意》卷八第五章“贤政精神之弊”论及“苟无忧危，其亡或立至”，原文以希腊、罗马兴衰为证。严复翻译至此，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明、考证了类似的论述，认为原著所说“似吾《六经》”，如“《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传》曰：‘外宁必有内忧。’……”[4]957通过中西对比合观，严复得出忧患意识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历史规律。
“集思广益”式的“考订贯通”按语贯穿于严复的大部分译著，“共七百多条，约十七万字”[4]按语卷说明。尽管钱锺书认为严复对西学了解并不多，章太炎批评严复“略知小学”[8]269，但严复译书考证材料之丰富，学识之渊博，译书态度之严谨，一百多年来是世所公认的，很值得当前学术翻译思考。严复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9]273，不是埋首故纸的汉学家，他只是借助各种考据性文字，巧妙地贯通中西，附以己见，倡导维新变法。其最核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天演思想，无不渗透着精心考据的治学方法。面对“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6]13这一境况，严复为了让读者信服这一普遍性道理而觉醒，通过按语对此详加考证：
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w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w善鸣者日以益稀。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6]13-14
这是《天演论》“导言四・人为”一节的按语，严复从动物界、植物界的残酷竞争推衍到人类竞争，通过马、鼠、蟋蟀、画眉、土蜂等此“蕃”彼“灭”的详细考证，告诫国人中国境况亦然，奋发图强则“蕃”，若靠眼前“区区人满”而不思进取则“灭”。
“沿流讨源”是严复另一种重要的考据方法，主要用于译名考订。当然，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所译西学多为“导厥先路”[10]vii的概论性著作，译文及按语“沿流讨源”性的考据不少，其特点是内容宏富，但言简意赅，便于开启民智。其中“一名之立，旬月踟蹰”[6]xiii式的译名更能体现严复“沿流讨源”的考据精神。严复在与梁启超讨论翻译的信件中认为，“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正因为如此，“盖翻艰大名义，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4]518-519严复译名不主张多造新名词，也不愿简单地沿用日本人的译名，所以“沿流讨源”、中西会通的考据就至关重要。这里仅举《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对liberty译名的考证为例。严复认为Liberty与freedom同义，而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相对。对此，严复把它译为“自繇”，同时考证了该词的中文内涵，即“不为外物拘牵”[11]vii，不褒不贬。所以“自繇”不是“放诞”“恣睢”“无忌惮”“放肆”“佚”“不法”“无礼”。严复进一步考证传统文献，认为liberty即“《大学》e矩之道”，亦即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O花不自繇”的“自繇”。[11]vii-viii严复甚至刻意用抽象名词“自繇”以别于“自由”，尽可能为译名的精确性提供更充分的理据。从考据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典型诠释。
三、“文章正轨”与中西辞章的会通
严复崇尚实学，同徐光启一样曾经批评传统学术最尚辞章，不求理实，慢险躁。但这并不是说严复翻译不讲求辞章，只是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就严复译介西学而言，他恰恰提出了很注重辞章的“信达雅”文章学翻译[15]5-6三原则：“《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6]xi“辞章存乎才”[7]351“文章正轨”说成就了严复作为译界的文章高手，译文充溢着其中西会通的情才、辞才及文才。
“修辞立其诚”语出《易・乾・文言》，后世把它引申为写文章的金科玉律，如《文心雕龙・徵圣》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碟，秉文之金科矣。”桐城派方苞和方东树重申“修辞立其诚”，正性情，注重内在情感的表现和抒发，因而这个“诚”也应该包括译者的性情。就严复而言，其翻译中“发于自然，达其至深而莫能自己”[16]132的性情至少有两大方面，其一是前文所论的“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这是学术之性情。如严复《天演论》自序对比了他对司马迁“《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前后两种理解：“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而读了西方逻辑学有关“内籀”（归纳）、“外籀”（演绎）方法后“如寐初觉”，发现《易》由隐而显就是演绎法，而《春秋》推见至隐则是归纳法。这种以西观中的新发现，是严复治西学之至乐，所以严复激动得“乃推卷起曰：有是哉！……其言若诏之矣”[6]ix。严复这种至乐自始至终贯穿于其译著之中。其二是“自了国民之天责”[4]517，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它促使严复把西学译介与晚清时局紧密结合，把自己的文章写入译文，对原文信息型文本加以情感化，取便发挥，托译言志。如《天演论》是严复“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8]250。《原富》针对传统士人以言利为讳的现状，以此书“指斥当轴之迷谬”[12]9，认为经济学近关“中国之贫富”，远系“黄种之盛衰”，因此翻译中每见原文与晚清时事暗合，就频繁附以己见，“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12]13翻译《群学肆言》，针对斯宾塞所论传统“既坚甚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难，其物乃入于老死”这一共性难题，严复叹曰：“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10]49等等。严复译书以“诚”释“信”，可谓其以西学激发国民情感共鸣的“嘤求”[6]xii术，频繁展示了严复的抒情之才，与“达”之“达旨”[6]xi术、“雅”之“招徕术”[8]313异曲同工。
严复辞章的文章学翻译第二个要义是“辞达而已”。“辞达而已”一方面是维新派有识之士批评士人不要为了辞章而辞章，以至于慢险躁;另一方面“辞达”又是翻译的文章学标准，重在达旨。对此，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观点十分明确，即“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但中西语言的诸多差异，按原文字比句次来译，“则恐必不可通”，译者只有“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6]xi。可见“辞达”的前提是“取明深义”，确保“达旨”，其具体方法是“互备”和“前后引衬”。达的基本标准可谓词不害意。下面以一具体译例对此加以分析：
Thus that 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which we began by considering， is far from possessing the attribute of permanence.Rather its very essence is impermanence.... And in the living world，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is cosmic process i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competition of each with all， the result of which is the sele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survival of those forms which， on the whole， are best adapted to the conditions which at any period obtain; and which are， therefore， in that respect， and only in that respect， the fittest.[17]34-35
因此，我们现在开始考察的植物界自然状态，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在生物界，这种宇宙过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这就是说，那些生存下来的生命类型，总的说来，都是最适应于在任何一时期所存在的环境条件的。因此，在这方面，也仅仅在这方面，它们是最适者。[18]3
对比原文，该译文可谓“斤斤于字比句次”，突显了英语表层结构，遮蔽了文字背后的意旨。把“生存斗争”、“选择”置于分句之末，关键词不够突显，义理也有“愈益晦”[6]viii之嫌。这是当代流行的“信”译，而严复译文特别注重吃透原文而后“辞达”：
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6]2-3
严复译文表面上达而不信，常常遭后人诟病，这里姑且不论。但从“辞达”的文章学视角来看，严复先是提炼出“决非具有永久不变的属性”之天演，再由天演为体推至其“物竞”“天择”之用，行文由总而分，逻辑性强，前后畅达。严复以“物竞”“天择”作为话题，以“……者……也”句式对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前后相互引衬，内涵明晰，原文义理“得严子乃益明”[6]vi，可谓严复练达之辞才。
文章学的第三个要义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译文要有文采，有表达力，否则不能传远。严复把“雅”引入翻译学，肯定了文章学传统对翻译的文采要求[15]6。梁启超曾批评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8]267，对此，严复则不苟同：
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4]516-517
从这段话来看，严复讲究“文”有两大原因，其一是“务其是耳”，这与严复崇尚先秦儒学、老庄哲学有关，主张只有“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会通原文之“精理微言”[6]xi。其二是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理想读者，译文文笔自然要考虑“声之眇”“形之美”“辞之衍”。为此，严复甚至“字字由戥子称出”[4]969，译文每每屡易其稿，以求“垂久行远”[4]527。正因为如此，原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而严复“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8]254，甚至“VV与晚周诸子相上下”[6]vii。纵观严复译著，其文笔擅长师法《史记》、诸子散文、桐城派等笔法以及佛书体、八股偶比等，译文“以瑰辞达奥旨”[31]17，文学化明显，讲究骈散杂糅、沉郁顿挫、文理密察，可谓富有字字珠玑之文才，其得失利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语
严复西学译介不是狭义的语际翻译，而是会通中西的学术方式，贯穿着义理“反证”、“敦崇朴学”和“文章正轨”等治学“三面说”。章学诚曰：“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7]351，“识”“才”“学”可谓译者专业素养的“三备说”。“三面说”和“三备说”有助于重新认识严复的治学理念、译介思想与翻译方法，有助于反思当前学术经典译介中存在的义理晦涩、考证肤浅、语不成文等不良现象，对学术翻译的输入、输出如何更有效地会通中西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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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文言文教学的现状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浅显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八十篇。”“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具有重要作用。笔者为了解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于2015年秋季学期设计了一份问卷，对灵川县潮田乡初中及海洋乡初中两所学校七至九年级学生共952人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如下：
1、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环境欠佳。从问卷问题一（“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环境调查统计表”）反馈可知，农村初中学生的家庭文言图书拥有量很少，71.6%的学生家庭文言图书拥有量是2册以下，62.3%的学生从未选择文言文类课外读物自由阅读，这样的教育环境及阅读习惯制约着文言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2、尽管选入教材的文言文篇目已经进行了筛选，但许多内容和情节往往是现代农村初中生没有亲历、没有听说、不能理解的。同时许多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不顾农村学生的实际学情教学文言文，使学生不能产生亲切感，实用感，对文言文产生疏离的心理。
3、农村初中教师教授文言文教学手段生硬单一。调查发现：高达68、8%的农村初中学生知道要多学文言文，却只有13、5%的学生喜欢学文言文，平日里教师授课要求学生机械背诵多，死记词句翻译多，理解朗读少，探讨赏析少，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文言文不好学。
（四）教学效果不理想。许多教师以为初中是义务教学，学生只要粗浅的了解一点基本知识点就行了，忽视文言文教学向课外迁移。农村初中语文教育踏在薄弱的文言文教学这块“薄冰”上负重而行，要取得理想的成绩谈何容易啊。
二.农村初中文言文有效教学“五字教学法”
课标指出：初中生在学习文言文中要求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从业十六年来，我一直担任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工作，在实际教学中，本人探索出一种“导――读――议――记――用”的文言文“五字教学法”，它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的一条有效的教学思路。
1、导。文言文距离学生的生活较远，要让学生喜欢读，能读懂文言文，必须缩短二者距离。要学好文言文就要特别注意一课之始的“导入环节”。例如教《孙权劝学》时可以利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成语导入；教《木兰诗》时，利用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导入……以此来营造浓厚的走进古文的氛围，引发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
2、读。古语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通文言文，是《大纲》的基本要求。重视文言文的朗读，指导学生读文言文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带着问题听读。所涉及的问题可以是有关于作者思想感情的、可以是有关文中重点人物重点句子的识记的等。
（2）学生自由仿读。仿第一步的读法，要求读准字音和停顿。
（3）译读。教师指导学生读懂文意，概括大意。要求学生根据文中注解，口译原文，在此环节上可强调运用口译的“留、替、调、补、删”五字学习法。
（4）读出语气和感情。这是在以上几步的基础上对文言文的朗读提出的最高要求。
3、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议”的过程中体会丰富的感情、感悟深沉的思想，理解精巧的结构，品味优美简约的语言。
（1）让学生在课堂上评价他人朗诵的断句、感情到不到位。通过朗读教师可以清晰的了解学生对于课文的掌握，并且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指导，让学生在评读中不断进步。
（2）让学生为全班同学讲解课程。学生通过对文章知识点的整理，会对文章有深入的了解。
（3）让学生对所学文言文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可以通过书面或是口头的形式分享课文中重要的知识点。
4、记，即积累。教材中的文言文都是从古典文学中优选出来的精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精巧的构思、优美的语言、变化多样的词义，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与借鉴。
篇11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3C－0090－03
女性曾经在人类历史上主导过整个人类社会。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当人类发现两性关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必然联系时，并且由于男性生理条件更容易获得生产及生活资料并承担家族责任时，男性就逐渐担负起当家做主的责任，母系氏族社会就逐渐消亡了。但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转换的过程中，母系氏族并非完全听从父系氏族的压制和摆布，而是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在这长期且复杂的斗争中，女性从未放弃争取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写作就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Robinson指出：“就像男人给女人写故事一样，女性自己也可以写故事。”尤其在后现代语境，女性主义作家运用独特的书写策略，通过颠覆父权语言成规和描写女性主体意识，为妇女表达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父权社会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没有史料能证明在母系氏族社会女性是否如在父权社会男性压迫女性一样压迫男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父亲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以“第二性”、“他者”身份处于被决定和被领导的边缘地位的。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而男性则将女性的边缘地位用父权语言长期地固定下来，形成了刻板的女性印象，也体现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基本特征。比如，在用男性话语编写的《圣经》里，上帝通常只对男人说话，女性没有言说的权利。基督教不仅视女性为男性的派生与附庸，而且视为人类原罪的根源。Kristeva指出：“原罪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由于她，人类都得完蛋”。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希腊神话。潘多拉是宙斯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而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她出于好奇打开了装满邪恶的盒子。邪恶是装在盒子里，打开盒子却是女人。其意不言而喻：女人是人类的祸害。可见，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不仅被边缘化，甚至被丑恶化和妖魔化。在东方，中国的儒家奉行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标准使妇女沦为男性的奴隶和附庸。虽然长辈妇女在儒教家庭中具有一定权力，比如“孟母三迁”典故中的孟子的母亲，《红楼梦》中的贾母，但是这种权力必须是在丈夫死后通过长子获得的，而且，母亲的权力只代表父权和夫权，她本人没有任何权力。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亦是如此，她是以男儿身份代表父亲出征的，而且是为代表父权制的皇帝而战，这恰恰说明了妇女在父权社会中的“隐形”地位，也说明了男性在父权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后现代主义运动与解构主义
后现代思潮指的是20世纪60年生于大西洋两岸的文学艺术运动，其本质是以消解和批判为特点的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逆动，即对现代性采取反省甚至反叛的态度，从各个角度揭示现代主义种种矛盾和缺陷。后现代主义主张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拒绝现代主义强调的统一性、权威性和确定性。在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反对文本的形式与意义固定不变的观念，尤其反对二元对立和等级划分，比如理性／感性、男性，女性、形式，意义。在方法论上，后现代主义则表现为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基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从最初的文学和艺术，延伸到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可以说，“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解构”一词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是一种哲学和文学分析方法。它通过严格审视文本的语言与逻辑，质疑那些基本的概念化的对立。这些概念化的对立是二元的，有等级关系的；每一个对立中的一个成员被认为是主要的、根本的，而另一成员则是次要的，派生的。二元对立典型的例子，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在西方哲学中，理性一向比感性获得更高的评价。类似的二元对立还有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在场(presence)，缺席(absence)、说话能力(speech)，写作能力(writing)的对立。而且前者的地位都远高于后者。解构二元对立，就是揭示二元之间的紧张关系与自相矛盾，证明二元之间没有哪一方优于另一方，或比另一方重要。一般说来，解构二元对立的具体方法主要有“拆解”(disman-tling)和“颠覆”(subversion)：拆解那些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概念和假设；颠覆传统或传统的思维模式。“解构”是20世纪晚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因为无休止的解构往往意味着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在解构对立和传统时应当审慎之处。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解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始终围绕着对男性中心主义，即父权制的消解。可以说，解构思想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理论依据，是女性主义者消除对立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成了女性主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与主题。而女性主义的发展自然影响到了女性主义作家的思想与情感，这种基于解构的女性主义写作手段使得对父权制的颠覆与男／女对立的消解以实现两性平等在她们的作品中得以彰显。
(一)父权语言与女性身份
中西方有着惊人相似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在中国，妇女被看做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也把妇女看做只是孕育男性的后代的营养媒介；女性是身体而不是头脑，是非理性的，女性只是男人及其理性活动的他者。当然，作为男性他者的女性身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即女人是父权制下用父权语言教化出来的产物。父权语言指传统上教习与使用的语言，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男性制造，并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机构，比如学校，出版社，词典、语法及参考书的编纂单位；第二，只描写和反映男性的生活、实际及思想，将女性的实际置于无言状态；第三，排斥或贬低与女性有关的事物，比如妇女的活动、利益和经验。西蒙说过，“如果语言不能为两性提供同等的应言说和增强自尊的机会，它就只能是一个性别压制另一个性别的工具”。父权语言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受到压迫的重要原因，因为通过语言媒介，妇女们被教育并认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对妇女的自信、自尊、创造性与心理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着眼于语言，以解构为手段，通过女性主义书写，构建女性身份诗学。
(二)女性主义写作与《圣经》诠释
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圣经》其实是“一部男性作者的书”，其作者是站在男性立场上规范并操纵女性的。《圣经》是
用父权语言编写而成的宗教经典，女性在这部经典里完全被边缘化，置于从属地位。女性主义者要剖析女性作为“第二性”地位低下的根源，必须先从《圣经》着手。由于《圣经》在基督教牢不可破的地位，重新编写女性版本的《圣经》是不现实的，因此，女性主义写作往往采用迂回方式，以诠释《圣经》为切入点，颠覆基督教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消解男女对立。首先，由于《圣经》是父权制下的产物，这使得《圣经》里虽然也有女性故事，但这些女性故事并没有真正承载女性的主体意识，而只是为男性意志作见证。因此，女性主义者必然会对这些故事进行新的诠释。比如，夏娃首先偷吃了禁果，这恰恰表明女人比男人更主动地追求智慧，而拥有智慧乃是人类优越于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此外，双性同体概念也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解构男女对立。双性指的是对多元的包容性，意味着两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更不互相排斥；相反，二者还能相互依存，在交流中形成生机活力。双性同体概念被引入《圣经》批评，用以论证上帝具有双性特征。比如，从词源学角度看，希伯来语的上帝是“Elohim”，其中“E1”指闪族男神，“Eloah”指闪族女神，im则表示复数，因而Elo-him泛指男神和女神，即上帝是雌雄同体。女性主义学者还用双性同体概念分析耶稣的性格特征，例如面对罪孽深重的耶路撒冷城，他曾以母鸡爱护小鸡的比喻抒发自己对它的关怀呵护之情：“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马太福音》，第23章)。这就是女性主义者诠释出来的新型的上帝形象：雌雄同体，不仅有男性特质，而且有女性特质。
(三)女性主义写作与古希腊神话的改写
女性主义学者通过女性主义视角的诠释，不仅揭示了《圣经》中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原本被压抑和遮蔽的女性主体意识得到了体现。此外，对于那些有损女性形象和品质的神话故事，女性主义写作则可以采取改写(rewriting)的方法，即“以女性化的方式改写父权语言或男性修辞的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体现男尊女卑的男性修辞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代表男性的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而代表女性的潘多拉却给人类带来是痛苦和灾难。于是，在女性主义者笔下，潘多拉带给人类的不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是装着滋养人类的粮食的“丰饶之角”(cornucopia)。“丰饶之角”意为丰富、盈实和多产。这样，经过改写，原来的男喻变成了女喻，潘多拉不再是人类苦难和罪孽的根源，而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天使。另外，解构个别词汇、句法和其他常规性元索，也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特征。女性主义写作意在为女性培植新的思想，发展新的语言。女性主义作家一直在试用新词、新的拼写方法、新的语法结构、新的形象和隐喻，以超越父权语言的种种限制。西蒙曾经说过：“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一样。都极想在意义生产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经过女性主义改写，原本被贬损的女性更换为富有积极意义的新形象，并在意义的生产中不仅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还突出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改写”因此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女性主义写作方法。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写作意在颠覆父权语言的成规并创建新的文学乌托邦，而华裔美国人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可以说是这个女性主义文学乌托邦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四、《女勇士》的女性主义书写策略
发表于1976年的《女勇士》是华裔美国人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处女作，该作于当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界非小说奖，并多次被节选为中学和大学的教材。
与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一样，汤亭亭也采用了干预性转化的写作策略。“干预性转化”(interventionist transformation)指女性主义作家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纠正或改写对女性不利的文本(如神话和传说)，并从女性的视角书写女性自身经验。“干预性转化”的策略除了“诠释”和“改写”，还包括“移植”(transplant)、“曲解”(perversion)和“杂糅”(blending)等，其目的是要颠覆传统、权威和中心，消解对立与冲突。
在由五个独立篇章构成《女勇士》中，女儿一边听母亲讲故事，一边以新的视角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重述或改写母亲所讲的故事以及有关中国的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因为在女儿眼里，母亲并非代表女性，而是代表父权制的中国文化。母亲给她讲的故事大都是三从四德、女人对男人顺从，而汤亭亭认为正是这样的中国传统给女性造成了巨大伤害，比如在“无名女子”章节，她的姑姑本来是受害者(被并怀孕)，却遭到本村男女老少的群体袭击，最后绝望投井而死。因此改写母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颠覆传统和权威。
在“白虎山学道”章节，汤亭亭根据母亲所讲的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运用移植和杂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女勇士花木兰，并在塑造这个人物过程中加入了多个颠覆男性中心、消解两性对立的隐喻。第一，故事中的小女孩遇到了教她武艺的一对老夫妇。这对夫妇之间没有主次和尊卑之分，没有对立和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和谐共存，犹如道家太极图的阴和阳，二者相互包含，互为显隐，但不分主次和尊卑。这一象征意味着汤亭亭对男女二元对立的否定和对父权中心的消解，同时也表明作者在消解男女二元对立之后实现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理想。第二，这个小女孩经过15年的武艺学习，终于成为一个拥有超人本领的女勇士，22岁时她替父征战。出征前，父母在她背上刻下了复仇的誓言和所受的冤屈。这是“岳母刺字”典故的移植。只不过刻在女勇士背上的不是“精忠报国”，而是中国妇女所忍受的歧视。性别歧视是男女二元对立和男性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因此作者在这里植入“岳母刺字”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北朝民歌《木兰诗》中的花木兰替父从军是为了使年老父亲免于劳役之苦，是出于对父亲的孝顺，这象征着服从男性家长制；而且民歌中的花木兰还效忠于君王，她英勇战斗、奋勇杀敌都是为了皇上，为了维护这个封建的父权统治。而汤亭亭版的女勇士不仅不效忠于皇上，反而与皇帝的军队作战，她率军赶走了皇太子，还亲手砍下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父权制的终极代表，砍掉皇帝脑袋意味着彻底否定父权制。此外，被女勇士解救过的妇女们加入了娘子军(witch arnazons)，“她们收买女婴……见到男人或男孩子就杀”。亚马逊(Amazon)是古希腊传说中女权至上的民族，据说每一个亚马逊女战士长大时都会烧掉或切去右边的，以便拉弓射箭或投掷标枪，与男子拼斗。但“我本人从未遇见过娘子军，不敢妄言其真伪”。显然，汤亭亭并不赞同激进的女权主义，因为这是用一个极端替代另一个极端，其结果是男女的对立
与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会加剧甚至恶化。相反，汤亭亭塑造的女勇士不仅骁勇善战，也能生儿育女，温柔贤惠，孝敬公婆。可以说，汤亭亭用双性同体的概念书写了一个全新的花木兰：不仅有女性特质，而且有男性特质。这是一个杂糅而成、包容性极强的多元化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很多的对立与冲突消失了，代之以丰富、多元与和谐，因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