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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诚实信用贯穿于会计审计工作中，就会促进相关交易主体建立起有效的信任，进而降低不必要的签约成本、监督成本等，从而最大限度得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交易效率与交易总量和交易成本密切相关。交易成本越低，交易总量越大，就表明交易效率越高。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交易效益的高低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二者成反比的关系，交易效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能够依照诚信原则进行会计审计工作中，保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就会大大提高交易双方预期，提高签约的效率。对于社会来说，企业间的诚信有助于加快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从而使企业的经济效率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得到提高。
(三)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个具备良好信誉的企业，必然会在市场中得到更多交易对象的青睐。因为，诚信是一个企业最无价的利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竞争加剧的今天，拥有良好信用度的企业才会对投资者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利于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
二、会计审计中诚信价值的博弈
我国现阶段的独立审计诚信制度的建设才刚刚起步，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都只承担有限的责任和风险。贯彻诚信的会计师和审计师以及拥有良好诚信度的会计审计企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审计信息的真实性，降低审计失真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成本。在会计审计工作过程中，当诚信价值越大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会变大。相反，当会计审计工作者的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是在粉饰相关工作报告时，将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和风险，从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降低。因此，在会计审计工作中每一个个体和企业都应当重视提升自身的诚信价值，在博弈中所累积的“帕累拖效应”越优，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就会越来越快。在会计审计中诚信价值的博弈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被审计和会计审计单位的博弈
在被审计和会计审计单位的重复博弈中，很多企业为了更好的分配和制约权利，将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在管理企业的过程中，企业的所有权者往往会聘用职业经理人从事相关的经营管理，职业经理人相对于股东更了解企业的运行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股东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而职业经理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就会高估企业的经济价值。而股东为了核实职业经理人所提供的企业运行状况，就会聘用或者委托专门的会计事务所对其工作报告进行评估，确认经理人的经营成就，提高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此外，由于很多企业的董事会股东出任企业高管，在对企业审计报告的评估中，变为徒有形式而失去其实质意义的经理自我评价，这就会让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特别是当企业中会计审计师对报告持有怀疑时，经理往往会利用其职权和身份，打压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他们为了不被辞退，只能一再得放弃自身得职业道德，对审计报告得准确性、真实性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二)会计审计部门之间的博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会计审计行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不断扩大自身的客户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越低的审计成本、越高的服务质量，对于企业吸引新的客户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会计审计部门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审计成本的竞争。从发展过程来看，如果会计事务所以提高效率和交易总量来降低审计成本。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相反，如果只是单纯的通过弱化审计专业技术的方式来降低审计的成本，就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会计审计部门之间成本竞争的加剧，就会导致一些事务所为了降低审计成本，故意省去审计的流程，这就会使得审计失败的风险大大增高，会计诚信价值也面临崩塌。由于当前我国并没有专业的审计监督标准和制度，这就导致一些事务所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对被审计对象的要求采取言听计从的态度，降低了事务所的信用度，在与被审计单位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局面。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不断丧失的诚信价值必将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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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新闻传播应该是有效的，为接受主体所喜闻乐见并产生共鸣的，并且能够使接受主体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就是说，优秀的新闻传播应该是审美的。这也是新闻能够走向更深入、更广泛地传播的必然途径，当然也是实现每个新闻工作者内在追求的必然途径。
1 新闻传播的审美性
一般而言，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起码应该包括如下要素：传播客体（新闻事件），传播主体（新闻工作者），接受客体（新闻文本），接受主体（社会大众）。而在这整个环节中，美的需要和美的表现无处无时不在。离开了别具一格的美，新闻传播的效果将大打折扣，或者彻底失效。
1.1 接受主体的审美性
当前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空前的艺术化。我们生活的环境在逐渐被美化，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将加速这一美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审美主体的范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大众对个性美的追求，使个性化的装饰和表演逐渐变得司空见惯，社会大众在被呼吁加强自我展示和表演的同时，社会生活参与度和对社会多样性的包容度越来越大。“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从经济延伸到生态学[1]”。同时，随着社会流动的更加频繁和社会生活广度深度的拓展，审美，已经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大众每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做着各种各样的审美判断。因为社会大众无时无刻不在体验和感受着美，他们对于美的评判水准越来越高，甚至越来越挑剔，或者说，社会大众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只有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符合他们审美经验的新闻，才有可能进入他们的接受视野，得到有效传播。因此，新闻事件的选择，本身就是对社会大众审美趣味判断基础上产生的。传播媒体的定位，也是基于对预设接受对象审美趣味进行判断的基础之上。只有把握住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新闻和传播媒体才能意气风发，在真正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分一杯羹。
1.2 传播主体的审美性
新闻工作者也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同时，因为是新闻工作者，又需要判断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还肩负着引导形成健康审美倾向的职责。作为新闻传播的驱动者，新闻工作者的关键素质之一就是敏锐的审美嗅觉及对审美趋势的合理判断，他们要遵循普遍的认知规律传播真事实，也必然会在对事实的描述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入自己的审美认知，进而产生能够与接受主体产生共鸣的审美能量。这正是衡量一位新闻工作者优秀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
1.3 接受客体的审美性
尽管审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无论什么时候的审美变化，都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指向，而且，这种价值指向，往往是趋同的。也就是说，不管人类处于那一个时代，审美的趋向都是向真向善向美，都是在审视人类本身所应该具有价值和这种价值实现的方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如执着、超越、回归等生命认知。这，正是接受客体―― 新闻文本―― 所应该追求的表现内涵。新闻文本与文学文本在这一点上具备共同的审美要求。在新闻传播中，真正能够打动人心、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是能够触动人的内心深处那些或明或昧的情感追求和生命体验的作品，正像孔子的《论语》具有普世价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对于个人生命悲剧意识的表达一样，具有引导社会、个人价值建立和直指人心深处生命体验的作品，才会超越时空限制，获得永恒的生命和价值。
所以，审美是存在于新闻传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的，二者不可分割。
2 新闻传播审美性的实现
毫无疑问，新闻传播对于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生命态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网络和移动媒体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种传播的无孔不入，使很多情况下的传播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在当今时代，新闻传播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习惯于开着电脑，上着QQ，手机上网，掌握实时咨讯，新闻传播便充斥于人们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处。因此，关注新闻传播的审美性，实现新闻的审美传播十分必须且紧迫。
2.1 尊重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和要求
众所周知，新闻传播的基本特点主要指其真实性、客观性、新颖性和时效性，这是新闻传播区别于其它精神文化产品的基本个性。新闻传播审美的实现，应该建立在尊重这些基本特点的基础之上。新闻审美传播所讨论的，依然是“谁在传播、为谁传播、传播什么、怎样传播”和“传播的效果”等基本问题。针对这些基本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应该秉承“三化观”，即新闻传播定位的“中国化”，传播内容、方式的“时代化”和传播对象、行为“大众化”[2]。为此，新闻传播者要做好社会的守望者和新闻传播的把关人，以发展的观念，把握新闻传播的人民性，推动新闻审美传播的发展。
2.2 新闻素材的发现和文本组织实现
新闻传播的真实性要求，不是指任何一个新闻和任何一次新闻传播，都要向镜子一样反映社会事件和人物。新闻传播是有取舍、有重点的，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和人物都能成为新闻。新闻传播的形成，首先依赖于新闻工作者依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标准，主动地、有选择地发现和发掘生活中有价值的事件和人物。这是实现新闻传播的第一步。因此，新闻传播的主体对于新闻的审美传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此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增强自己审美经验和审美判断能力，通过学习和实际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这是实现新闻审美传播的前提。
对于取舍后的新闻素材，新闻工作者还应该以独到的组织技术，创作出具有美的形式和内容的新闻文本，这是实现新闻审美传播的桥梁。只有受众接受并喜欢，新闻传播的审美性才能够显现出来。为此，在文本组织技术层面，新闻工作者也应该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指导思想，把握当今时代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总结时下最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分析畅销书籍、杂志和优秀新闻文本的语言组织技术和风格，这是新闻工作者提升新闻传播审美性的有效路径。
2.3 对大众审美的尊重和超越
新闻的审美传播，首先是新闻的有效传播，即能为接受主体接受。其次是新闻传播被接受主体接受之后的效果，即能否引起接受主体的共鸣，促进他们的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因此，新闻工作者对于社会大众这一接受主体的审美需求，既要尊重，还要超越，实现新闻传播的精神文化引领价值，这既是新闻传播的审美性内涵，也是其区别于低俗传播内容的重要指标。
要尊重大众的审美需求，首先就要了解当今大众对新闻传播的审美需求是什么。经济的发展和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审美的多元化发展，审美也逐渐由一个专业词汇走向大众，其在是个会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审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人们的审美越来越个性化。审美本身的大众化与个性化，同时也给新闻传播的审美价值带来挑战，并且随着中国大众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大众对新闻传播审美价值的鉴赏能力将会不断提高，这种审美鉴赏将会更广泛的涉及到新闻传播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比如新闻的质量、新闻文本本身的质量、传播的媒介和方式，甚至连接受主体对新闻传播的反馈（如：网络新闻读者的回复）等也都会成为审美鉴赏的对象。因此，新闻审美传播已经不仅仅是实现信息的传播，更是一种审美价值的传播，一种即时性很强的审美价值引导。
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流行的大众审美将显现出对新闻审美传播更大的影响。网络开始迅速覆盖和占领了人们生活和交往的所有领域。每个人都在接受新闻传播的影响，同时，每个人又在创造新闻传播的内涵和方式，并且逐渐呈现出更大的力量。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的接受主体已经不再是较为单纯的接受，他们已经变得复杂，有时也会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或者次主体，用他们的言语、思维等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创造和传播。比如网络流行语“给力”、“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杯具”等等曾经的网络流行语频频见诸报端，就是一个明证。新闻的审美传播在改变大众，大众的审美传播也在影响新闻的审美传播。
要做到对大众审美的超越，即实现新闻传播的精神文化引领价值，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在把握、吸收大众审美的基础上，去思考那些可以跨越时空恒久流传的审美价值，也就是那些向真向善向美的，人类本身所应该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实现的方式和由此所带来的生命体验，并将之恰如其分的融入到自己的新闻作品中。对大众审美的尊重和超越，都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文学、哲学、史学的经典以及新闻传播的经典，都为我们把握人类社会经久弥新的美学价值提供了学习认知范例。网络，为我们链接大众审美提供了最为便捷的途径。关注经典，关注网络，是新闻工作者实现对大众审美的尊重和超越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新闻审美传播的方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社会物质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社会的精神文化层面却没有取得对应的发展，虽说原因是多样的，但毫无疑问，新闻传播对于精神文化引领的不够重视，导致新闻审美传播效能的低下，应该是原因之一，应该引起新闻传播工作者的反思。而且，社会公众的接受能力、批判能力在不断的提高，新闻传播如何紧跟时代特点，走进社会公众心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时代课题。要想实现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的目标，我们必须不断提升新闻传播的品质，既要寻求社会大众的认同，发扬真善美，更要在此基础上肩担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责任，使社会思想自由而有序的传播，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篇3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政府审计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政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政府审计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政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政府审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政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杨晶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篇4
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实施、2008年我国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以这两次事件为标志，内部控制开始成为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对近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2014年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热点做了梳理，总结成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实施后果、有效性评价、内控缺陷披露、在行业中的应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论。
二、 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
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特征、管理层特征、公司经营状况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1. 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是一条很自然的思路，因为内部控制的实施程度和执行水平取决于董事会的重视程度，董事会越重视，内部控制实施得就会越好。在这一领域，当前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细化是指研究者将董事会特征细化分解，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并且大多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等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监事会会议次数、审计委员会设置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董监两会的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设置了内审部门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Hoitsh（2009）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和财务监管经验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个体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陈汉文、王韦程（2014）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时间、薪酬水平等与内控质量正相关。步磊、范亚东（2014）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不显著。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内控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张横峰（2014）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
2. 股权结构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研究董事会相似，都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理论基础都是委托-理论，其研究方法大多是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减少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郭桂花、岳利玲（201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宋宝（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正相关。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3. 管理层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对管理层特征和内部控制的影响，多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
赵息、许宁宁（2014）的研究发现，建立在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基础上的激励机制，以及源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昂贵显性和隐性成本，是管理层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力，而管理层所拥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范畴的管理层权力又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保障。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高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往往导致高管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内部控制失灵，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 公司经营状况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脱离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公司一些经营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也有研究是从公司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
有的从财务状况分析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财务风险较高、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这两篇文献在内部控制领域地位显赫，几乎所有研究内部控制的文献都会引用这两篇文献的研究成果。Franklin（2007）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负债程度显著影响其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宋宝（2014）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财务状况差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的从公司业务状况和组织结构状况进行研究。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经营业务复杂、近期组织结构发生变动、内部控制可投入资源较少的企业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织变革程度高及发生违规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张旺峰（2011）的博士论文发现，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性。有的研究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
有的研究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赵渊贤、吴伟荣（2014）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媒体关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张仲元（2012）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政治联系会严重削弱内部控制设计的完善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而市场化程度则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内部控制的实施后果
这方面研究主要研究内部控制给公司运营带来的影响。目前来看，对经济后果的研究多一些，并且大多数是用财务指标来衡量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
1. 内部控制对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非常关心，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要耗费人力和物力成本，如果不能在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上有正向的影响，那无疑会降低内部控制的影响力。好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结论是正面的。
从经营效果看，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等（2007）；董望、陈汉文（2011）等均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应计质量。袁蓉丽、陈黎明、文雯（2014）发现，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权益资本成本低。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和更高的经营业绩、更低的股权成本正相关。宋常、徐国伟、张士强（2014）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路晓颖（2011）的博士论文表明，内部控制与企业并购绩效正相关，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其并购绩效好于未披露的。
从经营效率看，钟玮和刘洋（2011）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经营效率正相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内部控制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较少，其实这也是实务界比较关心的问题。
以上这些研究都对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得出了正面结论，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反面结论。Engel等（2007）发现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后，私有化交易的频率有所增加。Caner等（2009）、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吴益兵（2012）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2. 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财务报告中向投资人体现出其经营的合规性，如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不能保证，实施内部控制的意义也就打了折扣。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与更好的信息质量正相关。张旺峰（2011）、Hogan和Wilkins（2008）发现，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费用。Goh和Li（2011）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财务报告稳健性。Bargeron等（2010）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减少企业冒险行为。
3. 内部控制对遵守法律法规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实证研究中对遵守法律法规不好测量，因为违规公司是少数，样本数量上受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法律法规是红线，公司经营中无论是否实施内部控制都不能触碰。
李志斌（201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彭珏、陆瑶（2014）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对大股东占款有显著影响。李晓慧（2013）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对债权人的保护越好。
四、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可以说是研究内部控制的关键。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实证研究中，都需要确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国内研究中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厦门大学陈汉文教授及其项目组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陈汉文教授带领项目组进行研究和，目前是国内内部控制领域比较权威的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都应用了其指数。该指数确定了四级共一百多个评价指标，从2007年开始，每年对国内所有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二是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中山大学和深圳迪博公司共同研究和，目前也是国内比较权威的内部控制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也在应用其指数。该指数的评价指标包括三级共63个评价指标，同样每年对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三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研究的评价体系。孙h[、魏敏、伊凡、向若琪（2014）应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内部控制进行定量评价。方红星、金玉娜（2013）构建了一套度量方法，并且实证检验了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张蕾、李敏强、陈富赞、赵秀云（2013）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监督的最优投资分配模型。这些评价体系的共同点就是借助数理工具进行评价，在准确性上可能有所提高，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使用其方法进行研究时，由于数据来源不全和程序复杂，可能无法对大样本量进行处理。
五、 内部控制的缺陷研究
侯增辉、朱颐和（2014）从对内部控制的理解、管理者的粉饰行为、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机制四个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的问题。李瑛玫、戴荣华（2013）研究发现，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的公司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被证监会等部门处罚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概率更大，但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与公司是否披露内控缺陷没有关系。
六、 内部控制在行业中的应用
这方面研究的是某一个行业、某一家公司如何实施内部控制。这方面研究将内部控制从理论到实务操作进行了研究，对公司如何思考实施内部控制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
郑晓薇、纪士鹏（2014）以上海W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例，探索构建了有效的子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李铁宁（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担保集团的内部控制机制。张子英（2013）的博士论文构建了我国电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理论模型。
七、 对内部控制研究现状的评述
通过对内部控制领域近两年来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内部控制研究都更加规范、细化，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研究不足和空白。
1. 对研究内容的评述。内部控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各个研究者都试图在这一领域中发现自己的研究问题，经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把内部控制领域研究的优点总结成两个方面。
一是范围全面。目前内部控制的研究基本涵盖上述五个方面。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因变量；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自变量；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研究，是关于内部控制研究的关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以及对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是对内部控制研究的拓展。
二是选题细化。在五个方面的每一个内部，研究者都在试图通过细化研究问题找到创新点，因此目前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选题都越来越细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梳理出四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我们也梳理了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
同时，通过文献梳理，我们也发现了当前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前，研究者对“什么影响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影响什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研究者的出发点都是就某一更细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图在创新性上有所突破。例如在研究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时，从研究董事会特征、到研究董事长特征、再到研究女性董事的特征，就是这样一个细化的研究趋势，是一个研究“树木”的趋势。但这样过于细化的结果是对内部控制的整体研究不够，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内部控制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还是新生事物，对内部控制的整体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尤其是在实务界，上市公司更关心的不是细节问题，而是从整体上看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到底如何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才能决定是否真正实行内部控制。但目前，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理论研究是缺乏的，还没有研究系统地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和实施结果进行研究，没有画出一张全景图来。
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前的研究多是以内部控制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再研究另一个变量与其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从A到B的关系。但另一个变量通常是一个结果性的变量，是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一系列行为后的结果，所以，到底在这一系列行为中哪些因素影响了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又是通过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司运营结果，目前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内部控制影响机制方面细化的研究，真正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完全被发现。
2. 对研究方法的评述。目前对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都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近两年来，本文仅发现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用到了结构方程模型。这是由目前的变量设计决定的。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量设计上，研究者多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或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或者自己设计一套评价体系，最后仍然是得出一个指数。在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上，多使用一个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一个数据来代替。如果尝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跨层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变量不够。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每一个潜变量至少有两到三个测量变量，由于目前多用财务指标来代替变量，要找两三个财务指标代替一个潜变量在以往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过，况且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测量变量之间“不相关”，即使有两三个财务指标可以代替潜变量，也难以保证“不相关”。因此，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是目前比较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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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从1997年“京都会议”到2007年“巴厘岛会议”，各国政府为拯救人类向“污染型经济”发起全面宣战，并确定了建立“绿色经济时代”的长远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科学家与政治家构建了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基本框架，而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也明确了务实研究的行动纲领。当前，在总体上，虽然高层次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已具有统领性指导作用，但却缺乏基础层面的务实性研究，针对这一点，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会计第二报告体系”建立方面。由于内容广博，难点很多，故在此仅论其纲。
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人类通过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结合，既创造了人类社会，也持续发展了人类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在于：（1）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根本前提，在处理好它们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2）辩证处理好资源耗费与环境保护两方面的可持续性，这是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3）会计控制要在资源可持续性消费、财产权益与生态权益之间，探讨建立新的平衡关系，探索新的平衡控制点。
二、在全球社会范围内，必须认识与发挥会计控制在实现良性互动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近几十年来，人们虽然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循环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领域力求解决“良性互动”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应当看到不少切实性的重要问题却一直悬在空中，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一直囿于一个怪圈之内，使其成为研究中让人十分懊恼、困惑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缺乏解决“良性互动”基础性问题的缘故。实现“良性互动”，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层面的财务控制问题，它可以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落在实处，真正实现资源消耗低、污染轻微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一是基础层面的会计控制问题，它可以切实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的资源消耗结构问题，不断提升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重，不断降低污染型消耗与降低环境成本，为改造“污染型经济”实现良性互动创造一个最充分的基础性条件。如果大家和一些权威依旧戴着一副“老花镜”看待财务与会计，那么这个问题便很难解决。
三、建立会计第二报告体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全球化使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人类开始从全球社会范围研究良性互动问题。目前，可以作为解决第二报告体系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制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该文献对从综合性标准确定角度考虑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问题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二是联合国所属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尽管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原则性的，但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可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此外，可作为研究文献基础的还有英国的《环境报告和能源报告编制指南》、《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丹麦的《绿色账户法案》，以及把生态资源和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等。
四、实现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支配社会经济时代的根本转变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以“产权为本”的思想，便一直成为支配社会经济发展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尤其是在进入到市场经发展阶段后，产权经济已成为社会的标志性命名，产权价值运动强有力地支配着企业、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循环。世界，是被产权支配、控制的世界。
围绕产权的反映与控制，500多年以来，近、现代会计以资产、负债、资本与权益为主导性会计要素，并以此构建与发展完善了会计的第一报告体系。该体系以产权及其权益为核心寻求平衡关系并通过控制保持这种平衡关系；同时，它还通过系统披露与揭示产权占有、产权价值投入与权益增值状况，为单元利益主体权利竞争性决策服务；它通过现金流量的披露与把握，保持独立经济单元的正常财务状况，以防范与化解财务风险。正是在“产权为本”思想的支配之下，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舍近不求远，朝前不顾后，一味着眼于经济发展而无视生态环境问题，在事实上把经济与环境对立起来，最终造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自然而然，会计控制工作的发展也是这样，可以讲，这一点是人类会计发展史上所出现的一大悲剧。
当今，会计要在“良性互动”中发挥基础性控制作用，实现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必须通过改革，建立会计的第二报告体系，并在报告内容整合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反映与控制的重点，纠正以往工作的片面性。同时，要在第一报告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对两大报告体系进行整合，即把工作的一个重点放在对产权价值运动的系统反映与控制方面，也要把工作的另一重点放在以“人权为本”，实现“良性互动”方面，并把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使会计控制工作成为保障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会计第一报告体系与第二报告体系的关联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在史前时代，人类首先通过解决生活资料的生产，来解决了人种的繁衍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解决人种的正常繁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今，当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的生存权的时候，生存权便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因此，由以“产权为本”向以“人权为本”的转变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点既是建立第二报告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在两大报告体系之间明确关联点的关键。
从根本上追究，环境恶化产生危害的集中点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最起码的权力，也是最根本的权力。失去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力便无从谈起。片面坚持以“产权为本”，造成经济失控与发展扭曲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失控的具体原因又在于资源耗费失控、失衡，以及消耗中的废气、废水排放失控。从第一报告体系考察，会计对资源耗费成本的反映与控制是极其片面的，它既放弃了对环境成本的单独考核，更没有通过比较对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进行考量与分析，因而，它在权益计量、确认与效率评估等方面也是虚而不实的。以往把环境信息作为附列的部分来列示，事实上这样做就连附带反映与控制的目的也达不到。
所以，本文从会计控制工作一体化角度出发，把会计两大报告体系的关联点确定在“权益”方面，第一报告体系以“产权为本”，系以“权益”作为施行控制的支点，而第二报告体系则充分体现以“人权为本”，把施行控制的重点放在“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相统一的方面。保障人的生存权是施行控制的根本前提，以实现“良性互动”为控制的目标，达到“财产权益”与“生存权益”的统一。必须指出，实现“良性互动”，并非让人类一味削减必要的耗费与放慢发展速度，也并非听之任之继续走以往的老路，而是通过切实控制，从根本上改变耗费的方式与方法，改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彻底消除“污染型经济”，在“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经济乃至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第二报告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
以下所讲框架属于设想性质，尚有待通过实践进行反复研究、验证与改进。1.该体系中的关键要素为：（1）环境治理投入；（2）环境成本；（3）环境损失；（4）生态权益；（5）资源耗费；（6）资源非正常性耗费；（7）资源损失；（8）不可再生资源耗费；（9）水资源耗费；（10）污水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1）水资源防污治理投入；（12）废气排放量与损害估价；（13）大气排污治理投入等。2.该体系中第一报告――“资源耗费与环境互动平衡状况表”设置。相对第一报告体系中的三种主要报告而言，本文将其称为会计的“第四报表”。3.“资源成本与环境成本构成对照表”，用以分析与评价生态权益。4.“水资源耗费与排污状况表”，通过对水资源的专项反映与控制，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5.“废气排放量与大气污染危害程度报告表”，用于考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6.“企业（或地区）履行社会责任综合指标汇总报告表”，按企业所属行政区划，按指标进行汇总，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说明自检、自测与自控情况，揭示主要问题产生原因，表明改进意见。
该报告体系中的各报告从一个侧面，或从综合的方面，体现以“人权为本”精神的贯彻情况，整个信息披露与问题揭示的重点集中在资源耗费与环境“良性互动”方面，借以分析与评价报告单位对“生态权益”的保障、维护情况，最终把控制点始终集中在对人的生存权利的保障方面。
七、第二和第一报告体系地位与作用之比较
随着环境问题全球化，当生态环境成为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矛盾的主导性方面的时候，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第二报告体系，才能解决新环境下的会计控制问题。并且从以“人权为本”，保障与维护人的生存权方面讲，第二报告体系的作用是第一报告体系不可取代的，并且要切实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报告体系的重要程度理当排在首位。
篇6
勤奋，戴上真正的博士帽
能够戴上真正的博士帽，是李国运的一个梦想。
“或许是喜欢看书，包括参考消息等。从小，我就被同学和老师叫做‘李博士’。”通往博士之路，他走得坚定从容。
作为一名会计学子，李国运一开始对会计学并没有很深的认识。早先是懵懵懂懂进入这个学科，后来发现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手段”，继而才发现是经济与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87年，大学毕业后，李国运在湖北荆州某银行平稳地度过7年时间。上个世纪90年代初，银行的待遇很高，很多人的工资只有三五百元，而银行员工的月收入已经达到了1500元左右。“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看看周围人，觉得自己的前程到头了，最多是个科长，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了？不愿意一直从事这种简单机械的重复工作。” 而且，在银行期间，他深刻地体会到会计学的重要，由于有会计学的专业背景，所写出的调查报告分量就大不一样。这更坚定了李国运继续深造的决心――研究生的新目标，本想继续留在银行系统的他，因为上司的一句“银行不需要研究生，只要高中生就够了”，让年轻的李国运离开得义无反顾。
不破不立。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南财经大学郭道扬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郭老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这种严格对我的学业大有裨益。”李国运的毕业论文《公共会计师职业与会计公司的发展》尚未答辩，其主要章节就被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以史为镜：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的书名出版，后来又成为录入到《会计大典》中惟一入选的硕士论文。做学问得到了基本认可，老师认为我有一定潜力。”回想起来，李国运笑着说。
硕士毕业后，李国运正式踏上证券之旅。
2001年，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李国运打算报考郭道扬教授的博士。
那时候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心中总是有梦未圆。那么，萦绕心头的是什么呢？
“李博士”，不是为了虚名，只是觉得有事情没有做完。但是，命运好像故意在和他开玩笑，通往博士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年，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如愿，第二年，我考得很好，总分会计学院第一，英语85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这也符合李国运“把事情做好”的一贯原则。郭老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求他必须回武汉上课。于是，为了心中的博士梦，李国运从北京回到了武汉。“我几乎不逃课，是个很好的学生。”李国运笑着说。
作为国际知名的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对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与众不同，在入学前，博士生论文提纲已经上交，入学后，就要收集资料，也就是说，博士论文是用三年甚至四年时间完成的。这种方式也让论文质量得到保证。李国运的这篇题为《资本市场与会计演化关系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也为他的博士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他陆续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武大《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资料文章。
“在武汉读博士时候，正是证券市场低迷的时候，所以我有大把时间用来学习。”厚积薄发，武汉大学博士后期间成为李国运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两年左右，他共在武汉大学认定的权威期刊3篇，核心期刊5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
敬业，将事业做到最好
11年的证券行业经历，我喜欢这份职业。
会计不仅对工作有帮助，还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我很多观点和思维模式的形成都受益于会计。”在长城证券工作时候，时任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的他，首创月度、季度经营分析会议制度，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分析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努力的方向。
李国运认为，财务出身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险意识和成本意识比较高，每开展一项业务，你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要明白风险点何在，是否可控，也要进行成本测算，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也是一个周期性行业，不适当的时侯过于扩张会折戟沉沙，所以每一个行动都要经过财务分析才可以。
对于证券行业，李国运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富有挑战性的、前沿性的行业。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单纯的行业，只要把事情干好，让自己做得足够优秀，就会有人来找你。在李国运身上，就是最好的验证。2005年，长城证券遇到领导班子大变更，董事长、总裁、分管副总裁，他一个也不认识，但领导却从他的工作业绩认识了他，将他从武汉营业部总经理直接任命为公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原因是他将武汉营业部从湖北市场第43名带到了前4名，从公司的后2名进入前2名之列。当然，也只有李国运知道，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和遇到的困难，绝非只言片语能概括。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有有梦想、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都可以来这个行业闯荡。
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无疑，这也是一个诱惑很大的行业，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但也有不少人成为阶下囚。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是要时时放在心上的。
对于事业，李国运十分赞同日本三洋公司前总裁井植薰的观点：“如果你只想8个小时为公司服务，那么你可以成为一名员工。如果你有12个小时为公司服务，那么你能够成为中层经理。如果有16到24小时能想到公司，你可以成为高管。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职位，那么会有人让你实现。”
没有明枪暗箭，可绝对刀光剑影。在11年的时光中，李国运打了很多“不可能胜利的胜仗”，但他笑言，那很多是不能变成铅字的故事。
李国运把自己在证券业的成绩归功于两个字：敬业。风险意识要强，“敢为天下后”也是李国运借鉴步步高老总段永平的名言。“做第二个，风险最低。”“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这个行业，很难了解一种全新产品在市场上会不会受欢迎，而推一个新产品需要资金以及风险很大。对于市场要充分观察，不怕别人抢先做，而一旦做出判断，我们能在最快时间上马。日本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能够超过欧美，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做第二个，好吃没毒，那就多吃一点了。
趋同，统一会计标准建设
新会计准则的出台是会计界的盛事。此前，会计出身的李国运也曾就会计标准发表相关言论。
在李国运看来，会计标准的全球大一统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它至少应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即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阶段、几个著名的国际性会计标准共存阶段，和会计标准全球大一统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每一条款的协调过程都是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
统一会计标准的建设不仅涉及到国际惯例、国内法律制度体系和现行做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涉及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还涉及到会计标准的理论研究、制定、执行和检查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一，正确处理国内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协调的关系。国际化不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接轨，而应是一种双向的沟通、协调。我国在会计标准建设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际先进理论与实务，借鉴包括国际会计准则（IAS）、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和其他国家的制度。
其二，正确处理原有体系和新的框架之间的关系。一个高质量的会计标准除了具有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外，还必须具有可检索性和可执行性。然而无论是IAS，还是GAAP都存在分枝过细、各自为政、体系庞杂、缺乏协调、不易操作的缺憾。我国在进行会计标准建设时，除了保留原有体系的合理的部分外，会计标准建立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形成了一个架构科学、层次分明、协调统一、易于执行的会计标准体系。
其三，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会计标准必须建立在先进的会计理论基础之上，否则不仅无法反映交易与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且还会产生前后矛盾、宽严不一的弊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对此，西方国家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我国制定会计标准以先进的会计理论为指导，避免了理论研究与标准制定的脱节。
其四，正确处理会计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之间的关系。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会计标准，更需要良好的执行效果。否则，再高质量的会计标准也很难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提高现有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其职业道德教育，同时严格外部审计监督，强化执行效果的检查，切实保障会计标准的执行效果。
快乐，将“书呆子”进行到底
被朋友誉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李国运，自嘲是个“书呆子”，“但是我享受其中，也会将书呆子进行到底。”
和其他金融行业一样，证券市场也是一个浮躁的行业。与金钱打交道，心情难免会起起伏伏，如何让自己心平气和是很重要的事情。
“闲时，我会看一些古书，比如《二十四史》等。更让我醉心的是书法，从小学时开始，我就一直练习书法，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李国运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年出一个东西留给自己。他是这样计划的，也是这样实施的。1990年，《汉语成语钢笔字帖》；1991年，楹联书法；1993年，《青少年书法报》头版专访；1995，《精编学生钢笔字帖》；1996年初，《签名的艺术》；1996，《财会人员专用钢笔字帖》，1998年，《签名艺术举要》。谁能想到，一直在会计学界和证券市场辛勤耕耘的李国运会是眼下流行的签名艺术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呢？他的两本分别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出版社的近50万字的签名艺术专著曾启发了多少人的艺术灵感，但面对如今热闹的签名市场，李国运则置身世外，泰然处之。
写字让人心态平和，读史则让人跨越古今。“做证券，更多的是需要冷静。这时候，我习惯去打开另一扇世界的窗，吹吹冷风。”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无奈，所以自己要学会超脱一些。自号“二超堂主”的李国运给我们独家解释了二超的基本含义：超越、超然。对于理想和事业，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去追求，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们也不要太功利，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
功到自然成。2008年的5月，一家猎头公司的出现让李国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走上了一家综合类新锐证券公司的领导岗位。“北京的文化氛围不一样。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这都不是奢求而成为一种必须，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我祝贺李国运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他谦虚地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恰恰相反，是一个很不成功的人。只有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去做事的人才是成功的，我只能说我没有太虚度时光。”他说，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定财富后，能悠闲的写写字、看看书。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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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讨论产品就不能不涉及到产品质量，其中产品缺陷是指产品缺乏消费者或使用者有权期待的安全性而对消费者或使用者的人身或财产具有不合理的危险。使用者使用产品实际上是出于对国家产品质量秩序及监管的信任，认为在市场上公开流通的产品默示其为合格产品。所以市场上流通的产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公信力。这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服务是相似的。审计是国家法律明文赋予会计师事务所的一种职责，实际上是国家将公权力私法化，审计报告因此在证券市场上具有一种公信力。审计报告不合格既是对其法定义务的违反，也是对公信力的打击。审计实践中，构成法律客观要件的虚假陈述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存在不实、误导或遗漏；二是该不实、误导或遗漏具有重大性。因此，完全可以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述视为具有缺陷的产品。
按照产品责任理论，产品责任是指经科学技术手段生产或加工的产品，在该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后，因该产品具有缺陷而致他人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应由该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中的诸多相关的人对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从各国产品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具有潜在索赔请求权人的范围是较为广泛的，既包括直接购买人、产品使用人，也包括购买人，使用人之外的因产品缺陷受到损害的其他人，他们都可因缺陷产品对其人身和财产造成了损害而向责任主体索赔 。虚假陈述的审计报告对利益关系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可以看作是产品的购买者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对社会不特定人造成的损害，索赔请求权人的范围包括购买人之外的因产品缺陷受到损害的其他人。委托人使用虚假陈述的审计报告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即可比对产品责任请求会计师事务所赔偿。
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产品有缺陷、损害事实客观存在、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有因果关系。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构成要件包括：审计报告报告等构成虚假陈述、会计师事务所有过错、委托人及利益关系第三人遭受了损失、虚假陈述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由此对比可见，二者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区别主要在于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构成中包含有过错，但这并没有造成二者严重的分歧。因为在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各国立法对会计师事务所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则推定其有过错。此归责原则基本消除了二者在责任构成方面的差异。而就归责原则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产品责任归责主要有合同关系责任、疏忽责任、担保责任和严格责任四种归责原则，大陆法系诸国则实行严格责任制，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了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和销售者的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这也基本不与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则相冲突。
各国产品质量法内容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举证责任方面都无一例外地追求由受害人少承担举证责任，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出于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在严格责任下，合理的举证责任分担模式是：原告只须首先证明使用被告产品受到损害的事实，被告若想免责，就必须对自己产品不存在缺陷及产品缺陷与原告所受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等做出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做出充分的反证或免责证明，就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虚假陈述导致委托人受损的情况下，委托人由于缺乏必要的、专门的知识和手段，其在举证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委托人因充分信赖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而遭受损失，由其证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过错、审计报告有瑕疵、损害与审计报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和不合理的。因此，在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委托人因“产品”使用而导致损害，包括可以合理预计的第三人受到损害，应减轻其举证负担。一般认为应由受害者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对于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其不构成虚假陈述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过错推定原则，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其没有过错做出证明，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综上所述，产品责任与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利益关系第三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责任，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相似的处理。尽管也有诸多不同，但笔者以为都不妨碍产品责任理论应用。当然，认为产品责任理论完全适用是不理性、不现实的。毕竟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对委托人和利益关系第三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具有其特殊性。所以，在借鉴产品责任的同时，也不能囿于产品责任理论的条条框框，应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修正和调整。
根据笔者的调查资料发现，近年来的虚假陈述案件与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直接相关，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尽管内部成因十分复杂，但不能不引起会计学界和法学界的密切关注。应如何解决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产品缺陷问题？会计上全面质量控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应将每一个审计订单设定为一个做业，加大质量成本投入，为保证“零缺陷”而花费的成本就是质量成本(cost of quality)。
预防成本(prevention costs)，指审计服务项目的设计工程、质量工程、预防性维护、员工的技术培训、客户的评估、新材料应用、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成本都属于预防成本。鉴定成本(appraisal cost)，指为了检查、验证、确定产品是否符合特定质量要求所发生的成本。比如服务质量的检验和测试，使用的试验，报告的验收检测，质量的监督等。对服务的鉴定评价主要为防止不符合质量的产品销售给客户。内部故障成本(internal failure costs)，指服务完全提供给客户之前，发现不符合质量要求所发生的成本。比如次品及产品瑕疵修复、返工，废品等，修复后的再测试、再检验，重新设计等成本。外部故障成本(external failure costs)，指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服务，提供客户以后所发生的成本。比如因质量问题客户要求返工处理费，产品售后服务维修等保证费，因质量不佳的折让、赔偿费，以及企业信誉的损失等。由以上分析可见，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成本都是由于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发生的，如果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产品没有次品、瑕疵、废品等，就不会发生故障成本。因此增加预防成本，可以减少故障成本。
预防和鉴定成本保持何种水平较为合适？国外质量管理专家认为，预防和鉴定成本同内部和外部故障成本之间存在最佳的均衡关系。通常预防和鉴定成本的增加将导致故障成本的减少，只要预防和鉴定成本的增加额小于故障成本的减少额，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应继续努力预防和发现不合格产品。当继续努力使预防和鉴定成本转而大于故障成本的减少额时，如果不改变审计技术，此时为质量成本的最低点，预防和鉴定成本之和等于故障成本之和。可见质量成本的计算和评价的目的并非为确定各类质量成本的一定比例，而是要以最低的质量成本向客户提供最佳质量的商品，即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无瑕疵，其法律责任出现理想的“零缺陷”状态。要彻底解决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应当考虑上文中“产品责任理论的类推”内容，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各项业务确认为“服务产品”。按照会计上全面质量控制要求，以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零缺陷” 为目标，以提供服务过程的质量检测为核心，把缺陷消灭于提品的过程之中，完成注册会计师行业每一层次、每一阶段的彻底法制化管理。
参考文献：
[1]中注协:《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案例与研究》，辽宁出版社，1998年，第208～211页。
篇9
研究设计
审计意见的分类。本文在研究时，审计意见的划分为标准审计意见（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除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之外的其他审计意见）两类。
财务危机的界定。本文在研究时，采用两种较为常见的财务危机标志事件选择方法并比较这两种选择方法在财务危机预警中作用的异同。取值规则（fda，financial distress affair）如下：
研究假设。国内一些学者关注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基本着重于考察审计意见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场反应，而没有对审计意见能否预测财务危机给予正面回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务危机公司获得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
h2：加入审计意见的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高于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的预测能力。
h3：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
h4：对财务危机的不同界定方法（fad1和fad2）对模型的预测正确率有显著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选取1998～2006年度的所有亏损上市公司和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st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统计分析的研究样本。
实证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的描述性统计
按照以上审计意见分类标准和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本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作了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1。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类型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审计意见，按照本文的划分方法（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得到1999-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如图1、图2所示。
从表1、图1、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也可以说，所有上市公司获得的标准审计意见显著大于亏损公司和st公司，所以h1成立。
第二，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或者可以说，亏损公司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st公司。
（二）预测审计意见类型的logistic回归
1.样本选取与设计。选择2006年度被st的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st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1），然后选取st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选择2006年度亏损上市公司50家，同时选择与亏损公司处于同一行业，资产规模相近、上市时间相近的50家公司作为配对公司（记作sample2），然后选取亏损公司前一年和前两年的数据分别建立模型。
2.模型设计。本文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为了比较两种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fda1和fda2）对回归模型的影响，本文将以这两种划分标志分别建立模型，并且比较它们的预测效果；此外，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研究，所以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复杂的财务预警模型上，最终本文从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增长能力和资产利用能力等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以下变量：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比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分别用x1，x2，x3，x4表示，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理性的管理者往往希望通过以前年度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结合其他重要会计信息来合理预测本年度公司的情况，所以，我们把在2006年被st（或亏损）公司记为i年，因此i-1（2005），i-2（2004年）分别表示陷入财务困境前一年、前两年。
未加入审计意见模型，
其中，
其中，i=1，2，分别表示i-1和i-2年；p表示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对于st（或亏损）公司，yi取1，否则取0，根据所得到的logistic方程，以0.5为最佳判定点对原始数据进行判定，若p>0.5，则判定该样本为财务危机的公司，否则为正常公司。
加入审计意见x5建立新模型。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审计意见这一指标，用x5表示。
建立的新模型如下：
3.预测模型及结果分析。为考察以上模型的预测效果，我们把样本sample1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st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此外，我们把样本sample2中的3/5作为估计样本，共6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30家；其余的2/5作为预测样本，共40家，其中亏损公司和匹配公司各20家，通过估计样本数据，分别建立预测模型。
由表2可得：无论采取哪种界定财务危机的方法，加入审计意见后，模型的预测正确率都会大大提高，也就证明了审计意见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从而证明h2成立。离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间越短，预测精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综合模型的预测正确率要大于2005所对应的综合模型。从而证明h3成立。财务危机的界定方法对模型的影响不大，所以h4不成立。
结论
本文通过对1998～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披露的审计意见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财务危机公司（亏损公司和st公司）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均显著大于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从时间序列上来看，st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要大于亏损公司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审计意见在财务预警中具有信息含量，即加入审计意见后，提高了预测正确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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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审计的本质是控制，是因为审计本身就是作为控制手段而产生的，它与控制之间有着天然联系和亲密无间的血缘关系。“经济控制论”的提出与确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了审计的本质；第二，可以此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审计理论结构，促进审计理论的发展；第三，有利于将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科学新成就有机地运用到审计理论的研究之中，创造出更丰满的审计理论；第四，更有利于审计职能作用的发挥，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
审计理论结构基点及其要素
审计理论结构的构建基点可有三种选择，即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和审计本质。笔者认为在需要大力发展审计理论的现阶段，选择审计本质作为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构建基点更为恰当。主要理由是：(1)只有准确地揭示了审计的本质，才能把握住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2）只有在审计本质认识上有所创新与突破，才能带动整个审计理论研究的发展有质的飞跃。
审计的本质乃特殊的经济控制。以此为出发点，笔者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思路是：
第一，需要研究审计这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存在的基本前提，这在理论上即属于审计假设的范畴；
第二，控制与目标紧密关联，审计这种经济控制必须有其特定的目标，因此，审计理论结构中应有审计目标这一要素；
第三，控制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特定的控制手段与控制方式，因此，在以“经济控制论”为基点构建的审计理论结构中必然有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这一要素；
第四，控制系统的运作和控制手段与方式之作用的发挥又必须通过符合特定质量要求的信息流动来实现，而且还须有约束与引导审计行为的控制规范（或标准），因此，审计信息与审计规范也自然构成审计理论结构之要素。
基于这种思路，笔者提出的审计理论结构由（1）“审计本质”、（2）“审计假设”、（3）“审计目标”、（4）“审计信息”、（5）“审计规范”和（6）“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这样六个要素构成。相应形成六大审计理论板块，即“审计本质论”、“审计假设论”、“审计目标论”、“审计信息论”、“审计规范论”和“审计控制论”。该审计理论结构各要素之内在联系是严谨的和符合逻辑的。“审计本质”要素处于该结构的最高层次，起着统驭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导向的作用；“审计假设”要素介于“本质”要素与“目标”要素之间，作为前提条件，支撑起审计理论结构大厦，具有基石作用，同时，又指导审计目标的确立。“审计目标”要素直接决定和制约着“审计规范”、“审计信息”与“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这三个要素的选择与确定，反言之，这三者都是直接服务于如何保证审计目标之有效实现的。当然，它们本身还得反映“审计本质”和“审计假设”的要求。
由此可见，该审计理论结构的建立是合理的，它是一套完全浑然一体、首尾相应的命题体系。
审计目标
“Accountability”一词在我国20世纪8O年代有多种译称，如责任、受托责任、经管责任、经济责任和责任性、责任制等。笔者在1989－1990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综合各种译称之优点并结合审计、会计之特点，将其译称“受托经济责任”，并运用到博士论文之中，得到我的导师李宝震教授和闫金锷、闫达五、杨纪琬、杨时展和郭道扬等多位会计、审计大师的赞同和充分肯定。随后，“受托经济责任”这一概念在我国审计与会计界得到广泛。
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审计产生、发展之首要前提。审计的本质目标就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Accountability）的全面有效履行。不确立这一目标，审计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受托经济责任的基本涵义是指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和报告其经管状况的义务。由此，我们可将受托经济责任划分为行为责任与报告责任两大方面。从这一定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受托经济责任的实质就是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行事，其就是一系列的特定要求。从这些特定要求的来源看，它们来自委托人群体对受托人理想行为的期望与要求。由于委托人群体中的成员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其期望与要求实际代表或反映了某种社会需要。从角度看，由于委托人的这种期望与要求是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也是由单一到多样不断扩展着的。
从行为责任方面，受托经济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规）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社会性以及控制性和环境性等要求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它们分别构成受托经济责任的某个方面，即保全责任、遵纪守法责任、节约责任、效率责任、效果责任、社会责任以及控制责任和环境责任等；从报告责任方面来说，受托经济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真实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编报财务会计报告或年度报告以全面反映行为责任的履行情况。
审计正是作为保证受托经济责任之全面有效履行而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手段或机制。审计师通过其独立、客观、公正的检查，对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状况予以确认，看其是否符合“全面有效”之目标要求，一旦发现偏离此目标要求之情形，即通过审计反馈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纠偏，以促使受托经济责任得到全面有效的履行。
审计假设
审计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必有其基本前提与约束条件。揭示这些基本前提与约束条件既是审计科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审计理论的必然要求，这也属于审计假设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审计的基本假设可有五项，即:①责任关系假设；②正当怀疑假设；③可确认假设；④独立性假设；⑤有效性假设。这五项假设代表了决定审计事物产生与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前提与条件，反映了审计最本质的东西。
(1)关于“责任关系假设”
该项假设认定各种受托经济责任的确立与解除必须由独立的第三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定，充任这种第三者的人叫审计人，他所实施的行为活动就是审计。因此，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是审计产生的基本前提或首要前提。
（2）关于“正当怀疑假设”
该项假设的基本涵义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的责任履行过程是全面有效的，没有充分的理由完全信任受托人提供的说明其责任履行状况的经济信息都是真实、公允和可信的，因而，必须对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状况及其表达信息之可信性进行审计。因此，“正当怀疑假设”的关键意义是明确了审计的直接原因，为实施审计明确了目标、提供了依据。同时，从“正当怀疑假设”中还可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审计上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观念，如应有审慎态度或应有审计关注，在权责划分基础上建立内部控制等。
（3）关于“可确认假设”
该项假设的基本涵义是，假定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状况可以通过收集、评价相关证据、验证相关信息而得到确认。这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状况是可以确认的；
第二，这种确认是通过收集与评价相关证据以验证表征责任履行状况的信息来实现的；
第三，为实现此种确认，必须要求确立审计标准，并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
这一假设非常重要。正因为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状况是可以确认的，审计标准的制定，审计证据的收集与评价以及审计程序的实施才具有实际意义，否则，也就失去了实施各种审计手段之依据。因此，“可确认假设”是审计准则理论、审计程序理论与审计证据理论之基础，也是审计中运用概率理论之前提和确立审计师责任界限的依据。
（4）关于“独立性假设”
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机构和人员排除干扰及个人利害关系，秉公实施检查并提出客观、公正的审计意见的一种特性。独立性是审计之最根本的特征，是审计的灵魂。失去独立性之审计也就不可能成其为审计。
“独立性假设”的基本涵义就是假设审计机构和人员始终能保持其地位、精神、操作以及伦理上的独立，并有能力排除各种干扰与约束，进行独立审计。该项假设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审计的本质特征，使之区别于其他检查活动，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检查活动，成为一门独立的。该项假设是公认审计准则和审计职业道德中有关独立性要求及道德行为概念的基本依据。
（5）关于“有效性假设”
该项假设的基本涵义在于假设审计师与管理部门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利害冲突，即使有时存在，也可以避免或不至于妨碍审计行为的有效实施。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审计师与管理部门之间存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利害冲突，那么，审计的独立性就没有保证，即使实施了审计，也失去了审计的本来意义。因此，“有效性假设”的确立为实施有效审计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也进一步巩固了“独立性假设”的地位。
以上五项假设相互联系，结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整个审计与实务的基本前提与条件。“责任关系假设”确立了审计存在的基本前提；“正当怀疑假设”解释了审计直接原因；“可确认假设”提供了实施各种审计手段的基本依据；“独立性假设”确立了审计的本质特征；而“有效性假设”则是实施有效审计的坚强后盾。
效益审计
审计在实现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两个根本转变”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帮助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最重要的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没有健全有效的审计手段，两个根本转变的完成是不可能的。两个根本转变的共同核心是效益问题，由此决定了经济效益审计在促进两个根本转变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两个根本转变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效益审计在其中的作用，应当对效益审计的和重点作出必要的扩充和调整，即应当建立并实施“利润目标导向审计”和“投资报酬率导向审计”相结合的新型效益审计，并促进审计重点由财务向效益的转变。在财务审计中应当把企业经营成果（利润）和投资报酬率同时予以披露，并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情况重点予以关注。
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权
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权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随着国有企业审计环境的变化，它又似乎成了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审计环境主要由经济因素、民主因素、因素、文化因素和审计职业因素等构成。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应该拥有审计权，其基本依据在于：①国际审计惯例的要求；②保证和促进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需要；③国家审计与审计固有差异所决定：④充分的法律支持。国家审计如何实现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权，笔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选择思路，即：①国家审计应把国有企业审计作为重点来关注；②通过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在国有企业审计上的职责权限，使两种审计协调配合，共同强化对国有企业的审计权；③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划分国家审计和社会审计对国有企业审计权的实施范围；④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审计的重点逐渐由财务合法性和合规性转向效益性，建立并实施“利润目标导向审计”和“投资报酬率导向审计”相结合的新型效益审计；⑤积极稳妥地推进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企业制度与现代审计的关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既定方向。现代审计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建立基础的一致性——财产（资源）的委托受托经营。以法人财产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财产（资源）委托受托经营关系基础上的。在此种关系中，委托人是财产的终极或原本利益所有者，而受托人是作为企业法定代表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决策者；委托人作为出资者对企业财产拥有终极所有权，而受托人作为经管者则对出资者投入的资本（财产）拥有法人产权，即独立运作的经营权。
现代与现代审计也是建立在财产（资源）委托受托经营关系上的。此种关系即会计、审计理论上所谓的受托经济责任关系(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即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此种关系中，委托人将其财产（资源）托付给受托人并赋予其相应的行为指令（示）、报酬和权力；受托人接受委托并对其承担特定的经济责任（如管好用好受托财产）。对现代企业而言，此种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实际上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法人财产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基本要求的逻辑延伸。
篇11
一、国内学者关于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结构的观点
（一）构建基本理论结构逻辑起点的观点
黎仁华（2009）认为，研究法务会计的理论结构必须首先设计法务会计的目标，并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张苏彤（2006）认为，西方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以目标作为研究的起点，用于指导所有其他项目的研究，并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这种思路在法务会计当中仍然适用。万宇洵、胡巍（2005）认为，以法务会计目标与环境的结合作为逻辑起点，将其置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由其决定和影响该理论结构的其他要素。李丽莉（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应当以法务会计本质（即法务会计的本质属性和它的职能）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论述了以此作为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理由。
（二）构建基本理论结构的观点
金（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法务会计的理论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提出问题，即明确法务会计是什么。第二，问题的分解。分析法务会计的目标、法务会计假设、法务会计证据原则、法务会计的相关制度。第三，问题的检验。法务会计报告什么？信息质量？法务会计的结果，必须与法务会计的目标相对照。
李丽莉（2007）认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框架应分为两个层次，即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基本理论至少应包括法务会计相关概念、目标、假设、法务会计的范围以及报告等内容。法务会计的应用理论主要对法务会计法律责任以及法务会计工作规范进行研究。
黎仁华（2009）认为，在确立了行为目标的基础上，依照法务会计的理论要素与结构框架的逻辑关系构建法务会计的理论结构，其结构框架由法务会计环境系统、法务会计决定系统、法务会计保证系统、法务会计运行系统所构成，并论述了该理论框架的逻辑关系。
刘仲文、谢玉爽（2009）认为，我国可以参考英美法务会计概念框架，根据国情建立中国法务会计概念框架。具体来说，可以借鉴其广义法务会计概念，包括诉讼协助和会计调查两部分。其内容包括：法务会计主体、服务对象、应用领域、常见业务分类、常用方法和技术工具、法务会计报告六部分。
盖地（2001）认为，法务会计的理论结构应当包括法务会计的含义、概念、目标、程序和原则、方法、范围以及法务会计报告几个部分。
王保平、陈红英（2001）认为，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结构应当包括法务会计的职业特性、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赵晓丽（2004）认为，司法会计鉴定的理论结构，从司法会计鉴定的涵义、司法会计鉴定的模式、司法会计鉴定的主体、司法会计鉴定的依据标准和证据、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程序和报告等方面构建。
（三）对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结构研究的评价
从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多数人在研究基本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和结构内容上，参照会计理论结构的模式来进行设计，尚未真正体现司法会计鉴定的本质特征及其逻辑关系。
有学者认为要将“基本理论结构”的构建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由此提出，第一，明确司法会计鉴定的内涵；第二，提出“目标”、“假设”、“证据原则”、“相关制度”；第三，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检验――“关于报告和信息质量”。这样建立的理论结构有实践基础，且能指导实际工作。有学者将理论体系框架分为两个层次，即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笔者比较认同以上观点。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发现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司法会计鉴定本质和规律性的基础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基础理论，并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应用理论，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指导实践。
也有学者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提出“理论结构的逻辑框架”，并且将“目标”作为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但没有论述为什么要以“目标”作为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也没有具体探讨基本理论框架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基本理论框架的内容包括：概念、目标、程序和原则、方法、范围以及报告；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职业特性、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以上观点考虑了构成理论框架各要素的逻辑结构，有其合理性，但未对理论框架的内容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仅仅是在面上探讨，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由此可知，学者们对于基本理论框架如何搭建，目前也没有形成较一致的观点。
二、国外法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现状
（一）以法务会计应用理论的研究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对法务会计的研究是随着会计人员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这一现象的大量发生而产生的。科纳斯・W・罗宾逊（KennethW.Robinson）（1952）总结了注册会计师在诉讼支持中有两个作用：一是在检查证人时就与会计技巧相关的问题向出庭辩护律师提供建议；二是为法庭或陪审团澄清会计上的争议。②马克斯・路易（Max Lourie）（1953）提出了“法务会计”的概念，分析了法务会计的讨论范围、领域，法务会计人员在审判前的准备、可能遇到的问题、提供的相关证据等等。弗朗西斯・C・迪克曼和罗纳德・普莱斯（Francis C Dykeman，Ronard Press）（1982）出版了《法务会计：作为专家证人的会计师》。该书从诉讼过程中提供专家证人服务的会计师的视角概括了法务会计的司法程序，以及会计人员在不同阶段的角色。
法务会计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务会计研究加强了对舞弊现象的经济理论和查处技巧的探索。G.杰克.波罗格纳和罗伯特.J.林得奎斯特1997年再版的《舞弊审计和法务会计：新工具和技巧》主要论述了调查、侦破和预防白领阶层舞弊、雇员舞弊、会计舞弊、证券舞弊、破产舞弊、计算机舞弊等经济犯罪行为的技术方法，并整理出大量的案例以及重要的法律规定，以说明舞弊的手段及其识别方法，其目的是运用会计、审计和调查技术来侦破财务舞弊和解决财务犯罪的问题。
波提那・K・彼得森和大卫・R・博恩赫尔（Botina K Peterson & David R. Barnhill）（2003）针对1993年Daubert诉Merrell Dow制药公司案以后法务会计人员在法庭上的专家证言所面临的挑战出发，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了当代美国的法务会计人员作证时所面临的挑战，并且提供了应对指南以及应当遵守的准则。波比・沃加、金・卡普里奥提和瑟斯・C・安德森（Bobby Waldrup，Kim Capriotti & Seth C.Anderson）（2004）分析了法务会计人员在法庭上的角色和任务，总结了法务会计人员在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通用的五个步骤――明确问题并且量化目标、选择衡量目标的一般标准、系统的净化数据、将资料与标准相比较、得出结论。
从美国《法务会计》（Journal of Forensic Accounting）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可看出，美国的法务会计着重实务研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技术和方法的研究。
（二）对国外法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评价
从国外法务会计的研究现状可知，国外对法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非常少，更倾向于实务方面的探讨，特别是对实务中的舞弊审计技术方法、财务调查方法进行探讨；更多是从案例的角度，关注热点问题和技术解决方案。可见，在法务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实用主义思想和实际案例对其应用理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缺乏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对其法务会计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构建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理论结构
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研究中，很多学者把目光放在单个的理论结构要素上，或者是简单地组合单个要素，系统、完整地进行研究的则很少。本课题组试图构建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理论结构，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对于一个理论体系而言，其逻辑起点的选择决定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不同的逻辑起点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理论结构，而且逻辑起点的正确与否也决定着整个理论体系是否能够成立。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指构建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结构所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最抽象的范畴，是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结构最原始的出发点。
对于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框架逻辑起点的选择，若单独以目标作为起点有可能使理论结构研究带上更多的主观色彩而偏离所处的客观环境，单独以环境作为起点又难免在构建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客观环境而丧失主观灵动性。③若以“目标+环境”作为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司法会计鉴定的目标会随着不同时期复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既然“目标”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就不能以其作为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否则，理论体系就会发生变化或调整，难免会出现司法会计鉴定行为规范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问题，建立司法会计鉴定理论体系的目的也就达不到。笔者认为，逻辑起点应具有持久稳定性，并且能够反映事物变化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应该考察司法会计鉴定活动的历史起点。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过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探讨司法会计鉴定的起源，找到其本质特征，也就找到了逻辑起点。因此，本文从司法会计鉴定的涵义入手探讨其本质，以司法会计鉴定本质作为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
（二）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的构成要素
在总结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规律时，在了解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实际工作的基础上，从理论的普适性出发，关注其共性和规律性，使理论具备客观真理性、全面性、系统性、实践性等特征。笔者认为，我国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理论的构成要素为：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目标、假设、原则、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和方法、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以及相关制度。
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理论结构研究，以司法会计鉴定本质作为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分析司法会计鉴定是什么，界定司法会计鉴定的内涵及本质，这样才能界定合理的研究范围；在司法会计鉴定的合理范围内确定其目标，使理论不偏离实践；司法会计鉴定生存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需要设定一定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司法会计鉴定的假设；司法会计鉴定原则是约束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的行为。因此，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目标、假设、原则构建成基础理论；司法会计鉴定证据、司法会计鉴定准则、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和方法、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以及相关制度构成应用理论。
【参考文献】
［1］ 金.论我国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构建及在诉讼支持中的运用［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2］ 黎仁华，付国民.从系统论角度论法务会计理论结构框架的构建［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
［3］ 张苏彤.论法务会计的目标、假设与对象［J］.会计之友，2006（1）.
［4］ 盖地，张敬峰.法务会计研究评述［J］.会计研究，2003（5）.
［5］ 李丽莉.法务会计理论体系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6］ 刘仲文，谢玉爽.借鉴英美法务会计构建中国法务会计概念框架［J］.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9（5）.
［7］ 赵晓丽.司法会计鉴定的理论结构初探［J］.河北法学，2004（11）.
篇12
在问了这一问题之后，经济学家就不再是经济学家。因为他追问的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这一问题要求经济学以外的解答。
韦伯，是一位经济学家――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他解答了我们的问题：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它是一套社会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和新闻，独立的会计、统计，审计、独立的执法和官僚制度等等，它们有一个名字，就是“支撑系统”――supporting systems――注意，system是复数。
韦伯说，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有效运行，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支撑系统的有效性。所谓“独立”，首先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其次是独立运行从而超越人情与利益关系的规则和程序。
于是我们的问题转化为：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市场”？言外之意，在一个韦伯所谓“非西方社会”里――那里几乎没有西方的宗教传统和政治传统，也没有与西方历史相应的支撑系统的历史，因此没有支撑系统――什么是“市场”？
也是面对西方的社会理论问题，奈特写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至少对阿罗这样的经济学家影响很大――《竞争伦理》，这本文集在阿罗的博士论文中多次被引用，并且直接导致了阿罗的博士论文《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后者包含了今天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内容，所以其影响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此时立宪选择和公共政策的理论根据对大众和政府而言都显得特别重要，简直可以说“越来越大”，至少是“方兴未艾”。
现实中的市场，既要求韦伯所说的支撑系统，又要求奈特所说的伦理和情感方式。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两者都缺乏，如果不是都没有的话。那么，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什么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理论中的“市场”，经济学家喜欢完全竞争模型，虽然它很抽象，但它为他们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生活提供了或许是最方便的参照系。现实情境（不论它是否可以称为“市场”）越是接近这一参照系，自由市场经济学就越有参照价值。
如果现实情境与理论情境之间有重要差异，那么，经济学家愿意做如下两类事情：（1）在完全竞争模型里增加适当复杂的因素，使它接近被考察的现实情境。所以，经典理论可以有许多版本；（2）提出政策建议，改善现实情境中的经济生活，使它接近完全竞争模型所提供的理论情境。所以，经济学家通过寻找和落实帕累托改善对现实情境有所贡献。
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是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是一个同时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经济学家在每一次提出政策建议或政策批评时，都应将他们习惯了的理论的市场与现实中的市场相比较。仅当这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建议或批评才可能是正确的。
事实上，作为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训练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们很容易忽视中国市场的历史特殊性，我们很容易将“市场”当作一个抽象的经济形态，把它想像成在任何现实情境中都是有效率的。
此刻，常识特别重要。只有基于常识，经济学家群体才可能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经济学。――注意，我说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符合西方社会实在的经济学。
按照我们的观察，最近若干年来，在中国的公共政策领域，大众与经济学家群体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意见冲突，很大程度上，确实应归咎于我们经济学家日益习惯于将理论情境中的市场混同于现实情境中的市场，从而提出了相当多的不属于中国社会实在的政策建议和批评。
篇13
所谓的地方政府绩效审计主要指对政府及其部门管理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效率性、经济想、效果性进行一定的审查。经济性主要指节省投入，审查和评价的重点通常包含财政资源配置、公共经济决策、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等等方面的节约性和合理性。具体来讲，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审查和评价公共经济决策效益
1.决策依据的审计。地方政府绩效审查决策的依据通常包含相应的可行性调查报告、专家的论证、方案的评估等等，检查的重点内容是相应决策事项是否经过了比较认真细致的可行性调查研究，相应可行性调查报告是否委托了具有一定资质的机构进行专家论证；决策事项的必要性，一旦投入资金，将会获得多大的回报；决策事项的条件是否充分，有没有缺乏相应条件下盲目进行决策的问题等等。
2.专家的资质审计。进行专家资质审计的重要内容就是委托论证的机构是否拥有相应能力，同执行者、决策者、管理者间是否有一些利益关系；能否充分、科学、合理地论证决策事项。
3.审计民主决策。进行民主决策审查的工作重点为明确重大的经济决策是否真正做到了公开透明，项目目标是否十分明确，投资的方向能否符合我国相应的产业政策；确定方案的时候是否经过了民主讨论及集体决定；决策事项例如可行性报告、项目建议书、投资预算等等是否符合相应的审批程序。
4.审计择优方案的结果。在此项工作中，一定要明确最终的方案能否符合我国相应的法规及政策，对最新的科研成果及社会研究成果是否进行了有效利用，最终方案当中需要的物力、财力、人力等等资源条件是否得到许可，有没有基本具备或者落实，如果尽最大努力能不能实现，达没达到决策中要遵照的准则等等。
5.审计决策的效益。所谓的决策效益也就是决策事项组织实施之后，能否为经济社会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二、设计并评价公共财产资源配置的效益
1.审计公共财政收入的总量。一般情况下，此项审查和评价的内容包含财政收入的合法性、真实性、征收财政收入成本、财政收入结构等等。审查财政收入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的时候，工作人员要重点审查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是否是依法征管的，有没有应收尽收，政府征收的各类财政收入有没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有没有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当中等等。而对财政收入结构的审点则为分析并计算当期的公共财政收入的总量以及增减状况、占GDP的比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减状况、地方可支配的财力和增减状况、各种经济成分财政收入的结构占财政总量的比例和增减状况等等。对征收财政收入的成本审点则为财政收入成本支出和增减状况。
2.设计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益。此项工作的重点就是财政支出结构，着重检查地方政府有没有按照公共财政服从及服务公共政策原则进行办事；有没有根据我国规定的公共财政预算优先领域安排公共财政支出。相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分析并计算地方政府财政总支出占GDP比例以及增减状况，当期的公共物品支出的总额占当期的财政支出的总额比例和增减状况、各个有效安排的项目支出数量占政府当期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及增减变化、当期的财政支出的效率以及增减情况、当期财政支出的贡献率及增减变化等等。
3.审计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效益。该项审计工作的重点包含转移支付、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等。对部门预算进行审查的主要内容就是地方政府是否明确地划分了各部门职责，有没有建立完善科学的预算标准定额体系，从而使得部门进行细化预算的时候有据可依。对转移支付的审点为是否符合相应的公共财政支出的要求，形式上有没有规范，能否符合相应公共服务均衡化原则。对政府采购审查的主要内容为地方政府的采购组织管理监督有没有到位，采购方法及程序是不是符合了相应的规定及要求，有没有实现相应的采购政策及目标等等。审查国库集中支付的主要内容为查看国库统一支付内控制度有没有得到健全，有没有有效执行国库的统一支付制度，国库统一支付网络系统能否有效运行，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等等。
三、审计和评价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效益
1.审计人力资源规划及聘用管理。此项工作的主要内容包含定员定编、机构的设置、任职的资格、岗位职务的标准、各类人员数量及结构。工作人员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有没有任人唯亲、因人设岗、人浮于事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会造成严重的工作效率低、机构臃肿、行政成本高等问题。
2.审计人力资源的使用及开发管理。此项工作的重点内容为绩效考核、人力资源的使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激励机制、行政领导素质等等。对于人力资源的使用，应重点审查职务的调整、职务的安置、职务的轮换、职务的扩大、岗位的竞争轮换、淘汰、晋升等等机制。对绩效考核的审查内容则为考核标准、内容、方式、结果能否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具体明确。对激励机制的审查，则要将重点放在精神及物质激励的手段、方法、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挖掘人才的内在潜力，能否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发工作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审查内容则为查看相应人力资源的培训计划能否使用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有没有按照相应的计划进行人力资源培训、培训的质量及效果有没有达到相应的目的及要求等等。
地方政府绩效的审计工作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当地政府的公共事业发展及政府的办事质量和效率。因而相应的审计人员在进行地方政府绩效审计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相应的政策法规，有效审查政府的各项工作内容，从而促进政府服务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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